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更多的人們知道這個名字了，林昭──是1949年之後在中國公開地，自覺地，清醒地反抗極權暴政的第一人。
但如果不是胡傑的紀录片，林昭的名字不會被那麽多中國人再次提及。他几乎用盡全部的力氣在現实裏去寻找林昭曾留下的痕迹。但如果不是林昭，胡傑又會是怎樣？

撰文：鞠白玉
部份攝影：李彥剛

有时我去試着猜測胡傑的另一種人生，以他的天赋與才華，及他的堅韌，這二十年過去，他也完全有可能，按着当年圆明园畫家的命运軌迹，現在坐拥着財富與名氣。他應該是豪宅香車，美人如玉？不不，這也絕無可能，他那樣孤僻倔强，那樣不合时宜，注定過着今天這樣的人生。注定是爲了某個不可名状的情愫，四處奔走，注定是沈默的，對于所有的问題都無言以對的，也注定以自己的方式去詢问，用活人的回憶再現那個时代的地獄。他注定着和寃屈的人相遇，注定追寻着早已逝去的人的亡魂，要替他們發聲。

胡傑自畫像

被林昭改變的命运軌迹

隔着四十年的光陰，胡傑是一點一滴地去觸摸林昭。1999年，他偶然聽到一個故事，北京大學的女生林昭，在1957年反右傾运動时因爲讲了些真话，淪爲右派分子。1959年入獄，20年刑期尚未服完，就在1968年枪刑死去。她有二十萬馀字的獄中血書，包括詩歌，散文。
他從艱難的探訪開始，找林昭曾經的同學，恋人，親友，大部份人至今仍是諱莫如深的，即便林昭已死去近半個世紀，他們仍不敢暢言谈及她。爲了這部電影他辭去了公职，與其说他在寻找林昭，莫不如说是林昭在召喚他，直到那些點滴碎片能夠稍微完整地还原出一個曼妙堅强的她，直到他最後在上海不知名的小墓园裏找到她的骨灰，摸到她臨刑前被剪下的花白的長髮。遗憾的是，他用了几年时間都不能接觸到林昭的檔桉，文革過後，林昭的檔桉做爲絕密被封存起来，更爲遗憾的是，有更多曾與林昭親密的人是拒不接受採訪的。
那几年他跟林昭的魂魄一起活，他讀她的萬言血書，和她一起悲痛呐喊，聽她的哀愁。最後剪輯這部電影时，他用「崩潰」来形容。「痛哭失聲，太痛苦了，太痛苦了，做不下去了。」

胡傑是集導演和攝影于一身的紀录片作者，所有的作品都獨立完成，這也意味着他是常年處在孤獨状態的。

在北大讀書时的林昭。她曾是家境优良的富家女，当年因信仰共産主義與家庭決裂。

在簡陋的工作室裏。他九十年代初居住在圆明园村，是自由畫家。爲了拍攝紀录片，已經很多年没拿起畫筆。

还原封存的記憶

林昭被枪決时只有35歲，留下的長髮却是半白，而她曾經是北大校园裏最洋氣亮麗的女生，她的同學回憶她：资産階级家庭出来的，衣服都是送到乾洗店的。
但是她曾爲了信仰共産主義，和自己的家庭決裂。她甚至參加過土改，跟工作隊一起下鄉。她的父親曾留學英國，擔過蘇州吳縣縣長，写過《愛爾兰自由邦憲法述评》，母親是曾傾力幫助過共産党的民主人士，她在民主開放的家庭氛圍中長大，又拒絕赴美，想投奔自己的理想。最後身陷囹圄，令人扼腕。可是她的大學同學也早有預言：這個人會早早死掉，她感情太豐富，思維太清楚，愛恨太極端，她说话，写文章，都像是用血。
当她质疑暴政时果然受了滅頂之災。她那麽聰明清醒，怎會不知真言的下場。因言入獄之後林昭仍未有一丝妥協，用髮卡紮破手指，每日千言，臨死前留下大量日記，詩歌散文，更多的是批判毛的極權和個人神化。胡傑得以親手觸摸這些信件，是因当年獄警冒死將此帶了出来。
在片中胡傑逐字讀出来的文章，無一不是林昭在泣血。「我經曆了比地獄更血腥的地獄，比死亡痛苦千百倍的死亡」，做爲基督徒的林昭，對那些殴打虐待她的人，也仍怀着悲憫，她的同學去看望她，她只嫣然一笑並未痛哭，而獄吏稍有人性时，她却哭起来：「我做的一切是爲你們索取的，爲你們付出的，只要能察覺到你們还有一點人性时，我便悲痛地哭了。」而更多的暴行来臨时，她是用血在牆上写道：天父啊，我不管了，邪心不死的惡鬼這麽欺負人！我不管了，我甚麽都不管他們了。
少女林昭写信給朋友时，落款常常是畫一個小貓，可見天真頑皮，讀書时很多男生暗恋或追求她，現在他們也已是白髮老人。他們的回憶裏永远是那個年輕女人林昭，用「聖潔」這樣的字眼形容她，用詩歌来咏叹她。
林昭在臨刑前所受的折磨除了殴打，还有禁言，因她總是高呼，監獄裏索性做一個皮革头套將她的整個脸部封住，只能露出眼睛。胡傑在採訪中，根據見過她的同獄犯人的口述，用纸筆描繪出被禁锢窒息的林昭。

