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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阴阳辩证法批判/特朗普革命与中国政治危机/密约/苏联人信仰崩溃原因/王芳回忆江青
發佈時間: 3/2/2017 10:30:01 PM 被閲覽數: 139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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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多集视频)


本帖最后由 casper 于 2017-2-26 18:11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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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特朗普革命与中国的政治危机




2017年2月27日



     特朗普革命正在给美国带来一场可以说是自美国内战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尽管特朗普有可能在任期前被赶下台,但并不等于美国的政治危机会因此结束,这是因为特朗普革命本身是这一轮全球化的产物。在国内方面,这一轮全球化导致了美国精英与白人中下层的空前对立,而他们的政治能量在美国仍是最大的。全球化在国际方面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中国经济崛起,成为全球经济主要增长动力,造成世界经济对中国的严重依赖。
    
     特朗普不仅看到了这两个后果,而且看到了这两者之间存在重要联系。他对内煽动美国蓝领,对外以中国为敌,绝非偶然。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崛起,与两个重大决策有关,一是借美国巨大的市场容量,全面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这一点容易看到,不易看到的是中国创建了全新的国家信用机制,也就是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不仅以出口顺差作为对内货币增发的主要机制,同时用大量美元购买美国国债。这两个决策借美元是全球货币,美债决定全球资本成本这两个杠杆,为全球化提供了巨大的融资支持,让全球资本精英大发横财,而这些“快钱”也严重地腐蚀了美国和各国政治精英,导致了普遍的贫富分化。更深刻的是,中国庞大而腐败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在新的技术革命支持下,全面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生态,颠覆了西方主流的贸易和货币理论。  
                       
     正如有人指出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并非如西方主流贸易理论所预期的,会导致一种“双赢”和“多赢”格局,而是导致了一种美中“双输”和“世界多输”的政治格局,也就是形成了被金钱严重腐蚀的精英阶层与底层社会在各国的普遍对立。这正是美国发生特朗普革命的根本原因,也是今日中国政治危机乃至各国政治危机的根本原因。
    
    被金钱严重腐蚀的精英阶层与底层社会的尖锐对立,为民粹主义提供了肥沃土壤。有野心的政治领袖要获得权力,甚至为保住权力,就必须玩民粹,要向精英全面开战。而向精英全面开战,必然会导致政治危机,引发政治革命。这个逻辑在美国如此,在中国乃至各国都不能例外,只不过国情不同,体制不同,危机和革命的形态和过程会很不同。穆迪搞“无现金”社会,就是印度版的危机和革命形式。
    
    在美国,特朗普与精英的恶斗已近白热化。这不仅变现为他与主流媒体的战争公开升级,更表现为总统与情报体系史无前例的互不信任,表现为体制内反特朗普人士违法泄密大量发生。在中国,则不仅表现为习近平对官僚体系和知识阶层的空前高压,更表现为对权贵精英的整肃全面升级。肖建华事件就是一个重要信号。
    
    由于美国坚实的宪政和法治传统,我同意奥巴马说的,美国最终会OK,但特朗普革命对中国的政治危机意味着什么?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中国会不会OK,世界会不会OK?
    
    有人认为,美国政治危机正在给中国取代美国、领导世界带来机会。事实是,眼下美国精英最担心的不是这个,而是中国经济能否稳住。美国新财长访华就与此事密切相关,而这个担心正在成为现实。
    
    习近平找不到改革出路,他发现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滥发货币,换取时间。由于世界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更由于美国深陷政治危机,中国滥发货币仍有空间,但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风险极大,后果严重。失去了外贸巨额顺差,中国唯一的选择就是土地财政这个货币增发机制。有报道说,2017年各省计划的投资规模已超过40万亿。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这不仅会增加中国革命的风险,而且有可能在世界引发类似上世纪初革命与战争的恶性循环。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阴阳辩证法批判/文鸣




2017年2月26日


    
    作者:文鸣
       
                       剔除辩证法,才能民主。乌克兰等地的阴阳鱼或太极图已经存在了大约5000年,阴阳鱼是乌克兰的一个文化标志。后来,该地区放弃了丛林唯物主义的阴阳辩证法,接受了希腊文化和基督教,以十诫为基础构建了社会的正义基础和道德底线,从而为东欧社会消除共产主义的弱肉强食的唯物辩证法奠定了基础。东欧社会消除辩证法后,终于民主了。
    
