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最后的回忆》读后

德国 彭小明

徐景贤（1933-2007）是毛泽东四人帮在上海的主要代理人之一。位在张春桥、姚文元之下，上海市民呼为“徐老三”。官拜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市长）。张、姚常驻北京，徐是上海的实权人物。四人帮倒台，徐景贤以所谓反革命武装未遂政变罪获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实际服刑十五年，保外就医三年。徐景贤的《十年回忆》的反应比较好，《最后的回忆》更有对自己的检讨和对文革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反省。根据剧作家沙叶新的介绍，徐也对一些文革受害者表示道歉和悔过。相比之下，为他的《最后回忆》做序并缪托知己的朱永嘉（四人帮时期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就远远没有如此深刻的忏悔和反思，而且还在网上发表向毛魂表忠心的恶心肉麻文字，给人留有至死不悟的昏庸印象。

诚实的见证

徐景贤出狱后立志要给历史留下见证。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善者，首先是诚实。他不隐瞒父亲一度加入过中共后又脱离、母亲曾是国民党县分部委员的历史情况。少年时代曾经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认他为民族英雄。也承认1954年预备党员转正的时候因有自满情绪被暂缓转正，甚至几乎影响了恋爱的情况。因为当时未婚妻原是地下党员，而他直到1956年才转正。1957年因为写过《破教条主义的戒》这样的文章，差点儿被划成右派。从此知道教条主义反不得。并且有了一个错觉，写文章要左。“站在每次运动的前列来批评别人，只有以左的面貌出现，才能让领导视为革命左派”。他写过文章批判解放日报的沈雁。后来沈雁划成右派押送青海去了。“这是我以文章伤人的一例”。他承认，“大批判文章的语境也是居高临下的，以势压人的，主观武断的，不容置疑的；而不是平等的，探讨的，说理的，商榷的。这种文风正是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产生的特殊的文化产物”。“左比右好”。“领导让你左，我写文章比领导更左”。“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徐景贤揭露宣传部门的领导总是诚惶诚恐地打听上级领导的意图，丧心病狂的揣摩领导的精神，作为指导工作的信条。“这些正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的思想基础”。他直言不讳的承认，自己能够攀升到中央委员和市委书记的地位，是“与接受共产党文化熏陶和教育，根深蒂固的极左世界观密不可分的”。徐景贤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他能这样明确地审视自己曾浸淫其中的“共产党文化”，并直呼其名，说明他已经超越了他原来的偶像楷模姚文元，以及同僚戚本禹、朱永嘉诸人。他的批判已经十分清醒：“姚文元道路，是一条文化专制主义一统天下的道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管辖和控制下，人们往往以言致罪，以文致罪。在社会上只能是舆论一律，只能听从最高指示，只能容得下一家之言。不允许有自由思想，不允许在媒体上存在不同的声音，更不允许批评领导人”。他列举了马克思“没有出版自由，其他的一切自由都是泡影”的论断（马恩全集94页），认为我们早就愧对老祖宗了（这里他仍用“我们”不太恰当，毕竟已经开除党籍了，大概积习比较难改）。他十分热情地呼唤：我期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黎明早日降临！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死于文革迫害的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的名言！正是这位陈寅恪先生敢于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不学马列，学术中立的请求。一名四人帮时代权倾一时的笔杆子竟然在陈寅恪死去半个世纪之后，发出了这样的期待之声，不能不说是人性和自由的胜利。

文学上的成败

徐景贤不仅是一名党政官僚和宣传写手，也是一位文学作者。他曾发表过纪实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和话剧《年青的一代》（与陈耘合著）。前者曾被列入红旗读书运动的推荐书目，后者则在文革前拍成电影，还获得过文化部优秀话剧创作奖。穆汉祥是一名交大学生，工人出身的地下党员，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学生运动，在解放军攻占上海前夕被国民党杀害。党政宣传也是选择性的。同样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工农和干部的形象就比知识分子得到更多的介绍，刘胡兰（农）、吴运铎、王孝和（工）、方志敏、王若飞（干）就比较有名，穆汉祥仅仅是一名大学生（知识分子），还没有成为党政干部。徐景贤已经准备将故事改编成电影剧本，刚好遇到毛泽东提倡不写死人，要写活人；柯庆施鼓吹“大写十三年”的关键时刻，于是这位革命烈士的故事也只好让路靠边站了。不过这本书倒是并没有因人而废，至今仍然陈列在上海交大的校史博物馆内。其中还有一小段描写国民党的上海市议长潘公展及其手下、市党部宣传处长曾虚白辱骂1947年参加反暴政反独裁运动的大学生为暴徒，跟1989年北京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和市委书记陈希同指斥天安门广场争自由求民主的学生为暴徒适成对照。该书对穆汉祥事迹的描述应该还是真实而感人的。

