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物價為什么越來越高？ ２、理財為什么越來越重要？ ３、牛市為什么難賺錢？

４、政府錢袋為什么越來越鼓？ ５、工薪階層手頭為什么越來越緊？　　

６、看病難看病貴為什么還在被抱怨？ ７、找工作為什么越來越難？　　

８、油荒為什么年年鬧？ ９、房價為什么節節高？　１０、創業者為什么越來越多？

１、物價為什么越來越高？

人為扭曲商品價格，和人為扭曲貨幣價格一樣，只能是費力不討好，自己狼狽不堪，整體經濟也深受其害

上周回北京公干兼探親，在家的第一頓晚飯吃下來，我也順道聽爸媽做了場物價形勢報告會，概括起來就一句話：柴米油鹽醬醋茶、蔬菜水果肉禽蛋，凡是吃的東西，無一不漲。


我爸粗算了筆賬，比起去年，每月在吃上要多花兩三百塊。


正是這多出來的兩三百，成了推高CPI的罪魁禍首。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報告，11月份居民消費價格(CPI)比去年同期上漲6.9％，創了10年來的紀錄。其中，單食品一項就讓CPI漲了6.2％，換句話說，CPI的九成漲幅由食品貢獻。


以食品的第一大類糧食為例，我們來看看市場需求和生產成本是如何在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的大背景下相互作用，將價格推向高處的。


聯合國糧農組織預測，2007年世界糧食產量將達21.2億噸，增長5.3％，創歷史最高水平。盡管如此，由于石油價格高漲，生物能源變得有利可圖，糧食除了傳統的食品飼料用途，還成了工業原料，需求陡然增加，產量只是略長，糧價自然上揚。


石油不僅是能源，還是化工原料，高油價向下游傳導，農機柴油、化肥、農膜等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也隨之上漲，增加了糧食的生產成本。


和糧食不同，國際原油價格不僅由供求關系決定，很大程度上，高油價是一個金融問題。因為原油交易以美元結算，這几年美元持續貶值，油價中虛胖的成分很大。對中國而言，本來可以通過本幣升值來對沖損失，比如油價從60美元一桶漲到90美元一桶，漲幅50％，但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如果從8︰1升值到6︰1，那對中國而言油價就只漲了12.5％。問題在于，中國經濟要靠出口拉動，本幣弱勢有利于出口，因此人民幣不能升值過快，升值不到位，就得承擔美元貶值所帶來的損失，比如高油價。


人民幣低估的另一個代價是國內的流動性過剩。因為龐大的貿易順差和資本順差所帶來的外匯都必須兌換成人民幣，其中相當部分又逃過了人民銀行的回收，這些憑空增加的“外匯人民幣”極大助長了國內的股市和樓市泡沫。


經濟是一個循環作用的有機體，城市房地產的繁榮，不可避免地影響到農村的地價，除了耕地承包費用上漲外，對城郊農民而言，種糧食還是“種房子”，更是一個現實的誘惑。


對農民而言，改變土地用途畢竟是件既費力又冒風險的事情，但改變自己的“用途”－－留村種地還是進城打工－－就容易多了。當一畝地忙活一年不如打工一天掙得錢多時，農村由“三八六零”部隊留守也就順理成章。而農村勞動力的短缺，又會導致農業生產的人工成本上升，發改委的調查顯示，今年農村雇工價格比去年高了將近20％。


以上種種，最后都要反映到城市農貿市場的零售價上，應該說，6.6％的糧價漲幅，已經是政府做了諸多努力之后的結果了。糧食是生產肉禽蛋奶和食用油的原料，上游的所有價格波動，都會向下游傳導，并且常常會被放大。


食品中，漲幅最大的是豬肉，暴漲了56％，三倍于食品的平均漲幅。個中原因，除了上文所述，還有一個特殊因素，就是豬瘟的大規模蔓延，有的養豬大省甚至出現了成片的無豬村。


食品是一種需求彈性很小的商品，人可三月無色，卻不可一日無食。正因為事關民生，每當食品價格大幅波動，政府總要出台一連串的限價令禁漲令，殊不知這是極其錯誤的做法。既然是市場經濟，就要讓價格引導資源配置，種糧養豬有利可圖了，就自然會有人去種糧養豬。政府可以啟動財政手段，為低收入群體發放物價補貼，但不可以扭曲商品價格，以至干擾市場信號。人為扭曲商品價格，和人為扭曲貨幣價格一樣，只能是費力不討好，自己狼狽不堪，整體經濟也深受其害。


如果刨掉食品，CPI就只剩下1％左右。這一點讓中央政府的多數財經官員都比較樂觀，標准的官方用語則是“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意思就是，CPI雖然已經比較高了，但還不是明顯的通貨膨脹。


學朮界對此的爭議就比較大，最讓人心里“咯噔”一下的觀點是：通貨膨脹的預期已經形成，全面通脹的跡象已經出現。


另一個讓人揪心的問題是，股市樓市的泡沫將如何影響CPI，用學朮語言講，就是消費價格與資產價格是種什么樣的互動關系？比如，在廣州，我所在的辦公樓與宿舍樓只隔著一條廣州大道，但兩座樓下的牛肉拉面價格就差了20％，因為大道兩邊的房價相差三到四成。這些零散的現象匯聚起來意味著什么？很遺憾，從央行行長到大學教授，沒人講得清這個問題。　


２、理財為什么越來越重要？　


□本報記者　舒眉　發自北京　　


中國社會致富的主旋律正在悄悄改變：以往人們習慣了通過誠實勞動、量入為出、勤儉節約慢慢地積累財富，現在人們發現擅于“理財”，也是分享中國經濟增長成果、實現財富增長的重要方式


有句話今年特別流行：“跑不過劉翔，但要跑過CPI(消費物價指數)。”這雖然是句玩笑話，但還是挺有道理。在一個通脹──哪怕只是“結構性通脹”──的年代，要使自己手中的錢，不像熱天的冰棍那樣融掉了，最起碼要跑贏CPI。假設今年1月，你把口袋里的錢存了定期一年的“整存整取”，那時一年期的“整存整取”利率還只有2.25％，扣掉20％的利息稅，只有1.8％的賬面投資回報，一年下來肯定跑不過CPI指標了，收益只能是負值。


