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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B妻子日记揭林彪死亡真相/张献忠李自成都是回民/林彪父亲预见/恶魔成英雄
發佈時間: 4/2/2017 8:59:05 PM 被閲覽數: 361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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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卢相片生活 拍摄于 旧金山国际机场






KGB妻子日记揭林彪死亡真相:被打死,叶群没在飞机上




2017年3月28日




    陈世忠先生是刘宾雁著名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的主角。1960年陈世忠从莫斯科工业大学毕业,1963年写了一份给毛泽东的万言书批评当时的一系列政策。后被以反革命罪被判十年徒刑。1981年平反后,他向有关部门举报了一件政治犯被看守谋杀的案件,遭到政法系统的威胁。2000年陈先生逃离中国,现居瑞典。
    
    苏联解体后,前克格勃高级官员的妻子来华访问,带来了她的日记交给中方。陈世忠先生帮助查阅翻译了其中一本。该“日记”记录了她丈夫一些工作信息,其中有他丈夫在林彪飞机失事后,到现场查看的情况。
    
    陈世忠先生说,中方人员是在苏联克格勃查看现场2天后才到现场,看到的已经不是原状。苏联克格勃高级官员妻子的日记写道:飞机是迫降着陆,并不是严重的坠毁。林彪等“旅客”身上有弹孔,他们的面部表情等,不像是飞机失事死亡。飞行员在飞机撞地后还活着,爬出去了50米,因为没有及时得到救援受伤死亡。
    
    第二个视频谈了叶群,飞机上的女性比叶群高大,也年轻,而且,应该是死后或者昏迷状态时被轮奸过。执行这次谋杀人物的应该是周恩来,而参与谋杀林彪和家人的相关人员,应该均被灭口。
    
    
    
     博讯




十大元帅改名:林彪父亲早已预见身败名裂




2016年12月10日



    
    来源:党史博采:纪实 
         
    林彪,原名林育蓉。由于早就不满名字像女孩子,他为自己起的新名是虎虎生威的“彪”字,于是自行改名为林彪。但其父认为“彪”字含有刑戮、凶疾、失败之意,用在名字中不好。本文摘自2006年第12期《党史博采:纪实》,作者程世刚,原题为《十大元帅命名改名趣闻》。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拼图(图源:浙江图书馆)
    
    人各有名,名字不仅仅是标识一个人的“符号”,有些人的姓名也寓含着他(她)的抱负和志向,在新中国1955年授衔产生的十位元帅中,除聂荣臻外都有着非凡的改名经历。

    一、朱德:红色的品德
    
    朱德,1886年12月1日(农历十一月六日),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琳琅西麓李家湾一个佃农家庭。在他戎马生涯的一生中,曾用过好几个别名。
    
    朱德诞生时,母亲为图个好抚养,像他前面两个哥哥“阿牛”、“阿马”一样给他取乳名叫“狗儿”。偶尔,朱家也按川北习俗,分别称呼兄弟三人为“牛娃子”、“马娃子”和“狗娃子”。到了4岁,父亲按照朱家的祖传字辈,给他取名“朱代珍”。1895年,他的私塾先生朱老师给朱代珍改名为“朱玉阶”,希望他往后用功读书,要像玉石那样洁白做人,立志沿着玉石砌成的阶梯,步步高登。
    
    1909年初春,朱玉阶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因讲武堂是滇人所办,因此只收云南省人,不招外省人。朱玉阶来到报名处,查阅了登记簿,发现蒙自县还没人报考,他求学心切,于是假称是云南临安府蒙自县人,并改名为“朱德”。朱德考入讲武堂不久,冒籍报考的事终于被教官们察觉,有几个云南籍的教官立刻把这件事向讲武堂总办李根源报告,并声言要把朱德除名。李根源召见朱德后,见他是可塑之材,立刻打消了开除他的念头,并鼓励朱德努力学习。
    
    1916年,朱德随援川军总司令蔡锷入川,带兵之余,独自悉心研究《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以及二十四史等文献古籍。凡在他所读过的书页上,都盖有“德字玉阶”、“仪陇朱氏”的印记。吟诗作赋是朱德一生最大的爱好,他还有个“玉垓”的笔名。当年,怡园诗社辑印的《江阳唱和集》刊载了他的19首诗,诗尾署名均为“玉垓”二字。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为了迅速壮大革命队伍,1928年1月,朱德化名“王楷”,率领起义军打着国民革命军一四○团范石生部王团长的旗号,发动了著名的年关暴动,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谈到朱德时写道:“这个名字很贴切,因为这个名字由于在文字上的奇异巧合,在中文中的两个字正好是‘红色的品德’的意思。”的确,在汉语中“朱”又当红色解释,“德”为品德。朱德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一生艰苦奋斗,功勋卓著,忠于人民,待人诚恳,德高望重,堪称“红色的品德”。

