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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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就是胜利，挣钱只是游戏

　　活着就是胜利，挣钱只是游戏，

　　健康才是目的，快乐更是真谛！

　　百年之后，你睡你的，我睡我的，

　　再美丽的语言也无法跟你沟通，

　　因为我们要沉睡，睡很久，很久……

　　

　　所以，身边的人要相互珍惜，

　　因为每个世人的时间都越來越少，

　　最终还是要互相分离。

　　不要争执，不要斗气，

　　好好说话，相互理解！

　　好好珍惜对你好的人，

　　弄丢了，上百度也找不回来。

　　离开了，互联网也联系不上！

　　

　　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

　　或长或短；

　　生活，每个人都在继续，

　　或悲或欢；

　　人生，每个人都在旅途，

　　或起或伏。

　　人无完人，事无完美，

　　有些小人，你不须计较，计较会烦；

　　有些繁事，你不必在意，在意会累。

　　

　　人这辈子，

　　有人羡慕你，有人讨厌你，

　　有人嫉妒你，有人看不起你，

　　没关系，他们都是外人；

　　生活就是这样，

　　你所做的一切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

　　不要为了讨好别人，

　　而丟失自己的本性。

　　

　　一样的眼睛，不一样的看法；

　　一样的耳朵，不一样的听法；

　　一样的嘴巴，不一样的说法；

　　一样的心，不一样的想法；

　　一样的钱，不一样的花法；

　　一样的人们，不一样的活法。

　　

　　再优秀，也得碰上识货的人；

　　再付出，也得遇上感恩的人；

　　再真诚，也得赶上有心的人；

　　再谦让，也得面对珍惜的人。

　　你所知道的不要全说，

　　你所看到的不要全信。

　　这个世界，

　　不是用眼看，而是用心品。

　　

　　自古人生最忌满，半贫半富半自安；

　　半命半天半机遇，半取半舍半行善；

　　半聋半哑半糊涂，半智半愚半圣贤；

　　半人半我半自在，半醒半醉半神仙；

　　半亲半爱半苦乐，半俗半禅半随缘；

　　人生一半在于我，另外一半听自然。

　　

　　用心数数，

　　我们的生命已经过半，

　　还有多少日子，

　　够我们浪费，够我们消遣，

　　够我们作践，够我们感叹。

　　好好的活着，

　　简简单单过好老年的每一天！

宁折不弯的国学大师陈寅恪

　1938年，西南联大历史系一堂课上，一位教授提出了自己的上课原则：“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这“四不讲”显示出的是何等的自负，而说出这段话的就是国学大师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与家人

　　他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曾先后游学于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哈佛大学等欧美名校，精通英法德日俄等文，还接触和了解藏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梵文等22种语言文字；他没有任何学位却成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之一，“（其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他的课常常爆满，甚至吴宓、冯友兰、朱自清那样的名教授也被吸引来旁听……

　　就是这样一位声名远播、人人景仰的博学鸿儒，却有着十分倔强的脾气，其宁折不弯、坚持主见，全天下都出了名。

　　

　　当所长的条件是“不宗奉马列主义”

　　陈寅恪一向推崇学术独立，尝语后学：“古今中外，哪里有作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作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学问。”

　　1953年，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准备请陈寅恪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为此还特意安排陈寅恪当年的得意门生、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汪篯，带着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南下广州，劝陈寅恪北上。年岁已高、双目失明、数十年备受漂泊之苦的陈寅恪，早已把南国当成自己最后的归宿，所以提出了北上的两个条件：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毛泽东）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在给中国科学院的正式答复中，陈寅恪明确表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陈寅恪坚决拒绝了所长一职。

　　这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很难堪的话题，以陈寅恪对历史、对现实的“通识”，他当然明白这样做是极大的不合时宜，但这就是他的倔强秉性所在。

　　1954年1月郭沫若再次写信邀请陈寅恪，可是在陈寅恪看来失去了自由意志和独立思想的学术根本就不成其为学术，毅然予以拒绝。

　　

　　祖父右铭公于1895年秋被清廷任命为湖南巡抚,此时全家已由武昌迁回长沙，在湖南长沙巡抚署后花园“又一村”拍摄的6岁的陈寅恪（右一）和兄弟姐妹们合影

　　

　　拒改一词书竟没能出版

　　晚年，陈寅恪的学问已不为主流推崇，但他仍然沉浸在自己所构筑的纯粹的学术世界中。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著作。他对自己的文字极其在意，特别强调文责自负，著作里的每个字都是自己的，不允许别人做任何改动，哪怕是一个标点。

