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淘汰组织结构图了



2017年1月09日


    
    希尔：金字塔般的组织结构图已经过时，但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变革的主要障碍不再是组织结构图，而是其中的人。 
       
                       若干年前，英国《金融时报》出于季节性慈善募捐的目的，向公众拍卖同旗下记者共进午餐的机会，有人想出一个巧妙的广告点子，把“拍卖品”做成一棵圣诞树上的装饰：总编辑位于树顶，其他撰稿人悬挂在下面的树枝上。
    
    我觉得没有哪个组织能把内部等级关系比这更直观、更花哨地公诸于众。不过，多数组织都有个没那么喜庆的等级体系图：组织结构图，老板位于顶部，下属按职位高低和上下级关系降次分布其下。
    
    我问过少数几个人事主管，他们中有一半认为组织结构图是一种让人不自在的束缚、人们讨厌遵循它们规定的责任义务、它们会妨碍同事们更轻松自如地交往，或者这三种弊端组织结构图全占。The Ready是一家帮助劳埃德银行(Lloyds Bank)、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等企业实现结构与文化转型的公司，其创始人亚伦•迪南(Aaron Dignan)将组织结构图称为人力资源的“肮脏秘密”。它们总是伴随着“附加说明它们不是真的”。
    
    而我询问的另外半数HR却说，组织结构图明确了公司业务是如何运作的。它们是很重要的一个工具，说明团队成员的角色和身份。它们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信息”。一位HR说组织结构图是她们公司阅读量最多的联机文档。
    
    即便在过去人人都关注权力金字塔时，这种图也很难反映出企业的真实情况。老旧的图例充满了空缺的职位，表明制图者们难以紧跟变化。
    
    如今，员工流动加快，组织结构图是命令与控制工作方式的遗产，以往在那种工作模式中，信息总是通过固定渠道传递，从你上司的上司，下达到你的上司，再到你，如此反复。
    
    而现在并不需要这样。在许多组织结构图中，令人生畏的“用虚线表示的上下级关系”已经说明事情绝不像图表显示的那么简单。
    
    历史学家凯特琳•罗森塔尔(Caitlin Rosenthal)曾写道，世界上第一张组织结构图——1855年出自纽约伊利铁路公司(New York and Erie Railroad)——它出人意料地先进。它似乎是有机的，而非出自谁人之手，而且它还颠覆了人们关于自上而下的权力的设想。它将日常的管辖权交予部门的主管们，他们“掌握着最佳的运营数据，更贴近实际业务，并且······是解决路线持续效率低下的不二人选”。
    
    为探索新的管理方式，激进的思想家们研究了椋鸟群和黏菌释放的物质，发现两者在协同运动时都不存在正规的等级划分。他们在商业领域也做了实验。他们研究了亚马逊(Amazon)旗下鞋类零售商Zappos的转型——该公司采取了“合弄制”(Holacracy)的自我管理体系——以及在爱立信(Ericsson)和微软(Microsoft)这样历史悠久的公司中那些自主团队的发展。
    
    然而，虽然摧毁组织结构图也许是促成这种转型的一个有效方式，但如果它使员工无从得知同事们各自的职责则会令情况变得更糟。企业的成长需要一定的结构——而且迟早有人会想了解这一结构。
    
    更好的办法是制作一些图片来说明团队是如何运作的。斯坦福大学商学院(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的琳德丽德•格里尔(Lindred Greer)说她的MBA学生们常说，当见到组织结构图上那些职位比他们高的人能力不济时，他们是多么沮丧。她建议采用一种维恩图式的图表，在上面即使团队的基层成员也有控制的子集。“重要的是他们在一些领域可以自己拿主意，”她说。
    来源：FT /博讯

可怕！“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




2017年1月05日

    
    来源：网络 作者：姚治邦
       
                       核心提示：红卫兵崛起后，就将青少年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所谓“红五类”，是指出身于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家庭的子女。而“黑五类”，是指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家庭的子女。不属于这两类的则称为“红外围”，顾名思义是红卫兵的外围组织，是红五类团结的对象和助手。
    
