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ugela  于 2017-3-11--贝壳村

　张程 海疆在线

　　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欢呼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西式民主，并将西式民主拔高到普世价值、普适模式、样板标准的高度。实际上，西式民主不仅在理论上存在明显缺陷，而且在实践中日益暴露出种种问题。

　　

　　一、西式民主理论上的窘境

　　

　　民主，即“人民的统治”，人民自己当家做主。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民主赋予某种政治制度和政治权力以正当性、合法性。但是，近年来，西方国家却将这种民主价值追求简化、异化、矮化为票决选举程序，并宣称只有实行西式选举民主的政体才具有合法性。然而，简单将民主价值追求与票决办法、代议制度、多数决原则等同，使西式民主日益陷入困境。

　　1.作为程序的选举民主不能等同于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追求。选举民主已成为当今西方的主流民主观，西方理论家们甚至宣称这是实现民主“唯一可行的方法”、评判一国是否民主的标准，（[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96、398页）为将民主简化为选举投票程序，西方理论家将民主价值转换为“一种政治方法”。

　　熊彼特提出，要将人民决定政治问题放到第二位，而将选举出做决定的人放在首位，即人民的任务是产生政府，因此民主就被定义为“一些个人通过竞争人民选票来获得决策权的制度安排”，将“人民行使主权”偷换为“人民作为权力来源”，这一定义将“民治”偷换为“由人民批准的治理”。（同上，第364、395、396页）以至人们说起民主只知多党竞争性选举，西方理论家的偷梁换柱之计看似已大功告成。

　　但是，对民主的内涵进行的这种工具化处理，并不能让人信服。选举、竞争只是实现民主的一种充满争议的方式，民主才是目的，以手段来决定目的，把形式当做目的本身，在逻辑上是错误的。

　　2.选举民主的精英主义本质与民主价值的平民主义倾向之间存在矛盾。西式选举民主将民议、民治变为代议、代治，远离了民主的平民主义性质，本质上是精英统治。选举(Election)和精英(Elite)本就密切相关，具有同一个拉丁词源(Eligere)，意指择优选取。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孟德斯鸠、卢梭、卡尔·施密特等，都认为票决选举制属于寡头制、贵族制，票决方式不过是贵族原则的工具。

　　在西式选举民主制下，人民不是当家作主、行使权力的主体，而是被动的客体；不是目的，而是道具。马克斯·韦伯称，现代代议制民主与其说是通过选民投票选举领导人，不如说是“凯撒式”的政治精英通过“蛊惑煽动”来招募追随者。拿破仑说得更直接，真正的治国之道是利用民主的形式来行使贵族统治。

　　民主原则要求所有公民都有平等参与公共事务、担任公职的机会，将其简单等同于票决选举方式，这实际上限制了大多数人参政的机会，却便利了各种资源拥有者通过竞争的形式获取权力，从而使民主成为少数精英的游戏。

　　3.多数决原则承担的合法性责任与多数暴政的强权本质之间存在矛盾。西式票决选举民主实行得票多者取胜、少数服从多数，并宣称获胜方是“人民”的选择，从而使当选者和其相关决策具有了合法性。但这真是人民的选择吗？那些不投票或投反对票的不属于人民？多数为什么就能替少数作主？多数决实际上使少数者的同意被虚置，使少数者的权利受剥夺，这不是民主而是反民主。

　　多数决是正义的、正当的吗？“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具有内在的强制性和利益优先性，这与自由平等的选民主体资格相矛盾。实际上，多数决原则源于西方深厚的强权思想，强调赢者通吃（美国更实行“胜者全得”），这既不道德也不正义。另外，多数者的决定就是正确的吗？数量优势与真理无关，而且多数决还会压制少数者的合理意见，既不正确也不公平。选举民主本欲通过多数同意来创造合法性，但其强权本质及少数者同意虚置反而使合法性受损，这就是选举民主合法性建构的同意困境。

　　4.资本主义追求私人经济利益与民主政治强调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矛盾。资本主义制度与现代西式选举民主紧密相连，二者关系也是一个长期话题。哈耶克等自由派学者认为资本主义与民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而哈贝马斯、齐泽克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二者难以长期持久共存。

　　从理论上讲，资本主义强调个人利益至上、经济利益至上，其与民主强调公共利益、社会利益的价值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西式选举民主要维护的是资本家的私利。卢梭也认为，私有制带来贫困、两极分化和不平等，富人滥用财富并影响规则制定，必然破坏民主并导致专制。

　　英国当代政治学者安东尼·阿伯拉斯特表示，“一个积极和有效的民主要和垄断资本主义共存是多么地困难。对人民负责、追求与促进共同善的民选政府和完全只对它们的股东负责的私有和私人控制企业巨头两者之间的权力冲突变得一天比一天尖锐。”（[英]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孙荣飞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143页）

　　从现实来看，资本主义只服从自己的逻辑，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侵入政治、扭曲民主都是其本能行为，现代强大的资本对西式民主政治的控制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认为，民主正被掏空了一切实质内容，而落入市场的股掌之中。

　　二、西式选举民主实践中的问题

　　

　　1.票决变钱决。西式民主本质上是金钱政治，这在全世界已经是共识了。资本为维护自身利益，有控制政治的天然倾向，西式选举制度则给资本提供了“合法”的便利渠道。

　　票决选举是花钱游戏，从民意调查、形象包装、广告推广到组织集会、演讲造势，都需要大量的钱。钱从哪里来？主要靠募集政治献金。

　　比如“民主典范”美国，其政治献金分两部分，一部分被称为“硬钱”，由选民直接捐献并要求直接为竞选服务；另一部分被称为“软钱”，一些大企业、大财团及其支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以政党建设的名义捐款支持某个候选人或攻击其竞争对手。此外，还有“更软的钱”，大资本家操纵媒体为某个候选人服务，通过媒体报道的倾向性影响选民判断。

　　事实证明，金钱在选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学者对美国1980-2008年历次总统大选统计发现，竞选经费占优的一方大多都获胜了，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国会议员选举。

　　

　　其实，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搞选举花了多少钱，而在于大资本家花了多少钱，以及其得到了怎样的回报。这种回报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种是低层次的吃住回馈，比如克林顿、奥巴马等，邀请捐款者到白宫或戴维营公款住两晚。

　　一种是官职回报，小布什为报答帮其大选筹款的“先锋俱乐部”，曾先后任命了该俱乐部43名成员，包括2名部长和19名大使。

　　真正的大回报是政策倾斜，当选总统和议员们通过优惠政策、项目外包等方式回馈“金主”。

　　据美国财经博客网披露，2007—2012年间，在政治上最活跃的200家企业，共耗费58亿美元用于联邦游说和竞选捐款，而他们从联邦政府的生意和支持中得到了4.4万亿美元的回报。

　　

　　票决变钱决，给资本操纵政治留下了“后门”，使政治变成金钱游戏，让少数富人获得了谋求不均衡利益的权力，人民作主变成资本家作主，西式选举民主沦为“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对此，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有切身感受，“有些人认为国会控制着华尔街，然而真相是华尔街控制着国会”。

　　2.选举变选秀。有人讲，西式选举一靠有钱、二靠脸蛋、三靠会说。“靠脸”主要是指搞形象包装。候选人会根据选民的偏好进行全面包装，从发型选择、衣服搭配、声音语调、讲演发言都请专业人员进行精心设计，以求符合选民期望，与娱乐明星无异。

