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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荒唐/为什么人们厌恶帝制/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明代白莲教
發佈時間: 2/13/2017 11:22:27 AM 被閲覽數: 167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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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为什么人们厌恶帝制? 

 

  作者:秦晖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大灾难的形成机制  

  与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时,“秦制”不像“封建”那样领主林立多内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国崛起”的成就。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说“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今天流传甚广,我以为难以置信。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马可·波罗和郑和的时代,中国的王朝盛世要比当时的欧洲繁荣许多,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我们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中国秦以后历代王朝的寿命不但比“封建”时代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更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  

  古代没有精确统计,惟一能反映国家兴亡、社会荣衰的指标就是人口的增减,而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说是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的。固然,人口(在农业时代基本也就是经济)的升降并非传统中国独有。罗马帝国极盛时人口据说达到一亿,帝国崩溃后原领土上的居民估计还有七千多万。在整个中世纪“封建”时代,欧洲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有起有伏、时进时退。但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瘟疫与气候,而不是政治与战争。六七世纪之交与14世纪的两次黑死病大流行,都造成严重的人口下降,涉及的人口少则有说减少四分之一,多则说减了三分之一,并由于生产破坏引发了社会失序和动乱。但这两次大衰退与“改朝换代”和政治变故并没有什么关系:那里的“盛世”并无秦皇汉武,“末世”亦无汉献唐昭。黑死病之灾后,又有以三十年战争为谷底的16-17世纪危机,据说使战争波及地区的人口损失三分之一。根据如今学者的研究,这次危机是“小冰河期”宏观气候异常导致的。  

  而所有这几次“封建”欧洲史上的大难,都与“改朝换代”无关。近几十年,欧洲中世纪史学界关于中世纪危机原因的争论主要发生在强调“人口周期率”的“必然论”观点和强调瘟疫与气候灾变的“偶然”论观点之间。前者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发,认为危机的根源是周期性的人口过剩,瘟疫只是过剩严重后人口下降必然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后者则认为黑死病的流行是“外源”的,它与气候变迁一样,属于偶然性灾变,与欧洲社会上的人口“过剩”与否没有什么关系,正如后来的工业革命在一些人看来就是因为煤和铁恰巧同时富集于英格兰一样。

  中国王朝更替爆发战乱导致人口损失一览   

  如果说必然性的“人口规律”与偶然性的气候、瘟疫灾变对西方中世纪的盛衰确实有某种作用,那么在中国它们也有同样作用吗?就像过去说中国古代和西方中世纪都是“封建社会”因而有同样的“规律”那样?  

  这显然是可疑的。首先,像“小冰河期”这样的气候灾变,都是全球性的,但是西方中世纪的盛衰与中国传统时代的治乱明显不同步。西方于六七世纪之交发生第一次鼠疫大灾难时,中国却出现“贞观之治”;14-15世纪发生更大的黑死病之灾时,中国却又出现永乐、宣德“盛世”。而中国两汉之际大乱时,西方却正值繁荣的“罗马和平”时期。全球性的小冰河期怎么解释这些相反的事实?  

  其次,如果说到“人口周期率”,那么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步就更明显。西方的人口下降主要表现为瘟疫,次数比中国少,下降的幅度也没有中国大,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下降通常都表现为残酷的战乱,与政治上的“改朝换代”高度重叠。如果说西方的瘟疫不管“偶然”“必然”,表面上总还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么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下降就直接表现为“人祸”了。  

  当然,从另一方面讲,“人祸”之前中国也有胜于西方的“人福”。正像老子所言的“祸福相倚”,对比极为鲜明。中国人口繁荣时期增长比欧洲快,而崩溃时期的剧减更是骇人听闻。相比前述西方人口下降三分之一的灾难程度,中国不仅灾难频率更高,每次灾难的程度,如果我们相信史书的说法,也要高出一倍以上。  