    北京的红卫兵来到武汉煽风点火、搞大串联。他们把北京极左的经验带来了武汉。当时，他们带来了一幅触目惊心的对联，明目张胆地鼓吹“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黑五类的子女被称为狗崽子，谁家是黑五类，谁家就该抄家。
    
    有一天，长江工大宿舍区贴出了“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这幅不堪入目的对联，横批是“鬼见愁”，污蔑我们学校招收了许多出身不好的学生。北京和外校的红卫兵煞有介事地控诉旧教育制度如何包庇黑五类子女，把红五类子女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场上除了谩骂、口号以外，毫无道理可言。在这昏天黑地的年代，出身不好的青少年都会感到大难临头，好像乌云笼罩了天空，大多敢怒而不敢言。盛平章同学胆子比较大，写了一幅这样的对联回敬北京的红卫兵：“妖风大有我们除，王八多靠我们抓”，横批为“你们放心”。
    
    在文革“红色恐怖”的风潮中，最能触动人们灵魂，最能给出身不好的青少年心灵产生恐惧、留下烙痕的理论，恐怕就是“血统论”了。它像一架无情的阶级斗争的分拣机器，在每一个人的脸盘上刺上了阶级身份的印记。在那个讲究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早已畸形的家庭出身问题，又变本加厉地被抬了出来，说成是头等重大的事情，家庭出身成了革命或不革命的标准。那时候，在辩论会上发言，要先报出自己的出身；去医院看病，要填写家庭出身；到旅馆住宿，也要登记自己是什么出身，真是“出身压死人”。
    
    此时，不少红五类青少年纷纷穿上绿军装，腰间系一条用来打黑五类子女的军用皮带，欣喜若狂，威武四方。他们在武汉街头、学校校园高唱着宣扬血统论的造反歌：“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
    
    九月，造反派在武汉火车站的高音喇叭里广播：“我们这里不欢迎黑五类狗崽子！”在车站、码头，时常可以看到一些被押送回农村去的黑五类分子。
    
    长江工大的朱增同学，文革之初，先后碰到两件倒霉的事：一件是她串联到湖南大学，红卫兵要她说出自己的家庭出身，生性老实的朱增只能如实相告，后来被红卫兵押回武汉。另一件是有一次吃中饭，她把肥肉吐在地上，被一个来校串联的红卫兵发现，该红卫兵逼着朱增把地上的肉捡起来，吃下去，搞得她非常狼狈。后来食堂一位女师傅出来圆场说：“地上捡起来的肉，不卫生，我来把它洗一下，等下一顿热一下，再由朱增同学吃掉。”
    
    八月下旬，北京等地相继出现红卫兵或造反派打死人的大字报，公安部长谢富治竟然这样指示公安系统的干警：“好人打坏人活该”、“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主动提供管片内黑五类分子的情况”；也就是说，红卫兵或造反派如果把黑五类分子打死了，那是活该，公安部门对这样的打死人事件不予追究。
    
    当时，一个更为恐怖的消息传来，使我们惊惶失措、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后，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黑五类分子进行集体杀戮，宣布凡是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都要杀光斩绝，一个不留。从八月底开始，大兴县有十几个公社大开杀戒，其中以大辛庄公社的杀人最疯狂：这个公社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成为凶恶的杀人魔王，他亲自用铡刀铡杀了十六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被他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大辛庄公社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用绳子套在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的脖子上，连勒带拖，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惨无人道的公社及大队干部，在几天内先后杀害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三百多人，其中有二十多户被杀光，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令人发指的一大恶行。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成为威震中华大地的《纽伦堡法令》，它将革命政权镇压和专政的对象扩大到二十一种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刑满留场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兵、特务分子，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属。中央规定，这些人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不许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许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整个中国已处于一片疯狂的混乱之中。一年后，大兴血案又在湖南、广西等地重演。一些知情人向我讲述了发生在湖南大地上，集体杀戮黑五类分子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听得我毛骨悚然、好像世界末日真的来临一样。二十多年后，一些当事人和知情者也向公众揭露了这场极其残酷的反人类恶行的真相。
    