　　候选人尤其要“会说”，不仅要口才好，关键是能搏出位、抓眼球、会煽动。演讲辩论本是候选人向选民阐述政策、表达观点的重要环节，现在却变成了肤浅的政治脱口秀。

　　许多欧美政客为吸引选民，蛊惑煽动、空口许诺，只说选民们想听的，开出一张张空头支票，当选后却不兑现，进一步削弱了选举民主的严肃性。还有一些政客为吸引眼球，或插科打诨，或轻薄粗口，或攻讦谩骂，搞出格的人身攻击，发耸人听闻的言论，拉低了政治竞选的品位。

　　不仅候选人本身，许多媒体也深度参与、助推、包装这种政治秀，刊播各种竞选广告，炒作花边狗血新闻，放大政客奇谈怪论，唯恐天下不乱，唯恐竞选不乐。纵观各类西式选举，最终掌权的是政客和资本家，直接获利的是媒体，娱乐的是大众，伤害的却是政治公信。

　　3.票决变否决。选票是西式选举民主的指挥棒，各政党和政客们一切以选举获胜本身为最终目的，而忘了胜选的目的是为解决国家现实问题、保障人民权益。要竞选成功，一种办法是壮大自身，一种是打击搞垮对手。后一种办法在实际政治中被广泛使用，使票决制成为否决制，相互制衡变成彼此掣肘，“谁也别想好”，从而陷入政治恶斗，形成政治僵局。

　　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各党派常常各执一端，相互否决，导致政党利益整合功能衰减，有效公共政策难以出台。政客们不着眼于解决问题，而着力于否决掉为解决问题所做出的决策，“他们除了相互攻击，什么都不做。”在西式选举民主制下，对手受损才能使己方获利，在野党的重点工作就是和执政党唱反调，让其执不好政、无所作为以至失去选民信任，从而为自己下次竞选获胜争取机会。

　　选举政治衍生出的负面竞选和否决政治，导致政治竞争恶质化、政治决策低效化、社会族群分裂化，使政治机构和政治人物的形象严重受损，引发了西式选举民主的合法性危机。

　　4.票选变不选。票决选举的正当性基础就在于民众理性、积极、持续参与政治、投票选举。然而，现在西方却出现了普遍的政治冷漠，人们不关心政治、不愿去投票，本就不高的投票率近年来持续下降，使西式选举民主出现严重的代表性危机。

　　比如，美国的投票率近年来已降到很低水平，总统选举投票率仅50%左右，国会议员选举约35%，地方选举约25%。

　　西式民主辩护士称，选民不参与选举只是“投票者冷漠”，因为信任本国政治制度以至无需关心具体谁上谁下，或者只是缺乏热情和懒惰。这种说法显得太过一厢情愿，民众不去投票是因为“投票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投票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票选变不选，表明选民对此种票决选举制度以及候选精英深深的失望，对金钱政治、选举操弄、舆论控制、抹黑揭丑的无助和愤怒，对自己不过是投票工具的不满和无奈，所以用脚投票，不参与所谓的票决选举把戏了。

　　三、西式选举民主导致的不良后果

　　西方政客、理论家们宣称，以定期选举票决为标准的西式民主“包治百病”，能发展经济、保障人权、维护自由、促进平等甚至促进实现世界和平。实际上，西式选举民主因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不仅“非万能”，而且还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1.国家长远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受损。西方政治因其票决选举模式，从而被选举政治、金钱政治、民粹政治劫持，致使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罔顾经济客观规律、社会现实情况和国家长远发展需要，严重影响社会公共利益。

　　周期性选举致政策行动短期化。在西方政客眼中，“连任比责任更重要”，他们的眼光最远也就停留在下一次选举计票上，关心选票胜过削减赤字、提高经济竞争力等长期重大问题。

　　2008年以来的西方债务危机，其重要症结就在于西式选举民主制度。一方面，政客们为获得选票，盲目增加社会福利，以讨好普通选民；另一方面，为讨好富人金主，政客们承诺减少税负。收得少，花得多，长此以往必然导致财政入不敷出，只得举债度日，直至爆发债务危机。

　　利益集团绑架致政治寡头化。利益集团尤其是大企业、大财团对西方国家政治拥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他们通过影响政治议程和政治决策，使自身要求获得优先对待，甚至不惜损害公共利益，导致政治寡头化、资本化。

　　2.社会分裂和族群撕裂。票决选举以党争为基础，而党争往往与阶级、族群、教派之争挂钩，当政治、经济利益与文化、心理、信仰等因素纠缠在一起，各党派之间更难妥协平衡，长期互动、积怨日深，甚至可能形成分裂型社会。

　　票决党争强化自我群体认同，激化种族、教派、阶层冲突。民众本能从情感、文化等因素界定自我身份及利益，加上政治人物为胜选进行操纵、煽动，致使以民族、宗教、阶级等为单元的组织、群体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甚至导致国家解体、社会撕裂。此外，多数决原则使一些少数派被长期忽略和排斥，他们转而强化自身的宗教、民族认同，甚至选择分离出去，另立一个他们能成为多数派的社会或国家。

　　选民因为政治认同而立场分化，投票政党化、生活政治化，导致社会区隔和分裂。政治极化背后实际上是社会极化、价值观极化，彼此互动，分歧固化。皮尤公司一项最新调查表明，近20年来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成员相互间的反感程度激增。两党的支持者不仅更愿意与本党人士交往，而且更愿意住在一起，甚至更愿意他们的孩子相互通婚。（温宪：《政治极化将进一步搅动美国》，《人民日报》2014年6月14日）

　　3.决策低效和治理失效。一种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不是人民投一次票就能长久维持，而是看其运用权力的方式以及实效。瑞典学者博·罗斯坦就认为“政治正当性主要取决于政府的质量，而不是选举”。若票决民主带来的是治理不当和决策失效，其不过是“劣质民主”“民主赤字”，合法性自然大打折扣。

　　许多票决胜选者治理能力缺失。西式选举民主已经成为政治秀，比拼的主要是形象、口才、演技、广告包装以及所代表的家族、利益集团，而不是其工作经历、治理实绩、责任担当，不是其应对困难挑战的能力、承受力以及是否经过急难险重任务的考验，没经历风雨的“演员”走上前台自然能力不足、绩效不佳。有人说，西式民主关键在制度好，不需要选出优秀的人。但若不看重领导者能力，何必兴师动众搞选举？直接采取抽签或轮流坐庄的方式岂不更民主。还有人说，西式票决民主重点在能罢免不称职不作为的官员、议员，或至少能借此督促其为民服务，但实际上选民一次选举便被统治数年，罢免监督官员基本停留在口头上。

　　“否决政体”致决策难决。立法、行政、司法分离制衡，两党或多党相互制衡，这本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引以为傲的“制度优势”。但随着选举民主的发展，这种制衡机制已变成为反对而反对的党争，致使“政治瘫痪”屡屡发生，严重耗费社会成本、降低决策效率。

　　利益集团牵绊致决策治理低效。利益集团是西式选举民主制下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存在，其为维护自身小集团利益，极力影响政治议程，阻扰对其不利的政策决定，致使许多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难以及时做出和有效执行。

　　四、超越西式选举民主

　　