    中国文化中的阴阳鱼或太极图的出现,不到2千年的历史。从河图、洛书到《易经》对阴阳符号娴熟应用,到今天有三千多年。孔子云:“一阴一阳谓之道”,这相当于辩证法的“两点论”即对立统一论。然而中国文化此后一直未中断,未改弦易辙,也就是说,丛林唯物主义的弱肉强食的阴阳辩证法一直传承了下来,在民国的时候,本来可以通过彻底消灭中医来中绝这个辩证法的传承,可惜蒋介石缺乏决断力。孔子作《易经·系辞下传》亦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这里的生、位、仁、财、正、义,不都是为了保护帝王的权位即王道,王道也被称为人道。据毛泽东护士孟锦云回忆,毛说过:“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天人感应’,吉有吉兆,凶有凶兆。”毛不仅复兴了中医,还把阴阳辩证法升级唯物辩证法,使中国人的思维永远沉沦在酱缸中难以科学民主。
    
    一,阴阳辩证法的不完全归纳推理的结论不是真理
    
    随便在网上搜索“阴阳辩证法”,就会看到:“伏羲八卦图告诉了我们一个宇宙最基本的秘密,阴阳是构成宇宙万事万物最基本的元素。天底下的变化就是一个阴一个阳。白天是阳,晚上是阴。天是阳,地是阴。大拇指是阳,那阴呢?四个手指头就叫阴。阳为正,阴为辅;阳为扩张,阴为收缩;阳为奇数,阴为偶数······”阴阳学说认为,阴阳合万物生,阴阳散万物亡。易中天说:“世间一切事物,都有阴阳······”他举了很多例子,然后说,“归根结底,由阴与阳这两个选项构成(万事万物)。
    
    http://mp.weixin.qq.com/s/jevC7DNTO818bOlBFQsdGg
    
    也就是说,万物都由阴阳构成,都包括阴阳2个方面。易中天的说法就是中医思维。《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即万物的本源),万物之纲纪(万都都须分阴阳),变化之父母(阴阳交配生后代),生杀之本始(生死由阴阴决定),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这一段排比句仿佛战斗宣言,旗帜鲜明地的表明“阴阳”理论不仅是中医的根本,也是宇宙万物的总规律。
    
    原子论认为,万物由原子构成,与阴阳无关。原子由原子核和绕核运动的电子组成。原子核又由质子和中子构成。质子带阳电、中子不带电;原子核由阳粒子和中性粒子构成,阴阳构成规律不成立。
    
    中国古人或中国当代人在使用归纳思维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不完全归纳推理的结论是或然的,并没有必然性。中国古人或易中天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阴阳,属于不完全归纳,得出的结论只是一种可能性。可是,中国人却把其结论视为天经地义的天理,真是愚蠢。
    
    这种不完全归纳推理到了毛那里便达到了错误的顶峰:“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好,敌人反对腐败,我们就要腐败;敌人拥护科学,我们就要反对科学。
    
    二,阴阳辩证法混淆了实体概念与属性概念
    
    中国文化讲了“阴阳”的许多性质,无非是属性(程度)上的区别罢了,“大小”是体积上的区别,“高低”是高度上的区别,“多少”是数量上区别,“强弱”是能量上的区别······易中天把事物的表象“阴、阳”等属性混同于日月、男女等实体,犯了实体概念与属性概念相互混同的错误,这是是原始人才会闹出来的毛病。易中天说:男人阳刚,女人阴柔。由阴阳构成的男人为什么被称为阳?他的阴呢?由阴阳构成的女人为什么被称为阴,她的阳呢?最荒唐的是,易中天又说:“同为山,山北是阴,山南就是阳。”山北、山南仅仅是方位不同,山的“阴、阳”不过是外来的阳光的有无,“阴、阳”不是山这个事物固有的本质属性,是人的意识附加上去的。“山北是阴”是北半球的现象,在南半球,“山北是阳”了,在赤道附近,“山北是阴,山南就是阳”也是错误的。
    
    三,阴阳辩证法的“二分法”违背了形式逻辑的划分规则
    
    根据形式逻辑的划分规则要求,那就是被划分的对象必须处在同一个范畴之内,并且能够按照同一标准不余子项地进行一次性划分。不在同一范畴,且不能进行一次性划分的两类事物之间,不能进行“二分法”的相对性构造。“阴阳”邪说的错误就在于它超越“同一范畴”,并违背了划分的逻辑规则要求。比如,它把“天”规定为阳,把“地”规定为阴;把“火”规定为阳,把“水”规定为阴;把“北方”规定为阳,“南方”规定为阴;把“太阳”规定为阳,把“月亮”规定为阴;在药味中,把“辛、甘”规定为阳,把“酸、苦”规定为阴;在人体中,把“背”规定为阳,把“腹”规定为阴······;都不是在同一个范畴做的。而且,都不能满足“二分法”的划分规则要求。
    
    众所周知,“天”属于宇宙范畴,“地”只是宇宙中的一个星球。与“地”相类似的还有水星、金星、火星、土星、恒星和恒星系。如此复杂多样的天体,怎么可以把“地”与宇宙“天”构成一对“阴阳”关系?
    
