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摘自《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作者司马璐

　　政治、文学，和女人的世界往往有关联，很多政治上有魅力的人，在女人心目中也一样有魅力，有些女人常把政冶狂热的人物看作性感的动物。毛泽东一生中，多数的时间都同时有两个以上的女人。在中共资料中，有的女人自称为“毛泽东的保卫员”，有的女人自称为毛的“忠实的学生”，有的女人自称为毛的“亲密的战友”。至于周恩来，对于女人的吸引力更在毛泽东之上。著名的左翼作家韩素音说过，她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就像触了电似的，如果周恩来命令她去死，她一定会服从。

　　前文说过，1937年我初到延安时因为年轻，最初触到我的神经的，不是政治人物，而是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孩子，我总记得陕北女孩子多数很美。我印象最深的陕北美人(遗憾的是从来不知她的芳名)，那女孩子不施脂粉，白皙皮主，有迷人的浅笑、优美的身段、温柔的举止，我对她虽属惊鸿一瞥，却毕生难忘。我记得她是陕北米脂人。《三国演义》中的貂婵也是米脂人。当年，对于我这个刚接触女孩子不久的少年来说，整个陕北的女孩子都是美人窝挑出来的。

　　共产党人也是人，七情六欲都是一样的。有人说，共产党人的男女关系是“一杯水主义”。我的理解，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中，由于物质条件困难，男女挤在一间房内发生杂交，这只是个别的情况，不代表共产党有一杯水主义的政策。“一杯水主义”这个名词，最初是一位瑞典女共产党人柯仑泰说的，她认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男女就是杂交的，这种杂交就是“一杯水主义”。这是柯仑泰女士个人的意见。没有任何一份共产党的文件证明是提倡“一杯水主义”的。

　　　情欲与政治之间

　　共产党人既然有七情六欲，当然也有男女之间嫉忌、争夺的男女私人情结，在中共党人的斗争中，其中有真正坚持自己政治立场的，这种斗争还是比较理性的、有一定原则的。但是中共的党内斗争，不少是因情爱之争而演变为政治斗争的，把情敌化为政敌，成为终生的政治敌人，斗得你死我活。相反的，也有利用“女同志”结成政治联盟的。

　　我说到没有任何中共文件证明所谓共产党人的“一杯水主义”。但是，早期中共党人，绝大多数是男性，女性是极少的，所以每一个单位都有争夺“女同志”的斗争。在那个时代，也有的女性为了表现自己的解放，女同志成了三角四角恋爱的主角。据早期留俄的老同志说，当年莫斯科的女同志，如果不拥有几个亲密的“男同志”，就可能被人讥为落后封建，早年中共领导人中的男女纠纷常常闹到党中央，党中央无法讨论，就由陈独秀裁决，陈独秀也因此被称为“大家长”。

　　现在我讲几段早期中共领导人情爱与政治之间的故事：

　　中共发起人之一施存统的夫人王一之，当年被称为“中共之花”。共产国际的张太雷以俄文翻译身份回国过上海，施存统请他到家中吃饭，张太雷一见王一之就动了心诱奸了王一之，不久公开同居，施存统气得与共产党断绝关系，同时双目失明，直到他另外结婚，施存统改名施复亮(意思是双眼恢复光明)也恢复正常生活。这是中共初期闹得很大的事，当时因为张太雷属于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共产国际说，只要张太雷的工作表现好，中共无权干涉他的私生活。

　　蔡和森的夫人向警予，曾任中共中委。在上海，她的二家和单身的彭述之住在一座房子里。当年的向警予，也被称为早期最能干的女活动家，在公众场合，她言词动人，很有威严，一回到家，她要同时和两个中共要人鬼混，这事又闹到中央，陈独秀问向警予，你到底爱蔡还是爱彭，向警予说：“我不知道。”

　　后来，蔡和森和向警予同时去了莫斯科，两个人心情都不好，蔡和森又和当时李立三的夫人李一纯结了婚，向警予和一个蒙古人结了婚。当时有一个说法是，李立三为了安慰蔡和森，和政治上争取蔡和森，故意把自己的老婆送给蔡的。蔡和森和彭述之为了争夺向警予，这两个人在中共五大中斗争激烈，后来成了终生的政治敌人。

　　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原是中共创党人之一沈定一的媳妇，杨之华很漂亮，到上海大学时，上海大学全校引起了骚动。后来杨之华与沈定一的儿子离婚，与瞿秋白结婚。婚后瞿派去苏区，中央坚持要杨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当时党认为杨之华既然长得漂亮，可以利用她的女色为党作出很多奉献。杨之华当时的任务是和男同志假扮夫妻，她在假扮夫妻时为了拒绝“上床”，得罪过不少高级领导人。杨之华的公公沈定一后来退党，原因很多，其中一条是：“共产党玩女同志，简直是赤白党。”赤白党是上海话骂人无赖的意思。反驳沈定一的人说，男女同志间为了党的工作，私人间偷鸡摸狗，不属反党，党是无权干涉的。

　　　贺子珍在西安

　　中共名女人之间，有些谁是谁的妻子、爱人、情人，有时是很难说得清楚的，而且多数中共领导人是没有结婚形式的。

　　毛泽东初上井冈山，当时江西永新的青年团书记贺子珍去向他汇报工作，毛说：“贺子珍同志呀，你们的成绩很好，我听了非常有兴趣，你继续谈下去吧!”毛泽东就这么把贺子珍留在身边谈了一夜。第二天，袁子才对毛说：“这可是山上的大喜事呀!”于是，毛泽东命人备了酒菜，众好汉闹了一阵。

　　上述这个故事，是当年井冈山一位老同志对我谈的。

　　我初到延安时，贺子珍刚去西安。准备去苏联。当时延安对女同志的消息最敏感，也易于散播，有人对我说，毛泽东和贺子珍不断吵架，贺动了刀，对毛的生命有威胁，也有人说，贺子珍和毛的另一警卫员有性关系，毛泽东说贺子珍有了神经病。

　　贺子珍到西安，是由邓颖超陪着去的。当时张国焘夫人杨子烈、秦邦宪的夫人刘群仙都在西安，杨子烈准备去延安，刘群仙准备去武汉。于是，四位中共要人的夫人聚在一走聊话家常，笑谈革命夫妻之道。

　　刘群仙首先发言，她说：“夫妻都是属于党的，谁反党，就可以用手枪，把对方一枪打死。”

　　杨子烈接着说：“我和国焘之间，什么事都会坦诚互相商量，夫妻既然是同志，应该互相尊重嘛。”

　　邓颖超说：“政治上我听恩来的，回家恩来听我的。”

　　大家催贺子珍讲话，贺始终低头不语。

　　毛贺关系的破裂与毛江的结合，都和周恩来夫妇有关，当年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引导下，与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跳舞，跳了几步，两个人的脸贴在一起了。这边厢，毛泽东正陶醉在温柔鄕;那边厢，山沟里出身的贺子珍怒火燃烧，一个箭步冲上去，打了史沫特莱一个耳光，又连声骂：“你这个洋婊子，到中国勾引男人来了，老娘撕了你。”毛泽东一方面把贺子珍推开，一方面高声喊叫：“把她拖出去，她再撒野，就毙了她。”

