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人叫你老板时

　　

匿名  发表于 2017-2-5

沈从文文革检查稿：我为何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




2016年12月20日


    
    

    沈从文
    
    按：1949年以后，沈从文没有进行过小说创作。他的书在三十多年间仅出版过一次。1950年到1978年，他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期间遇上文化大革命，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全都烧毁。
    
    1979年，沈从文在第四次文代会中被提起，沈从文说：“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1985年，一名女记者问沈从文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扫女厕所的经历，沈从文抱着她的肩膀，号啕大哭，惊呆了周围的人。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病逝，享年86岁，临终遗言：“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
    （这是沈从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检查稿）
    
    我是解放后才由北大国文系改入历史博物馆的，同时还在北大博物馆系教教陶瓷。因为北大博物馆系那个供参考用的陈列室，部分瓷器和漆器，多是我捐赠的，同时还捐赠了些书籍。
    
    到馆不多久，即送我去西苑革大“政治学院”学习，约一年之久。临结业前，多重新分配工作，有的自愿填写。我因为经过内外变故太大，新社会要求又不明白，自己还能做什么也不明白，所以转问小组长，请转询上级，看做什么工作好，就派我去。因为既学习了将近一年，有大半年都是在饭后去厨房服务，和一个老炊事员关系搞得很熟。已对为人民服务不分大小有所体会。过不久，小组长约我谈话，告我上级还是希望我回到作家队伍中搞创作。这事大致也是那边事先即考虑过的。因为较早一些时候，就有好几位当时在马列学院学习的作家来看过我，多是过去不熟的。鼓励我再学习，再写作。
    
    要我重新写作，明白是对我一种极大鼓励。但是我自己丧了气。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中，恐怕出差错。也对“做作家”少妄想。且极端缺少新社会新生活经验。曾试写了个《炊事员》，也无法完成。所以表示，还是希望回到博物馆服务。工作寂寞点不妨事，人事简单比较容易适应。因此，即回了博物馆。照当时情况说来，工作是比较困难的。首先是我自己史部学底子极差，文物知识也皮毛零碎，图书室又不像样。同时来的同事比起来，知识都比我扎实得多。有的搞了几十年陶瓷，如傅振伦。有的熟习汉事有专着，如马非百。有的还专史学考古，如孙、姚、王、李诸人。按习惯，研究员主要就是坐办公室看书，或商讨工作计划，谈天，学习文件。没有人考虑到去陈列室，一面学，一面做说明员，从文物与观众两方面研究学习，可望提高认识的。我正因为无知，第一记住“不调查研究无发言权”（作者历来不会准确引用政治术语，即使在“文革”中易获“篡改”一类罪名情况下，他在转述政治理论文件原文，或试用“文革”语汇于文字中时，仍只能做到大致仿佛程度。下同），第二记住“研究中国文化史的重要性”，第三学习《实践论》，《人民日报》社论上介绍说“若一切学术研究工作，善于用实践论求知识，反复求证的方法去进行，必可得到新的进展”（大意是这么说的）。又学习过《矛盾论》，并不怎么懂，但是觉得，就懂到的点滴，试运用到文物研究，也一定可望取得新发现。明白“一切不孤立，一切事有联系和发展”。这些原则当时虽还孤零的记入印象中，但试来结合到我对于文物的学习研究上，得启发就太大了。本馆一系列特别展览，我总是主动去做说明员。一面学，一面讲。工作当然比坐办公室谈天、看书为辛苦。可是，知识或基本常识，便越来越落实了。加上入库房工作和图书室整理材料工作，凡派到头上的就干。常识一会通，不多久，情形自然就变化了。有了问题，我起始有了发言权。有些新问题，我慢慢的懂了。再结合文献，对文献中问题，也就懂得深了些，落实好些，基础踏实些。
    
    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10 摄氏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学习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
    
    事实上，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一切常识就是那么通过实践学来的。有些问题比较专门，而且是国内过去研究中的空白点，也还是从实践学来的。比如说，看了过十万绸缎，又结合文献，我当然懂得就比较落实了。
    
    大致当时从组织上看来，我的工作似太沉闷了点，（或者别的原因）为照顾我情绪，又让我去当时辅仁大学教三小时散文习作，为二十个学生改卷子。不多久，又给我机会去四川参加土改。这期间，我曾写了个《我在文学创作上错误思想的检讨》（1951 年11 月11 日，《光明日报》以《我的学习》为题发表了这篇检讨），可能是由《光明日报》发表，香港曾转载过。土改工作是在内江县三区产甘蔗出白糖地区，剥削特别严重，蔗农生活多近于农奴。我在总队部专搞“糖房的剥削调查”工作，工作前后约五个月。受到一次终生难忘的深刻教育。本来用意，也有可能希望我就材料写一中或长篇小说。末后因为时间短，问题多，懂的事还不够全面，无法着手，只好搁下。
    
    回到重庆，总队总结发言时，还曾让我就问题作二十分钟发言。我表示完全拥护党的政策。（作者曾在当时一封家书里谈到这次发言情况：“······我也上到台上去，在播音器面前说了二十分钟的糖房剥削问题。如有四十分钟从从容容说，就把问题展开，还像个报告了。只压缩到二十分钟，说一半时，却有人来递一字条，‘已超过五分钟’。这种打岔是完全成功的，就不想说下去，结束了。”）
    
    回到北京，因参加过土改，对个人写作思想错误，有深一些认识，在学生中还主动自我批评了一次。不几天后，又调我参加文物行业的三反、五反，约工作一月，更近于“作战”。当时全市似约百二十家古董铺，我大约记得前后即检查了八十多家。馆中同事参加这一战役最久的，我是其中之一。这也明显是组织上有意教育我，有更多实践学习的机会。工作是十分辛苦的，却十分兴奋愉快。记得和几个公安人员一道，他们搬移东西，我说文物名称、年代，后来喉咙也嚷哑了。我的综合文物知识比较广泛，也比较踏实，和这次组织上给我的教育机会特别有关。主席伟大无比着作《实践论》提示求知识的新方法，试用到我本人学习上，得到的初步收获，使我死心塌地在博物馆做小螺丝钉了。我同时也抱了一点妄想，即从文物出发，来研究劳动人民成就的“劳动文化史”、“物质文化史”，及以劳动人民成就为主的“新美史”和“陶”、“瓷”、“丝”、“漆”，及金属工艺等等专题发展史。这些工作，在国内，大都可说还是空白点，不易措手。但是从实践出发，条件好，是可望逐一搞清楚的。对此后通史编写，也十分有用的。因为若说起“一切文化成于劳动人民之手”，提法求落实，就得懂史实！因此，当辅仁合并于人民大学，正式聘我做国文系教授时，我答应后，经过反复考虑，还是拒绝了。以当时待遇而言，去学校，大致有200 左右薪资，博物馆不过100 左右，为了工作，我最后还是决定不去。我依稀记得有这么一点认识：教书好，有的是教授，至于试用《实践论》求知方法，运用到搞文物的新工作，不受洋框框考古学影响，不受本国玩古董字画旧影响，而完全用一种新方法、新态度，来进行文物研究工作的，在国内同行实在还不多。我由于从各个部门初步得到了些经验，深深相信这么工作是一条崭新的路。做得好，是可望把做学问的方法，带入一个完全新的发展上去，具有学术革命意义的。
    