没有甚麽能傷害他

胡傑根本無法停止寻找林昭，他那麽害怕別人不提及甚至遗忘這個千百萬寃死的右派中的一個亡魂，他甯愿抛下自己的生活去做一件別人無法理解的事情。他從没有賣過一张 DVD，不肯接受採訪，甚至他拍的電影很少能有機會在大陆放映，他毫不關心入世的一切，他只關心那些即將消逝的往事，緊緊抓着那些不放，而他那樣低調，無言。「不去拍片我會難過」，他似一個被甚麽力量掳住了的人，只有拍攝這些才能夠救贖自己。
我認识的胡傑，像個清教徒，我曾问他最想幹甚麽呢，他说：想有一間屋子，有一點閒时間，可以坐在那兒，畫畫，写字，打電话。
打給誰？──打給我想要拍攝的那些人。
他的妹妹胡敏也曾是居住過圆明园的攝影師，她愛哥哥的方式就是跟隨他陪伴他去拍攝，很多險境是一起面對的，她從没有劝告過他過別的人生。胡傑常年在路上奔波，妻兒住在南京，偶爾来北京，跟胡敏和詩人妹婿王家新，几乎没有任何閒话家常。這樣的一家人坐在客廳裏，说的是某處的鄉村選舉，某處的不平寃屈。脸上總是帶着風塵僕僕的胡傑，他的装扮，舉止，眼神，都不似這個物慾时代裏的人。他也根本無法快樂起来，因爲從過去塵埃裏找寻出的往事都是那麽刻骨地悲哀。
他連上映都不在乎，更何谈參賽拿奖，林昭往事起初只是小范圍傳播，從六年前拍竣至今，越来越多的人開始提及林昭，這是他想獲得的唯一的欣慰吧。
没甚麽能再傷害他，拍攝时受到的冷遇，诘问，阻撓，都是习以爲常。「有时別人很粗暴地让我走远點，一點也不影響我的心情。」

林昭

這幅鉛筆畫，是胡傑根據別人口述，描繪出当年被用皮革头套封嘴封脸的林昭。

林昭在上海提篮桥監獄服刑时，用髮夾紮破手指，写下的萬言血書，批判和质疑毛澤東的暴政。

胡傑最後在上海不知名的小墓园裏找到林昭的骨灰。

致敬的眼淚

2008年的寒春，他在社科院的小房間裏放映了一部反映文革的電影《我雖死去》，是他們邀請他来放的，許是想看看究竟。他坐在十几個觀衆裏跟着一起看完電影，又默默地坐在前面，等着那些人的提问。几個社會學家盤问道：你爲何不去拍些美好的？你何不拍的更有力度？他都只是笑笑，並不作答。
一個年輕女孩站起来，哭着说：你令我們再也無法迴避過去，我應向你致敬。
他仍笑着，眼裏全是淚。

三年前在中國社科院一間小辦公室裏秘密放映紀录片《我雖死去》，這部反映文革初期知识分子悲慘處境的電影，令胡傑当天受到社科院某些人士的诘问。

胡傑：1958年生于山東濟南，1977年從軍，服役15年。曾居住圆明园創作油畫，1995年拍攝第一部紀录片《圆明园的畫家生活》。1999年辭去公职，成爲紀录片工作者。
主要作品：《寻找林昭的靈魂》、《我雖死去》、《远山》、《遷徙》、《媒婆》、《在海邊》、《平原上的山歌》、《東風國營農場》、《我的母親王佩英》等。《寻找林昭的靈魂》獲得第一屆陽光華語紀录片奖長篇組金奖（＊紀录片公民奖由艾曉明，何陽，艾未未獲得）。