  西汉末年人口将近6000万,王莽时期发生大乱,几十年间就使人口损耗三分之二,东汉光武帝恢复天下太平时,人口只剩下2100万。  

  东汉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桓帝时人口又恢复到5648万,但马上又发生了更严重的黄巾之乱与军阀战争,就像曹操诗中讲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很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重归一统时,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只有760万,可以说消灭了七分之六。西晋维持统一三十几年,末年人口1600万,只有西汉盛期的四分之一。紧接着又大乱几百年,一直到隋朝,隋文帝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盛世,人口发展到四千六百多万,接着又发生了隋末大乱,也是毁灭性的,到唐高祖统一的时候,第一个人口统计是200万户,按中国传统的五口之家,当时的人口有1000万左右,只剩下五分之一。  

  经过唐代前期、中期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安史之乱的前一年,即755年,唐代人口达到最高峰,有5291万,仍比西汉平帝时要少。第二年“渔阳鼙鼓动地来”,又陷入了百年大乱,到了唐代宗时期,中国的人口又剧减70%,降为1692万。  

  历经晚唐藩镇,五代十国之乱,到了宋太祖统一的时候,剩下309万户、1500多万人的样子。  

  宋代人口发展比较快,经济比较繁荣。南北宋之交的战乱对人口的影响也相对小些,到1190年,宋金对峙的双方人口合计达到7633万,第一次超过西汉末年,再创高峰。  

  元灭宋金,人口再降,例如四川便从南宋的259万户剧减到元初的20万户。元朝的太平只维持了八十几年,元末大乱又使中国人口受到严重打击。  

  明代的人口记录很怪,在明太祖统治的31年内,人口增长出奇地快,到朱元璋临死时据说已经达到5987万,以后一直没有超过这个数字。到了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前,人口大概是5200万左右,经过农民战争与明清战争又一场浩劫,清初恢复统一后,统计数字剩下1900多万。  

  清前期的100年,包括康雍乾盛世,人口增长很缓慢,乾隆中叶以后,人口增长突然加速,这是中国人口史上的第三个谜,在100年间中国人口先后超过1亿、2亿、3亿,到咸丰元年达到4.3216亿,形成中国人口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很快又陷入大乱,太平天国战争加上回捻之乱,1863年即太平天国灭亡的前一年,中国人口的数字已经掉到2.3亿。以后一直到1949年中国人口数字一直都在咸丰元年的水平徘徊。  

  周期性浩劫与“乱世增长”  

  当然,上述都是史书上的官方数字,其中宋代的户、口比例,明代洪武后的“人口停滞”,和清前期的“人口爆炸”这三大谜都存在着严重的统计争议。一些研究认为实际情况没那么骇人。其中,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挂帅的集体项目六大卷《中国人口史》可以说是对历史上历次大乱的灾难程度估计最为缓和的了。该书综合了前人成果和自己的潜心研究,各卷作者都是各断代人口史的顶级专家,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当代水准,尤其对以上三个“人口之谜”的真相作了具有说服力的澄清。根据该书各卷的研究,西汉末年与新莽大乱中,人口从6000万降至3500万;东汉末年大乱,人口再从6000万降至2300万;隋唐之际大乱,人口从6000万降至2500万;安史之乱后以讫五代,战祸连绵,人口从7000万降至北宋初年的3540万;宋元之际大乱,中国(指宋辽金夏之地总计)人口从1.45亿降至7500万;元明之际,从9000万降至7160万;明末大乱,人口从近2亿降至1.5亿, 清初顺治至康熙初的战争损失还有约2000万。以太平天国战争为中心的清末咸、同大乱,人口由4.36亿降至3.64亿。而辛亥革命后的整个民国时期,尽管实际上也是“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战祸不断,属于两个稳定“朝代”之间“改朝换代”的乱世,人口却破天荒地出现“乱世增长”,从1910年的4.36亿增至1949年的5.417亿。  




从未公开发表丨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



 毛泽东书法手迹

  给林彪的一封信

  

  信封

  

  

  