    如果方法对，个人成就即或有限，不愁后来无人。
    
    我于是心安理得，继续学习下来了。
    
    一九七八年在友谊宾馆社科院租用的工作室里，沈从文和王序（中）、王亚蓉（右）一起探讨在编辑《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所碰到的问题。
    
    我虽那么为工作而设想，给同事印象，却不会怎么好。因为各人学习方法不同，总像我是“不安心工作，终日飘飘荡荡”，特别是整日在陈列室，他们无从理解。因为研究员有研究员习惯架子（或责任），不坐下来研究，却去陈列室转，作一般观众说明，对他们说是不可理解的。所以故宫直到1964 年后，除非什么要人贵宾来参观，高级研究员才出面相陪，平时可从不肯为普通观众作说明的。本馆也有这个习气，唯在专题展时稍好些。陈列改上新大楼，情形不同一点。但是有点基本认识并未克服，因此即少有搞陈列的同志，真正明白从做说明员中，同时还可以学许许多多东西。且由此明白某部分懂得并不深透，再进而结合文献去印证，去反复印证。所以经过十年八年后，说来说去，永远无从对某一问题的深入。因此到改陈时，就多是临时抓抓换换，而并非胸有成竹，心中有数！
    
    这是谁的责任？我想领导业务的应负责任。从一系列特种展和新楼陈列展，他本人对文物学了什么？只有天知道！说我飘飘荡荡不安心工作，到我搞出点点成绩，他又有理由说我是“白专”了。全不想想直接领导业务，而对具体文物业务那么无知而不学，是什么？别人一切近于由无到有，却学了那么多，方法原因又何在？总以为我学习是从个人兴趣出发，一点不明白恰恰不是个人兴趣。
    
    正因为那种领导业务方法，不可能使业务知识得到应有的提高，许多同志终于各以不同原因离开了。因此一来，外机关有更好的位置，我也不会离开了。因为我相信我学习的方法若对头，总有一天会得到党领导认可的，研究人少，我工作责任加重是应当的。
    
    博物馆到计划搞通史陈列时，碰到万千种具体问题，都得具体知识解决，不认真去一一学懂它，能解决吗？不可能的！没有一批踏踏实实肯学习的工作同志，用什么去给观众？问题杂，一下子搞不好，是必然的。要搞好，还是一个“学习”。所以我继续学下来了。以为我只是从个人兴趣出发，其实是不明白陈列说明中所碰到问题的多方面性。一个研究员在很多方面“万金油”的常识，有时比专家权威还重要得多。
    
    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了。因为如和一般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我既从来不找他们，即顶头上司郑振铎也没找过，也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有三个原因稳住了我，支持了我：一、我的生命是党抢救回来的，我没有自己，余生除了为党做事，什么都不重要；二、我总想念着在政治学院学习经年，每天在一起的那个老炊事员，我觉得向他学习，不声不响干下去，完全对；三、我觉得学习用实践论、矛盾论、辩证唯物论搞文物工作，一切从发展和联系去看问题，许多疑难问题都可望迎刃而解，许多过去研究中的空白点都可望得出头绪，而对新的历史科学研究领域实宽阔无边。而且一切研究为了应用，即以丝、瓷两部门的“古为今用”而言，也就有的是工作可做。所以当时个人生活工作即再困难，也毫无丝毫不快。一面工作，有时一面流泪，只是感到过去写作上“自以为是”犯的错误，愧对党、愧对人民而已，哪里会是因为地位待遇等等问题？
    
    大致是1953 年，馆中在午门楼上，举行“全国文物展”。我自然依旧充满了热情，一面学，一面做说明员。展出时间似相当长久，因此明白问题也较多。
    
    后来才听说主席在闭馆时曾亲来看过两次。看过后很满意。问陪他的：“有些什么人在这里搞研究？”他们回答：“有沈从文······”主席说：“这也很好嘛······”就是这一句话，我活到现在，即或血压到了二百三，心脏一天要痛二小时，还是要想努力学下去，把待完成的《丝绸简史》、《漆工艺简史》、《陶瓷工艺简史》、《金属加工简史》一一完成。若果这十八年工作上有了错误，降我的级，作为一个起码工作人员，减我的薪，到三十元，至多五十元，在这种情形下，只要我心脏支持得住，手边有工具书有材料可使用，工作还是可以用极端饱满热忱来完成。而且还深信，这工作是会在不断改正中搞得好的。为什么？因为我老老实实在午门楼上转了十年，搞调查研究，有些认识是崭新的，唯物的！我应当用工作来报答主席，报答党。
    
    同样是1953 年，似9 月间，全国文代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举行，我被提名推为出席大会代表。我参加了大会。到左侧房子接见一部分代表时，主席和总理等接见了我们。由文化部沈部长逐一介绍。主席问过我年龄后，承他老人家勉励我“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我当时除了兴奋感激，眼睛发潮，什么也没说。为什么？因为我前后写了六十本小说，总不可能全部是毒草，而事实上在“一•二八”时，即有两部短篇不能出版。抗战后，在广西又有三部小说稿被扣，不许印行。其中一部《长河》，被删改了许多才发还，后来才印行。二短篇集被毁去。解放后，得书店通知（也是在1953 年左右），全部作品并纸版皆毁去。时《福尔摩斯侦探案》、《封神演义》、《啼笑姻缘》还大量印行，老舍、巴金、茅盾等作品更不必说了。我的遭遇不能不算离奇。这次大会经主席接见，一加勉慰，我不能自禁万分感激而眼湿。给我机会在写作上再来补过赎罪。照我当时的理解，这对我过去全部工作，即无任何一个集子肯定意义，总也不会是完全否定意义。若完全否定，我就不至于重新得到许可出席为大会代表了，不至于再勉励我再写几年小说了。
    
