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運諜報風波--台灣國安密件外洩事件羅生門

曾慧燕

海外中國大陸民運圈長期以來諜影幢幢，抓「中共特務」之聲不絕於耳，近日卻傳出多名知名民運人士接受台灣軍情局資助充當「台灣間諜」，在海外民運圈和僑界掀起風波。台灣《中國時報》 5 月 27日披露北京當局釋出的台灣國安局和軍情局三份機密文件，指台灣長期資助大陸民運，並利用一些民運分子搜集情報。「密件」曝光後，台灣情治單位和被點名的民運人士，兩造均出面否認，事件頗有「羅生門」的意味。

5 月 28 日出版的北京《環球時報》，刊登題為《台灣當局資助王丹王軍濤等海外『民運』分子》的文章，以引用《中國時報》報導的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該報許多內容並未在時報刊出，而時報獲得的密件，是由大陸國家安全部提供。

台灣情治機構資助海外民運的傳聞，過去一度甚囂塵上，並大量充斥各網站和論壇，但由於這類文章多採用謾罵攻擊式語言，並採用「文革手法」無限上綱上線，許多人認為這是「網絡共特」造謠，「可信性極低」。

1985 年中共《人民日報》報導《中國之春》接受台灣情治機構資助，曾被中春創辦人王炳章告入美國法院指該報「誣蔑誹謗」，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現在北京當局主動釋出「截獲」的台灣軍情局密件，從公布的文件，涉及的人物、地點、時間和內容細節等，很容易令局外人信以為真。雖然台灣情治單位相關人士相繼否認，並指出文件的許多破綻，可信度有多高，見仁見智。對一些滿腔熱血投身民運事業及熱心支持大陸民主運動的人士來說，民運一旦成為「諜運」，是否預示著海外民運走向了窮途末路？這是他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台灣政府扶持民運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國民黨政府時代對王炳章的無條件支持。這次《中國時報》獲得的密件顯示，早在 1982 年，海外民運就和台灣情治部門扯上了關係。當時王炳章獲北京醫學院公派到加拿大留學後，不久即在美國紐約宣布「棄醫從運」創辦《中國之春》雜誌，推動「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引起了台灣情報局 (後改編為軍情局 )的注意，立即派人與王炳章取得直接聯繫。

密件顯示，台情報局在上報國安局核准後，決定與中春秘密合作，進行反共活動。為此，台灣特別成立了「移山專案」，每月資助中春3萬美元。1985年年底，王炳章連任「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中國民聯」）主席。台灣情報局每年向該組織提供 60 萬美元的活動經費，此外每月還發給王炳章 1000 美元的工資。

1989 年六四事件後，台灣政府透過「三民主義大同盟」安頓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出錢出力，冀望大陸的民主幼苗在海外生根，卻鬧出不少風波。「支持民運」的結果，除了少數幾個「民運領袖」獲得金錢資助外，換來的是海外民運的整體聲譽受損及以內部分裂為慘痛代價。台灣的「慷慨解囊」，不但未見海外民運隊伍發展壯大，反使華人同胞離民運越來越遠。

台灣傳媒較具體報導海外民運與台灣情治機構「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始於 2002 年 9 月 23 日，台灣《自由時報》大爆軍情局近廿年來出資兩億多新台幣資助海外民運刊物《中國之春》和《北京之春》。報導引述熱心支持大陸民運的台灣前立法委員錢達介紹，自1982 年起，台灣國民黨就透過情治單位提供經費給《中國之春》，民進黨執政後，為使海外民運的活動更符合新政府的意圖，決定將以前的「定額補助」改為「逐案審查」。陸委會副主委陳明通解釋，這樣做的目的是「錢要花在刀口上」。

民運受軍情局控制？

據披露，1994 年 6 月，胡家麒接任台灣軍情局長後，「乾脆把民運組織變成了搜集大陸情報的工具。」當時受軍情局控制的民運組織達17 個，遍布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和香港地區。

