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晚年專訪：毛澤東背著劉少奇發動文革

來源：《領導者》

據王光美介紹，她陪同劉少奇出訪巴基斯坦等三國，時在1966年3月22日到4月19日。這段時間，國內發生的許多重大事情，劉少奇一概不知。正是劉少奇出訪的這28天，中國曆史進程發生了巨變，以政治“清洗”爲特征的“文化大革命”（並非彭真曾用語“文化革命”），被毛澤東初次提出。而劉當時是中央唯一敢于批評、反對毛的人。本文摘自《領導者》雜志 ，作者高建國，原題爲《零距離采訪王光美：“文革(專題)”爆發與毛、劉分歧》。

　　一位非凡的中國女性——王光美，2006年10月13日在北京走完了她傳奇的一生。

　　我曾深入采訪王光美。有許多令我驚愕、感慨並難以忘懷的素材，還從未在我以往發表的文章中披露過。我覺得有責任補寫一篇文章，既是對那次采訪的追記，也作爲對逝者的紀念。

　　王光美在中國廣爲人知，身爲主席夫人的她享有美麗、擅長表達、富于修養的名聲（圖源：VCG）

　　王光美取消了不見面的決定

　　八年前（1998年），一個泛著涼意的夏日，我在北京一家內部招待所，撥通了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夫人王光美住宅的電話。未等我開口，一位操著京腔的年輕女性已在發問：“喂，請問找哪一位？”“我找王光美同志……”我說明了身份與來意，希望予以通報。然而，令我驚異的是，這位“年輕”的接聽者，就是年已七十七歲的王光美本人！

　　王光美委婉而堅決地表示，她只能在電話裏接受簡單采訪，因爲她患肺炎，尚未出院，今天只是回家來取些東西。于是，我便在電話裏匆匆展開訪談。

　　“由于劉主席非常喜歡別人稱呼他‘少奇同志’，請允許我也使用這個稱謂，並稱呼您爲‘光美同志’。”我這樣開了頭。

　　“好啊。多少年沒聽到這樣親切的稱呼了。”王光美高興地說，“你想問什麽呢？”

　　“我想請您扼要地談談，少奇同志冤案的形成和平反，以及您的有關感受……”這是聘我爲特約撰稿人的報社，預定的采訪題目。

　　“原來你想談這方面的事兒。”王光美的聲音明顯地低沈下去，她似乎想回避這個話題，“你的題目太大了，我需要准備一個月。”

　　“那麽，請允許我請教一個‘文革’史至今沒能說清的問題。”我臨時放棄了采訪提綱，想解開一些曆史之謎。“少奇同志究竟是什麽時候知道，‘文革’浩劫要在中國爆發了？”

　　“這個……”王光美猶豫著，沒有回答。

　　“當毛主席1962年秋在八屆十中全會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個口號時，少奇同志是否意識到，鬥爭風暴不久將在黨內刮起？”我追問了一句，搞專訪只能這樣抓機會。

　　“你對黨史很熟悉嘛，還能說出這是在那次全會提出的。”王光美巧妙地繞著彎子，仍然不作回答。

　　“我專程從上海來采訪您，當然做了充分准備。”不管怎樣，來自王光美的誇獎使我相當惬意。

　　誰知，她馬上提出了批評：“不過，‘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個口號，並不是毛主席提出的，這只是一種概括性提法。主席的原話是‘階級鬥爭從現在就講起，年年講，月月講……’”

　　“您的嚴謹使我知道，您當年擔任少奇同志的秘書，是怎樣一種工作狀態了。”這倒不是恭維話，是我感慨之余的由衷之言。

　　“你寫給我的那封信，爲什麽不用電腦打字呢？”王光美跳換了話題。

　　“手寫顯得鄭重一點吧。您能看清楚嗎？”我難以判斷她對我那封有些潦草的求見信，是什麽反應。

　　“我已經很久沒有接到記者手寫的信件了。你這封信，寫得很認真，在措辭上也比較嚴謹。”

　　“這是因爲，我想認認真真地對您進行一次采訪。我覺得，我們任何人都無法回避‘文革’，和它留給後人的永久教訓……”

　　“哦……你說得對。我接受你當面采訪。”王光美改變了決定，“我提前出院吧。我在北京醫院已經住了半個月了。我的肺炎其實已經大好了。過兩天，就在我家裏談……”