　　1956年，陈寅恪搜集自己往年的论文，编就《金明馆丛稿初编》一书，寄给学生蒋天枢，嘱送古典文学出版社（今中华书局前身）。相关编辑阅读后，认为书稿中《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有“黄巾米贼”诸语，有损农民起义形象，要求改动或删除。但陈寅恪拒绝修改，坚持按原作刊行，文责自负，否则宁可不出。双方都不肯让步，致使这部论文集的出版日期一拖再拖，数年不能问世。

　　

　　陈寅恪手稿笔迹

　　

　　被学生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愤别讲坛

　　1958年，文化界开展了反对“厚古薄今”的运动，指责陈寅恪为封建主义立场之种族文化论者。中山大学历史系更是召开针对陈寅恪的批判资产阶级历史学大会，接着有学生发表文章，批评陈寅恪的学术观点，说他散布资产阶级思想毒素，是一面资产阶级的“大白旗”，应当拔掉。

　　陈寅恪没想到自己在讲坛上耕耘了32年，却被看不懂他的论著和论文的学生扣上“唯心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帽子。更有甚者竟然不顾事实，在大字报中说他在教学中“贻误青年”。

　　陈寅恪从未受到过这种奇耻大辱，对此大为愤慨，同时也为“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被粗暴践踏而痛心疾首，他让夫人抄下大字报的内容、作者名字，作为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并毅然向校方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二是退休，搬出学校到外面住。

　　陈寅恪的强烈抗议，引起了校方的高度重视。后来校长许崇清、副校长陈序经等人多次登门拜访，表示对他的尊重，并再三挽留；相关人员也在党内受到批评，做了检查，并登门向他道歉，他才勉强收回退休的要求和同意不搬出学校，但仍坚持“不再上课”。1959年，历史系招收隋唐史专业研究生，请陈寅恪做导师，他感到学术不自由而加以拒绝，夫人以及助手黄萱多次劝他复课，也被拒绝。自此，陈寅恪离开了自己深爱的讲坛。

　　

　　陈寅恪故居，位于广州市新港西路中山大学校区内东北区309号2楼。此楼楼高两层，为美国麻金墨夫人为纪念其丈夫于1911年所捐健，故名“麻金墨屋”，原是岭南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葛佩之住宅，其后王季思、杨国荣、容庚、商承祚等知名教授也曾在此居住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陈寅恪教授一直居于此楼的二楼。

　　

　　康生吃了闭门羹

　　陈寅恪脾气倔，倔得近乎“狂妄”。系里组织拜年，被他拒之门外；北国政要来访，也被多次挡驾。即使是像郭沫若、陈毅、胡乔木、章士钊、竺可桢等名流政要，也需先征得其同意方可，而且不管来头多大，他不想见的坚决不见，毫无商量的余地，其中最惨的是吃了闭门羹的康生。

　　1962年康生南下广州来到中山大学，向校领导提出要见陈寅恪，陈寅恪以生病为由，称不便接待。无论学校办公室的人如何动员，陈寅恪就是不见，甚至还赋诗“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自娱。吃了闭门羹的康生心中自然不快，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陈寅恪所著《论再生缘》时，康生简单几句话就使该书在陈寅恪有生之年没能出版。陈寅恪因为自己的倔脾气，留下了终生遗憾。

　　

　　晚年的陈寅恪

　　

　　不屈的交代：动乱岁月实话实说

　　坚持留在大陆的陈寅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从1966年冬开始，多次被迫进行检查交待，又因其所谓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屡屡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补充。陈寅恪数次递交的“我的声明”则充分显示了其心态与风骨。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陈寅恪极力维护着自己的“尊严”，支撑着早已平静等待死亡的病残之躯，度过这一千多个恐怖与痛苦的日子。1969年10月7日，备受折磨的陈寅恪由于心力衰竭凄然逝世。

　　对于自己的倔脾气，陈寅恪早已深有觉察，他曾赋诗“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自恃，但他的倔，并非恃才、矫情，而是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体现，是其“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的坚定信念的表达。【来源：土车阿里新浪博客】

皇帝的政敌是自家人：宗亲带来的麻烦

　　尽管皇室讲孝悌，讲友爱，比民间调子还高。但事实证明，对皇帝构成最大威胁的，就是皇帝家族中人，血缘关系越近，威胁越大。

　　