    现代人都知道,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围绕着它有8大行星(冥王星已被开除),地球只是其中之一;各行星至少共拥有165颗卫星,月球平平凡凡只是其中之一,月球并不发光;此外尚有数以亿计的太阳系各种小天体。这样的格局,把月球拎出来和太阳进行阴阳的比较,显然是无比荒谬的事。“日为阳月为阴”的理论在实践中无任何意义。同样道理,把“火”规定为阳,“水”规定为阴,也是错误的。“火”是能量释放过程的一种外在表现,“水”则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他们属于不同的范畴。因此,正如“猪”和“牛”不能构成相对关系一样,“水”和“火”也不能构成相对关系。
    
    四,阴阳辩证法就是骗术
    
    孔子作《易·系辞上传》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者,一分为二也”;是原始人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指日光的向背——朝向日光为阳,背向日光为阴。《诗经》里的阴阳,乃是指日光的有无。可见,阴阳不过是阳光的无和有。无阳光的一面是阴(山北为阴)和有阳光的一面是阳(山南为阳)。阳光源于太阳,因此,地球朝向太阳的时间称为白昼属阳;地球背向太阳的时间称为黑夜属阴。同理,(阳光射入)气受热称阳气,(无阳光射入)气受冷称阴气。这些例子都表明,阴阳是事物的外在的临时的附加的属性,不是事物的固有的属性。白昼黑夜不是地球固有的,而是太阳照射的结果。气的阴阳不是气的固有的属性,而是外来的热源造成的,阳光射入、煤炭柴火等物质燃烧,都会造成气体膨胀的阳气现象。气的膨胀(阳)或收缩(阴)是事物的热胀冷缩规律的结果,即热量或能量作用的结果。热胀冷缩并非绝对规律,水遇冷结冰反而膨胀。气膨胀(阳)或收缩(阴),气的本质结构并未变化,阳气、阴气还是一回事,所以,把气分为阴气、阳气,显然是自欺欺人而已。
    
    中国古代哲人认为,构成宇宙万物的本原是气,气分化为对立的阴阳二气,相互作用,交感合和,产生了宇宙万物。如《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
    
    在古希腊的米利都学派,公元前585~前525年的阿那克西美尼说:气是万物的本原。灵魂是气,气生万物。从中可以看出:“气生万物”不是中国人的独创。西方提出类似哲学更早且更好。此外,古希腊还有“水生万物”“火生万物”等一系列学说。这些都是古人的臆测而已,遗憾的是,许多中国人却拜古成癖。
    
    同样,中国文化把水视为阴也是胡说八道。中国的阴阳学说认为膨胀向上的性质属于阳;水升发为水蒸汽,水蒸汽向四面八方扩散,这膨胀的性质属于阳;水蒸汽遇冷收缩成雨水落到地面,这收缩的性质属于阴。可见,中国文化认为水属于阴就是自相矛盾了。事实是,水的阴阳只是水的物理性质,是一种外在的临时的附加的属性;水的化学性质才是水固有的性质,H2O是水的结构成分即分子式,分子式里无阴阳。可见,由氢氧元素组成的水与阴阳无关。
    
    由此可以断定,中国人由事物的表象所弄出的阴阳学说就是骗术。
    
    五,阴阳辩证法阻止了科学的出现
    
    阴阳辩证法违背了形式逻辑,不尊重事实,凭信主观臆断,导致愚蠢愚昧的结果是很自然的。杨振宁先生在2004年9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演讲中鲜明提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易经》的思维模式有两大明显的缺陷。一是宣扬神秘主义,二是美其名曰整体思维,其实是笼统思维。没有进行具体分析,就要去“辩证”地综合,不过是哄人而已。荀子在《天论》中对陨石雨的解释:“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但实际上什么没有说清。在古代典籍中,这样的例子枚不胜举。凡是讲不清所以然的复杂问题,统统都用“阴阳”来解释。如在解释电的起因时,就说阴阳相激而为电;在解释地震的起因时,《国语》说是“阳伏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引起的。如关于磁铁石吸铁的原因,宋代人陈显微说:“磁石吸铁,······皆阴阳相感、隔碍相通之理。岂能测其端倪哉?”关于火药成分硝石、硫黄、木炭的性能,古人也把他们分到阴阳两类物质中去。如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就说:“凡火药以硝石硫黄为主,草木灰为辅。硝性至阴,硫性至阳,一阴一阳,两物相遇于无隙或容器之中。其出也······魂散惊而魄齑粉”,这样解释对探究一些具体的自然现象是毫无用处的。
    