鞠白玉，
滿族女，
八十後，
達達主義者。

作者: 格丘山1

  2017-03-08

    作者：谢选骏
    
    我发现：和平时期盛行唯心主义，战乱时期盛行唯物主义，因此可以说：和平时期的哲学侧重唯心主义，战乱时期的哲学侧重唯物主义。
    
    （一）
    
    唯心主义（英语：idealism），即唯心论，又译作理想主义、理念论、观念论，是哲学中与思想、心灵、语言及事物等彼此之间关系的讨论及看法。唯心论可以区分为主观唯心论、绝对唯心论和客观唯心论三种基本类型。
    
    三种主要含义：
    
    1．否定人所认识世界可以独立于人的存在
    
    2．神明、理念和精神等起决定作用
    
    3．心灵是思想观念的根本原因
    
    柏拉图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理念论，他认为存在着一个由形式和观念组成的客观而普遍可靠的实在世界，即“理念世界”也就是我们的世界观，而是。理念世界是独立于个别事物和人类意识之外的实体，永恒不变的理念是个别事物的“范型”，个别事物是完善的理念的不完善的“影子”或“摹本”。
    
    在《国家篇》中柏拉图讲到一个布袋戏寓言：洞口上面有类似木偶戏的表演，借洞口火光，其阴影投到洞壁上，这个犯人看到的只是这些阴影，等到犯人被释放，他才看到木偶，看到火光，才明白以前看到的只不过是这些东西的阴影，等爬出洞来，看到真正的事物，看到太阳，才知道以前所看到的木偶火光之类，只不过是对真正事物和太阳的摹仿。柏拉图在寓言中所说的真实事物和太阳，是对他的理念世界的比喻，而木偶火光之类，是对现实世界的比喻，他认为理念世界比现实世界更真实更完美。
    
    比如遥远的天体人眼看到的都是那个天体的过去，有时候那颗天体已经死亡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假象，而这个假象就不属于客观物质，同样他也不属于我们内心意识。从而说明了我们看到的未必就是真正的客观物质。同样宇宙所有事物都是光线到达眼睛时的事物，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过去，而宇宙瞬息万变。所以我们看到的宇宙都不是客观现实的宇宙。
    
    罗素在他的《哲学问题》中，对唯心主义提出了一些解释。他批判贝克莱的唯心主义把直接的感官认识和真正知道事物的本身含糊化地都归结为事物“在我们心灵之内”。应该说，我们对事物直接的感官性认知——如眼睛直观看到的、耳朵直接听到的等，不能说它属于精神层面上的东西。而只有我们真正知道事物本身——在思想中把握事物的本质，知道事物的精神行为，才是能够比较准确地表达唯心主义的内涵。单纯地以“因为事物被我感知，所以事物存在”这样的表意不清的说法来表述唯心主义是不够准确的。
    
    当然，罗素的博学和他的肤浅是一致的，所以他无法意识到唯心主义的和平性质。
    
    （二）
    
    唯物主义（英语：materialism），肯定世界的基本组成为物质，物质形式与过程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主要途径，持着“只有事实上的物质才是真实存在的实体”的这一种观点，并且被认为是物理主义的一种形式。该理论的基础是，所有的实体（和概念）都是物质的一种构成或者表达，并且，所有的现象（包括意识）都是物质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意识与物质之间，物质决定了意识，而意识则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生理反应，也就是有机物出于对物质的反应。因此，物质是唯一事实上存在的实体。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唯物主义属于一元本体论。但其本身又不同于以二元论或多元论为基础的本体论。
    
    唯物主义在哲学上属于一元的本体论，因此就和二元论及多元论产生的本体论不同。以对现象实质的解释来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中性一元论及心灵论不同。
    
    虽然有许多的哲学流派，有些流派之间可能只有短微的差异，不过许多哲学可以分为以下两类，这两类在其定义上是互斥的，分别是唯心主义及唯物主义。这两类哲学的基本主张和现实的本质有关，而其主要差异出现在对以下二个基本问题的回答上：“现实包括什么？”以及“现实如何产生的？”。对唯心主义而言，心、灵或意念是主要的，物质是次要的，对唯物主义而言，物质是主要的，心、灵或意念是次要的，是物质的产物。
    
    历史上，源于笛卡尔的传统观点认为，意识是非物质的存在。而唯物主义者的观点则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一信条。尽管如此，唯物主义本身并没有讨论如何来描述所谓的“物质实体”。以为唯物主义其实也是一种“唯心主义”，它所说的“物质”其实只是一个观念。所以在实践中，唯物主义通常等同于物理主义。
    
    唯物主义通常被认为与简化论的方法论原理有关，根据简化论，被一个特定描述层次所区分出来的事物或者现象，如果它是真的（正确的），那它也必须可以在其他描述层次中被解释——特别是在一个普通或简化了的层次中可以被解释。而非简化唯物主义就明确地反对这一种概念或说法，但无论是简化唯物主义还是非简化唯物主义，都通常将物质的构成作为所有存在事物、性质、无法解释现象的物质基础。杰瑞·福多通过描述经验主义和某些特殊学科（如心理学和地质学）是无法直接从基本物理中观察出，从而有力地证明了这个观点。并且，很多有关的文献都是基于这些观点之间的联系而发展起来的。
    
