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百年潮》2008年12月 作者：李向前　韩钢 原题为：新近发现邓小平与胡耀邦等三次谈话记录

　　自本刊1997年第4期报道邓小平一份珍贵手稿的发现以来，社会各界反应强烈。人们不仅从邓小平留下的亲笔提纲中，更深人地了解到当代中国历史性变革的思想源头，而且也为这一珍贵文物的发掘故事所吸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再次走访了著名学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起草的组织者之一于光远先生，希望能进一步了解有关邓小平这篇重要讲话形成的情况。

　　又意外找到邓小平三次谈话记录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8年春夏，于老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谢绝了众多的约稿，专心致志地做自己保存的文件整理工作，进行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的研究，写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追记》长文和《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一书，对那段历史作了详尽的追忆和深入思考。这期间，他又意外地找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同胡耀邦、于光远等的三次谈话记录。这无疑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面对这三次谈话的记录稿，于老既感欣慰又多少有些遗憾。欣慰的是，记录稿忠实、准确地记下了邓小平在起草讲话过程中的前后思路，保留了邓小平自己对讲话的指导思想、主要观点和谋篇布局的意见。

　　可以说，记录稿的发现，为解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历史性文件形成的文献学问题奠定了基础。说到遗憾，于老告诉我们，当时是随听随记，句子记得不完整，而且记的速度比较快，以至有个别的字今天分辨起来相当困难。此外，因为是自己的记录，不作传达之用，所以用纸也很随意，并缺少时间、地点等正式记录所应具备的“规范”性要素。

　　其中第二次谈话的后半部竟记在一张拆开的海外友人来信的信封上，而邮票后来不知被什么人剪掉了，以致记录稿被开了个“小天窗”。

　　但不管怎样，这三份谈话记录稿的发现，对研究邓小平讲话的形成，具有极为珍贵的价值和意义。在《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一书中，于光远讲到了这三次谈话的经过。根据于老的回忆，是胡耀邦带他去邓小平那里，由邓小平当面向他布置起草任务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人要他组织起草工作的。三次谈话都在邓小平家里进行，每次谈话胡耀邦都在场。

　　于老在1997年9月20日上海《新民晚报》的一篇短文中写道，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大家所坐的位置：邓小平坐在一张大书桌后面，胡耀邦坐在他右侧离他最近的沙发上，于光远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其他几位起草者并排坐在他左侧的靠背椅上。几次谈话大家都是这样坐的。谈到这里，于老还说了一个细节：邓小平的书桌上摆着一只台式电子钟，因为是第一次见到，他颇感新奇，而且有些纳闷：电子钟显示时间的一面不是面对主人，而是面对客人。

　　第一次谈话

　　第一次谈话是1978年12月2日，记录稿大约1600字：。这个谈话是邓小平在准备把他写就的“讲话提纲”交给于光远的时候，就“提纲”内容所做的讲解。

　　一开始，邓小平说：“讲过了，与外国人讲过。”这大约是指此前他同日本、美国客人的谈话。据《邓小平思想年谱》记载，邓小平在11月26、27和29日分别会见了日本民社党访华团、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和日本公明党的竹人义胜。在这一系列谈话中，邓小平向外国客人表明，中国要改革，“根本的一点，是要承认自己的落后，承认现在很多方法不对头，需要改”；并介绍了中共中央目前正在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去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在谈话中还讲到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以及为什么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并就外界广泛议论的纠正冤假错案问题作了说明。显然，由于有了这些谈话，邓小平对在大会上要讲些什么的思路已经很明晰了。因此他对起草者说：“究竟讲什么，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

　　接下去第一个问题，邓小平谈对会议的评价。在手写的提纲中，这部分内容他只写了“对会议评价”五个字。而在谈话中，邓小平却作了相当的发挥。他说：“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有，那时议论问题自然一些)。这个风气要传下去，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防止思想僵化，又有利于……实在可喜。”

　　这主要是指中央工作会议上党的民主传统得到了“恢复与发扬”，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以后在正式讲话中他曾高度评价说：“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显然，邓小平对近20天的会议上与会者们敢于思想交锋，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是非进一步明辨起来的情况非常满意。他当时就特别划出1957年这个时间界限，认为这种民主生活为1957年以后所没有，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第二个问题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邓小平强调写这个问题时要“讲点理论的重要”。他谈话的一个突出意思是：“这个争论(即真理标准的讨论引者注)很好，越看越好，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命运问题。”这是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特别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取得重要成果的情况下，邓小平所下的判断。因为，在提出全党工作着重点向现代化建设转移，以及为着这个转移必须清理长期积压、遗留的大量冤案错案的关键时刻，通过真理标准讨论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这个思想路线来辨明大是大非，具有根本的意义。在邓小平看来，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争论或者理论研究，而是政治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能否前进的问题。邓小平的这个说法，准确反映了他对这件事情的认识。接着，他提出要“解决新的问题，全党全民开动脑筋”。