　　毛泽东真的发火了，发誓永远不再见贺子珍。贺整天大哭大闹，党中央开会讨论，这事怎么办呢?于是决定把贺子珍送到苏联学习，贺说我死活都不依，邓颖超好歹劝说，最后，贺随邓去了西安再去苏联。

　　贺子珍走了不久，毛泽东又在周恩来的引导下认识了江青。(江青与康生是山东诸城同鄕，他们在到延安以后才相识)在江青和毛泽东还没有相交以前，江青在延安有一段故事，是外间从来没有报导过的。

　　很少人知道，张国焘和江青也有过一段情，这是张国焘亲自对我叙说，他的夫人杨子烈也在旁加以证实的。经过大致如下：

　　1937年，江青到延安，住在边区招待所，招待所属边区政府，(原称中华苏维埃工农人民政府，西安事变后改称特区，又改称边区)当时的边区政府正副主席由林伯渠、张国焘挂名。张国焘正受到党内残酷斗争，由于中共的党内斗争在未获结论以前，高度保密，即使党内干部知者也并不多，所以表面上张国焘仍然是中共的最高首长之一，一般干部也还称张国焘为“张主席”。

　　当时“边区招待所”所长是金城。(后来做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有一天，金城把江青(当时还叫蓝频)引见张国焘，江青听“张主席”当然是大首长，从此每天都去看他。张国焘在边区政府无实权，除反覆写检讨外，也很清闲。

　　我问张：“江青当时扯些什么?”张笑笑，他的夫人杨子烈女士接着说：“我一到延安，在边区政府闯见了江青，她从此就不来了。如果不是我这个黄脸婆及时赶到，说不定江青已经当了张夫人了。”

　　我们三人皆大笑不已。

　　张国焘最后向我解释：“我那时也的确无聊得很，江青既来之，则应之。”

　　我问：“江青当时对你的兴趣，会不会出于一种政治任务呢?”

　　张答：“我当时看不出。”

　　　延安初见江青

　　我于1938年一月廿八日，在延安大会堂(原延安城内天主教堂)一个晚会上见到江青与孙维世合演话剧，不久，延安即传出江青追求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徐以新，徐当时是鲁迅艺术学院政治部主任，中共二十八个半标准的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而徐以新又正在追求年轻漂亮的孙维世。其后，江青与毛泽东的结合，结束了上一传闻。江青当时在延安女同志中，算是个尖儿，她会唱歌演戏，跳舞也跳得好，能写文章，善于骑马，缝得一手好针线为同志补衣服，又为女同志美容等等，多才多艺，当时大家都喜欢她。

　　这些是我当时对江青的直接印象。

　　我当时年轻，有时无聊，注意到毛江相恋的过程，延安有一部仅有的中型汽车(等于大陆一般所称的面包车)是海外华侨捐给八路军作救伤车用的，车上还漆有“海外华侨献给英勇抗战的八路军将士”，这部车留在延安作了毛泽东的私人座车。我注意车停之处，毛江可能就在附近出现，当时从白区到陕北的男女青年，住了一段时间往往都抛弃过去的盛装，改作大兵装了，江青一直穿着她上海时代的海勃绒大衣，相当招摇，引人注目，所以我往往能从很远处就会认出她。我在延安，喜欢参加晚会，我留心到，晚会中最好的前座总是留着两个座位给毛泽东，当毛和江青在晚会中出现，会场鼓掌，毛江也跟着鼓掌。

　　毛江相恋时，中央高层确实有过重大的争论。我们下面的同志，不知其详。但是，男女之间的事，不论怎么小，往往最容易传出。何况毛江相恋已不是什么大秘密，党中央所讨论的只是他们能不能正式结婚问题。当时周恩来在主要政治问题上和王明保持一致，但在毛江问题上却不相同。王明公开反对毛江正式结合，我听他亲自说过：“领导人不应乱搞男女关系。”有一位接近王明的同志对我说：“江青月经不调。”我不懂“月经不调是什么意思，”那位同志说：“月经不调就是不健康，不健康就不适合和毛主席结婚。”

　　很多年以后，我才在中共资料中找到“月经不调”就是暗指江青有政治问题。当时向中共中央提出有关江青的问题的有：北方局的情报负责人王世英;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视频）项英的秘书杨帆，都说江青过去的私生活糜烂，有“公共汽车”之称。也和国民党人员关系嗳昧……。

　　当年周恩来力挺江青，说她在上海地下工作中表现出色。贺龙也说了一句重话：“主席要个娘儿，你们管得着?”结果中央通过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但江青可以作为毛泽东的主妇，不得参与政治。

　　　　毛、江、周关系微妙

　　1938年十一月，毛泽东请了客，周恩来、张闻天、康生、朱德、刘少奇、王若飞、贺龙等都到了。周恩来和康生还即席讲了话。

　　周恩来说：“主席、江青同志，你们真是天生的一对啊!”

　　江青对着周恩来，作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然后，深情地说：“周副主席，我永远忘不了，你是我的老师，我是你的学生。”

　　接着康生说：(康生和江青是同鄕，在延安互认为师生的)“为了党的工作，主席与江青同志的结婚，也是党的一大喜事，江青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比我强多了，真是主席的好帮手啊!”

　　毛江相恋很显然是周恩来促成的，周恩来当时为什么这么做呢?据我的了解，毛周关系几度分合，缠斗不已，到延安以后，毛泽东开始提刘(少奇)压周。周恩来这个时期给毛泽东送上江青，江青这个角色很像中国历史上西施或貂婵的故事。

　　贺龙也讲了话，他说：“堂堂主席，讨个娘们儿当然是件大喜，今天主席给我们喝喜酒，主席，你要多请我们喝喜酒啊!”周恩来感到贺龙这句话说得不妥，阻止贺龙再说下去，周说：“你醉了，酒喝多了。”任弼时喝道：“贺龙同志，你胡说什么，你的党性哪里去了?”

　　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后，继续与周恩来保持密切关系，是私情还是毛周政治合作的需要，不得而知。1939年七月，周恩来陪江青戏马折骨，几乎导致残废，当时中共对此事极力保密，但是知道的人还是不少。

　　1940年我快离开延安时，见到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南门外小校场一座临时搭的戏台上拍戏，由著名左翼导演袁牧之拍摄。我在归途中遇到任白戈，他问我从哪儿来，我告诉他，我见到毛江拍戏的经过，他摇摇头，然后对我说：“千万别对人说啊!”