    二、彭德怀:君子怀德
    
    彭德怀,1898年10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乌石寨一户贫苦农民家里。他乳名叫“真伢子”,原名叫彭得华。得华兄弟三人,他是长子,二弟叫彭金华,三弟叫彭荣华。他幼年时,乡亲们都叫他的乳名“真伢子”。彭得华从小认准一个“真”字,追求真理,讲话必真,做事认真。家乡父老说:“扁豆无虚花,真伢子冒(没)假话。”
    
    彭得华曾给自己起了个号叫“石穿”。那是得华15岁那年,他离开家乡到湘阴县当堤工,受尽工头的欺压。一天,堤工局长来到工地,堤工们将局长团团围住,要求补发工资,遭到拒绝。富有反抗精神的彭得华和一些堤工们气极了,要把局长投进池塘里。官府知道后要抓得华,他被迫外逃。途中遇暴雨,他躲进一个山洞,听见洞里有滴滴答答的响声,仔细一看,从洞顶上落下的水滴,已把地面的坚石滴成了深窝,这真是“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啊!他想,受苦人若都能像这水滴一样坚持不懈地斗争,这吃人的旧社会不也能被砸碎吗?于是他取“石穿”为号以自勉,含持之以恒、水滴石穿之意。
    
    1922年,彭得华同邻村少女“细妹子”结婚。婚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得华问妻子叫什么名字,妻子奇怪地说:“我不是叫‘细妹子’吗?”他笑着说:“细妹子是你的小名,你还应该有一个大名。好比人家叫我‘真伢子’,这是我的小名,我还有一个大名叫彭得华呀!”细妹子说:“我就有这么一个名字,没什么大名。”“那好,我给你起个大名。”他想了想说,“男者为乾,女者为坤。你应该做女中的模范,就叫坤模吧!”妻子一听,感到很新鲜,就点头同意了。婚后,彭得华教妻子识字写字,还送她去湘潭女子职业学校学习文化。
    
    婚后没几个月,彭得华应好友黄公略之邀到长沙投考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考取后他回家告诉大家,已改名叫彭德怀了。晚上,他对妻子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改名叫彭德怀吗?‘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我不想升官发财,置田买地,我要做一个有道德的、多为人民办好事的人,所以我改名为彭德怀。以后你就叫我‘德怀’好了。”至此,彭得华改名为彭德怀。
    
    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会上,彭德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大跃进”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左”倾错误上书进行批评,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就在这年8月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理论权威”康生在批判彭德怀时竟别出心裁地在他的名字上大做文章:“你彭德怀,早年起名叫‘彭得华’,野心好大啊,要得中华!还起个号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阴谋嘛!”
    
    “文革”初期的1966年12月27日,彭德怀被从成都揪回北京。尽管他身陷囹圄,但忧国忧民之心依然如故。1967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国际市场销售镁的情况。彭总读后,于20日夜给周总理写信(署名“石穿”)建议利用好大渡河南岸矿渣中的钙镁资源。

    三、林彪:由女名到男名
    
    林彪,1907年出生于湖北黄冈的林家大湾,原名林育蓉。他与两位在中国革命史上大名鼎鼎的堂兄林育南和林育英并称为“林氏三杰”。
    
    1925年,林育蓉在共进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这年年底,武汉地区的中共组织接到了陈独秀、毛泽东联署的中国共产党第62号通告(这个通告以“钟英白”的名义发出)。林育南亲自为林育蓉作口头传达,大意为:广州黄埔军校正拟招收三千名入伍生,望各地迅速多选工作不甚重的同学、少校同学及民校左派同学,自备川资和路费,前往广州投考,以免该校为反动派所据。
    
    林育蓉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决定服从党的决定,报考黄埔军校。林育南亲自为他整理行李,并给在广州的中共领导人及他的熟人、朋友写信,拜托他们照顾林育蓉。到广州后,林育蓉没有先去报考,而是走向了杨家祠堂中共广东区委机关,想先和党组织取得联系。路上他一直想着改名字的事情。他很清楚,进入了黄埔军校,就是他新的人生的开始。在新的人生中,在崇尚奋勇、崇尚拼搏、崇尚顽强、崇尚献身的军校中,他的名字“林育蓉”(有时也写作毓蓉、育容)太不适合,太女性化。没见过他的人,看到名字还以为他是一个女孩子呢。
    
    林育蓉从林家大湾走出,进入武汉共进中学时就已考虑改名,他为自己选择的新名是虎虎生威的―个“彪”字。他曾征求过父亲的意见,但被父亲一口否决。父亲说:“‘彪’的字义还可以,但这个字含有刑戮、凶疾、失败之意,绝对不能改用此名。”
    
