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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君子/毛岸英/伪科学家钱学森/反右既非阴谋也非阳谋/民运的死结/林彪肺部被击穿好
發佈時間: 2/19/2017 6:08:56 PM 被閲覽數: 138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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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和小人的十大区别,终于明白为何要“近君子远小人”了!




君子和小人,最初指的贵族与平民,没有道德含义。

  《论语》中的“君子和小人”,尽管也残留着社会地位上的区分,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社会地位的标准,而以“德行”作为君子和小人的最大区别。

  虽然一些“君子”常被人讥笑为“伪君子”,但这并不影响君子这一词的美好内涵,我们做人、教育影响别人,都应该朝着君子之德的方向努力;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在生活中更要近君子,远小人。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君子心胸光明开朗,神定气安。小人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经常愁眉苦脸。

  感悟:君子的胸襟永远是光风霁月,无论得意或艰难,都自然是胸襟开朗,乐观而不盲目,对人宽容,没有仇怨,所以能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

  小人的心里永远都有事情,不是觉得别人对不起自己,就是觉得这个社会不对,再不然就是某件事对自己不利。 君子不论穷达顺逆,都因为走在人生正途上而充满自信与喜悦;小人即无志之人,即使富贵,也会患得患失,更不用说身处困境了。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无论和什么人交往都能以公正之心对待众人,一视同仁,不拉帮结派;小人却总是喜欢和自己相近的人结成小圈子,排斥异己者,结党营私。

  感悟: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说,一个君子的做人处世,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不是说对张三好,对李四则不好,这就不对了,这就叫比而不周了。

  你拿张三跟自己比较,合适一点,就对他好,不大同意李四这个人,就对他不好,就是“比”。一个大政治家是和宗教家一样,爱人是不能分彼此的,我们对于人,好的固然好,爱他;但对不好的更要爱他,因为他不好,所以必须去爱他,使他好。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看重的在于道义,而小人看重的却在于利益。

  感悟:君子看重道义,小人看重利益。所以,当遇到问题,或者面临选择,君子会首先以道义的标准去衡量,最后做出选择;

  而小人看重利益,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获利,这是君子和小人思考问题或者做选择的时候的最大区别。

  道义和利益,是君子和小人的两把标尺,他们会用各自的标尺权衡利弊,做出不同的人生选择。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而不助长别人的恶处。小人则与此相反。

  感悟:品德高尚的君子有仁爱之心,凡是别人的事情符合道义的,君子不仅乐见其成,更愿意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达成美好的目标,促成别人的进步、成功。

  但如果是不和道义的是,违背道德和法律的事情,君子一定不会成人之恶,为虎作伥。

  成人之美是一种修养的境界,也是一种高尚的品德,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需要有宽广的胸怀和与人为善的心态。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能够以道义包容不同的意见和想法,营造和谐的氛围;小人习惯于在对问题的看法上迎合别人的心理、附和别人的言论,但却心口不一。

  感悟:君子能够容忍不同的想法、意见,并且不会隐瞒自己的不同观点,与人赤诚相见、肝胆相照。

  营营苟苟的小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或是隐瞒自己的思想,或是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思想,阳奉阴违。表面上迎合别人,顺从别人,但是却心怀鬼胎,甚至想着算计别人。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君子泰然自若而不骄傲,小人骄傲而不泰然自若。

  感悟:君子庄重,心境平和,气定神闲,没有骄矜之感;小人傲慢、自大,带有攻击性,充斥着骄矜的气息。这是君子与小人外在气质的表现。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教我们“看气质”。

  君子安静坦然而不傲慢无礼,小人傲慢无礼而不安静坦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引申,所谓“君子不骄”就是一个人,若胸有大志,心有定力,有心灵的勇敢,他可以泰然自若而没有骄矜之气;

  而一个人处处张扬,处处表现出骄傲,甚至处处攻击,他少了一种气定神闲,这就是小人。我们要努力做一个君子,而不能做小人。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这句话有多种解释。一说君子日日长进向上,小人日日沉沦向下;一说君子徇天理,日益高明,小人徇人欲,日益污下。一说君子追求高层次的通达,小人追求低层次的通达;一说君子上达达于道,小人下达达于器。

  感悟:古人说,志当存高远。做人两上方向,一个向上,所谓“上达”,一个向下,所谓“下达”。

  向上即是向善,不断改正错误,追求道义;向下即是不知改过,不知修身养性,日见其颓废。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向上走总是困难的,要付出很多努力;向下走很容易,但结果却是毁掉了自己。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这一句中,“土”有不同的解释,按照语境,儒风小编解释为“土地”,引申为田宅等物质利益。

  君子所思考和忧虑的是德行,小人所思考和忧虑的时候田宅禄位;君子所思考的是不能触犯法律,小人所思考的却是如何获得利益。

  感悟:程树德《论语集释》:按此章言人人殊,窃谓当指趋向而言之。君子终日所思者,是如何进德修业。

  小人则求田问舍而已。君子安分守法。小人则唯利是图,虽蹈刑辟而不顾。君子和小人所思考和忧虑的东西都不一样,所采取的行动自然也就不一样,最终的结果更是天壤之别。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孔子说:“君子要求的是自己,小人要求的是别人。”

  感悟:“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躬自厚而薄则于人则远怨矣。”可以看出孔子对于自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重视。

  出了问题、有了矛盾,君子有自我反省、自立自强的特质,君子总是反求诸己,先反省自己的做法,寻找自我的不足,从而改正缺点不断进步。

  而小人则正好相反,从来不会检讨自己,总是把错误和责任推给别人,对别人却是求全责备,自然不会有进步。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君子走投无路时,仍然坚持原则;换了是小人,就胡作非为了。

  感悟:孔子在陈国没有粮食充饥,跟随他的人病倒了,没有办法起床。子路带着怒气来见孔子,曰:“君子也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吗?