    “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本是出于制约皇权的政治目的,而生造出来的一套理论。邹衍见儒家仁术不为帝王所重,遂编了一套关于阴阳五行的说法。“阴阳五行”,他自己都不相信,却以此来忽悠君王们,结果失败了。汉朝的董仲舒编造了“天人合一”、上天以灾变谴责天子的理论,结果被汉武帝关进了大牢。最早把董仲舒等人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理论照搬过去的中医典籍,是著名的《黄帝内经》(该书很多词句照抄《史记》,可知其成书时间,当在西汉中后期)。这种照搬,可以说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场大灾难。本来,董仲舒并不是什么科学家,更不是什么医学家。他说什么人有366个关节,对应天一年有366天;人有12个大关节,对应天一年有12个月;人有五脏,对应天有五行;人有四肢,对应天有四季;人眼有开合,对应天有昼夜······这些东西,显然是牵强附会,没有任何科学依据。《黄帝内经》大量照抄了这些说法(如《灵枢·邪客》一节)。因为中医的理论来自政治理论,所以,《黄帝内经》说,最好的医生不是职业大夫,而是“圣人”。中医“经典”简直是马屁精!
    
    哲学不能直接进入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有自己的理论。比如电学中,不能直接用阴阳五行,而是用伏特。一个学科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就还绑架在别的学科中,这是混血儿。中医没有自己的理论,直接把哲学的阴阳五行搬进中医殿堂。中医以阴阳五行的理论为基础,把人的疾病看成是阴阳五行变化引起的。中医的诊断是把脉,其次是望闻问切,再也没有别的手段。望闻问切都是大夫感性的认识,不是逻辑思维的理性认识,所以是骗人的。
    
    阴阳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就是“道法自然”。“道法自然”不仅实然状态的真假问题,而且是应然状态的好坏问题。在“法自然”派看来,一个物质若是“自然”的产物,就是好的、有价值的,如何首乌;一个物质若不是“自然”的产物,就是坏的、无价值的,如转基因大豆。其实,何首乌伤肝伤肾,愚昧的中国人偏要服用之,因为祖先用过并说好;转基因大豆对一切动物和人都无害,愚昧的中国人偏要说有毒,他们没有受害人的证据,就靠大肆造谣骗人。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中国人对形式逻辑一无所知。当逻辑充实了中国人的大脑的时候,“道法自然”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就自然灭亡了。 [博讯来稿]




