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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邹仲苏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在现代人的认知中，新闻中出现国家领导人出国的信息已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直到20世纪中叶，国家领导人出国却还是比较罕见的“大新闻”。这时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互访较多见于欧洲。在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外访仍属于新鲜事物。例如毛泽东终其一生，其出国经历只有在1949年底和1957年底两次访问苏联。而作为毛泽东终生对手的蒋介石，却有着鲜为人知的多国出洋经历。蒋介石的这些出洋经历，不但对他个人，也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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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笈东瀛，寻求强国之路

　　19世纪末的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西欧势力大举侵入东亚，甲午战争失败，义和团之乱以及八国联军侵华，清朝统治中国的根基受到剧烈冲击，清政府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一时期出生、成长并接受初等教育的蒋介石，自然也受到了时局的深刻影响。

　　1905年，18岁的蒋介石进入“箭金学堂”读书，在这里他遇到了对他后来影响极大的老师顾清廉。在学堂里，蒋介石在学堂里很受顾清廉的疼爱，而他也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了所谓的“革命思想”。顾清廉为蒋介石灌输要使国家强盛必先发展军事的思想，并向蒋介石教授《孙子兵法》，促成蒋介石励志习武，学习军事，对蒋介石的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也促使了蒋介石产生了前往日本留学的想法。

　　1906年4月，仍旧留着辫子并且不会日语的蒋介石第一次来到日本。这次蒋介石赴日的目的是想在日本学习军事。但抵日后，蒋介石才得知，如果没有当时清朝陆军部的推荐，中国留学生是不能进入日本的相关军事院校就读的。这可以说是蒋介石人生中最初的挫折。因此，蒋介石的这次日本经历非常短暂，只有八个月。

　　尽管如此，这次赴日却对蒋介石的一生意义重大，因为他在日本结识了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两个人：陈其美和孙中山。在蒋介石1917年开始撰写的日记中，他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

　　我原本是立志前来修习陆军，但日本陆军的入学限制非常严格，若是没有本国陆军部的推荐，是不可能获得入学许可的。就在这年，我在宫崎（滔天）的家中，经由陈英士（其美）的引荐认识了孙总理。此后，我与旅居东京的革命志士多有交流，对于民族的感情也日渐深厚，同时心中对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渴望，也愈发无可抑止。

　　当时的日本是对清朝现状失望不满的年轻人的大本营。分属诸多派别的革命者在日本发展力量，并就自己的政治理想进行激烈辩论。在那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年轻的蒋介石也不免受到当时革命思潮的强烈影响。蒋介石这次赴日，虽然没有达成学习军事的目的，但初步学习了日语，剪掉了辫子，同样也树立了学习近代军事以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理想。

　　回国后不久，蒋介石为了以军人身份前往日本学习，进入“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校”就读。1908年，蒋介石便以清朝官费留学生的名义，第二次前往日本留学，并就读于日本陆军专门为中国军事留学生设立的预备学校“振武学校”。

　　振武学校的主要运作都由日本陆军的现役军人负责，其课程主要分为军事相关课程，以及日语、历史、地理等普通类课程。当时振武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没有受过日语训练，故授课基本上都以中文进行。但在课程安排上，日语教学的比重很大，接近40%。可以想到，振武学校学生的日语训练应该相当扎实。但蒋介石的日语，尤其是日语口语却不是太好。在振武学校毕业后的1910年12月，蒋介石便被派往高田的陆军第13师团野战炮兵19联队第二大队第五中队见习。

　　在高田，蒋介石过着作为一名普通士兵的生活，“极其单调而严肃”。但这种“激起单调而严肃”的生活也对蒋介石今后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从小生活在浙东地区的蒋介石，深受阳明学的影响，对日本军队中的严苛生活，会较为自然的选择一种接受的态度。蒋介石在后来的日记中，也经常回忆自己在高田时的生活，如自己在高田的大雪天中早起，并用冰冷的井水洗脸。而以严冬中用冷水洗脸为代表的体验，也构成了在蒋介石理解中最根本的“日本经验”：

　　比起谈论若是要复兴民族、报仇雪恨，该怎样获得武器之类的话题，我们最优先的事情，就是用冷水洗脸，然后沉默不语。如果连这点小事都无法胜过日本人的话，那其他的就根本不用提了。