　　王光美與我約定了見面時間。她並在電話中，又興致勃勃地談了一些對劉少奇研究的看法。

　　王光美接受采訪有交換條件

　　兩日後，一個風和日煦的下午，我來到複興門外一幢公寓樓內。王秘書給我開了門，小保姆給我送來茶水。不大的客廳朝南，布置得整潔樸素。不久，身穿淺灰色豎條棉布便裝的王光美便含笑而至。

　　王光美雖然已是黑白參半的頭發，仍然洋溢著活力和熱情，眼神中露出和善、也透出機警。

　　我看窗外日光角度頗佳，便請她站在擺設著插花與盆景的窗台前，讓我拍一張照片。她半開玩笑地說：你得寸進尺啊，這可不在約定的訪談範圍內。結果卻是我給她拍了照片，她又讓秘書給我們拍了合影。

　　秘書告退後，我拿出筆記本。王光美微笑著連連擺手，打斷了我的發問。她說：我知道，你著急地要和我談少奇的事。可我還是要先和你談談中國貧困母親的事。你得答應我，在文章裏包含這個內容，讓大上海的讀者也知道貧困地區的狀況。

　　我一邊應諾，一邊半開玩笑地說：這是您支持我們工作的交換條件吧。她笑而不答，徑自拿出一份材料，讓我“仔仔細細摘錄”。

　　原來，時任全國政協常委的王光美，自1995年起，便擔任救助貧困母親的“幸福工程”組委會主任。爲貧困母親治病、掃盲、脫貧，並藉此讓貧困地區的孩子們，也能順利參加到各項改革偉業中去，是她余生最大的心願。

　　雖然王光美的健康被“文革”鐵窗生涯嚴重損害，數年來她卻親自帶隊，奔走在陝西、雲南、福建、四川等省泥濘的小道上、濕冷的山區中。許多昏暗破舊的茅屋，出現過她親切的身影。許多久病絕望的母親，曾從她伸出的雙手中，得到溫暖與救援。無數貧困地區的孩子，記住了“北京王奶奶”盈含淚花的慈祥面容……

　　王光美唯恐我摘錄不詳，又把重要數字複述了一遍：全國至少有六千萬貧困人口，一千萬貧困母親，溫飽難保！而這些貧困地區，曾在中國曆史上起過重要作用。譬如，設立“幸福工程”項目點的陝西省大荔縣，就是二十萬年前“大荔人”頭骨的出土地，還誕生過不少中外知曉的曆史名人（筆者注：晚清“同光中興”時期，以理財著稱的“救時宰相”閻敬銘，就是大荔人）……

　　王光美說：中國人本來是最有恻隱之心的。咱們今天既應提倡市場競爭，也要弘揚同情心，這是弘揚人性善麽。何況咱們中國這麽大，不走好全國一盤棋怎麽行？廣大弱勢群體、貧困母親的生活狀況，是關系當前國泰民安、關系今後中國社會構成的大問題啊。

　　我後來獲知，王光美不辭勞苦地領導“幸福工程”，真正如她所言，是個“義務打工者”，從未領取分文報酬。她還爲“幸福工程”，拍賣了娘家祖傳的宋代“耀州窯刻花碗”、清康熙“青花釉裏紅纏枝蓮碗”等珍貴古董，五十六萬元拍賣所得悉數捐贈。在她帶動下，連她的孫子、秘書的女兒，也爲“幸福工程”捐款。

　　我並且獲知，王光美接受我采訪那天，病體並未完全康複，其後便又爲“幸福工程”日夜操勞。三個月後，當她帶病飛赴昆明，出席“幸福工程”義演晚會時，竟病得不能開口。而這，不是她爲“幸福工程”累倒的僅有一次。

　　就這樣，“幸福工程”不依靠國家任何撥款，至今七年來，累計投資三億元，以贊助發展副業的方式，救助貧困母親十三萬人（家），培訓三十多萬人次，項目點遍布全國316個縣（市、區）。

　　作爲前國家元首夫人，王光美在官場與名利場的關系可謂多矣。但她晚年卻像普通人一般生活，像“先鋒隊”那樣奉獻，直至2005年，八十四歲高齡，才辭去“幸福工程”義務職務。她這種老而彌真的獻身精神，足令今天那一大撮以權謀私、欲壑難填的貪官汙吏，和巧借慈善活動中飽私囊的僞慈善家無地自容。正因爲中國還有王光美這樣的楷模，老百姓才對中國改革的良性發展，懷著不滅的信心。

　　王光美和江青的奇特關系

　　回到共和國第一大冤案——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家主席劉少奇冤案，我的切入點依然是：劉少奇究竟什麽時候才知道，“文革”要在中國爆發？這個耐人尋味的問題中，既隱藏著塵封的曆史之謎，也蘊含著深刻的曆史教訓。