苏联人信仰崩溃的三大原因



作者:徐贲

 徐贲。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外文系,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
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Democracy(1999)、《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1996)、《文化批评往何处去》(1998)、《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2008)等。
摘要
教育片里说,苏联亡党亡国,祸起戈尔巴乔夫的国际政治新思维。但在戈氏上台之前有一个笑话早已流行:社会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商定要见一面,社会主义者过了约会时间才到,“对不起,我去排队买香肠来着。”“什么是排队?”资本主义者问;“什么是香肠?”共产主义者问。看起来,“祸根”应该早已在民间就生出了。
前苏联的政权崩溃是从信仰的丢失、颓败和瓦解开始的。信仰破败的原因不是来自外部,而来自信仰体系与现实的脱离,以及它本身内部的矛盾和乖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此会被其他信仰所代替,事实上,在强制力作用下,就算它的空洞和荒诞已经暴露无遗,人们还是会认真地互相欺骗、假装相信它依然是未来的希望。
然而,大多数人能感觉到空洞和荒诞,足以让这个信仰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神话的”笑话”。笑话的实质是”乖讹”,康德为乖讹提供了清楚的说明——”在所有引人发笑的事情里,一定有荒诞的东西”。
苏联人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对灌输于他们的信仰得到满意的理解,他们怀疑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和正当性也就不可避免。
一 领袖的罪行
苏联人对信仰发生动摇,可以追溯到苏共20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报告披露斯大林统治的残暴和黑暗,对后代苏联人尤其是1960年代成年的苏联人和东欧人有着长久的唤醒效应。正如一位过来人所说,”犹如头部被榔头猛击了一下”。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科胡特(”77宪章”发起者之一)曾经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28岁时知道了秘密报告,觉得”再也没有安全感,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他”整夜地哭泣”。
一下子失去了上帝一般的领袖,这简直是一场空前的灾难,许多人陷入极度的精神恐慌,齐泽克对此写道,赫鲁晓夫的讲话”摇动了绝对权威的领导教条,程度达到令所有的政治精英们都陷入了暂时性崩溃,十几名忠诚的斯大林追随者变得失常,甚至需要医疗救护。其中,波兰共产党的强硬派总书记贝鲁特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斯大林主义的模范作家法捷耶夫亦在数天后开枪自杀。”
这是最初发生的意识形态幻灭,也是苏联人信仰危机的第一重。第一重信仰危机主要是由领袖人物的错误、失败和暴行造成的幻灭感,领袖人物的专制暴虐、滥杀无辜、出尔反尔、阴险毒辣、淫乱、迫害狂、言而无信会让人们普遍感觉到错愕、惊慌和恐惧,也使他们陷入被出卖和背叛的痛苦绝望之中。以马克思主义名义进行统治的领导人,他们的人格缺陷和道德败坏使得马克思主义事业失去了民心,毁掉了它的正当性。想读更多此类精彩文章请加微信:qss7909。
赫鲁晓夫对秘密报告的后果显然估计不足。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里记叙,匈牙利党的首脑拉科西听了报告后对安德罗波夫说:”你们不能这么做,不能这么着急。你们党代会里发生的是一场灾难。我不知道它会在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里带来什么。”拉科西预感到的就是一场信仰危机的灾难。一旦领袖的丑事被披露,便犹如精灵被放出瓶子,再也不可能重新关进去,再也不可能”消除不良影响”。勃烈日涅夫时期的”再斯大林化”也终究不可能消除秘密报告的长久影响。虽然赫鲁晓夫后来试图用允诺20年实现共产主义来补救信仰损害,但始终无效,苏联从此进入漫长的停滞、朽化直至病入膏肓的过程,意识形态越来越丧失民心,整个官僚体制也因为丧失信仰而陷入金钱崇拜和拥权自肥的腐败泥淖。
第一重信仰幻灭很难长久停留在只是对少数领袖的失望层次上,因为它迟早会引起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体制中会涌现这么多自私贪婪、穷凶极恶、寡廉鲜耻的虐待狂人物?不是个别,而是一批又一批。早在政权初期,以正直清廉著称的捷尔任斯基(契卡创始人)就已经察觉到,”契卡”是一个需要恶棍也生产恶棍的体制。捷尔任斯基说,为契卡工作的只有两种人,”圣人和恶棍,不过现在圣人已经离我而去,剩下的只有恶棍了”,”契卡的工作吸引的是一些腐败或根本就是罪犯的家伙。不管一个人看上去多么正直,心地如何纯净,只要在契卡工作,就会现出原形。”
曾担任俄国总统特别助理的沃克戈洛夫说,1930年代中期苏联政治警察军官里只有两种类型的人,”冷酷无情的犬儒和丧失了良心的虐待狂”。
前苏联间谍霍赫洛夫回忆道,他负责招募新手时,上司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运或天性受过伤的人——那些性格丑陋、有自卑情结、嗜权、有影响欲但又屡遭挫折和不顺利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虽不至于受冻饿之苦,但却因贫困而感到羞辱的人。这样的人会因为从属于一个影响大、有权力的组织而获得优越感。他们会在一生中第一次尝到自己很重要的甜头,因而死心塌地地与权力结为一体。”
其他人员的提拔也是一样,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写道,”官方不断强调要粉碎人民的敌人,唤醒了人性中最卑鄙的本能。告密者受到表彰,成为青年人的楷模,他们不仅经济上有好处,还能得到升迁。”
二 高尚的理想与阴暗的现实
秘密警察的恐怖统治使得无数苏联人,包括苏维埃的支持者和同路人成为血腥镇压的受害者。苦难是最好的清醒剂,也是最好的现实教育。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使越来越多人对制度的道义性和正当性产生疑问。进行残酷统治的是一个暴力制度,一部由那些特别暴戾、残忍、冷酷的人开动和维护的斗争绞肉机。崇尚暴力的人们一旦开创、建立了一个他们想要的制度,这个制度便会自动挑选与其一致,会不择手段保证它不断维持统治的帮凶和投效者。这便是暴力制度的自我再生和延续机制。