　　有一点需要说明，邓小平在他自己手写的提纲中明确写下了“实事求是”四个字，在这几次谈话中又多次阐发这一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引导中国社会主义走向改革的最基本的思想依据，是在同“两个凡是”的斗争中取得突破性和决定性胜利的思想武器。

　　谈话第三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邓小平说：“在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多少年，现在是民主不够，不敢讲，心有余悸。”接着邓小平转到了在经济工作中发扬民主的问题。他说：“发展经济，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厂工人监督，农村社员监督。”邓小平说：“目前主要是反对空头政治……反对说空话。现在是正确的意见，也不落实，没有具体措施，一拖就是一年。”他提出：“讲权力下放，企业。讲讲千方百计，讲调动积极性。利用每一寸土地，有一点土地种一棵树，有一块水面搞养殖，有一块草原种草。”谈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邓小平说：“这个矛盾只能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整。……否则不能自主，靠质量，质量好销全国。不要怕，乱，乱不出来(承认市场一定调节)。”从谈话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构思发扬民主问题时，把相当的注意力放在了经济方面。如他在谈话中就说：“经济民主，重点不只是政治，重点是经济民主。”这些话后来没有：在正式稿中出现，但能看出小平思想着重点所在。关于法制，邓小平说：“有些要用法律，民法，刑法，各种单行法，植树应该有法律。地方也可以立法。”

　　谈话第四个问题是向前看。邓小平提出，“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长。完全满意不可能。”随后讲到：“安定团结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问题，不纠缠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吃亏。”

　　显然，这些想法是针对着党的工作重心能否顺利实现转移，以及国内外都在议论的关于怎样看待毛泽东晚年错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这些意思他在手写的提纲中也说到了，在正式稿中发挥得更充分。可以说，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终促成当代中国历史性转折的整个过程中，邓小平的这些想法都是非常清晰和坚定的。这可以用11月2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工作会议大组召集人汇报时一句特别重要的表态作佐证：“我们党中央和我国人民永远不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

　　当然这不是一种纯道德的约束，而是根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智慧：一方面指出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必须加以纠正；另一方面又在出现怀疑和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的问题时，站出来“力排众议”，维护毛泽东的旗帜。以后在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时，邓小平的这个观点更成为根本的指导思想。

　　第五个问题是谈克服官僚主义。他列举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有：人浮于事、拖拖沓沓、会议多。邓小平提出：要“学会管理，培养与选用人才，使用人才，改革规章制度。”“好的企业必须用先进的办法管理企业。”随后，邓小平特意讲到：“党委领导好不好，看企业管得好不好，利润，工人收入，城市如此，农村如此，各行各业如此。”

　　第六个问题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邓小平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他说：“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农村5～10～20%；城市20%，才有市场。本身就促进就开辟新行业。”他强调要“反对平均主义”，“干得好的，就影响左邻右舍。”

　　第七个问题是加强责任制。他讲到：“现在无人负责任。”因此要“搞几定：什么什么项目，从哪里引进，定在什么地方，定哪个人从谈判到管理。可能六七定，开单子，并头进行，不耽误时间。”邓小平说：“现在打屁股打计委，有什么用？要打，打个人。国内企业也要专人负责，专门机构、专门的人搞几定，请些专家，譬如荣毅仁就可以当专家。”

　　第八个问题是新措施新问题。邓小平提出要搞人员核算标准。

　　谈话的第五、六、七、八这四个问题后来在正式稿中“捏”成了一个部分，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对照正式稿，可以看出，讲话提纲和12月2日的这次谈话，已经奠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全文的基础。它的构架，它的主要观点，在这里已经形成了。完成稿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加工而成的。这次谈话时，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了20天，比较重大的问题由于民主的充分发扬都已经提了出来，这使邓小平有可能把握住事情的全局和要害，形成自己的观点。事实证明，邓小平的这些观点既高瞻远瞩又足智多谋，成为开启一个时代的改革“宣言书”。

　第二次谈话

　　据于老回忆，12月2日谈话后，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他组织有关人员赶紧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就起草好了，并送邓小平审阅。随即邓小平又找胡耀邦、于光远等人谈话，这是邓小平就起草稿子所作的第二次谈话。时间应在12月5日。这次谈话的记录稿，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开了“天窗”的稿子，而且只是后半部分谈话的记录，前半部分的记录尚未找到。现在找到的这个记录稿大约2000字。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严厉批评了党内存在的“随风倒”、“找靠山”的坏现象。他说：“随风倒坏得很。找靠山，没有上面一点东西，就不敢想了，怕动辄得咎。”邓小平讲到，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说)根本是民主制度。”“总不能随便打击嘛。对新生事物采取支持鼓励态度嘛。特别是学术艺术思想领域上更需要民主讨论嘛。武断可不行，真正搞二百方针。”“出了坏人不要怕，越轨怎么办，还有个信任群众信任干部的问题”。

