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第一弯”

1、在文明国家，人民最大，保障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是立国之基石；在野蛮国家，人民如蝼蚁，为了统治需要，以国家的名义肆意践踏个人的权利与自由。
　　2、在文明国家，人民可以做法律禁止之外所有的事而免于恐惧；在野蛮国家，统治者的意志凌驾在法律之上，人民随时都处于无所不在的恐惧之中。
　　3、在文明国家，力求把一个个无产者变成有产者；在野蛮国家，统治者以国家的名义掠夺人民，把有产者变成一无所有的无产者。
　　4、在文明国家，政府必须无条件接受民众的批评和监督；在野蛮国家，统治者用民脂民膏建立强大的宣传机器，无底线地吹捧自己。
　　5、在文明国家，人民拥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在野蛮国家，人民不但没有说真话的自由，也没有沉默的自由，只有拍马溜须说假话的自由。
　　6、在文明国家，制度设计的宗旨是把统治者和权力关到笼子里；在野蛮国家也有装模作样的类似设计，但关在里边的大多是人民。
　　7、在文明国家，人民热爱祖国，因为他是国家的主人；在野蛮国家，国家与人民无关，爱国主义只是统治者为了政治目的愚弄民众的工具。
　　8、在文明国家，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为自己负责；在野蛮国家，个人的命运取决于统治者的意志，生死祸福总是操弄在政客手中。
　　9、在文明国家，即便最低贱的人，也有做人的尊严；在野蛮国家，人民尽管被装腔作势地歌颂，可事实上只是毫无人格的奴隶或奴才而已。
　　10、在文明国家，具有创造力的人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在野蛮国家，因循守旧的官僚集团始终处在舞台中央，享受着世人的香火。
　　11、在文明国家，监狱里关着侵害他人自由与权力的罪犯；在野蛮国家，监狱里除了作奸犯科之徒，关满了违背统治者意志的无辜民众。
　　12、在文明国家，人民的代表以监督政府为天职；在野蛮国家，人民被代表，号称代表人民的人只懂得拍马溜须，配合统治者演出。
　　13、在文明国家，人民掏钱雇佣公务员，他们必须为人民恪尽职守；在野蛮国家，人民用血汗钱供养老爷，只求能安安生生做个乖孙子。
　　14、在文明国家，政治拥有完善的游戏规则，进退自如；在野蛮国家，政治就是绞肉机，人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既是罪人也是受害者。
　　15、在文明国家，官不聊生是社会常态；在野蛮国家，官僚集团为所欲为，结果只能是民不聊生，民众如行尸走肉，成为被奴役的工具。
　　16、在文明国家，人人平等是社会共识并有制度保证；在野蛮国家，人人平等只是谎言，穷人与富人泾渭分明，权力与财富只在少数人内部循环。
　　17、在文明国家，所谓真理不过是社会共识，信不信是个人自由；在野蛮国家，所谓真理是统治的工具，人民没有选择、批判的自由。
　　18、在文明国家，遵守人类的基本价值是生活方式；在野蛮国家，为了统治的需要，视人类的基本价值如洪水猛兽，总想倒行逆施另搞一套。
　　19、在文明国家，总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以求国民更美好的未来；在野蛮国家，统治者为现实利益随意强奸历史，他们罔顾过去，也无所谓将来。
　　20、在文明国家，妥协或协商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不二法门；在野蛮国家，统治者喜欢挑弄社会对立，用民众的血来染红自己的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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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哑河