    林育蓉一直在改与不改之间犹豫不决,良久,他结束了徘徊,大步跨进了杨家祠堂大门,在门房递上的会客单上,用饱蘸浓墨的笔力透纸背写道:“林彪,18岁,湖北黄冈人,求见恽代英、肖楚女。”“林彪”这个名字的第一次正式出现,就是在这张会客单上。林彪受到了恽代英、肖楚女的热情接待和亲切勉励。二人亲自派人把林彪送上了黄埔岛。他如愿以偿,成功地考入了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中的一员。

    四、刘伯承:昭昭之明
    
    1892年l2月4日,刘伯承诞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对于他的出世,同许多晚清风云的伟大人物一样,众多热心的“演义家”曾经杜撰了好些神话般的传说:在一个桃花盛开的春天,他母亲到屋后的深井里去汲水,突然看到水中有一条活蹦乱跳的“金龙”,回家后即有身孕。刘伯承虽说是巧遇龙年出生,但他却生不逢时――因为在这一年的秋末冬初,刘氏家业的开拓者,刘伯承的祖父刘正富和祖母杨氏在7天内先后离开人世,刘氏家庭的成员一个个披麻戴孝,抚棺痛悼,沉浸在辛酸的泪水之中。刘伯承正是在举家服丧的泪水中呱呱坠地的。家里给他取乳名为“孝生”,意指他一出生就服丧带孝,长大后更要尽孝于长辈。
    
    不管刘伯承怎样生不逢时,却是他父亲刘文炳盼望已久的第一个儿子。刘文炳是个受过十年寒窗苦,又弃文务农的失意秀才,满腹学问,但做不了官,成为浦里河畔有名的“泥脚文人”。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旧习俗中,这终究算是一种安慰。看到儿子着实惹人喜爱,刘文炳自慰和自豪的情感油然而生,不禁想起《荀子·劝学》篇中的章句:“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好一个‘昭昭之明’,这娃儿就叫刘明昭。”刘氏家族的谱序是“国正文明泰,天朝永治安······。”“明昭”正符合“明”字辈的起名要求,这是刘伯承最早的名字,父亲后来又为他取字“伯承”,伯,即长子之意;“伯承”,有子承父业之意。

    五、贺龙:云中之长者
    
    贺龙,1896年3月22日出生在湖南桑植县洪家关一户贫农家庭,小名叫“长长”。他小时候有次玩“打仗”游戏,为争当“指挥官”跃身下河,结果因雨后水急,被冲走几里远,后被人救起,救他的人说这孩子命真长。贺龙的父母便叫他“长长”,根据同音又叫“常常”、“常伢”。贺龙5岁入学时又取名“平轩”。11岁时,因家境贫穷,父母为他取名“振家”,希望他能振兴家业。
    
    18岁时,贺龙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后,又取名云卿。这个名字来源于《尚书大传》中的《卿云歌》。相传,上古舜帝传位给治水的禹时和臣民一起唱歌,歌词为:“卿云烂兮。明明天上。烂然星陈。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按贺氏族谱,贺龙为“文”字辈,本名为“贺文常”。后来,他的父辈们认为“文常”、“云卿”这两个名字,表达不了他们所寄托的期望,议论重新起个响亮而有深意的名字,他叔父贺士奎是个教书先生,说:“云卿、文常(长),取其中云长二字演义下去,云中之长者,当然是龙。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降,大则吞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者飞跃宇宙之间,降者潜伏波涛之内。龙能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我看就以‘龙’字为主,再加一个字,理想名字成矣。”但加什么字呢?他们始终没议出个结果来。在一旁的贺文常说:“我看就用一个‘龙’字吧,又好说,又好记,就叫‘贺龙’吧!”从此他就改名为贺龙。
    
    贺龙在青年时期即蓄了胡须,在大革命时期,湘西桑植家乡的人民给他起了个绰号,尊称他为“胡子”或“贺胡子”。有一首民歌就这样唱道:“大地乌云掩太阳,一朝消散又重光。忽闻各处人喧闹,胡子果然转故乡。”

    六、陈毅:士不可不弘毅
    
    陈毅,190l年8月26日生于四川省乐至县薛苞镇张安井村。陈家是按照“尧舜禹汤、文武荣昌、世德延远、福寿绵长”的谱系,循序排辈的。陈毅的祖父叫陈荣盛。父亲叫陈昌礼,学识渊博,喜爱琴棋书画,又能作诗填词;母亲黄培善性格刚毅,为人贤惠。陈毅自幼跟父亲认字,受到父母的良好教育。
    
    陈毅5岁那年开蒙入学,父亲陈昌礼给他取学名叫世俊,号仲弘,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才智出众的俊杰人物。陈毅从小勤奋好学,记忆力强,书读几遍就能背诵。他受父亲影响,喜爱诗词与下棋。在成都德胜乡读高小时十分敬佩苏洵,曾说他“最喜爱读苏老泉的文章”。北宋文学家苏洵,字明允,为此陈毅曾将“明允”倒过来,一度取名“陈允明”。
    