　　王光美回答這個問題時，激動的情緒難以掩飾：“‘文革’要爆發，少奇他事先完全不知道。”

　　王光美的這一說法使我十分驚異。須知，自1953年起，中共中央便分爲一線、二線，由劉少奇在一線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雖然不少重要決策，仍由身居二線的毛澤東主持作出，但在決策程序上，特別是1960年代，一線實權大大擴大的局面下，毛進行全局性布置，已很難繞過劉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議和政治局會議。

　　1960年代的格局，具體說來是，劉少奇在總書記鄧小平協助下主持黨中央工作，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周也要向劉請示。劉只有重大問題才向毛澤東報告，請毛發表意見或作決斷。倘若毛不在京，除極其重大的問題外，劉可與在京常委商議後，對任何問題當場拍板（情況緊急時，可相機進行終結決斷）。

　　王光美對我說：從延安到北京，中共中央就形成了這樣的慣例，“主席不在，少奇代。主席、少奇都不在，總理代。……總得有人坐鎮麽。”

　　那麽，毛澤東是怎樣發動‘文革’的呢？或者說，毛澤東是怎樣越過中央一線，掀起對黨內“走資派”的大規模“階級鬥爭”的呢？

　　王光美告訴我，劉少奇察覺政壇上有一些異常動態，是江青1963年突然重新關注文藝工作。

　　而這一特別信息，來自江青與王光美這兩位主席夫人，討論服裝穿戴的一次談話。

　　1963年春，王光美將陪同劉少奇出訪印度尼西亞等四國。由于外交部禮賓司的俞沛文司長堅持，劉少奇便批准王光美到上海定制一些出國服裝。那時，江青恰巧在上海。江青便用“內行人”的口氣指導王光美：服裝穿戴嘛，要像安娜·卡列尼娜一般高雅，不要搞得珠光寶氣（筆者注：從未以第一夫人身份正式出訪的江青，在“文革”中帶著哭音咒罵王光美：我叫她出訪四國不要戴項鏈，她偏要戴項鏈，一點不聽我的！其實，江青那次在上海，只是勸告王光美不要別胸針，並未提及戴珍珠項鏈的事）。王光美向來敬重第一夫人，便謙虛地表示，她將尊重江青的寶貴意見。

　　江青對王光美說完她對出國服飾的見解，便一個勁指責中國文藝界搞“封資修”，情況已經如何嚴重；甚至胡說文化部副部長、著名左翼作家夏衍，曆史上是個“叛徒”……王光美返回北京後，便向劉少奇一五一十彙報了江青的可怕言論。但是，劉少奇並不認同江青的“奇談怪論”，對江青也顯得滿不在乎。

　　王光美告訴我：劉少奇和其他中央主要領導對江青，一貫都是既關心尊重，也不在乎。王光美對此具體解釋：“因爲有明確規定，她是秘書”。“她以前是不怎麽出面的”。“毛主席一直是管她很嚴的，不是隨便的。她有時隨便地對我說什麽，主席馬上給我打電話說：不該說，說得不對。”

　　王光美用一句話概括了江青的性格，“我如實說，她是個聽了風就是雨的人。”

　　對于江青這種 “聽了風就是雨”的“來事兒”性格，王光美給我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

　　這得從毛澤東1961年寫的詩詞《七絕·爲女民兵題照》說起。

　　1961年，國民經濟因大躍進失敗而陷入困境，爲了防備外敵趁機入侵，各地加強民兵訓練。這年2月的一天，毛澤東身邊的女機要員小李，到菊香書屋去給毛送文件。小李將離去時，毛澤東問她是否已參加民兵。小李便把自己持槍而立的操練照片拿給毛看。毛看後十分高興，便在地理書的空白處揮就一首七絕：“飒爽英姿五尺槍，曙光初照演兵場。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毛澤東把詩送給小李時說：年輕人不要學林黛玉，要學花木蘭、穆桂英哪！

　　王光美說，江青“她是夫人，當然看見這詩了。我是少奇夫人，她就跟我也說了”。當時，江青對王光美就是這麽友好。然而，令王光美和中南海(專題)諸位夫人瞠目的是，江青“從此就不穿從前的裙子了。而她過去……衣服很講究的”。