　　邓小平再次谈了“开动机器”的问题。他说：“开动机器，一个生产小队干部看到一个空地没有种树，有一块小水塘没有搞养殖业；或那块土地[没有]利用，睡不着觉，一个生产队靠开动脑筋可以增加多少财富。”“脑筋用在什么地方，四个现代化嘛！”这段话在第一次谈话讲到千方百计调动积极性时已大致讲过，现在则是再次强调。

　　邓小平肯定稿子关于“实事求是”的一段写得好：“实事求是一段写得好，语言还可以简化一些。”还说：“四人帮不要讲成为挡箭牌，已经讲够的不要再讲。”可以看出，邓小平是从更深的层次来思考党的历史经验，而不是仅仅把问题归结于“四人帮”。

　　关于党在未来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与民主法制问题，邓小平说了一大段话：“党要有好作风，党的作风无非那三个作风，本身就是制止违法乱纪。现在看来党规党法比国法还重。经济民主这方面要强调，这里有权力下放问题，民主监督，对搞得[不]好的进行监督。讲了经济民主，选举不够，没有权力下放，党委随便干预，也没有民主，也培养不出人才。范围是否还有别的方面？……没有民主就没有法制。”邓小平说：“没有各种法，逐步的搞，开始粗一点不要紧，不完善的可以逐步完善……经济法院没有，普通法院就做起来，不要求一下完备，(修改法律)单个地搞，甚至地区搞。总之没有法不行就是了。”比起12月2日的谈话，讲法制的这一部分内容充实了。在正式稿中，则形成了更丰满的一段论述。

　　关于向前看，邓小平说：“过去不可能完备，不要求完备。自我批评不够的，让他自己考虑，允许他继续考虑，在实际工作中改正。因为过去的问题太复杂，但以后[对]新的错误要严一些。”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对一些犯了错误的人包括中央负责人提出了严厉批评。如何处理这一问题，邓小平显然有很深入的政治考虑。按照这个方针处理，既批评他们的错误，又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机会，最终能够维护整个政治局面的安定。

　　关于新的问题，邓小平说，“新的问题新的矛盾要大量出现，特别是上层建筑一面，有规章制度，有用人问题，有选人标准。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发展生产力是主要的标准，否则什么叫政治上强。”邓小平还说：“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还要展开，不要等上层建筑，从一个厂，从专业公司搞起。农村从公社搞起，现在一下解决不了，从人事改造、企业开始。从一些专业公司新改造企业着手。”这是能很快见效的做法。后来的农村改革正是这样由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的，企业的改革也是由点到面逐步铺开的。

　　对于这样一场深刻的改革，邓小平预见势必遇到很大阻力，因而特别指出：“改革的障碍包括老干部，总的赞成，具体反对。[要]以大局为重，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总之，方针明确，方法妥当，没有好的方法行不通。现在方针一致，要想具体办法才行。”由此要求起草者“搞一小段强调工作方法问题”。

　　这次讲话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思想，是生产力标准问题。这个构成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思想，在这个时候就鲜明地提出来了。

　　关于如何进行改革，邓小平提出要“权力下放、责任到人”。他从以往的经验教训谈了这样做的重要性：“有一个责任到人的问题。讲集体负责、党委负责就等于无人负责……既然责任到人就应该有权，没有权也就不可能[负]责任。领导得好不好，根本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技术是否得到不断地更新，靠体力劳动不行。”这里明确地显示了邓小平关子：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

　　这次谈话比12月2日谈话更进一步的地方，是“先富起[来]的想法”。邓小平说：“八十元少了。加到一百元。农民八千万，十分之一。”还说：“城市带农村，上海四百元，北京二百元。大城市带小城市，搞为城市服务的副业，大有可为。……靠近城市的先[富]，平均工资到一百元，福利要好一些……平均工资一百元，就是吃得好些，用得好些，可以搞等价交换。”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邓小平先后访问了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对那里的经济发展作了考察，因此谈话中他讲到了这些国家的经验。谈到城市的规划时，邓小平说：“新加坡建房，几个卫星城市二十万，一个岛上都有卫星城市，为什么，我们不搞？北京西山、石景山都应规划，不需要到北京市来。”这里所谈显然是希望人们从国外的发展经验中受到启发，在先富起来的做法上有所借鉴。这些虽然在后来的正式稿中没有讲到，但我们仍然可以由此看到邓小平改革思想的一些脉络。

　　最后，邓小平讲到稿子：“短一些，顶事，不能长篇大论，语言少一些，干净利落一些倒反明确。”还说：“希望快点。两天搞好，分寸恰当些。”

　　第三次谈话

　　大约两天后，新一稿改好了。邓小平同胡耀邦、于光远等人作第三次谈话。于老的记录稿大约3500字。于老回忆说，邓小平是逐字逐句地与起草者进行研究的。谈话记录也是一个证据。当时中央工作会议已进行二十六七天，时间相当紧迫，邓小平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讲话稿的审定上来，其情其景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谈话一开始，邓小平说：“概括讲四个问题，基本可以。”说明这时的稿子已改为四个部分的结构。他要求在稿子“头子上或中间要讲一讲重点转变问题，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针”。于光远的记录稿上就有“重点转移的评价，新时期，真正反映”等字样。可见邓小平是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样一系列号召的目的，归结到工作重点转移这个“大前提”上面。这是前几稿没有谈到的。