  林彪同志:  你的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你对两个文件的看法是正确的。国内外形势均已向好,均已走上正确的轨道。可以预计,更大的发展是会到来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运动两个文件,十一月中旬就发出去了,本月上旬各省已有反应,在一些地方的生产大队全体队员及五类分子(有的多到七百多人听讲)开会时向他们宣读,分组讨论,效果很好。军队如能照此办理,那也一定会好的。由团营两级理解力强的军政干部向连队一切人员分层次宣读、讲解、讨论,由群众提出意见,讲解员解答疑难问题,是会成为一个大规模社会主义政策教育运动的。军师两级也可派一部分强的干部下去杂在团营干部中向连队宣读讲解,作为军官当兵的一种形式。至于高级首长,例如(罗)瑞卿、萧华、杨勇、廖汉生、许世友、黄永胜、刘亚楼等等同志也应该择一、二个连队去作一、二次讲解。讲解要联系环境,先要对准备去讲解连队的情况作一些大略的调查。不知已按你的意见作了布置没有?据我同北京几个军事基层单位的少数同志接触,他们尚不知道此事,没有看过文件,也没有听过宣读。此事其实不难,只要由总政治部下一通知,叫各军区各兵种印发文件,每一个支部一本,传下去,由团营合组宣讲队伍,分头下到连队,照本宣讲,以排或班为单位进行讨论,自由发言,容许讲不同的意见,甚或反对意见,就可以在一个短时间内(例如几个星期,因为不能耽误操课任务,宣读文件只能夹在正常操课中间去做,所以需要几个星期。如果暂停操课,那就一、二个星期够了)出现一个高潮,提高政策水平。一次宣读之后,过几个月再作一次宣讲,使人们得到更深理解。军队一动起来,还要抽出一些干部帮助地方,向工厂、农村作宣讲工作。这样又可以使军民联合起来,人民了解和拥护军队,军队了解和帮助人民,更是一大好事。是否可以如此做,请你和罗(瑞卿)、萧(华)诸同志商酌处理。祝好!

  曹操有一首题名“神龟寿”(编者注:《龟虽寿》)的诗,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又及。

  

  《龟虽寿》

  曹操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龟虽寿》为东汉时期曹操创作的一首四言乐府诗,是曹操的《步出夏门行》四章中的最后一章。诗中融哲理思考、慷慨激情和艺术形象于一炉,表现了诗人老当益壮、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充满诗人对生活的真切体验,有着一种真挚而浓烈的感情力量;哲理与诗情又是通过形象化的手法表现出来的,述理、明志、抒情在具体的艺术形象中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明代白莲教是不是个邪教?


文丨花吃爱丽丝(山东大学儒学研究院,历史研习社原创孵化作者)

  托影视作品的福,白莲教不仅在历史上头疼万分的执政者面前刷够了脸,在我们面前也完全可作为印象中的邪教偶像天团中的TOP3选手,荣登百变大咖秀领奖台。只是刷脸刷得多了,白莲教不免让人想问一句:

  HOW ARE YOU?(白莲教是什么鬼?)

  HOW OLD ARE YOU?(白莲教起源于何时?)

  

  电影《黄飞鸿》中白莲教镜头

  扯张虎皮做大旗:白莲教来龙去脉与支教派

  白莲教起源于南宋,脱胎于佛教天台宗。在初期,也是和朝廷有着好一段蜜月期的,甚至有首领以黄白术干谒,直接走上高端路线了。只是当时民间还有俩大神,一个是摩尼教,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明教,宣传光明神战胜了黑暗神然后创造了世界;一个是弥勒教,在大肚子弥勒爷爷的迷弟迷妹们心中,弥勒佛作为未来佛会接替如来佛拯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人民。

  这俩大神当时已经是信者甚众的大教派了,时不时搞出个大新闻,起义暴乱什么的更是家常便饭。也不知是白莲教借了人家的东风,还是大佬们挺喜欢这个潜力无穷的新小弟,干什么总爱捎带着人家,以至于后世研究者也就是我们去抠索文献时,老有种白莲教早就发达了的错觉,搞了半天,其实还是人家明教和弥勒教的人在作怪。

