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1969年9月16日下午的一场蒋介石座车车祸事件，无疑是国民党政权播迁台湾以来，蒋介石安全警卫工作最荒唐的一次失误。这次车祸事件，给蒋介石的身体健康带来极其严重的后遗症，蒋介石就是从1969年秋天这场意外事件后，身体逐渐走下坡。

　　

　　1969年9月16日上午，蒋介石还神采奕奕地主持了军事会谈，台军高级将领都出席了那天在阳明山举行的会谈。照例，会谈在“读训”(宣读蒋介石写的训词)声中结束。下午，会谈进行分组讨论议题，蒋介石一向不参加分组讨论，而由与会将领分别举行。

　　所以，大约中午12点半左右，蒋介石即离席，回阳明山官邸(即现在已开放的草山行馆)吃中饭、休息(按：蒋介石每年过完端午节，入夏之后，即从士林官邸搬至阳明山官邸避暑)。

　　依蒋介石生活作息安排，中午喝过午茶、吃过点心，约摸下午4点钟前后，如果天气允许，会和宋美龄坐车到台北近郊兜风，这是他行之多年的“散心”形式。

　　这天下午5点，其座车刚要结束兜风行程，从山下回到阳明山官邸，当车队上坡沿着阳明山仰德大道前进，到岭头、永福附近地方，刚好有一辆下山开往市区的公路局客运班车，停在永福附近一处站牌，等候乘客上车。

　　

　　这时阳明山军事会谈分组会议刚散会，军用汽车一辆接一辆鱼贯下山，风驰电掣，每部军车车速都几乎超过60公里。车上的司机老爷和将军们，经过一天会议，早就归心似箭，恨不得早点离开阳明山。

　　当车队的“先导车”——即第一辆的开道车，驶过一道大弯，走到那部停靠在路边的公路局客运班车前面两三百米左右，忽然发现有一部军用吉普车，猛然从公路局客运班车左后方超车窜出，迎面朝“先导车”疾驶而来。

　　1、座车司机误踩油门，蒋介石身受重创

　　“先导车”的司机反应极为机警，当下立刻踩刹车，吉普车刚好擦身而过幸未撞及，“先导车”司机嘴里正要脱口咒骂，就在这一秒钟之间，紧跟在“先导车”后方的蒋介石座车司机徐达生。

　　或许是一时分神，也或许是紧张过度，明明见到“先导车”踩刹车了，自己原本也应该急踩刹车的，却错把油门踩到底，轰然一声，整部坐车硬生生朝“先导车”的后车厢撞个正着。蒋介石座车的车头和“先导车”后车厢，都撞了个大窟窿。

　　撞车瞬间，蒋介石坐在座车右后座的座位上，正倚着拐杖闭目养神。坐在座车左后座的宋美龄，则是习惯性地跷着二郎腿假寐。

　　早年台湾尚未有座车需系安全带的规定，何况“总统”座车安全绝对没有顾虑，两个老人压根儿也没想到要系座位上的安全带。

　　更糟的是，凯迪拉克七人座大轿车原本空间就很大，为了考量蒋介石的舒适度，让其双腿在车内可以伸缩自如，座车内拆掉了多余座位，因此前后座距离，有一两米长度，这使得撞击能量和力度相对加大。

　　座车追撞突发于一两秒钟内，完全猝不及防，蒋介石身体就像一只瞬间弹出的皮球，正面直冲驾驶座后侧隔板。

　　由于冲撞力道过猛，嘴巴、胸部、下部，都受到强力冲击，蒋介石嘴唇肉和嘴里的假牙两相挤压，嘴唇当场撞出血来，胸部更是一阵闷痛，蒋介石顿时感觉天旋地转，待他回过神来，但闻宋美龄当场疼得哇哇大叫，71岁的宋美龄，颈部剧烈受创，双腿膝盖创伤尤其严重，幸未骨折，是不幸中的大幸。

　　坐在“随一车”的代理侍卫长孔令晟将军，见司机徐达生闯下大祸，连忙下车查看情况，当他见到座车引擎室凹陷了一个大窟窿，车内的蒋介石、宋美龄两人痛得面色如土，惊觉大事不妙，当下第一要务是紧急送蒋介石夫妇到“荣民总医院”。

　　其次随即通知蒋经国，并拿起无线电紧急命令宪兵单位，封锁阳明山仰德大道，以及“总统府”沿线，盘查所有开往“总统府”及国防部的军用吉普车。

　　两天后，查出了那天超车的吉普车，和师长的姓名，师长的官位不保，开车的司机也移送军法处分。令官邸和侍卫人员私下议论纷纷的是，追撞事件明明是座车司机徐达生心神不专或者紧张过度，误把油门当刹车踩造成的，直接肇事者徐达生竟然丝毫未受当局处分，照常在士林官邸负责开车。

　　

　　宋美龄听从孔令伟的意见，主张宽恕徐达生。宋美龄说：“错不在徐达生，应该饶恕他的无心之过。”最倒霉的是，侍从部门竟由代理侍卫长孔令晟一人背黑锅，受到“停升一年”的处分。

　　2、蒋介石心脏受创，“御医”蒙在鼓里

　　蒋介石夫妇被送到“荣总”急救后，医师初步诊察，仅只发觉蒋介石受的是外伤，主要是嘴唇小范围撕裂伤，阴囊淤青浮肿，胸部无明显伤痕，事后蒋介石也不觉胸部有任何不适，所以压根没想到胸腔或心脏受伤的问题。

　　倒是千金贵体的宋美龄，从仰德大道出事现场，一路尖声叫疼叫到“荣总”，一会儿抱怨安全工作没有做好，害她受伤受苦，一会儿叫“荣总”医师要给她彻底检查。医生、护士为了应付老太太，冲进冲出，忙成一团。

　　侍卫长、侍卫官则全部排成一排，站在病房外低头认错，不敢吭声。随后赶到的蒋经国，一旁唉声叹气，频频摇头。

　　事实上，叫疼叫得最厉害的宋美龄，除了腿部和膝盖略有拉伤，身体其他部位及内脏反倒毫发未损。蒋介石嘴巴上讲没事，事后证明他的胸腔心脏部位受创极重，内伤造成他数个月之后，心脏发生扩大现象的病源。

　　几个礼拜之后，蒋介石发觉体力大不如前，起先未以为意，后来猛然省察，方知车祸后遗症阴影逐渐笼罩他的健康。

　　3、永福车祸，减我阳寿20年

　　1969年冬天，亦即阳明山车祸后3个月左右，某日，台军“一级上将”薛岳(抗日名将)，从台湾南部寓所到士林官邸探望蒋介石，蒋介石在士林官邸大客厅语气低沉地告诉薛岳：“今年夏天阳明山车祸以后，我身体大不如前。”蒋介石向薛岳抱怨，自己走路都觉得比以前吃力。

　　

　　1970年春上，蒋介石在台湾花莲“青山招待所”度假，严家淦“副总统”到青山探视蒋介石，似知来日无多，他心情郁闷地说：“永福车祸，减我阳寿20年。”(永福是阳明山车祸发生的地点)说出这句感触良深的话，证明那场车祸对蒋介石身体健康的严重斲伤。

　　1969年夏天之前，蒋介石一年难得感冒一次，即便感冒，亦不过流点鼻涕，过一两天即痊愈，然而，车祸过后，病痛不断。

　　4、心电图出现异常杂音

　　1969年夏天的那场车祸事件之后数周，“御医”安排蒋介石至“荣民总医院”做例行的身体检查。在心电图检查项目中，医师发觉了隐藏的严重危机。蒋介石的心脏大动脉部位，传来一阵阵杂音。

　　心脏专科医师终于证实，阳明山车祸撞击的瞬间，蒋介石的主动脉瓣膜曾受到重创，但是，蒋介石和当时的医师都没有察觉撞击瞬间带来的直接后遗症。

　　蒋介石的侍从医官熊丸事后回忆时指出，蒋介石之后精神状况不如先前那么好，除了年纪老迈因素，更和车祸导致心脏瓣膜受伤脱不了干系。

　　熊丸表示，人类的心脏主动脉瓣膜破裂，等于抽水机的活塞坏了一样，血打上去又会倒流回来，这是日后蒋介石心脏衰竭的一大原因。

　　1971年5月22日，蒋介石到“荣总”做例行体检，医师告诉他第二个不幸的消息，情况进一步恶化，他的心脏有明显扩大现象。车祸后遗症一天比一天突显，蒋介石心里阴霾重重。

　　5、两枚甘油球，卧床两个月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蒋介石的随从们，都不会忘记那个诡异的下午。1971年11月间，蒋介石偕同宋美龄，到高雄“澄清湖宾馆”避寒度假。某日午后，蒋介石解大便不顺利，交代值班的侍从副官钱如标为他塞通便甘油球。

　　钱如标心不在焉，塞甘油球时，塑胶瓶的尖形嘴子理应对准直肠方向，钱如标却稀里糊涂死命往里塞，这一塞不但塞偏了，还刺破了肛门肉，第一瓶甘油球塞偏之后，还接着塞第二瓶，钱如标仍未察觉。