    这勉励，只增加我感激和惭愧。这经过，即家中人我也没有说，只考虑我应当怎么办。由于学习了几年主席关于文艺的许多指示，从工作全面去考虑，照“文艺面向工农兵”的原则，我懂的多是旧社会事件问题，而对新社会问题懂得极少，即或短期参加过土改、五反，较长时间却在午门楼上陈列室、文物库房、图书室。若重新搞写作，一切得从新学习。照我这么笨拙的人，不经过三年五载反复的学、写、改，决不会出成果。同时从延安随同部队，充满斗争经验，思想又改造得好的少壮有为、聪明才智出众超群的新作家又那么多。另一方面，即博物馆还是个新事业，新的研究工作的人实在并不多。老一辈“玩古董”方式的文物鉴定多不顶用，新一辈从外来洋框框“考古学”入手的也不顶用，从几年学习工作实践中已看出问题。同级研究工作人员，多感觉搞这行无出路，即大学生从博物馆系、史学系毕业的，也多不安心工作。我估计到我的能力和社会需要，若同样用五六年时间，来继续对文物作综合研究，许多空白点，一定时期都可望突破，或取得较大进展。我再辛苦寂寞，也觉得十分平常，而且认为自然应当，十分合理了。
    
    因此，我就一直在午门楼上转了十年，学了十年，许多旧日同行，学校同事，都认为是不可解的！
    
    工作不可免遇到许多困难，有来自外部的，也有出于本身的。来自外部，多由于不明白许多工作是崭新的，创始的，带试探性，不可免会走些弯路，必须不断改正，才可望逐渐符合事实，得出正确认识。正应合了前人所说“民可乐成而难创始”，必见出显明成绩后，才会得到承认。例如我搞绸缎服装，馆中同志初即多以为是由个人兴趣出发，不是研究中必需的，不明白它用在许多方面，都有一定作用。直到我写出篇有关锦缎论文时，同行中才明白，这里面还有那么些问题，为从来写美术史的所不知。且就这一部门举几个小例，就可证明搞绸缎可不是什么个人兴趣了。
    
    一、本馆建馆时，派过两位同志去上海征集文物，花一千五百元买来一部商人担保是北宋原装原拓《圣教序》。这部帖据说还经由申博专家代为鉴定的。拿来一看，不必翻阅即可断定说的原装大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封面小花锦是18 世纪中期典型锦，什么“担保”谎话，什么专家“权威”鉴定，若有了点锦缎常识，岂不是一下即推翻？
    
    二、传世有名的《洛神赋图》，全中国教美术史的、写美术史的，都人云亦云，以为是东晋顾恺之作品，从没有人敢于怀疑。其实若果其中有个人肯学学服装，有点历史常识，一看曹植身边侍从穿戴，全是北朝时人制度；两个船夫，也是北朝时劳动人民穿着；二驸马骑士，戴典型北朝漆纱笼冠。那个洛神双鬟髻，则史志上经常提起出于东晋末年，盛行于齐梁。到唐代，则绘龙女、天女还使用。从这些物证一加核对，则《洛神赋图》最早不出展子虔等手笔，比顾恺之晚许多年，哪宜举例为顾的代表作？
    
    三、东北博物馆藏了一批缂丝，是全国着名而世界上写美术史的专家也要提提的。因为在伪满时即印成了一部精美图录，定价四百元，解放后在国内竟卖到三百元一部。1963 年人民美术出版社还拟重印，业已制版。东北一个鉴定专家在序言中说得天花乱坠。其实内中年代多不可靠。有个“天宫”缂丝相，一定说是宋代珍品，经指出，衣上花纹是典型乾隆样式，即雍正也不会有，才不出版。其实内中还有许多幅清代作品当成宋代看待。
    
    四、故宫几年前曾花了六七百元买了个“天鹿锦”卷子，为了上有乾隆题诗，即信以为真。我当时正在线绣组做顾问，拿来一看，才明白原来只是明代衣上一片残绣，既不是“宋”也不是“锦”。后经丝绣组一中学毕业工作同志，作文章证明是明代残料。那么多专家，还不如一个初学丝绸的青年知识扎实。为什么？故宫藏丝绸过十万，但少有人考虑过“要懂它，必须学”的道理。至于那个青年，却老老实实，看了几万绸缎，有了真正发言权。
    
    五、故宫以前花了几百两黄金，收了幅乾隆题诗认为隋展子虔手迹（即《游春图》。作者1947 年发表的《读〈游春图〉有感》，认为可能不是展子虔真迹）。既经过鉴定，又精印出来，世界流传，写美术史的自然也一律奉若“国宝”。其实若懂得点历代服装冠巾衍变，马匹装备衍变，只从这占全画不到一寸大的地位上，即可提出不同怀疑，衣冠似晚唐，马似晚唐，不大可能出自展子虔之手。
    
    此外如着名的《簪花仕女图》的时代，韩滉《五牛图》的伪托，都可提出一系列物证，重新估价。过去若肯听听我这个对于字画算是“纯粹外行”提出的几点怀疑，可能就根本不必花费那以百两计的黄金和十万计的人民币了。其中关键处就是“专家知识”有时没有“常识辅助”，结果就走不通。而常识若善于应用，就远比专家得力。
    
    就目前说来，我显明还是个少数派。因为封建帝王名人收藏题字和现代重视的鉴定权威，还是占有完全势力，传统迷信还是深入人心，谈鉴定字画，我还是毫无发言权。可是我却深信，为新的文物鉴定研究，提出些唯物的试探，由于种种限制，尽管不可免会有各种错误，总之，工作方法是新的，而且比较可靠。破除迷信是有物质基础，不是凭空猜谜人云亦云的。将来必然会发展为一种主要鉴定方法。
    
