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圖書館找到毛澤東"7分發展2分妥協1分抗戰"原始文獻

中共建政以來，一直宣傳自己是抗戰的中流砥柱，以鞏固其建政合法性。日本學者遠藤譽教授從中國、台灣、日本的解密檔案中，挖掘出中共當年聯日聯汪反蔣的證據，研究了中共當年與日軍的往來互動活動，從而對對中共權力的來源及合法性提出質疑。其中，遠藤譽特別在台北圖書館找到了毛澤東當年“70%發展、20%妥協、10%抗戰”秘密講話的原始證據。

2015年11月，日本築波大學名譽教授、東京福祉大學教授遠藤譽撰寫的《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一書在日本出版。

作者遠藤根據她收集的中國、台灣、日本三方面資料，來論證中國國民黨軍隊抗日時，前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率領的中共與日本駐上海的特務機關-岩井公館合作打擊國民黨的史實。

書中提到了1977年台灣出版的梅良眉所作的《對日抗戰期間中共統治策略研究》第三章第四節，其中有毛澤東對八路軍的秘密指示。毛澤東在裏面提到：中日之戰對共産黨來說，是個絕好的機會。我們要實行這麽一個政策，百分之七十發展自己，百分之二十妥協，百分之十對日作戰。這個百分比在互聯網上流傳很廣。

作者遠藤在台北的國家圖書館找到了這份文件的資料。一本是《剿匪正史》，另一本是《中共黨的策略、路線》。

今年2月21日，遠藤譽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謝幼田在《中共壯大之謎》裏面提到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的講話，其中有70%、20%、10%的數字。不過謝幼田只提到了一份文件，但這份文件在什麽地方並不確定。而且這本書提到的這份文件也不在日本，在日本沒有找到。

最後，她了解到在台北的國家圖書館裏面有。所以，她就特意到台北的國家圖書館查到了這個材料。然後終于找到了這份原始資料，原來最開始的一個文獻的原件。這個當時是秘密，是極密的毛澤東的密令，而現在基本大家都知道，現在（中國）大陸的人也都知道。

遠藤譽教授在其書中透露，說這份文件的來源是曾經在八路軍第18集團軍獨立第一師楊成武部下的騎兵連擔任過書記的李法卿，他在1940年逃難的時候對外說出了毛澤東對八路軍下達的秘密指令。

遠藤譽教授在專訪中表示，關于毛澤東抗戰戰略，大家都互相抄襲，好像是事實一樣，隨便寫，不查原來最original(原版)的文件是在哪裏，沒有人徹底地查。謝幼田都沒有查到。

遠藤譽教授說，她是搞理論物理的，不查最開始的原件，她自己就不讓步。徹底調查原件，終于找到了。

有關遠藤譽教授挖掘出的毛澤東聯日聯汪反蔣的證據，請閱讀美國之音報道：美媒：抗戰中誰背叛了中華民族？重慶轟炸與紅色間諜(視頻)

中共假抗日真備戰，彭德懷發動“百團大戰”遭批

百團大戰是中共唯一的一次較大規模獨立抗日的軍隊行動，而彭德懷因發動百團大戰，卻遭到中共內部的批判，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在文革中，彭德懷被打倒，“百團大戰”也成了他“不聽毛主席指揮”的一大罪證。

《聶榮臻回憶錄》中披露，毛澤東說，百團大戰“這樣宣傳，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軍對我們力量的重新估計，使敵人集中力量來搞我們”。

中共黨媒揭露，中共“七大”前夕，1945年2至7月在延安召開的華北工作座談會，對彭德懷斷續40天的批評。彭德懷在小組會上說是“被操娘40天”，可見對其刺激之深。

《黨史天地》雜志2008年第3期刊登楊洪林的《薄一波評“百團大戰“》的文章。文中披露，在1945年華北工作座談會上，康生狗仗主勢氣勢洶洶地向彭德懷發起猛攻：“你在抗戰開始時執行的是王明路線，你不懂根據地建設的規律，不發動群衆，你組織的百團大戰，過早地暴露了我軍力量，把日軍力量大部吸引過來，幫了國民黨蔣介石的忙……”群起而效之，幾乎全場一致批判彭德懷指揮的百團大戰。