　　蒋介石低头惊见马桶里鲜血淋漓，并觉肛门一阵剧痛，蒋介石大声叫骂，其他的随从赶紧趋前探视，得知钱如标闯了大祸，马上高声斥责。

　　蒋介石肛门受创，之后又发炎溃烂，整整治疗了快两个月才痊愈。车祸后原本虚弱的身体，更是雪上加霜。

　　蒋介石当时疼痛难忍，一气之下要侍卫长把钱如标即刻移送军法处法办，事发当天下午，钱如标即被押往屏东空军基地，连夜专机解送台北。

　　钱如标当年经营了一家传播公司，在电视媒体刚起步、电子媒体仍由台湾当局一手独揽的台湾，经营颇有进账。20世纪60年代，台北市私人汽车少之又少，他已经买了一部进口轿车，作平日代步之用。一般侍从人员还是一袭中山装时，钱如标天天西装革履，红光满面，招摇进出士林官邸。

　　平日，他很懂得在刀口上做官邸长官的公关，侍卫室长官特准他在夜归时把汽车开进官邸，停在横山指挥部要塞门口。官邸很多人欠他人情，故而在他发生肛门事件之后，甚至连侍卫长犹肯为他向蒋介石求情。

　　经侍卫室长官委婉劝说，蒋介石亦惟恐如果送钱如标军法，肛门受伤之事势必张扬出去，影响他的“总统”形象。经冷静思考，他后来改把钱如标关在士林官邸禁闭室，以自家家法侍候。

　　直到蒋介石去世，钱如标已被禁闭了两三年。名义上是关禁闭，官邸人员私底下经常为他开后门，行方便，钱副官并未吃什么苦头。倒是宋美龄每回见到钱如标，总不免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先生的身体就是你这个钱如标拖垮的，就是你这个钱如标害的!”

　　钱如标原本专门为蒋介石剃头发、刮胡须，官邸人戏称他是“天下第一刀”，被关禁闭之后，蒋介石痛恨钱如标戳破肛门，一方面又怕他在剃头发、刮胡须时做出莽撞之事，自然也免去了他“天下第一刀”的职务。

　　实际上，蒋介石应属多虑，钱如标即便铸下刺伤蒋介石肛门的大错，但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也是服务蒋家半辈子的子弟兵，绝不会存有异心。

　　从车祸、心脏扩大、肛门受创……一连串损及健康的意外事件，纷至沓来，1972年元月，蒋介石老是觉得身体倦怠，大清早起床之后，即觉昏昏欲睡，侍从副官发现，蒋介石居然一大早9点半就躺在床上，没人敢问他哪里不舒服，但直觉情况有异。

　　蒋介石去世出现何种奇异天象：宋美龄惊呆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心脏病突发，在台北市郊阳明山官邸内病逝，时年88岁。

　　

　　曾跟随蒋介石多年的侍卫朱长泰在回忆中，重现了1975年4月5日蒋介石最后一天的场景。

　　4月5日，是清明节。当天早上，蒋经国向父亲蒋介石请安，他转身离去后，蒋介石又把他叫了回来，似乎有所预感，断断续续地嘱咐蒋经国注意身体。

　　侍卫回忆说，傍晚蒋经国又向蒋介石请安，见父亲气色不错，就回家吃饭了。晚饭后，蒋介石被扶上轮椅，到士林官邸花园逛逛，随后上楼休息，此时大约晚上8点。

　　到这个时候为止，蒋介石的身体状况看起来还很好。然而，到了晚上9点，警铃突然大作。这是蒋介石身体出现紧急情况的讯号。听到铃声后，侍卫都立即赶到蒋介石房间，医生正在急救。

　　蒋经国很快赶到蒋介石的房间，他哭得非常厉害，似乎已经感觉到父亲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根据医疗小组的治疗报告，郑不非等人急救了3个多小时，到了11时30分，蒋介石瞳孔已放大，心脏犹有微弱跳动。医师最后以电极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脏，但仍属无效。

　　在这种情况下，宋美龄最后只好无奈地命令放弃急救。

　　4月5日晚间11时50分，医师正式宣布蒋介石死亡。

　　当医生把蒋介石身上插管拔下来时，天空突然又的打雷又是下雨。房间从未掉下来过的落地窗大窗帘，那一晚却非常诡异地掉了下来。

　　蒋介石的年谱对此也进行了记载，称四月五日这天晚上，「午夜迅雷震电，飙风疾雨，如山颓、如野哭，虽鼎湖箕尾、天道难知，顾羹墙禋祀，人顾允同也」。

　　

　　简直就有天地同悲的意味了。

　　顺便一说，古史所载，皇帝与重臣去世时，往往有一些奇异的天象，比如大星落、彗星现、地震等。拿破仑去世当晚，圣赫伦那岛上也是狂风大作，令人恐慌。

　　看到这种奇异天象，宋美龄、蒋经国等人都惊呆了。

　　这场大雨，一直落到第二天早晨2点，当蒋介石的遗体由4名侍卫抬上救护车时，才停止。而开车的时候，又莫名其妙下起了雨。一些人站在雨中，冒着大雨为蒋介石送行。

　　

　　据蒋介石年谱，及当时台湾政府新闻局发布的公报，蒋介石病逝被称为「崩殂」。从周代开始，只有帝王的死才能称为「崩」，普通人用这个字是要杀头的。诸葛亮在其《出师表》里就说：「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其实没做过帝王，而且至少表明上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这就是让他在死后享受帝王的待遇。

　　

　　蒋介石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在死后享受帝王的待遇。

　　台湾政府还明令，从4月6日起历时一个月为「国丧」期。蒋介石遗体停放在台北市「国文纪念馆」5天，供人们瞻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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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降低傻缺比例的循环：义和团忠于大清吗？

羽戈 羽戈1982

　　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不过深究起来，这两个词语，皆成疑问。先说“灭洋”，义和团到底消灭了多少洋人呢？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庚子事变的外国死难者共计231人，其中儿童53人（这些人并非尽数由义和团所杀，如杀死日本书记官杉山彬的是甘军，杀死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的是虎神营）。这个战果，显然不大值得炫耀，尤其对比死于义和团手上的中国人数目：一说数十万，一说超过百万——更可悲的是，历史只留下一个模糊的数字，死者并无具体姓名，这不得不叫人想起斯大林的名言：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人只是统计数据。就此结果而论，“灭洋”好比一块破烂的遮羞布，企图遮掩杀戮同胞的暴戾与疯狂。

　　相比“灭洋”，“扶清”的争议更大。研究义和团的书，往往都要就其与清政府的关系进行辨析与澄清，或者认为义和团从未反清，或者认为义和团从反清转向扶清，或者认为义和团一面反清一面扶清（扶清是旗帜，反清则是事实）。相蓝欣提到，英国学者维克多·普塞尔《义和团起义的背景研究》一书，“在义和团究竟是反清还是保清的问题上则模棱两可，不敢下判断”。由此足见这个问题，何其令人头疼。

　　对此问题，我觉得一些研究者不幸钻进了牛角尖，一定要寻觅、确立一个标准答案，以至各执一端，不容异见。事实上，基于义和团的性质及运动过程，反清与扶清，未必如鱼与熊掌，必须二选一，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甚至交叉、重叠，譬如前天反清，今天扶清，彼地反清，此地扶清，甲团反清，乙团扶清……质言之，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它考量的不是结论，而是视角。每一个视角代表一块拼图，追寻历史真相就是一场拼图游戏。

　　那么，义和团究竟是什么性质呢？要用一个字总结，无疑是“乱”。我们先看其起源。与反清与扶清之争一样，有人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上穷碧落下黄泉，一定要为义和团确定一个明晰的源头，这么做纯属自讨苦吃。因为义和团并非起源于一个点，而是多个点，而且这些点四面开花，毫不相干。大体而言，义和团有三个源头，一是鲁西南的大刀会，二是鲁西北的神拳会（以朱红灯为领袖），三是直鲁边境的梅花拳（以赵三多为领袖），其中大刀会和神拳会“强调刀枪不入的神秘主义”，梅花拳则属真功夫，“画符、念咒、烧香、下神等一概没有”。不过，虽然“义和拳”之名出自梅花拳，整个义和团的发展趋势却日渐倾向神秘主义（这里需要分辨一点：“义和拳”是民间的说法，“义和团”是官方的认证，“拳”“团”之差，褒贬分明），就连不拜神佛的赵三多，都打出了“神助义和拳”的旗号，作为统一战线。

　　三大源头之下，则有百千山头（坛口），偶尔联成一气，更多时候却是各自为战。说白了，这乃是一帮起自草根的乌合之众，诸如军法、组织、文化、意识形态、最高领袖等，几乎无一不缺。其实从造反的角度而言，义和团所面临的时局，要优于太平军，后者的对手，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近世中国第一流人物，他们所统率的湘军、淮军皆是精兵强将；前者的对手，除了袁世凯，并无什么厉害角色，聂士成的淮军（武卫前军）还有点战斗力，董福祥的甘军（武卫后军）则与土匪无异。可惜义和团手中一把烂牌，不消说大小王，连一个小二都没有，如果能从太平军中借一个领袖过来，哪怕是杨秀清这一档，北中国的局面将大不一样。

