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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政治视野之光
       
                       今年1月20日，美国将举行4年一度的总统宣誓就职典礼。透过川普就任总统仪式，世界会再度见证里根总统称之为美国民主奇迹的政府权力的和平交接。
    
    这个奇迹的产生首先得益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得益于他的美德和谦逊，稳健和温和，以及不留恋权力的品行，特别得益于他的政治远见和智慧。华盛顿当年执政大权在握，威望如日中天，完全可以成为独裁君主，终身执政，但担任两届4年任期的总统后，他于1796年主动引退，以先例确立了总统任期制，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任期限制，创建一个不同于欧洲君主专制的民主共和政体。
    
    华盛顿离任前的最后一个公开活动是发表了7,641字的长篇告别演说，与后来人分享自己的执政经验和政治智慧，告诫美国人民维护联邦国家，警惕党派分立的危险，不要债台高筑，要保持外交独立不受外国势力的影响，从而保证美国的自由。
    
    从1862年以来的150余年中，美国参议院每年都要选定一位参议员，在议事大厅里高声诵读华盛顿告别演说，重温他的教诲。他的话至今仍然如警钟长鸣，值得人们深思和遵循。
    
    我们知道，1796年美国大选中，联邦党人亚当斯和民主共和党人杰斐逊分别当选为正副总统。1797年的3月4日，华盛顿，亚当斯和杰斐逊一起步入费城的国会大厅，亚当斯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仪式结束时，亚当斯退在一旁，让华盛顿率先离席；华盛顿停步，坚持让亚当斯和杰斐逊先行。他对亚当斯说，你现在是美国总统，我只是一个普通公民。随后，亚当斯领头，杰斐逊其次，华盛顿最后走出国会大厅，完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权力交接。这或许是人类政治史上第一次没有你死我活的争斗、在两个普通公民之间实现的权力转移，开启了美国权力和平交接的先河。
    
    美国先贤们三权分立的顶层设计也是创造这一奇迹的重要原因。这些国父们从欧洲专制制度带来的血腥灾难中洞察到“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规律，看到独裁者为争夺权力弑父杀兄、血腥暴力的丑恶现象，所以他们将权力分而化之，不集中在一个核心人物手中，并且通过相互制衡，真正将权力关进了笼子。
    
    权力不集中一个人手中的好处是，它不仅让国家领导人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而且也消除了其被人谋命篡权之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不会一天到晚担心野心家、阴谋家搞非组织活动和小山头，威胁自己的权位和个人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制宪者们当时没有预见到政党的兴起，美国宪法中未提及政党。但他们深知个人和群体之间严重的政治歧见会引发冲突，影响权力的和平转移，所以他们在宪法的第1条第4款和第2条第1款制定了民主选举程序，能够使各派之间不需诉诸武力，平稳地实现权力交接。
    
    制宪者们清楚地意识到仅仅让人民通过投票来选举自己领袖还不够，还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制度来保证权力的和平移交和政府的稳定运行，所以他们制定了规则来保障基本权利，尤其是少数群体的权利，容忍不同宗教，确保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坚持独立司法和正当法律程序，实施军队的国家化，打造强大的公民社会。应当指出，保障社会公正，尊重人民权利是权力和平过渡的出发点和目的。正是这些先例、制度和规则以及实践构成了美国独特的民主文化和政治生态。
    
    这种民主文化和政治生态保证了美国民主奇迹的持续，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到今天的第45任总统川普的228年期间，美国既无文官政变，又无军人夺权；毫无疑问，这个制度给美国人民带了巨大福祉。
    
    然而，美国民主奇迹并非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其实，权力和平移交的机制也多次受到挑战和遭受危机，但它经受住了考验，在美国社会深深地扎下了根。
    
    在权力再度和平转移之际，重新回顾这些挑战和危机，有助于我们继续维护和开拓美国民主奇迹。
    
    1800年的选举是对权力和平转移机制的首次检验。有学者认为，1801年的美国政府更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和平交接，因为这是美国第一次权力从执政理念不同的一个政党向另一个政党和平移交。
    