從此之後，中共沒有打過一場像樣的抗戰，而是保存實力准備奪權。

曆史學家辛灏年在《誰是新中國》一文中稱，中共自稱“領導全國人民堅持八年抗戰直至最後勝利”的曆史真相是，中共宣傳機構只能用電影、小說來表示他們是如何地用“地道戰”、“地雷戰”和“麻雀戰”打敗日本並發展壯大起來的。在中共禦制的電影“平原遊擊隊”中，那一句“鬼子來掃蕩了，八路軍進山了”的著名道白，早已將八路軍養在深山不抗日的“真景與真情”，由他們自己作出了高度的藝術概括。

彼德‧富拉基米若夫亦在他的《延安日記》中寫道：“中共部隊對目前日本掃蕩占領的行動不作抵抗，他們撤上山去，或者渡過了黃河……八路軍的隊伍（當然還有新四軍），早已停止了對侵略者的出擊和反擊。……一比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喪。八路軍方面沒有采取任何積極的軍事行動！更有甚者，軍事行動都被嚴厲地禁止了。……我們下來和戰士一起抽起煙來，他們承認說，我們得到通知，叫我們不要去動他們。上頭說，我們不去碰人家，人家也就不來碰我們。”

富拉基米若夫還寫道：“當然，中共對侵略者也消極應付，並不排除有一些戰鬥行動，但是，這種行動是有限的，而且只是被迫還擊而已，顯然同八路軍的實戰能力是不相稱的。提供給外界的有關八路軍和新四軍戰績的資料，蓄意誇大了戰果，這樣，就把准備內戰的事實掩蓋起來了。”

阿波羅網于飛報道

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爲反對特權階級嗎？ — 專訪網上“文革博物館”創辦人華新民博士（二）

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主編華新民-（記者楊青攝）

華新民：“我比較注意的是，個人的故事那是千變萬化，各人有各人的，很難一概而論。總的來說，我比較注意的是他們對‘文革’總的反思，包括對毛澤東。

我現在一直在看，尤其是清華大學的，他們出了好幾本。蒯大富本人也有，還有另外派的孫怒濤、沈如槐……也寫回憶。

還有一本叫《曆史拒絕遺忘》是孫怒濤編的，但兩派人（回憶）都有。

我比較注意在一些較大的事情上，比如說他們對毛澤東的看法。

總的看法，我現在有個觀察，在這些經曆過‘文革’的人中，‘毛粉’反而在‘造反派’頭頭當中比較多。比原來‘保守派’頭頭好像明顯多。

我分析原因是，因爲這些‘保守派’頭頭基本上都是高幹子弟，‘文革’以後他們很自然而然得到重用，所以他們不會懷念‘文革’當中的事情，只會感激後來鄧小平或者陳雲這些人對他們的重用，感謝‘改革開放’給他們帶來的機會，他們很多人都當大官了。

而‘造反派’的頭頭，其實他們出身也都挺好，能當上頭頭的，當時起碼是‘紅五類’。平民出身的多，最多是有中、下層幹部（出身）吧，所以‘文革’以後‘清理三種人’沒人保護他，很多人都倒了黴，嚴重的當時坐牢了。”

 *華新民：“造反派”頭頭回憶當年跟著毛澤東“造反”的風光，忘掉毛怎麽抛棄他們*

華新民：“他們肯定對‘文革’後複出的這些人心裏有一肚子怨氣，加上今天的社會又分化得非常嚴重，而且階級對立已經相當明顯，好像包括民間和官方都不諱言中國這種階級分化現象。以前是不許說的，現在可以說了。所以他們這些‘造反派’頭頭常常會回憶起當年跟著毛澤東造反……那其實是很短一段時間……在一、兩年時間裏‘風光’，忘掉毛澤東當年怎麽抛棄他們。這一段，我覺得他們選擇忘記掉。