　　很奇怪，这段毛江同台拍戏的事，在有关毛江记录中，从来没有人写过。

　　如上所述，江青舞跳得很好，舞姿高贵而洒脱，许多男女同志都表示欣赏，向江青求教，而毛泽东偏不喜欢和江青跳舞，毛泽东喜欢年轻女同志跳舞，不断换新的。在中共高层中，周恩来的舞跳得好，女同志喜欢和周跳舞。毛泽东很留心周的舞伴都很漂亮，周很机警，一觉到毛看中的女同志，立刻就拉过去送进毛泽东怀里了。

　　周恩来在政治上善用“美人计”是毫无疑问的，周把美人送出，邓颖超也求之不得，周的“美人计”，得到邓颖超充份和高度的支持。

　　1953年，毛泽东提出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为中央主席秘书时，周恩来提议加上江青，后来中共中央有过文件，这是江青从毛夫人到合法参政的开始，又是周恩来替她开路的。

　　毛江婚后还有一段插曲，江青的第一任丈夫黄敬，也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中共八大中当选中央委员，1958年担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这时江青不但是毛夫人，也是毛的秘书，黄敬在见到江青时，随手在江青身上一拍，江青大声尖叫，惊动了毛泽东，毛把黄敬叫来大大的辱骂了一阵，不久黄敬自杀身死，另一说黄敬是被毒死的。

　　　　周恩来、张若名之恋

　　我可以肯定地说，女人在周恩来的政治生活中起过很大的作用。

　　根据现有的资料，张若名是周恩来身边的第一个女人。法国“中法文化交流中心”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张若名研究及资料辑集》，另一本是《张若名研究论文辑录》。出版的“导言”中说，“张若名(1902-1958)是中国第一位留学法国而取得博士学位的女学生”，是二十世纪“二〇年代改造中国的理想主义者”。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天津的爱国青年学生成立了一个叫“觉悟社”的团体，据搅悟社成员之一谌小岑(也是我的兄长)回忆，周恩来与张若名早已认识，他们同时参加了觉悟社，当时这个团体有个规定，会员活动时，一男配一女，由抽签决定，当周张配成一对时，他们欣喜若狂。从此，他们手牵手地共同参加对北洋军阀的斗争。这一对革命情侣，当时羡煞了许多同志。张若名是才女，她写过一篇《急先锋的女子》很为轰动。

　　邓颖超也写过文章，周恩来与张若名的爱情赛跑中，开始杀进了邓颖超。颖超比若名小二岁，恩来叫她“小超”。1920年一月，周恩来、张若名同时被捕，九月获释，十一月他们就双双到法国勤工俭学去了。周恩来到法国以后，若名在身边，小超常通信，周旋于两女之间，初露了周恩来圆滑的政治才华。邓颖超后日对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说，“你伯伯没有和张若名结合，是因为他当时坚持独身主义。”

　　周恩来、张若名、邓颖超三角恋爱的关系，张若名当初是胜利者，最后却以投河自尽而告终。邓颖超当初处于下风，因为她一直留在国内、创造了自己个人的政治地位。

　　当周恩来和张若名在巴黎热恋时，这时中国国内正酝酿国共合作，邓颖超是一个公开活跃的女共产党员，她先后出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于是国民党的“太上皇”，邓颖超与鲍罗廷夫妇非常亲近，也因此与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普遍熟悉。

　　当周恩来回国后，1924年底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邓颖超是个幕后对鲍罗廷有影响力的女人，周恩来认识到“小超”的威力，1925年周恩来终于放弃独身主义，与邓颖超正式结婚。此后，周恩来在国民党一路升官，甚至一度非常赢得蒋介石的信任，都与邓颖超的幕后铺路有关。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中，邓颖超当选候补中委，排名在何应钦等国民党元老之前，当时的周恩来是榜上无名的。所以，周恩来抛弃张若名与邓颖超的结合，很像当年蒋介石放弃陈洁如，与宋美龄的结婚一样。都属于政治婚姻!

　　1955年四月，万隆会议后，周恩来回国，经昆明时与张若名秘密会见，当时张若名是大学教授。1958年反右期间，张若名在昆明投河自杀。邓颖超为张若名料理后事，并且掩瞒真相。不久，张若名的儿子也自杀了。

　　周恩来在1920年去欧洲勤工俭学以前，是信仰道教的。周恩来当时写过一些宣传道家的文章。中国所谓道家，尊老子为始祖，留有“道德经”，后人有不同解释，其要点，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在行为上主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在伦理上主张“去知弃己”，“情欲寡浅”，“绝仁弃义”。道家在情欲问题上是绝对自私，不受男女私情的束缚，换言之也就是无所谓情的。

　　1918年二月七日，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夫妻不一定有恋爱，恋爱也不一定要做夫妻。当时他二十岁，他要做一个独身主义者。周恩来政治上是个弄潮儿，在男女关系上也是个弄潮儿。

　　周恩来永远是一位男人眼中的女人，女人眼中的男人的交叉性格，他在男女关系上如此，在政治关系上也是如此。周恩来如果不是政客，也是演员。天津南开中学所保留的话剧剧照资料，当年周恩来在中学时代演戏男扮女装，颠倒观众，人见人爱，丽质天成。有人戏称他是梅兰芳，后来他又被人称为“政治梅兰芳”。

　　周恩来既有演戏的天才，自己又精于化装，在地下工作时代，周恩来时而男、时而女，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时而光头、时而假发……

　　周恩来英俊潇洒，音容迷人，对女人有相当的吸引力。即使他不主动，某些女人也会自动缠他。著名的媚共作家韩素音写道，“我第一次看见周恩来”，觉得他“非常英俊，他的一举一动都很柔和”，“一见到他”，“简直受到了直接的冲击”。韩素音的文章一再提到：“周恩来如果说，韩素音，我说你死，我就说好的，你看什么时候执行!”

　　周恩来的饮食很讲究，爱吃鱼类、海参、梅菜扣肉。在中共正式记录中，中共建政后，曾有宋庆龄从上海用飞机运大闸蟹和鲥鱼到北京给周恩来尝鲜。周恩来喝酒海量，而且对酒质很有研究，茅台和五粮液的等级，都是周恩来品尝后定位的。

　　周恩来这个人的形象，也和酒一样，令人感到清、香、醇、纯。他在任何场合，一出场就令人感到他是一位美、秀、娇、甜的可人儿。他的舞姿舞步，也可用洒、脱、雅、活四字来形容。他在政治手段上，精、刁、细、狠，就是《水浒传》中的阎婆惜了。总之，周恩来在外表上具有获得女性喜爱的诸多条件。

　　　　孙维世与江青、周恩来

　　我是同一天见到江青和孙维世的，当时江青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性，孙维世虽美还有些稚气。我见到这两位美人是1938年一月廿八日，这天晚上延安举行“一二八”晚会，会后演出话剧《血祭上海》，主角是孙维世，配角是江青。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早在1935年就已经在上海同台演出过夏衍编剧的《摇钱树》，其时江青叫蓝苹，孙维世化名李琳，年仅十四岁，是演的配角;这次延安演戏，主角配角的地位互易，当时我们还看不出，他们私人间的恩怨。不久，她们又同台演出《团圆》，延安相当轰动，好事者又评头论足，说孙维世既年轻美丽演技又好。不久，我们又听说，孙维世和江青、徐以新有三角恋。