　　对蒋介石而言，严冬中用冷水洗脸，也正象征着日本的道德观和精神性。这种道德观和精神性也深深的影响了蒋介石今后的人生。蒋介石在后来的日记中回忆这段生活时，写道：

　　那一年的士兵生活与训练，可以说确立了我这一生持续至今的革命意志与精神基础，同时也培养了我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性格。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蒋介石在高田的军事生涯也突然终止，并在不久后返回上海，投入在日本结识的浙江同乡，时任沪军都督的陈其美帐下。在中国近代史上，陈其美扮演着蒋介石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的角色。陈其美不但将蒋介石引介给了孙中山，也将“青帮”的影响施加在了蒋介石身上。日后蒋介石将“义结金兰”作为在政治上笼络人心的重要手段，这种手段以及其与“青帮”大佬杜月笙等人的交往，无不拜陈其美所赐。

　　蒋介石对陈其美的“知遇之恩”也做到了“涌泉相报”。作为陈其美的得力干将，蒋介石参加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中的诸多战斗，并受命于陈其美刺杀了陈在政治上的有利对手陶成章。为此蒋介石先后两次流亡日本避难。陈其美遇刺后，蒋介石也尽力照顾陈其美的两个子侄陈立夫与陈果夫，并最终发展成了国民党内部一度如日中天的“CC派”。

　　刺杀陶成章事件发生后，在陈其美的帮助下，蒋介石以学习德语之名再次东渡日本。蒋介石这次赴日，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留日人士一起创办了《军声杂志》。从蒋介石在《军声杂志》发表的文章来看，这时的蒋介石，已经可以从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认识中国问题，并去思考中国应该怎么办。

　　在《军声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的发刊词，以及随后在杂志上发表的如《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征蒙作战刍议》、《巴尔干战局影响于中国与列强外交》、《军政统一问题》、《革命战后军政之经营》等文中，蒋介石表达了他对当时中国内政外交的看法。蒋介石认为，当时中国的主要敌人莫过于日、俄、英。对三国应该采取不同的策略加以应对。三国中以日、俄最为危险，但应与日本搞好关系，以便集中力量对付俄国。对于国内问题，蒋介石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高效、集权的中央政府，制止内乱维护统一，以便抵御外侮。从这些文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已非当年简单的赴日军事留学生。他提出了统摄全局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国家治理方略，表现了蒋介石的胸怀和见识。而这种胸怀，并非一般军人所具有。从蒋介石提出的这些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思考中，已经可以看到蒋介石作为一个国家领袖的独特气质。蒋介石日后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处理国内外事务的诸多做法，也可从中找到端倪。

　　经过多次赴日避难流亡，蒋介石再次前往日本则是到了1927年。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从上海搭乘“上海丸”，启程赴日本长崎。这时的蒋介石已并非是之前的稚嫩军校生，也非当年的政治流亡者，而是不久前刚率北伐军占领江浙，并建立政府的“中国最有权势的人”。而这次蒋介石赴日，也和之前“求学”、“避仇”的目的不同，主要是为了自己与宋美龄的婚事争得宋美龄母亲倪桂珍的同意，以及在接下来的第二次“”北伐”中取得日本政府的谅解，乃至支持。

　　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掌握了中国最强大的军队，但他本人在国民党内资历尚浅，同时还被汪精卫、胡汉民等政敌环伺，同时蒋介石也并无政经各界的嫡系。这就使得蒋介石在当时的国民党内部斗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因此蒋介石迫切希望取得以宋家为代表的江浙财团的有力支持。蒋介石对宋美龄一见钟情，而宋美龄亦钟情于蒋。但蒋介石当时已婚，而倪桂珍是位严格的基督教徒，并不同意两人的婚事。对蒋介石而言，与宋美玲婚姻的难关莫过于倪桂珍这关。

　　正巧此时，倪桂珍因为足疾赴日本疗养，并下榻神户的有马温泉旅馆。蒋介石得知倪桂珍行踪，便在长期下船后同宋子文一道直奔有马。在有马，蒋介石当着倪桂珍的面将送给宋美龄的结婚戒指和腕表交给倪桂珍，并且保证尽快同原配毛福梅离婚，并同姚冶诚、陈洁如断绝关系。最终蒋介石征得了倪桂珍对二人婚事的同意。在有马的蒋介石十分高兴，不但给了温泉旅馆的老板娘一笔非常丰厚的小费，还为温泉旅馆题写了五幅墨宝。

　　蒋介石这次赴日，还有一个目的在于争取日本在未来中国的政治格局中支持自己，从而让自己可以统一中国。在日本期间，蒋介石曾拜会日本各政要与社会名流，并与蒋在高田时的故旧，如当年的师团长长冈外史和联队长飞松宽吾等人叙旧。同时蒋也与时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有过一次会谈。在与田中义一的会谈中，蒋介石明确表达了中国统一与日本的关系：