    湖南省道县原县委副书记熊丙恩，在一月夺权风暴后不久，表态支持“红联”，被“红联”捧为革命领导干部，成为集道县党政大权为一人的第一把手。这位熊大人认为：参加对立的一派“湘江风雷”的人，都是地富反坏右及其代理人，他们要推翻我们的红色政权。
    
    他以县文革领导小组的名义召集各地区和各公社党委负责人会议，提出将原来的“贫下中农协会”改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八月十日，熊丙恩在县委新楼召集各地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头头开会说：“地富反坏右以及二十一种人现在都活动起来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猖狂进攻，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杀人的问题是民主革命的补课。······农村杀人，只要贫下中农讨论通过就可以了。”
    
    于是在一场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道县的各公社瘟疫般地蔓延开来。湖南省道县各公社党委、人民武装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在“黑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就是反革命分子”、“杀反革命分子是天然合理的”理论指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集体进行大杀戮。道县的县城和农村，到处张贴着“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从一九六七年八月中旬号开始，历时两个月，全县采用枪杀、棍打、刀杀、炸死、活埋、沉水、丢岩洞、绳勒、火烧、摔死等多种残酷手段，活活杀死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四千多人，被迫自杀的有三百多人，真是惨不忍睹。大杀戮涉及全县三十六个公社、二千七百多户。
    
    耸人听闻的滥杀无辜也遍及道县所在的零陵地区，整个零陵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宁远县共杀掉黑五类分子一千多人，大杀戮的人数在全地区排名第二位。宁远县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召集晓睦塘大队干部开会，要求将黑五类分子杀光杀绝，不留隐患，斩草除根。于是，干部们将全大队地富及其家小共六十多人集中起来，统统推入地窖活埋，成为零陵地区大队一级的杀人冠军。零陵地区其余各县市也杀了几千人，被杀者的年龄，最大的有七十多岁，最小的仅十天，其中被杀的未成年人有八百多人。
    
    集体杀害黑五类和无辜平民的腥风血雨在湖南省各地迅速蔓延：江华县杀害了近九百人，江永县先后杀了三百多人，双牌县杀害了三百多人，祁阳县杀害了二百多人，永州市几天内杀掉一百六十余人，南山县杀害了一百四十多人，新田县有十八个公社召开了万人大会或杀人现场大会，四十天内先后杀掉六百多人。
    
    湖南省的这股集体杀人风，很快就刮到邻近的广西全州县。三江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在十月初召集的会议上煽动说：“湖南道县的黑五类分子要暴动，群众起来杀了一些黑五类分子，我县斜水公社也在开始行动了。”他主张：“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斩草除根，黑五类的子女一个也不留下，否则是个祸根。”从十月三日凌晨二时至下午三时，黄天辉带着民兵把地富分子及家人捆起来，押往黄瓜冲山上的万丈无底洞坑口；地富分子及家人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被杀气腾腾的民兵推下无底洞。这场丧心病狂的行动，集体杀害了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七十六人。其中地、富分子二十一人，地富子女五十五人；最惨的唐正伯一户被摔死九人，另有被迫上吊、投河自杀的各一人。
    
    广西灵山县竟然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地富阶级的社会”，文革期间共打死、逼死三千多人，其中地富及子女占二千多人。该县全家被杀绝的，粗略统计有五百多户。看到这些信息和数字，任何一个善良的人，都会在心灵深处受到强烈的震撼，这真是一场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梦！其滥杀无辜的疯狂和血腥的程度世所罕见，超过了当年的希特勒。
    
    黑五类分子及其家人，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是中国民众中最弱势的一类群体。他们既无罪、又无错。他们只求有口饭吃，从来没有更高的要求。他们总是夹着尾巴、小心翼翼、规规矩矩、苟且偷生地生存着。但是，他们总是成为每次政治运动中的替罪羊和被绞杀的对象，杀戮这群无辜的人，天理难容，罪不可恕，必将受到上帝的惩罚。杀人是极大的罪恶，动用国家武装力量杀人是极大的国家罪恶。
    
    一九六七年一月，北京的《中学生文革报》刊登了遇罗克的一篇长文“出身论”，它深深打动了我的心，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也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这篇文章立论严谨，事实充分，语言辛辣，它第一次大胆地对毛泽东的“血统论”提出了挑战；文章尖锐地指出，“反动血统论如此猖獗，这是社会主义时期一个奇怪的现象。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敢于站出来，大胆的抗议、强烈的控诉，实在是时代的耻辱。”
    