　　西式选举民主正从“神坛”上走下来。我们要超越西式民主，积极探索新的民主理论与实践路径。有两个原则是我们前行的路标：

　　一是实现更加广泛有效的参与，发扬协商民主。参与、协商是民主政治最基本、最主要、最核心的要求。要加强制度机制建设，保障人民平等、直接、充分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国家政策制定过程，积极表达意见、深入讨论协商、有力影响决策、有效管理国家，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群众只有在参与、协商中才能更充分了解事件面貌，并在讨论、碰撞中认识、修正自身偏好，使其充分考虑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从而在民主协商过程中有效协调、整合各方利益诉求，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二是超越单纯的政治民主，推进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基础，防止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防止出现“一小部分人控制经济并间接控制政治生活本身”的现象，使民主有健康成长的土壤，从而更加平等、理性、积极参与民主政治，实现真正的当家作主。

　　“中国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当前，尽管中国的民主制度仍有诸多需要不断改进完善之处，但只要我们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扩大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基层群众自治，充分结合竞争性选举民主和共赢性协商民主；坚持走群众路线与践行民主集中制，让人民群众更加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让人民意志得到更加充分体现，让人民权利得到更加有力保障；坚定自信走自己的民主道路，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资料来源：红旗文稿）

倍可亲

    作者：不详 （请提供给博讯，博讯会补加）

    李志绥回忆录的出版，堪称中国现代史学界的大事，然而遗憾的是，这本书并非白玉无瑕。本文拟尽可能客观地讨论该书的价值和问题。

     这本书的英文版我反复看过几遍，总的来说印象很好，李老那对毛、对中共的深刻洞察力深深地吸引了我。对李的遭遇，我深觉同情：一个出身教养良好、梦寐以求想当神经外科大夫的知识分子陷在魔窟中，被迫与叶子龙、李银桥那种流氓和暴发农民作“同事”，终生伺候一个喜怒无常的暴君，在一个更喜怒无常的江青布下的地雷阵里摸索，那份内心的痛苦和绝望，凡是毛时代过来的人都能想象。 (博讯 boxun.com)

    所以，当我第一次在朋友圈中听到对李老为人的非议时，我简直不能理解：他们丝毫看不见李老的个人悲剧，却认为李是背恩反噬的家奴！在某些中国人看来，只要能作官，当上军级的院长，就是皇恩浩荡，就该感激涕零。至于那充满惊恐的无数个不眠之夜，一度逃出魔窟、重拾医学生涯时的狂喜和再度被抓回去时的沮丧，在与叶、李等鼠辈斗法中熬干心血、换来的满头白发和胃溃疡，为丈夫担惊受怕、积忧成疾而过早撒手人寰的爱妻，被江青指控谋杀伟大领袖时的五雷轰顶，被许世友质问主席有多少“嘎玛”、为何又遍身青紫时的惊慌……这一切的一切，某些人却是看不见的，他们能看见的，就只有做官！世上有人不想当官而想当个优秀大夫，过点平平静静、安安宁宁的小日子，在他们心目中根本是不可想象的。

    李老的悲剧，在我看来，是一个深不可解的矛盾：为了求生，他不能不用尽本该是用在医学上的高智力来讨主子喜欢，而一旦让主子喜欢上了，他也就再也没有可能逃出魔窟，然而只要呆在那里，生存就得时时刻刻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毛的小朝廷比《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那个家庭还乌烟瘴气，叶李等人比那个二姨太还险狠，毛更时时设下套子，反复“考验”他的忠诚。而且，有江青那个死对头，他的一线生机就先取决于和她争宠，毛死后又取决于高层政治势力的较量。李老的书，再深刻不过地反应了那个万恶的时代里个人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与无可奈何。在某种意义上，每个毛时代过来的人都能从李老的命运里找见自己的影子。至少，我自己就是这样。

    这其实只是书的内容的一个侧面。李老第一次为我们勾划出了一个逼真的可信的毛泽东形象，既有细部的特写镜头，又有远距离的鸟□：毛对木床和木马桶的喜爱（它们甚至被运到莫斯科去，大约克里姆林宫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待这种怪物）；脚上踩了屎还无比自豪；在肮脏的珠江里兴高采烈地中流击水，浪遏浮屎；牛嚼牡丹式地“欣赏”《天鹅湖》，问老赫她们为什麽要站在自己的脚尖上，老赫自己有无此种能耐（毛甚至连男演员不用足尖跳都没有注意到，一个人对自己不懂的东西如此大无畏地轻蔑，堪称有史以来第一人，无怪老高得诺奖要引起全国大哗）；穿著睡衣躺在大床上接见群臣（包括女臣如“黑旗事件”的女干将）时那超过刘邦的傲慢（后者曾边洗脚边接见“高知”郦食其。暴发农民唯一知道尊重的就是权力，连起码的做人礼貌都不懂，和国民党的高官就是两回事）；在童工杂技演员惨遭摔死时脸不变色心不跳，照样谈笑风生；出巡时那跟在后面的满车西瓜，专列的行止无定使整个铁路系统陷入瘫痪……。

    甚至就连这些生动的描写都不是主要的。李老最可贵的地方，是他的洞察力。在李书中，一个极不聪明然而极度狡猾的大独裁者耀然纸上：凡是涉及到建设性的事，毛完全是弱智，以大跃进那种“天下第一蠢”为他万世不磨的丰碑。然而对於如何颠覆政敌，毛的狡猾堪称古往今来第一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们的民族性。敝民族毫不聪明，从未出过大思想家和大科学家，然而大约是世上第一狡猾的民族。“满脑袋糊涂，一肚子坏水”，这副对联应该挂到天安门城楼上去。

    毛从《老子》中悟出的“后发制人”的一贯策略，无论在军事还是政治斗争中都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为了颠覆党的八大，他竟能隐忍七、八年，直到文革才开始全面反击，将主持该大会的刘邓打入十八层地狱。类似地，他用公开赞扬林彪的造神运动和大搞“阶级斗争”来转移党国对“大跃进”灾难的注意，巧妙地颠覆了党的七千人大会，从逆境中崛起，再度成为不可置疑的伟大舵把。以同样的方法，他让彭真自行跳入火海而懵然无觉。“引蛇出洞，张网捕雀”已经成了毛活在世上的最大的和唯一的消遣与乐趣，成了一种个人的obsession。无论对人民还是对臣子，哪怕是小到李老那样的家臣，他都不能不来这一套。这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和“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正解。李老能参透这一套而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履险如夷，终脱虎口，这本身就是最能风靡西方读者的“escape” 一类的“story of survival”。

    靠这种深刻的洞察力，李老把毛的性格吃得透透的。毛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复杂人物。他为何先号召“大鸣大放”，过后又食言而肥，疯狂整肃响应他的号召向党进忠言的“右派”，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李慎之老曾为此详加引述毛的一系列内部讲话，证明那确实是个深思熟虑的阴谋。我在文革期间曾阅读了能找到的毛的所有的内部讲话，相信毛之所以出尔反尔，是因为他始则始料未及，继而“因势利导”，是典型的叶公好龙表现。读了李书，我的这种看法更加坚定。李老在书中说得清清楚楚：当时毛确实被包围他的高干和“民主人士”马屁精蒙蔽，错误估计了形势，以为人民只知道感激党，决没有料到知识分子其实是满腹怨气。毛可以欢迎批评，但那必须是以他爱听的方式，从他中意的人中嘴里说出来，而批评的对象只能是下面的臣子，决不能是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的皇帝。李老对毛对海瑞的态度的分析更是入木三分：毛一开头爱上了海青天，是爱上了他对皇帝的忠诚。而后来恨海瑞，是因为他发现彭德怀有可能在人民心目中变成海瑞，而他就是那个昏庸的嘉靖皇帝。