　　孙维世的父亲是中共早期党员孙炳文，母亲任锐，原名任培长，也是任弼时的妹妹，我在延安时，她担任保育院长，我见过她。我认识任弼时的另一个妹妹，当年在镇江化名徐若萍。

　　1937年冬，周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巧遇孙维世，惊为天仙下凡、绝代佳人。孙维世的亲侄女孙冰写道：“周恩来将孙维世接到他的住处，他对这位已是眉清目秀，青春诱人的大姑娘孙维世，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和爱心……。”(孙冰《我的姑妈孙维世》)

　　邓颖超留心到，平时周恩来在家说话不多，这时在这个亭亭玉立的世侄女前手舞足蹈、开怀大笑。邓颖超是何等厉害的女人，看在眼中，笑在嘴边，一经思索，计上心来，就决定与周恩来把孙维世收为义女，从此邓颖超就以“妈妈”的身份把孙维世管住了。

　　1939年周恩来陪江青戏马折骨以后，决定到苏联治疗，孙维世坚持要同去苏联照顾干爹。邓颖超不同意，要她留在延安好好学习。孙维世表示要到苏联学习，邓颖超仍不同意。最后孙维世直接找到毛泽东批准。八月廿七日，周恩来的飞机正要从延安起飞，孙维世赶到，邓颖超的脸色为之一变。孙维世终于随周的专机去了苏联。周恩来在苏联治疗期间，邓颖超、孙维世也轮流伺候。1940年二月廿五日，周恩来、邓颖超返国，孙维世继续留在苏联学习。

　　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周恩来随行，孙维世因长期留俄，以俄文翻译身份在毛的身边，在毛的火车专列车厢中，遭到毛的强暴，孙找到周恩来哭诉，周对孙维世说：“顾全大局，不要声张。”孙维世这个傻丫头，对周恩来有一种死忠和痴情，周要她忍，她就忍了。

　　1951年，邓颖超主持孙维世和金山结婚，其后，孙维世向邓颖超诉苦说，金山婚后本性难移，乱搞男女关系，孙维世感到非常痛苦，邓颖超回信说，在上海十里洋场混久了的男人，总是免不了有这些事的。如果想到他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作为他的妻子，就可以自堪告慰了。这段话有相当的暗示性和针对性，周恩来的私生活和金山相比，没有多大的区别。据邓颖超的秘书赵玮透露，邓颖超曾服过大量安眠药昏迷，后被抢救。

　　1953年，江青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周对孙维世说：“你一定要搞好与江青的关系”，在周的安排下，孙维世和江青见了面，江青对孙维世说：“好妹妹，你和我一样，我们都一样是主席和总理身边的人，你明白了吗?”

　　　三个权势女人的共同情敌

　　孙维世在苏联学习期间，林彪和他的前妻张梅也在苏联，不久，他们离了婚，林彪追求孙维世，孙未答应也未拒绝，只说了一句：“我们回国再说吧!”后来林彪先回国，1946年孙维世回国时，林彪已与叶群结婚了，孙维世经过东北时，林彪设家宴招待，当天林彪的心情很坏，叶群看得出，林彪对孙维世依然一往情深，林彪对叶群还骂了句：“都是你……”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认为孙维世是她不共戴天的大仇人。叶群表示，你的仇家也是我的仇家，支持江青，誓诛此妹。

　　如上所述，江青与孙维世的交恶，第一个原因是，他们在舞台上主角配角的易位。第二个原因是，江青一度追求徐以新、徐以新追求孙维世的三角关系。第三、江青与另一剧作家章泯在上海同居过，章泯与金山关系很深，与孙维世也熟悉，因此江青认为，维世与金山结婚后，孙维世掌握江青上海时代最多的秘密。第四、江青留心到，毛泽东对孙维世仍有兴趣。

　　文革(专题)开始不久，孙维世的哥哥孙泱、丈夫金山，先后被捕。孙维世向乾妈邓颖超申诉，她的哥哥和丈夫被指为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国民党特务、美帝特务多项罪名很荒谬，并说，江青一向作风恶劣，我全知道。邓颖超说：“好啊，你给我写一份书面报告，好让你爸爸处理。”孙维世按照邓颖超的提示，果真如实写了，邓颖超把这份报告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又给了江青，江青看后，正色的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是主席身边最信赖的领导，孙维世又是你的乾女儿，站稳政治立场?还是大义灭亲?你自己看着办吧!”

　　结果，周恩来亲自下令逮捕了孙维世，这个大美人何罪，只因为她是当时中国大陆三个最有权势的女人江青、叶群、邓颖超的共同情敌。

　　孙维世后来惨死狱中，死状可怖。孙维世一生从事戏剧，根据中国历史鬼剧说法，孙维世这样的故事，一定是个鬼剧。

　　文武百官的夫人都陪过毛泽东

　　毛泽东爱游泳，尤喜与女同志同泳。江青不会游泳，于是满朝文武的官太太，凡是善泳、长得不错又被毛泽东看中的，陪主席游泳是一项任务，她们也引以为荣，毛主席随召随到。

　　陪毛游泳。江青在这个问题上很苦恼，周恩来则不断吹捧江青，使江靑在政治上得到满足。在中共九大、十大期间，江青的权势不断扩张，都是经由毛泽东暗示，周恩来正式提名的。

　　陪过毛泽东在浴池旁的高官夫人，有的不一定会游泳，不过毛泽东有这么个习惯，他穿着泳衣，高官的夫人围着他，其中我随便举几个人。

　　曾志是毛的泳池伴侣，她是文革期间一度成为第四号人物陶铸的夫人，曾志和毛泽东早于北伐前在广州就已认识，算是老朋友，所以陶铸虽被打倒，曾志没有，后来一度还当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志的回忆录写到，在江西时代她曾与毛泽东、贺子珍三人同床。贺子珍曾对曾志说：“毛委员喜欢你比我多啊!”

　　朱仲丽也是毛的泳池伴侣，她是王稼祥的夫人。我初见朱仲丽时，她还没有和王稼祥结婚。当时我有个朋友叫林萍，一度是边区医院的化验师。有一天她指着一位娇小玲珑的大夫对我说：“她叫朱慧，蓝苹的好朋友。”蓝苹就是日后的江青，朱慧就是日后的朱仲丽。朱仲丽常对人说“仲丽”二字是毛泽东替她起的。毛说：“仲丽者，人中丽人也。”

　　朱仲丽写有回忆录，对于她的丈夫王稼祥文革惨死，着墨不多。十之八九都是写她与毛泽东的，她坦言她一生最崇拜和最爱的是毛泽东。

　　王光美是刘少奇夫人，同时是毛泽东的亲密泳友。她的泳装很时髦，江青一见王光美的三点装，就骂“狐狸精”。文革期间，周恩来曾承江青的旨意批示将王光美枪毙，是毛泽东保住她的。

　　五、六〇年代《人民道报》上刊有很多毛与高官夫人池边照片，当时还是相当有透明度的。

　　　　周恩来单线领导名女人

　　周恩来与女人的接触都是高度机密。周恩来由于集统战与特务的大权于一身，许多名女人，都在他的对外绝对保密的单线领导下工作，周恩来和这些女同志，辟室谈心，是无人能过问也不敢过问的。