 前苏联大清洗（所谓肃反，以正义之名）是苏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的社会实践中，由领袖斯大林个人错误发动的大规模镇压反对派的政治运动。在历时多年的大清洗中，有数百万无辜者遭受迫害，关进集中营，流放流亡，或死于非命。它对苏共、对苏联人民乃至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造成了巨大伤害，是人类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悲剧之一。大清洗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社会发展和实践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后，斯大林为维护“一言堂”，制造“个人迷信”和“崇拜”，极端错误地将党内和国内各种不同意见，上升为威胁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性矛盾，予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其最终目的在于巩固集权体制和领袖权威，这里没有法律与规则，只有权力与任性。
领袖的意志就是法律。据估计，在诬陷为与人民敌人同谋，破坏间谍活动，预谋进行恐怖行为等形形色色的罪名之下，这次大清洗使500万人受到牵连，30—40万人被处决。1936年—1939年，有一半以上的党员，即120万人被逮捕。出席第十七次党代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半数以上）被捕，联共（布）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名（70％）被逮捕和处决。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十一大上选举的中央委员会的26名中央委员中有17名被处决或流放。
苏维埃和政府机构也遭到大清洗的沉重打击，从1919年至1935年的3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0人惨死。在中央委员地区和省一级的党委书记以及基层党组织的书记中，这类情况更为严重。被捕的大多数党员未经公开审判，甚至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处死或流放。
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外衣，1936年8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
这场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各个领域的社会精英（政府、学界、自由人士等）均受到摧残，人们在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精神受到极大压抑。在保安机构滥用非法刑讯手段和特务手段的情况下，诬告、假供盛行，人格被扭曲，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其消极影响祸及几代人。在肃反运动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一听到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就毛骨悚然。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许多住高楼的人在秘密警察敲门时，往往纵身跳楼而亡。
这场运动凭借保安机构（刚性维稳）这一专政工具，斯大林完全将个人凌驾于法律，党和国家之上。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所有力量——甚至包括领导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国家和社会所有稍为有独立意志的脊梁几乎被全部折断，集体平庸，万马齐喑。从这个意义上说，肃反运动是苏联确立“斯大林模式”体制的最后一步，最终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
在前苏联这样的专制国度，一般都有两只老虎，一只活在人民心底，一只活在人民头上。前者，或历久弥新，或最终死去。后者，总是出没于现实，总是试图以前者形象永远活在人民心底。
第一只老虎，为守卫族群（国家）的领地，保护成员（人民）的生命权与自由权，对于无视规则，胆敢侵犯的人，一视同仁，统统拿下。它不管你是领袖还是平民，不论贫富贵贱美丑高矮，无视亲疏远近。它是绝对公正的法官，有如铁面无私的包青天，规则（宪法）面前人人平等。对违反规则，践踏法律的少数者毫不留情，不管关系背景，看似冷酷无情，其实是对遵守规则的最广大人民的尊重与爱护。不妨将之视为正义之化身，人民心底日夜呼唤的保护神。
另一只老虎，总是披着人皮横行于现实中，一般人很难看到它的真面目。它一直操着人话，口口声声说视人民如孩子。老虎吃人是它的天性，它的一切行为都是遵从它的天性，保障自身的自由与安全。对于反对者，格杀勿论，自然也不存在对它构成威胁之力量。它删改历史，试图以人民命运拯救者形象强行出现在历史课本和注入人民头脑。
它建立的国家其实就是丛林世界（超级动物园，视人民如动物），弱肉强食是唯一的生存法则。它将人民关进笼子里，但又宣称人人平等而自由。这里没有司法独立，法律正义和博爱良知。在一次次爱国爱民的谎言中——比如平等自由等基本人权并非天赋，而是它及它领导的集团所恩赐——，被它视为孩子的民众一个个被它吞食。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群众还总是在它和同僚（老虎）面前下跪，感激涕零地说感谢国家、政府与它自己。