    以同样的洞察力，李老向我们揭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内幕。原来，《李慧娘》那样的“鬼戏”被批，作者被惨遭迫害至死，是因为戏打在了老毛的疼处。剧作者对老毛的后宫生涯一无所知，不知道菊香书屋里大床上春色无边，做梦也想不到圣上会象后来认同于嘉靖皇帝一样，认同于霸占美女的南宋奸臣贾似道，而身边又为无数的猛男亮仔环绕，某个现代“慧娘”很有可能大叫一声：“亮哉，此生！”当年批《李慧娘》时我也觉得奇怪：谈鬼犯禁，为何他老人家以前要下令编写《不怕鬼的故事》，还对王海蓉同志称赞《聊斋》里的狐仙野鬼是何等善良？要是李老不揭开谜底，这闷葫芦恐怕到我死也解不开。同样地，当年吴（日含）拍马屁写《海瑞罢官》，却蒙冤至死，大约到死也不明白他写那玩意完全是为了响应老毛的“学习海瑞”的号召，为什麽反倒成了死罪。如果老吴在泉下遇到李老，大概这个谜底便可揭开了。

    类似地，原来那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六二六指示”，是因为刘少奇害了肺结核，而毛想剥夺他的治疗条件。为了这个卑鄙目的，他可以彻底否定既有的医疗系统和医学教育研究制度的合理性，拆散成千上万的家庭，把大批医护人员赶到乡下去，而这一切都是以关心农民的神圣名义作出的，至今还把那些海外的孤臣孽子感动得涕泗滂沱，特地把该指示打出来贴在网上让别人陪著他们一道感动！

    李老对中共那种黑社会组织的形成机制的剖析也同样让人叫绝。中共那种互相举荐，形成个人派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干部制度，较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不知倒退了多少年。李老算是汪东兴带进圈子去的，所以汪就不得不保护他，甚至在危机到来时要把他藏到工厂里去，以躲过江青的暗算。彭真保“三家村”，又何尝不是出於同样的动机？而老毛收拾政敌的拿手好戏，就是先斩枝叶，从侧面迂回进攻。犹记文革时看毛的内部讲话，毛说：“陶铸这个人我不了解，他是邓小平带进中央来的。”我当时就觉得奇怪，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麽？这由谁“带进中央”也是罪，这种黑帮难道会又是宗法关系可以比拟万一的？前段时间看李雪峰回忆录，说是少奇同志主持收拾“彭罗陆杨”“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时很不高兴，因为他知道那矛头其实是对著他的。既然如此，何不效林副统帅拼死一搏？却要去亲手签发死党的判决书！明知被收拾还延颈受死，老毛治人的手段之高强，实在超乎常人的想象！

    不光是老毛那浓墨重彩的肖像画，李老的书还给我们留下了洪洞县里其他人物的素描或速写。除了老邓、老华和老汪，没有一个人不是丑陋到极点。人民的好总理的好夫人竟然出卖李志绥的信任，说他对江青反常性格的抱怨是对伟大领袖的不忠；江青大骂跟随好总理多年的警卫，邓大姐居然就此吓得魂飞胆裂，要求汪东兴立即逮捕那个忠心耿耿的家臣；好总理五体投地跪在伟大领袖面前指出车队的行进路线，而伟大领袖眼角眉梢都是笑，得意欲溢还住；好总理在旨在打倒他的“批林批孔”大会上带头举手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对江青那个泼妇臭婆娘就是要和他过不去，好总理万般无奈，一筹莫展，卑微到如同委屈的小媳妇，向李老表白他其实对江青真是无比忠诚；最后，还有好总理在骤闻伟大领袖病危时竟吓得屎尿一裤裆，在领袖托以江山社稷时无比惶恐尴尬，恨无地缝可入……。以他的杰出才干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地位，竟然活得如此卑微，如此凄凉，由不得要让老芦洒一掬怜悯之泪。那个黑社会组织的暗无天日，又让老芦禁不住要如疟疾发作，连打三日冷战。

    这样的漫画人物并不是珍稀动物。百战百胜的天才将领林彪同志，肾绞痛发作竟然将头埋在叶群的臂弯中哀哀痛哭。他出恭时不用马桶，却象病人一样使便盆，周遭用毯子围住，不使一丝臭气外溢，好让他一人独自享用；无产阶级司令部中那些无限忠于伟大领袖的司令们，除了憨厚的老华外竟然无一人愿意试一下插鼻饲管的滋味，彷佛那是上断头台一样的英勇牺牲；华总理扣宫求见，居然因为无人敢打扰张玉凤的春梦而白白坐等几小时；老毛的反智主义作法自毙，手把手地教会後妃和家臣们极度蔑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导致第一流专家们的医疗无法进行，反而是小张的巫术偏方倒能在龙体上乱试；“个人责任制”导致御前侍卫总管只管老毛的安全，不管他的健康，让家臣们在圣上病危时恣意观赏电影，甚至把医疗器械的插头拔了去插电影机！说实在的，当我看到李老心有余愤地诉说这一切时，我不禁心花怒放，甚至爱上了替天行道的小张！如果没有她的倒行逆施和老毛自己的愚昧，咱那苦不知还要吃多长时间！全国人民都应该给这位好同志写封感谢信，她真是上天派下来救民于水火的转世观音娘娘！

    令人深思的是为什麽洪洞县里净是这样的漫画人物。以他深刻的洞察力，李老给出了答案──制度。目睹张玉凤的堕落，他悟出了敢情江青同志一开头也不是那样的怪物，是那个制度把她变成了那个样子。这正是李老的书的深刻之处：他并不是简单地描述了那些怪现状，而是用锋利的解剖刀挖出了病根。的确，从我个人的体会上来说，伟光正那一套最可怕的不是它对国计民生的破坏，而是它腐化了全民，让党拉著整个国家一起堕落。“新”社会既把大部份人都变成骗子、小偷、大盗和打手，又把他们变成漫画人物。

    正因为李老参透了中共的那一套，他的预言也就特别准确。记得当年人们纷纷猜测邓小平死后中国会大乱，李老对这些话却嗤之以鼻，说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共对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的控制。老邓就算死了，这套控制机制并不会人亡政息。比起那些号称毫无见识的“政治学者”如严家其辈，李老才真正是懂中共和中国的人。他老莫名其妙的仙逝（我总疑心那是克格勃卖给我党的毒伞枪的威力），无论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还是对中国事务的研究，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然而，这并不是说该书无懈可击。李老曾经作过毛十多年的家臣，写书时生活在自由世界，他的书应该是信史，应该是最珍贵的历史见证词。所谓“信史”，不是说日期、人物、细节一点都不能错，而是不能作假。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求全责备。遗憾的是，因为书中有明显作伪之处，害得这本“天下第一回忆录”丧失了信誉。