　　中国革命志在统一全国。太平天国之覆辙，岂可再蹈乎？故非从速完成北伐不可，且中国如不能统一，则东亚不能安定，此固为中国之大患，而亦非日本之福利也。

　　而蒋介石在抵达东京时发表的《告日本国民书》中也提到：

　　中正尝以为欲期中日亲善之实现，必先扫除两国亲善之障碍；障碍如何，厥为中国国民所共弃之军阀也……中日两国根本之亲善，非利用军阀所能成功，亦非少数人之互相结合能所奏效……吾人今后努力亲善之工作，首当扫除国民间以前之误会感，以及亲善障碍之军阀。

　　蒋介石以此为理由告知日本，只有他可以扫除军阀，统一中国，才能让中日共存共荣的理论付诸现实。因此，蒋介石希望在此可以获得日本的支持。但田中义一却对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想法似乎并不赞同。在会谈中，田中虽并未明言不可，但蒋介石在日记中却提到田中面色不快。而在会谈后，蒋在日记中写道：

　　综合今日与田中谈话之结果，可断言其毫无诚意，中日绝无合作之可能。

　　但蒋介石与日本军政界高层会谈的结果颇为丰厚。日本政府在国民党进行“反共”、并且承认日本在满蒙地区的“特殊权益”的前提下，选择支持蒋介石率军统一中国。而蒋介石在日期间也接触了美国驻日本的外交代表，并与美国取得联系。不久后，蒋介石启程回国，并与宋美龄结婚。而这一次访日，也是蒋介石一生中最后一次访问日本。

　　蒋介石的日本经历见证了蒋介石从浙江奉化乡下的无知小童到手握重兵的中国最强势者的蜕变。蒋介石在日本时期所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也为蒋介石一步步走向中国政治权力的巅峰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旅日照

　　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也十分复杂。一方面，蒋介石振武学校的学习经历和在军中的服役经历，让他对日本产生了倾慕之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以日本为榜样；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意识到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将会是中国的最大敌人。但当中日消除敌意后，中日两国也会走向亲善共荣。换言之，蒋介石对日本的看法，是在钦羡、赞赏比中国更早一步踏入近代化的日本的同时，也在思考着该如何超越日本。而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日本进行观察的共同视角。

　　在某种程度上，日本对蒋介石来说，是作为“他者”存在的。蒋介石以日本为视角，去观察分析近代中国，乃至世界大势，对蒋介石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蒋介石撤守台湾后，在军事上求助于日本军事顾问的行为，便是蒋介石早年日本经验的体现。

　　2

　　访苏：认清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

　　蒋介石出访的第二个国家，便是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名义访问的苏联。

　　早年留日期间，蒋介石在日本就接触到了大量有关俄国革命的相关信息，并对俄国革命产生倾慕之情。在这一时期蒋介石的日记中，多次出现了对俄国革命的相关评述。同时蒋介石也在日本阅读了大量有关俄国革命的论著。如1919年11月15日，蒋介石从日本搭船回国时，在船上阅读《俄国革命记》，并在日记中写下“想望糜已”四字。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日记中，也多次出现了学习俄文的字样。

　　这时的蒋介石也萌生了投身“世界革命”的想法。1920年3月14日的日记中提到：

　　革命当不分国界，世界各国如有一国革命能真正成功，则其余当可迎刃而解。故中国人不必要在中国革命，亦不必望中国革命先成功。只要此志不懈，则必有成功之一日，当先助其革命能最速之国而先革之也。

　　也因为蒋介石的这种投身“世界革命”的想法，让蒋介石产生了去俄国考察的想法。1921年1月1日的日记中曾提到，蒋介石认为自己在当年可以做四件事情，其中第一件就是学俄语，并去俄国考察；而第四件事情则是去北京，并希望能有机会可以去俄国。从这时日记中可见，蒋介石对去俄国的想法，可以说是魂牵梦绕的。

　　1922年底，苏联成立，孙中山希望在革命中获得苏联支持的愿望愈加迫切，希望苏联为他领导的中国革命提供资金和军事援助。甚至孙中山在和苏联代表越飞会谈的时候提出，希望让自己的军队可以从被苏联控制的外蒙古出发进攻北京。这时的孙中山为了与苏联官方直接商谈援助相关事宜，便准备派出规格较高的代表团赴苏。与此同时，孙中山也了解蒋介石希望可以去苏联考察的意愿，便任命蒋介石为代表团团长，于1923年8月16日自上海启程，前往苏联。

　　9月2日下午，蒋介石抵达莫斯科，开始了对苏联三个月的访问。蒋介石刚到莫斯科不久，便会见了苏联人民外交委员契切林与苏共中央书记鲁祖塔克。蒋介石与两人相谈甚欢，向两人请教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并将其记录在了日记中：