　　与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相比，义和团最混乱的一点，即在意识形态，或者说信仰。戴玄之把义和团所信奉的神灵分为四种，一是玉皇大帝、孙悟空、八仙等神仙，二是关羽、诸葛亮等忠臣，三是黄三太、黄天霸等侠客，四是西楚霸王、托塔天王等武将。这些神灵大多来源于戏剧、说书、评词，而非宗教，故而不具神圣性。诸神之间，常有争执，不过只能视之为权力与利益之争。质言之，这种多神的信仰体系，注定了义和团无法建构一种独立、有效的意识形态。

　　缺乏统一的组织、制度和意识形态，必然导致义和团的政治立场漂浮不定，随波逐流。由此再来说“扶清”。需要注意，义和团的口号，并非一开始便是“扶清灭洋”，而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以时间为序，余栋臣（重庆大足人，反洋教的先行者）的口号是“顺清灭洋”，赵三多的口号是“助清灭洋”，朱红灯的口号是“兴清灭洋”，此后还有“保清灭洋”等，到了庚子年（1900年），曹福田率义和团入津，所举起的红旗“侧书扶清灭洋天兵天将，及某县某村义和神团字样”，此刻，“扶清灭洋”已经风靡一时。

　　从顺清、助清、兴清、保清，直至扶清，不难发现，义和团的政治水位一路看涨。一个“扶”字，充分呈现了义和团的主体性，俨然凌驾于清政府之上。对其居心，主张剿灭义和团的清朝官员袁昶和许景澄洞若观火，1900年7月23日，二人上奏朝廷：“夫扶清灭洋四字，试问从何解释？谓我国家二百余年深恩厚泽，浃于人心，食毛践土者，思效力驰驱，以答载覆德，斯可矣。若谓际兹国家多事，时局维艰，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为安，扶者倾之对，能扶之，即能倾之，其心不可问，其言尤可诛。”（《严劾大臣崇信邪术请旨惩办疏》）“能扶之，即能倾之”七字，道尽了义和团潜伏的威胁和杀机。

　　回头来看，从顺清到扶清的转型路上，有些义和团已经明白表示了对清政府的怨恨与敌视，如借天神之名斥责朝廷：“今天庭震怒，命诸神降世，不分尊卑，普查人间。罪魁乃当今皇帝，业已后断无人，断子绝孙。满朝文武，花天酒地，纸醉金迷，难以言状，置寡妇孤孀哭声于不顾，毫无悔过从善之心。”进而叫嚣“必斩一龙二虎十三羊”，矛头直指光绪皇帝和满朝文武：“德宗谓之一龙，礼王、庆王谓之二虎，百官谓之羊……”更有甚者，反意毕露：“众人未看清，上帝降神兵，扶保真君主，挪位让真龙。”“先拆电线杆，后拆火车道，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诚然，这些揭帖不是义和团的主流论调，却可能暗示其政治方向。

　　义和团对清政府的态度，自身属性之外，还与朝廷的决策有关。朝廷对于义和团，虽在剿抚之间摇摆，然而纵使主张招抚，却未把义和团当作自家人，只是以其为利器，在民心论和民气论的粉饰之下，一面对抗列强，一面打击政敌（如载漪、刚毅）。所谓君之视民如手足，则民视君如腹心，君之视民如土芥，则民视君如寇仇，当朝廷视义和团为工具，义和团则视朝廷为幌子，彼此都是做戏，谁在乎“扶清”这两个字几笔几画呢？

　　这出戏落幕之际，双方的政治态度终于图穷匕见。朝廷在流亡途中，下旨“剿匪”，通令各路官兵对义和团斩尽杀绝；1902年，景廷宾起义，赵三多参与，他们的旗帜已经改作“扫清灭洋”。

　　以今人的后见之明来看，哪怕义和团精忠报国，它所激发的效应，不啻是一记尖锐的丧钟。这不仅因为，清政府的对策纯属玩火自焚，充分显示了其颟顸与虚弱，更是因为，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等，为了使他们治理的地区不受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乱波及，达成东南互保协议，如论者所云，东南互保的出现，足以证明朝廷权威解体，名存实亡。不妨说，任何一个朝代，但凡令义和团诞生、壮大，都是灭亡的前奏。从庚子到辛亥，尚且相距十年；从东南互保到武昌起义，只是一步之遥。

　　2017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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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苏丝雨
       
                       在人类的早期，由于生产极其落后，人的认识水平极其低下，科学还处在萌芽阶段，所以导致主客不分、混沌一体的思维方式。由于不能把人与周围的自然界明确区分，导致“天人合一”的混沌哲学；由于不能把自己与他人明确区分，导致个体意识湮灭、集体至上的观念。“天人合一”反映了中国个体意识不独立的形象。由于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明确的区分，也就形成不了一种朦胧的、模糊的认识，产生了囫囵吞枣的整体思维习惯。中国人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人和自然都包含在一个整体之中。整体中包含了密不可分的部分，要了解各部分，必须先了解整体。中国人忽视细节的整体思维习惯妨碍了真理的发现，导致了技术的落后，陷入了“上智下愚”的等级制泥潭。与此相反，西方人较早地摆脱了混沌一体的思维方式，明确地把自然、人、神分开，促进了个体意识的觉醒，确立了精神至上或人权至上，而中国一直没有走到这一步。
    
    一，“天人合一”的感应思维
    
    在原始时代，世界各民族都经历了一个自然宗教的阶段。在那个初级阶段里，各个民族的世界观几乎都是天人合一的或者甚至是天人未分的，混沌的。原始初民的天人合一的“天”，既是自然，也是神。原始初民把自然界的河流、山川、祖先等万事万物都当神。所以，天是自然同时也是神。自然、神和人，三者是混为一体的，是不区分的。这种思维方式，各民族都是一样的。
    
    中国从远古继承了天人未分的混沌哲学，神、自然、人，都交织在一起。为什么中国没有改变原始思维？这是因为：中国直接把原始人的血缘关系放大为社会关系或国家关系；在文化上面就继承了中国原始的混沌思维，神和自然未从“天”里分化出来。在中国的“天”的概念里，神和自然是不分的。它们合称为天道，或者天理、天命。这样，“天”里面就有两个成分，神和自然。
    
    在天人合一的时候，就出现了两种可能：比如说天里面“神”的成分跟人合一就成了“圣人”，圣人相当于半神，具有神圣性。圣人也叫“圣王”，具有政治上的权威，这就是儒家的天人合一。天里面的“自然” 的成分跟人结合在一起，就成了“真人”，真人又叫“仙人”，仙人就是“山人”，就是跟自然融为一体的自然人像“野鹿”，“人”靠“山”佑就是仙。道家所说的仙人并不是说永远不死的人，而是说长寿（“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生生不已”的哲学），可以活好几百年、上千年。可见，儒家主张人要做圣人，道家主张人要做真人，这是两种不同意义的天人合一。
    
    中国神话里的神都是做好事的道德神，也是中国人的祖先神。盘古也好，女娲也好，他们和人类和大自然都有血缘关系。比如说盘古死了以后，他的眼睛化为日月，他的身体化作山川万物。女娲补天死了以后，她的身体也是化为山川、树木、河流，继续滋养着人类生存和繁衍。所以，他们又是祖先神。作为道德神，他们是圣人，有圣人的特点；作为祖先神，他们又类似于真人和仙人，和自然界是一体的。它们已经具备道家和儒家两种天人合一的雏形。
    
    在很多神话中，都能看到以人体为核心的微观宇宙和天地大宇宙的系统对应，肉体和泥土对应、骨骼和石头对应、毛发和草木对应、呼吸和风对应。这些对应都是感应认知的反映，在神话系统中组织起来，成为对世界做出统一解释的一种典型方式。这就是人类的“天人感应”。
    
    蒙昧人相信扫把星降下灾难，日蚀引发战争，猫头鹰给自己带来厄运；吞食敌人的心、肝和脑髓能占有他们的勇气和智慧。初民把世上的事物理解为互相感应的东西，这是一种感应思维或感应认知，相当于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所称的“互渗律”。死人和活人互相感应，星辰和生死兴衰荣辱感应。梦让女人怀孕，女人跑到山里踩了一个脚印，就怀孕了；或到庙里求观音菩萨送子，也属此类。“互渗律”就是一切和一切都互相影响，万物都有灵魂（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认为万物都有生命且充满了各种精灵）。中国人相信“万物皆有灵性”，不仅人能修炼成仙，狐狸也能成精，石头也可通灵，雷公电母，财神瘟神等众多与人的安危祸福相关的神，都在《封神榜》上有名有姓，而人民也真个把他们供奉起来。巫术思维认为世界的道理在于相似，只要相似的就可以互相感应。比如扎个纸人写上谁的名字然后扎针，那人就被感应而得病招灾。人参有人形，所以被说成有滋补益寿的药效。苋菜是红的，血也是红的，苋菜应有补血的功效。核桃和脑子的形状颇有几份相像，应有补脑的功效。
    