　　接着，邓小平谈到华国锋在会议上作自我批评的情况，批评了把个人摆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他说，“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定了，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的提法要改变”。“毛主席、党中央[的提法]就反对过，不能把个人摆在中央之外之上。我就讲了这个道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两个凡是重要。我就是这样评价。”这实际上是一段题外话，但却有相当重的分量。因为不论从反对“新式迷信”还是从确立改革取向的领导格局而言，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这个自我批评都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他在这样的问题上还一味坚持而不加以改变，那么整个改革发动的进程就会出现曲折，形势也会复杂得多。所以这是个大局问题，是比“两个凡是”争论本身更重要的问题。

　　由此，邓小平谈到官僚主义和制度问题：“真正是说有上层建筑的问题，官僚主义是一个内容。说权力过子集中，离开民主集中的集中，脱离了组织。离开民主集中，这才是实质。”“各级组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整个组织一直到支书，权太大，不利。”“我们的制度不是鼓励支持人们敢想敢讲敢做，(甚至包括经济)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不够。”

　　“为什么僵化的原因。干得好干不好一样。(不仅不一样)要打击，而且还得全票的，不得罪人，大家却觉得可以过得去。政府制度是这样，党内制度也这样。怪现象发生。”邓小平特别提出要加写一段追查所谓谣言的问题，说这“实际上是软弱、神经衰弱的表现”，还说“打击报复的，很恶劣风气，必须制止、斗争”。显然，这些意见形成了后来正式稿分析僵化原因的文字。对于起草者作出的因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从而产生三种“怪现象”的分析，邓小平感到满意，说：“我看写得不错。”

　　关于经济民主问题，邓小平就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和按劳分配讲了重要的观点。他说：要加这样的意思，“搞得好的得的多，包括领导干部，不但有精神奖励，就应该多得，就应该先富起来。”“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调动不行，只讲风格，风格是不行的，对极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又说：因此，要加这个意思：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这个重要的思想，几乎原文写进了正式讲话。

　　关于“向前看”的问题，邓小平在谈话一开始就强调：“这个历史前提是总的东西。”他说：“问题太多，只能解决得粗一些”，“过去处理，特别是政治结论上，可宽可严宁肯从宽”。“对过去，正面解决就行了，不追查细节，从大局着眼，对过去的人可以宽一点，但应把问题讲清楚，可以等待、思索。”“我们只要把大是大非弄清了，有些小是小非一件一件弄清楚，不可能也不必要。有些事，不宜多谈。有些问题不可能完满。聚精会神向前进”。

　　在邓小平看来，重要的是“引导向前看，向后看与向前看的关系”，以此来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工作转移。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忘记指出，“有些人不能重用”，如“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人”、“风派”、“溜派”(指溜须拍马的人引者注)等等，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有着相当的警惕。早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就曾这样回忆过：“还在毛主席指定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时候，王洪文避到上海，在那里搞阴谋诡计。他跟赖可可说，十年后再看。这话触动了我。”正因为此，邓小平在充分强调顾全大局的同时，仍提醒全党十分注意队伍的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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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责任制问题，邓小平始终给予很大的关注。他说，“总之有赏有罚都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讲这个问题。”“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的就要降。”“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到具体的人，具体的集体与个人，比打屁股效果更大。”这些话正式稿基本吸收了。邓小平还谈到“培养专家”问题。

　　专家即指知识分子，当时“左”的偏见尚未排除，因此他说：“专家这样一用，就用下去。为社会主义事业。实际上造福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后来正式稿说：“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这就澄清了一个多年来搞乱了的重要是非。

　　关于“研究新情况”一节，邓小平考虑较多的，是改革马上会带来怎样的社会问题：“仅仅改革上层建筑，也可以说改革生产关系，都可以带来许多问题。涉及到大量的人，减人安置人，什么人学习，什么人改行，可麻烦了。……等待安排，工资照发，仍会不满意。”“这个改革会涉及大批人的切身问题。”对此，邓小平想到的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并且创造条件使其各得其所，是不容易，相信群众，会取得群众理解、谅解。”

　　他说，“震动比较大”，新的问题“并不比现在的问题简单，而且会更复杂，走群众路线，信任群众，教育群众以大局为重，可以解决。随着生产发展，社会需要方面很多。明年即使不大量出现，后年肯定大量出现。总之随着生产力发展可以得到很好解决。农村多种经营搞起来，劳力可以得到安置。”

　　作为一种信念，尽管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邓小平对它的光明前途却是坚信不疑的；而作为一种预见，邓小平所谈的确是最根本的困难，这在二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不能不令人赞叹他的目光如炬了。

　　于老对我们回忆说，这次谈话，邓小平对稿子看得更细，意见也谈得更具体。谈话之后，根据他的意见又作了修改。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当邓小平听起草者对改定的稿子通读一遍之后，断然说：“行了，就这样拿出去吧。”起草的工作才算完成。