前苏联大清洗，很大部分是对领袖斯大林认为的异己高官（领导阶层和苏联红军领导人）的清洗，不妨称之为领袖打虎。当中不少或是无辜甚至正义之人，被打掉就是因为你（可能）不听话，非我心腹。这类的打虎——同时当然也包括一般民众——事实上就是消除异己，它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明显是个负数。典型的现象包括无处不在的政治审查和言论封杀，怀疑间谍破坏和颠覆政权，关押和死刑。
就算真有不堪之大老虎被打掉，是否就是对人民有利的结果呢？专制国家中，打虎与老百姓的关系，是笔者所一直关注的。是否这些口口声声忏悔说对不起人民的老虎的落马，让人民的日子更加美好，或减少了苦难呢？从这些老虎手中释放的权力与财富，如何能够不落在另一些老虎甚至更大老虎的口里呢？有人对打的老虎越来越大抱有热忱，认为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但是，如果这样的老虎总是不断出现，还可能越来越大，那就得思考，为什么会是打不完的老虎呢？老虎到底来自何处呢？如何才能够一次性深入虎穴，从根本上杜绝老虎的生生不息呢？或许，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具体可见哑河2000年作品《偶像的黄昏：斯大林与前苏联大清洗》与去年作品《门与路》。）
明眼人会看到，这里所打的（真正）老虎不属于两只老虎中的任何一只。这些被打的老虎自然归属于另一只老虎（如斯大林）所领导的专制国度，换言之，另一只老虎是最大的老虎（老大哥）。正因为有它和它所刻意营造的丛林国度——自然披着文明国家的外衣，就像老虎披着人皮一样——，老虎家族才生生不息。只是老虎家族并非铁板一块，都希望在有生之年多吃人民血肉，难免有利益冲突。最大老虎为了防范某些老虎的可能威胁，往往先下手为强，有错过无放过。这些被视为眼中钉的老虎，都统统归于要拿下的落马老虎行列。对于前苏联和朝鲜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明白大清洗的意味。
丛林国度中，居于食物链顶端的是专制者，只有它有资格完全自封为“人”，它只吃大老虎。大老虎之所以成为大老虎，或许只是因为，老大哥放任它们不早死，好让它们能够吃更多的民众。这样，这里的“人”就自然免去了很多普通民众的烦扰，谁让你有反对意见，谁让你游行示威，谁让你扰乱秩序，谁让你追求自由正义，统统给我吃掉。或许大老虎也知道有一天自己终会死去，成为更大老虎的腹中物——前者为了成为更大老虎，甚至不惜将自己的妻女都送到后者口中或床上——。后者也知道，最终有一天成为高高在上者的腹中物。那就在有生之年尽量多吃，不然，终生遗憾。
或许不可否认，有些落马官员年轻时或最初，的确是抱着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只是大环境使然，个体无力抵御。个体生命是有限的，如果制度法律道德都无法防范权力的胡作非为，权贵们都争先恐后吃人民的血肉，那些想明哲保身的官员，最终往往不能独善其身，要么被冠名为老虎被打掉，以免影响权贵集团吃人的兴致；要么同流合污，真正成为披着人皮的吃人老虎。将美好社会寄望于个体自律，而非制度与法治的完善，终其一生或许不得自由之门。
综观前苏联所谓大清洗或打虎，往往只是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与权力斗争，而与被统治的人民利益毫无关系——正常国家，人民根本不需要被统治或被领导——。那些在落马老虎口中脱险的人们，自然会落入另一只老虎的口中。丛林国家，人民的命运就是被老虎大王及其同僚帮凶吃掉，或许只有最大老虎是相对安全，能终老的。除老大哥外的老虎与人民，要改变被吃的必然命运，除非变天了。但我们也要看到，专制极权国家基本会因统治阶层内部派系斗争（打虎）而自取灭亡。
武松打虎，是个传奇。是否只存在于虚构小说中，还是现实真实故事，无从追究，也不大必要。如同被迫上梁山成为好汉的底层民众，不妨将之视为一种象征，或人民内心深藏的意愿，如同第一只老虎或包青天。近乎画饼充饥或海市蜃楼，多少有着难言的悲伤意味。武松是个英雄，他所打的老虎，或是另一只老虎（老大哥），至少归属于草菅人命、鱼肉百姓的老虎家族。武松完全赤膊上阵，证明它根本不是一般人。他非要与老虎遭遇，并非他喜欢老虎或死亡，也并非他一定要成为英雄，多是因为无路可走。要上梁山，唯此一道。通往自由之路，必然遭遇老虎，一如通往奴役之路，也必然伴随老虎。上坡路与下坡路其实是同一条路，只是因为方向不一，每个人的选择不一，而成了两条截然不同的命运之路。
梁山是种象征，对现实不满，受尽压迫，无法像人一样生存，向往平等自由与尊严的人们被迫建立的反抗基地或另一个乌托邦。不同于老大哥（斯大林）仅仅为了巩固自己统治而玩的消除异己游戏（领袖打虎），武松打虎的实质是主权在民（之意愿）。或言，人民将不守规则的老虎（统治集团、权力）关进笼子里，才是真正的打虎。或许这便是武松骑在老虎头上的象征意义。
武松当然并非完全的没有依赖外物，他喝了酒来壮胆。酒让人对现实的判断产生偏离或虚幻，高估自己本来的力量。一如影视作品中的包青天，只能给人以安慰。这恰恰反证了，正常状态下，人在老虎面前是极为卑微无力的，只有被吃的份。喝了酒的武松事实上是第一只老虎——包青天——，不畏强暴，对于阻挡正义之途者，毫不妥协。只是，当统治者及其暴力机器有了枪，最强大的武松或正义之虎的化身，也在瞬间一命呜呼。
像武松一样追求正义与自由的国家民族的脊梁，往往最早被独裁领袖打掉，这在前苏联大清洗中轻易可见——将正义的反对派武松扼杀在萌芽状态，是领袖这只最大老虎的自卑体现。或许这可以呈现，在独裁国度，没有人是真正有安全感的——。就在前不久，因为某人侵犯其领地，某地一只老虎被枪杀了。某人罪不该死，值得悲悯，但老虎更是无辜的。如果他们都活着，我们的世界，或许更需要一只老虎，或言，更需要一个包青天，或言，最需要一个武松。