    弗雷泽认为人类思维经历了“巫术一宗教一科学”三个阶段，原始思维仍停留在最低级的巫术阶段。宗教和科学都认识到了人的有限性，都懂得了谦卑和诚实。而巫术恰恰相反，一直不承认人的有限性，总期望用一些奇怪的符咒和仪式改变世界的进程，常常显得无知而又自负。中国古代文献中“人定胜天”的伟大气魄，就是巫术信仰的口号。人类初民之间的战争包括了大量仪式性的感应方式，去掉对方的阳气，增加自己的阳气，都依赖于对感应的信赖。闹旱灾了，禁屠宰、关南门、求龙王，禁止女人露面，说女人露面妨碍了祈雨；出现瘟疫，请道士打醮，找端公跳坛神；有人亡故，请阴阳先生找风水宝地埋葬，以求多福多寿多子孙······直到到民国时期仍是常有的事。
    
    实际是，人类的活动对万物的变化是有影响的，但不存在周幽王宠信褒姒就会导致地震的因果关系。人类觉醒后，感应思维渐渐退位，理性思维逐渐占据主位。与感应思维对照，理性思维可说是因果式的思维，原理和事实、原因和结果占据着中心地位。相信感应跟相信因果是不一样的。在物理因果关系中，受动的那个物体是完全消极的、被动的，比如施力给桌子，桌子是完全消极的，力来了它就动，力撤了它就不动。而在感应中，受感者并非完全被动，它有所感、有所应和，它在受感而动之际是积极回应的，就像是人对呼唤的响应一样，是一种神秘的感动。今天，原始的巫术思考方式依然流行。民间的跳大神，就是一种感应式的治疗方式。很多人到庙里烧香、求签，想生孩子去求观音菩萨。谐音字的避讳，吉祥用语，也都属于此列。今天，凡是不用因果机制来解释事物的发生，人们称之为迷信，迷信的东西多半属于感应。种种气功此起彼伏，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于相信感应，例如意念致动，耳朵认字，等等。
    
    二，自然、人、神分开后的精神至上
    
    在古希腊人的意识里，自然、神和人，三者开始了分化。希腊神话里面有两个神系，一个是泰坦神族，一个是奥林匹斯神系。奥林匹斯神系是代表精神生活的新神，而泰坦神族是代表自然的旧神。代表自然力的神也称作巨人。巨人族就是泰坦神族，他们非常原始，例如海神、河神、山神等。新神是自然神的升级版，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真神。古希腊神话里的新神和旧神的斗争就是神开始要凌驾于自然之上，把自己与自然界区分开来的一个象征和标志。所以，希腊神话里面已经有了神、人和自然三元结构、三维结构。
    
    这种三元结构的模式在希腊哲学里面最早的体现就是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约前500-前428年），他认为有种纯粹的灵魂存于整个宇宙之外，来推动和安排这个宇宙。他第一个把Nous（本意是灵魂、精神）跟整个宇宙区分开来。Nous是无处不在而又不与万物混存的精神，是推动“种子”（指构成世界万物的最初元素和始基）结合与分离从而生化万物的力量，它是万物的最后动因，是一切运动的源泉，并始终安排和维护着宇宙的秩序。这样，神就是世界的动力。这意味着把神和自然界从哲学层面上区分开来。在希腊神话里已经有这种趋势，但神话毕竟是神话，而在哲学里面要从阿那克萨哥拉算起。他明确地把精神和物质划分开来。自然界是被动的，神是能动的。
    
    古希腊哲学最初就是出于对传统宗教的批判，早期希腊哲学家、特别如赫拉克利特、塞诺芬尼等人，都反对原始宗教的牺牲献祭，他们嘲笑神话，破除迷信。古典时期的阿那克萨哥拉、智者派更是对传统宗教不屑一顾。而苏格拉底的贡献则在于，他不仅致力于破除旧的宗教（因此而被陪审团判处死刑），而且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具有哲学层次的新宗教，或者说，他使哲学本身提升到一种更高的宗教即理性宗教。苏格拉底强调：神是与物质有本质不同的精神实体，是永恒的。人的使命就是崇拜神，神之所以创造出人来是为了让人去崇拜他。西方宗教从此摆脱了迷信，西方哲学也由自然哲学上升为精神哲学。
    
    相比较而言，中国哲学自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对古代的神话和迷信“敬而远之”，并没有从根本上扬弃迷信。董仲舒的谶纬神学由于仍然纠缠于“天人合一”的基本立场，而成为一种迷信和道德说教的混合物，精神性的东西被层层包裹于物质的外壳之中。宋明新道学则虽然大大减弱了迷信的色彩，而成为一种内圣外王之学和“内在超越”之学，但仍然没有和迷信绝缘。
    
    如果说“神”的观念为世界各民族所共有的话，那么“上帝”的观念则是西方文化的特产。上帝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在上帝未生之前，西方文化已有了他诞生的土壤，这土壤就是希腊理性主义哲学。希腊哲学蕴含了后来工业文明的文化奥秘：物直接呈现的物质形态是由其背后的理念、形式或逻各斯决定的；形式(Form)规定着事物的本质，而质料(Material)只是被动的可能性。真正构成上帝概念胚胎的还是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纯形式”。当这些胚胎同基督的人格上帝“碰撞”后，影响欧洲两千年的上帝就诞生了。
    
    柏拉图认为，神是世界存在的原因或根据，但并不是一切事物的因，它只是善的事物之因而非恶的事物之因。神在本质上是善是真的。任何理念不过是分有神的善而已，神既是它们的原因，又是他们的最高境界（目的）。柏拉图称：神首先创造出世界灵魂，灵魂的职责是使事物受理念支配。然后，神用全部材料按一定此例和几何结构创造出天体，接着创造了各种动物。神最后造出人。人是大宇宙的缩小，身体各部分都合乎目的而具有完满性(类似天人合一)。由于人独具理性灵魂，所以人为万物之灵，而人的使命就是要侍奉神，祭祀神。
    
    亚里士多德认为，万物生生不息，变换无穷，就像一个巨大的因果链，一环扣一环。这样逻辑地推导下去，必然有一个“最初的原因”，唯有它不需要什么原因，这个终极因就是神。任何运动都有推动者，因此，天体的运动必然有一个最初的推动者，而这个不需要任何动力的推动者就是神。神是宇宙灵魂，是不动的动者，处在宇宙的最外层，推动天体的旋转。亚里士多德还认为每一件事物都是造物主为了某种目的而安排下来的，这就是哲学上的目的论。神是理性思辨的对象，理性因为思想神而分享神的神性，神因为能够被人思从而使人获得了理性。神是绝对理性，是事物运动的最高目的。万物都趋向这个最高善、最高目的而运动。这样，理性既是事物的目的因，也是事物运动的动力因。亚氏认为神是最高学问，是至真、至善、至美。这主要集中在他的《形而上学》中。大科学家牛顿曾以亚氏的“逻辑”，作为他对上帝之信仰的一种解释。
    
    在西方文化中，人的本性除了也有动物性的一面之外，还有超越动物性的神性的一面。基督教把人看成是两半。人半是天使，半是野兽；或者说半是天使，半是魔鬼。“天使”就是人带有神性或精神性，以追求真理和博爱为目的，爱敌人，爱邻近你的人；“魔鬼”就是人的肉体带有自然性，以生存为目的，伴随着竞争、掠夺与杀戮。而人性是人区别于任何其他动物、植物或生物的独有特性，就是理性。理性是人的抽象思维能力，这是中国人所缺乏的。“人人生而平等”，很多以为是人和人之间的物质性平等；其实是指人在神性或者理性面前的人人平等。对于无神论者而言，没有神，其理性就达不到神性的高度，也就没有人性的平等可言，也就永远摆脱不了被专制奴役的命运。
    
    人除了动物性的吃喝性交外，还有更高的追求即精神生活的追求。基督教把神和自然分离开来，就把人从自然界提搞到了纯粹的精神境界。在基督信仰中，上帝是绝对精神。圣经反复强调，不准体贴肉体，只准追求真理。耶稣在旷野中饿了40天，魔鬼叫他把石头变成面包时，他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即真理）”。犹太基督教确立人的精神高于物质的基本原则。在《旧约》里，神发洪水、发雷电，惩罚那些不听话者。但在《新约》里，连耶稣基督也逃脱不了一死。但是他的功劳就在于把人从自然提升到了神，促使人在纯精神生活中追求个体意识的完成，这是中世纪最大的功劳。人在纯粹的精神生活中与上帝合一，达到个体意识的完成。个体意识涉及许多方面，比如说财产关系、人际关系、人身不得侵犯、生命安全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物质层面或肉体层次。基督教使人确立了个体意识的精神性，就是物质的事情都不谈，人最该追求的是一种纯精神，超越一切物质和感性需要之上的纯精神，这就是基督教所造就的西方文化的重要内核。
    