 *華新民：其實“文革”是不許提“中國有特權階級”的，跟反腐敗也沒有多大關系*

華新民：“我最近就在看……我這裏可以念一段蒯大富是怎麽說的。

他說‘毛澤東實際上認爲共産黨內形成了一個特權階級，或者說是特殊的利益集團，與老百姓的利益是矛盾的。我們覺得毛澤東當時的思想精華就是這個，所以我就死追這個。我大一的時候就給中央寫信，反映農村幹部的腐敗，所以對此深有體會。我自認爲對毛澤東的這條吃得很透了，堅決相信毛澤東搞文革的目的是爲了反修防修，一心想把共産黨搞成清正廉潔的政府’。這是他的原話（笑）。

 主持人：“這麽多年來，關于在‘文革’中這麽多人失去生命，他怎麽給這些事情定位呢？”

華新民：“他基本上沒有提。他很少談到這些，當然他對清華大學武鬥當中死掉的人，也表示很誠懇的道歉，他也很後悔。但是現在，這是他的總的看法。他說‘毛澤東認爲中國有個特權階級’，還認爲 ‘這是毛澤東思想的精華’。其實‘文革’當中是不許提中國有特權階級的。

你看楊小凱的《中國向何處去》裏主要（被稱爲）‘反動觀點’的就是說，他認爲中國出現了一個特權階級。

所以我就說蒯大富他是有點美化自己——當時你跟著毛澤東造反，並不是反對特權階級，是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很不一樣的概念。因爲特權階級應該包括所有有特權的人，包括毛澤東、江青。而‘走資派’是有主義的，是思想領域裏的問題。所以，我想分析的就是這一點。”

 *華新民：可能不自覺地把今天的“階級覺悟”放到當年自己腦袋裏，心理得到一種安慰*

華新民：“當然今天因爲中國的社會矛盾很尖銳嘛，所以他們常常會……可能也是不自覺的好像産生了這種‘階級覺悟’，把今天他們這種‘階級覺悟’放到當年他自己的腦袋裏去，覺得自己當時‘造反’是很光輝的一個形象，而且也覺得自己後來坐牢好像是很悲壯的一件事。我覺得至少他心理上可以得到這樣一種安慰……這是他們現在的一種思想狀態。這就解釋爲什麽這些‘老造反派’頭頭後來成爲‘三種人’、現在很多人都是‘毛粉’。”

 主持人：“他們的這些想法、這些描述成爲文字，讓沒有經曆過‘文革’的人看，您覺得會是什麽樣的效果？”

華新民：“可能會有些誤導的效果。包括現在以爲這個毛澤東就好像真的是反腐敗的，其實‘文革’跟反腐敗是沒有多大關系的。

我舉一個例子，這也是清華一個同學指出來的。他說大概是1965年，‘文革’前了，1月份還是什麽時候，中央會議上討論、爭論‘四清’文件，裏邊講要‘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剛開始提出來，那時劉少奇不同意。劉少奇問了毛澤東一句‘這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是誰呀？你說煤炭部、冶金部誰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的當權派呀？’

結果毛澤東說了一句‘怎麽沒有啊，張霖之就是’。好，‘文革’一開始，這個話露出來了。張霖之當時是煤炭部長，因爲北京礦業學院是煤炭部領導的，就被礦業學院的學生揪去批鬥，鬥死掉了。他是個革命老幹部。

所以清華這個學生就在這裏分析，毛澤東爲什麽要發動‘文革’？他說‘你看他就是爲了跟劉少奇鬥嘴，就因爲劉少奇說了煤炭部、冶金部，他就把煤炭部的那個頭頭提了出來，說他就是走資派’。他說‘如果當時劉少奇問他冶金部、煤炭部你看有沒有走資派？也許他就說呂東就是了，因爲呂東當時是冶金部長’。他說‘這個非常隨意的。毛澤東根本就不是很嚴肅的，他很隨意就給人家扣個帽子’。他說‘你現在想想看，張霖之有什麽走資派行爲？你說他是特權階級，他哪點比毛澤東更特權？所以當時毛澤東說誰是，誰就是走資派’。我個人也這樣覺得。