　　关于这个讲话稿的起草，于老说：讲三中全会吹响改革的号角，就集中表现在邓小平的讲话中间。讲话的内容可以说全是邓小平自己的想法。不但思路是他的，而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些语言也大都是他的。他对执笔人写出的稿子很仔细地看了，在审读讨论稿子时又不断深化和充实自己的思想；讲话的题目也；是他提出来的，虽然按照会议文件的统一格式，在印发给会议出席者的正式稿上没有题目。

　　他的思想，首先写在那三页提纲中，然后在改稿的过程中，对原先的提纲又作了不少补充，大大丰富了内容。虽然执笔写稿子的人、定稿时发表意见的人也不是一点作用不起，但是讲话中那些精辟的见解可以说完全是邓小平的。也还有些新思想、新观点在那个讲话稿上没有反映出来。

　　对起草这个稿子，于老谦虚地说：“我只作了这么一件事，即是遵照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意思，找到了执笔起草的人，向他们作了传达，商量了一下文章的框架，限定时间拿出来交卷这样的事。我没有提出值得讲一讲的意见，我也没有动笔起草稿子。”

　　在访问于老之后，我们这些晚辈对二十年前发生的这件不寻常的故事，真是神往不已。虽然我们无缘亲历这些历史场面，但老人的追忆使我们了解：在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转折中，邓小平作出了非凡的贡献。这贡献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复兴的历史里，铭刻在世代中国人的心中。

　　

　　邓小平会见首次访华的撒切尔夫人。资料图

　　1989年5月16日中午，邓小平设宴款待前来中国访问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席间，两人有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戈尔巴乔夫：“现在我要完成我国领导人的一项委托，即邀请你去苏联访问。”

　　邓小平：“我出国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如果3年前解决了柬埔寨问题，那我真的要到苏联去。可能去远东，也可能是莫斯科。现在已经过了3年了，我这个年龄不允许了。我感谢你的盛情邀请。”

　　戈尔巴乔夫：“但我们仍然向你发出邀请。一旦你得出结论可以访苏，我们将随时欢迎你去。”

　　邓小平：“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看来恐怕做不成了，就是台湾问题。调整了与日本的关系，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归回香港，还未到期，但也确定了。这是对外关系问题。对内的参与，确定了基本路线，四个现代化这件事。一个政策，就是改革开放政策。四个坚持。还没有能够实现的，就是废除终身制度。这个没能实现。这是制度上的重要问题。”

　　解决台湾问题，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

　　领袖晚年，都会留下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人生遗憾，邓小平也不例外。台湾问题和祖国统一大业，毫无疑问就是邓小平晚年留下的最大遗憾。在85岁高龄的时候，邓小平已经预见自己很难看到台湾回归祖国的日期了。在这次谈话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晚年遗憾。

　　“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

　　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国民党当局逃往祖国宝岛台湾，再加上一些历史的原因，使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台湾，被人为地与祖国大陆分割开来。

　　由“一个国家，不同制度”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邓小平对里根说：“如果美国按照杜勒斯的政策对待台湾，不知哪一天，台湾又成为爆炸性问题。”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构想也逐渐成型。这一科学构想的核心，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由邓小平在其晚年首先表述出来的。这一提法，也是逐渐完善的。

　　1983年6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民主柬埔寨领导人时，就中国统一的问题阐述了“一个中国，不同制度”的设想，他说：“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有不同的社会制度，这是史无前例的。实际上，真正统一了，台湾一个制度，香港一个制度，大陆一个制度。大陆是社会主义制度。”

　　5天以后，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进一步阐明了实现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强调：“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他指出：“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

　　邓小平表达了台湾可以高度自治的意思。他说：“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的地方政府以至自治区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邓小平提出并阐发了“一个国家，不同制度”的设想后，他的思想也是在不断深化和发展的。

　　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来自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学者们。谈话中，邓小平展示了一位卓越政治家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战略思想。他说：

　　“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与台湾还有不同，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

　　邓小平接着提请来访的客人：“各位是研究国际问题的，请好好了解和研究一下我们对台湾、香港提出的解决方式。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对外使用“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提法。由“一个中国，不同制度”，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提法上更加准确和科学。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思想也在概念上更加规范化。

　　1984年4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里根时，一方面直接地对这位美国头号领导者表明了中国“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另一方面也批评了美国领导人的战略误区。他说：“和平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首要问题。世界局势不稳定，但争取和平的前景良好。有资格发动世界战争的还是美苏两家。美国应从4个航空母舰的政策中走出来，否则将同世界上十几亿人口结成疙瘩。中美关系前一段吵了一架，近来是好的。但说中美关系已进入了‘成熟阶段’，这种判断不准确。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还是台湾问题。希望里根总统和美国政府认真考虑中国人民的感情，不要做使蒋经国翘尾巴的事情。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准备在不放弃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允许一个国家有两种制度。海峡两岸可以从逐步增加接触到谈判和平统一。如果美国按照杜勒斯的政策对待台湾，不知哪一天，台湾又成为爆炸性问题。”