王炳章 2003 年 2 月被北京當局以台灣間諜罪及恐怖組織罪判處無期徒刑。被誘捕前，王炳章寫下《重建中華民國》一文，對台灣與民運的關係有詳細敘述。

他披露民進黨執政前，從李登輝時代開始，就走「情報路線」，意欲用有限的金錢將大陸民運變成「情報收集隊」和「情報彙集站」，收買大陸民運人士成為「情報分析員」。

1982 年 11 月 17 日，王炳章在紐約曼哈坦希爾頓酒店舉行記者會，宣布創辦《中國之春》，發動大陸民運。廿年來，歷經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三個時代。

他回憶，1983 年初，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蔣經國先生派代表來紐約秘密見他，表示願意與大陸民運誠心合作，推翻中共專制，民主統一中國。「記得蔣經國總統的代表說，合作的條件只有一個，就是絕對的保密。那時，連國府行政院長和國防部長都不知道國府與大陸民運間的合作關係。」王炳章說，蔣經國總統直接領導一個工作組，與中春配合運作。宋楚瑜曾經擔任過這個工作組的組長，直接向蔣經國總統負責。鑑於當時的特殊政治環境，他對蔣總統和國府代表提出了合作的「四項原則」：

一、獨立的原則。中春、大陸民運在政治上完全獨立。二、平等的原則。大陸民運與國民黨和國府之間，在互相尊重、平等的原則下合作。三、保密的原則。四、批評的原則。即對國民黨該批評的地方，照批不誤。這些原則，蔣經國都答應了。特別是批評國民黨一項，蔣經國回話說：「國民黨是有很多毛病嘛，應當批評。」

王炳章指出，在他主持中春和中國民聯期間，大陸民運與中華民國政府之間的關係，可用「一家人」來形容。彼此合作無間，包括「戰略與策略的制定」、「資訊的交流」和「財力支援」等。他舉例，當時台灣從大陸內部獲得資料，有一名中共國安部的人員滲透到了中春編輯部，台方立即將此消息通知王炳章。「中春編輯部核實後，便策略地採取了相應措施。」再如，倘若大陸民運某一個專案需要財力支援，只要打個招呼，沒幾天，指定帳號上就會收到「華僑人士」從歐洲、東南亞或南美洲匯來的資金。

兩岸不討好的悲劇人物

王炳章強調，當年國民黨、中華民國與大陸民運如此密切合作，大陸民運並沒有失去它的獨立性。但李登輝接掌國民黨和中華民國之後，台灣當局對大陸民運的政策逐步轉向，完全違背了蔣經國制訂的路線，走的是「情報路線」，為王炳章拒絕，所以雙方不再合作。王炳章在 1996 年和 1998 年兩次訪問台灣，向台灣當局力陳支持大陸內部民主派的重要性，希望恢復與大陸民運的合作。

「我對他們說：台灣安全的最大保障，不是花大錢買飛機、軍艦，不是花大錢做金錢外交，而是爭取大陸老百姓的民心，是與大陸民運結合，儘快結束中共專制統治。我建議台灣當局，根據目前大陸局勢發展，應建立與大陸內部民主力量的真誠合作，目標應非常明確──推翻中共的專政。為此，國府有必要資助一大批大陸內部的職業革命家。台灣朝野的反應，則是用各種藉口否決我的建議。」

王炳章在訪問台灣時，與台灣就支援大陸民運的經費問題有過一次談話。「那是台灣情治機構派來的。那位官員指出：現在，台灣與蔣經國時代不一樣了。希望大陸民運能夠正視這個現實。台灣國府現在給大陸民運的經費，只能以搞情報的理由來支出，作為一種情報交換。他說：『聽說您王博士在大陸有不少關係，您可以動員他們搞中共文件嘛。絕密的價最高，機密的其次，秘密的最低。中央一級的價錢較高，省市地方的較低。什麼文件什麼價，我們台灣只能以此來『幫助』你們大陸民運人士。」