　　其革命成功之点：一、工人知革命之必要；二、农人要求共产；三、准俄国一百五十民族自治，成联邦制。

　　其革命缺点：一、工厂充公后无人管理；二、集中主义过甚，小工厂不应同样国有；三、分配困难。

　　此后不久，蒋介石在莫斯科访问了苏联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商讨苏联对孙中山的军事援助问题。蒋介石向斯克良斯基提出几项要求：

　　1.俄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会尽量向中国南方多派人，去按照红军模式训练中国军队；

　　2.向孙逸仙代表团提供了解红军的机会；

　　3.共同讨论中国的军事作战计划。

　　斯克良斯基答应答应向孙中山阵营派遣足够的军事顾问，而且决定专门设立两所军校，分别帮助中国军队中高级指挥员。同时，斯克良斯基也应允代表团成员参观红军的要求。

　　就作战计划而言，蒋介石向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建议，在外蒙古南部重新招募一支新式军队，并按照红军的模式组织训练。并从外蒙古南部向华北发起进攻。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听后，建议蒋介石将作战计划写成书面材料。而这次与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的会面给了蒋介石非常好的印象。当晚，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俄国人民无论上下大小，比我国人民诚实恳切，令人羡慕，次点各国所不及也，其立国基础亦本于此乎！

　　之后蒋介石便一直在旅馆中起草作战计划等相关书面文件。最终形成了《中国革命的新前景》和《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

　　《中国革命的新前景》中主要强调了孙中山之前提出的“西北革命论”，即希望靠近苏联的中国西北地区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并在苏联的援助下建立一个较为安全的军事基地。对于基地的选择，蒋介石在文中提到了两个候选基地，即外蒙古的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和新疆的乌鲁木齐。而蒋介石更为倾向于选择库伦。在《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中，蒋介石对比中俄两国革命，认为俄国革命“收效之速，一日千里”，中国革命“将陷于绝境”。在文中，蒋介石希望苏联可以给予中国革命足够的支持。

　　而在《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中，蒋介石提出：“中国恶势力之根据地，反革命派之大本营以及一切外侮之策源地，皆在政治中心地之北京。如望中国革命之奏效，非先打破此万恶政治中心地之北京，则革命绝无成功之望。”同时蒋介石也认为，如果要对列强作战，打破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亦非打破北京不为功。

　　就《中国革命的新前景》和《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所言，可以较为系统的体现出蒋介石率团访苏的主要目的，即迫切希望苏联政府可以允许孙中山在外蒙古南部地区建立一个可靠的基地，并在苏联的援助下组建军队，进攻北京，开辟除两广革命根据地之外的第二块根据地与第二战线。

　　但俄国长期以来视外蒙古为其势力范围。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沙俄乘机派兵进入外蒙古，并策动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丹尊巴呼图克图宣布外蒙古“独立”。1921年，红军为追剿进入外蒙古的由恩琴男爵率领的白卫军，也派兵进占库伦，并长期不肯撤军。蒋介石要求的在库伦设立军事基地，并在此组建军队的要求，并不能被苏联所接受。

　　待蒋介石将《中国革命的前景》和《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递交苏联官方后，苏联高层相关人员对蒋介石的态度开始发生了变化。10月下旬，蒋介石前往拜会契切林，谈及“外蒙古自治问题及根本计划”时，契切林一反之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而是选择了敷衍笼统地回答，如“蒙古人怕中国人”一类的说辞。同时契切林要蒋介石与苏共领导人商谈此事。

　　外蒙古问题可以说是蒋介石访苏以来遇到的最大挫折。苏联方面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拖延敷衍，也让蒋介石感到不耐烦。同时，苏联正在东欧各国发动革命，建立革命政权，而中国问题并非当时苏联政府对外战略的侧重点。因此苏共中央决定向蒋介石代表团““灌输””诸如“革命要有很长时间的准备”，“军事计划要等到欧洲局势明朗，或中国完成革命准备工作之后”的观点。

　　在11月11日，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与蒋介石见面时，明确表示不赞成蒋介石提出的计划。斯克良斯基主张国民党要加强自身的政治活动，因为在现有阶段下，进行军事行动注定要失败。而蒋介石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地反驳，认为中国革命中采取军事行动是非常有必要的。但这一点并没有说服斯克良斯基。斯克良斯基只答应蒋介石，苏联可以为中国军队培养一部分军事人员。对此蒋介石无言以对。而在事实上，苏联拒绝了蒋介石提出的在库伦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蒋介石的内心极为愤懑失望。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

　　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

　　在蒋介石临回国之前，还与托洛斯基进行了一次会谈。在会谈中，托洛斯基明确表示，国民党应该以政治斗争为主，将军事行动降低到最低限度，并且坚决表示苏联不允许国民党从外蒙古发起进攻北京的军事行动。