    我在前面随手举的几个例子，只在说明，我始终留在博物馆不动原因，不是为了名、利、权、位，主要是求补过赎罪。搞的研究，不是个人兴趣，而是要解决一系列所谓重要文物时代真伪问题。不是想做专家权威，正是要用土方法，打破在文物界中或历史上的一切专家“权威”，破除对他们千年来造成的积习迷信，为毛泽东时代写新的中国文化史或美术史，贡献出点点绵薄之力。
    
    这十八年中，我的工作另外方面犯了许多大小错误，曾初次做过大小六十多次的检讨。一定还有不少未提到处。我的学习方法、工作方法，必然也还有待不断改善，并反复检讨和自我批评。现在只是就主席勉励我写作，我没有照指示做去，依旧留在博物馆的前因后果，前后思想，就个人记忆到的说明一下。这里自然包含一些希望，就是可以明白我根本不是什么专家“权威”，而我的学习，却近于由无到有，用土方法，依照主席《实践论》的指示，搞调查研究，来破除文物鉴定的传统“迷信”、传统“权威”，不问是徽宗、乾隆帝王，都可以加以否定！一切努力，都是在对专家“权威”有所“破”、有所否定的。
    
    我希望在学习改造中，心脏和神经还能支持，不至于忽然报废，而能把许多待进行、待完成的工作，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完成一部分就好！
    
    一个人血压收缩压总在二百毫米汞柱以上，一天还有一二小时心脏发痛，搞工作的愿望即再顽强，总还是不免要受体力限制，感到生命有限，难以为继。记得前年即曾为“江青同志”写了个信：“为了补过赎罪，我在博物馆工作已十多年，搞综合文物研究。别的工作再求深入，受体力限制，已不会有什么成就。唯对锦缎研究，拟恢复三几百种健康活泼可供再生产参考取法的图样，留着我女孩做助手（作者女儿待业在家，1966 年9 月被赶回原籍。这里提到的信可能是那时候写的），不要公家一文钱，或者在不甚费事情形下，即可完成······”
    
    1963 年政协大会，我曾提案建议，将京郊上方山藏明锦（指庙宇中所存明代《大藏经》用织锦装裱的经面、经套，近数十年间大量被盗出国外，已所剩不多），经过故宫派人看选过的约一千七百种，调来北京。这案通过后，文化部和故宫已共同派人把原物调来，现存故宫丝绣组。那么一份材料，内中当然包含许多问题，必须加以整理，才能说明白糟粕和精华。若由对问题陌生人去清理，一年半载中恐怕搞不出结果。若让我去参加，至多有十天半月，即可将问题弄清楚，明白来龙去脉，写出简明报告。也算是完成一件工作。所以我希望在不久将来，得到解放后（实际上作者被宣布“解放”的时间，还在十个月之后）还能抢时间，先解决下这个问题。
    
    照我个人认识水平，破四旧中的“破”，除对旧文化中特别有由于帝王名人、专家权威、狡诈商人共同做成的对于许多旧文物的价值迷信，以为是什么“国宝”的许许多多东西，并不是一把火烧掉或捣毁，而是用一种历史科学新方法，破除对于这些东西的盲目迷信，还它一个本来面目。我的工作若或多或少还能起点作用，就继续做下去。我估计，数年前旧文化部聘请的几个鉴定字画专家“权威”，在国内鉴定的所谓“国宝”，若能用新的方法去重新检查一下，可能还有上千种都是可以证明根本不是那回事，只能当做“处理品”看待，至多也只是“参考品”而已。
    
    如我这个工作，在新社会已根本不需要，已不必要，在工作中又还犯了严重过失，就把我改为一个普通勤杂工，以看守陈列室，兼打扫三几个卫生间，至多让我抄抄文物卡片，我也将很愉快、谨慎、认真，来完成新的任务，因为这也近于还我一个本来面目。在新社会就我能做的做去，正是最好补过赎罪的办法！我吃了几十年剥削饭，写了许多坏文章，现在能在新社会国家博物馆做个陈列室的看护员，或勤杂工，只要体力还顶用，一定会好好做去，不至于感到丝毫委屈的。如果在新指示推动下，本馆工作将进入人事精简时期，商讨到职工去留，从客观说，我的所学，在新社会博物馆工作中已并没有多大需要，从我体力说，又实在担负不了工作任务，只近于指指点点说空话，凡是要用体力解决的我都已办不了，高血压又已定型，身体报废不过迟早间事，为了国家节约，把我放在第一批精简人数之内，我也将愉快接受。即或不做事，到馆中新的改陈要遇到一系列常识问题不好解决时，还是会就我头脑中记下的、理解的一一提出。外单位美术教育若有新的教材，照新要求应从“劳动文化”着眼，以劳动人民成就贡献占主要地位，求措辞得体有分寸，感到难于下笔，要问到时，我的点点滴滴常识，大致还得用，一定也会就记忆到的、理解到的一一说去。在完全尽义务情形下，把工作搞好一点。
    
    人老了，要求简单十分，吃几顿饭软和一点，能在晚上睡五六小时的觉，不至于在失眠中弄得头脑昏乱沉重，白天不至于忽然受意外冲击，血压高时头不至于过分感觉沉重，心脏痛不过于剧烈，次数少些，就很好很好了。至于有许多预期为国家为本馆可望进行、可望完成的工作，事实上大致多出于个人主观愿望，不大会得到社会客观需要所许可，因为社会变化太大，这三年来我和这个空前剧烈变化的社会完全隔绝，什么也不懂了。即馆中事，我也什么都不懂了。
    
    正因为对世事极端无知，我十分害怕说错话。写这个材料出来，究竟是不是会犯大错误，是不是给你们看了还可请求将来转给中央文革，当成一个附带材料（本文原稿是作者“解放”以后，发还本人的材料之一。可见未能如愿转给中央文革）？因为若不写出来，即或我家中也不大懂得我这十多年在博物馆，究竟为什么而学，学的一切又还有什么用？
    
    沈从文
    1968年12月北京
    
    （1992年2月沈虎雏整理）
    
    摘自《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来源：明镜新闻网

以史为鉴谈文革：香港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综述




2017年1月27日

    
     作者授权转发 黄勇
       
                        八十年代，殃及几乎每个家庭的文革刚过去，邓小平复出，“四人帮”倒台，有点像抗战胜利，人们以为否极泰来，国家从此走向正路。国人上下一心，开启了改革时代。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民间用浩劫形容刚过去的动荡。为了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局”，对错误发动文革的领导者毛泽东私下议论，却十分合作地没有去追究责任。今天被追忆为“黄金的八十年代”，在追求思想解放，个人不再受政府严重束缚的同时，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高涨。官民共同的思想基础便是对文革，对1949年以来制度和政策的反思，乃至对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实践的反思。
    