對于這點，一個不做股票(只是把錢存在銀行或干脆藏在家里的人)或者做股票沒多少收獲的人，感受會更強烈一點﹔而一個從去年開始就介入股市、并分享了牛市成果的人，感受則可能會輕一點，甚至沒有感受。


換句話說，中國社會致富的主旋律正在悄悄改變：以往，人們習慣了通過誠實勞動、量入為出、勤儉節約慢慢地積累財富﹔現在不少人卻突然發現，原來除了勞動力這個要素外，其他要素──比如資本──對財富的增長也起著很大的作用。借助資本的“魔方”，財富的積累速度要超過單純依靠勞動的收入增長速度。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6年全國人均財產性收入增長速度已經是勞動收入增長速度的兩倍。其中，城鎮居民收入中，財產性收入這一項較上年大幅增加了26.5％，遠遠超過當年居民總收入10.4％的增幅。


當然“資本魔方”要能轉起來，其前提條件是有“資本”。過去人們總認為“錢生錢”離自己很遠──那只是富人的專利，但現在普通老百姓口袋里也有了“余錢”。預計到今年年底，中國居民的銀行存款余額(居民儲蓄中最主要的部分)將達到歷史性的18萬億元人民幣，這個數字相當于1980年400億元的450倍。這在過去很難想象。這也是為什么十七大報告首次提出要“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


理財為什么越來越重要，還在于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國家的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發育都已經上了個新台階，為居民的“余錢”尋找各種保值和增值的渠道提供了可能。人們原來只能選擇把余錢存入銀行或投資于國債等少數投資品種，但如今居民可以廣泛投資于股票、基金、期貨、外匯、黃金等多個領域。居民不僅可以投資國內市場還可以投資境外市場，不僅可以投資于金融市場還可以投資于房地產市場。


相信今年許多人都有這樣的感觸：那些較早把手中的錢投資于股市和房市的人，其財富都實現了几何級數的增長。


我有一個做貿易的朋友，其代理的產品出口銷售額高達數億元。他之前從來不炒股，也不談資本市場。今年這個朋友和我談起股票頭頭是道，他說：我一年掙個10％的利潤已經很高了，但買中一只股票几天時間就能讓我的投資翻倍。他說這話時，正是中國股市一路往上沖的時候，他未必料到現如今很多股票價格已被“攔腰截斷”。即便如此，這個朋友的話還是給人啟迪：借力資本市場讓財富快速增值，理“活財”甚至比掙“死錢”更重要。


雖然參與“理財”的未必是贏家──典型的是，今年雖然是大牛市，但不少投資者還虧了本，但不參與的一定是輸家。這就是那句老話：你不理財，財不理你。　　


３、牛市為什么難賺錢？　　


□本報記者　王小喬　發自北京　　


賺錢得憑技朮，講策略，還要有良好的心態。另外，你還得對咱們的股票市場還只是個學步孩子有足夠的心理預期。牛市難賺錢，難就難在這里　　


我們賺過錢嗎？


賺過。


多久？


好像有那么几個月。


那后來呢？


后來就是把賺到的錢一點點賠掉。


上個月，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欄目聯合新浪網做了個調查，結果暗合了一句股諺“七虧二平一賺”。


開始的時候，人人都是股神，從2000到3700點，指數一路上漲，個股全面開花，股民一買就發。


后來，有些事就發生了變化。自從“5﹒30”半夜里政府決定多收一點印花稅，指數打了個趔趄、仍然照常狂奔后，股民群體似乎就發生了分化：有的人爬起來拍拍屁股繼續去追時開始慢了半拍，有的人干脆就一蹶不振了。


沖到10月16日的6000點，指數也累了，跌跌撞撞回到5000點，這時几乎每個人手里都捏了一兩根雞肋，開始做股東，想賺錢是越來越難了。


是牛市不在了么？可回調了一個多月后，機構們又一個個理直氣壯地出來說繼續看好2008。


其實，整個股市就好比一只股票，先是主力資金不斷進入，迅速拉升股價﹔跟著是散戶資金蜂擁而入，接住一部分主力資金，股價趨于平穩﹔然后買方賣方開始博弈，股價進入震蕩波段﹔最后，資金逐漸獲利退出，股價下跌。


“5﹒30”之前的股市，靠著良好的基本面和前仆后繼、聽風就是雨的新股民，眾股同台競技，往往還越是ST漲得越多。聽消息也好，自己分析也好，你總體上肯定是賺的。


無奈，監管層出手了，機構也開始著急了，上個季度還是某只ST股的第一流通股東，下個季度就跑到某中字頭股的年報里去了。板塊和個股只能輪番登台──銀行、地產、鋼鐵、金屬……這時候，要是你有中1億大獎的福彩彩民的運氣，還能跟上每一輪的步伐，否則，恐怕是眼瞅著別人的板塊猛漲，憋了几天，忍不住去追，結果那個板塊馬上下跌，風水又輪到你剛賣的板塊上。高拋低吸，知易行難，多數股民的實踐下來，變成了追漲殺跌。


流動性過剩的當下，錢哪兒去了？打新股。


中國神華、中石油、中石化……三萬多億的資金，從二級市場提出來，在一級市場凍著了。可按照眼下的打新股制度，你得身家百萬才有把握中上一簽，不服氣的想再去二級市場買入上了市的新股，一不留神又被套了。


結果，連股指都開始回調，回調又再震蕩了，再想靠消息、靠運氣、頻繁換手，怕是“賠了交易費又折股”，賺錢自然越來越難。


換句話說，這一階段的牛市，賺錢得憑技朮，講策略，還要有良好的心態。先降低期望值，不要總拿以前做比較﹔再繼續學習交易技朮﹔還得嚴格遵守止損點、減少交易頻率之類的投資策略。


不幸的是咱們的股票市場還只是個學步的孩子。這個孩子的制度建設還很不完善、庄家還不少、內幕消息也經常亂飛、監管和司法處置缺位，以至于技朮也常常失靈，你得對這個也有些心理准備。


其實，本來散戶就比機構投資者劣勢得多：信息不對稱、技朮不對等、用自己的錢心態不夠好。美國股市經過兩百年的發展，個人投資者的比例已經越來越小，取而代之的是共同基金等機構投資者，但中國尚在起步。