王炳章說：「聽此一言，我氣得發抖。我不客氣地說：『我們有骨氣、有理想的大陸民運和大陸知識份子，是不可能充當特務的。對不起，這種交易，我不能做。我們大陸民運也有專門的人員收集有關資訊，用於制定戰略和策略的參考。如果你們有必要，我們可以在對等的基礎上，進行資訊交流，如此而已。』」他說：「在台灣當局『情報路線』的金錢利誘下，我不止一次地對台灣有關人員表示：『我們寧可餐風宿露，也不會出賣靈魂。』」

一位過去與王炳章過從甚密的民運人士說，王炳章這番說話擲地有聲，誰知後來大陸反以台諜罪重判他，真是命運弄人，由此可見他是個「兩岸不討好的悲劇人物」。而台灣當年對王予求予取，金錢使人腐敗，王炳章的功過是非，民運圈自有定論。

民運淪陷區不乏五種人

一位過去長期支持王炳章的熱心民運人士表示，民運隊伍缺乏有道德感召力和民主素養的領袖人物，一些人為了爭奪資源，將海外民運折騰得山頭林立，每逢選舉就分裂，每次的「大團結，大聯合」，都以內鬥分裂告終，使民運圈成為「淪陷區」。

他指出，有人戲稱民運隊伍不乏「五種人」，即有仇的 (被中共政治迫害苦大仇深 )、有癮的 (熱衷民運欲罷不能 )、有病的 (一種近乎病態的妄想迫害症 )、有任務的 (中共特務 )、有目的的 (為了申請政治庇護 )，使民運形象大受損害。當然，還有一種是真正懷有理想和信念的人，才使民運生生不息。

他本人原來一直抱著「傷心痛心不死心」的信念堅持從事民運，但近年他已淡出民運圈，他說「吃了別人的嘴軟，拿了別人的手軟」，個別民運人士接受台灣情治機構資助卻不幹實事，對那些長期在艱苦的環境下默默耕耘的民運人士並不公平。

現居舊金山灣區的老資格民運人士王希哲指出，他來美不久，在一次與王炳章的深談中，談到關於海外民運與台灣情治部門關係的看法。王炳章提到，蔣經國時期，台灣國民黨對海外民運的支援是大量而且不附加條件的。但自從李登輝上台後搞台獨，民進黨跟著就把對民運的政治支援逐步切斷了，慢慢變成了情報利用，王炳章對王希哲罵道：「給幾個小錢就要求把我們民運組織變成他們的情報分支機搆了。我當然不幹，他們就整我。」

當時王希哲贊成王炳章的原則立場。「但那時我對李登輝還不如炳章看的透，對李登輝還有幻想，考慮到他畢竟還是國民黨主席，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栽培的接班人，在大陸 (中共政權 )和台灣 (中華民國 )的內戰與統一的關係中，我們既然支援中華民國，當然也就應該支援中華民國的情治機關。」

王希哲說，陳水扁上台後，「我看清楚了李登輝的面目，看法就完全不同了」。他現在的看法是：一、海外民運應該如王炳章一樣旗幟鮮明地堅持反對台獨的立場；二、海外民運領導人和任何民運組織機構，不應再與台灣政府情治機關有任何牽扯，更不應接受它們附有任何情報收集條件的資助。

對於北京披露的有關王丹、王軍濤的「國安密件」，王希哲的看法是：「當然是假的。但假中也許有真，真中不少是假。」

假作真時真亦假

《北京之春》是這次密件事件的「要角」之一。北春總經理薛偉自身的一段經歷，正應了「假作真時真亦假，真作假時假亦真」這句頗富哲理的話。

薛偉相信王丹等人對「二王專案」並不知情，當事人也都作了否認。他研判：「稍有常識的人都可判斷，這應是中共勾結台灣安全部門的變節分子製造的產物。」

對於北京指王丹、胡平給民進黨副秘書長李應元寫信要求民進黨每年提供 10 萬 8000 美元一事，薛偉證實北京用的是「移花接木」的手法。實際情況是，寫信給李應元的是薛偉本人，而非王丹和胡平，寫信日期也不是今年 5 月 28 日，而是兩年多前。信是手書繁體，而非打字簡體。當時北春財務空前危機，薛偉去台北另覓財源。