　　1984年5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使用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提法，报告在讲到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时是这样说的：“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鉴于历史的经验和台湾的现实，我们提出了祖国统一之后可以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我们的各项建议和设想，都是诚心诚意的，通情达理的。对于台湾当局任何有利于海峡两岸同胞接触来往、增进了解和有利于祖国统一的言行，我们都将表示赞赏。”“我们认为，只要在和平统一问题上国共两党具有共同语言，一切事情都好商量；台湾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任何犹豫、拖延，都是违背民心民意的，希望台湾当局郑重考虑。”

　　从此，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香港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构想，经过邓小平高度概括以后，又经过全国人大会议的通过，“一国两制”的提法具有了法律效力。

　　为解决这一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设想，其中就包括“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等设想。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没有能够进行第三次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成为泡影。尤其到了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长期存在。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从解决台湾问题的实际出发所作出的一些设想和探索，所提出的若干带原则性的意见，为后来“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作了思想先导。

　　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众多核心决策。

　　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解决台湾问题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

　　1978年1月7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国会议员团。谈到台湾问题时，他打着手势，果断地说：“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点。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要说灵活性，就是我们可以等。”

　　只要台湾回归，我们将尊重那里的制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为党和国家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思路和方案，也进入了历史的新阶段。这一历史进程，一直是在邓小平的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这份文告感情真挚，言辞恳切，且字字句句都有千斤分量。它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台湾同胞：

　　今天是1979年元旦。我们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诸位同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贺。

　　昔人有言：“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欢度新年的时刻，我们更加想念自己的亲骨肉——台湾的父老兄弟姐妹。我们知道，你们也无限怀念祖国和大陆上的亲人。这种绵延了多少岁月的相互思念之情与日俱增。自从1949年台湾同祖国不幸分离以来，我们之间音讯不通，来往断绝，祖国不能统一，亲人无从团聚，民族、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所有中国同胞以及全球华裔，无不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

　　这份《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中央政府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阐明实现中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在解决统一问题的方式方法上，则提出了较为灵活的意见：

　　我们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台湾各界人士也纷纷抒发怀乡思旧之情，诉述“认同回归”之愿，提出种种建议，热烈盼望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时至今日，种种条件都对统一有利，可谓万事俱备，任何人都不应当拂逆民族的意志，违背历史的潮流。

　　这份《告台湾同胞书》，充分表达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台湾问题上的意见。

　　就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当天，全国政协专门就此举行了一个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天是1979年元旦，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说它不平凡，不同于过去的元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第二，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

　　1月2日上午，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会见由民主党众议员托马斯·路·阿什利率领的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在谈到有关台湾前途的问题时，邓小平说：“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是采取现实态度的。1月1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表明我们的态度是真诚的，是合情合理的。”

　　这之后，邓小平不断地向国内外朋友和各界人士阐述中国中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这种“合情合理的现实态度”。

　　1979年1月底，邓小平启程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在美国期间，邓小平一再申明，中国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族都比较有利”。

　　1月30日，邓小平在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和全美华人协会为他举行的招待会上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台湾归回祖国、和平统一祖国的问题，有了更好的条件。”他表示：中国政府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到台湾的现实，重视台湾人民的意见，实行合情合理的政策。统一祖国是全体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共同愿望。我们关怀台湾同胞，寄希望于台湾广大同胞。我们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正视现实。这样，台湾回归祖国就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

　　邓小平在向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解释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时，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我们一方面尊重台湾的现实，另一方面一定要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尊重台湾现实的情况下，我们要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速度。”

尽管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由于美国的干涉，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障碍却在美国方面。因此，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台湾问题。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时，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但在1月26日，美国总统卡特却提出《与台湾关系法》议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于3月28日和29日予以通过。4月10日，经卡特签署，《与台湾关系法》生效。《与台湾关系法》称：“美国作出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以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种期望为基础的；凡是企图以和平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都将会威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并提出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之“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这个法案，继续将台湾当作“国家”对待，违反了中美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

　　邓小平对此迅速作出反应。4月19日，他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访华团时说：中美两国关系能够正常化的政治基础，就是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政治基础受到了一些干扰。对你们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国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问题，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案的许多条款还是要保护台湾。美国认为保护台湾是美国的利益，还说要卖军火给台湾，包括一旦有事美国还要干预。所以说，这个法案实际上否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我奉劝美国朋友注意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情不能干了。

　　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一方面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的政策，另一方面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逐渐酝酿解决台湾问题的科学构想。

　　这一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邓小平在1979年12月6日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清楚地表述了出来。他说：我们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要从现实情况出发。对台湾，我们的条件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台湾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与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民间交往照旧。这就是说，外国可以照旧对台湾投资。即使台湾与祖国统一起来后，外国投资也不受任何影响，我们尊重投资者的利益。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自己的自卫力量，军事力量。条件只有一条，那就是，台湾要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充分的自治权。