　　荒唐的明武宗正德帝

　　中国人最重血缘，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家人终归向着一家人。好事，在自家人中间分润；自己人做了坏事，尽可能不出门。胳膊断了，折在袖子里。但这个规矩，放在皇帝身上就不大灵了。做皇帝的，有点麻烦。尽管皇室讲孝悌，讲友爱，比民间调子还高。但事实证明，对皇帝构成最大威胁的，就是皇帝家族中人，血缘关系越近，威胁越大。

　　刘邦做了皇帝，大封宗室，给后辈留了一堆的同姓王。但他的后辈发现，恰是这些自家人构成了王朝的颠覆性力量，叛乱不已。刘邦的子孙花了三代人的努力，费尽心思，削弱和架空了藩王，才算从制度上消除了宗藩的威胁。

　　另外，两千多年来，皇室之间的父子相残，兄弟互杀，悲惨的故事不绝如缕。权力格局放在那里，他们比平头百姓的血亲之间，更易于互相砍杀。在西周的宗法血缘制被破坏之后，嫡长子继承的制度也一并消失，既然没有了嫡长子继承的铁律，那么凡是老皇帝的血亲，就都具有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只要这些人手里有土地、财源和军队，就难保他们没有觊觎皇位之心。不是所有藩王都会造反，但这些人造反的概率却相当高。一般人的继承制度可以是家产诸子平分，但皇帝制度下的继承，如何平分呢？皇帝只能有一个，总不能兄弟轮流做。

　　从这个意义上说，皇帝的真正政敌是他的自家人。所以，自西汉以后，宗藩从不实封，即使有兵，也是老弱病残。只有西晋，晋武帝昏了头，部分地方重回汉初，实封藩王，赋予兵权。结果晋武帝死后，不旋踵就闹出了八王之乱。

　　这个简单的道理，明太祖朱元璋不是完全不明白。但这个农民出身的皇帝，对自家人的感情实在太深，对别人的猜忌心也太重。说破大天，还是觉得自己家人靠得住。于是朱元璋大封宗室，自家的子侄，都成了藩王。别的王朝，即使藩王到了封地，也要接受地方官的监督。但唯独明朝，地方官要接受藩王的监督，不管官位多高，见了朱家人，就矮一截。特别时刻，藩王还可以护卫王室，清君侧。藩王有兵，有权，也有钱。不仅藩王，凡是朱家的子孙，都被国家厚禄供养，不仅要养他们本人和家眷，还要养他们的属官和下人。

　　唯一的一点防范，就是藩王不辖地，不治民。但是，这样的做法，在实际上更加骄纵了藩王，让他们只管享受，没有丝毫责任。如果有封地，藩王的消费就会限于封地之内，租税或多或寡，要看你治理的效果。而明朝的藩王，不论当地收成好坏，治理状况如何，反正他那一份收入是旱涝保收。结果呢？反而鼓励了藩王和宗室乱来，反正花多少钱，国家都得背着。

　　自朱棣由藩王发动叛乱入主大位之后，出于对别的宗室效尤的担心，明朝藩王的兵权被削了，护卫减少到了只有象征意义的地步。但宗室的享受，却没有丝毫减少。藩王叛乱的危险度固然降低，但宗室的供养，却日益成为王朝越来越背不动的负担。北方数省全部的赋税，用来供养本省的宗室都不够，地方政府的开支，就只能依赖别省。如果来源不畅，就会额外搜刮，加重民众的负担。而且，虽然藩王由国家供养，但他们可以自己买地，也可以设法得到皇帝的赐地，某些善于经营的藩王，因此经济实力不弱。而护卫制度虽然被削弱，但框架还在，只要上面的控制弱了，就可以“借壳上市”，发展私人武力。

　　明朝第十一个皇帝明武宗朱厚照，老子死的早了一点，15岁登基。这个尚未成年就骤登大位的小皇帝，其实是个根本没有完成起码的社会化的顽童——由于是明孝宗的独子，未免骄纵，教育就谈不上了。老爹死的早，朱厚照15岁便成天下至尊，社会化的过程就只能泡汤了。

　　

　　舞枪弄棒，好玩打仗游戏，是多数男孩子的习性。但是，明武宗朱厚照却把这个孩童时代的习性，保持了终身。他一共做了16年的皇帝，除了纵欲渔色之外，大部分时间在游乐嬉戏，玩打仗的游戏，自己封自己为总兵、大将军。成年累月，他泡在皇宫外的豹房，沉湎于游戏胡闹，周围一群能玩会玩的太监、混混和武夫。朝政，自然也由这些人把持。一脑门子儒家教条的朝臣们越是劝谏，他就越是不耐烦。明朝是个君重臣轻的时代，皇帝要是刻意打算胡闹，臣子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可想。