    现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们扩充了唯物主义中关于物质的定义，其中包括符合科学并能探测得到的实体，如能量、力、甚至空间曲率等。尽管如此，像玛丽·米雷这样的哲学家，依然认为概念中的“物质”是非常难以定义的。
    
    特别地，唯物主义是二元论、现象论、理想主义、活力论以及二重一元论的相反对照面。在某种程度上，唯物主义的物质性，可以和决定论的概念产生联系。启蒙时代的一些思想家认同决定论。
    
    唯物主义通常会被唯心主义思想家批评和反对。他们认为唯物主义是一种令精神上空洞的哲学观。
    
    正如其他科学及哲学中的基本概念一様，针对物质的本质及其定义也已出现许多的论点。物质是由单一成份（原质）组成？物质是否是一种单一的成份，但会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出现（形质论）？或是由几种不同的，不会改变的成份组成（原子论）？物质是否有其固有性质（物质理论）或者是否其中少了固有性质（第一元素）？
    
    传统对物质的观点是有形体的“东西”，但在十九世纪提出场的概念后，上述观点受到了挑战。狭义相对论证明物质及能量（包括将能量分布在空间中的场）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因此产生了一种本体论的观点，认为能量是第一元素，物质只是它的一种形态。但另一方面，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用量子场论来描述所有的交互作用力，因此又可以说这些场才是第一元素，能量只是场的一个性质而已。
    
    依照主流的宇宙模型ΛCDM模型，宇宙中的能量中只有5%是由粒子物理中标准模型提到的粒子所组成，宇宙主要是由暗物质及暗能量组成，不过科学家对暗物质及暗能量的了解及共识还不多。
    
    在量子力学出现之后，有些科学家认为只是改变了物质的概念而已，但也有科学家认为物质概念已不再存在。例如维尔纳·海森堡提到：“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是以一个幻想为前提：认为我们周围世界的现实及存在的方式可以外推到原子层次。但这个外推是错的，原子不是（一般认知的）东西。”
    
    对应新的科学发现，物质的概念也随之改变。诺姆·乔姆斯基认为任何一种性质都可以视为是物质，只要有人定义有这种性质的东西是物质即可。
    
    （三）
    
    谢选骏指出：和平时期的哲学侧重唯心主义，战乱时期的哲学侧重唯物主义。——其理由可能由于：和平时期的人可以发展精致的思想，战乱时期的人不得不抓住生存的物资。 [博讯来稿]