　　江青不穿裙子只是第一步，接著在服裝上又出了新花樣。王光美告訴我：“你以後看到她穿軍裝的相片了。她這不是從‘文革’開始的，從1964年就穿了。毛主席在十三陵看三軍大比武時，她已經穿軍裝了。”

　　以後，江青便經常穿著嶄新的軍裝出入中南海，並參加各種活動。不過，軍裝上沒有帽徽和領章——總參謀長羅瑞卿作了限制。

　　第一夫人換穿軍裝參加活動，紅牆內其他夫人怎麽辦？王光美只好去問劉少奇。劉少奇的回答既簡單又明了：你們這些人又沒有參軍，穿軍裝做什麽？江青她要穿軍裝，隨她去好了。

　　江青換穿軍裝，僅僅由于“聽了風就是雨”的性格使然麽？王光美講述的這個曆史小故事，使我生出一些疑惑：這後面還有什麽政治隱情？因爲，毛澤東曾對外賓說，1964年夏天（正是江青換穿軍裝觀看大比武的那個夏天），他同劉少奇的鬥爭開始了。總之，毛澤東這次大力支持江青對文藝界的指責。而國防部長林彪也在江青要求下，于“文革”前夕介入對文藝和意識形態的大批判。

　　時至1966年8月，“文革”風起雲湧之際，建國後首次穿上軍裝的毛澤東，登上天安門檢閱百萬紅衛兵。

　　劉少奇不留情面批評江青

　　王光美接著向我講述了江青以“文藝哨兵”的名義，登上中國政治舞台的曲折經過。

　　爲了理解王光美作爲曆史親曆者的簡要敘述，必須對曆史背景作些介紹。

　　史料證明，自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與中央一線領導集體，對文藝與意識形態領域實行何種政策，出現了鮮明而深刻的分歧。

　　1962年4月，劉少奇根據周恩來的建議，以中央的名義批發中宣部“文藝八條”，提倡文藝題材和風格多樣化，反對黨包辦文藝。文藝界衆人歡呼，要把這“八條”刻在石碑上。

　　1962年12月，毛澤東根據江青的提醒，對文藝界發出警告：“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多起來了。有點西風壓倒東風。”

　　1963年9月，毛澤東再次發出警告：“唱戲，淨是老的，帝王將相，家院丫頭，……那個東西不行”；“要推陳出新”。

　　可是，劉少奇等一線領導人在鼓勵現代戲的同時，並未封殺傳統劇目。文化領域的多樣化政策，和一線領導人制定的政治、經濟寬松政策一樣，繼續在全國靜悄悄地推行著。

　　正是在毛澤東越來越感覺失落的1963年，江青以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闖入文壇，開始向中央一線領導發難。江青曾在上海向王光美挑明：“主席不好說的話，由我來說。說對了是主席的，說錯了是我江青的。”如果把政治玄機說穿了，毛澤東推出江青去插手文藝，既是一種可進可退的黨內鬥爭手段，也可涉及價值觀念等大問題。

　　王光美一邊回憶，一邊對我說：“江青從此以後抓文藝，抓什麽對封資修的批判，搞現代樣板戲。把上海來的滬劇《蘆蕩火種》，改爲京劇。主席把它叫作《沙家浜》。……《紅燈記》原來是東北的《自有後來人》，也給改了（筆者注：王光美這樣講，大概由于劉少奇1963年曾應周恩來之請，對哈爾濱根據長春電影廠影片《自有後來人》改編的京劇，提過史實修改意見。而江青移植的主要依據，則是上海根據該影片改編的滬劇《紅燈記》）……改成京劇《紅燈記》。江青只不過是看了，聽了，她就把這個作爲她的本錢”；“江青也許改了一兩個字，因爲她會京戲啊。”

　　王光美告訴我，由于江青在抓樣板戲時，對文藝界批評既多且厲，“中央就聽了江青的彙報。少奇找她談了，問她究竟有什麽意見？因爲，文藝是很複雜的事。但她沒怎麽說話。後來，中央在懷仁堂開會，請江青出席”。

　　劉少奇與江青單獨談了些什麽？由于沒有留下記錄，如今已無案可查。王光美只知道，劉少奇批評了江青，在上海與王光美談文藝界各種問題是不負責任，以後要注意。而江青在“文革”中的“批劉發言”，也透露了端倪：“我對劉少奇的認識也有個過程。……我向他彙報文藝界的那些汙七八糟的事，他卻不表態。”