  白莲教初期虽然与官府相安无事了好一段时间,在各种蝴蝶翅膀的扇动之下,最终也还是踏上了殊途同归的造反路。尤其是从明代开始,被靠白莲教起义发家而深知其威力的朱元璋给明令禁止了,“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掌一百,流三千里。”这可不是好玩的,白莲教至此只好隐蔽行事,从此沦为了传说中的民间秘密宗教的一员,再难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昔者分桃之事不复咯。

  

  朱元璋画像

  然而,官府的严加管束不过是表象,实质上反映的确是明代民间力量不断坐大的现实。这里面的由头就太多了,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发展啦,天不逢时的寒冷期导致的大规模干旱、蝗灾、瘟疫;地主疯狂土地兼并而导致失去土地的流民过多啦,不一而足。这实在是民间秘密宗教发展壮大的温床,要是不好好利用岂不是对不起明王弥勒佛无生老母?这种情况下,官府还在那费劲巴拉地抓白莲信众,每到起义了再赶快去镇压,如此治标不治本,白莲教估计心里也得委屈委屈,官府你不给力,怪我咯?

  

  白莲教中女性地位突出

  不过也不能小看官府的管制,他们也是能起到一定功效的——毕竟直接促进了被史学家视作白莲教支派的新教派大量诞生呢。罗教、黄天教、弘阳教、闻香教等皆如是。他们甫一诞生,多立刻与白莲教这等黑名单上头一号的邪教划清界限,换换汤药,化化妆,成了民间新贵,甚至有罗教这样的幸运儿,被二五眼的皇帝当作能打击白莲教势力的武器而优待纵容,更是叫一个茁壮成长。虽然最后和白莲教一样走了那条“殊途同归”的老路,还要被官府扣上“讳白莲之名,行白莲之实”的帽子,几十年苦苦挣扎都在这一句话中付诸东流了。

  到这里,我们基本上可以明了白莲教并非是从头到尾出场只穿一件黑风衣的反派,而是在其漫长的发展史上,有过纯如小莲花一样的青葱岁月,也有过眼线飞到鬓角的黑化期,还有过马甲三千的千面狐时期。其内部也并非是铁板一块,而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弥勒明王称兄弟,无生老母拥入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

  城里套路深:白莲教背后的民间传统结社

  或许会有人疑惑,白莲教教义究竟有什么魅力?如何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但事实上,明代老百姓识字率纵使比前代要乐观,你说宝卷上的字他们就能看懂吗?脱胎于佛理、混杂了多种宗教的教义中蕴含的高深道理,他们能理解到吗?只怕都是困难的。

  那么过去认为是白莲教利用了佛教、弥勒教、净土宗等教派的教义并将其改换压缩为老百姓能理解的知识,以此才吸引大量寻求心灵寄托的老百姓入教,这种思路只怕是有问题的。这种自上而下的预设本身就是一种知识沙文主义的体现,就差没说老百姓是“愚夫愚妇”了。

  但如果不是光从文献出发,而是对民间传统结社和秘密宗教史有所了解的话,就会发现在白莲教发展的过程中,对民间传统结社的利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谓民间秘密社会,无论其存在形式是宗教教派还是会党帮派,都是具有一定民俗的背景,甚至在普遍意义上某些民间教派就是庙会共同体,只是把自然崇拜或地方崇拜换成了某位教派的神。

  乡民不会排斥这种“功能性神灵大杂烩”,相反的,“灵验”与否才是他们更看重的考虑因素,如果新的教派神更灵验,香头能够治病救人,何乐而不为?这可不是严肃的改宗换派,而是把新神请入旧有的大家庭。

  去看看民间打醮的场景吧,那才是真正的八百万各路神仙一派和谐地团坐在一起呢!如果暂时忽略宗教因素,民间结社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助性互助组织,再往高了说,民间结社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基层单位的乡社的一种延续。正所谓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这是结社的最首要目的。所以说,不管官府愿不愿意,民间始终是有着结社的传统的,别光看宗教,好比说吧,日常耕种就有看青会,婚丧嫁娶有驾会,这不都是结社吗?