　　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是中国共产党几代人长期探索的结果。台湾、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的未竟之业。早在1974年，81岁高龄的毛泽东曾指着一旁的邓小平等人向来访的英国首相希思说：中国统一这件事，我恐怕看不到了。这是他们的事了。

　　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将台湾回归、祖国真正统一，当作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决心在自己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圆统一之梦！

　　这，就是邓小平后来终生遗憾的由来。

　　“台湾回归祖国等三大任务不只限于80年代、90年代，甚至90年代以后都还必须坚持。”

　　进入20世纪80年代，台湾问题的解决显得更加紧迫和重要。

　　1980年1月1日，邓小平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再次发表元旦讲话。他强调，80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我们一定要在这10年中取得显著的成就，以保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指出：“去年元旦我讲了三件大事，即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中美建交和台湾归回祖国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如果说去年元旦很有意义，那么今年元旦意义更大，因为这个元旦是跨入80年代的第一天。80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年代。因为我们要实现四化还有两个10年。如果在80年代这个10年中我们不能取得显著成就，那么我们在本世纪末实现四化的目标就会告吹。在80年代中，我们要在国际事务中起到自己的作用，还要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始终放在重要议事日程上。这就说明，我们在80年代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半个月后，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把“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紧经济建设，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一道，作为“我们在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他说：“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

　　邓小平强调：“台湾归回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

　　这次全国人大召开后一个多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人时，更具体地解释和阐述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他说：“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10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经过5年半，现在已经见效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

　　他还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通过了这个政策。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如果政策不对，就可能变。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国80％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这80％的人的人心。因此决定的因素是政策对不对。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

　　1984年，是邓小平人生的第80个年头，进入晚年的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正是他对祖国、对历史的一种交待。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出席了签字仪式并会见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香港问题的解决，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为此，邓小平再次自信地说：

　　“我们提出这个构想时，人们都觉得这是个新语言，是前人未曾说过的。也有人提出这个主张能否行得通？这就要我们拿事实来回答。现在看来是行得通的，至少中国人坚信是行得通的，因为这两年的谈判已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构想在解决香港问题上起了不说是决定性的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这是三方面都接受了的构想。再过13年，再过50年，会更加证明‘一国两制’是能行得通的。人们担心中国在签署这个协议后是否能始终如一地执行，我们不仅要告诉阁下和在座的英国朋友，也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也相信自己的‘一国两制’的主张是行得通的。”

　　和平解决并不等于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面对未竟之业，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21世纪靠你们年轻人。”

　　有了以“一国两制”这一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范例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放弃武力统一祖国的方式呢？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和领导人绝不能作此承诺！他的这一考虑，主要是冲着“台独”和外国干涉去的。

　　1985年9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明确地阐述了中国中央政府的一贯态度：“不管怎样，现在台湾和我们还有共同点，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但如果蒋经国不在了，就可能真正出现两个中国。美国、日本都有一股势力支持台湾独立。我与里根、舒尔茨、温伯格都说过，中美关系的焦点是台湾问题。应该好好解决台湾问题。如果像美国国会那样干涉中国内政，将会在中美关系中引起冲突。蒋经国不在了，台湾出现独立怎么办？我们怎么能承诺不使用武力？我同他们谈得很坦率，确实存在台湾独立的可能性。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但先把话讲明白好。”

　　1987年春天，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中国与葡萄牙就澳门的回归问题也达成一致。4月13日，邓小平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会见葡萄牙总理席尔瓦时，他说：“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为处理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我们考虑用何种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立足点是：解决香港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英国和香港的利益；解决澳门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葡萄牙和澳门的利益；而解决台湾问题，则既要符合大陆的利益，也要符合台湾的利益。我们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从解决台湾问题着手，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受台湾问题的启发，我们考虑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看来，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这类问题是成功的，为解决国际争端、消除热点问题提供了经验。”


　　鉴于国际反华势力的干涉和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存在，邓小平一再表示：“力争用和平方式实现台湾回归祖国，但我们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如果美国政府无限期地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实际上是给台湾提供保护伞。”他还多次专门对美国人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良好愿望的实现。”

　　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为台湾回归祖国这一重大任务而孜孜不倦地工作着。1983年6月，当他即将进入80岁这一人生的耄耋之年时，在一次关于祖国统一问题的讲话中，他深情地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祖国要统一，不统一就没有出路。我们有出路。我们这些人岁数都不小了，都希望中华民族来一个真正的统一。前人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来完成。我们的后人总会怀念我们的。如果不做这件事，后人写历史，总会责备我们的。这是大事，前人没有完成，我们有条件完成。”

　　（来源：党史博览）

　　“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

　　“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问题上的成功实践，也为邓小平理论提供了更为精彩和丰富的内容。就在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的当月，邓小平公开表示：“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是这样说的：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老早就确定了的，写在宪法上的。我们制定的一些政策，包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你们看我这个讲法对不对？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是建筑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的。”