  ”孔子就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说君子不怕穷困潦倒,小人则不择手段地摆脱穷困之境。

  能否在穷困潦倒的时候仍然坚持原则和底线,不仅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也是真君子和伪君子的区别。

  《论语》中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越是在最艰苦的环境中,越能看出以一个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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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贴:毛岸英真面目,目无上级视军机为

儿戏(图)


京港台:2017-2-18 03:18| 来源:王沐明 |    


  毛岸英1946年初回国,到1950年10月赴朝,近五年多时间里,似乎没有比较稳定地从事过什么工作,他曾短暂为李克农担任秘书兼翻译,期间他的表现十分自由散漫。而在朝鲜(专题)战争时期,他更是目无上级,以一个司令部小秘书的身份向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大手一挥要了一个营来指挥,将军机大事视为儿戏。本文由王沐明整理自武立金所著《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一书,作家出版社2006年出版。

  

  2013年7月30日,金正恩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凭吊毛岸英(图源:Reuters/VCG)

  武立金著《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作家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提供了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的不少资料,尽管作为主旋律文学,作者着力于歌颂毛岸英的超凡品质,特别将援朝牺牲这一段作为华彩乐章,但还是提供了大量历史事实说明毛岸英的人格的另一面。由于长期阅读官媒宣传品,使我们养成了一种去伪存真的能力,学会透过人为的光环,注意书中有意无意透露出的一些细节,这些细节才是最真实和最有价值的部分。本文汇总并分析这些难得的资料片段,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接近于真实的毛岸英(凡引号内的文字均系摘引此书,括号内的数字即是此书的页码)。

  一、来去随意,做工作浅尝辄止

  毛岸英1946年初回国,到1950年10月赴朝,近五年多时间里,似乎没有比较稳定地从事过什么工作,正式披露的工作经历,都是短短的几个月甚至几十天。并且行动自由,没有什么“单位”的约束。

  比较着名的一个经历是上“农业大学”。毛岸英刚回到延安,毛泽东要求他跟随农民劳模吴满有学农活。这段日子,其实只有五十多天,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乡村夏令营而已(p122),但后来凡提起毛岸英,都要大书特书这一段。

  进北京后他的工作岗位是中央社会部(情报机关)部长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在这个岗位上,他似乎也很散漫。按说秘书工作是非常忙碌的,通常没有自己的时间。但毛岸英在1950年5月初有一次悠闲的长沙探亲。“这次南下是公私兼顾,他随苏联代表团来到武汉,给李克农当了几天翻译后便匆匆赶往长沙探亲”。(p7)

  在韶山,乡亲毛贻泉找他要帐,说是30年前毛泽东欠下100大洋至今未还。毛岸英没钱,找省委书记王首道“借钱”还上了(p11)。一次探亲扫墓,他竟然盘桓了一个多月,直到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李克农要秘密访苏,发电报来催,他才回京。回京的时候,这个28岁的青年干部乘坐软卧列车,“毛岸英品尝一口杯用长沙水泡出的君山毛尖茶,然后仰坐于沙发上,开始翻阅当天的报纸”(p9),这估计是湖南省委提供的特殊交通安排。从向省委书记借钱、住省委招待所、坐软卧这些情节,可以看出毛岸英此行公开打了“父皇”旗号,而党政大员也丝毫不敢怠慢这位第一公子。

  赴朝之前,毛岸英在北京机器总厂做党总支副书记,这是毛岸英比较正式的一个工作履历,是毛岸英闹着要去工厂的情况下,周恩来亲自安排的。按说此时韩战已经爆发,社会部无论是情报工作还是对苏联络都非常繁重,他为什么要离开部长秘书的岗位,去一个完全不能发挥自己俄文优势的北京机器总厂呢?这本书没有揭开这个迷团。从1950年8月中旬到10月8日,他在北京机器总厂只干了不到两个月(p18)。10月8日他跟彭德怀去东北,没有向厂里作任何交待;10月14日随彭回京,次日即将再赴东北、朝鲜,他才匆匆到工厂交待说社会部有任务,他要去工作一段时间(p85)。

  将近五年时间,我们看到毛岸英的工作岗位飘忽不定,没有看到他在哪方面做出扎实的业绩来。

  二、赴朝出于政治需要,只准备三五个月就回来

  毛岸英赴朝是自己提出的,还是毛泽东的旨意?书中记述,10月5日,中央决定了派兵援朝之后,毛泽东对卫士小李有一番对话:“我积极主张抗美援朝,我的儿子不去,谁还能去?我想把岸英交给彭德怀,一起去朝鲜打仗,你看好吗?”毛又说“跟彭德怀同志在一起,学些军事知识,对他的将来会很有用的。”(p36)当晚或次日晚,毛泽东叫回岸英:“今天,我让你回来,就是想和你谈谈当兵的事”(p43)。可见,岸英参军赴朝,是毛泽东做出的一个安排。其出发点,一是表示带头,二是为了岸英的“将来”。

  毛岸英到朝鲜干什么,也是毛泽东安排好了的。10月7日,聂荣臻打电话给毛泽东报告说:“彭老总明天就要带他的一班人马去沈阳开展工作了,可是他的俄文翻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毛说“那就不用找了,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p54)可见毛并不想让岸英上前线,而是细心地替他考虑了既安全、又能掌握核心情况的岗位。

  毛岸英当时作了多长时间的打算?书中没有正面说。但他在向岳母张文秋告别时说过“多则半年,少则三月”(p96);他的衣服、被褥、书籍还在北京机器总厂没有收拾,他说,“先放在这儿吧,我还要回来的”(p85)。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情节是,1951年1月2日,此时毛泽东还不知道岸英牺牲,“正在看文件的毛泽东听说叶子龙来了,头不抬眼不动地说:‘子龙,我正要找你呢!把岸英调回来吧,你看他把材料写成这个样子,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p251)此时距毛岸英“报名参军”,不到三个月,距赴朝才两个月零十天。如果他没有牺牲,凯旋回京,正好应了他对岳母说的“短则三月”。