《年青的一代》则完全是典型的概念化公式化作品。五十年代许多热情的知识分子曾经响应党政号召奔赴边远地区和农村山区参加建设。到了六十年代，历经三年特大饥荒的严酷岁月，边远地区和农村山区的落后、艰苦的情况越来越分明，国家的城乡二元户籍政策和供应待遇向城市倾斜的政策也越来越明朗化。毕业分配去边远地区、上山下乡的自愿程度越来越低。高校、中专和劳动人事部门都日益感到沉重的压力，急需所谓的“思想工作的有力工具”。《年青的一代》正是为配合相关部门宣传需要的急就章。作品选取的青年主人公竟然都是革命烈士和干部的子女。宣传的目的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党和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剧情最后刻意安排的“亮点”是女主角林岚奔赴边疆务农。当时可能认为红色后代做主角，威信高，感召力大吧。可是后续的效果，却恰恰相反。影片放映不久文革浩劫来临。伴随党政提倡的阶级路线（看人首先注重家庭出身政治成分），形成了反动血统论的狂潮。在随后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所谓的红五类中的干部子女（包括烈士子女）往往都是领导优先照顾的对象，大量干部的子女都通过参军等特殊的方式躲过了上山下乡的命运，其中包括张春桥、朱永嘉的女儿，（当年复旦附中毕业生听到张的女儿张维维已经参军不用下乡时，当即骂声一片）。即使不得不下乡的，也通过嗣后的招工招生和征兵等方式离开了艰苦的岗位，只有极少数干部家庭（如中央农垦局长赵凡）真的做到了让孩子跟平民的子女一起继续务农。到了文革后期真正在农村山区的吃苦耐劳的知青，几乎都出身于没有门路的家庭，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所谓黑五类或者有历史问题家庭的子女。文革结束不久，立刻出现了人事调度的巨大松动，“孔雀东南飞”（大量内地出身的人员返回内地），下乡知青则形成了锐不可当的巨大回城风潮，从根本上否定了作为文革组成部分的上山下乡运动。一代知青只要看到这类鼓吹下乡的作品和作者，无不嗤之以鼻。《年青的一代》从题材上说就是违背民意的选择。因为脱离生活，所以在话剧艺术上也谈不上有什么创新，语言上更是政治说教的典型。剧情中，把烈士生前的嘱托用来干预青年当下的职业选择，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在城市工作并不是不革命。而且男主角萧继业膝盖长瘤，也不应该再从事探矿的工作。这样极左的作品不仅年青的一代知青毫无兴趣，在党政干部群体里也根本不受欢迎。

党政结构的弊病

徐景贤的回忆诚实地道出了中国党政体制的弊病。他谈到为什么他会专注于写作。高中毕业进入上海市党政机关以后，他逐渐对于“二十岁当干事，三十岁当科长，四十岁当处长，五十岁当部长，六十岁当市委书记……”的仕途感到迷惘。因为前面的老革命太多了，抗战前期的，后期的，解放战争的，南下的，地下党的，比比皆是。如果要仕途畅达，必须从写作上超越他人。这种想法反映了中国党政体制的弊端。实际上到今天中国依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西方民主国家，公务员就是一种文官制度，考上公务员就不能参加党派，也必须放弃放弃发财的念头（工资不高也不低），不可贪腐（贪腐将失去终身俸禄），服务到法定年限逐级升职，依法退休。升职也不能成为政务官，即各级行政首长。想要成为政务官或政治家，必须参与政治活动，就是竞选、演讲、发表政见，关注民众疾苦，赢得民意，逐步走向政坛。依靠政见、雄辩和人脉，取得选民的拥戴，才有机会进入地方或省市或国家的议会，才有可能进入政务官、政治家的行列。在中国，升降取决于上级的印象，然后由组织部考核取舍。徐自视有写作才能，所以觉得这是一条捷径。并把姚文元奉为楷模，一度似乎成功，结果走上了一条危险的路。

徐在谈到他为什么造反时也谈到党政结构的等级森严。他的级别低，结婚也分不到一套稍好的住房，好房子空着也不准住；而级别高的干部却非常宽绰，享受照顾。另外，领导上对凡是提意见的人就搞调查，抓住问题打成右派或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则先抛出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再抛出一批民族资产阶级人物（反动资本家），仍然遮挡不住冲击，就抛出一部分部、局级和大专院校的一些党员干部（修正主义分子）作为党委的替罪羊。他还谈到，甚至一些平民出身而较有思想的红卫兵也看到了党政干部体制的这类弊端，希望听从毛泽东的号召冲击党政机关，冲击党政干部，以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徐景贤起来造反了。一月夺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更换了领导班子。可是干部及其体制的问题依然没有进步。市委高层还有王少庸和王承龙这类低人品、低水平的恶劣干部，亲身体尝过整人运动的滋味，反过来又残酷地整人害人，草菅人命。到头来竟没有受到多少处罚。造反派班底里面，陈阿大之流完全是毫无文化、只懂一点哥们义气的大小混混。徐景贤描写的机场争抢会见外宾的闹剧，说明造反派头面人物的水平低下和毫无执政能力。马天水在政治的急剧转折中终于疯癫，张六吉被冤案无辜害死，郭仁杰在造反派派性恶斗中自杀身亡……种种迹象说明，红卫兵、造反派的冲击，折腾了十年，批斗了数百万干部，干部复职又回头打击造反派，轮番迫害和武斗，造成了千百万人民的非正常死亡，导致了天文数字的经济损失，国家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可是党政体制依旧没有实质的改变，贪腐的问题比之于文革前和文革中更加触目惊心，骇人听闻。说到底，没有多党竞争和权力制衡，不可能消除党政干部的特殊化，也不可能减轻体制的弊端。有了竞争和制衡，体制才能良性循环，走出困境。徐景贤没有接触过西方社会，更没有学习过现代民主宪政，也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法治，当然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不过他指出的弊端足以让我们看清改革的方向，一党专制绝不可能长治久安。