怎么辦，先清倉一段時間苦修內功、看清形勢再殺回來么？


苦惱的是，手上的錢怎么辦？要炒港股，跟要看足本《色，戒》一樣，是要帶著人民幣從羅湖過一下關的﹔要炒房子，是要踩得准宏觀調控的步伐的﹔要買保險，是要分得清真假營銷員的。沒辦法，咱們還是繼續去踩准主力的舞步吧。　　


４、政府錢袋為什么越來越鼓？


□本報記者　鄧瑾　發自北京　　


最近几年，中國超常的GDP增速所帶來的好處，大頭都被政府拿走了，并且這種趨勢還在繼續　　


政府是真的越來越富了。就看兩個數字即可，一是財政收入的增幅，二是財政收入的超收。


先說增幅。今年我國財政收入預計將突破5萬億，同比增長接近30％，遠遠超過了今年GDP的增速。通常在經濟結構和稅收政策沒有大變動的情況下，財政收入增長應該與GDP增長大體同步，然而中國財政收入增幅遠超GDP增速的狀況已經保持了很多年。


再說超收。今年財政收入比年初預算的要多出7000億─8000億元，這令去年創新高的超收額(近4000億元)相形見絀。今年這筆多出來的錢已經多到連政府都不知道該怎么花。


政府越來越富，在中國快速擴大的GDP這張大餅中，財政收入占比也越來越高，不過與此同時，工資的比重卻越來越小。截至2005年，工資占GDP比重已經連續下降了15年。


政府有錢了，這直接體現在政府儲蓄上。2000─2003年，我國新增國民儲蓄中有近75％來自于政府部門，而居民儲蓄率則顯著下降。


一句話，中國超常的GDP增速所帶來的好處，大頭都被政府拿走了。是什么樣的體制導致政府與民爭利？


居民儲蓄率下降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居民收入相對停滯：居民勞動報酬占整個國民收入的比重由1992年的37％下降到2003年的33％﹔同期，居民的財產收入自1996年以來在絕對額上出現了停滯。


而政府儲蓄率上升，最主要是稅收收入不成比例地猛增。其次，政府部門公共支出較低，收支相抵后還有不少剩余，這又為政府投資提供了資金來源。政府越來越深地直接卷入投資和生產過程，因此收入提高很快。


另一方面，財政收入超收部分的支出迄今為止沒有受到監督和約束，基本上政府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因此政府會越來越追求超收，比如年初做預算時刻意把目標降低等，好讓自己的手頭更寬裕，花錢比較不受制約。簡單來說，就是國民收入的分配體系越來越向政府部門，而不是老百姓傾斜。


政府和企業的“自有資金”增多，意味著政府和企業投資受金融政策的影響就越小。目前，有超過50％的投資資金來自于“自籌資金”。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明年起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通過收緊信貸來控制投資，恐怕也很難有明顯效果。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不僅是對公平訴求的回應，而且還事關整個中國經濟增長的健康和可持續，這個想法正得到學界越來越多的認同。有學者還建議，公平收入分配應該成為宏觀經濟政策的核心。


調整正在進行。十七大報告就為提高百姓收入指明了未來政策著力的方向：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包括提高最低工資標准，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以及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等。


這是增加百姓的“收”，另一方面也強調要增加政府的“支”，即在社會保障及公共服務上的支出。


不過，這顯然還不夠。財政收入中超過95％來自稅收，正是稅收的高增長成就了財政收入的高增長，因此“減稅”也應該成為題中應有之義。


通常在經濟有了較好發展后，政府都會考慮以減稅的方式藏富于民，讓百姓更多分享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好處。可是當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候，我們好像已經習慣了無關痛癢的減稅，甚至加稅。而真正以“減稅”為政策目標的稅制改革，包括增值稅的轉型(縮小稅基)，遲遲沒有全面啟動。　　


５、工薪階層手頭為什么越來越緊？　　


口本報記者　黃小偉　發自北京　　


收入分配的不均衡造成財富向更富有的階層流動，加上醫療、教育、居住的過度支出，最終導致處于社會中間層的工薪族生存壓力越來越大　　


我的一個朋友，在一家國有控股的制造業企業任部門經理，不久前向我抱怨說，現在他越來越怕失去工作。原因是他發現自己有付不清的賬單，支出越來越多，而收入卻未見增加。


中國經濟連續二十几年高速發展，2007年也不例外，GDP增速鐵定超過11％，政府財政收入也有望超過5萬億元，而企業利潤在最近十年中年均增長則達到驚人的38.7％(2007年的利潤增幅為估算)。


但是個人收入這塊卻并不樂觀。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說，最近8年來，中國職工平均工資的漲幅都在兩位數以上，平均漲幅為12.9％，高于GDP的增長速度，但是在中國青年報社的另一項調查中卻有85.4％的人自稱工資漲幅不到12％，甚至有7.1％的人稱4年來工資“不漲反跌”。這項調查有來自29個省區的1604人參與。


為何中國社會的工薪階層──它是中國中產階層的主體──不能從快速的經濟增長中享受到更多的好處？


首要的原因是中國不均衡的收入分配體制。


從工資收入流向看，更多的財富流向了個別的收入群體。比如，目前，中國的電力、電信、石油、金融、煙草等壟斷行業共有職工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估算卻占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顯然，這些行業是工資增長的“蓄水池”，吸收了大部分“增長”。


即便在同一行業中，財富也更多流向了管理層。目前有些行業管理層和普通職工的收入差距達15倍，高的甚至達到了30多倍。因此即便是在壟斷行業，普通職工也沒有從這些“增長”中分得多少份額。


再從整個社會財富的分配來看，政府、企業和個人三者中，分配到個人的財富又明顯不及前兩者。目前，政府財政大約拿走了國民生產總值的35％，企業資本拿走了大約45％，個人拿走了剩下的大約20％。這是一個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結構。