    古代思想家曾子有一句名言:“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意思是说,一个有抱负的人不可以不刚强而有毅力,因为他肩负重任,路途遥远。千百年来,这句名言激励着多少仁人志士。陈毅15岁考入成都甲种工业职业学校,18岁赴法勤工俭学。一天,他读到曾子“士不可不弘毅”这句话,感触很深。他想,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同恶势力斗,任重而道远,光有弘(刚强)不够,还须有毅(毅力),坚持始终,于是他改名陈毅,将号“仲弘”与名“毅”有机结合在一起。他考取留法勤工俭学的红榜上即署名“陈毅”。从此,陈毅常用“弘毅”来警策自己。他2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血气方刚,英勇无畏,人如其名,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百折不挠,鞠躬尽瘁。再后来,陈毅还起了一个笔名叫“曲秋”。

    七、罗荣桓:桓桓于征
    
    罗荣桓,1902年11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衡山县湘江以东(今属衡东县)的鱼形镇寒水乡南湾村。罗荣桓的家庭属于衡山大族――黑田罗氏,他的祖父罗汇吾,虽然自幼读书却始终没有考上秀才,一生以教书为业,去世时只给后代留下了―斗谷的田。罗荣桓出生后,父亲罗国理按照族谱的行辈,给他取名慎镇,字雅怀,号宗人。按当时习惯,发蒙之后,称号不称名、字,大家都称他“罗宗人”。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龙旗变成了五色旗。这场革命很不深入,到了偏僻的南湾村,除了男人陆续剪掉发辫外,生活一切照旧:农民们仍然在忍饥受寒,种田交租;当地的土豪劣绅肖罗仙、罗凤梧等仍然在耀武扬威。
    
    不过,社会毕竟是要前进的,到1914年,南湾村出现了一件新鲜事,罗荣桓家斜对过的―个祠堂里,办了一所小学,叫罗氏岳英小学。学校―开学,罗国理便把罗宗人从私塾转学入高小一年级读书。岳英小学第―任校长罗炳文,曾经到县城进过洋学堂,是一个思想比较开明的新派人物。他在学校里开的课,除国文之外,还有算术、博物、历史、地理以及图画、音乐、体操等。罗国理领着儿子去见校长罗炳文。罗炳文嫌罗宗人的名字不好听,罗国理便请这位兼教国文的校长另给他起个名字。罗炳文略作沉吟,顺手取一张纸,写了“荣桓”二字,并解释说:“《诗》云:‘桓桓于征’。‘桓桓’者,威武也;‘征’者,征伐也。我看令郎年纪虽小,但长得十分魁梧,现在国家正是多事之秋。令郎将来讲习武事,建功军旅也未可知。”罗荣桓对于校长和父亲这番对话,当时不甚了解,他还不懂得选择自己的志愿。不过,这所学校确实为他打开了新的知识之窗。他贪婪地、兴趣盎然地吸收着算术和声、光、电等自然科学知识,为以后建功立业打下了基础。

    八、徐向前:继续向前
    
    徐向前,1901年10月8日(农历九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永安村,在家中排名老六。父亲徐懋淮,晚清秀才,以教书为业;母亲赵金銮,是一位家庭主妇。徐向前出生后,祖母看到是男孩,很是高兴。因为前面两个哥哥的名字是“银仓”、“银福”,祖母便给他取了个乳名为“银存”,意思很明白:希望他前程似锦,发财享福,并且把银钱多多积存起来,泽被子孙。
    
    徐向前的父亲是村上学问最大的秀才。他认为作为读书人,名字很重要――应该叫起来好听、顺口、文雅,有深刻的含意。他给这第六个出生的孩子起了学名、字和号。于是,小“银存”有了上家谱的正名大号――徐象谦(“谦”为《易经》中六四卦之一,是六十四卦中惟一的六爻皆吉的卦),字子敬。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队伍里出现三种人:有些人变节投降了,把同志的头颅献给敌人作见面礼;有些人动摇退却,脱离革命队伍开小差跑掉了;有些人擦干自己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体,迎着风浪,继续向前进。徐向前把这三种人作了认真比较,觉得第一种人可耻,第二种人可悲,第三种人可敬。因此,他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怕牺牲,立志要做一个继续前进的人,于是便将“象谦”改为“向前”。

    九、聂荣臻:百福骈臻得双全
    
    1899年12月29日,聂荣臻出生在四川江津吴摊场附近的石院子,一家人为给他取名费了番周折。聂荣臻的外祖父对其父聂仕先说:“凭空想,一时想不出,你们都是识字的,翻书吧,从书上选一个有福气的名字。”聂仕先夫妻俩都读过几年私塾,当晚,聂仕先把家里的那本《杂志三字经》拿出来,靠在妻子唐氏身边,寻找起儿子的“名字”来。左斟酌,右推敲,夫妇俩把书都翻完了,也没有找出个理想的名字来。
    