    西方有一种纯粹的科学传统，科学家为科学而科学，科学研究的动力来自于生命兴趣的冲动。“哲学”在古希腊就是“爱智慧”（Philosophy），也就是不计功利，将智慧本身视为高于一切其他目的的最高目的。古希腊泰勒斯为观察星空而失足掉入水坑，差点摔死，别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明天会下雨啊！于是成了一个笑话：哲学家只知道天上的事情，却不知道脚下会发生的事情。两千多年后，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赫拉克利特为研究哲学而放弃王位，最后饿死在牛栏；毕达哥拉斯发现了勾股定律，举行了一次“百牛大祭”；德谟克利特说，发现一个事物的原因比当波斯人的王还好；柏拉图的学园中，有人问学这些知识有什么用，柏拉图用一个银币打发他出去。亚里士多德总结道：哲学起源于“惊异”。惊异是一种超功利的兴趣，它所激发的是一种纯粹精神上的的“爱”的追求，是生命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就此而言，中国文化缺乏对纯粹精神性的追求，只关心肉体（或与肉体不分的精神），而不关心纯粹精神。所以鲁迅曾把中国社会形容为一个“无爱的人间”。
    
    中国文化核心是物质至上，都是围绕物质功利转。除基督教外所有的宗教在中国都被搞成了拜物教。进道观拜神、进寺院拜佛，都是为了保佑升官发财。古儒们拜孔，是为了求仕；今儒们学马列，也是为了当官。为什么被全球抛弃的马列垃圾能在中国大行其道？拜物教是其肥沃土壤。中国的名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出自大名鼎鼎的《易经》，清华大学初建时，居然把它作为校训。它把徳和外在的物质挂钩，即把功利作为是否厚德的标准，这就是号召大家去追求财富，并以此衡量徳的大小，即财富越多，德越大。因此，中国到处宣传恭喜发财（新年贺词的首句），多么荒谬！请比较：基督教是把德和财富分开的，如：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都难。中国正是靠这荒谬的思维，皇帝占据天下所有财富，所以他是天之子，德配天下，只有皇族配享政治特权，因为他们是圣贤，中国文化就是人为的如此制造社会分裂。清华大学以“厚德载物”做校训，证明了中国人的精神俗不可赖，中国人还未走出丛林和蒙昧。
    
    中国文化的初心，是人的自大、无需信仰上帝，是人人皆可为尧舜，是君子“自强不息”获得成功，而成功的标志是功成名就、衣锦还乡。西方基督文化的初心，是人的原罪，人的渺小，人需要通过信仰上帝得到救赎。西方人很清楚，他们和中国人最大冲突是价值观的冲突，因为他们有精神价值观，而中国人不懂精神价值观。所以，把中西文化冲看成是经济利益冲突的反应是错误的。
    
    三，基督教的上帝和中国的天的区别
    
    西方人也把上帝称为天、天父、天堂，即“高高在上”从而成为人的最高追求和信仰。中国的天也是高高在上的，可能中国的天没有那么高。中国的成语说，“举头三尺有神明”，神无所不在。同样是天，它们的含义不一样。
    
    中国人讲的天是神圣化的自然，其实就是自然或自然神，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那种纯粹的自然。请注意，在讲中国的自然的时候，跟西方的nature是不一样的。中国人讲的天，虽然意味着自然，但它有神圣的含义，这跟西方自然科学的nature是不一样的，西方自然科学的自然是经过“驱魅”的。基督教把人抬得很高，上帝“创世”的后果是把一切牛鬼蛇神全部打趴在地，只剩下一个神——上帝。所以近代科学把物质看作是僵死的，物是没有神灵，没有精气神的了。这为现代科学奠定了世界观。因为世界是上帝造的，是物质的、机械的。所以现代科学才敢于拿一整套规律一揽子解决全部问题。杨振宁认为，“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于《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而“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天人合一实际上天人不分，以人的主观代替了天的客观，丧失了对客观真理的正确认识；因此，也就无法正确对待客观世界。
    
    中国的天虽然是自然神，但它不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格神。天有时指地方；有时指天理；有时指规律或社会规则。在董仲舒那里，天是一套制度：“天不变，道亦不变”。人道跟天道同构，人就是按照天道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制度和道德秩序的。《易经》开篇一句话，“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这是说：天象的变异，预示着祸福将降临人间，只有圣人即圣王才能把握。圣王不但能够参透天道，还能“法天而行”、“替天行道”。儒家将原始人对天的恐惧式的崇拜，引导为对君主的盲目崇拜。中国人把皇帝当成上帝，连神都是皇帝封的；中国人把皇帝说的话（人理）当成天理，整个民族也就失去了走近天理的方向感。比如，“杀人偿命”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天理，但是，摩西十诫第六诫说，“不要杀人”。所以“不要杀人”才是天理，而“杀人偿命”在西方是人理。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废除死刑，就是人类社会越来越趋向天理从而确立了“人权至上”的价值观。中国人到现在也不明白天理和人理的区别。
    
    《旧约》第一篇《创世纪》开宗明义：“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先有词（语言），后有物，就这么简单！词与上帝同在，词就是上帝。
    
    中国却是“天道无言”。孔子讲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春夏秋冬，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它就是这样，按照自身的规律生生不息。天都不说了，人还说什么？孔子否定上帝能说话，就是否定了上帝的万能性，从而也否定人的自主性。老子的“道”是不可以说的，必须自己去体会，不用言说，说多了也没用，圣人最多是示范，行“不言之教”。这好比游泳或者骑自行车，“平衡技巧”只能自己去体会。可见，这个“道”不过是技巧窍门而已。庄子的庖丁解牛的故事，暗示：熟能生巧，心无全牛，只有骨肉皮而已，依然是技巧，没有发展出动物解剖学和原子论。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道不是西方的永恒的逻各斯。虽然，老子的道是永恒的“恒道”，由于避讳，“恒道”成了“常道”，最后堕落为生活技巧和长生术而已。
    
    中国文化有“反语言”倾向，只重视内心体验和外部行动，语言当作一种临时的跳板，不可信，更不可执着。孔子主张要“听其言，观其行”，“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对语言采取了极不信任的态度。庄子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得意忘言”。禅宗则“不立文字”、“言语道断，心行路绝”。儒、道、佛都把语言当成一种多余或误导性的东西，顶多是一种权宜之计，用完之后就彻底抛弃。在人际交往中，中国人不重契约，只重默契，写在纸上的东西（文言）不兑现。反语言即反智，因为智慧须通过语言来传递的。反智必然反科技，因为科技是智慧的一种。所以，儒、道、佛都反科技。“反语言”不仅反智反科技，而且提倡“不争”，反对言论自由，中国人成了鲁迅所说的“沉默的国民”，中国社会因此难以摆脱一塌糊涂的“酱缸”状态。
    
    不重视语言的根源在于，中国文化中没有真正的个体自由。所以从更深层次上说，中国哲学总体上有一种压抑个人自由的倾向。老庄、禅佛讲的“自由”是去掉个人执着之后的无所拘束、逍遥自在，无追求、无责任，等同于“自然”和“无为”，是一种“无意志的自由”。儒家讲的“大丈夫精神”则是“无自由的意志”。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似乎达到了自由境界；但这个“矩”并不是他自由地建立起来的，而是从三皇五帝文武周公传下来的（虽然有所损益），他不过是习惯成自然了而已。
    　　
    所以，中国人的历史就是一部野蛮史，走一步退两步的历史。所谓的几千年文明，只不过是一种奴隶文化而已。生命被剥夺了自由的能力，被剥夺了爱的能力，被剥夺了思想的能力，被剥夺了创造的能力，被剥夺了反抗的能力，被剥夺了审美的能力，被剥夺了科学思维的能力。他们不知生命的高贵，不知生命的尊严，不知生命的神圣。他们听不到灵魂深处的生命呼唤，听不到来自宇宙的生命律令!几千年来，这个民族最优秀的生命被杀戮了！最优秀的基因被阉割了！剩下的只有植物般的麻木不仁和动物般的残暴。可悲的是，悲剧依旧在这片土地延续！2012年反日的那次事件中被砸穿头盖骨的西安人李建利，一直住在医院里。因为开了一辆国产丰田，他被同胞砸车、暴打，险些丢命。其妻王菊玲恨过打人凶手蔡洋，最后她说：“归根结底，这事还是要怪日本人。”
    
    中国人崇拜暴力，喜欢武斗，和日本人有什么必然关系？自古以来，互相侵略的民族多了去了，进入现代文明后，有几个在互相仇恨？当年被德国侵略过的国家，有几个还在恨德国人？大家都在携手并进！即便犹太人也只追查纳粹分子，并没仇恨德国人吧？整天怀揣仇恨的民族，是不会有半点前途的。全世界只有中国，民族之间互相瞧不起，城市之间互相鄙视，穷富仇恨，官民忌恨，婆媳矛盾永远是电视主流。这都根源于爱有等差的仁爱或别爱。差别爱必然导致差别的恨，唯有博爱才能消除仇恨，唯有耶稣基督的大爱才能消除仇恨。
    