薛偉說，由於他的父母輩中不乏國民政府要員，他在台灣政壇上有廣泛的人脈關係。「蔣緯國是我的乾爹，郝柏村、連戰是我尊敬的長輩。在民進黨高層中，我也有不少新知舊雨，如林義雄、邱義仁、林濁水、張俊宏和楊黃美幸等人。」

薛偉那次為了「北春旗幟不倒」的台北之行，給上述這些民進黨要員都寫了求助信，也寫了信給李遠哲和柏楊。當時有人建議他再寫一信給時任總統府副秘書長的李應元，對方並表示他們可代為轉交，因為他們與李應元熟悉，並讚揚李應元有國際觀，知識能力俱佳，且通情達理。

薛偉依言手寫一信請「兩位好朋友」代轉，但信的下落後來他沒有再過問。現在北京當局出示王丹和胡平寫給李應元的信，薛偉懷疑可能與他兩年多前寫的信有一定關係。因信中有些內容似曾相識，但現在被有心人加以「改裝變造」，由手寫繁體變成打字簡體，他的簽名變成王丹、胡平的名字 (打字 )，而且寫信的日期也更改了。

他指出，本來是他寫的親筆信，現在卻被北京當局硬栽到對此事並不知情的王丹、胡平頭上，顯示王丹等已被北京列為重點打擊的對象。

他認為，海外民運雖然在組織上不成氣候，但在輿論上卻占盡先機。「因為它代表了大多數中國老百姓的願望。而且這些年來，越來越多民運人士同情台灣，在民進黨政府中，支持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聲音也逐漸成為主流，中共為了打擊大陸民主運動和分化與台灣的關係，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拋出所謂密件。」

薛偉並證實台灣軍事情報局前局長（現任國安局長）薛石民所說，台灣情治機構一度有意利用海外大陸民運人士及北春搜集北京當局的情報，但未達目的，這正是台方停止資助北春的直接原因。

薛石民日前表示，外傳被北京安全部門截獲的台灣國安和軍情系統資助大陸民運人士的機密文件，「是某些被中止支援的民運人士挾怨報復所致。」薛偉認為，這種指責並不公平。他說，基於對台灣過去幫助過大陸民運的朋友的尊重和友誼，本來個人毀譽得失可以不計較，但由於此事在客觀效果上，對海外民運的大局和北春的形象造成「雪上加霜的打擊」。所以不得不澄清某些事實。

傻瓜才會損人不利己

他說，如果薛石民說的是事實，通常「挾怨報復」的一方，做的事情對自己有利才會去做，若損人不利己，除非是傻瓜才會去做。北春對過去從台灣方面無條件獲得的資助，只會心存感激，絕不會「挾怨報復」，更不會愚蠢到與中共配合及自毀形象。

作為經歷了從「中國之春」到「北京之春」時代的「兩朝民運元老」，薛偉說，早在中春創始人王炳章時代，台灣就意欲利用海外民運反共，並利用各種名義暗中資助中春和北春，在 2001 年前，他們一直不知情。因台灣方面是利用「中華自由民主基金會」的名義給他們捐款，沒有附加任何條件。對民運人士來說，只要是對促進推動中國大陸民主化有利的事情，他們歡迎各方捐款。