　　访苏期间的后半段，蒋介石对苏联的态度逐渐转向失望，与刚到苏联时的乐观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蒋介石在11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

　　俄国中级人才太少，政府往往为其下所蒙蔽，而轻信、迟缓、自满为其切要弊端，预大事不能深重观察，专尚客气。人而无信，尚不自立，况其国乎！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亦其国之一大弊也。吾为之危。

　　自1919年起，苏俄政府多次发表宣言，宣称放弃沙皇政府在中国获取的一切特权，并放弃历年从中国掠夺的一切领土和租界。1923年越飞与孙中山会谈时，也曾明确表示俄国现政府从来不想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政策，也并不想让外蒙古脱离中国。而同年，加拉罕在北京向报界声明，外蒙古应该为中国的一部分，苏联并没有任何侵略计划。而如今，苏联坚决拒绝蒋介石在库伦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自然要被蒋介石视为“言而无信”。到1945年8月签订《中苏友好条约》时，蒋介石此感更为强烈。

　　与蒋介石初来苏联在列车上感受西伯利亚山明水秀、森林浓郁的“佳景”不同，11月29日登车回国的蒋介石感受到的沿途风景却是“冰天雪地，一望无际，日色沉沉，惨淡无光”，而心情也是“抑郁无聊已极”。当列车抵达中国境内时，蒋介石心中所想，仍然是在北方发起对北京的进攻，可见其内心的失落。

　　这次苏联之行，蒋介石其实并非一无所获。虽然在外蒙古问题上苏联坚决不让步，但苏联已经承诺为国民党培养相关的军事和政治干部，苏联也答应给予国民党以相当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苏联也同意帮助国民党在广州设立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蒋介石后来也当了黄埔军校的第一任校长，为蒋介石赢得了巨大的政治和军事资本。

　　但这次苏联之行，对蒋介石影响最深的，则是蒋介石对苏联的理想主义破灭。当蒋介石刚刚出发赴苏时，蒋介石对苏联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幻想，认为从世界革命的理念出发，苏联会一心支持中国革命。而在苏联的三个月经历，让蒋介石深刻意识到了苏联对华政策的现实性。尤其是在外蒙古问题上，与中国毫无商量余地。访苏结束后，蒋介石在致廖仲恺的信中写道：

　　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

　　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

　　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自回国后对苏联的态度，开始从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希望苏联援助中国，转向了以利用为主要目的的现实主义。这时的蒋介石虽开始对苏联心生厌恶，但因苏联对国民党仍有大量援助，不得不在表面上维持和平，甚至将蒋经国也送往苏联留学。同时，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也由此开始发生变化。而蒋介石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似乎也对1949年国民党撤守台湾后，蒋介石反思为何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有着某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3

　　抗战时期的出访：扬大国领袖之虎威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日本开始向东南亚地区大规模进军，不久便占领了香港、马来亚、菲律宾等地，并开始向缅甸进军，威胁作为中国抗战物资生命线的滇缅公路。与此同时，在中国战场上，日军已进至鄂西和湘北，直逼陪都重庆，中日战争也进入关键时期。

　　因此，1942年1月2日，蒋介石宣布就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在此之前的1月1日，以美、英、苏、中为首的26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声明各国对轴心国联合作战。宣言首先由美、英、苏、中四国签字，这也标志着中国开始作为四强之一，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而蒋介石也认为这是“国家与个人之声誉与地位实为有史以来开空前唯一优胜之局”。但同时，蒋介石也担心这种声誉与地位“有名无实，盗虚名而受实祸”。

　　蒋介石的担心不无道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英美对中国，甚至太平洋战区不甚重视。英美将有限的战争资源大多集中于大西洋、欧洲与中东，对亚太地区关注不足。而在亚太地区，英属印度的重要性显著增强。英属印度不但有着东南亚地区最多的人口和土地面积，而且也紧邻中国西南边疆，是各国援华物资的集散地。与此同时，日本情报机构也开始利用印度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组建以国大党激进派领袖钱德拉·鲍斯为首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和“印度国民军”，开始对印度进行渗透。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出访印度，以引起英美对中国的重视，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

　　在1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出访印度的目的有着非常详细的阐述：

　　甲、劝英印互让合作；乙、劝印出兵出力；丙、劝英允许印自治；丁、为将来中印合作基础；戊、宣传三民主义。

　　而在此前1月23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此时访缅访印最为相宜，为战后对英植一重要政策之根基”。由此可见，蒋介石出访印度，也考虑到了战后如何处理与英国，以及英属殖民地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英国也希望蒋介石可以对国大党和英国政府之间的矛盾进行调停。于是蒋介石表示愿意亲赴印度。