另一方面，大多數工薪階層的支出又比以前多了很多，尤其在2007年物價上漲過猛的背景下。


由于政府在公共基礎服務──如教育、醫療等方面──投入的資金不足，居民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開銷很大。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項調查顯示，城鄉家庭人均年消費總支出中，醫療支出占11.8％，教育支出占10.6％(排除無教育支出戶后占18.2％)，遠高于交通通訊支出(7.4％)和衣著支出(6.3％)，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城鄉居民家庭醫療、教育支出負擔上升過快的問題。


為了調節貧富差距，中國進行了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但是這個制度設計卻讓中國的工薪階層成為最大的貢獻者。2007年上半年，中國個人所得稅收入猛增28.5％，達到了1678億元，成為全國稅收收入增長的主要來源之一。這些稅收主要來自中產家庭。個中原因，在于現有的起征點為1600元的個稅制度“是嚴密覆蓋工薪階層的”。由于收入代扣代繳，無論稅法規定要納多少稅，工薪階層基本上很難跑得掉。而另一面，由于手中握有無數企業，富豪們能將個人支出都計入企業成本，而不給自己開工資──由于沒有工資作為稅基，稅也就無從征起。


中產階層或者說工薪階層的日子難過并非中國獨有。最近調查發現，在美國的個人破產案中，中產階級竟高達92％。歐洲的中產經濟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在英國出現了“IPOD代”，即沒有安全感(Insecure)、壓力大(Pressured)、過重的稅負(Overtaxed)和高筑的債務(Debt－ridden)。日本的情況也與此類似。日本經濟學家大前研一提出了“M型社會”概念──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富者的財富快速攀升而中產階級因失去競爭力，卻淪落到中下階層。整個社會的財富分配，在中間這塊，忽然有了很大的缺口：跟“M”的字形一樣，整個世界分成了三塊，左邊的窮人變多，右邊的富人也變多，但是中間這塊，就忽然陷下去，然后不見了。


學者們普遍認為，中產階層(在中國其主體是工薪階層)是社會穩定的力量。而保護工薪階層的利益，需要政府加大對壟斷工資的規范力度，清理基于機會不均等下的潛規則收入，有效控制物價漲幅，對嚴重影響工資漲幅的住房、醫療、教育等領域，政府應該加大公共投入，讓這個階層乃至整個社會有基本保障。　

６、看病難看病貴為什么還在被抱怨？


□本報記者　趙小劍　發自北京　　


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至今仍無法解決。而很少有人意識到，看病難的關鍵在于解放醫生。看病貴則是因為國家財政投入過少，老百姓看病基本得靠自己的腰包　　


先說“看病難”，這是一個不能一概而論的判斷。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你去一、二級醫院看病，等候時間超不過10分鐘。很多時候進門就看。這些醫院的院長常常為門可羅雀而憂心忡忡。相反，你如果去北京協和醫院、同仁醫院等著名三甲醫院去看病，下午時光就可以看到為第二天看病排隊的病人、家屬或號販子，他們要在這里風餐露宿整整一夜。頂級專家的預約號黑市上賣到上千塊錢。


這說明什么？它說明醫療資源基本都集中在大城市大醫院。老百姓得了病在當地得不到有效治療或者不相信當地醫療機構，直奔大城市大醫院，從而讓這些醫院陷入門診的海洋中，它更說明，優秀醫生在人才市場是嚴重供不應求的。


按照最基本的市場規律和價值規律，一件產品和服務嚴重供不應求時理應出現的情況是價格升高，使價格不變或回落的方法是增加供給。


但是呢，在中國，醫療服務的價格是政府定死了的，不能動。所以“紅包”或稱“點名費”接踵而來。在我看來，“紅包”是什么呢？“紅包”是對于優秀醫生人力技朮資本未在醫療服務收費清單中體現出來的隱性價格。


可是，對待好醫生的醫療技朮這一稀缺產品時，政府采取的手法是什么呢？一是在全國范圍的醫療系統內展開了一場整風嚴厲、曠日持久、時至今日仍未結束的“反商業賄賂”運動。有些地方竟然演出不管醫生是否收了“紅包”，每月必須讓醫生交出數百元“賄賂款”，否則開除醫生的鬧劇。二是加大醫風醫德教育。


這種做法的效果是通過行政力量強行壓制、抹殺或者消滅醫生的真實勞務價格，從中傳遞出的政策希望是，醫生不是被稱作“白衣天使”嗎？最好是永遠不吃不喝的聖人或者是不管自己死活、只為病人服務的“活雷鋒”。


在運動的威懾下，好醫生既不愿意鋌而走險，也不愿意以大大低于自己勞動的真實價格為病人看病，干脆休息了！


接下來的情況是什么？就是好醫生開始退出醫療服務供給的平台，轉行從事其他行業﹔從醫學院校畢業的大學生從一開始就不愿意走上成為好醫生的艱苦道路，不做臨床醫生，或者早早出國。這些現象并不是我杜撰或假想出來的，而是正在發生的事實。


由于高質量的醫生在減少，醫療服務供不應求的狀況只會加劇。只有兩種人樂了──一是號販子，二是偽醫生。


“看病難的關鍵是解放醫生。”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助理兼協和公共衛生學院院長黃建始几天前對我這樣說。


事實的確如此。中國30年的改革歷程其實就是通過回歸價值規律實現對人的解放，人的解放包括人的技朮價值和尊嚴在社會體系中得以承認和實現。只有這樣，好醫生的產出才會越來越多，我們才有可能解開看病難的死結。


再說“看病貴”，這個原因也已經被反復提及──國家財政投入不足，几萬億的財政預算中，只有1000多億用于醫療支出。結果導致，中國城鄉居民應就診而未就診的比例由1993年的36.4％上升到2003年的48.9％﹔患者應住院而沒有住院的比例高達29.6％。更有近五成的住院患者主動提出提前出院﹔農民應住院而沒有住院的比例更是高達七成多。


好在，醫療保險體系擴大覆蓋面的改革試點已經先行一步。今年7月24日，國務院公布了《國務院關于開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根據文件要求，我國將在2010年全面推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


然而，問題是擴大醫保覆蓋面是否能使錢花得更有效率？關鍵是看社保部門能否起到“守門人”的作用，對于醫生給病人的檢查和處方進行核查和把關。這些還未能在醫改方案中得到肯定的答復。　　