 *華新民：從楊小凱大字報《中國向何處去》命運，看毛澤東始終回避提“特權階級”*

華新民：“毛澤東始終回避提‘特權階級’這個事。所以你看楊小凱的大字報出來不到一個月，周恩來、‘中央文革’的江青、康生、戚本禹一大串人全都出來表態說‘這是一個反革命大字報’。‘文革’根本不是反對特權階級，不是反對特權。

毛澤東始終避開‘特權階級’這個詞，因爲他知道，你一提特權階級，他自己也是當中的人嘛！

 還有，我想說說蒯大富，其實他一方面很崇毛，話講得非常大——‘空前的民族英雄’。但實際上你看他現在評論毛澤東從‘反右’、‘大躍進’、‘文革’當中具體的做法，實際上我覺得還是相當中肯的、正確的看法。他認爲，這些都是毛澤東沒有做對。我覺得他對毛澤東有點抽象的肯定、具體的否定。

他感情上確實對毛澤東有一份感恩的方面，確實是毛澤東把他救出來了。要不然跟著劉少奇、王光美，他肯定成了‘反革命，永世不能翻身’。這是一個方面，但我覺得他從理智上來說，其實也知道毛澤東有很多錯誤。但因爲畢竟現在毛澤東還屬于不能否定的人物，他要做一些抽象的表態，我覺得這是他現在爲什麽要采取這種‘政治正確’的做法。

另外一方面，他實際上也有很多怨氣，其實我後來也收集了他這些講話，當中有不少地方他對毛非常不滿意。

最嚴重的就是（1968年）7月27日那天（毛）把‘工宣隊’派進去，他什麽也不知道，結果發生沖突，他那一派學生打死了五個‘工宣隊’隊員。

他現在老是說‘哎呀，當時毛主席爲什麽不告訴我一下呢？我要早知道，就不會抵抗了’。”

 *華新民：從謝靜宜、王大賓回憶看毛澤東故意事先不打招呼，讓工人和學生發生沖突*

華新民：“其實現在新的資料都出來了，包括謝靜宜，當時是參與‘工宣隊’進校的一個領導人。她當時是毛主席的機要秘書。最近謝靜宜出版了一本叫《毛澤東身邊工作瑣憶》，裏邊就專門講了這個事情。說得很清楚了，毛澤東怎麽布置，就說（1968年）7月26日，毛澤東專門爲第二天‘工宣隊’怎麽進學校，毛澤東專門關照的，還告訴說是‘你們要從各個工廠抽人，這些工廠要挑‘三結合’比較好的工廠，否則你這裏還沒動，他們就知道了。所以可以很明顯的看出，毛澤東是故意要瞞著他的。

可是蒯大富一直是說‘哎呀，毛主席肯定是好像疏忽了’，忘記跟他打招呼了，所以害得他犯錯誤。其實在這一點上，謝靜宜實際上已經講清楚了，毛澤東不是什麽疏忽，沒有告訴你，他是故意不讓你知道的，要你犯錯誤。

謝靜宜這本書是 2015年出版的。其他人其實都很清楚，包括王大賓的回憶錄裏就說得很清楚。”

王大賓在“文革”中是北京地質學院‘紅衛兵’的頭頭。

華新民：“王大賓回憶錄中原話說‘毛主席始終在幕後，此次他親自安排制止清華大學的武鬥行動，目的顯然是要借此進一步讓高校學生運動退出政治舞台。事先不打招呼，工人和學生會發生沖突，可能會流血，都是毛主席事前想好、想到的。隨後就是造反派被清洗、被鎮壓。接著有一場所謂清查516運動，將我們五個頭頭一網打盡’。王大賓就看得比較清楚。”

 *華新民：蒯大富見毛澤東，要抓“黑手” 毛澤東伸手說“這個黑手就是我啊”*

主持人：“蒯大富就沒有問一下‘誰給了他和他的那一派……（華新民：他的‘團派’）打死人的權力，他到現在沒有問？’