亚洲历史最混乱的国家，不是朝鲜，而是我们的另一个邻国

脑师 脑洞历史观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下印度，这个国家挺有意思，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占了一块宝地，可是，历史上却是屡次洗涮涮，文明换了很多代。古印度文明早就Geme over了。为什么印度这个地方这么容易被完整彻底的征服呢？为什么印度土著们没有像中国一样，不断产生汉唐明这样的大王朝？

　　

　　我们先聊一下印度的古文明。印度的古文明相当久。最早的文明跟两河流域、古埃及流域差不多同期。我们现在说的古印度文明通常是说印度雅利安文明，也就是吠陀时代。其实雅利安也是外来文明。

　　

　　在这之前，南亚次大陆上早就有文明存在了。而雅利安人属于中亚的游牧民族，他们征服印度之后，给了印度一个影响深远的制度：种姓制度，把人分成三六五等。使人群固化。这样一来，印度人那种反抗的基因被严重打压了。

　　历史上有一位大哥对雅利安人很着迷，这就是希特勒。他专门到印度到我国的西藏寻找纯种雅利安人。

　　

　　雅利安人入侵后，印度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国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大帝国。在这其中，产生了释迦牟尼这位大神，他就是某位王子。他创立佛教，其实就是讲众生平等，是反对种姓制度尤其是婆罗门特权的。

　　

　　紧接着，希腊跟波斯人来了，波斯帝国曾经一度控制了印度的某些地区，最有名的是亚历山大，这位大神一路远征到印度，占领了印度的某些地方。

　　

　　这时，印度被震撼到了，由此产生了印度第一个统一的帝国：孔雀王朝。在阿育王时达到了顶峰，这哥们信佛教，把释迦牟尼的舍利子往全世界送的就是他了。孔雀王朝一度统一了印度，尤其是南部，其实南部一直存在着非雅安利人的土著居民。不过，阿育王一死，孔雀王朝也没了。

　　

　　这个时候，欧亚大陆的多米诺骨牌开始推了。怎么推呢？汉朝打匈奴，匈奴打月氏，月氏打塞种人，然后被汉朝打败的人集体往西去，天女散花般冲向欧洲。给欧洲注入新的血液。

　　

　　战斗力最弱的塞种人选择了印度，在印度牛过一阵，而大月氏则占了阿富汗。后面张骞找大月氏想一起怼匈奴。大月氏都没兴趣，此间乐，不思蜀了。

　　后面，大月氏从阿富汗杀到印度，建立了一个贵霜帝国。这个帝国也算是跟大汉朝齐名的大帝国之一啦。

　　

　　贵霜王朝干了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反正在印度就没有干长久的帝国。原因我们后面再讲，此后，印度自己又冒出一个印度人自己的大帝国笈多王朝。当时中国和尚已经到这里旅游过了。东晋和尚法显早在玄奘之前就来过印度了。当然，论影响力，法显远不如玄奘，因为法显就是一个佛门留学生，而玄奘虽然说是取经，但更像一个访问学者，其地位当然大大不同。

　　

　　不过，法显当时就说笈多王朝很牛。牛是牛，但牛不久啊。很快，笈多王朝也完了。接下来，突厥人来了。突厥人为什么来呢？被唐朝大军打跑了嘛，东西突厥一个降一个跑。这个时候，玄奘来取经了，还有一个叫王玄策的唐使，来到印度时，正碰上印度北方一个叫戒日王朝的内乱。权臣阿罗那顺造反，把王玄策抓了，王玄策逃狱后借吐蕃跟尼泊尔兵马把阿罗那顺弄翻了，创造了一人灭一国的奇迹。