砗磲大爷 · 发表于 2017-1-24 05:45

　　1942年2月4日，蒋介石以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身份携夫人宋美龄、王宠惠、张道藩，以及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等人自重庆出发，经由缅甸腊戌，于2月5日抵达加尔各答，开始了对印度半个月之久的访问。这也是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导人的第一次出访，可见意义重大。

　　蒋介石抵达印度后，同印度总督林利思戈勋爵印度英军总司令韦维尔进行会谈，商讨联合作战与对华援助的相关问题。同时，蒋介石在印度会见印度国内各政治派别领袖，试图调停印度国内各政治派别间的矛盾，以及印度国内政治势力和英国殖民当局之间的矛盾。

　　当时印度国内政治势力主要分为三部分，即国大党、回教同盟和土邦。而国大党内部又分为主张“非暴力不合作”的甘地派，主张与同盟国合作，战后实现印度完全独立的尼赫鲁派，以及以钱德拉·鲍斯为首的激进派。蒋介石在印度与各政治派别领袖会谈后，逐渐意识到了印度内部政治情况的复杂性。

　　蒋对回教同盟的领袖真纳印象非常不好，他在2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

　　此人（真纳）言行实为下等无赖之流，殊堪嫌憎，勉强与之闲谈半小时而别。英人利用之人乃如此者，更可证明英人所宣传印度教与回教不能一致之非事实。真正爱国之回教多倾向国民大会与甘地主义也。

　　而蒋在与甘地会谈后，也对甘地的印象产生了下滑。他在日记中写道：

　　此或余热望过度之故，亦未可知。彼受英人统治之苦痛而演成今日铁石心肠，无论任何革命热忱，亦不能转移其忍心之毫末。余对其观念之综论，彼惟知爱印度有印度，而不知有世界及其他之人类也，可谓忍心极矣。此乃印度哲学与传统精神所造成，只知忍痛而毫无热忱，实非革命首领之特性。余乃断言印度革命之不易成功也。

　　

　　蒋介石夫妇和甘地

　　相比而言，在整合印度国内政治势力的问题上，蒋介石更倾向于尼赫鲁一派的政治主张。诚然，这与蒋在过往与尼赫鲁有颇为密切的旧交不无关系。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尼赫鲁主张战时与同盟国进行合作，比较有利于中国长期抗战的战略计划。印度参与战争，可以确保国际援华物资较为顺利的运抵中国，同时也掩护了中国西南边境的安全。因此，蒋介石在与尼赫鲁的会谈中，多次建议尼赫鲁在战时接受英国提出的自治领方案，而当蒋会见印度总督林利思戈，谈及英国政府是否允许印度完全独立时，林利思戈仅主张给予印度自治领地位，并不愿意让印度完全独立。当蒋结束对印度的访问回国之际，蒋介石通过电台发表了《告印度国民书》。在《告印度国民书》中，蒋介石希望四大国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践行《联合国家宣言》，并且希望印度国民可以接受宣言精神。在表面上看，蒋希望印度可以与同盟国一道加入对轴心国作战的行列，但蒋更深层的用意，则是希望英国政府可以允许印度实现完全独立，至少给予印度自治领地位。

　　但因为种种原因，蒋介石对英印问题的调停最终宣告失败。但印度之行却是中国第一次以国际大国的身份，参与到地区与国际相关事务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意义重大。而印度之行也给蒋介石个人并不一样的体验。

　　虽然蒋介石对真纳的印象并不好，但从访印开始，蒋开始重视伊斯兰国家的势力。蒋认为，不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都可以同中国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在印度的所观所感，也激发了蒋介石心中的大中华思想。

　　在蒋介石访印期间，多次经过印缅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在这些地区，蒋介石的故国情怀不断泛起。如经过缅北时，感叹这里“四十年前皆吾国之山河”；在印度总督府检阅廓尔噶士兵时，提到廓尔噶原本是“中国往昔”的一个部落（虽然“廓尔噶”指的是尼泊尔，但在清代是中国的朝贡国，因此蒋也认为其是中国的一部分）。

　　当蒋介石视察印度西北部边境时，受到当地民族的热烈欢迎。蒋在当天的日记中也写道：

　　余于此实有无穷之感。盖此等民众卅年以前皆为我之国民，大部以不丹、锡金人为多也。故余不禁称之为同胞。有年老至80岁者，彼必知其为中国人也。惜彼此皆不通语言，且有省长在座，余亦不便详问。而余此次来印，以此为唯一之快事也。