　　周恩来在上海领导中共中央时，身边有一个女人叫黄慕兰，又名黄淑仪。她在上海地下工作时代，原与贺昌扮为夫妻，后来贺调去中央苏区，黄慕兰担任互济会(共产党专门营救被捕同志的组织)救援部长，在上海以交际花身份活跃于社交场所，由于她艳压群芳，裙下有律师，有租界的暗探，翻译官等等，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时，她最先得到消息，中共在上海的迅速转移，没有受大的影响，周恩来公开表扬过她。1955年她以叛徒、敌特的罪名被捕坐牢，有人为她曾向周恩来申诉，周说：“共产党员都要受考验的。”

　　抗战期间，有一对著名的姊妹花，姊姊叫胡楣，妹妹叫胡绣枫。我认识胡绣枫时，她是重庆社会局局长李剑华的夫人，夫妻俩都是国民党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

　　1939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潘汉年争取大汉奸李士群的合作，李过去也是共产党，中共要他合作，他提出一个条件，要求他的旧情人胡绣枫回到身边。周恩来感到为难，因为胡绣枫当时正为周恩来传递国民党的重要情报。胡绣枫的姊姊胡楣，又名关露，是三〇年代初著名的诗人、作曲家和编剧家，她也曾在上海为周恩来传递过情报。胡绣枫写信请李士群给姊姊关露一份工作，这样就替李士群与关露拉上了关系。关露以汉奸的公开身份为中共秘密工作。抗战胜利后，姊妹俩兴高采烈地到了解放区，自以为立了大功，会受到英雄式的欢迎。结果双双被捕。胡绣枫和她的丈夫李剑华被称为国民党特务，关露被称为汉奸。有一天周恩来总算让她们见了面，姊妹俩拥抱痛哭。

　　关露年轻时与周恩来身边主要助手王炳南相恋。关露被放出后，她和王炳南提出结婚，为周恩来反对。邓颖超说：“关露作过汉奸，无论是什么原因，名誉已经太坏了，她若是和炳南结婚，会对党和恩来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关露最后吞安眠药自杀，死前留下一首诗“别了，恋人”，其中有几句是：“在一切不回顾的当中你去了，去远了，到如今，已不复也再不能看见你的背影。”还有一句遗言：“我再没有什么可以贡献党了”。言词凄切。

　　抗战后期与解放战争期间，周恩来手下有一著名女将王莹，她是一位作家兼电影明星。当时金山在周领导下主持一情报网，金山原名赵默，他的哥哥赵班斧是上海市社会局长，是杜月笙和戴笠身边的红人，他们的姊夫又是国民党CC系大将潘公展。金山利用这些关系在国民党的情报网内建立中共的情报网。金山和王莹既同台演戏又成夫妻，王莹把金山获得的机密情报传递给周恩来。后来周恩来又介绍王莹与另一潜伏在白崇禧身边的谢和赓联系。抗战后期，王和谢在美国结婚。中共建政后他们回国，“大鸣大放”期间，谢和赓提出中国的中南海(专题)要和美国的白宫一样，开放给人民参观，全国各地没收的豪门巨宅也应该学美国，改建为博物馆。结果他被打成“右派”。“文革”开始后王莹也被捕，1974年三月三日死于狱中。

　　周恩来身边到底有多少个女人，永远没有人知道。周恩来时时强调保密的重要，他在一次会议中说：“保密的事非同小可，回家后，不要一时高兴就说出来。”“我老婆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对她就是不说。”邓颖超也在一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中说，她们结婚后，聚少离多，“他到哪儿去，去干啥，呆多久，从不讲。”(“人民日报”一九八二年六月三十日)

　　周恩来去了哪儿?当时的白区活动，一种是“住机关”，这种“住机关”有的男女同志假扮成夫妻;一种是单身女性专门接待高级领导的;再一种是妓院，因为妓院可以“密谈”，环境也容易控制。向忠发的小老婆就是周恩来替他从妓院中选的。周恩来的这些行为，当然可以解释为他是为了党的需要，为了工作的需要。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尙且“守口如瓶”，别人就更不易知其详了。

　　　　毛周共同的“亲人”——张文秋

　　周恩来一生，政治生活多彩多姿，他的私生活也一样多彩多姿。政治生活与私生活之间，由于周恩来长期领导地下工作，这两者之间需要相互为用，极端隐蔽。在地下工作中，男女同志临时配作一对夫妻掩护工作，很多情况下，男女同志挤在上海一个小亭子间大被同眠是常有的事：像周恩来这样的重要领导人，当时在上海有很多个“家”。

　　我在延安时，知道有位和毛泽东和周恩来关系都很深的神秘女同志张文秋，也在延安，我见过她，也认识她的第二任丈夫陈振亚，因此我了解张文秋的一些浪漫传奇的革命故事。

　　张文秋又名张一萍，她是专职性住家主妇身份的女同志。像周恩来这样重要的领导人，当年在上海的住家绝不止一处。张文秋就是周的其中一个住家的主妇。后来张文秋被共产国际情报组在上海的代表佐尔格看中，周恩来派张文秋做了佐尔格的妻子，佐尔格后来又把张文秋让给另一个德国籍助手(中文名吴照高)做临时夫人。佐尔格就是当年轰动中外的上海神秘西人案的主角。

　　张文秋在抗战时到了延安，虽是徐娘半老，依然风騒迷人。周恩来、邓颖超把她介绍给毛泽东，特别是邓颖超十分卖力，急于把张文秋推销出去。毛泽东、张文秋初见，彼此都有销魂的感觉，于是就互相亲起来了。

　　张文秋在地下工作时期，与许多著名的中外共产党人都亲过，其中周恩来是她最亲最亲的。张文秋正式结婚二次，共生三女，长女思齐，到延安后被毛泽东收为乾女儿，1949年十月十五日，即中共建政后十五天，与毛岸英结婚;其后第二女邵华(原名少华)又嫁与毛泽东的第二子毛岸青(生子毛新宇)。张文秋被称为毛泽东的双儿女亲家。

　　　周恩来有没有私生子女

　　周恩来有私生子女，这个说法很广，周恩来私生子中有一个是德国女人生的，1966年我访问西德时，曾就这个问题向德国朋友打听过，德国朋友说，周恩来在德国时，当时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到处女多男少，中国的留学生(专题)多寄宿在这样的家庭，有艳遇的很多。有的一家都是女人，来了一位中国青年作客，把他像皇帝一样侍奉。我问到五〇年代我至少见过香港(专题)两家报纸报导过周恩来在德国先后与两个德国女人同居和生育子女的事。其中还有个德国混血儿的照片，生得和周恩来一模一样，我问“是真的吗?”德国朋友很有礼貌的回答：“德国人一向很尊敬中国人，我们也听到这些事。如果是真的，我们是亲戚啦!”然后，他又补充说：“安娜?王(王炳南离婚夫人)现在东德，她也是你们贵国周总理的朋友，她对这些事最清楚。”我说：“如果是真的，周恩来在德国，可能已经儿孙满堂了。”

　　九〇年代初，有一本《叫父亲太沉重》的畅销小说，作者艾蓓小姐，中国文化圈内认识她的人很多，艾蓓的小说使人联想到她是周恩来的私生女，引起一些争论。

　　我认为艾蓓的书，基本背景是事实，问题是，她没有勇气用第一人称，忠实地写出，而是故弄玄虚，用迂回曲折的小说笔法来表达，以致很多人怀疑她的真实性。

　　早年北京的高层人士都知道，艾蓓是罗青长的女儿，而艾蓓的相貌完全不像罗青长，却像周恩来。罗青长是长期担任周恩来的保卫工作的，他与周恩来的关系和汪东兴与毛泽东的关系差不多。周恩来临终时，把罗青长叫到身边，连说了四个“托”字，“托”什么呢?