    当时没人料到，整个民族付出十年光阴，许多人付出生命换来的觉醒与共识，终结于八十年代末一次不幸的事件。文革结束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谈文革在文革发生的土地上成为忌讳。今天的年轻人，是在折腾的年代之后长大的幸运儿，大多数对文革认识模糊，以为是一场走资派和造反派之间的斗争。轻飘飘一词“前三十年”雾霾一般遮盖了中国人经历的一段惨痛历史。让我们做点什么，是多位中外文革研究者共同的想法，于是准备写一本通俗的文革读物，从不同的方面描述文革发生的事情，说明前因后果。以史为鉴，引起读者思考，希望动乱不再出现，寻求曾有过的朝野共识。
    
    2017年1月8日，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及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以史为鉴论文革》研讨会，邀请该书的十多位作者报告各自章节的内容。正值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年度国际博士生研讨班，促成一次难得的交流。当天是星期日，主办方估计不会有多少人参加，结果祖尧堂座无虚席。讲者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每一场都很精彩。
    
    第一位讲者，文革的资深研究者徐友渔教授单刀直入，点出文革发生的十四件大事，包括取消高考，大学停课十年；席卷全国的大批判，斗争会；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破四旧，立四新”带来的文化大破坏；“血统论”将1949年以来对因家庭出身被划为“贱民”群体的迫害推向高潮；文化专制，全国人只允许看八部样板戏；学生下乡，将一千八百万中学生赶到农村；武斗，军队管制等等。每个事件用图片说明。
    
    数十年在美国教授物理学的丁抒，以文革及当代中国史研究为志业。他展现证据，说明文革初期受到最高领导人的鼓励，红卫兵打人，甚至打死人造成恐怖气氛，导致随之而来的，遍及城乡的“横扫一切旧习俗、旧文化”运动。标志“旧文化”的古建筑、坟墓、寺庙包括藏族地区的喇嘛寺被毁。扫荡公共建筑之后，进入家庭，开启抄家运动。文物，书籍，古画，当场焚烧；数万人在“破四旧”中被打死。丁抒列举的那些令人心疼的数字与事实来自公开出版物，包括上百部政府出版的地方志。
    
    讲者宋永毅无疑是当今文革史料专家第一人。他对广西文革的研究基于他编撰的700万字广西文革史料电子版。在文革刚结束的八十年代初，彻底否定文革是党内一致的呼声。1983年广西组织了十万党政干部，花了四年多时间，调查、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关于广西文革时期，大规模枪杀无辜，人吃人，大规模性暴力等，有过传闻。情节太过血腥恐怖，听起来匪夷所思。宋永毅用官方编撰的史料证实这难以置信的事实。曾经有大约九至二十万人被折磨致死或直接被枪杀。他们因家庭出身被列为阶级异己分子的人，包括他们的孩子，也包括因文革派系被扣上罪名的民众。种种酷刑，令人毛骨悚然。之前讨论书稿的工作坊上，我们建议他不要讲细讲。
    
    周孜仁先生曾经是文革时期的风流人物，为重庆两大造反派之一，815派最重要的笔杆子。他说“今天我走上这个讲台，感觉像是作为一场审判的证人”。他生动地讲述了重庆武斗中，那些准备为了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牺牲性命的年轻人，在不同的兵器工厂和军队的支持下，彼此之间真枪实弹的“内战”。今天重庆沙坪坝文革死难者公墓的433座简陋的坟墓中，埋着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逝者，见证一段不应当被忘却的历史。他讲到自己作为一个求上进的好学生，如何被洗脑，对领袖宗教般的景仰，深信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理论，渴望成为拯救世界的天使。同样的信念，令他成为文革中魔鬼般蔑视生命的狂热分子。
    
    斯坦福大学的魏昂德教授（Andrew Walder）的演讲从一个小故事开始。八十年代初他到中国做访问研究，人们争相对他讲述文革的疯狂与不幸。有人举起五个手指，摇动大拇指，笑道：“四人帮”。那是文革后人们心照不宣的一致看法。他的演讲指出文革发生的前提是领导层中一些人对毛的忠诚超过对党的忠诚。毛利用这些人以及妻子江青做出人事布局，控制宣传机器，借重林彪控制军队，最终摧毁党的组织体系。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毛的指挥部，暗中活动，动员群众造反，形成情报网络，但未能完全掌控局面。现在看到的文革研究，大部分都支撑这一判断，只不过无人像他这样直言皇帝没穿衣服。
    
    非常之巧，就在会议召开前夕，三本关于文革的著作出版。杨继绳近90万字的巨制《天地翻覆》，力求全面还原十年文革真相；宋永毅主编的论文集《文革五十年》，及冯客（Frank Dikotter）的《文化大革命》中译本，可惜杨继绳未能到港参加会议。会上冯客教授概述书中对文革的梳理，同时让大家见识了这位杰出学者演讲家般的风采。来自美国的陈意新教授介绍了很少人研究过的文革中农村发生的事。农民没有在文革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学大寨运动令农民苦不堪言，阶级斗争升温造成某些农村地区的集体屠杀。
    
    南京大学的申晓云教授陈述军队在文革中的作用，指出文革是最高领导者用枪杆子做后盾运动群众。研究上海文革的专家李逊讲述文革的关键事件，造反派夺取上海市委领导的“一月革命”，以及后面的内幕。著名的知青研究法国学者潘鸣啸（Michel Bonnet）介绍了知青运动的概况，探讨运动为何以失败告终。未能到会的丁东先生准备的讲题为“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思想者”，这一题目的缺失令文革时代颇为重要的一面未能对听众呈现。
    
    秦晖指出，虽然彻底否定文革已经写进党的决议，后来却变成避而不谈，因而社会对文革的认识堕入误区。将文革定性为毛主席发动人民群众反对当权派的斗争之说，为不少人接受，在对改革开放不满的人群中尤为普遍，“拥毛反邓”是毛粉的普遍意识；另一种是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上，认为他们安安稳稳当官的前17年是对的，文革是错的；也有少数民主派认为文革体现了民主，值得肯定；第四种文革叙事在文革学者中是主流，追溯到对49年后体制的的反省。秦晖的演讲潇洒自如，将严肃的话题挥洒得趣味横生。
    