　　

　　此后，蒙古人来了，在印度建立了最后一个帝国莫卧儿帝国。而到了大航海时代，印度的洗牌者不再从北面的高山冲下来，而从海上来。英国殖民了印度。直到近代印度才独立。

　　

　　为什么印度这么容易被殖民，连阿富汗都不如啊，要知道阿富汗这个弹丸小国，历史上独抗最强者，跟中国汉唐较过劲，跟大航海时代的英国较过劲，跟冷战的苏联打过，现在又跟美国叫板。

　　原因我个人认有三条。

　　一是地理。

　　印度这个地方没啥险要的，侵入的敌人都是居高临下。我们中国这一点就有优势，西北是高原沙漠，不容易打进来，当然，这也阻止了中原王朝向西方进军。另一边是大海，大航海时代之前，基本没有国家通过海洋吞并一个大国。

　　

　　二是文化。中国文化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文化概念，黄帝战蚩尤其实就是一个统一战争。中国的文化根是趋于统一的，尤其是周朝时的周公，大家形成了中原共识，数千年下来。这个周礼还在中国文明的血液里，文明认同趋同，国家迟早归于统一。

　　而印度没有这个机会形成统一的文化认同，印度在历史中被不同的文明洗涮涮。土著文明、雅利安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以及各种北方的游牧文明等等，把印度的文化认同冲得完全无法归一。

　　

　　三是印度的种姓制度，我们讲过雅利安人在印度留下了种姓制度，这其实就是弱化了印度人的反抗精神。到了近代，印度争取独立，还是走我不抵抗，我靠野蛮自觉来获胜，他们的圣雄甘地还劝我们国家学他们，面对日本侵略也用这种策略呢。

　　这就是印度大概的历史，现在印度讲要超中国，自称世界第三。其实从文化上，印度就需要很大的一个转变。

　　最后聊一下音频，亲们知道，脑洞老师一直在录音频，也曾经到教育台录过节目。网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某甲是这样说的：现在相信脑洞老师是有水平的，普通话能说成这样，人家也请脑洞老师去录节目。

　　某乙是这样说的：听了脑洞老师的节目，才明白脑洞历史的推文也没那么差了。

　　某丙是这样说的：以前一直不懂什么叫塑料普通话，现在懂了。

　　好吧，普通话确实差了点，但音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解放我们的眼神，在地铁上，我们可以一边听着音频一边跟对面的姑娘抛媚眼，这是图片跟视频无法达到的撩妹新境界。唯一的问题，不要使用蓝牙，要用大耳机。使对方明白你正在跟另一个世界对接，以免对方看到你突然笑起，还以为你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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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清廉。

　　蒋经国先生的清廉表现在自身清廉与严惩腐败，而且从获得第一份官职开始，直到去世50年的从政生涯，“官”越做越大，一生如此，这样的坚守谁不崇敬。这清廉，一是自身，二是家人，三是打击贪腐，四是整个政风，只有从这四个方面界定，才能真实对蒋经国先生的清廉给予准确评价。

　　首先，自身清廉。1944年8月1日离开县长任上（这是他的第一个正式职务）时说：“我在县长任内，未曾为我私人取用分文，动用粒粟，本人因私事而花之电信费用，皆应在本人薪饷下扣除，不得在公费项下开支”；到台湾后，外出视察，饿了直接向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带着家人看电影，跟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一生从未置产，以至于没有积蓄。

　　其次，严格家人。蒋经国先生不许家人包括夫人与孩子，从事任何经商活动；他的夫人从不干政，更不帮助任何人说情，以从中收取好处，其低调、朴素到令人同情的程度；明确规定不到28度，官邸不许开空调，以致于夫人不得不到阳台乘凉；蒋经国先生去世后，靠先生20个月的俸额115万2000元新台币为生，生活异常拮据。

　　年迈的蒋方良对俄罗斯还怀有一份感情，1992年俄罗斯一名官员以私人身份抵台访问，她从媒体上得知，问胡献堂：“我想见见他，你看找谁安排？”胡献堂打电话给当时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办妥了。见过面后，胡献堂问她：“要不要回去看看？”她答说：“我没有钱，怎么回去？”自1937年离开祖国后再未回到那片土地；去世前，蒋方良问可否葬在丈夫身边，其言令人潸然泪下（在中国传统中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因先生长期的严格管束，担心这样的要求是奢望）。