薛偉坦承：「作為中國之春和北京之春的總經理，我是與過去台灣捐款人聯繫最多的。早在八○年代，我就在紐約認識後來升任台灣軍情局副局長的翁衍慶中將，而且還是一起逛路邊攤、打口水戰的好朋友，但很久以後，我才知道他的真實身分，最初我一直以為他是一位關心中國命運的台商。直到他離開美國，我再度見到他已是數年之後，他與他的同事對海外民運大力推崇，後來我才了解在不知不覺中，結交了一位國府情治部門的要員。」

薛偉說，在翁衍慶出任副局長期間，雙方以誠相待，對海外民運和北春從沒有提出任何過份要求。但在軍情局易人後，2001 年，對方曾派代表與北春負責人商談協助台方從事情報蒐集。薛偉等人表示，他們的專業是辦雜誌，情治工作應由經過專門訓練的人員擔任，北春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力所不能及。一年後對方以北春在「蒐集大陸方面的情報沒有成果」為由停止資助。

他認為，軍情局停止資助海外民運和北春，「這是人事更迭和專業對口的因素造成。他們有他們的苦衷，硬要一個情治單位捐錢給無助自己業績的刊物，並不是很合理的事情。我對此不但能夠理解，而且充滿感激之情。朋友分手，好聚好散，不出惡言，這是起碼的道義。」

薛偉澄清，當時台方每年資助北春 30 萬元，這早已是「公開的秘密」，有案可查，但薛石民不知從何得出「軍情局當時一年撥給百餘萬美元的經費，相當可觀」的數字，比實際資助「誇大了好幾倍」。

台灣《聯合報》報導，薛石民當日決定中止資助北春時，曾質疑在北春三年刊物中，找不到「中華民國」和「台灣」的字眼，也沒提到台灣的民主成就。薛偉展示厚厚二百多頁從 2000 年 12 期中選出的北春複印件，說明僅是那一年，北春報導台灣民主成就的文章，就不下數十篇，達廿多萬字。

他強調，北春追求民主自由的宗旨不會因任何情況而改變，包括他在內的民運人士，都不願捲入台灣情治單位內部矛盾和鬥爭漩渦中，更不願成為台方內鬥的籌碼。作為北春的「管家」，他呼籲一切有識之士繼續支持大陸民主運動。「不要告訴我們，你屬於哪個黨派和團體，只要對我們說，你同情那些中國大陸的苦難同胞和為民主而不懈奮鬥的自由靈魂。」

「二王」成重點拉攏對象？

在密件事件中「榜上有名」的《北京之春》主筆胡平，被指在 1987年出任北美中國留學生政治學會會長時，「以他為首的一批人被列入台方『文正專案』，經費由專案補助。」現在哥倫比亞大學攻博士學位的王軍濤，則參加了「中國戰略研究所」，被台灣方面列入「致廣專案」。

王軍濤與現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的王丹都是台灣情治部門重點拉攏的對象。據指出，台灣國安局相當重視拉攏王丹、王軍濤的工作，為此專門設立了「二王專案」，由台灣海基會副秘書長顏萬進和國安會諮詢委員林佳龍負責相關工作。

密件提及，台灣當局把「收買的民運分子」作為情報員，並將他們分成不同的類型，其中「聘幹」是正式聘任的特工，負責進行全方位的情報搜集和民運推動工作；「聯幹」是專門負責交通聯絡的特工；「民幹」」是專門從事民運活動的人員；工作對象則是準備發展吸收的人員。例如，在台灣軍情局的檔案中，胡平也是「民幹」，化名「古月」，月薪 1000 美元。

密件顯示，台灣軍情局光是資助民運分子籌辦基金會、研究中心和研討會等，就花掉了三、四十萬美元；據估計，十多年的花費至少有500 萬美元。

台灣國安高層對外傳資助大陸民運的機密文件被北京截獲，說這些文件不是真的，而是大陸方面「一些小角色亂搞的花樣」。不過，密件提及台灣與民運人士的互動關係，國安高層不得不承認，其中「一小部分是真的」。