  三、爱炫耀,性情浮躁

  毛岸英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总共待了34天,但大家都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本来他的身份是保密的,但他自己基本上逢人就说“不错,我的父亲是毛主席”(p194),毫不忌讳。他平时腰里挂着一支小手枪,遇到人问时,就拔出来说“这支手枪有点来头,是斯大林赠送的呢”。大家惊羡道“你去过苏联?见过斯大林?”他就开始介绍在苏联呆了十年,参加苏联红军打到柏林,受到斯大林的专门接见,斯大林送他手枪并问他为什么不找个苏联姑娘做妻子等等。(p210)试想,这一番经历,别说一般干部战士,就是彭老总,也望尘莫及呀。给工农出身的战友们讲这些,是其炫耀性格的典型表现。

  其实,他所谓的苏联红军生涯,如同他的农民大学、工厂书记一样,也是浅尝辄止的经历:“1943年,毛岸英被保送到莫斯科列宁军政大学学习,考虑到他是毛泽东的儿子,苏军破例授予他中尉军衔。一年后,他又进入苏军培养高级参谋人员的最高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毕业后,毛岸英被任命为坦克连指导员,参加了苏军的大反攻。”(p17)屈指算来,这时已经是1944年底或者是1945年初了,而攻克柏林是1945年4月30日,所以说毛岸英这一段战争生涯最多也只有半年天气。而且由于“中苏两党有一个协议,不让中共领袖的孩子参战”(p17),故“坦克连指导员”的安全是有保证的。

  四、对“志司”首长颐指气使

  第一次战役之后,毛岸英与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有一次对话:

  “梁军长,你那里要人不?我到你们军去行不行?”

  “你想干什么?把你安排到作战科行不行?”

  “要是还在机关工作我还到你那儿干什么?在志司作战室不是一样嘛!”毛岸英不以为然地说。

  “那你想……”梁兴初不解地问。

  “我想下基层!”毛岸英像他父亲那样把手一挥,“从营长干起,你给我一个营怎么样?”

  好家伙!梁兴初为之一惊,他被毛岸英这股子气势给镇住了。……谁知彭老总是怎么打算的?只好支支吾吾地说:“那好,那好……”

  “你答应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什么时候去报道!”毛岸英认真了起来。

  “我是求之不得,只怕彭总不放你走,下面危险大哟!”梁说。

  “你去和彭总讲一讲嘛!就说我有打仗的经验,我在苏联打过仗,参加过卫国战争。”

  “和彭总讲,那我可不敢……说梁兴初你怎么挖我的墙角?那我可吃罪不起。”

  “嗨,你们怎么都怕彭老头?”毛岸英一捋袖子,“好吧,我去找他谈”。(p159)

  这哪里是司令部的一个小秘书与主力军军长的对话?“不以为然地说”、“像他父亲那样把手一挥”、“一捋袖子”,这几个动作形像地反映了当时毛岸英的心理状态。而面对一位高级将领,称全军统帅为“彭老头”,并非无知,而是无畏--“只缘身在最高层”啊。

  另一件事,“毛岸英和彭德怀下棋,经常为悔一步棋而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事后其他首长委婉地劝说他不要这么认真,要让彭总下棋后心情放松才能更好地指挥作战(p136)。过去看过一个回忆录的描述是,毛岸英当场说“他M的彭老总你又悔棋啦”,彭则笑呵呵地赖帐,洪学智则在身后用腿碰毛岸英,示意他尊重彭总。两相印证,毛岸英在彭的面前,基本上是“童言无忌”,并不把彭当首长对待。

  最典型的事件是书中151页的记载。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主持第一次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实为最高作战会议。会上彭发火痛骂了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说出“违反军令,按律当斩”的狠话来,全军高级将领俱噤若寒蝉之际,彭德怀开始布署第二战役的打法:“我的意见是先退,我们的主力从现阵地后撤三十至五十公里,让麦克阿瑟以为我们怕他。这样,他就会更猖狂,造成前军突出,我们就可以寻隙穿插,分割包围……”这时,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毛岸英“离开会议桌直走到彭德怀对面,指着作战地图慷慨陈词:‘我看应该向南进攻!兵书上说: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敌人不是跑了吗?不是败了吗?我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而要后退呢?’”所有的与会者都大为诧异,私下议论说“那个小翻译胆子不小,竟敢在彭总发火的时候说三道四,这样重要的会议,哪有他讲话的资格?”此时的毛岸英,显然忘记了自己只是一个秘书兼翻译,而把自己当成了监国的太子或者是钦差大臣。

  五、生活散漫,违反防空纪律导致丧生

  毛岸英好睡懒觉,在书中有多处反映。“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毛岸英不禁心中自责‘日上三竿我独眠,太不应该了。’”(p70)作战室主任张养吾回国前给毛岸英的临别赠言是“按时起床、按时就餐、按时防空”(p201)。在支部会上,作战处副处长成普提意见说“有一次毛岸英起床晚了,我们等他去吃早饭,没想到刚端起饭碗飞机就来了,我们四个人被堵在屋子里,只好一个人蹲在一个墙角落,像块奠基石。”(p202)

  毛岸英牺牲是在11月25日。此前志司为防空袭,“作出了三条规定:一是天亮前一定要吃完饭,二是天亮后不准冒烟,三是都要疏散防空。”彭德怀也强调“你们这些年轻人要注意防空,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该进洞而不进洞的是纪律问题”(p218)。