    “明天你到我父亲家去借书,顺便征求他老人家的意见。”唐氏对丈夫说。第二天,聂仕先来到岳父家里,把来意告诉了岳父后,便在书案的抽屉里翻书。一会儿,他取出一本《随身宝》坐在椅子上翻阅起来,翻到最后一页,聂仕先脸上露出了笑容,起身走到岳父身边,指着书上的文字,把自己的意思向岳父讲明,岳父沉吟了一会儿微笑着点头表示赞同。
    
    聂仕先匆匆回到家里,径直走到唐氏房里,指着书的最后一句说:“‘百福骈臻得双全’,这句话吉利。按家谱排列我儿是‘荣’字辈,就给他取名‘荣臻’,字‘福骈’,你看要得不?”唐氏高兴地点头同意,想了一下,接着说:“我看娃儿的小名也照这书上取吧,就叫他‘双全’。”聂仕先也点头答应,夫妇俩都高兴地笑了。区别于其他九帅,聂帅用“荣臻”这个名字用了一生,没有改过。

    十、叶剑英:民之利剑
    
    叶剑英,1897年4月28日生于广东梅县雁洋堡一个贫困的小商人家庭,客家人。叶剑英之父叶钻祥生有8个子女,叶剑英排行第二。父亲很喜欢这个儿子,按照叶氏族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叶宜伟。
    
    叶剑英前面有个姐姐叫稚英,活到十几岁就早夭了,活下来的还有两个妹妹:才英和顺英。当地穷人家有“卖女养男”,卖女儿给人家当童养媳的习惯,这两个妹妹都送人当过童养媳,大妹妹才英后来被送回家来,唯独小妹妹顺英最可怜,两岁就给人家当童养媳,以后又被转卖,受尽折磨,直到解放后才打听到下落,兄妹重逢。活下来的惟一的弟弟叫宜导(道英),也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长大的。
    
    1917年夏,叶剑英等几个同学冒着盛夏酷暑,长途跋涉乘火车来到中国西南边陲名城昆明,准备投考坐落在翠湖西岸的承华圃的云南讲武堂。叶剑英进入云南讲武堂后,给梅县家乡的弟弟宜导的信中写下了自己的抱负。他踌躇满志,决心在学校习文练武,作革命的“前驱”,为了表示投笔从戎的决心,他特意把自己的名字“宜伟”改为“剑英”,立志做“民之利剑”,为国为民,英勇奋战。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剑英”这个名字和“稚英”、“顺英”也是排在一起的,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_(网文转载)博讯




谢选骏:张献忠李自成都是回民




2017年3月28日 
      


    作者:谢选骏
    
    (一)
    
    网上有一种看法认为:超级屠夫张献忠、李自成都是陕西人,他们是造成明朝灭亡满清入主的元凶。他们为什么要反明?历史书上都说是农民起义,实际呢?实际是陕西回民暴动!他们其实都是穆斯林!他们的教义本来就是要杀尽一切非回民,统治全中国。而且陕西地区又是蒙、汉、回民杂居地区,陕西名小吃繁多,但很多的名特小吃都是回民的,甚至和以色列的犹太人一脉相承。
    
    更有激进的看法认为:什么蒙古人灭宋,满族人灭明,都是扯淡!他们都是利用以汉杀汉,以汉治汉!说到底全是汉奸干的!中国人不要回避!
    
    陕西回民在清朝后期也进行过一系列的大型暴动,屠杀汉民。当时陕西的汉民几乎被杀尽,然后又杀到湖北。清军无力剿灭,最后只好重用左宗棠灭回。左宗棠最后把叛乱的回民杀到只剩下白彦虎一只,并逼迫他们逃离中国,回乱才平,陕西现在也仍然是一个汉民占绝大多数的中国省份。
    
    还有人说,宋、明开国皇帝和文武大臣,其实都是穆斯林。赵匡胤,沙陀人,突厥别部,也就是土耳其种人。土耳其人那时已经集体皈依伊斯兰教。朱元璋,穆斯林圣战士“红巾军”将领。朱元璋杀功臣、谎称自己是和尚出身,其实就是背叛伊斯兰。郑和下西洋,以及郑和死后的明朝海禁,就是为了追杀叛逃的穆斯林教徒以及断绝和伊斯兰世界的往来。
    
    有人反驳说:你跟穆斯林是有仇还是咋的!如果赵匡胤和朱元璋是穆斯林,那他门完全有能力建立一个穆斯林的中国。为什么他们没有?他们背叛了穆斯林?如果背叛了穆斯林他们也就不再是穆斯林,他们就只是中国人而已!有什么不好吗?
    