王丹、王軍濤就密件指稱「二王」「執行台灣國安局的工作計劃」一事，發表「關於政治陷害案的十點聲明」，除了否認相關指控、表示「深感震驚、不解和憤怒」外，還提出「願意按照國家司法調查程式接受司法訊問」，要求大陸有關司法機關立即立案調查，公開對質，時間地點方式由大陸方面決定。

「二王」在「十點聲明」中表示，他們將經由「中國司法觀察」向中國大陸有關機構提出控告。屆時將要求台灣有關媒體提供大陸情治機構如何介紹他們執行台灣國安局計劃的材料的證言。聲明宣稱，他們「從不與情治任何機構交往，更不會接受任何來自情治系統的支援或與其合作進行任何針對大陸的職業活動」。

「二王」指出，他們應邀在台灣的活動，主要是考察台灣民主化經驗，而且主要與台灣民間團體和有影響的個人來往。在與政府和政治組織的交往中，他們堅持「不介入針對大陸或惡化兩岸關係的敵對活動；在所有民間的和政府的交往中，堅持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尤其不附加關於統獨問題表態的政治條件」。

聲明指出，大陸情治機構此舉是故意炮製謠言陷害兩人，以達到政治目的，「這是一起政治陷害案件」。此間輿論一般認為，北京當局主動放消息給台灣媒體，目的是：一、藉此打擊海外民運和抹黑異議人士，指他們與台獨掛鉤，必將引起大陸民眾反感。王丹、王軍濤和美國近期關注最力的被北京當局以台諜罪判刑的美國 21 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楊建利等人，都是在海外形象較佳的異議人士，現在均被點名接受台灣情治機構資助，將會形象受損。二、利用台灣支持海外民運的文件，證明台灣插手干涉大陸事務，未來萬一兩岸發生戰爭，中共可以此為理由之一興師問罪，坐實台灣刻意與大陸為敵的罪名，強化民眾對台敵意，可謂一石二鳥。

事態向兩岸四地演變

密件事件曝光後，事態發展在兩岸四地向不同方向演變：

在台灣，這條消息成為熱門新聞，情治部門被迫跟傳媒澄清。民眾關注焦點則是如果這些文件是真的，那就代表國安局內部有嚴重洩密的漏洞，機密文件居然被北京截獲，並質疑民進黨在野時，曾杯葛當時的國民黨支持大陸民運，為何現在也轉而支持民運人士進行情報工作。

香港媒體關注重心是在六四 15 周年前夕，北京拋出密件，發動對海外民運的攻勢，是否試圖干擾紀念六四活動以抹黑港人民主偶像王丹等人。

北美僑界關注消息是否屬實？民運是否演變成為「諜運」？以及新聞炒作背後的內幕是什麼？

海內外民運圈則激烈爭論「二王」和北春等是否有必要接受台灣情治機構資助的道義合法性。

「二王」之一的王丹表示，他自去年接任《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時就宣布，今後不應再接受來自台灣與美國軍情機構的任何資助，也不接受秘密捐款，只接受公開捐款。目前北春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台灣民主基金會等捐款。

對於北京釋出「密件」，列舉北春向民進黨要求補助的印刷費、郵寄費等四項經費。王丹表示，這與北春向台灣民主基金會申請補助的項目雷同，「很可能是中共有關部門移花接木，希望造成民運和民進黨掛鉤的印象。」他說北春向「台灣民主基金會」申請補助的帳目是公開的，可以隨時接受公眾查核。因此，如果有人要指控民運組織接受台灣國安軍情部門的資助，就應負責任地公佈有關匯款、受款、帳號等具體證據。

王丹研判大陸國安部披露相關文件的動機，可能是因在「六四」事件15 周年前夕，他與王軍濤等人最近發起「回國權利運動」，並要求平反六四事件，而兩岸關係近來也轉趨複雜，北京當局有意運用一些經過變造的文件，指控他與民運組織拿台灣情治機構的錢，將他們打成「台灣間諜」。