    当时杰斐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击败了亚当斯的联邦党，但由于机制不完善和操作失误，竞选伙伴伯尔获得与其一样多的选举团票数，必须由联邦党控制的众议院投票决定谁任总统。联邦党人希望伯尔上台当总统。众议院连续投了6天的票，35轮之后还未选出总统。直到第36轮的投票中，杰斐逊才胜出。杰斐逊在1801年3月4日的就职演说中呼吁重建对自由至关重要的社会和谐。他还说，“并非每个意见上的分歧都是原则上的分歧；我们是共和党人，我们亦是联邦党人。”言下之意是，在治国路线、方针、政策上两党有不同意见，但在维护民主共和政体这一根本原则上大家是一致的；在这一大前提之下，两党应当以和平的方式，通过民主选举，解决分歧。
    
    杰斐逊上台后并没有实施去联邦党人化，而是保持了前任总统若干政策，包括汉密尔顿制定的政策，以此向联邦党人证明，两党可以合作共事；总统应当超越政党政治，不能以一党的执政理念划线。这次危机之后，国会通过了宪法第十二条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选举机制。
    
    美国最具争议的一次选举莫过于1876年的大选。此次选举中，俄亥俄州共和党州长海斯（Rutherford B. Hayes）与纽约的民主党州长蒂尔登（Samuel Tilden）角逐总统。选举结果显示，蒂尔登赢得普选，但在选举团的投票中差一票过半数（185票）。由于4个州共20张选举团票出现争议，海斯也未能赢得选举团的过半票数（165票）。民主党人鼓动蒂尔登挑头反对选举结果，但他拒绝站出来，而坚持走程序；海斯则一再表明对他的任命不能基于政治考虑，而要基于其资质。
    
    在由哪些人和哪院决定有争议的20张选票归属问题上，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和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长时间达不成协议。最后总统和国会任命了一个由两党参众议员和大法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来裁决胜出方。委员会由7名民主党、7名共和党成员，并由一名独立的大法官担任第15名成员。但该法官拒绝参加委员会工作，后来由另一位最为独立的共和党大法官担任。该委员会裁定海斯获胜，民主党人在国会利用冗长辩论阻止这一裁决。直到离新总统就职仪式两天前两党才达成妥协。蒂尔登公开承认败选，化解了权力和平移交的危机。
    
    蒂尔登成为普选票数最多而未能当美国总统的第一位民主党候选人。此后又有克利夫兰、戈尔和希拉里·克林顿遭受同样命运。
    
    民主党副总统戈尔2000年与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州长小布什竞选总统。两人在佛罗里达州的角逐异常激烈，以至于最初无法判断胜负。后来认定小布什获胜，由于差距不大，民主党人指控在投票过程和选票处理上存在弊端。佛罗里达州根据本州法律，用机器重新计票。小布什在首次重新计票中获胜。第二次重新计票小布什依然获胜，但4个县中出现一些废票。民主党诉诸民主党控制的州最高法院，法院宣布4县必须以人工方式重新验票。小布什将争议提交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人工方式验票违宪。尽管戈尔的支持者敦促他拒绝联邦高法的裁决，继续抗争，但戈尔却表示虽然他完全不同意高院的裁决，但会坦然接受。他说，“为了民族的团结和民主的力量，我承认竞选失败”；他呼吁弥合激烈选战所造成的党派仇恨和分歧，支持小布什执政，展现了顾大局的政治家风范。
    
    2016年的戏剧性大选以及即将到来的权力移交将再度证明美国民主奇迹会延续下去。20日当天，卸任总统和就任总统会在数小时之内完成政府权力交接。就任总统会任命4000名政治官员，参议院会在短时间内审查确认1200名政府官员的任命；他们将在未来4年领导270万的联邦政府雇员来为美国人民服务。这一切都将有条不紊地进行。尽管川普的反对者们也在忙着准备游行示威，而且还会出现许多与权力和平转移不和谐的声音，但我相信，美国民主文化和政治生态一定能确保国家责任被置于政党及其意识形态之上。
    
    一个国家的权力和平转移交接不仅是其政治制度成熟的标志，更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历史事实证明，只有在民主制度之下，权力才能和平过渡，而专制制度总是跳不出骨肉相残、同志相戮的权力争夺怪圈。
    
    让我们一起来呵护美国民主奇迹！ [博讯来稿]

川普或将毁了美国60年打造的全球地位





2017年1月20日

    
    来源：文汇网 
    
    

    特朗普的内阁成员
    
    导读：全世界正关注着美国新总统的入职仪式。弗朗西斯·福山，著名政治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再次撰文《美国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发表自己的观点，就“精英捕获与否决、社交媒体作用、平等现象、民主作用”等现象提出自己的思考：唐纳德·特朗普从一位无人严肃对待、丑角般的外围参选者变身为当选总统，这是美国近期经历的最令人意外且制造心灵创伤的事件之一，其影响尚不明朗，但在最坏情形下，可能造成美国完全放弃其全球领导地位，而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为打造这一秩序已经耗费大量心血。