    会议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插曲。有位听众激动地站起来发表意见，挥拳高呼：文化大革命万岁！XXX万岁，万万岁！打倒XXX！等口号。愤怒与激情令他漠视会场秩序，造成几分钟混乱场面。我们之前曾建议讲者让听众对文革找到一点感觉，结果这位不请自来的长者做到了，令听众感受到一点点文革气氛，也呼应了秦晖指出的“拥毛反邓”的文革认识误区。
    
    文革如火如荼的1967年，在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的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推动下，成立了校内第一所研究机构，中国文化研究所，秉承了传承并发扬中国文化的使命。数十年来，这座静静的四合院里，色彩斑斓的锦鲤优哉游哉；北望神州，几番风雨后，大国经济崛起，文化的崛起则任重道远。这次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研讨会，事先未曾刻意安排，却成为中国文化研究所五十周年纪念的开锣戏。莫非不是偶然？

美国第一和中国第一 摘要

严家祺

今天已经写好《美国第一和中国第一》一文，准备在今年3月1日在香港杂志上发表。现在先发表其中的一小段，这是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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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现在的金融全球化”不等于反对全球化

严家祺《美国第一和中国第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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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是一个美好动听的名词，它首先包含了超越国家狭隘眼界对全人类前途的关怀。反对全球化，似乎就成了反对全人类的事业。但现在的全球化，最重要的表现不是到全球旅游，不是全球贸易，也不是全球通讯，而是资本在全球大规模的流动，这种流动的规模大约为全球贸易规模的二十倍到五十倍。如果说全球通讯、全球旅游、全球贸易可以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福利，而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只能给极少数拥有巨额金融资产的人带来巨额收入，而这些巨额收入并不是金融巨鳄劳动所得，而是掠夺亿万劳动者财富所得。

这种掠夺，是通过设计复杂的金融工具、通过操纵金融资产价格和金融资产所有权的反复转移实现的。

   
   这种掠夺，包括美国中产阶级在金融市场上被掠夺的财富，也包含着掠夺中国亿万农民工与自己的幼年儿女分离情况下创造的巨额财富。
   
   资本来到人间，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寻求回报，哪里回报最高，就流向哪里。金融经济的过度扩张，资本为寻求更高收益率在全球的流动，造成了财富在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两极化和更深的鸿沟。全球性的资本流动需要有全球性的权威机构来管制、控制，需要走保留各国货币的前提下的“全球单一货币”的道路。这样的金融全球化，才是健康的、有助于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金融全球化。
   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按人们对抽象的全球化的态度，把国家或人划分为赞成和反对全球化两大阵营，这种划分毫无意义。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如何遏制金融的过度扩张、如何遏止金融巨鳄借假金融全球化掠夺全人类的财富、如何使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问题。现在看来，互联网和区块链技术在未来的进步，将有能力消除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和整个金融市场中的种种弊端，欧元诞生和成长中的无数困难，也有助于人们寻找通往“全球单一货币”的途径。
   （写于2017-1-30，2017-3-1将在香港发表）
   【附2014-7 舊文《全球單一貨幣構想》】

『全球單一貨幣』構想

    2014-7-1嚴家祺
   建立GB（Global Single Currency）『全球單一貨幣』的『理想』由來已久，但很多經濟學家認為這是不可能的。我今天提出一個設想是，設計一種有全球權威的『網幣』——GB，在『保留各國貨幣基礎上、由世界中央銀行權威性地決定各國對全球單一貨幣GB——一種網幣的匯率』。當這種『網幣』產生後，儘管美元、歐元、英鎊、日元、人民幣、盧布等貨幣仍然存在，但現在意義上的『外匯市場』和『外匯交易』消失了。

人類最大規模的財富轉移

   
   談到『市場經濟』，人們第一『聯想』是『買者』與『賣者』之間自由的交換。在鄉村的『農貿市場』，『買者』與『賣者』是一個個可見的人，買一斤白菜、賣一斤蘿蔔，交易的數量十分有限。在『外匯市場』上，主要『買者』與『賣者』是一個個銀行、一個個跨國企業，交易金额巨大，每笔交易在几百万美元，甚至千万美元以上。
   外匯市場並不是從來就有的，在二戰後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下，主要工業國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當時，匯率的決定完全是各個政府的事。由於美元與黃金有固定的兌換比率，各個貨幣與美元掛鉤，世界上並不存在外匯市場。一九七三年，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固定匯率為浮動匯率代替，外匯市場逐漸發展起來。一九七九年，外匯市場每天都交易量只有七百多億美元，一九八九年，每天達六千億美元，九十年代末，達一萬五千億，現在，每天都外匯交易量超過四萬億。外匯市場成了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場。
   四萬億是多麼大的一個數量？這是中國GDP一半差一些，是美國GDP的四分之一，相當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部戰費，四萬億不過是外匯市場一天的交易量。
   在全球外匯交易中，因真實的商業需要而進行的外匯交易不到百分之十五，而其餘百分之八十五的交易都是『金融市場的聰明人』為了通過金融交易把別人的財富轉移到自己手裡而做的。『熱錢』是尋求短期回報的流動資金，在國與國之間，具有『熱錢』性質的外匯可以在短期內從一國撤離，形成『資本外逃』。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外匯市場成了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大規模財富轉移的有形和無形市場。
   
   

經濟規模的『數量級』

   
   事實上，在形形色色的『市場』——『商品市場』、『房地產市場』、『股票市場』、『債券 市場』、『外匯市場』上，市場主體——『買者』與『賣者』大小不一，其差異之大，遠遠勝過蜜蜂和獅子。獅子在自己的世界中生活，它不會關注蜜蜂的辛勤勞動。當家庭主婦在『農貿市場』上為了白菜、蘿蔔的價格討價還價時，『外匯市場』上匯率的些微變動，就使成百萬、成千萬美元從一方轉移到另一方手裡。『農貿市場』和『外匯市場』是兩個市場、兩個世界，就像『蜜蜂世界』和『獅子世界』是兩個世界一樣。農貿市場的一個小販在一次交易中賺到十美元就興奮不已，而他不知道，在外匯交易中一個經紀人賺到十萬美元，這個經紀人還嫌少。蜜蜂滿足於它的食物，而獅子的需要大得多。
   我们周围的世界，从基本粒子到能观测到的最远星系，如果以一米為『單位』，光子、夸克的大小是十的負十七次方米，可觀測和可知宇宙的大小，達十的二十六次方米以上，两者相差四十三个数量级，每相差一個數量級空間範圍大十倍。人類、大象、獅子屬於同一數量級，比蜜蜂、螞蟻、蚜蟲大一百倍，也就是大二個數量級。蜜蜂比細菌大四個數量級，即大一萬倍。地球的直徑有一萬多公里，是一個人高度的一千萬倍，也就是說，地球比我們人的個體大七個數量級。銀河系直徑是十萬光年，比地球大十四個數量級，比人類個體大二十一個數量級。
   