开创者与继承者的传承关系是在制度的同质延续中建立的,民众对这些人的失望因此也就自然会成为对这个制度的失望。美国历史学家艾米·奈特指出,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狠毒人物,然而,”以为贝利亚是苏联制度的例外,那就太不了解斯大林时期苏联制度的本质了”。捷克作家哈卢比说,”每个国家都存在少量会成为罪犯的人。在极权专制国家,这样的人机会最好。他们不仅有机会得以发达,而且有机会为服务于伟大事业感到自豪。”贝利亚官运亨通是因为斯大林赏识他,斯大林这样的领袖才需要贝利亚这样的副手。奈特写道:”斯大林和他的副手们做决定都根本不考虑苏联人民。让这些统治者集合到一起的是,他们都极端鄙视个体的人,都毫不心软地残害人民。”
一个制度与它的领导人和主要运作者的素质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这些人的邪恶一定会对体制的可信度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造成第二重信仰危机的,是高尚理想与阴暗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苏联史专家霍兰德指出,”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社会正义、造就群体意识、建立公民与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把群众当作能够做抉择的负责成年人。”但是,苏联社会里充满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和迫害政治异己的暴行,毫无正义可言。人们生活在害怕被出卖和背叛的恐惧之中,彼此或与领导之间充满了猜疑和敌意,难有信任。政府更是对民众颐指气使,把他们当成弱智来对待。强权统治”背弃了所有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道义理想,而代之以一个无处不在的、无以复加的谎言体制”。波兰诗人亚历山大?瓦特曾是一位党员,他之所以对共产主义幻灭,就是因为痛恨其已经变成谎言,他说,”失去自由、遭受暴政、饥饿,如果这些不是被谎称为自由、正义、幸福生活,会更加容易忍受一些。”
坏事本来就够坏了,把坏事谎称为好事,那就更坏了,更让人怀疑和不相信谎言的宣传。苏联哲学家康恩指出,理想与实践的严重不符是苏联人厌弃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造成帝国崩溃的原因包括苏联人的心理危机。这种危机从1970年代就已经缠上了苏联社会,1980年代终于将它拖跨。冷漠、犬儒主义、酗酒……都是苏联崩溃的因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无法兑现承诺,因为它的设计师低估了社会愤怒的程度,自从意识形态神话破产后,这种愤怒便已在人民中间蔓延开来。”
三 信仰与伪信仰
第三重信仰危机,来自人们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本身有缺陷,并无法通过自身来克服。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家吉拉斯指出,共产主义失败是”自我毁灭”的结果,而不是被外力摧毁的,”共产主义观念本身就包含了后来崩溃的种子。这个结果早已在共产主义观念里等着发生了。共产主义是被它自己而不是别人杀死的。它自己慢慢烂掉了……让人们看清不过是一个彻底平庸、极端简单化的理想。这样的理想也许能激励我们去牺牲,有高尚的行为,但也是灵魂的鸦片,令人神智不清。随着这个理想所助长的丑恶现实日益清楚地暴露在人们面前,它也就干枯死亡了。”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斯大林主义实践不是矛盾冲突的,而是一致的。然而,共产主义信仰被苏联人抛弃,要为之担负责任的不仅仅是斯大林或贝利亚的个人暴行,甚至也不是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而是共产主义本身。用哈卢比的话说,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最重要的纽带便是二者都”信奉无情残害的阶级斗争”。霍兰德对阶级斗争有类似的看法:”相信无处不在、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让(马克思主义者)丧失了对道义的敏感,也为在无须运用暴力的社会体制中大肆滥用暴力提供了合法性”。一位前匈牙利秘密警察高级领导反思道,苏联共产主义比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更邪乎,因为”它欺骗地利用了人类最高尚的理想,而纳粹则毕竟还未如此”。英国作家、政治评论员琼斯认为,就政治暴力而言,全世界其他国家没有一个比得上苏联,”其他国家没有像苏联这么自我伤害的,杀了这么多自己国家的人民”。
苏联当然并非是唯一如此的国家,其他国家也发生过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来推行的迫害和杀戮,它的对象不仅是”敌人”,而且也包括”自己人”-——同志、战友,甚至连领袖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也概不能免。乔治·奥威尔在讨论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时认为,曾经是共产党员的凯斯特勒对”革命”就经受了这样的幻灭,”革命本身就是个腐败的过程。不光权力导致腐败,获得权力的方式也导致腐败。因此,一切通过暴力手段改造社会的努力,到头来都会导致(大清洗)的审讯室;列宁导致斯大林,而且假如列宁活着,他也会跟斯大林一样”。
波兰哲学家柯拉柯夫斯基指出,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一旦人们看清这一点,便不可能再把它当作信仰。霍兰德则指出,一个政权靠乌托邦式的理想来支撑,并以它的名义实行高度集权,这样的制度要比既无须乌托邦理想也不高度集权的体制不稳定得多,它需要不断用暴力维持稳定,越使用暴力,实际上越不稳定。苏联的制度不如西方民主制度稳定,道理即在于此。想读更多此类精彩文章请加微信:qss7909。
这是苏联制度的致命内伤,它的不稳定因素是内在的,而不是外来威胁造成的。以为权力可以把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人们的信仰全都管制起来,这本身就是乌托邦的观念。美国学者派普斯认为,这种让人厌恶的管制方式最终成为苏联人厌弃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这种管制式统治”想要把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规范起来,营造一个取消道德选择和差别的社会环境,代之以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彻底和谐”。
这样的管制方式使得所有不符合它要求的事情,哪怕本来很平常的生活小事,都成为具有政治含义的反抗。苏联政治笑话许多都不是针对政府、政党、政治理念或政策的,而是对生活中大大小小被管制之事的谑戏回应,正因为这些事情都是被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威所管制的,所以对它们的谑戏也就成为对这一权威的冒犯和不敬,包括那个他们装作相信但实际上已经不信的信仰。他们不会去攻击那个信仰,而是会拿它当一个仅供消遣的笑话。