    有人回答说:问得好。赵匡胤和朱元璋,他们为什么要背叛伊斯兰,是因为伊斯兰要求穆斯林国家是政教合一,他们可是只想自己当皇帝,而不希望让一个什么先知之类的传教士成为自己以及国家的主人。他们虽然背叛了穆斯林,但他们深知伊斯兰的厉害,所以他们要愚民,让自己的国民不知道什么叫伊斯兰、什么叫穆斯林,这也是为什么伊斯兰教早在唐朝就已经进入中国并已经大成气候,但宋、明史书中却绝口不提,让人以为伊斯兰教是直到晚清才传入中国,甚至直到现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知道大家口中的“回民”,其实就是“穆斯林”。
    
    说宋、明皇帝是穆斯林,是有历史事实做根据的。比如说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没落,其皇帝大多难逃被杀头的命运。但宋、明皇帝,北宋皇帝宁可当俘虏,也要老死;南宋皇帝,据说是被大臣背着投海的;而崇祯,则是上吊的。对了,还要提到当了几天“大顺”朝“皇帝”的李自成,虽说有一种说法是他被湖北地主武装给砍杀了,但还有一种来自其亲信的说法,那就是死的不是他,他化妆逃跑当和尚去了。总之,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死的时候都落了个全尸,未见血。而据说是一种来自伊斯兰教的说法,就是,皇帝死的时候一定不能见血。所以当初蒙古人在攻破了巴格达后,为了处死哈利法,只好用毛毯把他厚厚地裹起来,然后万马践踏。
    
    再说一遍,张献忠不是汉人,他是陕西回民,他手下估计大多也是。张献忠屠蜀,不是汉人杀汉人,是回民屠汉!
    
    (二)
    
    上面这些网民言论并非毫无文献根据,据百科“马守应”词条说:
    
    同义词 老回回一般指马守应
    
    马守应(?-1644年),回族,别号“老回回”。陕西绥德人。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
    
    回族
    出生地
    陕西绥德
    逝世日期
    1644年
    职????业
    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
    信????仰
    伊斯兰教
    主要成就
    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
    目录
    1 人物简介
    2 史记
    
    人物简介
    
    马守应早年曾当过边兵。崇祯元年(1628年),率众起义,隶属闯王高迎祥、活动于甘肃东部,众至数万。崇祯四年(1631年),入山西,编入王自用的“三十六营”,是仅次于王自用、高迎祥的重要首领。八年(1635年),参加河南荥阳大会,为十三家首领之一。转战于陕、晋、豫、鲁、川、鄂、皖、湘等地。势力极盛。后与贺一龙(绰号“革里眼”)、贺锦、刘希尧、蔺养成合军,称“回革五营”。崇祯九年,高迎祥死后至十三年(1640年)李自成再起之前、实力最强,在起义军斗争处于低潮时,张献忠曾两度隶其部下,他在英霍山区建立的根据地,成为当时抗明运动重要基地。十六年(1643年),义军内讧,贺一龙为李自成所杀,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仍据守荆州。十七年春,病故。
    
    史记
    
    《中国通史》第九卷 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第三节 马 守 应
    马守应绰号“老回回”,陕西绥德人。只知他出身于边兵,家世和生年均不详。他是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最早起义而又坚持到底的重要领袖之一,在回族人民反压迫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明代,回回已遍布全国。陕西北部延安府和马守应的家乡绥德州以及甘肃东部平凉、庆阳等地,曾是回民分布较多的地区。明中叶以后,由于吏治败坏、军政废弛和土地问题严重,导致流民外逃现象愈来愈普遍。这一带的回民,每当麦熟时节便携带妻小辗转流徙,靠拾麦穗或者卖药来维持最低下的生活,遇到灾荒年景更加贫困无依,便纷纷起来暴动,反抗地方官府。回民起义常常同汉民联合,即“与荒民合党”,而汉族农民起义也有当地回民参加。为此,陕西官府专门对回民规定了不许持兵器、不许群聚、不许抢掠的禁条,而且设法严防汉族军民“附回”造反。这说明在西北回汉杂居地区,回、汉两族人民的联合斗争成为阶级斗争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形式。崇祯元年,陕西大旱,草木枯焦,出现了赤地千里、人相食的惨状。而明朝官府却不顾人民的灾难,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各族农民仍旧“严为催科”,毫不留情,这无异火上加油,更加激起反抗的怒火。长时期的民变和兵变,在天启末年和崇祯初年终于在天灾人祸频繁的陕北、陇东地区汇成了农民大起义的洪流。从明统治者所掌握的情况表明,当时陕西流民武装的成份“有饥民,有镇兵,有回夷”,“回夷”是明统治者对回民的侮辱性称呼,这充分说明回族人民是明末农民大起义最早发难的主力之一。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序幕的白水县民王二掀起的暴动,就与这一带的回民起义有直接关系,王二劫了宜君县狱之后率众投入到白水县苜蓿沟回民起义军营垒里去,而白水县苜蓿沟的回民早在万历年间就已经在这一带坚持抗明斗争了。到了崇祯初年,陕西鄜州、中部、雒川、宜川之间的回民便乘机而起,很快就发展到数万之众。
    