    中国人看不到西方社会两千多年一贯的理性文化灵魂，想不到自己的崛起也需要自己心灵深处的文化建构。如果思维模式不改变，任你其他方面的改革如何天翻地覆，最终会九九归元，换汤不换药。而思维模式的变革又主要着重于两方面，一个是建立理性精神，一个是发扬自由精神。没有逻辑理性，国人难以摆脱愚昧残暴；没有平等自由，国人难以摆脱专制奴役。 [博讯来稿]

    
    如今，台陆称谓也好，陆台称谓也罢，大家都有自己的思维定式，不必争论。台湾政府由于是民选政府，基本上就是台湾民众之政府，尽管它现在还很弱小，只因它所拥有的政治体制已符合中华利益，就已具备了做大的先决条件。
       
                       中共独裁政府虽然表面上强大，只因是几个人的政府，或最多也只是利益集团的政府，不是民众的政府，它的强大纯粹是具纸扎的老虎，用不了几把，必将会被中华精英们彻底撕碎。
    
    要笔者看来，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做了总统以后，取代了马英九的国民政府，这是件很大的进步，作为民进党已执牛耳的民选政府，在不急走台独道路的同时，不被中共流氓政府绑架着，就是一大喜事。
    
    台不台独取决于大陆实不实现民主的进程，不只取决于台湾民众的选择。
    
    在这里，鄙人要探讨的是民选政府如何与中华精英共同做大，由弱转强；或是如何顺应民众彻底取代独裁政府。因为当前不论谁来做中华政府首脑，只要是民选政府，中华民众就不会对其歧视，或者是不乐意接受。因为中共匪徒把大陆民众害苦了，所以说大陆民众急需有一个能代表他们利益的民选政府给他们建立民道乐土。
    
    但是，真正的民选政府在大陆自然形成，目前前景十分渺茫，独裁者依然武装到牙齿地镇压着民众，杀戮着民众，掠夺着民众，欺凌着民众，导致了居住在大陆的多数民众民不聊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颓局继续恶化着。
    
    那么台湾民选政府能否取代大陆独裁政府成为中华人民的真正政府呢？答案是肯定的。
    不论什么时代，民众的利益不容疏忽，凡是公然与民为敌的，都会被民众抛弃。这已是不争的人类演化过程已体现出来的事实。
    
    尽管大陆独裁者依然有枪有炮，能够凶残地镇压民众之反抗，但是，由于它已不得民心，最后还是会被中华民族所抛弃，只不过需要一些时间演变而已。
    
    而台湾的民选政府，已经是大中华民选政府的其一希望，在这里，不仅希望蔡总统带领民进党别把台湾营盘弄丢了，更希望蔡总统能给与大陆精英一些必要的支持与引导。
    
    那么，什么势力如何能带动中华精英走向取代独裁政府的道路呢？可以说，这是个大政略，也是中共流氓当局最害怕又已无法避免的自然演化规律。因为，他们的邪恶本性已注定了自己的灭亡命运，更阻挡不了民选政府悄没声响地到来。
    
    眼下，台湾的民主基地早已形成，台湾政治家仅在台湾就完全可以输出有效的民主演变基本要件，只是台湾几十年的闭关锁国，人们的思想理念逐渐转变成只见台湾不见大陆的萎顿景象。
    
    是说，台湾民众的现实理念已经公然影响了台湾政府最后用自己的优越制度彻底取代大陆独裁制度的积极思想。
    
    但台湾民众只要转变一些视角，能够主动帮助大陆精英从新形成新的斗争道路，那么大陆政权也有可能被台湾政府囊括。这种大演变不是什么神话，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不得民心的大陆独裁者，就必然会被早一些岁月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在这里，首先提醒读者，抛弃中共独裁者，不是采用武力，而是采取外部包围，内部加以影响的演变策略。因为中共仍拥有着邪恶本性与武装实力，我们采用武力目前是最不可行的政略。
    
    只有令中共更加孤立，自动灭亡，才是上乘之术。
    
    当然，对于中共匪徒，我们希望能形成泰山压顶之势，一下子全部消灭之。但是中共独裁者还十分强大，我们却以硬对硬，犹如以卵击石。如果所对付的不都是匪徒，而是分化瓦解了的中共阵营，以及各式各样需求的群体，或者需要我们长期合作的异类群体，则更不能采取强硬的手段。俗话说的好，滴水可以穿石，软丝可以断木，在不能采用强硬手法的时候，不妨上个以柔克刚的手段。
    
    那么，如何形成更多的民主地域呢？说到这里，笔者就想到了，有人总是赤裸裸地想建立起什么反共基地，结果除了失败就是一事无成。笔者认为，现实的政治家，他就会看到用什么样的手段在今天的中华大地才能形成民选政府，或逐步取代独裁势力，这种政治家的胸怀已经能囊括一切斗争哲学，才会从中筛选出具体可行的实际政略。
    
    眼下，台湾不用赘述，香港尚在民选与独裁拉锯之中，是说，在中共国的周围，民主阵营尚没有形成鼎足之势，已经显示出缺憾。如果民选政府完全包围独裁政府，形成了鼎足实力，那么这个独裁政府还能长久吗？只不过，最危险的就是偌大的中华大地，由于不同政见的人在非常时期会自然形成不同的政见团体，就很有可能把中共把持的中华国土撕扯的四分五裂，也就无奈印证了分久必合、合久不分的历史循环。
    
    但是，历史的演变已不是哪一个人能控制住的，共产党这个邪恶群体绑架中华大地一来，制造了那么多的灾难，杀戮了那么多的国人，这都是缺失权威的监控体系所致。而独裁体制是不允许被监控的。所以说，只有取缔独裁统治才利于对权力者监控，使其不具备戕害群体掠夺群体利益的条件。而能消耗独裁势力的现实做法就是在中华周边多一些各种形式的民主势力，这个民主势力的自然产生，不面对客观实际环境仍然不可行。
    
    那么，如何形成民主基地的鼎足之势呢？要笔者来看，就是大陆有能之士还不能形成一足，甚至多足，是最大的政治败笔。这与民主人士的斗争策略尚还肤浅有着直接的关系；也与台湾民选政府不注重开发新的鼎足之势消除最大祸患仍有直接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马英九没有远见我们不论，因为他本身就是头猪，怎么可以用人的智慧与其说事？然已经掌控台湾政府的蔡英文女士，如果仍不能高瞻远瞩，那么国民党所创造的基业，真得会成为异国他人的土地了。
    
    作为大陆民主人士，当前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地盘问题，如果在西南某地已逐渐形成一个具有台湾这么大的地盘，或者是大于台湾土地的地盘，大陆精英还要再背乡离井、没有用武之地吗？还会因为政见不同或伸张正义地被中共鹰犬随时抓捕吗？
    
    任何时候，要想成大局，都应该能够顺应时势，以一己之长专击敌人之短。而顺应时势，在客观现实里，并不是直接与中共对抗，才能避免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因为现实中，中共的杀戮与镇压历史以来又最为疯狂血腥，对付弱势群体从未心慈手软过。但我中华又不是没有希望取缔独裁专制，只不过她需要中华精英在适中的智慧中寻找到她该拥有的起码技能、产生出巨大的势力去推动她而已。
    
    大政治家之所以要具有博大胸怀，他可以把自己放在一旁于不顾，思考问题就没有后顾之忧，能够立体的良性思维；心胸狭隘的人，不仅做不了大政治家，甚至也成不了大事，因为这种人总是把个人得失放在事态之中，关键时刻顾虑多多，思考问题就达不到一定的高度。
    
    而高手对决，最关键时刻，须容不得一丝杂念。在客观争斗中，若没有高度观察，怎么能有胜算的可能？更无法带领民众为民主事业前仆后继，这也是中华民运势力不能形成规模的根本原因。
    
    作为一个具有远谋的人，想做什么？拥有什么氛围，或做什么权力人士，都与他的心态通灵有着直接的关系，首先，怀有民主思想的人，越有巨大的权威，就越会有巨大的奉献精神。
    
    鄙人提倡不与中共直接对决，并不是害怕中共，尚是因为没有资本与之对决，而是力求能实际发展。我们都知道，在国内，任何政治势力除共产党以外都无法自由形成，即使经济势力一样增长人气，也会被中共严厉监控。而一般散沙的我们，即使现在能与中共对决，中共也不屑与我们对决，甚至更可悲的是，放出几条狗来就把我们搞定了。所以，我们首先考虑的应该有我们的地盘，能够与台湾、香港连袂，形成外在的鼎足之势，但什么人才能做得到呢？
    
    作为弱方，只能依靠群体的力量创业；作为手无寸铁的社会精英，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形成大势，这就要有个基地存身，并有一个能容得下更多的人甘心为民主事业服务的用武之地。甚至是，首先能让后来者具有一定的势力。
    