前公安部长王芳回忆江青风流情史





2017年2月27日




    
    来源:王芳回忆录 
    
    1954年3月下旬,江青收到一封从上海寄往杭州由浙江省委交际处转交给她的信,信封左下角印有“华东文委”的字样。她拆开信封,见信尾没有署名——显然,这是一封匿名信。前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在《王芳回忆录》写道:匿名信主要写的是她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体。写信人肯定对江青过去的历史十分清楚。
    
   
    江青早年在上海有许多风流韵事(图源:Getty/VCG)
    
    1954年3月下旬,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匿名信是从上海发出的,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转交江青收。
    
    江青收到匿名信后,非常恼火,神情显得有些紧张和不安。
    
    第二天,江青找我谈,谈了一个上午,说自己青年时期就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坚强的革命者,现在有人诬蔑她,是别有用心的,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江青还把匿名信递给我看了。
    
    我瞄了一眼,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把信递过去。
    
    江青一脸严肃地说:“你不看谁看?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厅长看清楚了,要给我破案。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主席的。”
    
    匿名信主要写的是她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体。写信人肯定对江青过去的历史十分清楚。因写信人深知江青30年代的历史及党内上层情况,江青推断此人必是党内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们的夫人。当时我理解写信人揭她老底,挖她疮疤,是对她如今贵为第一夫人的骄横作风非常不满,向她提出警告和批评,要她识相一点,不要太张狂。
    
    江青给我看了匿名信后,突然问我:“你熟悉扬帆吗?”
    
    我当时对她的发问毫无警觉,随口就说:“解放前,我是八路军,他是新四军。解放后,他在上海当公安局局长,我们来往比较多,关系较密切。”
    
    听我这样一说,江青就有点不高兴,半阴半阳地说:“你知道他过去叫什么名字?他过去不叫扬帆,叫殷杨。在国民党南京剧专工作过。”
    
    江青没有再往下说,气氛有点僵。她可能在估计我是否知道,扬帆曾经搜集她在上海的材料,写信给延安党中央的事。
    
    30年代,扬帆按照党的指示,以记者的公开身份,在上海“左联”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因此,他对江青在上海曾经被国民党逮捕自首变节,和生活上的风流丑闻、复杂的社会关系,了如指掌。
    
    时任新四军政委的项英同志,听说毛泽东要和江青结婚,出于对党的忠诚和负责,要扬帆整理一份有关江青在上海那段历史问题的材料,以项英的名义,用密电向延安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最后直言不讳地写道:“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报告按照行文常规,注明材料来源——是曾经在上海搞过文化救亡运动、现任军部秘书扬帆同志提供的。不幸的是这份报告落入了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手里。善于投机的康生出于他的政治目的,把这份报告交给了也在社会部工作的江青。毛泽东当然不会看到这个报告。
    
    江青为了出这口气,在康生的直接指使下,先后两次将扬帆下狱。第一次在延安整风运动后的1943年10月。幸亏负责审查扬帆所谓历史问题的是中央华中局社会部部长潘汉年同志,他顶住康生的压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扬帆被关了10个月,最后放了出来。1955年元旦,扬帆第二次被捕,扣上了“反革命”、“特务”的帽子,长期关押,受尽折磨。与此同时,潘汉年被戴上了包庇扬帆的罪名,成了“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要成员,在1955年3月被捕入狱。一直到20多年后“四人帮”垮台,潘汉年和扬帆才得以平反。然而,此时潘汉年已死于劳改农场,扬帆早已被逼疯了,就连来劳改农场接他回家的妻子儿女也相见不相识了。
    
    在谈了扬帆之后,过了一会,江青又问我,“你认识覃晓晴吗?”
    
    覃晓晴是浙江省妇联福利部副部长,20世纪30年代上海地下党员。是浙江省省长沙文汉把她调来浙江工作的。
    
    我的脑子又从对扬帆往事的回忆中回到眼前。我说:“覃晓晴就在省妇联工作,我知道她,但不是很熟悉,听说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女同志。”
    
    当时我只知道,扬帆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时,曾经整理过江青在上海那一段历史问题材料的事,不知道覃晓晴和江青之间还有什么隐秘的事。后来我了解到,1934年江青在上海被捕时,覃和江同住一个牢房。覃回忆自己被捕原因,是因为江青首先被捕,在敌人面前供出了她。而江青后来说了谎:特务来逮捕她时,她已搬家了,因此,覃晓晴被捕了,她没有被捕。
    
    覃晓晴在粉碎“四人帮”后于1976年12月18日写下这样的材料:
    