    “出身论”的论点是：一个人的社会影响远远大于家庭影响，况且家庭影响的好坏，也不依父母的政治地位而转移。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看一个人的好坏，看他的表现就可以了，无须再看他的出身。长期以来，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最深重，成为天生的“罪人”；平等是人类尊严的象征，不管出身好与不好，都应该有平等的权利。文章敢于冲破人们的思想禁锢，批判了长期存在的一种极左思想。“出身论”是共产党执政以来，出现的第一份人权宣言。由于“出身论”喊出了弱者的心声，中华大地广为转载，真是家喻户晓。
    
    https://mp.weixin.qq.com/cgi-bin/appmsg?t=media/appmsg_edit&action=edit&lang=zh_CN&token=1371026482&type=10&appmsgid=202010075&isMul=0  博讯

传“新黑五类”有4万人名单，各地方展开大抓捕




2016年12月19日


    
    作者：鱼很猛
    
    “黑五类”臭名昭著，是文革期间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的统称，当时“公安六条”文件公开明确，红卫兵打死黑五类可不被追究，估计有超过200万“黑五类分子”被虐杀，包括妇女儿童。
    
    “新黑五类”概念由中共党媒2012年提出，指“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五类群体在配合美国威胁国家安全（2012年7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袁鹏，《中国真正的挑战在哪里》）。这可以视为中共专制政权对公民觉醒和群体事件趋多的反应。据网传的周永康内部讲话，当时政法委已掌握全国200人异议领袖名单，但据匿名人士透露，层层汇总的实际名单可能高达40000人，且在动态更新，因周永康退休且随后被立案审查，该名单被搁置。
    
    但习核心在整肃军队和政法完成集权之后，各地又陆续展开大抓捕，显示当局对“新黑五类”的关注从未放松，不搞权斗，就斗群众。这是中共政权的本质决定。
    
    709事件，即是对维权律师群体的集中打击，被捕律师和助理超过15人，拘留传唤骚扰超过300人次。近期江天勇律师被强迫失踪，李金星律师被暂停执业，证明这一打击方向不会放松，即使三中全会口号是要“依法治国”。
    
    对地下宗教的打击，主要是家庭教会类，如拘捕贵州活石教会牧师仰华（李国志）。但近年蔓延扩散到正常公开宗教，如大规模的浙江拆十字架运动，抓捕浙江基督教协会会长牧师顾约瑟。需要注意的是，浙江主政者夏宝龙是习的嫡系，拆十字架运动应有获授意或默许。
    
    对异见人士的镇压，中共之前主要针对有组织颠覆活动，如浙江民主党等。但永康后庆丰更疯，将街头举牌网络表达类，也列入“颠覆”或“煽颠”以刑事重罪惩罚，而这类案在江胡时代，多是行政拘留了事。如对广州南方街头举牌的镇压，对摩的司机赵枫生重判，对街头举牌90后的黄文勋的重判，对90后新媒体人卢昱宇李婷玉的抓捕。
    
    对网络意见领袖即网络大V的打击，可以说是从“薛蛮子”开始的，无数大V大号的微博或微信被删帖禁言销号，严重的被嫖娼被抓捕。如，浦志强律师因七条微博被判三缓三，最新事件亦有对湖北刘艳丽、作家熊飞骏被抓捕。
    
    对弱势群体即访民群众（维权群体）的打击镇压，江胡之前一般是地方当局的隐秘行为，因不敢见光怕被上级问责，多用劳教或法制学习班之类实行监禁。但随着“新黑五类”理论的提出，北京当局以“寻衅滋事”和“扰乱公共秩序”口袋罪镇压维权访民，最高法杀夏俊峰杀贾敬龙的“以杀治国”，最高示范之后，再迟钝的地方官也学会了有样学样，用法律的名义、保卫政权的名义，打击弱势群众访民群体，既可邀功镇压“新黑五类”得力，又可阻止访民揭露地方的官商勾结侵权。
    