　　周恩来临终前的四个“托”字，关于此事大陆流传的有三个不同说法。

　　第一个版本是民间的传说，托罗青长好好照顾他的私生女——艾蓓，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说明周恩来晚年还有一点人情味。

　　第二个版本是，周恩来四个“托”字，不是对罗青长一个人说的，周临终前，先后对身边的人托了四件事：

　　一、“托”澄清“伍豪事件”、“伍豪”是周的化名之一，国民党曾用“伍豪”等人的名字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周恩来认为，这件事明明是假的，而毛泽东却抓住这个“假案”始终不放手，说明毛泽东准备要利用周这份材料，把周整为“叛徒”。周恩来坚持自己清白，托人澄清。

　　二、“托”“杨度事件”，民国初期杨组织“筹安会”拥护袁世凯做皇帝，虽然为人所不耻，但后来对周恩来领导的地下斗争，提出过许多重要情报，对中共贡献很大，甚至说他救过周一命。周恩来“托”人要把杨度写入中共党史。

　　三、“托”同志们照顾他的遗孀邓颖超。

　　四、“托”死后不留骨灰。

　　以上对四个“托”字的说法，如果是真的也合情理。

　　第三个版本是，罗青长自己说的，周恩来“托”他和平统一台湾(专题)。罗青长不过是周恩来身边的一个特务头子，他何德何能处理台湾问题?所以这个说法实际上是十分可笑的。

　　1994年七月六日日，罗青长在美国的儿子罗振(华荣集团总经理)向新闻记者坚决否认艾蓓是罗青长的女儿。但是他也没有说清艾蓓是不是周恩来的女儿。由于罗家是有名的特务世家，当年罗青长属于“伍豪之剑”。他的儿子的谈话，等于是一个警告，其后艾蓓这个人就消失了。罗青长儿子的否认艾蓓不是罗青长的女儿，等于反证艾蓓与罗青长的确曾受过周恩来“托”，关系是不寻常的。罗衙内的否认又等于是说“此地无银三百两”。

　　邓颖超盛宴众首长夫人

　　1960年七月，邓颖超突然在北戴河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中央众首长的夫人，除江青、叶群以外，几乎全到了。

　　邓颖超一向为人谨慎，没有周恩来的指示，邓颖超不会、也不敢有这么招摇的政治大动作的。那时正是中国三年困难，大跃进失败，全国饿死人无数的年代，毛泽东的个人威望骤跌的年代，刘少奇接班之声扶摇直上，是不是当时的周恩来也跃跃欲试呢?

　　看邓颖超北戴河盛宴高官夫人的这张名单吧：

　　王光美(刘少奇夫人)、蔡畅(李富春夫人)、张荣荣(聂荣臻夫人)、曾志(陶铸夫人)、胡明(薄一波夫人)、卓琳(邓小平夫人)、朱仲丽(王稼祥夫人)、于文兰(柯庆施夫人)、唐慕兰(张平化夫人)、余叔(曾希圣夫人)、何莲芝(董必武夫人)、林佳楣(李先念夫人)、张茜(陈毅夫人)、于若木(陈云夫人)、李培芝(任弼时夫人)、王定国(谢觉哉夫人)、杨之华(瞿秋白夫人)、刘素菲(刘澜涛夫人)、林月琴(罗荣桓夫人)、傅涯(陈赓夫人)、萧李(李井泉夫人)、王于耕(叶飞夫人)、郝志平(罗瑞卿夫人)、钟月林(宋任穷夫人)、徐明(孔原夫人)、龚彤轩(林铁夫人)、张惠芳(程子华夫人)、水静(杨尙奎夫人)、周屏(徐海东夫人)、杨刚(张经武夫人)、王新兰(萧华夫人)、萧慧纳(王任重夫人)、葛慧敏(谭震林夫人)……等七十余人。

　　这是中国政治最动荡的一年，彭德怀等刚在庐山会议上被打倒，毛泽东的威信也受到伤害，刘少奇在党内的声势正在上升，党内分制危机正在增加。邓颖超这个盛宴高层众夫人，似乎是配合他的丈夫周恩来暗示，把党从分裂的边缘挽救过来，现在要靠咱们娘儿们啦!邓颖超这个大动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中共第一代名女人中，还有几位应该提到的：

　　向警予，她是中共二大的的侯补中委和三大的中央委员，中共最早的妇女领袖，我没有见过她。她与蔡和森、彭述之的三角恋爱，早年在中共非常轰动，死于1928年，我入党时，她早已做了烈士了。

　　蔡畅，我在延安时，她是当时中共妇运的领导者。她不算太漂亮，但举止大方，待人和善，人缘很好。她是蔡和森的妹妹、李富春的夫人，曾留法，担任过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在江西苏区和延安时代，比她年长的很多中共领导人也尊称蔡畅为大姊，因为她曾为他们介绍过爱人，早年有关共产党的配给老婆之说，可能由此而来。蔡畅御夫至严，李富春风流，回家常受蔡畅罚跪。

　　孟庆树是王明的夫人，我觉得她非常美丽，身材苗条，气质高贵，是我印象中延安领导人夫人中第一号美人儿。孟庆树当时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主任，她的政治水平高，演讲很动人。她和王明站在一起，一个修长，一个矮胖，看起来有点滑稽，不喜欢王明的人，在背后常拿这事取笑。

催人泪下：毛主席子女拥有的四大"特权"！

首次揭秘：毛泽东子女拥有的四大"特权"！

　　

　　在中国，皇亲国戚一向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夫贵妻荣，父功子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但一代伟人毛泽东却迥然不同，他甘当公仆，告别官国。如果说毛泽东和他的亲属有啥“特权”，那就是比普通人要做出更大的牺牲。

　　让我们通过有关历史故事，看毛泽东的亲属有哪些“特权”：

　　