  当天早上毛岸英由于晚起床,又没有吃上早饭。“躲在防空洞里的毛岸英伸头看了一下天空,还不见飞机的影子……此时已是饥肠辘辘了”。十点过后,毛岸英对高瑞欣说要回作战室,高说“等一等吧,警报还没解除呢”,毛岸英说“不用怕!我看飞机一时来不了,就是来了,哪会偏偏炸中这个地方。当年国民党的飞机经常轰炸延安,可爸爸忙于工作,就是不进防空洞……不也没事嘛!爸爸的榜样,儿子不学谁还去学。”(公然违纪,都要打“爸爸”的旗号,这样的公子哥真够志司首长头痛的。)说着毛岸英已经冲出了防空洞,高瑞欣等只好跟着他到作战室热饭(注:冷饭用鸡蛋炒热)。(p220)

  可惜毛公子没有“爸爸”那么好的运气,11点多,美军四架B-26轰炸机掠过大榆洞上空,马上又返回,是否因为看到了毛岸英热饭的饮烟,不得而知,但这一次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准确地命中了作战室。幸存者成普事后说,“当时毛岸英正在炉子旁吃东西,我在门外看到飞机正在扔炸弹,就喊快跑,可是毛岸英和高瑞欣都钻在桌子底下躲炸弹……要是早跑出来也许就没事了。”(p247)

  可见,这是一次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故,由于毛岸英违反防空纪律,不但导致志司作战室被轰炸,自己身亡,而且连累优秀的机要参谋(周恩来语)高瑞欣牺牲。

  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出生,5岁离父,8岁失母,在学习知识和形成世界观的最重要阶段,基本上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其中至少有五年是在上海流浪,直到十四五岁时被送去苏联。后天的不足使他在知识和性格上存在一些缺陷,也就是不足为怪的。但官方的宣传在神化毛泽东的同时,对毛岸英也进行了神化,误导我在很长时间里都认为毛岸英是个完美的革命青年,甚至认为如果他不牺牲,将可以成为制衡江青的因素,不致于让文革(专题)发展到那样的程度。

  感谢武立金先生,他提供的这些生动真实的细节,让我们对毛岸英有了近距离的观察。如果毛岸英在朝鲜不出意外,对他在后来中国社会的作用,也不能有过高的期望。









韩尚笑:民运的死结




2017年2月17日



    
    作者:韩尚笑
       
                       民运,尤指海外,又不只身度外,该是多么的令人神往,我少年的梦。
    
    可你若到了海外,就完全不是那回事儿。顿感乏力疲惫,不知来自何处,拳打棉花的那种。
    
    首先,是按大小先后,论资排辈,出国前中共认可的级别标准。
    
    然后,会议,讲话,运作的很有头绪,没完没了的审议程序。民主,要的就是,像模像样,不是小孩过家家的那种。
    
    下面,就是根据重大事件,日历排的十分紧凑。
    
    抗议,不消说,是海外民运的主旋律。
    
    近三十年来,各种形式的抗议,当然对象全是中共,一直没停过。上上广播和电视,写写批判文章,雁叫声声心欲碎。
    
    以中共的行为思维,努力力开创没有中共的民主和宪制。纸上谈兵,是不是?
    
    走不出中共的怪圈,在沼泽地蹒跚爬行。这就是海外民运?
    
    形式大于内容,表演大于拼命,功名利益燻心。
    
    中共,表面上看,是无孔不入,无所不能。实质上,中共才是货真价实的纸老虎。从一开始,就遇到了蒋介石,而不是韩尚笑。
    
    韩尚笑,不是民运的圈里人。不是我不想是,而是惦量了一下自己,没这两下子。
    
    中共从不怕你理论,更不怕你抗议,而怕你动真格的,玩真的。
    
    民运从不怕理论,更不怕可行性研究,而怕你就是不动真格的。
    
    中共,最大的长处,是善于伪装。
    
    伪装的艺术,也是艺术,而不是专制,对不?
    
    当把暴力伪装成艺术,而戳穿艺术,便是一个学问,很深的学问,很大的问题。
    
    问题是,没人学,没人问,真的是问题。
    
    可你,有这种能力?实力?时间与场地?可与中共一比高低?包括雇佣文人?
    
    面对以国家的名义,并以国家的利益为后盾的专制统治,几个赤手空拳,手无缚鸡之力的落魄学者,流亡反体制,能不相形见拙?处处碰壁?
    
    你拼得过吗?想过吗?天真可爱的朋友,你我亲如兄弟的民运朋友!
    
    凡此种种,基本上虚构。
    民运没内斗,只有死结。 [博讯来稿]





林彪肺部被击穿 传毛泽东竟说打得很好




2017年2月17日



    
    来源:腾讯网 
        
                       熟悉林彪的人都知道,自平型关战役之后他就没有打鬼子了,原因是受了枪伤,差点性命不保,被送到苏联养伤,那么林彪是怎么受伤的?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阴谋?当时得知林彪受伤后毛主席为何却说打的好?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在平型关战役中,我军缴获了大量的日军辎重,团级以上的干部都分了件日军军官的黄呢子大衣,林彪也高兴的挑了件,并且还选了匹东洋马,穿着黄呢子大衣骑着东洋马,很是威风。
    
    1938年3月2日的清晨,林彪穿着缴获来的一套装备,骑着骏马去拜会阎锡山第19军70师的师长杜堃。这个杜堃虽然是阎锡山的部下,但是很能打仗,在忻口战役中杜堃的215旅打的很顽强,他手下的4个团长死了3个,剩下的一个是全身伤痕累累,也因为这一战,杜堃被提拔为第70师的师长,和林彪平级,林彪向来很欣赏能打仗的人,这天早晨出去林彪就是要去拜会杜堃。
    
    恰好这天清晨很大的雾,林彪的这身打扮很像一个日本军官,当他走到杜堃营地附近时被一个暗哨发现了,这个暗哨是个出名的神枪手,叫王潞生,当时就一枪打中了林彪。
    
    原以为打中了个日本军官,高兴的上前看,最后师部的人来了,才发现这个人是林彪。这下闯祸了,当即杜堃叫来军医进行救治,军医一看,子弹直接打穿肺部,停在了一根肋骨上。
    
    因为条件有限,军医不敢做手术,最后得到消息的毛主席派了有名的军医傅连赶往杜堃营地进行治疗。不愧是有名的军医,傅连去后经过治疗保住林彪的性命。
    
    杜堃对此事深感歉意,在林彪醒来后连连向林彪赔罪,并说要枪毙打枪的哨兵,但是林彪却说,“这都是我的错,事先没有联系你们,哨兵做的是正确的!”
    