  更何况,率先结社的人往往都是一时一地的边缘人,老弱病残、地痞流氓、穷困不堪的破产农民,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官府与宗族的救助,只好自己通过各种形式的结社来联合互助。或者歃血为盟,结成拟亲缘关系;或者三拜九叩,结成师徒关系;或者烧香磕头,一起去做无生老母的亲子亲孙。白莲教正是以这种形式牢牢把控了这些人。

  地狱无门你自来:为何白莲教起义一呼百应?

  那么为何这些秘密结社最后往往会走上造反路?而且常有一呼百应的戏码?教义魅力没那么大的话,那是不是因为首领的人格魅力?

  当然也不是。举个例子吧,假如你是河南某地的贫苦农民,当地有某个教派正在茁壮成长,教派的香头(或名会首、社首)看病请神非常灵验,教众也互帮互助的,反正过得比你好。你生病了,只好去找香头看病,看好了病,你加不加入你恩人的教派?你加入了这个教派,也有兄弟姐妹来和你有难同当了,虽然日子照样难过,但是大家在一起有个帮衬,总比没有好不是?更何况,婚丧嫁娶,哪个不要香头出力?现在香头拜着无生老母,老母要号召我们去拿到我们该拿到的东西了,你不一起去吗?也许你害怕,念及家中老小,不敢跟着一起撸起袖子就是干,那香头怎么看你?你的老母亲去世谁来给她主持丧事?你的小孩生重病谁来给他请神神治病?你当然不敢做这个出头的橼子,本来就是边缘,还要去当边缘的边缘吗?

  社首对地方的控制可见一斑。在这样的集体的抱团和控制中,地域内的联系愈发紧密。当灾难饥荒到来、官府的镇压到来、无生老母的代言人的号召到来,这些百姓一拥而上,云集响应。但是他们所拥护的不是那虚无缥缈的教义,也不是为了根本落不到他们头上的钱权,而是为了一口饭、一口水,跟着他东家的李大爷、西家的张大姐一起挣命。

  史册中记载的众多白莲教起义也不外乎如此。白莲教是被选中的道具,是穿惯了的戏服,是效果拔群的口号,但永远不是最终的目的。那逼死人的浑浊的世道中,苦苦挣扎的、上蹿下跳的、运筹帷幄的人们,不是救人于水火的弥勒、明王或老母,而是为了不同的目的拼命地向前挤去的众生,尽管这前路是光明还是黑暗,对于当时的他们永远是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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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有多么荒唐!