華新民：“他沒有說。因爲我的理解，當時……這也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當時

爲什麽他跟對立派‘414’ 派要那樣不共戴天，因爲毛澤東有個指示，文化大革命是國民黨和共産黨鬥爭的繼續，所以他認爲對方就是國民黨，既然是國民黨，當然要往死裏打。所以他覺得這個‘工宣隊’是黑手。一直到7月28日第二天淩晨，他去見毛澤東的時候，還說要抓‘黑手’。毛澤東把手伸出來說‘這個黑手就是我啊。’（笑）”

 *華新民：“文革”中的蒯大富、“清華井岡山”與周恩來、“中央文革”及其它*

主持人：“很重要的一個例子。蒯大富是‘清華井岡山’嗎？

華新民：“他們‘井岡山’的曆史是這樣的，蒯大富開始建立的隊伍叫‘清華井岡山兵團’，‘井岡山紅衛兵’。後來其實清華還有一派也是反對‘工作組’的，但不像蒯大富那樣特別激進，我回過頭再講得更詳細一點。

7月末，工作組撤離了。8月8日，當時清華大學的‘反工作組派’成立了一個叫‘八八串聯會’。他們主張‘工作組的流毒還沒肅清，我們還要繼續清算工作組的問題’。

然後8月9日成立了一個‘八九串聯會’，是高幹子弟組成的，像劉濤、賀鵬飛，是劉少奇的女兒跟賀龍的兒子，他們組成‘八九串聯會’。他們就說‘工作組的問題中央已經決定了，他們撤出去了，也做過檢查了，我們現在應該集中力量鬥黑幫了’。所謂‘鬥黑幫’，就是鬥蔣南翔，工作組的問題就過去了。這是兩派很尖銳的（不同）。

但當時蒯大富是周恩來……八月就是那幾天，周跑到清華去給蒯大富平反了，說‘他們不是反革命’。但因爲‘工作組’時期對蒯大富的批判實在太深入人心，所以很多人認爲……幾乎當時清華大部分人都認爲，蒯大富確實也不應該是‘反革命’，不過這個人也沒什麽好的，也不能算是什麽好人。所以蒯大富一直擡不起頭來。

這事情一直到八月、九月份，現在看來結果是‘中央文革’在背後要叫蒯大富拉出一個隊伍來，然後周恩來就想辦法要求，後來讓蒯大富九月份成立了一個叫‘井岡山紅衛兵’，是一些很鐵杆分子，被‘工作組’整得比較最慘的一些人。這些人當時因爲‘工作組’對他們抹黑也很厲害，所以很多人不敢跟他們接近、參加他們的組織。對工作組不滿的人甯願參加那個‘八八串聯會’。

後來還是周恩來跟中央‘文革’想辦法讓‘八八串聯會’跟蒯大富他們的‘井岡山紅衛兵’合並，最後成立一個所謂‘清華井岡山兵團’，而且讓蒯大富當了主要的領導。這是當時這段曆史。

實際上到了1967年4月，這沒多久吧，不到半年就分裂了。‘井岡山兵團’裏有一部分人比較溫和，也可以說是比較保守的人，分裂出來，成立了……他們也不肯把‘井岡山’這個旗子全部給蒯大富。他們就說‘我們是清華井岡山四一四兵團’。所以大家叫‘四.一四’派。兵團總部那派還繼續跟著蒯大富，就叫‘團派’。他們當時在‘文革’中的兩派是這樣造成的。至于說原來的那個‘八九派’，因爲劉少奇被揪出來了嘛，基本上就土崩瓦解了。”

* 華新民：分析蒯大富現在還“崇毛”的兩個因素：感情因素和當今社會因素*

主持人：“剛才您從清華大學‘文革’中的‘紅衛兵’頭頭蒯大富這50年的經曆和他近期有文章、有表達，您對這事情也很注意，您覺得從蒯大富身上看到了什麽？因爲他是您的同齡人，也許您的描述就更准確。”

華新民：“他年紀跟我同年，但比我低一年級，比我晚一年進大學。

我覺得他‘崇毛’有兩個因素。一是他確實有感情方面因素，就是毛澤東確實救了他。還有一個就是社會環境因素，社會上現在‘反毛’還是屬于比較‘政治不正確’的做法。比如像畢福劍事件，很明顯。所以他要考慮在這個社會上能夠生存，他的經曆……他總歸需要抱住一根稻草吧，否則他這一輩子就什麽也沒有了。所以你看，他對毛澤東、對江青都是很有感情。到現在說到江青還說‘她是非常有能力的’。他說這種話，很多人都覺得挺奇怪。”