    虽然林彪受伤很是窝囊,但是他的大度使人更加尊敬他。而这个哨兵王潞生也是打了不少鬼子的神枪手,当时恰好他执勤,要是换上别人说不定也就打不准了。
    
    尽管林彪大度的没有追究哨兵的责任,但是阎锡山还是不安,因为林彪平型关一战闻名全国,如今被自己的属下打伤,明白的还好,不明白还以为是自己下令的,这可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连忙打电话到红军总部,表态要惩治杜堃和打枪的哨兵,而毛主席说,“杜堃是个好人,哨兵也没有错,打的很好!”毛主席这并不是在说反话,因为确实如此,被误以为是日本人很正常,因为这种事情大家都遇到过。
    
    至于为什么毛主席要说杜堃是好人呢?因为杜堃毕业于保定军校,很早就从军了,在军阀混战之时他就小有名气,那个时候他是段祺瑞的手下,后来又跟随了阎锡山。后来抗日,他在忻口会战和百灵庙大捷中狠狠的打击了日军,扬了我中国军人的气势。
    
    阎锡山见毛主席不计较此事,于是想给点补偿,自己不方便出面,于是就托付卫立煌给八路军送去了一百多万发的步枪子弹和180箱的猪肉罐头,这在当时对红军来说,是一笔不小的物资。
    
    当林彪看见这些物资后高兴的不得了,连连说“礼重了,礼重了!”后来由于伤势后遗症严重,林彪不得不去苏联治疗,从此抗日战场上少一员虎将!
    
    1940年,阎锡山发现杜堃和八路军偶有联系,认为他们走的太近了,用明升暗降的方式把杜堃调成了司令部的办公室主任,从此失去了兵权。
    
    抗战结束后,杜堃不想打内战,辞去了职务,回到老家甘肃办起了学校。新中国成立,杜堃当了甘肃省的文史馆专员,算是老有所依。





“伪”科学家钱学森/苏雨奇




2017年2月18日

    
    作者:苏雨奇
       
                       提要:钱学森是毛泽东的打手,他猛斗张爱萍;钱学森是唯意志论的信奉者,是“亩产4万斤粮”的鼓吹者;是中医气功尤其是特异功能的吹鼓手。他反对现代宇宙学,打击方励之、许良英。
    
    一,鼓吹亩产4万斤粮
    
    钱学森1911年生于浙江杭州,1955年历经波折后回国。1958年春,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反右文集,钱学森在书里大骂美国的假民主、大赞中国的真天堂。1958年中科院“大跃进”时,钱学森撰文说“经过整风以后,全国掀起了一个大跃进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我们每个人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从前看起来不能做到的事,现在也能做到了。······只要我们把我们的心掏出来,把心交给党,交给人民,我们科学事业的大跃进是一定的。”1959年8月钱入共产党。
    
    1958年6月16日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撰文说,保证合理光照可亩产4万斤粮食。文章说:“前年卖粮用萝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即4万多斤)!这并不是空谈。”紧接着,钱又在发行量逾百万册的《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发表了《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一文,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100%,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100%,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365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学森的论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们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正是在钱学森的文章发表后,各地频传万斤粮,迅速到达4万斤,后来还出现了亩产13万斤的报导。比钱早入党三年的“国宝”级北大教授季羡林对高产卫星和钱学森理论“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钱学森为那时的造假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造假的大跃进后来造成了5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
    
    二,猛斗张爱萍
    
    1964年12月26日,毛为自己举行了一次生日宴会,毛把钱学森、陈永贵安排在自己的一桌,钱学森被“御赐”坐在紧挨毛的位置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只能在另一桌“忝陪末座”。不久,《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张毛泽东、钱学森和陈永贵三人合影的照片,人们一致认为照片上的三个人就是三大革命运动的代表人物:毛泽东——阶级斗争;陈永贵——生产斗争;钱学森——科学实验。1970年5月1日,钱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接见。
    
    1975年底,毛泽东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钱学森为了同上司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划清界限,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张爱萍的“大国沙文主义”——那是他在六十年代陪同张爱萍到发射场时发生的事情,张爱萍曾指着地图跟他说:“这里是蒙古,从前都是中国的领土。”这张大字报或许张爱萍并不在意,但钱学森在批斗会上的发言却深深伤害了张爱萍,甚至损害了他的健康。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在2007年出版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其实,父亲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批判,他经历得太多了。说:‘要我听就去听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一个大科学家的发言,使他困惑和难受。这位科技界的泰斗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父亲心脏病突发,301医院立即上报军委。”——谁都知道,这位“大科学家”、“科技界的泰斗”指的就是钱学森。可以想象,钱学森在发言中一定还有张爱萍如何“拉他下水”的揭发内容。
    
    三,打压宇宙学,打击方励之、许良英
    
    宇宙学认为:根据广义相对论,宇宙有限。20世纪哈勃等人的天文观察也表明,宇宙在不断膨胀中。以后,科学家又提出了宇宙大爆炸理论,并得到大量观察证实。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却说:宇宙就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客观世界,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其他的理论都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苏联从1930年代起就开始谴责相对论宇宙学,1949年后的中国沿袭了这个立场,使得宇宙学成了一个禁区,甚至把英文中的cosmology一词译成宇宙论而不是宇宙学。结果,二十世纪宇宙学蓬勃发展,却没有前苏联和中国人的份。
    