自由知識分子變綠？

密件事件在海外民運圈和僑界掀起軒然大波。王希哲認為關鍵不在「密件」本身的真假，或是誰造的假，關鍵在民運組織、民運人物、「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與台灣各派力量的關係究竟是什麼？

王希哲指出，王炳章承認在蔣經國執政時期，民運拿中華民國政府的錢。「因為互相認同。民運認同中華民國，中華民國認同民運。拿的理直氣壯，光明正大，不必躲躲閃閃不承認。」

對於海外民運接受台灣情治機構金援一事，王希哲的看法是，《中國之春》前董事長徐邦泰曾公開聲稱中春沒拿過台灣一分錢，「事實證明是假話。」相較而言，王炳章不遮掩民運拿中華民國的錢，「該拿，不拿還不行。當年中共拿的是蘇俄外國人的錢，我們拿的是中國人自己的錢。」

王希哲說，有人認為中共炮製的「二王密件」與打擊六四紀念活動有關，他也認為有關，「但重要的是北京為對台備戰作統一輿論集聚人心的準備，必須打擊對國內外人心較易產生影響和混亂的王丹、王軍濤這類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親綠言論。」

他自言一直「旗幟鮮明的反對台獨」。「中國民運必須是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的結合，不可偏廢。」他完全信任王丹、王軍濤的人格，也相信他們是出於自由的理念，「決不是中共密件所能誣陷的。」不過，他對他們的「親綠言論」不以為然。他忠告說：「中國有個『瓜田李下』的成語，說的是要避嫌。既然你唱綠歌真是出於你『自由知識份子』獨立的見解，那就最好儘量少與台獨人物，台獨組織來往，不然人家一造個謠，你就百口莫辯！」

王希哲表示支持王丹的回國運動，「中共沒有理由不許任何中國公民回國。但我們能夠唱著綠歌回國嗎？」如此將會失去大陸民心，民運不能脫離群眾。

北京當局指王丹等人支持台獨。王丹說，對於台灣統獨的立場，他一貫的原則沒有改變，他期待兩岸的統一和中國的強大，他反對用武力的方式解決統一問題。他相信大陸民主化後，統一更有希望。他不可能支持台獨，他只是理性地對待兩岸關係，但不等於與支持台獨掛鉤。

他強調，「我在台灣的言行是作為一個旁觀者的立場，不存在支持那個台灣特定黨派的關係。我有興趣的是台灣的民主轉型及其大選的借鑑意義。」

王丹說，他的博士論文是以《台灣五○年代的白色恐怖》為題目，博士論文需要作大量的研究調查，所以他才經常去台灣，「希望外界不要把我的研究計畫與政治立場混為一談。」

王丹說，自從他 15 年前參加八九民運開始，北京當局與一些人對他的抹黑就從未停止。 1998 年來美後，互聯網上對他的攻擊更是無日無之，甚至刻意對他的私生活說三道四。「現在居然又開始指我為台諜。我深深知道，既上走上追求民主這條艱難的不歸路，就要面對當局的不實造謠抹黑。所謂『二王專案』，不過是當局一貫手法的一種翻新而已。當局可以一時欺騙所有人，也可以永遠欺騙少數人，但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人。只要我秉持『對得起良心，對得起歷史，對得起人民』的原則。我是無所畏懼的。」

王軍濤表示，自從他入讀哥大後，由於對他的導師承諾在完成學業前不介入其他活動，因此引起許多民運人士誤解，「說我與中共做交易有之，說我淡出民運有之，就是沒有人想到我會執行什麼台灣情治部門的職業計劃。」所以他對大陸國安部的指控感到「不可思議」。為了求得清白，他願意冒風險在必要時回大陸接受司法調查，以「戳穿政治陷害案的荒唐本質」。被問及對大陸民運接受台灣資助的看法時，王軍濤說，就原則而言，他認為接受台灣資助和支持不是問題，關鍵是不接受附加政治條件的支持。「只要促進大陸自由民主和全面發展，我們都應歡迎。台灣是骨肉同胞，為什麼要拒絕同胞對大陸進步的關心和支持？」