    美国政治制度的“否决制”造成了低下的治理，代表性出了问题
    
    首要任务是去理解，美国何以采取了这样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转向。为找到答案，我们又必须首先考虑美国的政治体制。美国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大大影响到2016年总统选举的结果。麻烦在于，特朗普和桑德斯这样的批评者并未找对问题的根源，并且未能提供任何真正的解决方案。

    不仅意识形态分化，庞大的利益群体兴起
    
    问题的真正部分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特质，部分根植于美国的制度。就人种、民族、宗教、地理和文化而言，从每一个可以想见的角度来看，美国人都是高度多元繁复的。过去二十年间，他们也变得高度分化。意识形态上的亲近往往较人种或者宗教更为重要；也反映在国会中，在那里，最温和的共和党人要比最保守的民主党人保守很多。这极不同于过往20世纪的情形，那时两党之间的共识令两党得以从新政到罗纳德·里根减税等诸多重大政策上达成一致意见。
    
    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分化，美国还经历了数量庞大的利益群体的兴起。那些利益群体坐拥巨量财富，组织完备。自1990年代晚期以来，美国政治活动中金钱的数量已经递增了一个数量级以上；募资如今成了所有官员念兹在兹的重大急务，特别是众议院议员，他们必须每两年一次为连任打拼。
    
    从美国建国之父们那里继承下来的宪政架构加剧了两极分化和利益群体捕获效应。相较于西欧的议会民主制，美国的体制将权力广泛分散在政府内部彼此相竞的分支中。这样的总统制下，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理当相互有效制约；立法部门的参议院必须拥有超级多数（100票中的60票）才能通过普通法案；最高法院可以推翻国会的法令，并在最近数十年间已承担起制定社会政策的责任；真正重要的权力依旧由州和地方保留。这些权力中心的每一个都可否决整个体制的行动。
    
    

    特朗普（红）和希拉里（蓝），在大选中各自获得的选举人票情况

    “政治衰败”体现为完备的利益群体对政治权力的捕获
    
    这样一种体制加上两极分化和强大利益群体的崛起，结果就是我所称的“否决制”。即这样一种局面：特殊利益群体可以否决对他们有害的举措，与此同时，致力于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变得极难达成。否决制于美国民主而言并不是致命的，但确实形成了质量低下的治理。这在政府最基本的职责之一即形成年度预算方面显而易见。否决制尚有其他恶劣影响。一万页的美国税典是个耻辱，其免税和补贴目录晦涩费解，以往在妥协中缓慢确立的特殊权益层叠往复、积重难返。
    
    我将“政治衰败”定义为组织完备的利益群体对政治权力的捕获，这些群体以牺牲更广泛的公众利益为代价，为谋求自身利益而扭曲体制。另外，一个衰败的体制无法整饬自身，因为那些根深蒂固的利益和思维方式阻碍了改革。最近几十年里，随着组织完备的精英利用否决制维护他们的利益，美国的政治体制已历经衰败。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不再民主，而是说，当一些美国人在政治进程中比他人拥有更多分量，代表性方面即出现危机。对不公正的这种认知，形成了影响到这次选举结果的第二大社会条件即不平等。

    不平等与阶级不满由来已久，惊奇的应该是“民粹主义为何不早点来”
    
    过去一个世代之间，不平等上升了。有关最顶端1%人群中最顶端10%人群的财富和收入聚集状况的概括性数字广为人知。直到这次竞选，较少为人意识到的是，其他99%的人群是怎么生活的。

    左翼和右翼人士都没有真正关注下层：大学生、工人阶级等
    
    美国的左翼人士考虑不平等问题时，依惯例首先想到的是城市内部的非洲裔美国人、非法移民或者其他生活在边缘状态的少数族群。这些群体中的贫困依旧是大问题，但不平等增长的负担落到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身上：年长的白人工人阶级，如今他们已饱受三个世代的去工业化之苦。
    