    可以预见，各地方的大抓捕将愈演愈烈，对类似周世锋、胡石根、屠夫吴淦这样有跨界联络能力的代表人士，更是打击重点。
    
    中国大陆2014、2015连续两年蝉联关押记者人数世界排名第一，2016年被土耳其超越，但关押律师人数排名，相信中国移居世界第一。打击“新黑五类”的“黑打运动”，开户了大陆八九后最黑暗的时期。
    
    补记：惊闻兄弟吴淦在狱中500多天，辗转闽京津三地，饱受北京公安安少东和天津第二看守所酷刑虐待，父亲徐孝顺亦被连坐关押，心如刀绞，望全世界关心人权和正义的人士，记住它们，盯住它们，绝不放过它们！
    
    （作者居新西兰）
    
    

中国社会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後果




2017年1月10日


    
    梁云祥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2017年新年前後，在跨越中国大地东西南北几千公里的大范围内持续出现了严重的雾霾天气，尤其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及其附近的几个省市范围内，连续多天雾霾数据测试爆表，整个城市犹如海市蜃楼一般，多处高速道路封闭，不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各种不便，而且还引起了一些呼吸道疾病。面对这种情形，虽然地方政府也采取了一些临时措施加以应对，但仍然没能阻挡公众的愤怒，各种谴责和调侃声四起。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一直将经济发展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发展，社会总财富大幅增加，目前已经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行列，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付出的重大代价之一就是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恶化，不但水资源和土壤资源已经大面积遭受污染，而且大气也正在被污染，雾霾已经成为近几年不断反覆出现的头号环境问题。
    
    至於为甚麽会出现如此严重和频繁的雾霾，作为社会治理中心的政府却至今也没有做出过明确的解释，只是某些地方政府做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释以及各种空泛的治理保证，比如有的说主要是因为工业污染，如发电燃煤等，还有的说主要是因为生活污染，如汽车尾气和稭秆燃烧等等，因此通过地方政府不时地也会采取一些限制某些工业生产或限制民众生活的措施，比如要求电厂安装脱硫装置或汽车限行等，但是似乎并没有解决问题，雾霾还是愈来愈严重。
    
    其实，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当然是造成严重雾霾天气的主要背景性原因，但并不意味着经济高速发展就一定要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不管是因为生产还是因为生活，都是因为这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过度粗放无序的发展，即一切为了经济一切为了GDP，不论企业还是个人均缺乏社会责任，为了经济和金钱不惜破坏自然资源。当然，中国政府并非没有制订保护环境的有关法律法规，也采取各种措施限制污染物的排放，并千方百计设法提高能源利用率，增加清洁能源以及加强监管等，但是一方面中国政府不但也亲自参与经济活动谋求经济利益，而且还出现大量腐败现象而导致监管不力，保护环境的众多法规得不到有效执行。
    
    其实，真要想彻底治理严重的雾霾似乎也不是没有可能，当中国政府有某些重大活动时就总是能够及时地控制雾霾天气的出现，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就曾出现了所谓的「奥运蓝」，2014年北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峰会期间也曾经出现了所谓的「APEC蓝」，以及2015年为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而举行阅兵期间也曾经出现了所谓的「阅兵蓝」等等，可见并非不可能治理。据眼下的一些调侃，首都的人们又在盼望着下一次的重大活动，即据说今年有可能出现一次所谓的「一带一路蓝」，因为在北京要计划召开一次「国际一带一路论坛」。当然，在这些重大活动的背後，其实都有对各种经济活动和人们生活的临时性限制，显然有些措施不可能长期采用，否则又会造成经济的衰退，同时也会引起民众的反对。
    
    总之，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已经日益尖锐，作为中国政府，必须尽快在这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否则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後果。其实，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後果已经开始显现，即很多人们对中国这片土地开始失去希望，对政府的治理能力也愈来愈不信任，已经导致有愈来愈多的人想要移民离开这个国家。当然，大部分中国人还只能留在这片土地上，然而持续的自然生态环境恶化肯定会引发更多的不满甚至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尤其如果由於生态环境恶化导致出现大规模的疾病流行，那麽就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反抗。
    
    来源：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