    （圖）天體數量級：太陽與地球大小的比較
   

1026是10的26次方

    空間範圍數量級 範圍大小（單位：米） 空間中的物體
    最大數量級【正26】10的26次方—10的27次方（相當於100億光年—1000億光年） 可觀測的宇宙
    在138億光年以上
    【正24數量級】 1024—1025 （相當於1億多光年） 室女座超星系團
    【正21數量級】 1021 （相當於10萬光年） 銀河系
    【正13數量級】 10的13次方 （相當於千分之一光年） 太陽系
    【正7數量級】 10的7次方 （地球直徑12756公里） 地球
    【0數量級】 1—10 （人的身高1至2米） 人
    【負2數量級】 10的负2次方 （蜜蜂長度1厘米） 蜜蜂、螞蟻、蚜蟲
   
   
    （表1） 空間數量級
   
   經濟規模數量級 財富數量（單位：美元） 經濟體或經濟體系
   最大數量級【17數量級】 1000萬億美元以上 全球外匯市場
   【16數量級】 100萬億—1000萬億美元 全球實體財富數量、全球金融衍生產品規模、全球債務規模
   【15數量級】 10萬億—100萬億美元 全球DGP、美國GDP、全球股票市場規模、全球債券市場規模
   【14數量級】 1萬億—10萬億美元 中國GDP、日本GDP、中國外匯儲備、國際清算銀行資產、摩根大通銀行資產、中國工商銀行資產、第二次世界大戰消耗
   【13數量級】 1000億—1萬億美元 沃爾瑪資產、殼牌石油公司的資產、蘋果公司資產、微軟資產、美伊戰爭費用
   【12數量級】 100億—1000億美元 比爾·蓋茨財富、Google營業收入、國際清算銀行現金和債務、中國貪官貪污規模
   【11數量級】 10億—100億萬美元 Facebook創始人Zuckerberg個人一年收入
   
   【4數量級】 1萬—10萬美元 一般人的財富
   【最低數量級】 1美元
   
    （表2） 經濟規模數量級
   
   一般來說，同一數量級的個體、或者相差一個數量級的個體，可以發生『互動』。如人與人、狼群與鹿群、人與牛馬之間會發生互動。人類與蚜蟲、航空母艦與小汽艇相差三、四個數量級，兩者之間談不上『互動』。
   在人類的經濟體系中，按經濟規模——經濟行為主體的財富或市場的交易量，也可以劃分為許多數量級。如果以一美元為『單位』，可以劃分為十七個數量級。人類全球的實體財富在三百萬億美元左右，位於第十六個數量級，而今天的外匯市場的交易量遠遠超過全人類的實體財富數量，位於最高的數量級——第十七數量級。全球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交易量，位於第十五個數量級。在股票市場、債券市場中，『散戶』就象大海中的小汽艇，而索羅斯、巴菲特就象大洋中的航空母艦。一個全部財產是十萬美元的人，他與比爾·蓋茨、巴菲特的財富相差六個數量級，與沃爾瑪、殼牌石油公司的資產相差七個數量級。這個人可能會偶然遇見比爾·蓋茨，與他聊天，也可以買微軟公司的股票，但這個人在市場的『大海』中，就像是真實大海中的小汽艇一樣，在比爾·蓋茨的航空母艦前，不會發生任何『互動』。索羅斯、巴菲特關注股票市場中的『散戶』，與社會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研究螞蟻和蜜蜂一樣，心情是一樣的。
   长期以来，银行家们声称，外汇市场规模庞大，不可能操纵。確實，沒有一個『散戶』對匯率能夠發生影響，但事實上，能對匯率發生影響的『行為主體』，除了一些國家的中央銀行外，還有進行外匯交易的、位於第十四個數量級以上的商業銀行、跨國公司，那些位於第十個數量級以上的外匯投機家，在精心策劃下，也可以在很短時間內按自己的目標影響匯率。
   在法治國家和地區，人的權利平等，但在金融市場上，每一個『市場行為主體』之間，其行為能力沒有任何平等可言，相差六個數量以上的『經濟行為主體』，就只能發生『單方面影響』，而不可能『互動』，這就是現代『金融資本主義』的『鐵律』。
   

決定『單一貨幣』發行量的三因素

   
   当一个社会有了金融後，这个社会就有了两大经济系统：一是实体经济系统：包括生产、交换、存储商品的各种企业、物流系统等等。二是金融系统：包括货币当局、银行、证券发行和交易机构和系统、国际金融组织和系统等等。

金融系统本来是实体经济系统的派生系统，是依附于实体经济而成长起来的，但从上世纪末经济全球化以来，金融系统的发展开始独立于实体经济系统而发展。全球金融资产占全球年度产出的比例不断上升。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两者比例相当。現在，全球金融资产是全球年度产出的許多倍。
   然而，金融系统不论多么发达，社会财富的生产仍然离不开实体经济系统。
   『全球單一貨幣』由『全球中央銀行』在全球範圍內統一發行。『全球單一貨幣』的發行量主要取決於三個因素：一是全球實體經濟系統總經濟量；二是由『全球中央銀行』獨立決定的穩定的貨幣增長率；三是在遭遇世界性金融危機時，『全球中央銀行』決定的臨時措施。
   『全球實體經濟系統總經濟量』的概念需要由經濟學家重新界定。這是不依賴當年金融系統規模的一個數據。由於『全球中央銀行』每年發行的『全球單一貨幣』的數量完全與各國『國際收支』、各國『通貨膨脹率』、各國『利率』和各國經濟狀況無關，每一個國家的貨幣對『全球單一貨幣』的匯率，在一定時期內（如一個季度）就不能自行決定，而由『全球中央銀行』根據各國上一季度的GDP、『通貨膨脹率』、『季度平均利率』等多種因素決定。
   现在金融体系是由支付承诺构建的层级网络，货币是清偿支付承诺的工具之一，金融体系有能力发明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达到同样的目标。当支付承诺增加时，债务体系被扩张。如果是通过银行体系使得支付承诺增加，则货币数量上升。各國央行可以改变基础货币数量，例如以现金收购银行持有的债券，但这一行为并未更改支付承诺规模与数量，仅是不同形式的流动性之间的互换，因此不影响货币数量。换言之，央行可以控制基础货币量，但难以直接控制融资总量。事实上，每一个经济组织——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家庭——都是金融机构，都可以通过对支付承诺的更改来参与到信贷与货币的创造中来。因此，货币绝非中央银行的独占物，而是内生于每一个经济主体每时每刻的决策。
   在建立『全球單一貨幣』後，世界各國可以通過各種 『變相途徑』在事實上發行『全球單一貨幣』，但不論哪個國家、哪個大銀行、哪個大跨國公司能力多強，它們都無法影響『全球單一貨幣』 對各國貨幣的匯率。
   