【代表委员們来了】

盼望着，盼望着，三月来了，代表委员們的腳步近了。 一切都像剛睡醒的樣子，代表們欣欣然张開了眼。一切都正确起来了，對群衆也貌似關心起来了，仿佛真正爲人民服務的樣子。
代表委员偷偷地從酒桌上、麻將桌上和二奶家鑽出来，头上嫩嫩的，綠綠的。廣場上，地鐵裏，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滿是的。坐着，躺着，舉几次手，说几句漂亮话，装模作樣弄几個提案，擺几個POSS。脸好像很慈祥，话語好像透着關怀。
文藝的，演藝的，商界的，政界的，你拥着我，我拥着你，簇拥着坐滿了會堂。代表委员紅的，白的，黑的，綠的趕着趟兒的张圆了嘴，吹蓝了首都的天空，雷散了首都的霧霭，牛皮吹得一望無涯。
代表農民的紀兰老太太，一步三顛地，氣宇軒昂地，顫巍巍地又来了。唯一現存的十九屆代表，證明農民的地位，從来没變過。老太最自豪的事，半個世紀以来，從来没代替農民投過一次反對票，舉手其实挺累，是时候換個年輕的了。
曉琳姐姐也来了，除了能力之外，她的其他资本爲零。她是我們的勵志偶像，代表了英雄不问出處。會場上，唱歌的，跑步的，当官的，有錢的，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一副莊严法相的樣子。
他們穿得很喜慶，紅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笑容裏帶着甜味，閉了眼，腦子裏仿佛已經滿是菊花、菊花、菊花。花下成千成百的代表，嗡嗡地鬧着，圍绕着領導飛来飛去，一派舔菊的氛圍。
代表委员們這些年来，使勁地爲人民着想，提出很多感人的提案。譬如：初中以下的不能生孩子，農民的孩子最好不要讀大學，呼吸新鲜空氣要納税、提案遍地是：搞笑的，幽默的，象小品，交給會務組， 真叫人感動。
吹面不寒楊柳風，不錯的，代表委员努力地爲人民着想，像温柔的手撫摸着你，勤奮地代表着人民，仿佛自己是真正被選出来的樣子。所有提案裏帶来假惺惺的氣息，混着馬屁味，还有菊花香，都在微微潤濕的空氣裏酝釀。
女代表們翻出最时髦的衣服，高兴起来了，會場間隙，呼朋引伴地賣弄清脆的喉嚨，还跳起舞蹈，唱出宛轉的曲子，與光榮正确應和着。會場內的頌歌，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響，響徹整個宇宙，響聲穿透了霧霾。
開會是最辛苦的，比拍馬屁更辛苦，一開就是半個月。可別惱，看，他睡得象嬰兒，手裏拿着手機刷着QQ微信，时而看看會堂裏倒茶的美女，时而看着那個律師的帖子，不知道這神經病，又在胡編亂造些什么。看到攝像記者时，趕忙撐開雙眼，這個时候恨透了這些記者，對他們投上厭倦的眼神。
还有比這更辛苦的，就是舉手和鼓掌，數工作報告裏會場上響起了多少次掌聲，內容裏出現了几次“人民”，代表們用平凡习慣了數錢的手，努力地拍出聲響，既不能急促，也不能太慢，用力要均匀，氣势要巍峨，每次掌聲都要控制好分貝。
掌聲像牛毛，像花針，像细丝，密密地斜織着，在會場上籠罩着一層伟大的光輝。傍晚时候，上燈了，代表委员們的旅館还没有熄燈，烘托出一片夙夜在公的氛圍，代表們在商谈着，怎么才能使正确更正确。
代表委员出来後，電視台一片詳和的氣氛，報纸上一派欢欣鼓舞。只是，城裏鄉下，家家戶戶，老老小小，他們也没事似的，一個個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擻抖擻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搬磚的搬磚，打酱油的繼續打酱油。你愛代表誰就代表誰，反正也没那么在乎。
唯一能确認的，這是一次勝利的大會，团結的大會，比正确更正确，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蒋介石为何不让张国焘跟随去台湾


2017年3月09日

    
    来源：新浪
    
    

    
    张国焘（左起）与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在延安的合影（资料图）
    
    张国焘在武汉宣布脱离共产党，各报刊着实热闹了一阵之后，渐渐平静下来。蒋介石对张国焘的投靠，开始也高兴了一阵，他嘱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副局长戴笠照料一切。戴笠把张国焘安置在武昌的一座小洋楼里，并委托张国焘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他。
    
    大约在1937年五六月间，杨子烈和妹妹杨子玉带着张海威从延安来到武汉，全家再次团聚了。
    
    张国焘逃离陕北时，没有告诉杨子烈。当杨子烈得知张国焘在武汉脱离中共的消息后，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和毛泽东提出要求，要到武汉找张国焘。在得到批准后，杨子烈一行先从延安到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杨子烈痛哭流涕，声言要去劝说张国焘回来。办事处的同志还想多做做她的思想工作，林伯渠说，没什么可做的了，她连孩子、行李都带上了，要去武汉劝说，何必带这些呢明摆着要走嘛！杨子烈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后，周恩来同她谈话，希望她劝说张国焘，不要对党做得太绝了。杨子烈表示同意。周恩来派邱南章把杨子烈姐妹和张海威送到了张国焘的住处。从此，杨子烈也是一去不复返了。
    
    过了不久，张国焘托人捎口信到江西萍乡家中，要其母亲到武汉来团聚。在其四弟张国杰的护送下，母亲来到了武汉。张国焘的母亲知道大儿子喜欢吃家乡风味的饭菜，还带了一位厨师来。母子久别重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张国焘还对弟弟说：以后你什么事都可以干，就是不要搞政治，政治场上是非多。
    
    张国焘正式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的工作
    
    张国焘投靠国民党之后，蒋介石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蒋介石曾派陈立夫同张国焘谈话，问他愿意做些什么工作张国焘表示希望由他出面创办一种定期的民办刊物，从思想理论上揭发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唤醒一般青年人的幻觉，使其迷途知返。唯缺乏资金，希望政府给以接济，并高度保密，否则非失败不可。对于张国焘的这一想法，蒋介石因另有打算，没有同意。
    
    这时，国民党的一些特务组织也对张国焘颇感兴趣，希望能从张国焘的口中得到有关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情报以及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线索。CC系陈立夫、陈果夫很想让张国焘去工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也说需要这样的人，胡宗南、康泽等也向蒋介石请求，让张国焘到他们那里工作。一时间，登门者络绎不绝，张国焘有时不得不跑到蔡孟坚家去“避难”。但是，蒋介石对于这些部门的请求，都没有答应。
    
