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
    
    （法广RFI 特约专栏作者 赵越胜）法国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加尔文(Jean Calvin 1509-1564)为天主教的法国所不容。他们没收和焚毁他的书，派警察追捕他，逼迫他逃亡国外。他的追随者被逮捕受酷刑，上火刑柱。因为加尔文的学说在法国属于异端邪说。但当加尔文在日内瓦掌权之后，他又迫害和他本人意见不同的人，亲自批准将60多人判处死刑，并迫害敢于批评他的人。卡斯特里奥勇敢地站出来，为异端的权利辩护，他的《论异端》一书是最早点燃的捍卫言论思想自由的火炬。
    
    问：上面我们介绍的拉波哀西和博丹两人，似乎是对立的两级，一为反抗暴君天然合理，一为宣扬君权神授、主权在君。看起来法国思想总是在不同思想的交锋、辩驳中发展。
    
    答：事实如此。而且一个民族思想的拓展与深入，绝离不开言论思想的自由，离不开对所谓异端的宽容。中国古代思想最昌明、繁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自儒家被奉为正统，两千余年，基本是死水一潭，有所讨论辩驳，也几乎都是在儒家门墙之内。民国时期，有过一段思想学术上的黄金时代，若不是苏俄势力借日本侵华之力入主中国，中国现在应该已进入世界文明国家的行列了。今天我们给听友介绍的加尔文与卡斯特里奥之争，是一场捍卫异端权利的殊死之争。先说说加尔文这个人，宗教改革两大巨头路德与加尔文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路德基本上活在他的宗教世界里，从未试图掌握世俗的权利，他是个思想家，虽然有时激烈，但也只局限在教理论争中。加尔文就不一样了，他头脑清晰，善于把复杂的神学问题简单化、条理化，使其易于传播，易于为普通教众接受。他还特别有组织能力，能够把宗教势力和世俗权利融合起来，使他不仅能从思想上，还能从日常生活上控制教众。法国历史学大家勒南对加尔文的评价很中肯：“加尔文是那种绝对的人，从一个单一的模子中浇铸出来，他的灵魂不屈不挠，坚硬，无转圜余地，从不怀疑、迟疑。他没有路德那种活跃的、深厚的同情心，也不具备方济各的魅力和柔和感人的言语。但在基督教需要行动的时代，他比谁都成功”。加尔文从法国逃到日内瓦之后，通过讲道逐渐掌握了日内瓦的大权。他控制了市政议会，通过了《日内瓦教会宪章》，详细规定了实行宗教仪式的种种方法。在全市推行严格的清教生活。除了宗教圣歌，不许唱其他娱乐性的歌曲，不许跳舞、喝酒、赌博，不许穿戴新潮时装。当时整个日内瓦城一片死气沉沉，读书要读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交谈要交流听加尔文布道会的体会。一切有违加尔文意志的思想、言论、行为都被禁止。虽然加尔文在法国深受天主教迫害，禁言，但他推行的加尔文主义，其严苛封闭更甚。
    
    问：这就很难让人理解，受过迫害的人，迫害起别人来更变本加利。
    
    答：我倒觉得没什么奇怪的。上次我们已经和听友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加尔文的情况有点不一样。他不是重新进入这个体制，而是反出这个体制。他反天主教，进行了宗教改革，但他依然不容异端，这就是思想体系上的问题了。一个人受过迫害，绝不能代表这个人就具有宽容、尊重不同思想、捍卫言论自由的心胸，更多的情况反而是越受迫害越偏狭，越生报复心，越不能容忍异见。他没有宽容和异端的权利这种概念，这个观念深入人心要在启蒙运动之后。加尔文受天主教迫害，但他碰到其他的人在一些宗教信条上与自己的观点不一致时，他是绝不宽容的。这时，他碰到了一个与他作对的人，西班牙教士塞维特斯。这个人不仅钻研神学，还钻研科学，他是第一个提出肺部血液循环的人。他继承阿里乌斯派的信条，反对三位一体说。他认为，圣经中从来没有说过三位一体。耶稣是人不是上帝之子。圣灵也不具人格，他只是上帝派到人间的灵。他尖锐地问：如果有三位一体，那上帝岂不成了三头怪物？他给加尔文写信，和加尔文辩论，但是他1553年悄悄跑到日内瓦时，被人认出来告发，结果被逮捕了。加尔文起草了一份有39条罪状的起诉书，最后塞维特斯被判有罪，上了火刑柱，他的死是加尔文不容异端的结果。1553年10月27日，这是个重要的日子，天才执著的塞维特斯只因为他自己对某些宗教信条坚持不同意见，而被活活烧死。这距今已经464年，但我们却仍然需要为宽容和言论自由奋斗。1903年，一群加尔文派的信徒，在烧死塞维特斯的小山上立了一块碑，上面刻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是宗教改革者加尔文的忠实感恩之后裔，特批判他的错误，这是那个时代的错误。但是我们根据宗教改革运动与福音的真正教义，相信良心自由超乎一切，特立此碑，以示和好之意”。
    
    问：我们也要不断的努力，早日建立这样一个纪念碑。
    
    答：是啊，文明社会的发展，在西方也并不容易。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的迫害，也是相当残酷的，像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不知送多少人上了火刑架，原因大多是因为宗教观点不同。那时异端是一定会受惩罚的，加尔文的表现在那个时候很正常，但是卡斯特里奥却站出来反对他了，这倒是很特殊的事情。从两个人的地位来看，加尔文是日内瓦的宗教领袖，既是精神领袖，又是世俗权力的领袖，信众成千上万。在新教世界中，他是大宗师，一言九鼎。而卡斯特里奥不过是一个靠翻译和教希腊文为生的传教士，所以他自嘲自己和加尔文的斗争是苍蝇战大象。他以超绝的勇气，痛斥加尔文对塞维特斯的迫害，他写了一部《论异端》，公开为言论自由争权利。他的勇敢、坚定、睿智，让人敬佩。我来讲讲这件事情，和听友们共享。
    
    先介绍一下卡斯特里奥这个人。他1515年出生在法国边境上的多菲纳省，他在里昂大学读的书，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德文，不用说法语、意大利语就是他的母语。他是一位勤奋、好学的人，知识渊博，而且懂音乐，靠教授音乐来换取微薄的收入。他年轻时读过加尔文给弗朗索瓦一世的献词。在这篇献词中，加尔文大胆地向国王要求宗教宽容，他在信中表现出的那种热情与开放，吸引了卡斯特里奥。他赶到斯特拉斯堡去会见加尔文，两个人见面后，加尔文很赏识卡斯特里奥的学识，他聘请卡斯特里奥去日内瓦学院任教，还任命他当了院长。但是后来，卡斯特里奥翻译了拉丁文本的《圣经》，想在日内瓦出版，可那个时候，想在日内瓦出书，必须得到加尔文的同意。可是加尔文呢，不喜欢他的译本，而且以加尔文的个性，他是不会花时间和卡斯特里奥讨论的，以他的地位，他只需要说行还是不行，因为他自信自己是基督教思想最好的解释者，所以他绝不会听别人的批评。当卡斯特里奥要求他公开辩论来讨论圣经的文本时，加尔文愤怒了，他要求把卡斯特里奥驱逐出日内瓦。卡斯特里奥的传记作者茨威格下了这样一个判断：“不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什么，一旦借助于恐怖统治作为工具，对不同的信仰强求一律，他所实行的就不复是理想主义，而是野蛮行为了”。加尔文正是凭借他手中的权力来压制不同意见，但卡斯特里奥不屈服，下次我们再详细谈一谈他们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