    这里要首先定位李老的角色。在我看来，毛的性格和他的特殊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李老并不仅仅是个保健医，而在“中国第一大家庭”里扮演著一个特殊的角色。

    根据李银桥的回忆录，毛自己对他说，他没有什麽家庭，身边这些人就是他的家人。的确，毛的生活方式与其他高干截然不同。为练“房中术”，他不让家人和他生活在一起，成了中国第一老光棍。他的家庭就是那个“一组”，由江後、御前侍卫、野妃们和御医组成。除了江後，“家人”中最重要的就是李大夫。田家英、林克之类的翰林虽是上书房行走，林也算“一组”的，却根本算不得“家庭成员”，和毛的关系根本就没法和李老比。

    李老的“家人”地位是由几个原因决定的。首先，他有“历史问题”捏在老毛手中，老毛对他有一种特殊的信任。其次，他以杰出的远见，坚持不作秘书，艰难地保持了一种在政治斗争中相对超脱的地位，特别忌讳跟其他首长往来，让毛对他比较放心。这一点，就连田家英都没本事作到。第三，他的智商极高，乖觉之极，很会对付老毛那种难伺候的病人，甚至敢犯“欺君之罪”，哄骗老毛他没有害肺炎（当然他也没撒谎，因为毛的“肺炎”定义是“肺烂了”的绝症）。因此，他成了治 “毛病”的专家，好几次别人束手无策，他却能奏功，还设法既减低了安眠药用量，又给毛制造了睡眠，缓解了毛最大的苦恼。最后，良好教育和聪明颖悟，使他能够理解和欣赏最高指示的妙处，让毛对他产生了一种知音感。在我看来，这最后一点恐怕是最重要的。

    这里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老虎刷牙”说。彭总说主席的牙齿象是刷了一层绿漆似的（我打这几个字都禁不住一阵阵反胃，真同情李大夫让毛张口检查时的痛苦），建议伟大领袖刷刷牙。李老抓住机会提了建议，毛却问他：“老虎刷牙吗？”顿时让他哑口无言。毛在此流露出来的机智，让李老佩服到几十年后都忘不了，可想他肯定是当场情不自禁地表露了对主席智力的无上钦服。以这样的智力交锋折服对方，这种愉悦决不是王任重那样不学有术的职业马屁家可以引出来的。

    李老见毛第一面，就以他对《两论》的真诚的理解和欣赏赢得毛的欢心。在日后那无数个长夜中的交谈中，他也肯定时时处处表露了类似的理解、困惑或佩服。书中当然只会写毛的话，然而既是交谈，就一定是有来有往的对话。李的自尊很强，曾因毛讥笑他从京戏里了解历史而去苦读史书。然而无论如何苦读，他的国学造诣决不会超过一生浸淫于其中的伟大领袖。於是他就变成一个给国手喂招的最理想的高手──既打不过对方，却又有自己的份量，让对方赢起来既不轻松，却又痛快淋漓。书中有好几处都泄露了此中消息，例如对纣王、曹操评价的讨论和打“远交近攻、联美制苏”的哑谜等。最后，李还有一个弱点能满足毛对知识分子的优越感 ──他在十三陵劳动时的那副狼狈相。以毛的性格而论，李真是一个无法取代的人。无论是侍卫还是野妃，毛都可以弃之如敝屐，而李老和江後一样，都是扔不了的。这就是他能伺候先帝爷到死方休的根本原因。

    这里的分析，我觉得，是完全合乎我眼中的毛的性格的。几乎在所有的内部讲话中，毛都要莫名其妙地卖弄一大番毫不相干的历史知识和“哲学”知识。他有本事从耶稣扯到黄道婆，从《法门寺》里的贾化扯到《林冲夜奔》，从甘罗扯到李世民，从天津的小洋楼扯到形式逻辑和抽象思维。如此爱卖弄的健谈者，不跟“大家庭” 里的亲密成员胡聊海吹，又如何消那无数个不眠的长夜？李书中记录的那些谈话，多数内容都能在毛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主要收集在文革时流行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中找到，从侧面证明了李确实是毛的倾听者，也证实了李的说法，即毛跟他谈的话，不久后就变成中央精神。

    的确，毛满肚子的独特见解要倾吐，不找李老，找谁去？江後既无知识，亦无理解力，又不能熬夜；侍卫和野妃们那些半文盲是听琴的牛。林克虽属“一组”，却是政治那条线上的，谁知道他会不会和别人勾结在一起？林克在他那本书里附上了毛给他写的条子的照片，讥笑李老无法出示类似的条子，其实这恰好证明了林是 “外”而李老是“内”。和天天见面谈心的“家人”交流，还写什麽条子？谁会给老婆写条子？

    由李老的角色定位，可以导出对李书的基本定位，亦即：李老在书中提供的信息，私生活方面的肯定是真实的（但“不育”一点存疑，详见下），而对於政治方面的内容就得具体分析。如果是毛与他的谈话透露出来的，则一般是可靠的，而如果是作为高层会议的见证人讲出来的，那里面大约就有点蹊跷。

    如所周知，我党是一个黑社会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运作的诡秘性。不到某个级别，决不会有那个级别的知情权。这知情权层层划分得无比的严格精细。文革前党机器的运作是“正常”的。李老不是中央委员，毛又没什麽病，他肯定进不了中央会议的会场，只能呆在行宫里待命。文革后党的运作乱七八糟，连远新侄都成了政治局的联络员，什麽唐闻生、王海蓉等小字辈都成了好总理通向伟大领袖的“一线天”，更别说张野妃可以让英明领袖在那儿正襟危坐、白等几小时的怪事了。此时李老本可以出来弄权乱政，然而有三个因素防止了他这麽作：第一，他刻意避免卷入权力斗争；第二，江後今非昔比，一定会千方百计阻断他接近毛，以免他成了政敌的“一线天”；第三，由於窃听器事件的打击和江的谗言，毛逐渐失去对他的好感与信任。所以，无论文革前后，李老的内部信息，应该或来自毛和他的交谈，或来自内部小道消息，不可能来自于高层会议。

    据此可以预言，如果李书有破绽，一定主要出在对高层会议的记述上。实情就是如此。这里有两个典型例子：“二月提纲”汇报会和庐山会议。

    1964年5、6月间，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负责开展“文化革命”。1966年2月3日，该组制订了“二月提纲”。2月8日，彭真，康生、陆定一、许立群专程到武汉向毛汇报。毛问了一些问题，但未说不同意将该提纲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於是文件就这样发下去了。三月间，毛连续在杭州作讲话，抨击 “二月提纲”，并主持制订了取消它的“五一六通知”（根据《华夏文摘》载叶永烈《追溯文化大革命的根源》）。

    李老对此事的回忆有两处错误，一个是无足轻重的记忆错误，如他记得的参加汇报的人多出了个胡绳。另一个错误就有作假之嫌。他说毛让他躲著旁听了汇报。据说，康生在汇报时说《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与会者无人敢驳。众所周知，“二月提纲”的精神，是把姚文元批《海瑞罢官》引起的大混战定性为“学术讨论”，它的标题就是《关於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康生这麽说，等於是彻底否定了该提纲。毛最后对彭说：“我不看了，you people work it out。”而彭就傻呼呼地以为毛已同意，於是提纲便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了。