    武汉失守前，张国焘应广西“朋友”之邀到桂林观光。张国焘携一家老小前往。在桂林的一天晚上，母亲向张国焘讲述了自他离开家乡以后的家境，引起了张国焘的共鸣。他对自己前半生的所作所为深感后悔，对自己的前程感到茫然。
    
    在张国焘到达桂林的第三天，广西的《建设》杂志全文刊登了共产国际批准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张国焘看到后大为丧气，认为是在戏弄讥嘲他，于是扫兴离开桂林，转赴重庆。
    
    到重庆以后，蒋介石给张国焘的工作做出了安排。蒋介石在接见张国焘时，指着站在身旁的戴笠，很客气地说：我想请张先生给他帮帮忙。就这样，张国焘正式参与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的工作。蒋介石还委任张国焘为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但这只是一个空头衔。
    
    张国焘到军统后，受到戴笠的重视。他主持所谓“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担任研究室的少将主任。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策反中共人员出谋划策。他还主办所谓“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为国民党训练特务，专门从事反共的特务活动。曾任军统总务处长的沈醉后来回忆说：
    
    戴最初对张国焘寄予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张肯卖一点气力，便可以把共产党搞垮。张国焘说要办一个训练班，由他来培训一批专门人员，戴笠马上挑选各训练班毕业学生中最优秀分子送去给他训练。他说要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马上照他计划办理。真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这时张国焘不仅是戴笠宴客时座上最受欢迎的佳宾，也是戴笠引为最得意的部属。他每次请客准备邀张国焘去参加时，往往先告诉他的朋友，并且用很骄傲的口吻先向朋友们介绍说：“明天你来吃饭时，便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
    
    张国焘虽然为军统培养训练了一大批专门对付共产党和边区的特务，但是能够派出去的并不多。沈醉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这个训练班的学生虽经戴笠亲自挑选，又由张国焘亲自主持训练半年，但训练期满后，经过张等考核，认为适合派往边区打进延安的还是不多，具体数目我不清楚。听说经过挑选，只有极少数的人派往张所领导的几个‘策反站’去工作，其余大多数派在蒋管区内的一些重要兵工厂担任‘防共’工作。”
    
    即便是少数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特务，派出去后也收效甚微。既打不进去，也拉不出来。戴笠想在延安设立一个延安站或延安直属组，张国焘用尽了一切办法，始终没有搞成。张国焘派人手持戴笠的信件，到太行山区请第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帮助进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防区活动，结果不仅没有效果，反而连去的人也没有回来。最后只能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汉中设立一个特别侦察站，在榆林设立一个陕北站，在洛川设立一个延安站，并且没有多少作用。由于训练班的作用不大，使戴笠感到失望，所以只办了两期便停办了。
    
    张国焘的工作不见成绩，不禁使戴笠大为恼火
    
    张国焘在军统期间，还接应过个别的共产党的叛徒。1939年，原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何畏叛变。在张国焘叛党之前，何畏紧跟张国焘，犯过严重错误。张国焘叛逃后，何畏步他的后尘，投奔国民党，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扣押。在被扣押期间，何畏致函张国焘求救。张国焘拿着何畏的求救函去找戴笠，乞求戴笠将何畏接到重庆来共商反共大计。戴笠虽表示同意，但仍拖了半年之久才将何畏释放。何畏见到张国焘后，也做起了国民党的特务。
    
    张国焘还现身说法，劝说一些被捕的共产党员自首叛变，但常常不能如愿。沈醉曾回忆说：
    
    我亲自听到张国焘劝说过一位1942年在重庆南岸秘密逮捕到的地下党员。张国焘一开始就作自我介绍，使得对方为之一惊。接着他就用连他那样有很高地位的 “老党员”都不再当共产党而愿投向国民党等等一套无耻谰言，要求对方考虑。但很出人意外，那位地下党员用很坚决的口吻回答说：“我不能这样做，死又有什么可怕！”张国焘最后也只好老着脸皮说什么“我是为了你好，你再仔细考虑考虑”。然后，他灰溜溜地走开。
    
    当然，这位坚贞不屈的英雄，最后成为革命烈士。
    
    蒋介石和戴笠原指望利用张国焘这个“带头羊”，对中共进行大规模的策反工作，但张国焘到军统后的工作令他们大为失望。本来，蒋介石对张国焘这样的中共叛徒，就是既利用，又提防。他曾在戴笠的一个请示报告上批了一句话：“凡是能叛变共产党的人，也会随时叛变我们。”戴笠根据这一批示，提出了军统使用中共叛徒的八字原则：“尊而不敬，用而又防。”在军统内部，设立了督察室防奸股，专门监视中共叛徒的活动。特种政治研究室的秘书黄逸公，就是被派去监视张国焘的。
    