*華新民：蒯大富1971年被抓，毛澤東、江青沒救他，“文革”後蒯被判刑17年*

主持人：“您作爲和他同齡人，覺得你們的心靈道路，有些什麽主要的不同？”

華新民：“他是一個‘頭頭’，我本人在‘文革’當中是非常邊緣化的一個群衆。所以這方面我跟他沒有什麽同感。

但是另一方面，我覺得他對毛澤東也有很多怨言。

也有人問他‘你作爲5.16（分子），1971年就被抓，關起來隔離審查，一直到毛澤東死。那五、六年時間，江青也在掌權，毛澤東也在，他們怎麽沒救你？’蒯大富也說不上來，他說‘我那時候寫了多少信，誰也沒有理我。反而遲群對我變本加厲迫害’。

他把矛頭、把所有的事都怪到遲群頭上，因爲遲群後來是清華大學工宣隊、軍宣隊的頭，實際掌權人。當時清華大學主要的兩個領導人，一個遲群，一個謝靜宜，他連謝靜宜都很少提，因爲他知道謝靜宜是毛主席派來的。他對謝靜宜幾乎不提，不埋怨。他埋怨的就是遲群，有時候會埋怨到謝富治跟吳德。因爲謝富治、吳德當時是北京市革委會的頭，他就埋怨這些人。”

主持人：“蒯大富實際坐了多少年監獄？”

華新民：“他大概是1981年還是1982年被判刑，判17年。從什麽時候開始算起呢，是從大概1970還是1971年算起，所以他到1987還是1988年時就被放出來了。基本是坐滿的。

這裏有這麽一個曆史細節。他實際畢業是1968年、1969年吧，畢業時還分配到甯夏青銅峽鋁廠。他剛去時還算正常，頭銜還沒去掉，是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委員還是什麽，即使去了甯夏，這個頭銜還在。

到1970、1971年時，開始抓‘5.16’了。開始也不覺得他跟‘5.16 ’有什麽關系。那年北京市還通知他到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開會。他回去，就被遲群隔離起來了。從那個時候開始算起，就算是他的刑期了。盡管這一段實際上他有點被 ‘半隔離’，開始在學校隔離審查。過了一段時間，林彪也垮台了。抓‘五.一六’這件事好像也淡化起來。然後讓他到北京市郊的‘東方紅石化廠’勞動。

他真正被抓起來、關起來、坐牢是‘文革’以後。1981年還是1982年，他真的是上法庭了，就算‘審判四人幫’完了，判這些‘四人幫’爪牙了，那時候才輪到他。是真正的送到青海一個很偏遠的勞改農場去，不過他說他在那個農場也還算自由，除了不能出外之外，學習啊，做事啊，勞動啊，好像對他待遇也還可以。”

*華新民：蒯大富除對毛有很矛盾的說法外，跟“老五屆”大學生想法沒有很大不同*

主持人：“從蒯大富近期的文章裏看得出來他對普世價值有什麽態度？或者是普世價值的觀點，他蒙著了什麽影響？還是仍然在他自己原來的那個價值範圍內？”

華新民：“我覺得他除了對毛澤東有那些很矛盾的說法外，其它方面跟我們好多‘老五屆’大學生想法沒有很大不同。

比如，他說他爲什麽能夠考上清華，說那時候他在江蘇農村，就是因爲‘反右派’，把那些能幹的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後來弄到我們中學裏來教書，所以他們的書教得特別好。我之所以後來考上清華，我走了以後再也沒有人考上過清華’。這說明他心裏很明白嘛！‘反右運動’就是專門整那些有文化、有知識的人嘛！這一點，我想跟現在我們很多人都有共識。