    彭真是个身经百战的政客，脚下不踩著成千上万的政敌，如何进得政治局？他就再傻，也不至于忘记十年前周恩来主导的“反冒进”。那篇社论送给毛圈阅时，毛批道：“我不看了。”社论於是发表，害得好总理后来被整到请辞的地步。老彭何人，怎敢忘了这个教训？何况还有老康在一旁威吓？更何况所有当事人的回忆录，都说康生从来就没有反对过该提纲。他是老毛的打手，深知老毛的“引蛇出洞”战略，又岂会打草惊蛇，吓得蛇钻回洞去，使万岁爷就此失去可抓的把柄？

    我的猜想，是无论老康还是老毛都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相反还故意造成了老彭的错觉，以为老毛同意了。毛从来是使用首鼠两端的模糊语言的“辩证法”大师，要哄信彭真而事后又不留把柄并不困难。

    书中披露的庐山会议内幕与《庐山会议实录》就更是大相径庭。根据《庐山会议实录》，老毛决定发难，柯庆施那些职业马屁家的煽动功不可没。而整彭的中枢干将，是刘少奇和彭真，这两人甚至比老毛还起劲。这也毫不足奇。

    毛共从来有著“白区党”和“红区党”两大派系。后者以“野战军系”为主力。刘少奇是白区派头子，毫无战功，只是一个在打倒“国际派”中出了大力的老马屁家，在七大上以无耻吹捧毛而窜升到二把手的地位，野战军派早就愤愤不平。高岗以为得到了毛的默许（这就是老毛的难伺候处：你以为是帮他办事，他却会在事后翻脸不认人，把你打入地狱），想把老刘弄倒，秘密联络的就是野战军将领。林彪和德怀都同意，到了邓矮子那儿他却向老毛告了密。老邓这一招不仅帮助老毛搞掉了高岗，使他从此飞黄腾达，而且让他以野战军将领的身份赢得了老刘的欢心，入主中央书记处后能和“白区派”的彭真等人和谐相处，成功实现了“红白区联姻”。所以，少奇和彭真同志早就卯足了劲要搞“高饶余孽”德怀同志。根据李锐的第一手会议记录，少奇和彭真是“牙齿露得越长越好，帽子扣得越大越好。”比毛本人起劲多了，哪里象个胁从的模样？就连好总理也加入了批斗队伍。当然胁从的也有，朱德嗫嚅了两句，老毛便大不耐烦，伸手抓了抓鞋子，讥曰“隔靴搔痒”。老朱脸一红便不作声了。

    李老的书上却不但没有这些内容，而且连彭总在上书前在分组讨论中放的炮都没提，柯庆施、李井泉等人的游说活动也通通不见。他记录的都是毛在大会上的讲话，那些东西根本不是什麽秘密，我早在文革中就见过了。最成问题的，是他说毛在彭上书后两天在其别墅里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Mao's staff listened as the standing committee talked。”很明显，作为“一组”成员，他也在那儿。

    这就立刻出来个问题：李先说，他和林克并不住在毛的别墅中，连个电话都没有，有事李银桥得派人去叫他们。银桥让他们装电话，他们就是不装，因为他们既怕引起毛的怀疑，又不想与闻毛的绯闻。老毛传唤李老，要麽是想聊天，要麽是治病，开政治局常委会召他去干什麽？而且，一组成员竟然可以坐在那里听最高层的军机大事，是否太过于违反“组织原则”？

    更成问题的是这个重要会议的内容竟然无比苍白，全部记录只有毛的几段话，大意是他要把彭的信发给会议，如果党和军队要分裂，他就要另拉杆子。在此威胁下， “his colleagues' remarks were guarded。”常委们的反应，总共就只有这麽一句模糊的话来交代。

    重上井岗山的威胁，毛是在大会上作的。此话在文革期间广为人知，不是什麽秘密。当然他也可以在常委会上这麽说，然而开这麽一个重要的会，就只说这麽点话，其间竟没有讨论要把彭搞到什麽地步，倒彭的具体部署如何，彭会有什麽反应，军事和人事上需要作什麽防范和调整（彭毕竟是国防部长），并在中央委员中排一下队，初步估计谁谁是可靠的主力，谁谁又大概靠不住，等等。最耐人寻味的，是李老连常委们的具体态度怎麽样都没交代。按常理，毛作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他们表态。特别是老朱，他可是老彭的老战友，毛一定会先逼他“划清界限”的。凡是在毛共手下讨过生活的人都知道这是我党行事的常规。更重要的是，李老语焉不详的叙述，给读者造成了一种错觉，就是刘对倒彭的态度是被动甚至是同情的，所以他后来还策划过给“右倾机会主义者”平反。这和李锐的故事可是完全两样。

    所以我们只能作出结论：李老的故事是虚构的。对庐山会议的内幕，他其实知道的和文革中的小芦差不多一样多。我甚至还知道林副统帅骂老朱：“你是什麽总司令？你一天总司令都没当过！抗日战争是彭指挥，解放战争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并对大会说：“你们不要以为朱德是自己作检查的，是中央让他脱裤子的！”当年小芦看到敬爱的林副这些豪言壮语，只觉得一阵阵恶心。而李老的书连这些内容都没有，让我看到这章书时不能不无比失望。

    李老无法与闻高层会议，只能从与毛的交谈和“小道消息”中获取信息，这一点从他不知道毛在中央会议上讲的一些话上也可看出来。毛多次在会上告诫高干不要依靠秘书，对医生的话只能听一半，“我对我的医生就是这麽办的”，云云。这些话，他无论从毛那儿，还是从汪、田、林那儿，都不可能听到，因为人家要照顾他的自尊心。只有江青才会当著他的面说，让他写书时还余怒未消。

    值得注意的是，已经有人公开指出了李书作伪之处。该书出版后，毛的秘书和前保健医、护林克、徐涛、吴旭君等人写了《历史的真实》，指控李老撒谎。遗憾的是，或许是出於主观爱憎，这本书并没有在海外引起足够的重视。赵无眠先生在《真假毛泽东》一书中反驳了林克等人，然而我觉得他的反驳是苍白无力的，因为林克等人的批驳中至少有三条非常有力：

    第一、李说他给毛作了前列腺按摩，确定毛丧失了生育能力。徐、吴等人驳斥说前列腺液不是精液，不能用作检察生育能力的样本。第二、林克指出，中央的严格规定决定了李老不可能是无所不在的隐身人。第三、李说，林克曾奉田家英指示，为了避免党的分裂，将毛攻击陈云的重要批示扣压下来。林克说明了中央文件传送与保管的严格规定，指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第二条我已在上面讨论过。第一点反驳之有力似乎也用不著再讨论。我奇怪的，是李老为什麽要撒这个很容易戳破的谎。徐涛的解释，是李既然要“污蔑”伟大领袖大床同眠，就得处理必然出现的大批私生子，所以他必须编造毛不育的神话。据我的猜想，李作为一个大夫，不至于不知道这个谎言的脆弱。那话大概是书商加进去的，以杜绝私生子的出现。

    这其实反映了东西方的隔膜。李老已经披露，毛是房中术的踊跃实践者，以此来获得长寿。这在帝王一点都不稀罕，嘉靖皇帝就差点被他用来操练此术的宫女勒死。而房中术的要旨，就是通过性交吸取女方的“阴精”，自己却一定要避免射精。通过某种修练便能获得性交而不射精的能力。张戎的继外祖父夏大夫就是这样，由此得享遐龄（参见《鸿》）。鬼子们又怎会懂得东方的古怪？所以得捏造一个“不育”的神话。