廖保平

   1.靠唱歌能唱出将军的军衔。
  2.反美红人最后都去了美国。
  3.没有不收费的执法管理部门。
  4.政府发了准生证才能生孩子。
  5.全世界汽车在中国卖得最贵。
  6.没有多少人知道自己是一个纳税人。
  7.赵本山在台上演瘸子小品,一个瘸子在台下看得哈哈大笑,南清秋想说:瘸的不只是腿。
  8.网络拼命禁黄,苍老师却成了所有中国男人的老师,多么讽刺!
  9.土地和房产是有产权年限的,就是说土地是国家的,所以在土地上建的房子也是国家的。
  10.墓地也有产权年限,时间到了就得续费,所以大伙还是想想死了以后怎么挣钱吧。
  11.禁止收看外国的电视节目,让我想起了朝鲜和朝鲜人民。
  12.禁止使用facebook、google、推特、youtobe等全世界公民都在用的网站。
  13.出租私房要向派出所每月交费,这是黑社会的保护费吗?
  14.高级官员退休后,像大熊猫一样养起来,无限的开销、无限的医疗。而在欧美国家,再高级的官员退休之后,就是一个普通公民。
  15.电视剧里的八路军像神仙,无所不能,一部电视剧里八路军杀死的日本鬼子估计有几十万。
  16.同一个国家,同一家通信公司,跨省要收漫游费。
  17.同一家银行ATM机,别说跨省了,就是在同省内的不同城市取钱,也要收0.5%费用。
  18.人民和银行产生纠纷,倒霉的全是人民,甚至坐牢。
  19.集资开了几十家实体公司,被判集资诈骗罪,这也算集资诈骗罪的话,中国大部分私企老板都是罪犯了。
  20.中国汽油价格居然比美国贵了一倍,而美国平均工资是中国的好几倍,更荒唐的是,石油相关企业年年亏损,谁能想得通?
  21.自家的孩子有些还没吃不饱,却把白面馒头塞到邻居家孩子的嘴里,喔哦,好伟大!
  22.超载货车把大桥压塌了,司机又判刑又罚款,却没见到施工单位、或承包方、或监理被抓捕。
  23.垃圾广告(骗钱、假药、肝病、丰胸等)在全国各大卫视不断播放,工商局呢?广电总局呢?
  24.本党党员出了如此之多的贪官、恶官,理应向人民道歉才对,不止从未表示过歉意,还拿反贪反腐当成执政成绩。
  25.官员给贫困户送一桶花生油和一袋面,就能上省级新闻联播。
  26.大城市限制摩托车,有的还限制电动三轮,也只有在中国。
  27.出售黄色刊物属于犯法行为,但性用品商品到处都有。大量劳动力奔赴异地打工,留下5000万左右留守儿童,政府从上到下从来就没有关注过,更别说出台过相关的政策。如果是在民主国家,早就有各种各样的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服务于留守儿童,以及大量的财政拨款。
  32.老人在地铁车厢晕倒,所有人都纷纷跑了,只有一个老外开始抢救、打报警电话。

  呜呼,大中国,中国梦。
  写出这些荒唐事,有什么意义?当然有意义,是要告诉大家,这个国家需要改变,怎么改变?问题根源出在哪里?你懂的?中国社会有多么荒唐。





 

详细图文: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始末(组图)

2016-08-19 09:38:49  来源:搜狐  作者:记者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同时,毛泽东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8月18日,毛泽东等开始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等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 的群众和红卫兵。这一天,毛泽东身穿军装,在天安门接见来自 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接受并配戴了红卫兵敬献的袖章。此后,毛泽东又分别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8日 、11月3日、10日、11日、11月25日和26日多次接见红卫兵。到 11月下旬为止,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达1300多万人。 这说明,毛泽东对红卫兵造反运动积极支持,把红卫兵和青年学 生视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击力量。在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的鼓舞支持下,各地分散的、零星的造反运动,迅速统一到红卫兵这个风靡全国的组织形式下,发展成为一股席卷数千万青年的浪潮。

  从1966年8月至11月,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接受检阅者达上千万之多。这是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时的照片,从此红卫兵组织风靡全国。

  

  人民日报盛赞毛泽东接见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毛泽东与林彪谈笑风生。当日,首都北京举行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这些大会的主要是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的打算。当他得知参加大会的多数是红卫兵时,临时表示要出席这次大会。他要见一见红卫兵。他还要求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一套绿军装。这是建国后毛泽东首次穿军装。这个举动带有深意,说明毛泽东要直接管军队,还说明毛泽东鼓励军队要支持红卫兵造反。当天清晨5点钟,毛泽东身穿绿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红卫兵看到毛主席后,顿时欢腾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和红卫兵在一起。这天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领导人,林彪排在第二位,刘少奇降为第八位。林彪是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副主席则被改为常委。这时的周恩来总理已身处难境,对于这天出现的楼上楼下两种气氛的极大反差,他想出了一个调解的招数,即组织1500名红卫兵代表上天安门城楼,安排在城楼的东、西平台上,等候毛泽东直接接见。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到东平台和西平台接见了这1500名红卫兵代表。这下可热闹了,它打破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沉闷空气,天安门城楼上城楼下的欢腾融为一体,“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歌曲声响彻城楼和广场上空。

  