    “老回回”马守应正是在浩浩荡荡的起义洪流里,涌现出的一位杰出的农民英雄。马守应最早是与高迎祥、罗汝才等人以边兵身份共同揭起义旗的。边兵或者叫镇兵,他们的起义主要是由于明朝廷财政困难和军官长期克扣军饷所致,从天启末年到崇祯二年,延绥、宁夏、固原三镇的军饷竟积欠了三十六个月,士兵无衣无食,忍无可忍,纷纷逃散,并与饥民联合起义反抗。而在边兵当中,不仅有汉族,也有回族、蒙古族的成员,所以高迎祥、马守应的这支队伍,就是由所谓“夷汉降丁”组成的“坚甲铁骑,兵有纪律”的汉、回各族联合的流民武装,开始时他们转战在甘肃东部和陕西北部一带,崇祯三年(1630)三月,马守应与八金刚、王子顺(据说就是白水举义的王二)等几支义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破襄陵、吉州、太平。崇祯四年,马守应与高迎祥都成为以紫金梁(王自用)为首的三十六营农民起义军中的著名首领。崇祯五年,马守应与紫金梁等一度进军河南,活动于清化、修武,不久转入太行山。崇祯六年五月,马守应又与混天王等率军数万出太行山东进河北,逼邯郸、沙河诸县。这一年紫金梁不幸牺牲,三十六营起义军由高迎祥率领,他们又由黄河北岸渡渑池,突出豫西,开辟新的反明战场。
    
    崇祯七年(1634)三月,马守应的一支武装连同过天星、满天星等共五营,以疾风般的速度由豫西进入湖北,经枣阳、巴东,西入四川,攻破川东重镇夔州,远近震动,这是明末农民军最早进入四川的一支武装。马守应与过天星等三万人马在川东停留的时间很短。
    
    不久,他们又返回湖广,在郧阳的黄龙滩作短暂屯聚后,又转入陕南商雒山区,同混世王等几支农民军数万人一道,面对强大明军的包围,展开了艰苦的反围剿战斗。他们曾突入关中,连营五十里,猛扑西安,使明皇朝在西北的政治中心受到威胁。崇祯八年八月,马守应等营由陕南商雒东进河南,开辟了淅川山区作为据点,在豫西卢氏、永宁、陕州、灵宝、南阳一带坚持抗明斗争。
    
    马守应率领所部,转战各地,飘忽不定,以灵活多变的战术打击敌人,常常以智诱敌或者反败为胜。崇祯八年(1635)十月夺取陕州之役,马守应让部下打扮成明军模样,到陕州诈称换马,乘机突入关厢,出敌不意一举夺取了这座豫西北的重镇。崇祯九年七月,农民军领袖高迎祥在陕西作战中不幸被俘牺牲,八月,马守应率军进攻河南省开封府城,火焚西关,明廷深为震恐。在河南鄢陵、扶沟,明军左良玉率部紧追马守应不舍。左良玉是颇为凶悍狡猾的,马守应沉着应战,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向郑州方向转移,并避入深山派人骂阵诱敌。被激怒了的左良玉率军追入夹山,被马守应义军团团围住,不久粮尽援绝,左良玉自杀未遂,后来才率残部突围狼狈逃窜,这是马守应以智胜敌的一个典型战例。正由于马守应在流动作战中的胜利和不断给官军以打击,他在明封建统治者眼里被认为是属于农民军里“反复狙诈,怙恶不悛”的一个。也正由于马守应在农民军中是一个很有军事才能和作战经验的“多权谲”的英雄人物,他受到各支义军的信赖,并被奉为“谋主”。崇祯九年七月,闯王高迎祥的牺牲,使农民军遭到严重损失,农民战争一时陷入了低潮,就在这时,马守应不仅耀威开封,痛击左良玉,而且抓住战机,开辟新战场。他乘秋高足食和官军不备,联合罗汝才、张献忠等营共二十万人马,马守应被推举为盟主、总掌盘子,这说明他一度在各支农民军中处于相当高的地位。这支大军由豫西南经湖北襄、樊,浩浩荡荡沿江长驱而下,进军至湖北东部,与久据大别山区的英山、霍山地区的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等营会合,从崇祯十年(1637)到十五年(1642)间,回、革、左等营农民军主要活动于安徽、河南、湖北三省交界地带,开辟和坚持了大别山区的斗争。马守应与革、左诸营善于利用山区的险阻,盛夏时在深山休整,秋高马肥再主动出击,又能避开官军的围攻和追击。他们还善于侦察敌情,掌握主动,各地老百姓包括“星卜市贩之流多为所用”,官军的虚实动静,农民军了如指掌。他们可以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采用“兵多则窜,少则迎敌”,“官兵未至,旋即奔逸”④的灵活战术,主动攻击。所以,镇压农民起义的明朝将官们在屡败之余也一再哀叹。由于回、革、左诸营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在江淮一带竟然出现了“贼为主,兵反为客,是以多败”的“民贼莫辨”的局面。就这样马守应与革、左诸营的铁骑纵横驰骋在大别山区和江淮平原,他们曾占据过和州、含江、江浦,明统治者的陪都金陵也暴露在农民军面前,以致沿江戒严,所在告警。农民武装沉重地打击了明皇朝在这一地区的封建统治秩序,有的地方官吏慑于农民军的威势,不得不“洁印视事于濒江洲渚”,在安庆竟出现了明朝守将与农民军之间“有无贸易,酒食交欢”①的情况,明皇朝的威严扫地以尽,以致凤阳总督朱大典受到罢官的处分。在农民战争处于低潮的几年中,回、革、左诸营在江淮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其他各支农民武装的活动,为不久李自成、张献忠的东山再起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马守应不仅足智多谋能征惯战,而且如同许多的农民起义领袖一样,他也是一位具有革命气节的英雄。明统治者曾经多次向他诱降,都被拒绝。崇祯九年马守应在河南淅川军营里还杀死了前来劝降的明朝总兵王进忠,然后移营而去。这也是明统治者把马守应视为“反复狙诈,怙恶不悛”者的一个原因。
    
