旅美30年的大陆小说家曹冠龙，去年出版小说《红杜鹃》，以黑色幽默笔法描写毛泽东与后毛时代的中国荒诞现实，获本届书展大奖。昨天台北国际书展开幕举办颁奖典礼，曹冠龙专程从美来台领奖，他感嘆：「对付中国的怪诞，不能不用极端的语言来写！」

曹冠龙是书展大奖举办7届以来第一位获得小说类奖的大陆作者，顶着光头、身材魁梧的他豪迈健谈，说话像唱戏一样表情丰富、手势挥舞。他首度来台，认为台湾幸运「没落入共產党手中」，直指当今中国危机重重，「物质主义挂帅，人欲横流、没有理想、污染严重断送大好河山，这已经不是我的祖国。」但笔下仍心繫祖国，他摇头嘆：「我对中国就是藕断丝连，想忘又忘不了。」

曹冠龙1945年生于江西，汽车专校毕业后在汽车公司工作，1970年代末开始发表创作，被誉为大陆伤痕文学的颠峰，1987年为逃离高压政治环境，在美国汉学家引荐下赴美，获波士顿艺术学院硕士，主修雕塑。

去国近30年，他自认是失根的人，感觉很飘浮，「对美国没归属感，回到家乡上海，只觉被高楼大厦包围很恐怖，所以写作是我最大的抒发和疗癒。」但他至今仅出版3部着作，包括1993年在台出版的自传式小说《阁楼上下》、2009年的长篇小说《沉》。

新作《红杜鹃》收录3部以中南海为背景的系列中篇小说，时间横跨1950年代至今，戏仿古今人物，在现实基础上描写毛泽东等政治人物的行径对话，充满夸张讽刺。

他表示从小受母亲教导古典文学的薰陶，就算写长篇小说也讲究音韵平仄，总是把句子念了又念改了又改，他笑说连在邮局、超市看到英文标语都会不自禁朗读，但中文音韵之美非其他语言能及，自豪：「我的小说语言很美，不像当代中国小说只说故事，把语言传统都丢了！」

相较于对祖国的纠结情感，他坦言对美国也充满矛盾，既推崇其民主自由又憎恶美国铺张浪费的生活方式，身为环保主义者的他自豪30年来没买过新衣服，展示身上的二手西装说：「只要5元美金！」平时他不用冷暖气、在市场专买瑕疵农產品，虽是从穷困童年养成的节俭，他高声说：「没有这些物质虚荣，才是真正的自由！」

(中国时报)

曹冠龙

曹冠龙，旅美作家。1964年毕业于上海汽车专科学校，任汽车公司职工学校教师。1983年起脱产创作。1987年赴美国留学。

1991年毕业于密特勃莱学院后，攻读波士顿艺术学院硕士学位，主修雕塑。1993年毕业后在美国某公司任设计人员，业余从事文学、摄影和版画创作。1979年初发表《三个教授》（由三个独立的短篇小说《火》、《锁》、《猫》构成），此后陆续发表中短篇小说《母》、《树皮》、《麻雀》、《积土》、《床》、《大人们不知道的事情》、《浴室》、《蛇》、《煤》、《门》，电影文学剧本《亚当·帕克逊》（合作）等。出版长篇小说《阁楼上下》、《沉》。

我的忘年交:从墙头“冒出”的作家曹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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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新琪

  

《上海文学》月刊1964年曾改名为《收获》,这是借用了早在1960年就停刊的老《收获》刊名。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收获》又停刊了。后来,编辑部所有工作人员均随上海作家协会一起被“砸烂”,离开了巨鹿路675号,有的下厂、下乡、到中学任教,有的留在干校继续修补地球等待安排。
我是1972年从五七干校去华东师大“回炉”半年,加上个“工农兵学员”的头衔,分配到徐汇区一所小小的中学任教的。
“文革”结束了!1977年,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5周年座谈会。会后,由钟望阳先生出来抓文学艺术组织工作的恢复和文学刊物的出版,《上海文学》也在积极筹备复刊。由于怕被说成是“黑线回潮”,不敢用原名,用了《上海文艺》的刊名,1979年1月才恢复《上海文学》原名。
1977年9月,我从中学调回了编辑部,直到1988年退休。
1977年,正是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时期。“文革”前的作者队伍早已散失。复刊后,我们一面走访、联系老作家,向他们约稿,一面到高校中文系组织文学爱好者座谈,到工厂的工会联系发掘文学新人。这些工作确实有成效,我们很快有了一支很有实力的作者队伍,不少作者还通过稿件联系和我成了忘年交。