胡平指密件破綻百出

在密件事件中被指為「民幹」、「化名古月」的胡平說，幾份所謂台灣國安局密件，破綻百出。「我 5 月 10 日至 27 日都在歐洲，怎麼可能會和王丹在 5 月 23 日寫信給民進黨李應元？而且台灣早就實現民主，把人權與民主當作根本價值，台灣國安局怎麼會用『招牌』這種詞，密件中怎麼會寫『運用民主與人權之招牌』這種話？」

至於北京當局指胡平涉及情報工作，他說：「像我這樣的人，從國內到海外一直公開呼籲自由民主批判一黨專制，長期受到中共的監控，和國內任何人的交往都受到監視，連母親去世都不准回去探望，怎麼能利用大陸親友關係來進行情報搜集工作？」

胡平指出，「從事海外民運，當然要和國內保持密切聯繫，《北京之春》雜誌要送進國內，要發表國內作者文章，正因為我必須要和國內保持聯繫，我們又都知道我們的聯繫很有可能被中共監視，所以我們對於做什麼不做什麼都是很清楚的。」

他指出，這些年來，海外披露了很多中共絕密文件，例如六四真相，第三代第四代交接班內幕等等，都不是出自北京之春。「打破中共資訊封鎖，讓人民有知情權，這是完全正義的，只是我們無法做這些事。」他澄清，「我除了在我們雜誌發表小文章用過筆名外，從未用過什麼化名。」

有關海外民運與台灣情治機構的關係，他說早在八○年代，海外民運就得到過台灣的支援。當時大概是考慮到許多大陸留學生對中華民國和國民黨還有偏見，所以那時的支援是不公開的。「我本來也不知情，1988 年我當選中國民聯主席，在第一次開會募款就提出，不管國民黨共產黨，誰支援我們都歡迎。我們把銀行帳號公開，捐款人要是不肯透露身份，可以把錢直接寄到我們的帳號。這也保證了我們的財務開支接受監督。後來我才從側面瞭解到台灣方面的資助是來自政府，這表明中華民國對大陸民主化的關心，是完全正確的。現在，台灣的立法院通過成立了民主基金會，類似美國的民主基金會，這就更明朗了。」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民進黨美東黨部顧問、紐約亞洲民主基金會會長洪哲勝，近年來一直熱心參與海外大陸民運。他說雖然不能判斷國安密件的真偽，但他個人認為，中華民國政府資助海外大陸民運，「是大好事情」，不過他反對「黑箱作業」」，更反對台灣情治單位把大陸民運人士當作「情報人員」。他說現在民進黨執政，成立了「台灣民主基金會」，宗旨是建構全球民主網絡，凝集世界民主力量等，資助對象採用公開化、透明化的做法。

他以自身在海外從事台灣民主運動多年的經驗，建議大陸民運人士應借鑑他們成功的經驗，向熱心支持民運的僑胞尋求捐款。例如八萬吃了「人血饅頭」的六四綠卡大軍，如果每人每年拿出十元捐助民運，那就是 80 萬元，不知可以做多少事情了。他說當年台灣的黨外運動，從沒有向美國或日本政府伸過手，完全靠台灣鄉親捐款資助，但也成就了今天民進黨執政的大業。

洪哲勝說，許多民運人士都跟「吃民運飯」劃清界線，這種觀念是錯誤的。民運要取得成功，必須要有「職業革命家」，才能跟強大的中共政權作鬥爭。至於職業民運人士的經費來源，應在僑界和民運人士中間籌措，就像當年洪哲勝等人的經費也是源於自己人一樣。

他強調，海外民運要尋找適合自己生長紮根的土壤，不能脫離群眾，失去舞台和觀眾，就像「長不大的孩子」，凡事受制於人。必須牢記，「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原載世界周刊06-2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