    张国焘的工作不见成绩，不禁使戴笠大为恼火。他有一次说：“校长（指蒋介石）对张来投靠，以为对延安是致命的打击，交我运用。几年来，大失所望，使我对校长难以交差。”这样，张国焘在军统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沈醉回忆当时张国焘的处境时说：
    
    这时戴笠开始对张国焘冷淡起来了，原来交给他办的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也在办了两期以后停止，毕业的学生也无法按计划派遣出去，只好改派其他工作。一些策反站因毫无成绩，慢慢都撤销了。张国焘再也不受欢迎，半年、几个月都见不到戴笠一次；即令见到了，不是被当面讽刺几句，就是被严厉地训斥一番。有次不知道是为了一个什么问题，戴笠对张国焘答复他的询问不满意，便暴跳如雷地拍着桌子骂张。张走出来时，表现出垂头丧气的样子。我进去问戴：“什么事又发气-” 他没有正面答复我，只余怒未息地说：“这家伙（指张国焘）太不知好歹。他不要以为这样可以对付得过去！”从那次以后，张国焘怕见戴。局里对张的一切优待，慢慢改变了，过去给张的一辆专用汽车也取消了。······以后几年，张只是坐冷板凳和受气。根据和张一起工作过的秘书黄逸公和张国焘派去延安的沈之岳告诉我说：戴笠骂张国焘不肯为军统卖力实在有点冤枉。他连吃饭睡觉都在想办法，实在是因为共产党组织太严，防范太周密，所以做不出特别成绩来。
    
    失宠之后的张国焘：无计可设 无公可办
    
    失宠后的张国焘已没有往日的威风，有时出门办事也不得不坐起了公共汽车。童小鹏这样记述了他在公共汽车上偶然遇到张国焘的情景和感想：
    
    1939年冬的一天，我从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走到化龙桥搭公共汽车进城，一上车就看到在车尾角角里坐着张国焘，戴了一副黑框的眼镜，穿着一件黄色风衣。我开始以为看错了，但越看越像，没错。这趟车是从磁器口开到重庆市区的，大概是对特务们讲完课后回到军统去的。我心里暗自好笑。想起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当 “张主席”时，从不走路，总是骑马。长征过草地时，还是一人两匹好马换着骑，两匹大骡子给他驮衣服、被褥和食品。到了延安，虽然还没有小轿车（当时只一辆华侨送的救护车供毛主席专用）,但也同朱总司令、林伯渠主席一样，可以坐在卡车前头去开会，是当时的最高待遇了。而现在居然和我这个小干部一样搭破烂的公共汽车了。
    
    在重庆期间，张国焘还通过同乡甘家馨的关系，认识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经朱家骅推荐，张国焘被聘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张国焘无功受封，引起特务们的嫉妒和不满。张国焘在这里仍是没有太多的事可干，他曾无可奈何地感叹：我“无计可设，无公可办，每日去坐一二小时，颇感无聊”。
    
    有一次，朱家骅要张国焘转交给此时挣扎于贫病交加之中的陈独秀一张5000元的支票。对于这笔在当时是数目相当可观的款子，陈独秀拒绝接受，托人退还给了张国焘。对此，张国焘也无可奈何。
    
    张国焘越来越没有多大用处了。1940年底，蒋介石安排张国焘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共中央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多次指示在重庆的周恩来提出交涉，要求取消张国焘的参政员资格，否则，中共参政员将不出席会议；如国民党方面尚愿顾全国共合作，“可令张国焘自动撤销参政员”。12月7日，周恩来致函张冲，要他代向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声明，中共不同意张国焘和叶青出席国民参政会，并将意见转达蒋介石。由于蒋介石的坚持，1941年3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开会时，张国焘仍被安排参加会议，当了参政员。后来，张国焘又连续担任了第三、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由于他是中共的叛徒，为一些参政员所不齿。遇有共产党的参政员，他总是躲避一边。因此，他在参政会里也没有什么作用，“无政可参”。
    
    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国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8月，在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召见张国焘，让他草拟一个管理全国粮食和一般物价的方案。张国焘到处搜集材料，连熬几夜，写出一份洋洋万言的方案。送给蒋介石后，就没有下文了。
    