    拥有缅北或选定其它靠近中共国的地域，对于中华民主事业是有很大的帮助，假如一个十分落后的缅北都搞不定，还想搞定中共国，这可能吗？
    
    再说，共产党必亡，这不是赌咒，就凭他们这么流氓无耻，杀戮抓捕为民请命的正人君子，自己还在贪腐，自相残杀，不亡天理都已不容，还要我们瞎忙吗？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按部就班，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最差的现实里，耐心等待这一天到来就是。
    
    眼下的中共国，就如是清朝末期，外地侵略不敢反抗，内部镇压十分残酷，又不得不窝里斗，各种心怀鬼胎的人，一旦掌握了国家权力，一处造反，百家呼应，已不是神话。
    
    特别是习共清理异类时，得罪的利益集团人很多，这些有点邪恶能量的人，家人，手下，左右，亲戚，不会都袖手旁观，特别是触及到他们的利益，甚至有失去自由的可能时，都有可能豁出去地一拼的因素。只不过，这种人没有民众支持，不可能做大。
    
    笔者更不赞成破坏似的斗争，那是因为中共国被中共破败得够惨的了，广大民众受到的苦难够多的了，我们为什么不想应时改变而去破坏呢？再说，我们的力量十分微弱时，即使破坏捣乱，也影响不了共产党把局，只能是殃及老百姓，还会被镇压，直接受损的仍是我们自己。何苦呢？这又是都能应该看到的客观现实，倒不如切合实际地想出如何存在与发展。
    
    当然，不论怎么做，都有可能与共产党的愚民与暴虐手段冲突，但是，我们应该具备的智慧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能令共产党的存在应该不影响我们的成长与做大。关键就在这里。
    
    真正的智者都会知道，无为的智慧是一流的智慧，它已告诉我们，许多事情是顺其自然，决不可以逆向而行。我们要做的，不是铲除谁，是制造一个能形成属于民主势力的大氛围。让更多的人能够进来，发挥优长。所以，前人的经典理论很多精华足够我们演绎的，我们现在开始模仿足以定乾坤，何必去做那没有形成我们影响、揠苗助长的蠢事呢？
    
    推翻独裁政权不过就是我们的理想，作为一个理想，我们要实现它，就得符合现实。也就是说，不论谁，做好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不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才能算是一个高人。
    
    我们在选择走任何一条道路时，并不要在意是什么道路，只要是成功之路，都有走的道理。
    
    是的，不论做什么事业，都会有中共特务渗透，这种事情太正常，不应该因为有特务渗透，就产生互相怀疑，互相指责，更不应该互相拆台。因为那这做，正是中共需要的。比如盛雪这个民主先行者，被特务用桃色事件玷污，还有真实的截图，我看了就感觉那些特务太可笑，理由是盛雪虽然拥有民主思想，她为什么不能拥有自己的私生活？难道私下享受生活有什么错吗？难道共产党的人都不会？特务们就没有情色？
    
    在这里，我敢说，由于中共集团中人都不是什么好鸟，已是一些心底丑恶的人组成的，他们所用的特务，心地也就无法阳光。
    
    我们知道，真正的正人君子，不会堕落成为中共特务。换言之，中共所能使用的，都是一些没有道德底线的无耻之徒而已。这种人，不论在任何场所，都容易显示出他对别人的蔑视与假友好来，一旦有悖于他，马上翻脸。甚至是热心帮助人时，表面上积极，但从他不自然的脸色上很容易不自觉地暴露出玩控对方的得意之色。
    
    没有真正能看懂这种得意之色的人，就很难知道其是特务。
    
    在这里，大家还要明白，真正想瓦解民阵的，不是欲国家走向民主的人，什么人最想破坏呢？不言而喻了吧？
    
    发展的初期，我们应该不在意特务的渗透，正好，让共产党这伙鬼魅魍魉们放心，我们在做并不是直接影响独裁寿命的事，那种直接反抗中共暴虐，公开呼吁起来推翻中共独裁势力的，我们不与之左右。当然，也没有义务阻止他们自己的行为。我们恪守自己的行为就够了。
    
    也是说，谁愿意如何做，谁就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更没有义务越俎代庖。
    
    而且是，只要台湾民选政府具有全局意思，不仅帮助了大陆精英做他们应该能做好的事，也能为自己改变强大敌人威胁的尴尬局面。
    
    2017年1月30日 [博讯来稿]

论“天人合一”的原始野性



文鸣




2016年10月26日



    一，野蛮性：“天人合一”的专制荒谬性
    
     近年来有些学者所艳称的“天人合一”，其政治上的含义也是天子承天命以御天下。《易经》开篇一句话，“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这是说人间的伦理秩序，道德规范都是天定的，体现在自然之天所显示的现象中，而天象的变异则预示着祸福将降临人间。这天象只有圣人才能把握。这就是“天人合一”。  
                       
     儒家认为政权的神圣合法性来自“天”。在儒家眼里，天是至高无上的，是道的本原。圣人人不但能够参透天道，还能“法天而行”、“替天行道”。儒家思想的要旨在于“天人合一”，核心的是天君合一，将原始人对天的恐惧式的崇拜，引导为对君主的盲目崇拜。
    
    而道家的庄子最早阐释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万物与我为一”那是上帝才可以达到的。一个局限、短暂的人，怎么可能和永恒的无限与完美的绝对真理一样，做到“万物与我为一”？这是明显缺乏对“人”的客观认知。一个人可以和天同在，和上帝同在，那是因为你虔诚的信仰它并践行之，但你绝不可能做到“万物与我为一”。
    
    “万物与我为一”意味着：我即道，道即我，道就成为纯主观的东西，从而否定了客观的天道，可以说是一种的野蛮专制思维，因为这里的万物也包括了人，“为一”就是你们都和我一样。既然“万物与我为一”，我便能“天人合一”，我的意志就是天意，就是上帝的旨意，别人若违背我，那就是违背天理，违背天意，违背上帝，是大逆不道的。这就是典型的专制霸权思维。真理即我，我即真理，无知尊大、自以为天的同时，又抹杀了人与人的差异和个体与个体的不同。这就好还比古罗马时期，大家相互尊神，人就是神，神就是人，神人合一。但是人家那时候是多神论，好歹是符合人与人的客观差异的。而天并无多天论，所以这“天人合一”、“万物与我为一”的观念还是王道思想，是一种绝对专制的强权思维。再说，罗马时期的“人神一体”最终崩溃了，神、人两分了。人回到了局限、暂时与残缺的客观上来，保持谦卑、敬畏之心，也就是基督教的有罪与赎罪，这确是人对自我的一种理性客观认知。
    
    天人合一，都是以性本善为出发点，最终要求人都是要回到原来初始的状态，都是反智的思想。性本善本意是说：人之初，原本是天人合一的，根本上不承认与天比较，人是局限短暂与残缺的客观事实。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佛家讲“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心外无物”。他们认为人可以与天齐，也就是说人即是天，天即是人，所以天人才能合一。程颐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二程遗书.卷六》）。天人合一根本上就是一种“人神一体”论，是一种极其主观自大的感性认知，并非客观理性的认识。
    
    杨振宁认为，“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于《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而“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
    
    天人合一实际上天人不分，以人的主观代替了天的客观，丧失了对客观真理的正确认识；因此，也就无法正确对待客观世界。秦始皇自以为权力为天所授，便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而为所欲为。南巡至湘山，逢大风，几不得渡，于是大怒，派刑徒三千人去把湘山上的森林砍光，直到裸露出红色的土壤，作为对山神的惩罚；一次梦见与海神战，解梦的方士说海神是看不见的，但要有大鱼、蛟、龙出现，就表示他在那里了，于是出海去找寻，在山东之罘见巨鱼，自用连弩射杀。秦始皇为修炼成不畏水火、能腾云驾雾与天地长久的“真人”，动用70多万人修阿房宫，因为“真人”需要住这样复杂深沉的房屋群，使外人不知他住在哪。为此，四川、湖北的许多山头被砍光了。秦始皇筑长城是信了“亡秦者胡”的预言，还有修驰道要求笔直，堑山堙谷。这些工程，对环境的破坏是巨大的。秦始皇干出的一些事，比唐吉诃德还令人哭笑不得。
    
    庄子提出天我合一，并扬言“绝智弃圣”，“弃圣”本是好的，凡有圣人崇拜的地方，一定是灾难遍地，愚昧横行；“绝智”的意思就是不要理性思维，回到人的本初状态——赤子之心（如今流行“不忘初心”），这和儒家倡导的“性本善”、佛教的“人人皆有佛性”，都是主观唯心主义。这些说教和老子所说完全一样：“常使其无知无欲”是一致的，就是人要象动物般那样活着，不思考，没要求，简单纯粹，才能与天合一。多么荒谬！难道人要象猪狗那样“绝智”、“无知”？至于告子所说的“食色性也”，这不是人性，而是生物性。食色就是生存和繁衍，这是任何生物都必须遵从的法则。而人性是区别于任何其他动物、植物或生物的独有特性，它就是思维和思想，而正确思维的前提是必须遵循思维的形式逻辑规则。这恰恰是中国所缺乏的，从而难以摆脱弱肉强食的动物性。所以，中国至今还是遵循动物性的丛林法则，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圣人诡辩逻辑的道德谎言。
    