  毛泽东、林彪坐在红卫兵的中间。毛泽东从检阅台走到城楼西南角时,被一群红卫兵拦住了,他们拿着“红宝书”或小本子、钢笔,争着请毛主席签名留念。毛泽东一个一个地接过他们的本和笔,签上了“毛泽东”三个字。这时,一个女红卫兵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高兴地接受了,并亲切地与她握了手。这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接见了六个小时,所以表情略显疲倦。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很快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全国的红卫兵组织展开了“破四旧”的大规模行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受并配戴了红卫兵敬献的袖章。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2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中共中央于9月5日发出通知,决定全国各地的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全很快就掀起了大串联的高潮,外地来京的红卫兵日益剧增。这次毛泽东接见了50万红卫兵。17时40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五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在两边各四辆敞篷警卫车的护卫下,缓缓地驶进广场的通道,检阅、接见通道两侧的红卫兵。毛泽东不断地向红卫兵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广场上空。当车队驶到金水桥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下车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次接见大会由代理中央文革组长江青主持。林彪戴着“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袖章讲话。他极力鼓动红卫兵的“横扫四旧”行动,并强调要重点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6年9月15日第3次接见100万红卫兵。进入9月份后,首都接待红卫兵工作开始处于饱和状态,吃住发生了困难,不少接待单位叫苦连天,甚至拒绝接受接待指标。在周总理不断动员下,各部门只好挖掘最大潜力完成接待任务。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由于红卫兵已经成了毛泽东的客人,北京各单位都对到北京的外地红卫兵热情、免费接待,因此来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当天被接见的红卫兵约有100万人。这时,党内围绕红卫兵运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肯定;一种是反对红卫兵打倒一切、冲击工农业生产。这次接见红卫兵仍沿用第二次接见的方法,17时15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乘五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先接见在广场和长安街的100万红卫兵,而后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被检阅的红卫兵。

  

  1966年10月1日第4次接见150万红卫兵。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决定把庆祝国庆和接见红卫兵合并进行,因此这次被接见的红卫兵有150万人。许多红卫兵半夜就守候在天安门广场等待毛泽东接见。上午10时,《东方红》乐曲响彻整个广场上空,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民主人士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林彪、周恩来讲话后,游行方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毛泽东的检阅。

  被接见的红卫兵们挥舞着毛主席语录。

  1966年10月18日第5次接见150万红卫兵。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为保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25公里长的接见路线上的安全,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公安局和各联指采取了全方位的警卫措施,对沿路两边的建筑物、住户、临街危险窗口、制高点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警卫、监控。8日12时50分,《东方红》乐曲响彻广场上空,接见开始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各乘一辆敞篷吉普车,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六辆敞篷吉普车,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出发,在12辆敞篷车的引导护卫下,首先接见广场的红卫兵,而后沿着长安街、建国门外大街、东三环路缓缓驶去。红卫兵秩序井然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检阅、接见。这次只用了一个小时,就接见了150万红卫兵。

  中共领导人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3日 毛泽东第6次接见200万红卫兵。10月底,在北京的外地红卫兵越来越多,都要求毛泽东接见,不接见,他们就不走。11月3日,毛泽东只好再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这次接见的红卫兵有200万人。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周总理决定采取以红卫兵乘车通过天安门的方式进行第六次接见。搭载200万红卫兵通过天安门,至少需要60000辆卡车。当时驻京部队的卡车为数不多,首都工作组报请总理同意后,连夜从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和军兵种抽调卡车,火速运集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编队。11月3日上午10时10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接见大会开始。然而这种接见方式很不理想,搭载红卫兵的六路卡车,未能像演习那样顺利地通过天安门。因为当卡车进到金水桥时,车上的红卫兵都争着要看清毛泽东,车厢南面的人拼命地往车厢北边挤,卡车载重失去平衡,时有翻车的危险,司机只好放慢了速度,不能按计划进行,致使整个接见时间延长,直到下午3时才结束。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显得比上次还要疲乏,表现出很无奈的神情。这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动找刘少奇谈话。毛泽东很长时间侧着脸同刘少奇谈话。毛泽东向刘少奇问候了他夫人和孩子们的情况。刘少奇作了回答,并向毛泽东表示:“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毛泽东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刘少奇见到了邓小平,刘少奇说:“小平同志,怎么样?”邓小平说:“横直没事。”刘少奇说:“没事,学习。”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对话。