　　劉少奇于1964年1月主持的那次“中央文藝工作會議”，留有不少史料。

　　雖然這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又根據江青提供的材料，對文藝界作了異常嚴厲的批示（史稱“第一個文藝批示”），指責文藝界的社會主義改造“成效甚微”，並怒聲質問：“許多共産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文藝，……豈非咄咄怪事。”但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非但大事化小，把毛急于解決的“主義之爭”，降格表述爲：“就是頌古非今的問題，還有頌洋非中的問題”，並再三贊揚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周揚的“意見好”。周揚的意見是什麽呢？周揚強調：文藝界的問題大多數是認識問題；大躍進時期領導文藝的方法簡單粗暴，現在不能仿效。江青在會上當即反駁：“資産階級對我們的東西更粗暴！”可是，幾乎沒有人理睬江青。鄧小平在發言中明確表態：我完全同意少奇、周揚的講話。這樣一來，文藝界就只需改進工作，而沒有掀起批判風暴。

　　更有甚者。中宣部長陸定一與周揚，對江青已數次要求批判、並說明毛澤東也認爲“很壞”的劇本——吳晗編寫的京劇《海瑞罷官》（被江青指控與七千人大會後的“單幹風”等有關），依然采取頂著不辦、“欠債不還”的態度。而毛澤東對江青去中宣部“管文藝”，召集部領導開會，早已對周揚發過話：“江青看問題很尖銳哩。”江青也曾向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當面說明，“我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來管文藝，而是主席讓我來管文藝的”。中宣部一再表現出的強硬，使毛澤東産生了中宣部有恃無恐的感覺。

　　不僅如此。王光美還曾根據劉少奇對毛澤東“第一個文藝批示”的反應，在個別場合議論：“據說在這個問題上，不少人還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見。”來自中央一線最高主持者辦公室的這一說法，也不見得未被毛澤東獲知。

　　正當毛澤東對劉、鄧等人公然庇護有“大問題”的文藝界，頗爲不悅之時，一個戲劇性的事件發生了。

　　江青搶當“新的知名人士”

　　1964年2月3日，距劉少奇主持“中央文藝會議”恰好一個月。並未感到形勢十分嚴峻的中國劇協，舉行千人迎春晚(專題)會。會前發函希望來賓講究服飾，女賓以裙子爲宜。場內不設政治標語。諧趣節目有男演員穿芭蕾舞短裙跳《天鵝湖》，梁、祝擁抱等。舞會裏稱“女士們、先生們”，還跳美國水手舞、倫巴……《解放軍報》編輯顧工，本著“戰士的責任感”，向中央揭發了“文藝界的糜爛風氣”。

　　此事頓時激起天威震怒。毛澤東于2月13日（大年初一）親自發話：“把唱戲的、寫詩的、戲劇家、文學家，趕出城，統統轟下鄉，……不下去就不開飯”。

　　毛澤東並于當年6月27日，在江青提供的中宣部整風報告草稿上，以他特有的尖刻語言砸下重錘：文聯各協會“十五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毛澤東並以“最近幾年”積累的感受指出，文藝界如不改造，就要成爲吸附知識分子和黨員幹部、發動政變的輿論基地。

　　王光美對毛澤東這個批示（史稱“第二個文藝批示”），並未多加評論，只是告訴我，毛澤東那時還有一條“在文藝界培養新的知名人士”的指示。這樣，就使江青萌生了她自己來當“新的知名人士”的野心。

　　王光美的敘述主線，依然建立在江青的政治表現上。她說：“1964年夏天，江青聽主席說，要培養一些新的知名人士，她從此就搶著出風頭。她想沖。所以，‘文革’後批她想當女皇。她當然聽到一點什麽新精神了，她就從她個人那裏發揮。”

　　王光美說，江青在文藝界“沖”的時候，最重要的“發揮”，不是隨著“第二個文藝批示”的傳達，夥同康生隨意批判《早春二月》等數十部“封資修”電影、戲劇，並把茅盾、夏衍等文化部六位正副部長拉下馬，而是這兩件事：一，經康生、張春橋協助，終于在上海搞成了對京劇《海瑞罷官》的影射批判，成爲“文革”第一聲；二，由于批《海瑞罷官》磕磕碰碰，又取得林彪支持，搞出了爲“文革”鳴鑼開道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

　　王光美的這一看法非常有見地。正是這兩件事，在曆史上牽出了“文革”兩大動力集團——江青爲首的“四人幫”集團，林彪爲首的軍事集團。而毛澤東以後多次說，江青對“文革”是有功的，大概首先也是著眼于她開了打破“文革”前政治僵局的這兩炮。

　　劉少奇不知道《評》的秘密策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