７、找工作為什么越來越難？　　


□本報記者　吳晨光　發自北京　　


2008年，又將有大約560萬普通高校畢業生殺入就業市場──相當于近一百個集團軍的兵力，這個數字與2007年的相比，則多了12個集團軍。找工作難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供給大于需求的“過剩性失業”　　


打開郵箱，又是一份求職簡歷。可以說，此人實力不俗──男，風華正茂，法學本科＋新聞碩士，有實習經驗和作品。可他的要求很低──希望我幫他介紹到一張名不見經傳的三流報紙供職。說實話，即使在10年前，我揣著鋼鐵冶金專業的畢業証試圖進入新聞圈時，這張報紙也沒放在眼里。


這并不是說他多不自信。10年光景，今非昔比。盡管1997年的勞動力供求比也在100︰70左右，但那時候，本科畢業生還是香餑餑，現在基本算是大白菜。2008年，又將有大約560萬普通高校畢業生殺入就業市場──相當于近一百個集團軍的兵力，這個數字與2007年的相比，則多了12個集團軍。


有人大罵始于1997年的大學擴招，教育部馬上出來反駁。其中一個主要理由是，中國大學生的比例遠遠低于“美國等其他國家”。但他們沒有看到另一個事實(或許是不愿說？)，美國的高等教育發展了多少年，而中國又發展了多少年？美國大學生的增加，好比把鹽撒到水里，讓它一點點融化﹔中國高校的擴招，好比把海綿扔進水里，能吸多少吸多少，所以，才培養出不少水貨高校和水貨大學生──大學城拼命圈地，新聞、法律、經濟等熱門專業盲目上馬，拉出老師就來教課。遠的不說，就連我的母校──某著名鋼鐵學院，也竟然開設了新聞專業！


這些可憐的學生經過四年掙扎，慌慌張張加入了求職大軍。哪里來那么多“對口”的崗位呢？全國媒體就那么多，一個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就有約5萬人應聘。鋼院新聞系畢業？對不起，靠邊站。但這些小朋友又沒有經過技朮培訓，無法完成高級藍領的工作──其實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是嚴重缺乏高級技工的，所以出現了大學生過剩而“技工荒”的局面──這被勞動部的官員和專家們稱為“結構性失業”。


有人把大學生就業難歸結于他們的觀念問題──“寧要東部一張床，不要西部一套房”之類，純屬扯淡！南方周末調查表明，在西部一些高校招聘中，出現了“傳菜員”、“面點工”之類的職位，而大學生們依然趨之若鶩。這充分說明，難題早已不是僅僅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


于是，大學生占據了高中生、初中生的位置。那么高中生呢？回頭一看──暈死！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公布的數據說，今后几年，中國城鎮每年需要就業的人口都將超過2400萬人，而新增的就業崗位加上自然減員也只有1100萬個，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300萬。如果這些人排成長隊，間距1米，可以從北京排到紐約。盡管有一些人跑到街上當“走鬼”或者賣盜版碟，但這種隱性就業并不妨害“大局”。這就是國情，找工作難最重要的一個原因──供給大于需求的“過剩性失業”。


當然，也要辯証地看待就業難問題，因為已經出現了民工荒。這種風潮從珠三角刮起，蔓延至長三角，而后登陸江西、湖南，并有席卷內地之趨勢。學者調查得出一個結論，仍是“結構性失業”在作怪──農業稅全面取消和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導致更多農村剩余勞動力留在家鄉或擠入第三產業而拉大了制造業的勞動力缺口。另外，由于計划生育政策實行，1980年代前超生制造出的“人口紅利”──通俗解釋就是勞動力過剩帶來的經濟飛速增長──即將結束。但即使按照觀點提供者、中科院教授蔡舫的說法，至少也還要等7年，農村勞動力才能出現負增長。


但民工問題對那些迫切求職的城里人來說，只是一個小插曲。他們再降低門檻，也不可能混跡于建筑工地，去填補“年薪制”的民工的位置。


阻礙就業的還包括那些政府部門。據2004年經濟普查數據，工商、城管等各類政府部門從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身上收取的各種費用和罰款，大約在3000億元左右。如果按照兩萬元容納一個勞動力就業來計算，至少有1500萬個工作崗位“消失”了。


(實習生周華蕾、楊大正對本文有貢獻)　　


８、油荒為什么年年鬧？　　


□本報記者　曹海東　發自北京　　


沒有一整套機制的設計，油荒依舊會卷土重來　　


這很像一個競猜題目：每桶50美元、70美元、90美元，還是100美元？


從2005年以來，很多能源研究機構就在不斷競猜這個數據，然而事實每每讓他們不得不頻繁修正自己的數據。


這就是油價。三年前，“油荒”事件經媒體大肆報道之后，這個詞成了中國能源領域除電荒之外的另一個熱門詞匯。


這場油荒大戲的主角有國際炒家、中石油、中石化、民營加油站、地方政府、媒體、國家發改委等等。而演出的次序，一般是民營加油站出現無油可賣，高挂“無油”免戰牌，媒體將矛頭對准中石油、中石化──認為其壟斷油源，于是地方政府從中斡旋，但成效甚微，隨之油荒擴大且有席卷全國之勢，最后國家高層部門強勢介入。“油荒”，不僅僅是國際油價高漲所導致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石油從價格機制、油源開放以及期貨交易等設計上，明顯不是一整套機制。這種斷斷續續的機制設計彼此困擾，以至于在推出一項改革的同時不得不顧及其他方面。


要解決油荒的難題，首先涉及的就是石油價格機制改革。


目前，中國成品油的價格變化是由國家發改委掌控，其依據是當紐約、新加坡和鹿特丹三地成品油加權平均價格變動幅度超過8％之時，發改委重新確定國內成品油的零售基准價。


這種貌似和國際接軌的定價機制，在國際油價大漲的過程中，始終不敢真正運行──若按此機制施行，國內油價几乎要超過公眾的心理承受線。而這也是政府官員左顧右盼的一個重要原因之一。


官員們也意識到問題存在，他們似乎在尋找一個機會──在一個油價比較平穩的時候，與國際油價進行有效接軌。


但是，這個機會屢屢被錯過，且只有在最壞的時刻──油荒出現，才會再次引起各方注意。今年“兩會”期間，國家發改委的高層放出話來，他們已經在調整新的定價機制，但是，這句話的后半截──什么時間推出，始終沒了下文。