　　由此可以看到，蒋介石的大中华思想是显而易见的。在访印后的中国周边外交实践中，大中华思想的体现愈加明显。蒋介石试图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新秩序：支持朝鲜和印度完全独立，保障泰国的独立地位，在越南扶植国民党，访问菲律宾和韩国等等，无不浸染着大中华思想的印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蒋介石访印的成果，甚至可以与1943年出席开罗会议的效果并肩。

　　1943年11月，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则是抗战期间蒋介石的又一次重要出访活动。蒋介石对此颇为重视，并亲自草拟了会议提案，主要为军事上反攻缅甸，以及战后远东各国的政治安排。对于反攻缅甸的相关事项，由蒋介石本人亲自操刀；而有关政治经济问题，则放权给属下。由此不难看到，缅甸问题，是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期间最为重视的问题。同时，蒋介石又分别草拟了对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谈判计划。

　　

　　蒋介石在开罗

　　对罗斯福的谈判计划主要设计对战后日本的处理，以及战争赔偿问题。而对一贯看不起中国的丘吉尔，蒋介石的策略则较为谨慎，认为除了各国合作的关系之外，其他不适合同丘吉尔商谈，都作为悬案搁置，或按照既定原则执行。

　　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在名义上实现了大部分会谈目标。蒋对此十分兴奋，并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

　　此次开罗逗留七日，以政治之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然皆获得相当成就。本月大部经精力，皆用于会议之准备与提案制计划，慎重斟酌，未尝掉以轻心。故会议时各种交涉之进行，其结果乃能出于预期，此固为革命事业中之一项重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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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罗会议公报”如期发表，军民精神为之一振，此乃为国家百年来外交之最大成功，又为胜利重要之保障，是卅年苦斗之初效也。

　　但除了在政治上有关被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主权问题以公报的形式得以明确外，英美在诸如缅甸问题与对华援助问题上对蒋介石的承诺并未兑现。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此次在埃及所经各地最大之感想，为英国在世界之势力强固与远大，而亚非二洲之回教国民皆使之服从听命，其魔力实不可思议，东方民族欲求自身独立自由，言之何其易也。以开罗会议之经验，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彼对于美国之主张亦决不肯有所迁就，作报答美国救援英国之表示，其于中国存亡生死，则更不值一顾矣。是以罗斯福总统虽保证其海军在缅甸登陆，与我军一致行动，余明知其不可能而姑信之，并不愿以英海军如不同时登陆，则我陆上部队亦停止行动之语出诸吾口，以为其他日推诿之口实。然而缅甸反攻时期，此心断定其非至明年秋季绝无实施之望也，英国之自私与贻害，成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

　　由此可以看到，蒋介石对开罗会议后其他大国，尤其是英国的对华态度并不满意。蒋介石对英国的所作所为并不满意。这不单是因为英国在开罗会议中为三国会谈处处设置障碍，也因为近代英国侵华最早，所占最多，而让一直深受革命思想影响的蒋介石心生厌恶。

　　此时英国也对蒋介石心生不满。当蒋介石在开罗会议后回国经过印度时，英印当局一反1942年蒋介石访印时的盛情欢迎，对蒋介石的到来颇为冷淡。当蒋介石的专机抵达新德里时，林利斯戈总督仅派了自己的顾问到机场迎接。蒋介石也对此无可奈何，只是去兰姆伽视察了驻印军后便乘机回国了。

　　即便如此，《开罗宣言》中明确了战后日本归还侵占中国领土的问题，确是开罗会议上中国外交的最大胜利。在有关战后日本对华赔偿的问题上，中国的要求大多也被满足。日本控制下的东亚、东南亚地区各国战后独立自治的要求也被保证。而蒋介石也在开罗会议期间，也决定战后保留日本人自决国家体制的权力，并以此说服了罗斯福。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日本未来之国体问题，罗氏依余主张，待战后由日本人民自己决定。

　　不论是蒋介石访问印度，还是赴开罗参加国际会议，都意味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中国作为“四强”的政治地位得到强化。对蒋介石个人而言，太平洋战争也为其实现革命理想获得了契机。在反对帝国主义，收回被侵占领土，并保障中国周边各国自治或独立的问题上，中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与蒋介石个人在访问中的所观所感不无关系。也因为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两次出访，让蒋介石认清了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并为蒋介石在战后对中国周边国际形势的蓝图建构提供了思想素材。

　　战后，蒋介石试图构建以中国为核心，以“大中华”为思想基础的远东国际关系体系。虽然“大中华”思想对蒋介石的影响由来已久，但蒋介石对其真正的思考，则与其在战争期间的几次外访经历不无关联。即使到1949年，蒋介石访问菲律宾和韩国，仍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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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访菲律宾和韩国：余威