　　再次，打击贪腐。蒋经国先生上任“行政院长”，第一次主持“行政院会”就通过公务员10项革新，制定《贪污治罪条例》，规范公务员的行为，被视为不近人情；情治首长周中峰、叶翔之等人均为蒋宠信，一次蒋出其不意（他经常如此）到周、叶家中做客，发现居家摆设改变，门前车水马龙，二话不说，旋即将周、叶二人调职，以肃官腐；严惩亲表弟时任人事行政局局长的王正谊；不畏立、监委庞大的政治影响力，把十多位监委、立委移送法办。

　　最后，政风清新。由于蒋经国先生的清廉与严惩贪官，他统治时期的台湾政风全面刷新，他全面执掌政权后的整个执政团队，“部长”以上官员没人贪腐，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清廉使蒋经国先生获得了巨大的道德威望，也在统治集团内部具有了绝对的道义权威与一言九鼎的独尊地位，当党内部分大老害怕民主引发混乱时，他一锤定音解除“戒严”施行民主无人敢难，因为他及他的家人不怕民主了被人民清算，也不怕国民党在民主后被人民清算。

　　

　　

　　2．为政。

　　

　　这里的为政主要是指蒋经国先生为政的目的与为政的方式。蒋经国先生在台的统治，为政是全心为民呕心沥血，为政方式是深入民众从无官僚。

　　先说一心为民。在江西赣南，他推行新政，一身布衣下乡，打击烟、赌、娼成效显著；在上海整顿金融敢于碰硬（抓了孔祥熙的儿子，被老子干预放了，无奈发表申明向百姓谢罪），最终与孔宋权贵结怨；到台湾当政后一直重视物价，每天必看柴米油盐糖及面粉物价（与人民关系密切）；李国鼎（财政部长）以一句“政府施政应图利人民”打动蒋经国，一生不喜欢李但仍充分授权，使李为台湾经济作出杰出贡献；有一年石油价格上涨，俞国华（“行政院长”）将石油价格上调两元，蒋经国看电视报后道立即约见俞国华，指示俞仅能微调一元。双方为此事发生争执，俞以政府保本为由，力主不能调回。蒋说：“一个失去民心的政府还保什么本！如果你不执行这项政策，回去好了！因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再说一生亲民。在赣南，蒋经国先生经常短衣草履，上山下乡，走村串户，与百姓民众任意交谈（许多决策灵感从中产生）；当时有人统计，蒋经国上任专员的第一年，在赣南（11个县）转了三圈，甚至能够说出辖区内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名称；在整个赣南期间，平均每年下乡200次；1950年代初，在台湾带领退伍士兵筑路，渴了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吃，在架在绝壁的竹梯上爬上爬下；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考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进山21次；1980年永安矿难挨家挨户慰问；到煤矿参观，同意矿上保卫人员搜身；晚年因经常下乡探访民情，回台北后告诉侍从人员“腿疾日趋严重，脚像针刺一样”，侍从人员婉劝他减少下乡行程，蒋说：“算了，待在办公室还是一样痛，以后不要再讲了！”。

　　这就是贫民“总统”蒋经国，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永远与民同乐，永远低调、朴素，永远吃穿随意。国民党能够在民主化之后人民没有抛弃它，就在于国民党享有了蒋经国先生为民、亲民累积的丰厚的政治遗产.

　　

　　3．胸怀。

　　