進入夏季，油荒再次席卷而來。人們此時不得不反復問這樣一個問題，油源壟斷能否放開？


油源壟斷問題從1998年石油市場重組以后，就一直伴隨著中國石油業界。似乎只要不提反壟斷，就沒法走到石油市場正常發展的道路上來。


從站在中國石油第一線的加油站來說，這種抱怨是有理由的，他們的同盟從石油市場整頓前占市場的80％－90％，降到現在要依靠兩大集團過日子的局面。


而也正是他們，最先感覺到油荒問題。其原因在這些企業看來，國家已經在法律上逐步賦予了兩大集團的油源壟斷權力，民營企業無法獲得正常油源供應。所以，在每次遇到油荒的時候，國家發改委都會迫不及待地通過政府手段要求兩大集團敞開供油、平抑油價，甚至要求提供原油給煉油廠，不許出口成品油。這種措施，在今年國際油價快要逼近100美元／桶的時候，異常明顯。


但是，上游價格上漲，而下游價格被政府控制不變，困擾中國石油市場的“批零倒挂”始終無法消失。反過來看，也正是由于兩大巨頭壟斷局面難以撼動，所以各種強有力的市場競爭者難以培養，油價改革也難以推進。


事實上，出現油荒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的用油企業無法真正參與到期貨交易中來。


要避免油荒，不僅僅是價格與國際接軌，更需要的是在交易規則上接軌。這種交易規則就是推動能源、金融的有效結合，建立期貨交易機制。


事實証明，以2006年為例，國航之所以能夠承受當年高油價的負擔，一個重要因素是他們早在2003年就通過長線的期貨交易予以鎖定。


讓用油的企業、單位參與到機制設計──期貨交易中來，顯然是增加國家石油軟儲備的一種方式，這也可以減少現貨市場的用量的需求，而這正是國際市場攻擊中國需求因素抬高油價的關鍵一點。


這些軟儲備再加上國家正在陸續興建的國家石油儲備庫──硬儲備，石油安全的確可以得到一定保障。　　


９、房價為什么節節高？　　


□本報記者　李紅兵　發自北京　　


貨幣泛濫、住房保障的歷史負債、不合理的供地制度，這三個原因造就了高房價　　


周末去小區對面的拉面館吃面，等面條端上桌，感覺變樣兒了：碗口又變大了，面條變多了，最主要的，是牛肉片又恢復了原先的厚度。上餐時隨意對伙計開了句玩笑：“你們老板終于良心發現了。”伙計的回答也挺實在：“這不是肉又好買了些嗎？總不能像你們住的房子，老那么難買。”


確實，相比吃肉，房子總是令人絕望。最近剛剛由社科院發布的2008年《經濟藍皮書》，還是在強調那一套讓耳朵已經聽起了老繭的理論：土地供應越來越緊，經濟仍在快速增長，城市化繼續加速，需求仍然有增無減……


經過几年房價飆升的體驗，這些道理已經成了婦孺皆知的“真理”。但老百姓還是不明白，房價為什么仍然越來越高？


其實，第一個原因仍然不得不歸結為“錢多”。由于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外部的熱錢持續涌進中國，中央政府不得不增加貨幣供應。既然錢多物少，資產變得越來越昂貴，不僅是房子，股票、黃金、大宗原材料都在漲價。


而第二個原因是，政府沒有盡到自己應盡的責任。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需要為城市低收入居民提供基本住房保障，但中國政府實際上自住房貨幣化改革以來，一直實行的是不成功的經濟適用房政策，沒有真正承擔起這個責任，因此，千軍萬馬一時都不得不涌向了商品房。好在，政府已經充分認識到這一點，今年8月發布的國務院24號文中就已正式提出：把住房保障列為政府公共職責，并納入政績考核。


第三個也是最關鍵的一個原因是供地制度的不合理。曾經有一度“地荒論”甚囂塵上。但實際上，中國并非真正缺少土地，而是因為土地的“水龍頭”一直掌握在政府手里，才制造出“地荒”的假象。


每到歲末年初，中國各城市都會推出所謂的來年土地供應計划。然而，這個計划是依據多長時間、多大數量、什么結構的市場需求來制定的？人們對此一無所知，完全由政府單邊的行政計划決定。而其根源，則在于中國各城市的土地完全由各城市地方政府所壟斷，無法構建一個真正競爭化的土地市場，因而也無法形成開發商在土地開發環節展開競爭的前提，最終無法實現住房市場和土地市場同時與市場接軌。


其結果是，即使是在市場化的“招拍挂”制度下，由于只有政府一家供應者，而土地是連片開發的，等于設置了門檻，參與“招拍挂”的只是有限的几家實力雄厚的開發商，形成不了充分競爭。他們拿到地后，一般不會將所有土地同時投入開發，“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因此，在土地供給制度不能市場化的前提下，增加土地供應量只會增加這些大開發商的土地儲備，而不一定會在同一時期內增加住房的有效供應量。如此一來，增加土地供應量也不一定能降低房價。


今年以來，小產權房的出現曾經給人們帶來了一絲希望。可以想象，如果小產權得到法律確認，那既可以使農民擁有本該屬于自己的土地收益權，又可以對城市房價帶來一定的影響。


但很快，小產權房被宣布禁止購買，這使土地供應主體多元化的可能重新變得渺茫起來。　　


１０、創業者為什么越來越多？　　


□本報記者　葛清　發自北京　　


早在1990年代的時候，人們要鼓足勇氣、經歷復雜的思想斗爭后，才敢冒險“下海”。但現在，很多人提到創業的時候，就像去散步一樣隨便。這樣的變化是怎么發生的呢？　


你相信嗎，在中國，六七個勞動力中就有一個是老板。


今年7月，北京市科技委和清華大學發布的“全球創業觀察中國報告”說，2006年中國創業指數(百名18到60歲的勞動力中參與創業的人數)是16.2％，全球排第六，跟世界公認的最具創新精神的美國不相上下。