    1934年春,我在上海经我原来的丈夫高原(夏纬)的介绍认识了李鹤(引者注:江青当时的又一化名)。当时我和李鹤都是上海“无名剧社”的成员。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净。这年秋后的一天,高原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李鹤被捕了。”我们随即搬了家。
    
    1934年冬,我和高原在福履里路住所被捕,约两星期后,由法巡捕房“引渡”到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不断提我上楼去审讯。这时,我心里很悲伤,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个叫“黑大个”的特务问我:“你伤什么心?你不叫小净吗?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鹤吧,她和我们谈起你。”还说:“你看有的人有什么好结果,坐了老虎凳,还是搞到龙华监狱里去了,李鹤就不像他们。她在这里住了几天,就恢复自由了。她很乐观、很活泼,京剧唱得怪好听,还给我们唱过几段,临走还给我们一张剧照。”说完,这个特务给我看了一张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戏装打扮的李鹤,好像是扮《打渔杀家》的萧桂英。
    
    1935年春,我出狱以前,向特务供认了我认识的“无名剧社”的一些人,其中包括李鹤。
    
    据查,江青关押在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绰号“黑大汉”、“黑大个”)在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先大启也参加了审讯。
    
    后来我才意识到,江青知道我熟悉扬帆和覃晓晴时,为什么不高兴,神态很不自然。对江青的品性我是比较了解的。她心胸狭隘,生性多疑。她不会不想到,因为我熟悉扬帆和覃晓晴,也因此怀疑我也了解她过去那段见不得人的历史。
    
    当她问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特务赵耀珊时,我警觉起来,不再说什么。我知道,赵是当年审讯江青的特务。江青怕他还活著。我只说,赵耀珊在南京镇压反革命时被枪毙了。她一直阴沉的脸,这时才有了一点笑容。
    
    江青回到北京,立即将匿名信的事报告了毛主席。说这是一起性质严重的反革命案件,要公安机关立即组织侦破。主席认为这不是什么反革命案件,可能是你工作不虚心,得罪什么人了,是对你不满,有意见引起的。当时正好是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七届三中全会以后。江青一定要将这匿名信事件和那时政治斗争形势挂起钩来。她认为这件事不是孤立的,不是同志之间不满、发私愤,而是一个政治事件,有其政治目的。后来主席没有再说反对意见,也就是默认了。
    
    动用了主席的权威,这一匿名信案(被列为“18号案”)的侦查工作也就升级了。
    
    由于匿名信信封上印有“华东文委”字样,江青要公安部门将侦查的重点放在上海的党政部门与文艺界。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同志出席,还有我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同志参加,确定把这封匿名信事件作为一个特大案件来侦察。会议确定,“18号案件”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方面由黄赤波负责,浙江方面由我负责。会议并对案件进行了具体分析,把重点对象放在30年代曾在上海文艺界工作过的人员身上。
    
    侦破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抓案件的侦破工作,每隔几天就要听取一次汇报。
    
    当时,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了笔迹鉴定。他们将那些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对江青不满的人都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仅案件的卷宗就有五六包之多。这些侦查对象,包括江青过去房东家的女佣人秦桂贞,她了解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岚,她曾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也被列为怀疑作案对象。然而,时间拖得很长,案子还没有结果。
    
    当时受侦查时间最长、怀疑最多的是原上海市文化局局长赖少其的妻子曾菲。
    
    事情是由她的丈夫赖少其引起的。赖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上提过一个议案,要求组织上对贺子珍的生活给予照顾。
    
    江青极其忌恨贺子珍。公安部门注意赖少其后又发现,赖少其的妻子曾菲与贺子珍一家关系密切,并且对贺子珍的处境深表同情,而且对毛泽东1952年在上海没有与贺子珍女儿李敏见面一事颇有微词。另外,赖少其又恰好是在华东文委工作!
    
    专案人员向柯庆施汇报之后,柯庆施认为曾菲“有作案的条件和思想基础”。于是公安部门找来曾菲的笔迹。经过鉴定,曾菲的笔迹竟然与匿名信的笔迹很相似!于是,曾菲成了重点怀疑和审查对象。
    
    然而,对曾菲进行了诸多秘密侦查,始终未发现任何证据。
    
    其间,江青催问了多次,她显然对案件迟迟侦破不了,感到不满意。
    
    一直到1961年,一次偶然的事情中,查明了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人,原来是林伯渠的妻子朱明。
    
    林伯渠去世之后,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后一些遗留问题。一查对,两封信的笔迹一模一样。朱明承认匿名信是她写的,并立即自杀。
    
    虽然朱明自杀身亡,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仍将朱明定为“反革命分子”。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朱明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审查,并作出结论:朱明“给江青的信的内容没有错误,原定其为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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