    关於扣压毛的指示，我想补充的是，不说林克绝无可能干那样的事，就算他干了，恐怕也是杀头的大罪，起码一定会在文革中被斗死。田家英还没有犯过类似的大罪，都还被逼得自杀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林克就这麽干了，而且还只是把文件压在褥子下，并不销毁罪证，要等著人家来搜出。事情暴露后，林克却只是被调出中南海，似乎毫发未损。此事之离奇荒唐，实在是匪夷所思。而且，老毛斗倒政敌，总是谋定而后动，事先可以隐忍，一旦发难就动如脱兔，倾全力以搏，岂有在文件上恶毒攻击党的副主席后便不闻不问，浑若从无此事？难道他就不怕陈云在绝望中拼死一搏？

    所以，这三点反驳，纵起武侯于泉下，恐怕也无能强为之辩。赵无眠先生在驳斥林克等人时回避了这些问题，似乎不能不说是“避实击虚”的“迂回战术”。

    就连赵先生对林克等人次要的反驳的反驳也显得苍白无力。据说徐涛出示了李老不是从1954年开始给毛作保健医的证据，上面还有李老自己的签名。对此，赵先生的回答是：不是毛的保健医，照样可以被请去给毛会诊。这样的反驳实在无法成立。如此说来，书中那许多给毛看过病的大夫，包括那位舒同找来的老中医，都可以自称是毛的保健医了。书中写得明明白白：汪东兴于1954年10月2日把李老召到他家去，通知李老中央决定由李接任毛的保健医。李老后来又提到，此前的保健医是徐涛，但他在肃反中被整，调去作江青的大夫。

    因此，看了赵先生的反驳，我倒宁愿相信徐的说法。本来，如果他要撒谎，何不把谎撒得更大些，乾脆彻底否认李老是毛的大夫？只把李的“工龄”减去两年又有什麽意思？类似地，徐和吴承认了李是第一次抢救毛的医疗组长，却否认他在第二次抢救中担任了这个职务。如果他们要撒谎，何不连第一次也否认？同样，徐等人默认李是305医院的院长，却坚持说李没有当过中南海的诊所所长，此话似乎也是可信的。承认大的却否认小的，这似乎不是撒谎者的惯伎。

    有的网友说，林书到李死后一年多才出就是我党心虚的表现。此说老芦不敢同意。写一本书不是容易的事，写批李书就更难。李书涉及的事件如此繁多，时间跨度如此之大，要一一去核对查实，搜剔出能够利用的破绽，这里面的工作量非常之大，一年多就能推出书来算是高速度了。而且，据我所知，中共元老中仇毛者大有人在，陆定一就是一个，罗点点更在她的《点点回忆》中流露了对毛的鄙视和对共产制度的否定。索尔兹伯里也在《新皇帝》中披露了党内有人故意泄露毛的糜烂私生活，以此来搞臭毛。林书在编写、出版过程中有无受到掣肘，是谁也不知道的事。

    总的来说，我的感觉是林书恰好从反面证实了李书在大的方面是站得住的。因为没法否认大的，林等人便只能在小处下手，抓住李书中次要的记忆错误或作假成份，亮出过硬证据来推翻它们，从而给该书的一般信用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个反面教训，告诉我们写作此类作品时必须慎之又慎，切勿授人以柄，因小失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感谢林书的出现，感谢海外的言论自由使我们能看到相反意见，从而知道了真话的力量。

    因为林书的驳伪，人们便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麽李书会有这些问题？有的问题可以归咎于李老的记忆有误，如何时开始任职的问题，有的则是明显作伪，如林、徐指出的那三点。按理说，遗忘过程一般是个“丧失”而不是“获得”的过程，失忆不可能使人无中生有地想象出象林克扣压毛的指示那样没有发生过的事。

    为什麽李老要撒谎？根据曹长青先生介绍该书出版过程的文章，蓝灯出版社只是看了该书的两章，就拍板跟他签约。他的版权已经一次性卖断了，此后无论销路如何都与他毫无相干，何必去作伪？既然这里面没有金钱动机，合乎逻辑的猜想就是，这些名堂是蓝灯搞的。书出来后已成既成事实，为了维护信誉，就是明知是谎，李老也别无选择，只有硬著头皮撒到底了。记得在一次演讲中，听众中有人问他有没有搞错老毛不育的事，他却仍然坚持书里的说法。

    李书的中英文版对照透露出来的蹊跷，恰能用上述假设来解释。例如，英文版中，毛写给华国锋的条子是“act according to the decisions laid down”，似乎是“按既定方针办”的翻译，而中文版却变成了“照过去方针办”。此外，中央文革小组的全称在英文版里是正确的，而中文版却错了。最重要的，是中文版的整个语境读起来就不象大陆人写的。这语境是无法模拟的，必然会在翻译中丧失。比方说，我在本文第一部份里用了“眼底眉梢都是笑，得意欲溢还住”。如果把它译成英文，让不熟悉毛诗的人翻回来，就算他的中、英文再好，又有本事翻译成原样麽？

    我对毛讲话的口气非常熟悉，如同林副一样，他的话非常有个性。例如他曾在七大上把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说成是“资本主义大月经”。这种龌龊而又形象生动通俗、投合农民的理解力与趣味的话，除了他有谁能想得出来？然而李书中文版的毛却根本不是我熟悉的那根毛。因为毛的话无比生动，要李老忘记原话是不大可能的。问题只可能出在别的地方。这个语境问题是一个微妙的整体感觉问题，难以准确指出究竟是哪里走了味。总之，我的感觉是，读英文版，比读中文版更贴近真实的毛。这对於一个以中文为母语的读者来说真是不可解的怪事。

    更可笑的是，中文版中竟然出现“大被同眠”这种金庸小说里的话语（《鹿鼎记》），让林克等人抓住大作文章，狠狠嘲笑了李老一通，说老毛从来就只兴盖毛巾被，何来什麽“大被”？很难设想，一个在中南海最内圈度过大半生的人，临到老来却会写出这种港台文人专用的轻薄调笑话语来。

    这些问题，强烈提示中文版不是李老的原稿。的确，该书的扉页上标明它既有英译者，又有中译者，英文版上标明了英译者是戴鸿超老，而中文版标明的中译者是李老，彷佛原稿是用第三国语言写成似的。要解释这怪事，只能假设该书一共有三稿：李老的中文原稿，戴老的英译稿，和某个（些）港台译者的中文译稿。戴稿是根据原稿译出的，所以那些大陆行话译得比较准确。卖出的中文版是第三稿，它是根据戴稿译回来的，虽然译得不错，然而不但丧失了大陆人的语境，而且甚至在某些行话上失真露了马脚，连中央文革的全称都给译错了。

    曹长青的文章证明了这个假设基本是正确的。原稿确实是中文，由戴老译出再由某个枪手作了旨在提高“可卖性”的加工。定稿就定在英文版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审书的人都是鬼子。至于中文版为什麽不用原稿，我的猜想是，原稿和英文定稿的整体结构一定非常不同。李老不是专业作家，写出来的原稿肯定没有什麽“可卖性”，大概无法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所以必须由专业人士作大幅度加工剪裁，甚至把素材打散了重新组织。由於加工幅度很大，省力的事就是把英文定稿重新翻回中文来，而不是去用那面目全非的原稿。而译者根本就不是李老，是不熟悉大陆语境的海外华人。大概出版社根本就没把原稿给他（们），所以才闹出那些笑话来。