　　抗战结束后不久，中国就进入了内战阶段。仅仅三年多的时间，国民党军便兵败如山倒。到了1949年1月，蒋介石也被迫宣告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而蒋介石仍旧担任国民党总裁。不久之后，南京、上海等地被解放军占领，蒋介石被迫迁居台湾。但解放军攻势凌厉，蒋介石也担心台湾不保之后的去路。

　　这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美苏之间的冷战愈演愈烈，并且深刻影响到了亚洲局势。这时，菲律宾总统季里诺提出要像大西洋同盟一样，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太平洋同盟，为反苏反共的“自由阵营”而战，邀请蒋介石前来菲律宾协商相关事宜。1949年7月6日，蒋介石便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与蒋经国等人从台北出发飞往菲律宾。

　　蒋介石，以及国民党与菲律宾之间的关系颇有渊源。众所周知，国民党发动革命的过程中，早期主要力量多为海外华侨。而菲律宾则为东南亚华侨较为集中的国家。直至今日，国民党在菲律宾仍旧相当的影响力。二战后，菲律宾独立，国民政府成为除美国外第一个承认菲律宾独立的国家。而菲律宾政府也对同国民党的这种“特殊关系”颇为重视。当蒋介石访问菲律宾时，季里诺总统邀请蒋介石在总统府下榻，甚至将自己的卧室让给蒋介石居住，自己则迁居书房，以示对蒋介石的尊敬。

　　

　　1949年蒋介石访问菲律宾时与菲总统合影

　　在菲律宾著名的避暑胜地碧瑶，蒋介石同季里诺总统举行会谈。在会谈中，蒋介石同季里诺就双方所共同关心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深刻的交换了意见。尤其在关于组建远东“反共联盟”的问题上，蒋介石与季里诺达成了一致意见。蒋介石在碧瑶还致电李承晚，邀请李承晚参加有关组建远东反共联盟的讨论。

　　蒋介石访问菲律宾的另一个目的则是与菲律宾商讨万一台湾不保的情况下，菲律宾是否允许国民党在菲律宾建立流亡政府，同时将国民党的资金储备和其他资产转移到菲律宾的问题。对这一问题，季里诺承诺在必要的时机，将会允许蒋介石前往菲律宾政治避难。

　　而作为远东“反共联盟”另一重要组成部分的韩国，这时也对蒋介石发出了访问邀请。于是，在结束访问菲律宾不久之后的1949年8月6日，蒋介石飞往韩国，开始了蒋介石一生之中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民国初年，孙中山、陈其美与蒋介石等人便与韩国独立派人士私交密切。蒋介石不遗余力的支持当年流亡中国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也让李承晚怀有感激之情。对于蒋介石访问韩国，李承晚不敢怠慢，不但为蒋介石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而且还举办了最高级别的会谈。

　　在会谈中，蒋介石和李承晚都主张在亚太地区建立反共联盟，并主张在菲律宾召开一个由各国领导人出席的国际会议，详细商谈组建联盟的相关事宜。但在这时，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对国民党政权在中国的表现表示失望。这也给了亚洲各国一个不太明显的信号，即美国随时可能抛弃国民党政权。不论是季里诺，还是李承晚，都清楚的意识到，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远东的“反共联盟”不过就是一纸空文。因此，在现实面前，季里诺和李承晚不得不选择放弃蒋介石，而转向美国寻求支持。

　　

　　1949年8月，蒋介石访问韩国与时任总统李承晚会面

　　1949年夏，蒋介石的两次出访并没有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可以说是“败兴而归”。在时局面前，蒋介石希望以二战战胜国的最后余威与独立运动时期的旧日“恩德”，来影响“深受华恩”的菲律宾和韩国。蒋介石希望它们与即将撤守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一道，组织“反共联盟”，以抵御共产主义。但在现实面前，各国都选择明哲保身，慎重参与其中。因为欧洲冷战局势日益紧张，美国也对这种类似“东方北约”的联盟建构并不以为意，甚至强烈反对。最终让蒋介石两次出访的结果付诸东流。而蒋介石的设想，却在1955年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形态出现，这对当时的蒋介石而言乃是后话了。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到蒋介石当年的“远见卓识”。

　　综合蒋介石一生之中的多次出洋经历可以发现，国外的经历见证了蒋介石从一个浙江乡下的农村青年，一步步成长为中国的最高领袖的崎岖之路。而这些在国外的经历，也作为一个个“他者”，给了蒋介石一面面看待中国，分析中国乃至世界的镜子。这一面面镜子，不但影响了蒋介石个人，也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蒋介石的出国经历，也见证了一代中国人如何从被认为“东亚病夫”，到出洋留学、寻求救国之路，再到一代中国人以大国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并发挥重要作用的蜕变过程。而这一过程，也见证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一步步从理想走入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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