    辩证唯物主义在苏联和中国被奉为官方哲学,哪位科学家敢冒着被戴上唯心主义或资产阶级学者的帽子,去对着干?即使想对着干,也拿不到科研经费。非但如此,在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幌子下,许多科学家不得不天天做检讨,思想受到严重禁锢。因此,包括:宇宙科学、量子化学、遗传学等许多科学领域的研究,在苏联和中国都受到了严重阻碍。共产党除了粗暴干涉,还有严厉的打击和镇压。在苏联受到批判的观点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孟德尔的遗传学和摩尔根的基因说、鲍林的共振理论、玻尔等人的量子理论、维纳的控制论、弗里德曼(1888~1925)和伽莫夫(1904~1968)的宇宙学等等。受到批判或者迫害致死的著名科学家包括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物理学家约飞和朗道、火箭设计师科洛廖夫(1907~1966)、物理学家朗道、生物学家瓦维洛夫(1887~1943),等等。包括科学院院士在内的许多持正义立场的科学家,遭到残酷的政治迫害、流放、坐牢,甚至迫害致死。
    
    1971年林彪9.13事件后,周恩来以批判林彪的“极左”为口号,逐步恢复了科学刊物,其中最早的一本叫做《物理》杂志。1972年《物理》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关于标量—张量理论中含物质及黑体辐射的宇宙解》,作者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讲师方励之。毫不夸张地说,这篇文章是中国进入相对论宇宙学研究领域的开端——而且是在文革这样极左的年代!然而在当时,它的发表却让“上海理科批判组”有了最新的攻击目标,因为该文所支持的大爆炸宇宙论直接与辩证唯物主义有关宇宙无限的教条相抵触,因而被认为是反动学说。
    
    《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说:“方励之公开支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大爆炸宇宙学,激怒了‘上海理科批判组’和其他正统马克思主义批判者,他们组织了一场批判方励之及其支持者的运动。从1973年初至1976年秋,在全国性的报刊和学术杂志上,至少有30篇文章针对大爆炸理论或方励之的论文做了批判,其中许多批判文章出自‘上海理科批判组’。······1975年秋,方励之及其同事们得以发表一篇回应批判的文章。在这篇题为《河外天体红移是可以认识的》的文章中,方励之认为:‘无论大爆炸理论正确与否,射电天文学等最新进展已使得宇宙学成为一门实验科学,可以通过通常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哲学讨论来研究’。”
    
    在中科院、南京大学和南京天文台等地科学家的支援下,方励之等人对宇宙学的研究了下来。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在1970年代,思想控制再严酷,也不可能达到否定那些被天文学界用科学方法观测到的资料的程度,就象教会在四百年前也不能否定用望远镜看到的宇宙现象。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真理和观测资料成了思想异端的庇护所。
    
    中国媒体对于宇宙学的批判,并不因为四人帮的垮台而结束。华国锋当政时,钱学森被请入中南海给党国主要掌权者讲课。他介绍了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在讲到宇宙学时,他说西方现在有所谓“宇宙学”,主张宇宙有限、宇宙膨胀,是一门伪科学。这篇讲话还被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方励之见到之后写信给《人民日报》,再次指出宇宙学不是“伪科学”,而是和其他科学分支一样,是一门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科学。方励之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他的这封信,《人民日报》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钱学森为什么要说这番话?钱学森完全知道宇宙的膨胀是有观测方面的坚实基础。华新民说:“发现了河外星系红移规律的哈勃终生在威尔逊山天文台工作,这座天文台就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的帕萨迪纳镇,而钱学森从事教学研究的加州理工学院也在帕萨迪纳,他们两人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近在咫尺。1930年代后期,由于洛杉矶市的发展,城市灯光影响到威尔逊山天文台的观察,当时的台长决定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建立帕洛玛天文台来安装更大的望远镜,而帕洛玛天文台正是由加州理工学院所拥有和管理的,四十年代,钱学森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当教授,所以他和哈勃应该有过同事关系。文革中那些年轻人或许不知道哈勃的工作,他老先生明知道哈勃的工作却还要把宇宙膨胀说成“伪科学”,让人费解。”
    
    1969年10月23日在中科院批判“相对论”的会议上,钱学森的发言说“爱因斯坦在全世界都有影响,这个事要慎重”。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辩证唯物论是人类的最高智慧,全面经验汇总到毛泽东思想”。他说,在批判相对论这个理论时,“千万不能忘记了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依靠这个。”最后,钱学森希望《相对论批判》一文能写得“更深入”,希望“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成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下苦功夫,取得伟大的胜利。”这些话反映了他对辩证唯物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崇拜。正是这种崇拜导致他不能以实验事实来判断大爆炸宇宙论的真伪。
    
    1979年春,为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科学界人士在北京集会。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批判爱因斯坦的闹剧的终结。但是直到1986年,胡乔木还专门写信给北京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对这份杂志发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宇宙无限”的文章兴师问罪。可笑的是,无论是四人帮还是后来的毛主义左派,都把为了坚持宇宙无限的信念而被教会烧死的布鲁诺抬出来为自己辩护。但事实上,在科学的发展已经提供了相反证据的时代,在共产党中国和苏联,正是那些认为宇宙有限的科学家成了英勇无畏的布鲁诺。
    
    在打棍子方面,技术党官钱学森也十分卖力,1983年邓小平发动“清除精神污染”时,他即撰文攻击许良英;1987年“反自由化”以后,一再打击、污蔑方励之。1989年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刊登了时任政协副主席的钱学森的一个讲话,在那篇简短的讲话中钱学森表示坚决支持党中央的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决定,旗帜鲜明的批判了科学界的“民族败类”方励之参与策划这场“动乱”的“卖国主义罪行”。在这样的政治谴责之后,居然出现一句对方励之所从事的宇宙学研究的攻击,说方励之研究的宇宙学都是错的。马列党棍钱学森不仅对方励之个人落井下石,还企图消灭宇宙学。其心肠极端厚黑、卑鄙。  
    