    戴笠乘坐的飞机机毁人亡 张国焘另谋出路
    
    1946年3月，戴笠乘坐的飞机撞在南京附近的江宁县板桥镇戴山，机毁人亡，军统也准备改组裁员。不久，军统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张国焘也趁机另谋出路。他通过同乡、时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局长的熊式辉，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推荐，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和江西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张国焘一上任，就受到了江西省主席王陵基的排挤。原来，当年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与田颂尧、王陵基交战川北。田、王损失惨重，大败而逃。王陵基因此被刘湘撤职，拘禁数月。如今，张国焘虽然脱离了共产党，但王陵基旧恨难消。于是，他让部下对张国焘冷嘲热讽，蓄意刁难。不久，张国焘不得不离开江西，避居上海。
    
    张国焘在上海闲居了将近两年。在这两年中，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经过1年的作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而且从1947年7月开始，转入了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域。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兴起了广泛的学生运动和人民运动，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南京国民党政权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1948年6月，不甘寂寞的张国焘筹集了约一百二十两黄金的经费，在上海施高德路办起了一个创进周刊社，出版《创进》周刊。这个周刊社的成员是临时凑起来的，总编辑是郑学稼。开始，《创进》周刊并没有受到国民党的重视，所用纸张都是以市价购进。按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规定，凡从事反共宣传的报纸杂志，按月分配官价纸张。后来，张国焘托人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少谷说情，《创进》周刊社才得以配给官价纸张。
    
    《创进》在代发刊词中，以貌似公正的面目出现，标榜自己是讲“老实话”的，但在实际上，它不过是为国民党捧场和进行反共宣传的工具。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治、军事危机，《创进》周刊发表文章，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来挽救危机。在一篇题为《门神救国论》的文章中，把蒋介石发动内战比做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政权，鼓吹：“只要有一个像曾国藩那样气魄与做法的人，出面号召，决定可以完成救国使命的。”文章甚至说：谁能充当“现代的曾国藩”，“谁就是现代中国的救世主”。文章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之子蒋经国身上，吹捧说：“近来蒋经国在上海执行新经济政策，有声有色，人人喝彩。”“现实环境正需要这类人，才能有所作为。”蒋经国对于“戡乱建国大业，已然可以胜任愉快的”。
    
    《创进》周刊发表的一些文章，把造成全国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的原因，归罪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大量的攻击。文章诬蔑中国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更不惜以百姓为刍狗”，“二十年来的悠长岁月之中，共党浸沉于残杀破坏扰乱之中”，“假定共党‘武装革命’成功，继军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种独裁政治无疑”。“中国共产党无论标尚何种理想目的，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则是有害而可怕的”，“一方面大有利于俄国人向东亚的发展，大有害于中国民族底独立和生存；在另一方面激烈地扰乱社会底秩序，严重地戕害国民经济生活。”在对中国共产党竭尽诬蔑之后，《创进》周刊的文章叫嚷：“根据这些理由，共党的暴乱是必须遏止的”，必须“戡乱”。当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候，《创进》周刊仍在吹嘘国民党军队，说：“中共军事力量虽日在进展中，但中共若想进行一次严重的阵地战，政府还是能够抵挡，而且还是能够胜利的。不管政府军队中有何种的弱点，但它至今尚未最终失去这个能力。”
    
    但是，战局的发展却不像《创进》周刊的文章所说的那样，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国民党的统治大势已去。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官员纷纷逃往台湾。张国焘也惊恐不安，考虑自己的退路。这时，蒋介石指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要尽可能不让中共叛徒去台湾，要劝他们留下。原因是共产党胜利了，中共叛徒决不会再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走，让他们去台湾，只能增加负担。蒋介石还特别指示毛人凤，让他劝说张国焘留下。
    
    1948年冬的一天，毛人凤在上海家中请张国焘吃饭，邀沈醉作陪。饭后，毛人凤还在重复他们谈话的主题：希望张国焘留在大陆，并说明这是蒋介石亲自决定的。张国焘听了立即表示：他已考虑过了，现在再也不想干什么，只希望到台湾山明水秀处当老百姓，写一点东西。毛人凤则再三劝说张国焘，说经过多方面分析研究，共产党来了决不会杀害他，留下便能在共产党内有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的作用大得多。张国焘低头沉思了几分钟后，慢慢地抬起头来，用低沉的声音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他们来了，决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是批和斗肯定少不了，人总是要面子的，我实在受不了。就这样，毛人凤同张国焘的谈话不欢而散。张国焘走后，沈醉问毛人凤：为什么要让张国焘落入共产党之手呢-毛人凤回答说：过去他就没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做出什么呢-如果他不愿意留在大陆，台湾是不会欢迎他去的。
    
    张国焘没有听从毛人凤的劝说。他把《创进》周刊停刊，于1948年11月携全家去了台湾。他当时或许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