    可以说，天人可以共存同在，但是天人绝不会合一，更不会有“万物与我为一”的可能性。至于季羡林先生说：中华文化的精髓就在这天人合一，如何了不起，云云。这不过是民族主义自大狂而已。
    
    如果说“天人合一”是中国的大智慧，它反映了自然秩序的和谐；那么，印度的种姓制就应当是印度人的智慧了。因为《摩奴法典》宣称：梵天从自己的口、臂、腿、足创造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因从最高贵的肢体所生，理应成为世界主人。刹帝利是婆罗门的打手，而“温顺地服从上等种姓”是首陀罗与生俱来的义务。梵天作为印度教的至上神，其地位与中国的“主宰之天”相当，只不过它是被人格化了而已。种姓制度无疑就是印度的“天人合一”的体现与确证。由此不难看出，东方的“天人合一”的真正用心了。
    
    二，原始性：“天人感应”中的原始的巫术思维
    
    宗教思维认为万物都由一个万能的神来主宰。实际上，基督教把人抬得很高。“创世”这件事情的后果是把一切牛鬼蛇神全部打趴在地，只剩下一个神，上帝。所以近代科学把物质看作是僵死的，物是没有神灵，没有精气神的了。这为现代科学奠定了世界观。因为世界是上帝造的，是物质的、机械的。所以现代科学才敢于拿一整套规律一揽子解决全部问题。
    
    希腊哲学思维强调逻辑，但是缺乏实证精神。现代科学的思维强调实证，是逻辑和实证的有机结合。实证就是说你必须拿出证据我才相信你的观点。逻辑是人们正确的思维方式，只有用正确的逻辑方法才能保证推论的正确。有很多观点在逻辑上就说不通，我们可以轻易地把它们排除掉，没必要费事去实证了。
    
    宗教和科学都认识到了人的有限性，都懂得了谦卑和诚实。而巫术恰恰相反，一直不承认人的有限性，总期望用一些奇怪的符咒和仪式改变世界的进程，常常显得无知而又自负。古代文献中“人定胜天”的伟大气魄，就是巫术信仰的口号。蒙昧人相信扫除星降下灾难，日蚀引发战争，猫头鹰给自己带来厄运。蒙昧人还相信吃老虎、公牛、雄鹿、野猪的肉能增强自己的体力、胆量和勇气，吃猫头鹰的眼球能让自己在在黑暗中看得清楚，吞食战争中杀死的敌人的心、肝和脑髓能占有他们的勇气和智慧。——--这都是巫术思维。
    
    巫术思维认为世界的道理在于相似，只要相似的就可以互相感应。比如扎个纸人写上谁的名字然后扎针，那人就被感应而得病招灾。
    
    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有个“互渗律”：一切存在物、人工制品都被认为有神秘属的魔量（“万物有灵论”），神秘力量可通过接触、传染、转移等对其他存在物产生作用。互渗即相互作用和影响，譬如：写作中的“情景交融”，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老子的“道德合一”思想，心学创始人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观念······都是这种互渗式的巫术思维方的产物。
    
    巫术有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是相似律——相似的事物就是相同的事物；所以，有“吃啥补啥”的巫术食疗理论。第二个是接触律——人一经接触某物的部分物，就会获得该物的本领。所以，就有吃屎喝尿、吃熊胆、吃穿山甲的中医。可见，所谓中国五千年文明实际上是就地打转至今没有走出原始状态。
    
    初民把世上的事物理解为互相感应的东西，这是一种感应思维或感应认知，相当于有些人类学家所称的巫术思维“互渗律”。死人和活人互相感应，星辰和生死兴衰荣辱感应，木星主福而火星主祸，梦让女人怀孕，女人梦见了神人，或者跑到山里踩了一个脚印，就怀孕了。到庙里求观音菩萨送子也属此类。
    
    初民社会中大行其道的巫术就建立在感应思维之上，是控制感应的技术。人们施用魔魇，让敌人、对手得病甚至死掉。初民之间的战争包括了大量仪式性的东西，去掉对方的阳气，增加自己的阳气，都依赖于对感应的信赖。祈雨、祈福、占星术、降灵术、召魂，这些都是我们多少有些了解的感应方式。人类学著作中充满了感应思维的例子。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引用了Phillips记述的一个故事，在刚果的传教士们在祈祷仪式上戴着一种特别的帽子，土著把一次旱灾归咎于这种帽子，说这种帽子妨碍了下雨，要求传教士们离开他们的国家。早期的人类学家相信，在远古时候，感应思维是无所不在的。
    
    在很多神话中，我们都能看到以人体为核心的微观宇宙和天地大宇宙的系统对应，肉体和泥土对应、骨骼和石头对应、毛发和草木对应、呼吸和风对应。这些对应是感应认知的反映，现在在神话系统中组织起来，成为对世界做出统一解释的一种典型方式。这就是人类的“天人感应”。
    
    “天人感应”的观念早在《墨子.天志中》便有所反映，即：“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后来邹衍加以重申。汉代的《淮南鸿烈》继承了道家学派和阴阳家学派的观点，发展了“天人感应”说，提出了“人副天数”的观点来加以证明。该书写道：“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故举世而不顺天者，逆其生者也”。
    
    董仲舒几乎原封不动地把《淮南鸿烈》中的“人副天数”和“天人感应”搬到他的著作里，鼓吹“天人相副”，即人是天的副本，人是天按自己的样式制造出来的。譬如，天是圆的，所以人的头圆；地是方的，所以人的脚方。人为什么有两只眼？因为天有日月。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春夏秋冬，人有喜怒哀乐；天有阴阳刚柔，人有君臣男女。
    
    因为“天人同构”，所以“天人感应”。董仲舒云：“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即：天是有喜怒哀乐的天，可以和人感应、能给人以吉凶祸福。这种“天人感应”，将自然界的变动看成是上天在传递某种神秘的信息。因此，“天人合一”中的“天”，不是自然之天，而是有人格意志的神。譬如说，天上出了“扫帚星”，人间就要倒大霉。如果出了“祥瑞”，则证明当今皇上乃“尧舜之君”。阴阳五行之类的理论也是感应思维。阴阳错行，则天地大骇，于是乎有雷有霆。歧山地震，是阴气所致，阴气重是因为周幽王宠信了褒姒导致歧山地震。程颐（1033-1107）即伊川先生说，“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
    
    这种思维方式扩散到民间，便成了天上落下一颗星，地上就要死一个人，帝王上应天星不说，他的文臣武将也都在天上各有自己的位置；“万物皆有灵”性，不仅人能修炼成仙，狐狸也能成精，石头也可通灵，雷公电母，财神瘟神等众多与人的安危祸福相关神，都在《封神榜》上有名有姓，而人民也真个把他们供奉起来。闹旱灾了，禁屠宰、关南门、求龙王；出现瘟疫，请道士打醮，找端公跳坛神；有人亡故，请阴阳找风水宝地埋葬 ，以求多福多寿多子孙······直到到民国时期仍是常有的事。
    
    实际是，人类的活动对万物的变化是有影响的，但不存在周幽王宠信褒姒就会导致地震的因果关系。“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这是清朝时在黑龙江西边中俄界碑上刻的字；坚如盘石，安如泰山是习惯的认识。泰山其实在不断升高，也因受风化剥蚀而失去原有的高度。
    
    人类觉醒后，感应思维渐渐退位，理性思维逐渐占据主位。与感应思维对照，理性思维可说是因果式的思维，原理和事实、原因和结果占据着中心地位。相信感应跟相信因果是不一样的。在物理因果关系中，受动的那个物体是完全消极的、被动的，比如施力给桌子，桌子是完全消极的，力来了它就动，力撤了它就不动。而在感应中，受感者并非完全被动，它有所感、有所应和，它在受感而动之际是积极回应的，就像是人对呼唤的响应一样，是一种神秘的感动。
    
    总的说来，感应思维依赖于现象的种种感性联系。尤其是，相互感应的事物有某种相像之处。苋菜是红的，血也是红的，苋菜应有补血的功效。核桃和脑子的形状颇有几份相像，应有补脑的功效。当然，这种说法难免有点儿模糊，因为什么和什么都有点儿相像。不过，有一种相像对认知特别具有诱惑力。人参有人形，所以被说成有滋补益寿的药效。与此相似，毛地黄的花形像人的心脏，同时也能使心脏兴奋，这也对认知构成了同样的诱惑。
    
    今天，原始的巫术思考方式依然流行。民间所说的跳大神，就是一种感应式的治疗方式。我们身边的人，也有不少仍然相信占星术，相信降灵术，很多人到庙里烧香、求签，想生孩子去求观音菩萨。谐音字的避讳，吉祥用语，也都属于此列。今天，凡是不用因果机制来解释事物的发生，我们都称之为迷信，而我们现在叫做迷信的东西多半属于感应。种种气功此起彼伏，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于相信感应，例如意念致动：使劲盯着一个杯子，心里使劲移动它，杯子就动起来，或者，瓶子没打开，药片就到手里了。 [博讯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