  天安门广场一片红。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第7次接见200万红卫兵。到了11月中旬,来到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北京的天气逐步变冷,周总理考虑到立冬后再接见红卫兵,保障娃娃们的衣食住行将遇到极大的困难。他力图说服毛泽东尽早结束接见红卫兵的活动。经请示毛泽东同意,11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署了一个紧急《通知》,规定红卫兵和师生“暂停来京和到各地串连”。可是,这个最高权威的红头文件这时对红卫兵已经没有约束力了,来京的势头不但未减反而更猛了。为了早接见,早回去,周总理在第六次接见后的第七天,又安排了第七次接见200万红卫兵。因人数太多,周总理安排分两批接见。11月10日上午10时开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第一批150万红卫兵。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接受毛泽东的检阅、接见。这次接见进行得非常迟缓。红卫兵为了多看一会儿毛泽东,走到金水桥时,或是放慢脚步,或是打漩涡来回翻滚,直到下午4时才结束接见。11日,接着又进行第二批接见。把50万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乘九辆敞篷吉普车进行了接见。这是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

  1966年11月11日毛泽东第7次的第2批接见红卫兵。

  1966年11月25日毛泽东第8次接见红卫兵250万。第七次接见结束后,毛泽东焦急地问周恩来:“我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红卫兵要接见?”周恩来回答说:“你不接见他们,他们不走啊。”毛泽东又问:“中央不是决定停止串联,要红卫兵回原地闹革命吗?”周恩来回答说:“这些红卫兵已经来北京了,天气又渐渐冷了,北京市的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他们,让他们回去。”于是,毛泽东当即决定:“1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让在北京的红卫兵都参加接见。接见完毕后,再不接见红卫兵了。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以后串联再不实行免费了。”上次接见过的红卫兵还没有走完,新来京的红卫兵又达到250万,两项之和,在京的红卫兵将近400万。这时,毛泽东已经不太情愿接见红卫兵了。在周总理建议下,毛泽东同意把第八次接见作为最后一次接见。11月25日接见150万,26日接见100万。两批接见均把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西郊机场,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乘九辆敞篷吉普车进行接见。26日下午,在西郊机场进行了最后一次接见。

  1966年11月26日,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即第8次的第2批。

  在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人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时,林彪在大会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囗号。





【转载】 文革珍贵历史照: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彩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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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09 11:16 阅读(12)评论(1)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拉开了文革十年浩劫的序幕,时隔近半个世纪后,一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文革时期的珍贵影像曝光,1966年,毛泽东分8次、10批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震惊世界,回顾非常年代,当给今天的我们更多思考。 图片选自《共和国震撼瞬间》 孟昭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云集在天安门广场,等待毛主席的接见。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陪同下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左起为周恩来、林彪、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第3次接见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乘5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先接见在广场和长安大街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次大会由康生主持,18时开会,林彪、周恩来讲话后,毛主席开始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这次有300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了毛主席的直接接见。


1966年9月15日,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期间,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在城楼大殿休息室交谈。


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期间,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在城楼大殿休息室交谈珍贵旧照。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林彪、刘少奇、宋庆龄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三次接见的红卫兵人数增加到100万。


接见红卫兵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


陶铸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与周恩来交谈。


周恩来与李讷、林豆豆合影。左图为周恩来与李讷。右图为周恩来与林豆豆。


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在天安门城楼上,拿出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请毛泽东签名留念。


接见期间,毛泽东与李宗仁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中央。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走下城楼,来到天安门广场。1966年10月1日,是建国17周年庆典的日子。这天,150万首都人民和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大会,也称毛泽东第四次接见150万红卫兵。接见采取了通常的群众游行,持续了整整6个小时。


1966年10月17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第五次的接见不再是群众游行,而是在中午时分,两列队伍绵延在50华里的长安街上席地而坐,等着毛泽东乘车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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