即便如此，廣東、陝西等十多個省仍不滿足，今年還提出了“全民創業”的口號。


其實拋開這些統計數字，就在我身邊，每天都能聽到朋友們在談論創業的想法。早在1990年代的時候，人們要鼓足勇氣、經歷復雜的思想斗爭后，才敢冒險“下海”。但現在，很多人提到創業的時候，就像去散步一樣隨便。這樣的變化是怎么發生的呢？


前兩天，我到北京的一位教授家里做客，他已經退休，兩個孩子也各自開了公司。我很想知道他會怎么看待這個現象，就跟他討論起來：


“教授，為什么越來越多的人投身到全民創業的浪潮中去？”


“就業壓力越來越大，找不到工作就創業唄。所以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以創業帶動就業，也是為了緩解政府壓力。”“您是說失業的人太多，不得已被逼創業？”


“是啊，國企改制制造了大批下崗工人，高校擴招制造了大批無法就業的大學生，他們很多人就不得不創業，大部分是擠入了服務業。這也是產業發展趨勢，一、二產業發展成熟了，第三產業就會興起。”“照您這么說，全民創業其實并不是那么令人鼓舞的事？”


“不，你得看到創業機會越來越多了，而且創業環境也有了變化。中國在1980年代出現過農民創業熱，1990年代出現過官員下海熱，現在是信息網絡時代的創業熱。互聯網改變了人們的創業方式，為年輕人帶來了更多機會，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您剛才說到創業環境也起了變化？”


“嗯，你看看現在媒體天天在報道那些富豪的光輝事跡，這對人刺激太大了，憑什么他們那么有錢，還能穿著西服上電視，我為什么不能？同時這也意味著，如果我創造了財富，不會像過去一樣被清算，而是在法律上、社會認識層面上有了保障。另外，政府對微觀經濟的干預雖然仍然存在，但已經很難得到公眾的認可。民智開了，對政府就會有約束，這也為創業者創造了好的創業環境。”


“您說得有道理，但我還是不敢去創業。最近我有一些朋友去做了自由職業者，也有很多朋友去創業，我一直覺得他們太沖動，您說，他們難道就不怕創業失敗了找不到工作？”


“呵呵，看來你的腦筋比我還僵化。你的朋友肯定經過理性的思考才作出決定的。這跟我們國家單位體制的變化有關，改革開放前，人人從生到死都離不開單位，體制內單位壟斷了整個社會資源的分配。但現在呢，連事業單位都要進行全員聘用了，戶籍制度與社會保障制度也在不斷變革，大家可以有很多選擇。我相信你的朋友們都有自己特殊的人力資本，不用擔心他們到時候找不到工作。”“但創業也是需要資本的啊。中國的貧富差距在加大，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到更富有的人手里去了，很多底層階級的人想創業，但可能手里并沒多少錢啊。”


“天使投資就是靠富人來做的，富人如果想使自己的財富繼續增加，就必然會投資，也有可能支持創業者。大多數的創業者目前面臨最主要的問題不是起始資金，而是創業技能不夠，或者商業模式沒有設計好。”