上海的曹冠龙成为我们的作者,却是非常奇特的。
记得那是1979年2月的一天,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位同学来谈稿子,闲聊中他告诉我,在复旦大学校门口的墙头上,贴了一组“教授三部曲”的文章,作者是上海汽车修理四厂的……
编辑部的老王说,他也看到了这一组文章,这作者过去曾有诗歌寄给他,可没有用过。他和这位作者有联系。
其实在1979年岁末,上海市区街头就出现过一些“墙头文学”,我也曾到淮海路上去看过,但那时没看到写教授的文章。
实际上,复旦大学校门口墙上的这一组文章,作者在二月初已寄到编辑部,按日轮班审读自由来稿的资深编辑老李已读到了这一组作品。这是在总题为《三个教授》下的《猫》、《火》、《锁》三个短篇。作者是上海汽车修理四厂的曹冠龙。老李选了其中的《锁》送终审。由于复旦同学的介绍,引起编辑部特别的关注。
三月初,终审通过,老李作了精心整理加工后发排。拿到初校样后,老李写信通知作者曹冠龙来看校样。
3月14日下午四时前,作者曹冠龙到了编辑部。
这是位身材魁梧挺拔的青年人,他戴一副玳瑁框的近视镜,穿着整洁,举止儒雅。在他身上,既无受宠若惊的惶恐相,又无趾高气扬的狂态。
老李接待了他,拿出初校样,把自己对作品的看法和修改意见都对他说了,同时告诉他,这篇文章将在即将出版的四月号上刊出。表面上看,编辑与作者间很融洽。

由于我分工联系上海地区的作者,所以我在他们谈完以后,也走过去和曹冠龙交谈。我要了他的最方便的联系地址以便以后联系。他给了我他的单位电话。他说,校样想带回去再看看。他走了。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也就是3月15日星期四,这是我每周一天下生活的日子。傍晚,编辑部领导骑着自行车气冲冲地来到我家,他说今天曹冠龙到编辑部来大吵,曹冠龙的这篇小说影响了我们刊物的准时出版,要抽掉!……
我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但心里很不是滋味,好不容易发现一位上海的文学新人,稿子怎么又要抽掉呢?
16日一早,我到编辑部才听说,曹冠龙15日自说自话地跑到印刷厂去改他的文章,编辑部抓发行的同志去盯印刷厂要准时开印,得知有人还在排版车间改版,根本不能上机。这一下,曹冠龙改稿影响刊物正常出版的事立即像颗炸弹在编辑部炸开了。编辑部立即去电叫停止改稿,抽掉此文,另补一篇相同字数的稿子。作者曹冠龙便来到编辑部大吵。
因当时我不在场,所以不知到底吵些什么。等曹冠龙来到编辑部,我首先向他了解头一天的情况。
他告诉我,14日他回家看了校样,对编辑所作的修改不完全同意,想恢复原文,所以15日一早他就赶到编辑部想和编辑提出他的意见,不想我们都不在。他想拉年轻的编辑一起去印刷厂改稿,遭到婉拒,他就急急忙忙自己去了……他说,他从来没有发表过文章,不知道有哪些规矩……他说得非常坦率、诚恳,从他镜片后面清澈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他的真诚。一说到稿子内容,他还是坚持己见,拿出了头天晚上连夜写的一封信,详细地阐述了他的创作意图,以及为什么要恢复原文的理由。
说实话,我当时基本上是同意他的某些提法的。我最早在《收获》当编辑时,主编一直强调“文责自负”,强调要尊重作家的劳动,对新老作者一视同仁,编辑不妄改作者的作品,如对作品有意见,要提议作者自己改。这与《上海文学》的编辑思想有很大不同,我能理解他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