    这个解释与以下事实相符：第一、据说该书给砍去了三分之一的内容。第二、据有才说，李老和两位公子都说过：“把版权卖给蓝灯，剩下的一切都是人家来操办了，你就继续写你的书发表你的演讲吧。”可见，李老没有参加第三稿的翻译和校对工作。第三、根据曹文，李老的中文稿写出后几年都卖不出去，可见商业意义上的可读性非常之低。第四、根据曹文，原稿是一次性卖断的，而且连中英文版权在内才卖了区区五十万。出版社给了这点钱后，再去找李老，让他把定稿翻回来并参与校对的可能性几乎就没有。

    因为成书有了这些曲折，可以设想，蓝灯出於牟利的目的就在第二稿中搀进了作伪的成份。为了消灭毛的私生子，他们那些医学外行就发明了用前列腺液代替精液的笑话，而这样笨拙的作伪，无论李大夫的医术何等低下，恐怕也不会干出来。而为了让李老的回忆覆盖在中国发生的一切重大政治事件，他们就把李老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隐身人。

    这当然是没有直接证据的假设。然而因为作伪是无从否认的事实，所以剩下的就是谁来负责，要麽是李老，要麽是蓝灯。我只能假定是后者，因为阿加莎·克里斯蒂早就说过，多数人作案的动机都是为了金钱。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找不到李老作伪的动机，而蓝灯倒有充足的理由这麽干。

    这其实也不奇怪。在资本主义国家，驱使媒体机构的主要动力是金钱。李书出现的这种悲剧，凸显了资本主义世界不合理的一面。象这样的严肃读物，根本就不应该让出版社变成商品。本来人家也有预防此类弊病的机构，哈佛和普林斯顿的出版社就是干这个吃的。健康的程序应该是先由学术出版社出版李老的原稿，然后李老再将版权卖给商人。如果这样做，就既能为我们留下一本信史，又能普及该书，兼使李老和李两重的腰包充盈。根据曹长青先生的文章，李老确实试过普林斯顿，却被余英时老有眼无珠地拒绝。余老这麽作，可以说是对历史犯了罪。

    “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於说真话。”  博讯

十首被后人曲解的经典诗句

　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诗经·邶风·击鼓》

　　【先秦】佚名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本诗描写兵士久戍不得回家的心情，表达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原本是战士之间的约定，说要一起死。后面的两句是说，现在和我约定的人都走了，我怎么活啊？现在这句话曲解成了说夫妻关系的话，形容爱情的永恒。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诗经·王风·采葛》

　　【先秦】佚名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貌似现在大多数都认为是“三秋”就是三年吧。其实“三秋”是指三个季度，正好与前后成排比，层层递进。古人也有对此的注解，见《孔颖达疏》：“年有四时，时皆三月，三秋谓九月也。”所以呢，这首诗的意思是：一日不见，如隔三月！一日不见，如隔三季！一日不见，如隔三年！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静夜思》

　　【唐代】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床，不是卧榻的意思；而作“井栏”解。《辞海》里明确注释，床是“井上围栏”。李白此诗作于唐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现在的湖北安陆。古人把“有井水处”称为故乡。诗人置身在秋夜明月下的井边上，举头遥望，顿生思乡之情。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唐代】杜甫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

　　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

　　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

　　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屋漏，不是屋子漏雨；而是一个方位名词——屋西北角。杜甫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其中“屋漏”二字历来被解释为屋子漏雨。“屋漏”首先是一个名词，它是屋内西北角的特定名称。《尔雅·释宫》：“西南隅谓之粤，西北隅谓之屋漏，东北隅谓之宦……”《辞源》修订本“屋漏”条的第一个义项是：“房子的西北角。古人设床在屋的北窗旁，因西北角上开有天窗，日光由此照射入室，故称屋漏。这句诗以借代的修辞方式，举出室内的两个具体地方，“床头”和“屋漏”，代指整个屋子，是列举部分以代整体。两句诗是说：整个屋子都没有干地方了，但还是雨脚如麻下个不停。不直言漏湿而说“无干处”，下句的“雨脚如麻”才无语义重复之嫌。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钗头凤·红酥手》

　　【宋代】陆游

　　红酥手。黄滕酒。

　　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欢情薄。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

　　泪痕红浥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莫莫莫。

　　所谓“红酥手”可作红润的手指，还可解释为一种点心。陆游著名的词作《钗头凤》，写给表妹唐婉。词中以“红酥”形容红梅蓓蕾之色，是个令人陶醉的字眼儿。陆游用“红酥”来形容肤色，便寓有爱怜之意。另有一说是点心，“红酥手、黄滕酒”等，都是桌上的饮品糕点。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相思》

　　【唐代】王维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这首诗的另一题为《江上赠李龟年》，不是写爱情的，是写给李龟年的怀友诗。但因为古今词义的变化，不少人以为是写男女相思之情。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

　　【唐代】李商隐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这是诗人以“无题”为题目的许多诗歌中最有名的一首寄情诗，诗句原先的意思并不是赞美老师的，而是歌颂爱情的。“丝方尽”，丝与思是谐音，意思是，除非死了，才会结束思念。“泪始干”，泪，指燃烧的蜡烛油，这里取双关义，指相思的眼泪。

　　

　　贫贱夫妻百事哀

　　《遣悲怀》

　　【唐代】元稹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这首诗主要写曾共度贫贱的妻子死后的“百事哀”。诗人写了在日常生活中引起哀思的几件事。人已仙逝，而遗物犹在。为了避免见物思人，便将妻子穿过的衣裳施舍出去；将妻子做过的针线活仍然原封不动地保存起来，不忍打开。诗人想用这种消极的办法封存起对往事的记忆，而这种做法本身恰好证明他无法摆脱对妻子的思念。还有，每当看到妻子身边的婢仆，也引起自己的哀思，因而对婢仆也平添一种哀怜的感情。白天事事触景伤情，夜晚梦魂飞越冥界相寻。

　　梦中送钱，似乎荒唐，却是一片感人的痴情。苦了一辈子的妻子去世了，生活在富贵中的丈夫不忘旧日恩爱，除了“营奠复营斋”以外，还能为妻子做些什么呢？于是积想成梦，出现送钱给妻子的梦境。末两句，从“诚知此恨人人有”的泛说，落到“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特指上。夫妻死别，固然是人所不免的，但对于同贫贱共患难的夫妻来说，一旦永诀，是更为悲哀的。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金缕衣》

　　【唐代】杜秋娘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这话原意不是让诸位珍惜少年时光好好学习。是青楼女子期盼情郎早点花钱把她赎出去。“你要喜欢我，就赶紧的。我青春年少没有几年，别光说不练，把握机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理学先生曲解成要珍惜时间的格言了。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蝶恋花·春景》

　　【宋代】苏轼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原意是春光已晚，柳絮渐少，但是天涯到处还有绿草茵茵，还有另一番情致。这首词是苏轼在仕途不如意时所写，虽然有长吁短叹，也有豁达之语。现在这句成为失恋时的必备语句了。

back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