　　一是“有为革命牺牲的特权”。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出生于长沙清水塘。从小就随父母四处奔波。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敌人关进协操坪监狱，小岸英也同妈妈一同关在监狱内。杨开慧就义后，毛岸英被释放，后由党组织将他们兄弟三人送到上海。1931年4月，地下党机关遭破坏，岸英兄弟流浪街头。1936年，上海地下党只找到岸英和岸青，并将他们送到苏联学习，此间参加了苏军的大反攻。1946年，毛岸英回到延安，遵照父亲的嘱咐，去乡村劳动。建国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毛岸英参加志愿军赴朝，1950年11月25日不幸牺牲。

　　

　　二是“有饱受苦难的特权”。

　　1927年2月毛泽东一家先后到达武昌，不久杨开慧又生下第三个儿子毛岸龙。1930年，杨开慧英勇就义后，毛岸龙和大哥毛岸英、二哥毛岸青，在组织的安排下，跟着外婆，舅妈到了上海，来到叔父毛泽民、叔母钱希钧的身边，住进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大同幼稚园。1931年春上海地下党遭严重破坏，三兄弟流落上海街头，乞讨为生，受尽苦难，小岸龙不幸失踪，谁也没有再见到过他。

　　

　　三是“有被执行纪律的特权”。

　　在长征中，毛泽东的妻弟——17岁的贺敏仁，因拿老百姓近百个铜板被枪毙。1935年6月中旬，红军部队进驻藏民区。这是一个人口稀少、高山多谷、土地贫瘠的地方，部队的粮食供应发生了困难，许多部队断了粮。贺敏仁已饿了好几天了。他听说山上有座喇嘛庙，说不定那里可以找到食物。于是他一个人悄悄地上了山，在那里捡了近百个铜板，被执行纪律。后来毛泽东听说后，只说了一句：“红军就应该有铁的纪律，我们应该用红军铁的纪律来要求自己的亲人。”

　　

　　四是“有艰苦奋斗的特权”。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节衣缩食，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度难关，他七个月不吃肉，20多天没吃一粒粮。由于营养不良，他腿脚出现浮肿，硬是勒紧裤，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带领中国人民搞出原子弹来。在那是，他的子女和寻常百姓一样饿肚子，饿急了竟悄悄找警卫战士要饭吃。女儿上学，他不准用公车接送；收到礼品，他吩咐一律交公；亲友托他找工作，他一概拒绝。

　　

　　从毛泽东亲属的不同境遇，让我们看到了毛泽东人格的伟大，其伟大风范光昭日月，感天地，泣鬼神。然而，在当下一些官员却不是这样，他们以权谋私，作威作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毛泽东的伟大风范形成巨大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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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饥荒时奢侈菜谱：7大西菜17种鱼虾(图)