所以我說蒯大富對毛澤東有些抽象的肯定，具體的否定，他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很清楚，知道哪個對，哪個錯。但是一到毛澤東那上面……我說他有兩方面原因，一個就是感情原因，另外一個就是社會環境造成他必須要說那些‘崇毛’的話。否則……因爲他後來爲了在深圳落戶，也有很多困難。上邊對他的言行還是很注意的，所以他必須要表現一下。

比如說，他要在深圳落戶口……他開始在北京落戶時，王光美就出來幹涉，堅決不許他在北京落戶。”

主持人：“（因爲“文革”時）他跟著毛澤東當時的風向去反劉少奇，是嗎？

華新民：“是啊。（要在北京落戶）那是後來改革開放，他從監牢裏出來了。”

*華新民：今天的中國跟 “文革”的中國在政治結構上沒有什麽大的差別*

主持人：“您覺得在蒯大富現在這些文章中，言不由衷逢迎社會風氣爲主，還是他的確是在那個圈子裏，也出不來？”

華新民：“我很難了解他的內心。但是我覺得兩個原因，到底哪個重，哪個輕，很難說。”

主持人：“那您怎麽看這個現象？半個世紀過去了，經曆過‘文革’的中國人以蒯大富爲例，在‘文革’中活躍的人是現在這個狀態，您覺得他和‘文革’有什麽關系？和今天的中國有什麽關系？”

華新民：“跟‘文革’的關系就是……實際上我覺得從某個意義上來說，今天的中國，跟‘文革’的中國在政治結構上沒有什麽大的差別。還是一個黨領導，一黨執政。還是不允許你有什麽批評，這個結構沒什麽差別。所以他們可以很理直氣壯地說‘我們當時也是反對這個’。

我覺得他們實際上是有點過于美化自己，替自己貼金了。但是，這個現實也給了他一個理由吧。”

*華新民：“老五屆”楊繼繩的思想在我們同齡人中的認同就更多一點*

主持人：“您剛才舉了蒯大富這個例子，是您同齡的‘老五屆’中的人，而且近期您覺得‘老五屆’人回憶‘文革’的漸漸多起來了，其他‘老五屆’的人，他們是什麽狀態？其中有什麽主要的思想、看法……他們既是當年‘文革’的親曆者，又是當今中國飽經滄桑、很多事情都經過、見過的人，而且是有知識的人、是當年學習好的，叫‘知識精英’也可以，他們現在對待‘文革’是什麽狀態？”

華新民：“現在應該說是很多元化的了。 而且我覺得像蒯大富這樣思想的人，實際上可以說在這些‘造反派’頭頭當中可能比較多一點，包括韓愛晶實際也是這個樣子。

韓愛晶在‘文革’中是北京航空學院的學生‘紅衛兵’的頭頭。

華新民：“但是從‘老五屆’整體來講，他們應當屬于相當少的少數。那麽，普遍的現在什麽都有。

華新民：“比如說，我還舉一個例子。楊繼繩，也是我們‘老五屆’的。‘文革’的時候他是畢業班，但就是‘文革’把他卡在學校裏了，沒有畢業出去。他比我們可能高一、兩年級。”

主持人：“楊繼繩‘文革’的時候是清華大學的學生。”

華新民：“他的思想……我想我們同齡人中對他的認同就更多一點。”

*華新民：楊繼繩對毛和劉不同路線的看法和清華同學趙繼群的不同意見*

主持人：“是不是楊繼繩也說‘毛澤東就爲了理想化、爲了平均、爲了平等……是不是他有這個說法呢？”

華新民：“是有。他確實是說過這樣的話，是最近我剛收集到的。讓我找一下。楊繼繩說，他不同意‘文化革命’純粹是一場權力鬥爭。他說‘文革的根源是因爲毛澤東跟劉少奇在政治路線上……也就是在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上有嚴重分歧，而且各自形成了一支隊伍’。當然，我覺得他盡管是這麽說，但是他還是傾向于認爲劉少奇是對的。

他具體說‘在什麽條件下從新民主 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過渡的速度是穩一點，還是快一點，毛和劉是不同的。劉少奇提出鞏固新民主義的秩序，而且經過一段時間發展資本主義，提高了社會經濟水平以後，再搞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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