    大学毕业生和辍学者之间的财富分化令人震惊，这样的分化不止在收入统计方面显而易见，比如，只接受过基本教育的工人通常比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挣钱要少；涉及家庭解体、毒品成瘾等社会功能失调问题时也是如此：初选季中，在白人占多数、乡土气息浓厚的新罕布什尔州，头等议题成了海洛因滥用。脱氧麻黄碱的使用已蔓延至美国乡下，单亲家庭中的儿童正遭到抛弃，只得自己照顾自己。在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那里存在巨大的疏离感和不满，他们的不满在于，那些生活在城里的同胞无他们的困境。
    
    两党没有哪一个充分代言了白人工人阶级。共和党精英来自企业化的美国，他们提倡自由贸易和开放的移民迁徙政策，这可以叫做《华尔街日报》的世界观。白人工人阶级可能会基于枪支或堕胎之类文化议题投票支持共和党人，但共和党执政集团并未展示出对他们经济利益的关切。但民主党人也一样中断了与白人工人阶级的接触。直到最近，白人工人阶级仍然是一个身份群体，甚至不被认为处在特别不利的境地；结果是，民主党人大多无视他们。
    
    

    漫画，美国白人工人阶层：被贫困推向死亡

    这个变化自1930年代就已经开始：每次改革的真正受益者是谁？
    
    这一转变历时许久。回溯至1930年代，农村地区的绝大多数白人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联盟；他们往往是诸多改革动议的主要受益者，其中之一是设立田纳西州河谷管理局，该机构为南方的乡下带来了电力。民主党人1960年代通过一系列民权立法之后，他们开始流向共和党方面，特别是在里根时代大量转投共和党。比尔·克林顿在1990年代令他们中的很多人回心转意，奥巴马也能笼络住足够多的支持者，得以两次当选总统。但他们与民主党人之间的疏离在这样一个年份爆发了：他们的候选人说着帮助他们的正确废话，但似乎与他们之间隔着一个文化上的世界。
    
    因之，2016年民粹主义的成功并不令人震惊。2008年的金融危机要由经济界的精英来担责，但结果是普通工人阶级民众失去了工作岗位。因两党均未向白人工人阶级提供一间房屋，经济上的边缘化便与政治体制中的边缘化不谋而合，这个体制偏爱那些拥有金钱和地位的人士。真正的惊奇应当是，这样的民粹主义暴动没有来得更早些。

    “民主”正在报复“自由”那部分，特朗普施政后的内政外交的预测
    
    特朗普实际将如何施政，依旧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第一个不确定性与他的真实性格有关。他既是一位善于交易的商人，期待达成交易，又是一位立场极端的阴谋掮客，曾暗示他将推行坚定的民族主义政策。他必须去管理一个规模庞大而笨拙的政府，并与难以驾驭的外国领袖打交道：面对这一现实，他善于交易的那一面还是立场极端的那一面会胜出？

    贸易政策的改变会解决工人阶级的困境吗？
    
    说到美国衰败的政治制度，我一点也不乐观。除了建言禁止政府官员频繁游说，就强大的利益集团骑劫国家这个问题，特朗普并未拿出任何制度化的解决方案。眼下的问题在于政治活动中充斥巨量金钱，并且体制给予了说客较议会民主制下所能允许的远为多样化的渠道用来联络立法者。最高法院和“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裁定认为，政治捐献和游说花费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因而受宪法保护。
    
    特朗普唯一公开宣称的解决方案是，他足够富有从而不会受到贿赂。他确实是这样一种人：足够富有，乃至于将拒绝40万美元总统薪水视作其品牌的廉价广告。他似乎强烈渴求继续最大化其作为总统的商业利益，姑且不论这一事实，就他所申述的“抽干华盛顿的腐败沼泽”，他也未拿出长期路线图。
    
    就不平等问题和工人阶级的困境，他的主要建言是重新商定贸易协议并打击非法移民活动，但这样的建言不可能产生任何他所承诺的正面效应，事实上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这样的报复将形成全球性的螺旋式下滑，令人回想起1930年代。性格因素将在这个时候起作用：假如特朗普发现他无法从贸易伙伴那里得到重大让步，他是依其立场极端的人格形象走开，抑或只是停下来，达成他所能获得的最佳交易呢？

    可能带来的一些好处：医疗、基础设施、就业岗位
    
    然而，在其他领域，特朗普可能会更加成功。奥巴马执政的八年时间里有六年为僵局左右，这是因为极化的两党把持不同的政府分支。奥巴马之所以能通过《平价医疗法》和监管银行的多德-弗兰克法，是因他的民主党在国会两院均占多数。眼下的局面则完全不同，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两院。2013年的预算自动减支全面限制了政府层面的支出，类似的梗阻局面将被铲除。国会在通过预算和完成立法时将更加轻松。那不意味着立法将是高品质的，但至少华盛顿将再度开始发生一些事情。认为政府简直“一事无成”的沮丧情绪所带来的那种毁灭感可能开始减弱了，即令此时国会多数在意识形态上荒谬地倾向于反政府。
    