京港台：2016-9-13 00:41| 来源：史海钩沉 |

大饥荒期间，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吃的。中国政府甚至下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买食物，以免泄露国情。而毛泽东在实际生活中的饮食却令人吃惊。据《毛泽东遗物事典》一书披露，毛在大饥荒期间的菜谱有七大西菜，西餐中鱼虾的制作方法至少十七种。本文摘自2008年11月《炎黄春秋》，作者司马昭，原题为《关于毛泽东巨额稿酬》。 　　拍摄于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做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图源：AFP/VCG） 　　几年前，一篇关于毛泽东巨额稿酬的文章在网络中疯传，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也让一贫如洗的我眼红了很久：还是做领袖好啊，不但“面子”风光，“里子”也实惠；同时又十分感叹：难怪主席衣钵会由邓总设计师继承，原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早在1976年以前就开始实践了。 　　几年来，这篇文章就这么平安无事地流传，直至最近，也就是毛泽东主席的儿媳邵华女士去世几个月之后，才有一篇反驳和辟谣的文章出来。出来反驳和辟谣的，是毛泽东当年的管家吴连登。 　　话既然说出来，那就应该认真听，老司我一向认为，只要说的在理儿，即便说话人的身份不那么合适那也应该接受。但是，仔细拜读了这篇同样在网络上疯传的《“毛泽东亿元稿费”谣传的真相——访毛泽东管家吴连登》，我反而想起，并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那句老话：名不正，则言不顺。 　　以下为正文，共分两篇：名不正篇和言不顺篇。 　　名不正篇 　　一．吴连登不是亲历者 　　吴连登虽然以知情人的身份出现，但吴连登在文中承认“他的稿费我没有管过”。岂止没管过，从文章叙述的内容来看，吴连登甚至都很难算得上是一个“知情人”——吴连登知道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 　　吴连登：郑长秋曾给我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1972年的一天，身着军装的张玉凤坐着华沙轿车，来到中办特会室，说明主席处需要八千元钱，实际上是江青要的，而且都还要新票。郑长秋就对张玉凤说：“我们一道去银行取吧。” 　　…… 　　接着，一个电话打到了中办政治部查询有关情况，得到“不知道”的回答后，又拨通了汪东兴的秘书孙守明的电话，这才真相大白。而此时，郑长秋和张玉凤已在这家银行被客客气气地“软禁”了两个来小时。可见，当时要取出毛泽东的稿费并非易事。 　　吴连登说这个故事，是用来证明汪东兴“对稿费的管理也抓得非常紧”。这却恰恰证明吴连登所知有限。 　　吴连登身为为毛泽东的管家，按他的说法：“我给毛主席管家的那12年，主要是管他的工资和全家的开销”。就是这样一个管家，却连江青的日常支出都不知道，还要从郑长秋处听说！ 　　在该文中，吴连登亲历的部分仅占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而且都是旁枝末节，证明不了任何问题，关键内容均以“郑长秋告诉我”、“汪东兴告诉我”的形式，转述郑长秋、汪东兴的话。这种转述是缺乏说服力的，至少法庭上是不承认其有法律效力的。因为，没有任何人证，没有任何物证，也没有任何书证，可以证明汪东兴、郑长秋曾经对吴连登说过什么，或者证明吴连登在转述的时候准确无误，没有曲解汪东兴和郑长秋的原意。 　　如果汪东兴、郑长秋已经故去，吴连登的这种转述或许对历史研究还有一点点参考意义，在直接证人汪东兴、郑长秋还健在的情况下，吴连登的这种转述连一丝一毫的意义都没有。 　　如果汪东兴真的像吴连登所说的那样，认为“毛泽东亿元稿酬说”是背离事实的，那么以汪东兴的阅历及其对毛泽东的感情，不可能不意识到这种说法会对毛泽东的声誉造成伤害。况且，“毛泽东亿元稿酬说”本身就把汪东兴牵连其中。在该说法中，汪东兴不是与周恩来、张玉凤一起，是三个知情人之一吗？ 　　所以，如果“毛泽东亿元稿酬说”是造谣，那么无论于公于私，汪东兴都应该出来辟谣。可是，这么长时间了，汪东兴出来澄清过吗？没有，汪兴东一言未发。 　　二．吴连登不是当事人 　　当“毛泽东亿元稿酬说”甚嚣尘上的时候，毛泽东直系亲属、“毛泽东亿元稿酬说”中的当事人，无一站出来澄清辟谣。这包括：毛泽东女儿李敏、李讷，毛泽东的儿媳绍华将军、毛泽东孙子毛新宇博士。其中，李敏、李讷在“毛泽东亿元稿酬说”中曾接受过中办拨与的200万元购买房屋。 　　无论如何，李敏、李讷作为当事人，是不是拿了200万买房子，知道的应该比吴连登更清楚； 　　无论如何，邵华、毛新宇作为直系亲属，听到、看到的的应该比吴连登更多。 　　无论如何，如果“毛泽东亿元稿酬说”是假的，李敏、李讷、邵华、毛新宇这些当事人所受的伤害应该比吴连登更多，更直接。 　　然而，为什么这些当事人都不站出来说话？ 　　言不顺篇 　　一．“中办特会室”是唯一管理毛泽东稿费的单位吗？ 　　吴连登一直强调郑长秋是管理毛泽东稿费的人。 　　“管他稿费的，是个名叫郑长秋的同志，今年82岁了。他从1952年9月直到1986年离休，一直在中央办公厅专职负责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特别财务，叫‘中办特会室’。出纳为老红军战士钟子山，专职保存财务票据。对毛主席稿费的收入、支出及究竟有多少，他们最有发言权。他们非常准确地告诉我，到毛主席1976年9月9日逝世为止，即老人家临终前全部稿费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专题)。到1983年底，郑长秋退休前转交下任时，毛主席的全部稿费共计为157万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调了，稿费比原来多出了33万。” 　　我们姑且认为“中办特会室”曾经管理过毛泽东的稿费，也姑且认为“中办特会室”管理的稿费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毕竟我们没有亲耳听到当事人郑长秋的证词——但这并不能证明“中办特会室”就是唯一管理毛泽东稿费的单位。 　　实际上，以往关于毛泽东稿费的报道，均提到：毛泽东高达七千多万的稿费，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专题)第一党小组”的名义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而且文中特别提到：毛泽东稿费多少，以什么名义存放，当时只有周恩来、汪东兴、张玉凤三人知道。 　　我的问题有三个： 　　1.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是否曾经有一个叫做“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的户头？ 　　2.如果有，这个户头里面存放的是不是毛泽东稿酬？ 　　3.如果是，这笔费用的数字是多大？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吴连登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实际上，以吴连登当年的身份和地位，是根本没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的。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的周总理已经故去了，但汪东兴和张玉凤不是还健在吗？ 　　扯的远一点。我虽然钱不多，但至少有五个帐号，五张银行卡。不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是连傻瓜都知道的事情。 　　二．文革(专题)中毛泽东真的没有拿过稿费吗？ 　　关于这个问题，吴连登从两个角度来解释，第一个角度，是引述郑长秋的话。 　　我曾专门就这个事问过郑长秋，他非常确切地说，文革期间他所在的“中办特会室”，没有收到过毛主席的任何稿费。也就是说，在文革中，毛主席再版的所有著作，没有接受过任何的稿费。 　　如前所述，在我们不能确定“中办特会室”是唯一存放毛泽东稿费的单位的前提下，郑长秋的话证明不了任何问题。即便郑长秋讲的是实话，也只能证明“中办特会室”和郑长秋在文革期间没有收到过毛泽东的稿费，却不能证明其他单位和人员没有收到过毛泽东的稿费。 　　第二个角度，是吴连登自己的逻辑和推理。 　　有人说，在文革中全国都没有稿费了，就毛主席一人还有稿费，好像他在搞特权，以权谋私，拿了亿元稿费，这完全是弥天大谎、胡说八道。毛主席一生最痛恨腐败、反对特权。我举个例子。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全国吃的东西非常紧张。毛主席跟大家一样，好长时间里，鸡鸭鱼肉统统没有吃过。他每月吃的粮食，那时候也只有18斤粮票。他多次对我们说，我是个普通的市民，一样实行凭票、凭证供应，如布票、棉花票、糖果票、工业卷等。我们要和老百姓一样，不管有什么困难，一起共度难关。文革中既然已经明确取消了稿酬，他不会也不可能一个人搞特权，接受那样天文数字的稿费！ 　　关于这个角度，吴连登的逻辑很明白，共有两层： 　　第一层，毛主席是反对特权的，从来不搞特殊。证据是，“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毛泽东“鸡鸭鱼肉统统没有吃过”、“他每月吃的粮食，那时候也只有18斤粮票。”。 　　第二层，毛主席既然是反特权的，就肯定不会“搞特殊”拿稿费。 　　关于这种逻辑，首先，我认为，吴连登可能真的见过毛泽东吃糠咽菜，也可能真的听过毛泽东说类似“痛恨腐败、反对特权”的话，但这并不能这证明毛泽东真的就是“痛恨腐败、反对特权”，或者毛泽东就不搞特权。 　　在逻辑层面上，一个人说什么，和一个人做什么，这是两码事。对包括吴连登在内的很多人来说，毛泽东是言出必践、道德高尚的领袖；但对另外很多人来说，毛泽东却是说一套做一套、食言而肥的阴谋家。不幸的是，能够证明后者观点的毛的不良信用记录，俯拾即是、众所周知。比如，58反右。 　　在事实层面上，毛泽东也是承认过自己搞过特权的。毛泽东不是对王海容、唐闻生说过吗：“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 　　其次，吴连登用来证明“毛主席反对特权、不搞特殊”的证据从根本上就是伪证。 　　《毛泽东遗物事典》是一本由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辑、红旗出版社于1996年11月出版的“红色”读物。在这本由汪东兴、张玉凤、徐涛、吴旭君、吴连登、周福明做顾问的读物里，有这样的内容： 　　1961年4月26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订制了一份西菜、两菜汤菜谱。从保存下来的西餐菜谱来看，内容尽管谈不上十分丰富，但己比较周到的照顾到了毛泽东的饮食喜好。这份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 　　毛泽东喜欢吃鱼虾，西餐中鱼虾的制作方法也丰富多彩，而且风味独特。1961年4月制订的西餐菜谱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第94页，60年代初用的西餐菜谱，饮食起居篇） 　　1961年4月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期？按官方说法，1959年、1960年、1961年为“三年自然灾害”。按老百姓的说法，我问过一个过来人，70多岁了，他说：“61年正是最困难的时候，什么都吃不上，到63年的时候才好点呢！”。 　　吴连登自己做顾问的书打了吴连登自己的脸。自相矛盾的说法，那个是正确的？毛泽东到底在那个时期是不是真的“每月吃的粮食，那时候也只有18斤粮票”？是不是真的“鸡鸭鱼肉统统没有吃过”？ 　　幸运的是，《毛泽东遗物事典》在“饮食起居”篇“60年代初用的西餐菜谱”一章里是有物证的，这份物证以照片的形式载于《毛泽东遗物事典》第95页。这份物证，就是一份1961年4月26日毛泽东的菜单。 　　以《毛泽东遗物事典》里的事实为基础，套用吴连登的这个逻辑，我们可以这样推理：因为毛泽东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是吃鸡鸭鱼肉的，所以毛泽东是搞特权的；因为毛泽东是搞特权的，所以文革的时候他肯定会“接受那样天文数字的稿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