   

匯率决定公式

   
   　影响汇率变动的因素有經濟因素、政治因素、心理因素等多方面。但各国货币的汇率總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受到内在的、基本因素即各国货币所代表的实际价值量的制约，同时，也受制于外汇供求。影响外汇供求的因素复杂繁多，在诸因素中国际收支的状况是重要因素，其中貿易收支對匯率影響很大，當一國出現順差時，外匯供給增加了，該國貨幣匯率就上升；相反，逆差國的貨幣匯率下跌。
   對影響匯率（e）的主要因素，我分別以以下符號表示：
   一国资产总量及資產結構（W、W1、W2、W3）
   国民收入（Y）　　
   一般物價水平（P）
   通货膨胀率（K）
   經濟增長率（C）
   外匯儲備狀況（u）
   利率水平（i）
   预期汇率（Eef）　　
   中央銀行干預（b）
   政治和其他突發因素（t）
   e=f（W、W1、W2、W3、Y、P、K、C、u、i、Eef 、b、t）
   對i國來說，這個國家相對於全球單一貨幣的匯率為ei ，
   那麼，
   ei = f（Wi、W1i、W2i、W3i、Yi、Pi、Ki、Ci、ui、ii、Eefi、 bi、ti） ……………（1）
   公式（1）中的函數f對世界各國都是相同的，公式（1）就是『全球統一匯率公式』。
   在不設定『全球單一貨幣』的情況下，現在，全世界經濟學家还没有找到一种能夠適用於各種情況的汇率决定理论和汇率決定公式。但如果在『全球中央銀行』發行『全球單一貨幣』的情況下，一國的匯率是指這個國家相對於『全球單一貨幣』的匯率為ei，情況就簡單得多。現代國際金融學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尋找f這個多變量函數的具體形式。
   f這個多變量函數的具體形式，是一種『國際協定』，是需要通過一定的加權表決程序達成的『協定』，這個函數的具體形式可以定期得到修正。
   
   

全球中央銀行

   
   當我們有了一個為世界各國公認的『全球統一匯率公式』後，世界各國就必須在聯合國的支持下，成立『全球中央銀行』。
   『全球中央銀行』不是聯合國大會式的政治組織，而是一個有高度權威的金融機構。『全球中央銀行』以各國GDP和各國在『全球中央銀行』中的股權分享對『全球中央銀行』的控制權和管理權。
   『全球中央銀行』的主要職責是：
   1. 壟斷全球單一貨幣的發行權，發行單一貨幣總量，完全不考慮『國家因素』，不考慮『各國通貨膨脹』、不考慮各國內部存在金融欺詐和金融掠奪的情況下，決定應發數量。雖然世界各國依然像今天一樣發行本國貨幣，不論某一國通貨膨脹率多高，這個國家的貨幣對『全球單一貨幣』的匯率e i 是不依這個國家的政府和貨幣當局決定的。
   2. 監察世界各國上報『全球中央銀行』的經濟、金融信息（Wi、W1i、W2i、W3i、Yi、Pi、Ki、Ci、ui、ii、Eefi、 bi、ti）。
   3. 定期召開『全球中央銀行』和各國中央銀行專家的聯席會議，對『全球統一匯率公式』進行局部修正。
    4.接受世界各國對『全球中央銀行』規定的『匯率』不同意見的申訴，按法定程序解決『匯率糾紛』。
   由於『全球中央銀行』擁有巨大權力，世界各國和聯合國要制定辦法，防止『全球中央銀行』濫用權力。
   
   

信念的力量

   
    建立全球單一貨幣，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從根本上取消全球外匯市場』。在一國內，用同一貨幣進行結算，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歐元的誕生，大大地降低了歐洲許多國家之間的交易費用。全球單一貨幣的產生，同樣可以降低不同貨幣之間的交易成本，而且可以減少或消除因外匯市場而造成的『金融掠奪』。
    我寫這篇文章，出於一個信念，凡是人類社會中存在的一種需求，當它愈來愈強烈時，人類社會就會找到實現這種需求的方法和途徑。在人類征服自然的過程中，從蒸汽機、電動機的發明、能源利用技術的進步、太空探索、人造衛星在通訊中的應用、電腦的發明、互聯網出現和不斷改進，是如此。在人類為改善自己生存的社會環境和制度時，也是如此。當我們今天愈來愈多的人察覺到『通過金融市場的財富轉移』、『金融掠奪』是當代社會的巨大災難時，降低和消除這種『掠奪』就成了一種社會需要，人類運用自己的智慧，就必定能夠找到解決辦法。在我看來，降低『金融掠奪』的重要一步，除了在全球加強金融監管外，就是尋找從根本上取消外匯市場的方法和途徑。這篇文章，只是一種不成熟的設想，經過愈來愈多的經濟學家和非經濟學家的反复討論、反复研究，我相信，不要很久，在幾年、十幾年、二十幾年的時間內，我們就可以找到一個『誤差較小』的『全球匯率轉換公式』，在全球範圍內，也一定能夠建立一個有高度權威的『世界中央銀行』。
   （寫於佛羅里達Clermont ， Summit Greens社區，2014-3 ， 刊香港《前哨》月刊201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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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板块的大碰撞，和美国的敌人到底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