　　令人钦佩的是，蒋经国先生的胸怀不仅为专制的统治者所“不可思议”，就是民选的政治人物也难以比肩。

　　1970年4月24日，蒋经国先生访问美国，遭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生黄文雄刺杀未遂，事后蒋经国先生不仅未见任何恼怒，反而要求与刺客见面（绝不是为了发泄怒气，而是想问问刺客为何有怨恨，但为美方劝阻），并建议美国放了刺客（后交20万美元的保释金放了）；美丽岛事件爆发后，警方秉持蒋经国先生的旨意高度克制，以至于冲突中警方183人受伤，其中伤势较重者达47人（冲突中，群众专向手持对讲机的军官发动袭击，担任行动指挥的少将被人用破瓶砍伤手臂，负责前线指挥的指挥官则被火把砍伤脑门），群众方面仅有40多人受伤，对峙中还是警方先退场（世界上，如此维持秩序的，恐怕绝无仅有）。事后，形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舆论，蒋经国先生亲自主导处理，无1人判死刑，仅施明德1人被判无期，其他均判14年以下有期；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成立时（此时尚未正式宣布解除“戒严”），情治部门呈上名单欲抓，蒋经国未批且平静地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987年12月25日上午，台北市中山堂举行“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典礼，蒋经国坐着轮椅抵达会场，在“国民大会”致词时（期间秘书长何宜武代他宣读，此时已说话艰难），在坐的11个民进党“国大代表”突然站起来同声喊叫“全面改选”(指国会)，随后又起身再次叫嚷“国会全面改选”，还拿出一面书写着“全面改选”的白布条当面攻击他。

　　他的部属要严厉还击被制止了——他完全有这个能力还击的。半个月后的1988年1月10日，蒋经国对着他的一个孩子忽然开口：“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3天后，蒋经国吐血而亡。

　　民主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妥协，而妥协是需要胸怀的，尤其需要手握大权的专制统治者具有妥协甚至容忍不同政见、政敌的广阔胸怀，蒋经国先生显示了这样的胸怀。蒋经国先生的胸怀除了体现在与自己部属存在政见分歧（只要有理）时能够容忍与接纳外，最主要体现在民主反对派的应对上。正是这胸怀给台湾民主力量的稳步成长提供了宽松的政治氛围，也使“戒严”解除时没有出现政治能量的突然释放导致的社会秩序失控，民主着陆的平静、有序（不是没有冲突与对立，而是没有大的流血，更没有死人）为所有国家或或地区仅见。

　　

　　4．政绩。

　　着重说说经济成就。蒋经国先生实际主持台湾工作近20年，在这20年的时间里，台湾的经济以难以想象的水平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1952-1959年为6.9%，1960-1969达到10%，1971-1980年达到9.4%，1981-1990年达到8.1%，从1951-1989年38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55倍；人平均所得，1951年到1970年的前20年从136美元上升到364美元，但从1970年到蒋经国离世的1989年已达7518美元，从1951-1989年38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失业率长期在2%左右；更为令人称道的是，在经济如此快速发展速度过程中台湾的贫富差距没有迅速扩大，蒋经国主政年代，台湾社会始终未出现贫富分化随经济增长而加剧的情形。在几乎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台湾的基尼系数一直低于0.3，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会之一，更是经济迅速发展阶段贫富差距扩大控制在最小范畴的地区。

　　这是蒋经国先生对台湾的民主能够平稳着陆作出的最大贡献，因为这一基础确保了民主化后整个台湾的国民能够理性地享有突然而来的那么多的民主权利——经济上的贫富差距过度巨大形成的对立，往往会导致民主到位后的不稳定，并将民主制度摧毁（这样的国家或地区俯拾皆是）。所以，没有高经济速度发展而贫富差别较低的经济基础，蒋经国先生具有再大的权威、再大的心愿，恐怕难有民主的和平着陆。

　　最后，我们将传记作者漆高儒的一个总结转述如下：蒋经国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他和百姓群众很接近，他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蒋经国惟其是一个勤劳简朴的人，才可以缔造台湾经济奇迹的成果；惟其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才有台人对他的感念与肯定；惟其和百姓群众很接近，所以他的施政作为才能贴近民意；也惟其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他解除党禁、报禁，继之又解除“戒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实现了民主在台湾的和平着陆。

　　蒋经国先生去世后，仅有2240万人口的台湾，每年有100万人前往大溪凭吊，近10年来，对台湾几位“总统”的民调，蒋经国先生总是第一，连民进党的大佬除了攻击他的专制没话可说。张学良老人说过一句十分深刻的话，如果没有蒋经国先生，台湾的蒋介石就完蛋了。

　　我们也许不能用完人来颂扬他，他的三大缺陷谁也抹杀不掉，特务统治（主要应对异党）、打击政敌（主要指整垮孙立人与吴国桢）与婚外恋情（不止一次），但可以用伟人来敬仰他，永远地敬仰他——他统治期间，呕心沥血实现了台湾经济的腾飞，也最终顺应潮流代价最小地实现了台湾的民主，从而完成了人的升华——一个曾经的专制统治者的彻底升华，这是我们华人世界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华人世界的真正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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