    除开贸易，特朗普还可能在一个领域为其工人阶级支持者做些好事：基础设施。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SCE）估计，基础设施支出方面存在两万亿美元的亏空；特朗普和克林顿均大手笔承诺进行投资。这样的支出将为工人阶级创造大量工作岗位，并可能提供可喜的经济刺激。
    
    相较于他的民主党对手，特朗普拥有更佳的机会来成功实施基础设施建设，这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位开发商，而且因为过去，太多反对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支出的意见来自其自身所在共和党的茶党一翼。假如克林顿赢得选举人团选票，她有可能一开始就被愤怒的国会捆住手脚：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急切希望阻挡她的所有积极行动；相形之下，特朗普将拥有更多授权来推动一些事情。
    
    共和党这次大获全胜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在其内部，正统的瑞安式保守派期待全球化并削减社会开支，而特朗普的工人阶级支持者恰有相反的诉求，两派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当新一届行政分支规划首份预算之时，这场战斗很快就将被牵扯进来。我们可能在这两个领域都遭遇失败：富人阶层收获大规模减税，同时奥巴马医改之类社会计划遭到削减，这一切兼具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和过火的种族偏执。
    
    任命布莱巴特新闻网首席执行官史蒂夫·班农为白宫战略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雷恩斯·普利巴斯为白宫幕僚长，恰恰令人联想到那种妥协。另一方面，特朗普似乎从承诺完全废除奥巴马医改的立场上后退了，而且，当意识到他无法轻易用“美妙绝伦”的什么东西来替代奥巴马医改时，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已受困于其前任个人特征鲜明的成就中动弹不得。

    外交政策有着令人不安的不确定性：或加剧美国在世界地位的下降
    
    他会坚持对中国施加惩罚性关税，并甘冒引发一场贸易战的风险吗？他会对叙利亚进行地毯式轰炸吗？他会坚持推动这样一些危险举措，然后无视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甚或联合国的裁断吗？他会走得更远，如他的一些更狂热的意见所示，并认为不再有义务遵守长久以来约束战争行为的《日内瓦公约》之类协定吗？他会授权打击恐怖主义分子的亲属吗？暂时无人知道。
    
    特朗普胜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意蕴要令人不安得多。对普京等，特朗普曾表达过钦佩之情。他是首位对推动西方价值观的世界秩序全然无动于衷的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而长久以来，那至少在理论上是美国的天职。他非但不乐意批评普京，反而显得急切渴望在就任后不久即与其达成一项交易。为回应乌克兰东部危机，美国和欧洲启动了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些制裁措施大约会成为这场遭遇战的首批牺牲品。
    
    吉米·卡特在越战结束后奉行退却战略，之后的里根恢复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不同于里根的是，特朗普很可能加速奥巴马治下已经开启的趋势，即大幅度弱化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维基解密创办人朱利安·阿桑奇这样的人物何以极度迫切希望帮助他伤害克林顿，理由在这里。总而言之，即令他的当选某种程度上是对美国意识到自己世界地位衰落的应对，结果却可能大大加剧那一衰落的趋势。
    
    

    普京和特朗普是“真心互赞，还是别有深意”

    特朗普这本书还在写作中：商人还是极端主义者？
    
    有关特朗普的这部书依旧在写作当中。我们必须等待未来的几个月，看看粉墨登场的是那个善于达成交易的人还是那个极端主义者。但特朗普的胜选还表征着朝向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一全球性转向的最新阶段，这一模式的意蕴正开始令人惊骇地清晰呈现。
    
    那一趋势包括布莱巴特和整个欧洲范围内反欧盟、反移民的右翼政党之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讲，如同特朗普一般，这些进展是大众对全球化及其打着自由旗号所引发的经济和文化紊乱的延迟反应，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正在发动起义，报复“自由”那一部分。假如这一趋势在世界其他地方继续下去，我们将注定在一个怒气冲天的诸种民族主义相互竞胜的时代受到惩罚。（原刊于英国《Prospect Magazine》2017年1月号，原题“America: the Failed State”图片来源于网络） _(网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