    四,支持“中医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
    
    1980年代钱学森大力支持对特异功能的研究,在没有其他人独立验证的情形下,就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当时坚决反对宣传“特异功能”的胡耀邦因为钱学森、王任重、叶剑英的支持而让步。钱认为“中医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将产生一场21世纪新科学革命,甚至比20世纪量子学和相对论还要伟大。在钱学森鼓吹下,中国人的夜郎自大的民族主义一发不可收拾;直接导致了大量打着人体科学旗号的形形色色的骗子尤其是中医秘方骗子、气功骗子和气功组织等,毫无顾忌地在社会上甚至在政府部门和科学界行骗,直到失去控制,又造成了江泽民的过度打压。2002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90高龄的钱学森学习江泽民“三个代表”的心得。他说,共产党三代领导人都注重科学与政治的结合,使得他们都具有应付复杂局面的高明领导艺术。可见,钱学森本质上是一“伪”大的科学家! [博讯来稿]






胡平:反右既非阴谋也非阳谋——写在反右运动60周年



2017年2月17日 

      毛泽东在1957年7月1日以《人民日报》社论名义发表的文章《<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里,针对整风鸣放为何转成反右,写下一句话:“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  
                       
     反右到底是阴谋还是阳谋?我在1987年1月接受香港《百姓》半月刊陆铿先生的采访中讲到:我认为毛并非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放长线,钓大鱼”,而是估计形势过分乐观,所以发动大家给党提意见。当然,毛预先也估计到有些人会发表反动言论,但认为那只可能是极少数,一发表出来必定会受到大家的反击而陷于彻底的孤立,故而不足为患;殊不知一旦鸣放起来,批评反对的意见之多之尖锐,远远超出预先的想象,于是龙颜大怒,翻脸不认帐,于是就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
    
    最近,读《戚本禹回忆录》,其中讲到若干情况,印证了我上面的观点。
    
    戚本禹说:“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为了提供反右派运动的理论指导,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但是,它不是原始讲话。它是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主席的原始讲话文件修改而来的,与原始讲话有很大的不同。”
    
    按照戚本禹的说法,毛的原始讲话“当时提的是应该在全国搞民主,没有什么反右派,没有什么六条,没有什么钓鱼,都没有。反右派是后来根据整风运动中右派的乘机进攻的情况加上去的,是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见补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诚地希望大家帮助党整风。主席说了,人们总是会有些不同的意见,就是有些不对的,也不要紧,不用怕。发表出来的文章把带棱角的话都去掉了,这不是主席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全党的意见。主席讲话后,社会上出来那么多言论,其中有很多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也许主席就觉得自己讲话有不妥,又可能受到各种上报材料的左右,他就同意做改动,但改了的东西不如原先的好。胡乔木改的较多,以至于后来胡绩伟就揭发说,胡乔木乱改主席讲话。但据我所知,胡乔木改稿是根据主席综合了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后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的,不是他自己乱改的。”
    
    戚本禹还说:毛主席的《正处》讲话“造成这样一个宽松的气候,出现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本是好事。可是,党内高层一些人本来就怕这怕那,这个时候都在底下说毛主席不好。据我当时在办公室听到的情况,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他们就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没有经过讨论就出去了,以往什么事情都是先党内后党外,毛主席这次是先党外后党内了,一样的内容,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然后才在党内宣传工作会议上讲。他们攻击毛主席违反程序,把党弄得岌岌可危,把国家也搞乱了。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跟着他们这样看、这样说,埋怨主席不该放开,不该让什么人都出来提意见······这些人都要求主席改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那个方针。”
    
    在回忆录里,戚本禹还提到江青说的话。戚本禹写道:“1957年夏天,中央在青岛召开会议,江青陪毛主席去的······后来江青对我说过:‘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我给他讲青岛的事,他都没有心情听。'我问,因为什么事。她说还不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我在现场听过主席的那次讲话,也看到了那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理解主席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等这个气候出来了,党又把它消灭,还要用毛主席自己的原始报告来做成枪炮把它消灭。这不等于是让毛主席自食其言吗?······‘裴多菲俱乐部'中国的确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这是一种党内外夹击的复杂局面。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的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那时,刘少奇是党内已经认可的接班人,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点将到北京后不到两年就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彭真虽然在延安时期就是很左的,但对于党在延安时期的拨乱反正的贡献是很大的,自那以来党内地位也很高。还有大批同志跟在他们后面,也一样对毛主席讲话有这样那样的埋怨。”
    
    戚本禹讲的这些情况可靠不可靠?去年,《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座谈纪要,题目是“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关于《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部分”。参加座谈的是戚本禹当年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共过事的几位老人:逄先知、吕澄、沈栋年、王象乾,李公绰因体弱未能与会,通过电话表达了意见。在这篇座谈纪要里,逄先知等对戚本禹的某些叙述进行了反驳,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下面这段话,实际上是证实了戚本禹的说法。
    
    座谈纪要说:“《正处》从讲话到正式发表,时隔近四个月。自始至终是毛主席在亲自动手修改,并广泛征求党内意见,历时55天,共改13稿。这中间中国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少数右派分子以为时机已到,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毛主席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个变化不可能不反映到他对《正处》的修改上面。修改稿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关于评判政治思想战线上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就是毛主席修改《正处》讲话过程中,于5月25日亲笔加上去的,这是在他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表之后第十天,并不是别人强加于他的。当天,毛主席批示田家英:‘我在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请田于今午打清样校正一下。'毛主席所说的重要修改,主要指加上了‘六条政治标准'。至于修改过程中广泛征求意见,这是毛主席多次批示中所强调的。征求意见的范围也是他亲自定的,包括: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当时在京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30余人),外加田家英、胡绳、邓力群。”
    