南方新聞網

為什么貧窮的中國看起來更富有？ 2007/12/22

為什么貧窮的中國看起來更富有？ 由于中國可能畢竟沒有那么富裕，它就應該得到區別對待？這是在世界銀行得出中國經濟規模其實并不象早前估算的那么龐大后，人們所提出的中心問題之一。 紐約時報香港分社社長布雷沙(Keith Bradsher)12月21日撰寫的文章說，可以肯定的是，一些經濟學家質疑這個新結論是否比原來的更准確，但也有人認為，世界銀行所描繪出來的這幅中國更加貧窮的畫面，可能讓西方國家重新考慮其迫使中國改變匯率政策的努力。 世界銀行12月17日公布的初步統計，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146個國家的經濟進行了重新計算，它根據購買力平價(PPP)算法，得出了中國經濟規模比以往統計小40％的結論。 這種算法有助于解釋在深圳的出口商品工廠工作的中國工人，雖然每月只賺取100美元至250美元的工資，卻能如何做到收支平衡的。在中國有一樣東西很便宜－－食品，深圳的晚餐上的一大盤炒飯才只有50美分。 甚至象重慶這樣的內陸城市，它的時裝街上都能看到出售Burberry雨衣和其它奢侈品的專賣店，這些都是面向新崛起的中產階層的。但是，世界銀行的最新算法強調，在某種程度上，中國畢竟仍是一個貧窮的國家。 世界銀行警告說，它并沒有把這個最新計算數字作為一種貨幣價值的導向。但這個數字卻加強了中國的論點，既人民幣匯率并沒有被嚴重低估，也不需要讓其對西方傾向大幅上升。 哈佛大學的弗蘭克爾教授(Jeffrey Frankel)一直是擁護人民幣升值的最直言不諱的人。他曾引用世界銀行早前的購買力平價計算方法來証明自己的立場是正確的。不過，弗蘭克爾教授現在承認，世界銀行的新數字嚴重損毀了這個論點。“基于這些最新數字，我不得不收回來，”他說。 但弗蘭克爾教授同時還表示，許多其他的經濟指標表明，人民幣匯率被低估，并應該允許上升。他列舉了中國龐大的并日益增長的貿易盈余，還有其不斷上升的外匯儲備，以及對人民幣進一步升值(今年已經升值了5.9%)的市場投機，有跡象表明由于出口猛增，中國的經濟可能過熱。　 布雷沙的文章說，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中國分部主管在內的一些經濟學家，都質疑世界銀行是否在另一個方向和夸大中國價格方面走得太遠了。雖然他們描述這種概算是作為走向國際比較經濟體系的一個重要步驟，但這些專家指出，世界銀行把主要目光放在擁有大型出口產業的富裕的沿海省份。 按照舊的計算方式，中國的GDP有8.8萬億美元，占全球59萬億美元GDP的15%。而按照新版計算方式，中國經濟銳減四成，只剩下5.3萬億美元，占重新計算后55萬億美元全球GDP的大約10%。 世界銀行發現，中國的價格要比早前所假設的更接近世界水平。所以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們計算出，中國經濟的購買力平價也接近市場交換價值。甚至在修改這個數字后，用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仍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僅次于美國。按市場匯率計算，中國也緊追日本。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中國分部主管、現在康乃爾大學擔任貿易政策的資深教授普拉薩德(Eswar Prasad)形容說，世界銀行的計算是一個“英雄般的努力”。但普拉薩德對世界銀行如何計算中國城市與農村地區之間，以及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價格差異表示懷疑。 世界銀行所使用的數據，是亞洲銀行從中國國家統計局所獲得的數據，該統計是以中國提交的11座繁華城市的物價統計為基礎，廣大農村地區的物價并未包括在內，因此可能仍然不夠准確。 雖然世界銀行進行了一些調整，但普拉薩德教授仍質疑，最后的數字是否仍夸大了中國農村地區的價格。這會低估中國經濟的真實規模。“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比例突然小了許多的概念，應予以極大程度的謹慎考慮，”普拉薩德教授說。 不過，普拉薩德教授承認，世界銀行需要為中國更新其用購買力平價所算出的數字。因為世界銀行早前所計算出來的數字，一直是根據兩名中國經濟學家在1986年進行第一次計算所使用的價格，只是粗略更新了自此之后的通貨膨脹率。 布雷沙的文章指出，負責監督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瓦格爾(Frederic Vogel)表示，這個計算“是根據一個基本的假設，其來自11個行政地區的農村地區的價格，代表著中國的農村地區。”但瓦格爾指出，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主要是衡量城市地區的價格，而這種國際間的比較至今仍有效。 瓦格爾強調說，世界銀行充分意識到中國不同區域間的價格差異，要遠遠超過許多國家。瓦格爾表示，12月17日公布的數字只是一個初步結果，可能會在冬季進行進一步的修改。但瓦格爾隨后又補充說，“我們這次提供的數據真正形成了一個基准。” 文章最后說，要比世界銀行更有名的購買力平價計算是來自賓州大學，該校經濟學名譽教授、負責經濟統計的協調總監赫斯頓(Alan Heston)表示，該校為中國計算的數字要比世界銀行早前的數字略低一些，但遠遠高于世行的新數字。但赫斯頓教授謹慎地表示，該校正在檢查這個數字，而且還有可能調低一些。修改的估算將顯示，中國經濟至少要比世界銀行的最新數字要更大一些。 中國國家統計局12月20日拒絕對世界銀行的最新計算方法發表評論。但多年來北京方面一直爭論說，中國的經濟實力要比許多西方分析家所說所想的，都要更窮更弱一些。 紀軍編譯     分析：中國貪官屢禁不止原因何在 2007/12/22  分析：中國貪官屢禁不止原因何在 VOA齊之丰　中國官方新聞媒體報導，天津市原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李寶金星期四被判處死刑，罪名是受賄和挪用公款。批評者指出，中國執政黨和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屢禁不止，貪官越抓越多，越殺越多，但中國執政黨共產黨卻刻意回避中國現行政治制度方便貪官貪污腐敗的問題。 中國是全世界目前屈指可數的對貪污罪實行死刑的國家，中國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德不斷對貪污官員宣判死刑的國家。根據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定，河北滄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天津市原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李寶金貪污受賄案進行了審理，星期四宣判李寶金受賄和挪用公款罪罪名成立，判處李死刑，從而使被判處死刑的中國貪污官員的人數又增添了一個。 李寶金的死刑雖然是緩期兩年執行，但他被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近年來，中國當局不斷以這種世界罕見甚至是僅見的嚴酷刑法懲治當局所說的貪官。然而，中國的貪官卻層出不窮，前仆后繼，繼往開來，貪污的規模越來越大。中國執政黨共產黨紀律檢查機構在罷免貪官黨內職務的時候，總是強調那些貪官貪污是因為道德敗壞。 *也開始公開承認* 但中國國內外的批評者普遍指出，貪污腐敗行為在中國執政黨和政府官員當中盛行，顯然不是因為執政黨和政府專門網羅道德敗壞的人擔任官員，而是中國的現行一黨獨裁、大權獨攬的政治制度使人性當中惡得以不受制約的發揮。 中國作家田奇庄說，中國執政黨和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愈演愈烈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問題這種觀點，包括總理溫家寶在內的中國執政黨和政府領導人顯然現在也開始公開承認。他說：“實際上，溫家寶[總理]在今年年初的全國人大會議上也說出了一句，說是中國的腐敗是制度性問題。對這個問題，長期以來，我們的[執政]黨的領導一直是否認的。溫家寶終于提出來了，我覺得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但是，沒有下文。” 隨著中共將近三十年前開始推行沒有政治改革的經濟改革，中國執政黨和政府官員借用改革的名義對公眾強取豪奪，把國家和全民財產化公為私，引起中國公眾的強烈不滿和憤怒。中共最高領導層不得不承認貪污腐敗問題威脅執政黨的生存。然而，貪污腐敗在執政黨和政府內部已經制度化，貪官人數眾多，勢力巨大，以至于溫家寶總理的前任朱熔基在表示要堅決打擊貪官的同時，也表示給他自己留下一口棺材准備跟貪官同歸于盡。 *溫家寶詩“仰望星空”* 但是，批評者指出，朱熔基擔當總理的時期恰恰是中國貪污腐敗發展的大發展時期。溫家寶擔任總理之后，也多次提出反腐敗的問題。北京的憲政學者張祖樺說，溫家寶等中國執政黨和政府領導人顯然明白，公眾普遍痛恨的貪污腐敗問題是中國的現行的一黨專制的政治造成的，根本的出路在于政治改革。他說：“一到要動真格、要政治改革、要實行的民主、法治、憲政的時候，他們這些領導人又舉步不前了。用溫家寶作的事情來說，就只能是‘仰望星空’，不輔諸具體的實踐。” 張祖樺在這里所說的溫家寶‘仰望星空’的事情，是指早些時候，中國官方的報紙發表了溫家寶總理的一首題為“仰望星空”的詩歌。溫家寶在其中寫道：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樣庄嚴而聖潔﹔那凜然的正義，讓我充滿熱愛、感到敬畏 到目前為止，中國官方的新聞媒體沒有解釋，為什么溫家寶總理要仰望上天和星空，尋求庄嚴、聖潔、正義、真理。溫家寶所屬的中國共產黨公開宣言信奉無神論和唯物主義，不相信虛無飄渺的彼岸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