知识分子的另一条毁灭之路

徐景贤的最后回忆用他近距离观察的眼光描写了张春桥、姚文元这两名四人帮人物的生活细节。他们俩都不是现代贪官，而且没有性乱出轨，反而是夫妇情深；他俩衣着随意，不修边幅，张的裤子两个大补丁，姚的袖口露出了棉花。张好一口茅台酒中华烟，姚只嚼一粒粒的硬质水果糖。但是他们的政治敏感却非常强烈，张能够从毛诡谲的言辞里深刻探索出毛的真意，结果在安亭事件中果断地先斩后奏，获得毛的赏识。姚非常谨言慎行，绝不轻易发表议论，事事都作请示并获得毛的批复。共产党上一辈文人官僚，叶剑英、董必武、谢觉哉，邓拓、陈伯达、康生等人多少还葆有一些文人色彩，或通一些书法篆刻，或迷一点文物收藏；到了张姚这一代，包括作为毛政策牺牲品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完全成为了一堆政治动物。他们尊奉毛的枯寂型文化统制，连生活也过得战战兢兢，了无生气。

张姚是徐景贤的顶头上司，也是他的榜样和楷模。这种学习和模仿，大约从反右以后就逐渐成为了积极的自觉。十年文革，几乎完全是在张姚的手下亦步亦趋。不论是张姚，（也应包括陈伯达和王、关、戚），还是徐景贤，他们对于毛泽东和江青堪称是绝对的忠诚，对于毛的思想和理念坚信不疑，在党内外事务中，他们并没有违背毛泽东和江青的意旨，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他们却遭到了历史狠狠的抛弃。这是绝对惨烈的悲剧！在悲剧命运的面前，有的人继续执迷不悟，唧唧哝哝于琐碎的细节，为自己鸣冤叫屈。徐景贤的最后回忆比之于他的同僚，是比较清醒的一位。他的回忆说出了许多真相，例如，张春桥鼓吹废除资产阶级法权，主张恢复供给制，得到毛泽东的赞许。上海夺权以后，他下令马天水根据供给制分配，核算上海市的财政开销。结果核算出来，不仅不能节省开支，反而还要增加好几倍。于是不了了之。又如，他讲述周恩来被毛江批判，邓小平的关键性批判，翔实可信，与他人的回忆录不约而同地得以映证。他已经不再站在毛江的立场上遮遮掩掩，而是站在了历史真相的一边。

1949年鼎革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面临了一场思想和生活的寒冬，直到今天还没有走出酷寒。胡适及其左右的自由主义阵营选择了台湾香港和海外。留下来迎接社会主义的知识界站在政治运动的雾霾之中，黑压压的一片狼藉：张东荪为代表的亲美派学者失去了自由，然后是左派的独立思考者胡风集团被整肃，反右将所有敢于向中共提出意见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民主党派人士打成右派，文革中大量老左派知识分子也都成为斗争对象，翦伯赞、老舍、邓拓等人都自杀身亡。紧跟毛泽东改造思想的吴晗也不得善终。文革中被称赞为改造较好的周一良、冯友兰等人在政治的反复折腾中几乎变得两面不是人。郭沫若忍痛自辱，在文革之后声名狼藉。所有中国知识界的人物多少全都九死一生，历尽坎坷。接受改造的路走得趔趔趄趄，死伤惨重。

徐景贤却是一个另类的典型。他是1949年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世界观形成的时刻完全接受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思想灌输。在入党转正和文史写作初期就开始接触张姚的极左思路和创作文风。后来成为上海市党政领导干部之后的一言一行也都是执行毛泽东的所有指示，很多都是从张姚那里获得的原话。可是到了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的时候，徐景贤被逮捕判刑成为被判重刑十八年的反革命分子。徐景贤的身世告诉我们，徐景贤所走过的路也是一条非常危险的路，是一条彻底的毁灭之路。他的最后遗言给予后世特别的警醒，好像一位吸毒致命的浪子，劝谕我们切不可重蹈覆辙。他的遗言期待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追求，给他的遗言带了鲜明的亮色，让读者感到了他的真诚和忏悔。

2016 11.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