　　这样一个荒唐到家的顽童皇帝，自然会将朝政弄得一塌糊涂，生民涂炭，民变蜂起。自然，也就给某些藩王提供了觊觎皇位的机会。首先起事的是在宁夏的朱寘鐇，起事的名目是清君侧，诛权宦刘瑾。好不容易镇压了安化王，明武宗朱厚照也得表示一下，减免赋税，赈济灾民，权宦刘瑾因此而失宠，最后被杀。其实，安化王的起事仅仅是预演，更大的风波还在后面。封在江西的宁王朱宸濠，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个比朱厚照更明白事，也更有野心和才华的人。因此，他的实力要比别的藩王大得多——占有的土地几万亩，还有许多产业。所以，宁王朱宸濠可以拿出很多钱来收买皇帝的左右，为他大开方便之门。不仅护卫得以恢复，而且宁王朱宸濠对地方的控制也加强了。地方官反映宁王问题的奏报，不是被截下，就是报上去也没有人理会。在宁王朱宸濠的帐下，聚拢了许多失意士人和江洋大盗；而私人武装，达到数万人。

　　一个藩王，聚拢数万武装为霸一方，造反的迹象早就彰显。警告之声，也不断传到朝廷。但是，耽于享乐的朱厚照根本不加理会。直到事情到了不可控制的份儿上，明武宗才有所察觉。宁王朱宸濠迅速起事，起事前，他召集地方官议事，拿下所有持异议的人。后来在平乱中起决定作用的赣南巡抚王守仁（王阳明），因为一点小事耽搁，未能赴会。否则，这场叛乱的结果还真不好说。

　　幸好，江西有个王守仁；幸好，王守仁没有像其他几个反抗宁王的地方官那样，被宁王借开会之名杀掉。王守仁在最短的时间内，擅自以兵部的名义调集了江西地方的军队，以最快的速度，拿下了宁王的老巢南昌。宁王没有听谋士的建议，以最快的速度直扑南京，而是在安庆长时间滞留。见老巢失陷，又马上回师去救，结果掉进了王守仁的圈套里，被王守仁打得落花流水，兵败被俘。

　　叛乱已经平息了，明武宗朱厚照这个顽童却在玩伴的怂恿下，要御驾亲征。在折腾了沿途百姓个够之后，宁王朱宸濠被押解到南京。朱厚照的玩伴们布置了一个好玩的游戏：让大批士兵围在校场，当场将宁王朱宸濠放掉，在四面军队的包围圈里，明武宗朱厚照身披戎装，手持武器，纵马过去，像老鹰捉小鸡一样，将宁王朱宸濠拿下。相当于这场平叛之战，最后的功劳是皇帝自己的。其实，如果宁王朱宸濠手里也有家伙，两个人一对一决斗，胜负还真的难以预料。

　　安化王朱寘鐇和宁王朱宸濠的起事，按一般的王朝规矩，当然是造反。但按明朝的规矩，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却未必没有一点道理。因为当初朱元璋设立宗藩制度，就包含了让他们拱卫王室，甚至清君侧的权力。安化王和宁王都可以说，他们的行为，是在一个政治昏乱的时刻，挺身而出，捍卫朱家天下。而且，客观地说，就人品而言，无论是安化王还是宁王，都比明武宗朱厚照更合适做皇帝。

　　当然，对于多数朝臣而言，即使皇帝再昏乱，再荒唐，在藩王和皇帝之间，他们还是会选择皇帝。这就是所谓的王朝大义，不管怎样，不能坏了规矩，乱了秩序。当年燕王朱棣的好事，有一，不能有二。无论朱元璋怎么想，规矩都是这样的。否则，王朝很快就会玩不下去了。不是深明事理的王守仁对于明武宗朱厚照有什么偏爱，而是朝廷大义，就是如此。

　　朱元璋是个狡猾的农民，一个见多识广的流氓。但是，他绝对想不到，他异想天开定的制度，给他的后辈子孙带来这么多的麻烦。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种下了大明王朝覆灭的种子。如果没有那么沉重的宗室负担，明朝的赋税不会如此之重，加了又加，直至民不堪命。【本文摘自《帝国的溃败》，作者：张鸣，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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