　　1989年11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十三届五中全会。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决定江泽民任中央军委主席。此后，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了下来，但是，他的思想并没有停止思考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台湾问题，就是他一直思考的一个重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邓小平始终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祖国的统一大业。彻底退下来以后，他还多次听取对台工作汇报，并会见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一些与台湾有关的人士。

　　1990年9月15日，针对台湾当局在国际上制造“一国两府”的企图，邓小平在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时明确表示：“现在台湾有人想搞‘一国两府’，连联合国的局面都想改变，实际上还是搞‘两个中国’。怎么能把台湾当局称为中国政府呢？这不行。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大陆是中国的主体，有11亿人口。其中汉族占92％，少数民族占8％。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

　　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期间还思考着如何才能实现“一国两制”的问题。他告诫说：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新加坡、香港、台湾和韩国这亚洲“四小龙”。

　　1992年2月10日，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期间，有年轻人怀着崇敬的心情对他说：“您在我们年轻人心目中是最德高望重的。”邓小平微微一笑，谦虚地说：“这不好说吧！有一点贡献，做了一点事。很多事情没有做，来不及做，也做不完。”台湾问题和祖国统一大业，就是邓小平没有做完，也来不及做完的事。面对人生遗憾，他对年轻一代寄予厚望。他语重心长地对在场的年轻人说：“21世纪靠你们年轻人。”

　　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讲话，为我们党和国家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3年后，他在对美国众议院议长奥尼尔提起中国的三大任务时进一步指出：“我们已经宣布中国80年代的三大任务，实际不只限于80年代、90年代，甚至90年代以后都还必须坚持这三大任务。这是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考虑和坚持的三大任务。”

　　为落实邓小平提出的台湾回归祖国的任务，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等九条建议和主张。

　　两天后的10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众议院议长约蒂时，谈到了叶剑英的九条建议和主张。他表示：“叶剑英委员长最近阐述的九条是我们根据现实情况提出的关于台湾归回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合情合理的方针政策。这九条在国际上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反应，也一定会得到台湾人民的赞成。”他还强调：“台湾问题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国统一大业的事情。”

　　海峡那边的台湾国民党当局，没有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诚意，仍错误地认为与共产党搞统一自己必定“吃亏”。对这种顾虑，邓小平在10月28日会见由会长茅诚司率领的日中协会第三次访华团时说：台湾当局总是讲凡是搞统一、合作，都是他们倒霉、吃亏，共产党占便宜，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两次国共合作，对彼此都带来很大好处，主要是给民族、给人民带来好处。第一次合作实现了北伐。北伐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符合民族利益、符合人民利益，也合乎两党利益。第二次合作是对付日本军国主义。抗战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也合乎两党利益。合作后来破裂，破裂的责任，我们不去算老账了，实际上两次破裂的责任都在国民党方面。他们又讲，两次他们都吃亏，这不对。

　　邓小平还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不去算这个账，要从长远的观点，从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着眼，也要从世界和平和安全来想，去看待第三次合作的需要。

　　遗憾的是，台湾当局还是没有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断然拒绝了叶剑英代表中国中央政府提出的九条建议和主张。对这点，邓小平早有思想准备。他在1981年11月2日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时说：我们对台湾的九条建议，现在台湾的反应是拒绝了。我们知道，它的第一个反应会是这样。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昼夜就可以解决的，需要时间。我们并不想“屈人之兵”。我们绝不是要使台湾处于投降、屈服的地位。我们提出的是对等谈判。相信总会有变化的。

　　对于台湾当局背后的势力，邓小平也不客气地指出：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但美国卖武器给台湾，实际上就干预、插手了中国的内政，给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造成了障碍。美国国务卿黑格6月来访时，我同他说，我们的头脑中始终存在着中美关系可能停滞或者后退这样一个问题。导致停滞或者后退，那不是中国干的事。我们的话说得很明白。至于台湾问题，我相信美国，还有日本以及其他很多朋友都可以做好多事情，来推动谈判。就美国来说，促进这个谈判，至少是推动接触，实际上就是维护亚太地区局势的稳定。而出卖武器、装备台湾，是出于什么意图呢？实际上是否定了我们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这对全球战略格局是一种破坏，至少是一个损伤。

　　对台湾地区领导人，邓小平利用各种机会奉劝他们：“归根到底，中国的统一这件事要台湾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和人民来决定。首先希望两岸的领导人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来做这件好事，这在历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希望台湾的一些领导人把眼界放宽一点，放远一点。”

　　对美国方面，邓小平多次批评说，美国对台政策还存在杜勒斯的影子。1983年2月，他对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说：“《与台湾关系法》是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如不改变此法，中美关系恐怕很难有明显的、满意的发展。我们希望美国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能够做朋友，建立比较长期相互信任的关系。”1983年3月，他在与美国众议院议长奥尼尔谈话时不满地说：“《与台湾关系法》还是杜勒斯主义的产物。美国人可能感到这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中国人的看法就不同了。在中国人看来，这不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吗？美国的议会通过一个什么法来强加给中国人民，这是什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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