    由此可见,逄先知等人也承认,在《正处》从讲话到正式发表这四个月中间,毛泽东的思想确实“发生了重要变化”。正式发表的文本中,关于强调阶级斗争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以及区分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等论述,确实都是原始讲话里本来没有,后来正式发表时加进去的,而这些论述确实“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这也就证明,戚本禹的相关叙述是可靠的。
    
    由此可见,反右运动确实不是阳谋,因为在《正处》的讲话里,毛泽东确实讲得很开明,并没有讲到要搞阶级斗争要搞反右派运动;另外,反右也确实不是阴谋,因为起初毛泽东讲得那么开明,并不是为了引蛇出洞,放长线钓大鱼。从整风到反右,是毛泽东自己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前后不一;是毛泽东自食其言,翻云覆雨,出尔反尔。戚本禹把毛的转变过多地归因于党内高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的压力,而逄先知等人则强调毛的变化并不是别人强加于他的。我以为后者更接近实情;这一点也可以从李志绥回忆录得到佐证。李志绥在回忆录里写道,在1957年的5月中旬,毛的情绪很坏,“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后来毛还对李志绥说:“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毛这句话等于是承认自己先前的估计有误。这对于我们弄清楚毛发动整风和反右的动机,应该也是一条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独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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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稿)

老王社长

胡平先生是自由派民运中,比较地愿意客观理性观察问题和作出评论的人士。这篇,就很有可供人思考之处。老王社长推荐大家来读。

胡平看了戚本禹回忆之类的不少材料,对比之后,他承认和告诉我们,毛,本来其实是“很开明”的,他的确想给人民更多的民主空间,如57年号召向党整风,毛“不是阳谋也不是阴谋”,也“并不是为了引蛇出洞,放长线钓大鱼”。但为什么又总失败呢?胡平比较接近事实指出了:是毛“估计形势过分乐观”。他“预先也估计到有些人会发表反动言论,但认为那只可能是极少数,一发表出来必定会受到大家的反击而陷于彻底的孤立,故而不足为患;殊不知一旦鸣放起来,批评反对的意见之多之尖锐,远远超出预先的想像”。

于是,胡平便批评毛了,说毛“龙颜大怒,翻脸不认帐”,“自食其言,翻云覆雨,出尔反尔”,“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

我要问胡平:毛发动整风,他先说了,允许反共右派们都出来反共吗?没有呀!胡平自己引证了,他是说,他是“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结果,那么多的右派都出来乘机反共了,要推翻共产党了,“远远超出预先的想像”,毛才“龙颜大怒”,“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这怎能说是毛“翻脸不认帐,自食其言,翻云覆雨,出尔反尔”呢?恰应该说,是反共右派错估了形势,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呀,人家要你帮党整风你却要反共呀。怪谁?应该怪倒霉的反共右派自己,怎能怪毛?

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毛和反共右派双方,都错估了形势。
毛和共产党革命胜利得天下后,到处都是敲锣打鼓喊“万岁”,便发生错觉,以为反共的仇视共产党的人和势力没几个了,人民咸与拥共了,可以放手让人民来玩玩民主,对党“大鸣大放”,整共产党的“风”了。反共右派呢?开始小心翼翼,如黔之虎,后看看没事,反共的人似乎越来越多,自己这边力量很大,便愈放肆斗胆起来,杀气腾腾,以为“推翻共党,可毕其功于一役”了。这共振效应,互相抱团鼓动效应,我们今天不少反共网站论坛都能看到,就那么些人,但那共振气氛简直是今晚革命就会发生,共产党今晚就要被推翻了,一样。而且他们沉浸其中都信。

结果呢?结果双方都闹得很不愉快。毛闷闷不乐,他发现他估计错了,反共的人真不少。反共右派也焦头烂额,他们也发现他们估计错了,拥共的力量还相当强。

但右派们手里还有一张牌。他们赶紧把头缩了回去,扮出一副虔诚的哭丧脸说:“我们不是反共的呀,我们只是意见尖锐一些,但我们是为党好的呀,我们可以把心掏出来给党看的呀!就是真有些反共的右派,也很少呀,怎能打我们几十万右派呀!”

这倒是。反右打击面太大,错案太多。但已经证明,不是毛的事,那是刘邓们干的。不仅反右如此,文革直到89,刘邓们打民间“右派”,那是比毛要积极狠手无数倍的。

问题在,反共右派们受打击把头缩回去了,说当初是“为党好”不是反共,那头就应永远缩回去,这才能永远证明反右是错。但胡耀邦看着右派可怜,“一风吹摘帽”了,再来“改开”,风向大变了,反共反毛时兴了英雄了,右派们又纷纷聚会,纪念“反右XX周年”,这时,他们就不再说当初是“为党好”不是反共的了,他们现在要公开反共了,他们的领军人物如茅于轼等,就宣称,“我们当年就是(反共)右派了!”。这就等于自家出来证实了,共产党当年的反右,没有错呀,毛更没有错呀!胡平们怎能说毛是“翻脸不认帐,自食其言,翻云覆雨,出尔反尔”呢?

研究这段史实相当重要。胡平这篇文章有功。重要在哪里?它告诉我们,历史的教训一定要注意:今天中国的左右翼双方,都不要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得太强大了。以为可以玩“普世宪政民主”了。不行的,反共力量在西方强势国家支持下还相当强大,拥共的左翼民众力量被组织动员起来,也是相当强大。将这两种敌对力量放开“民主”,是无法和平竞争政权的。只能是内战和崩溃。只有这反共或拥共两种力量,任一种完全消亡了(另一种也就没有意义了),社会才能有了价值观的共识,只有这时,中国的“普世民主宪政”,才可以着手了。这之前,为了国家和社会稳定,只能是一种价值观的专政。

作者: 博讯螺杆   LOL!胡平先生为毛泽东平反:反右既非阳谋也非阴谋 2017-02-17 22:42:03  [点击:104]
如果反右不是阴谋,那毛泽东一生也就没什么可称为阴谋的了,那个戚本禹(江青称其为小爬虫)说的话居然也有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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