    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起义军进一步壮大,马守应率部北上正式并入李自成的闯王旗帜下,主要在湖北西部和湖南西北部一带活动,攻占了夷陵、澧州、常德等重要城市,这期间马守应还率军在河南配合李自成参加过几次重要的击败明军主力的战役,发挥了积极作用。李自成在北上之前曾授予马守应为“永辅营英武将军”的称号。李自成北上进攻北京的时候,马守应继续坐镇承天、荆州、澧州等处。牵制了这一带的明朝军队,成为独当一面的势力。在四川的张献忠这时也派人专程前来同马守应修好,表示进一步联合对敌。
    
    老回回马守应本人和他这一支起义军的最后结局,据吴伟业在《绥寇纪略》里记载说,到了崇祯末年,“老回回已病死,众推其妻掌营”。又说,从马守应营里分出来一支别名“摇天动”的农民武装,共有八营二十余万,仍在江北的潜山、桐城一带坚持斗争。吴伟业的书中还有“大、小老回回”等绰号的出现。说明马守应虽然病死,他的队伍并未溃散。值得注意的是,到清朝顺治二年(1645)四月,清朝顺治帝在诏书里还说,当时在四川有张献忠、湖北有老回回等农民武装仍在坚持抗清斗争。由参加明末农民起义到坚持清初的抗清斗争,是一个有意义的转变,是由反封建压迫为主的斗争转变为以反抗清朝民族压迫为主的斗争,老回回一支人马在湖北的抗清同顺治五年回回人米喇印、丁国栋在甘肃发动的抗清斗争一样,都属于遍及全国的抗清总运动的一部分,代表了回族人民同汉族人民采取联合行动的正确方向。
    
    那么,《绥寇纪略》和顺治帝诏书关于老回回存亡的记载是否产生了矛盾?老回回马守应到底在崇祯末年已经病死了,还是清朝顺治初年仍在坚持抗清斗争呢?问题在于对“老回回”一词的解释,“老回回”应是一种旗号,“老回回”有时指马守应这个人,有时指马守应和他所率领的那支武装,后来又指已经没有马守应的原马守应所率的那支武装。这样就可以说,崇祯末年“老回回”马守应已经病死,由他的妻子或者子侄辈掌营,继续打起“老回回”的旗号,或者使用“大老回回”、“小老回回”的旗号来统率这支重要的农民武装,而顺治初年仍在湖北坚持抗清斗争的“老回回”,则已经是没有马守应的那支“老回回”武装了。“老回回”马守应和他的那支武装的结局大致如此。马守应从崇祯初年同高迎祥、罗汝才一起成为明末最早起义的著名农民领袖之一。他历经十多年的戎马生涯,先后转战于陕西、甘肃、山西、河北、河南、湖北、四川、安徽、湖南等省。有三个被明统治者称为“巢穴”的最主要的活动地区,陕西北部的黄龙山区,这是起义最早发动地区;另外两个是以商雒山区为主的陕西、河南、四川、湖北交界地区和以大别山区为主的安徽、河南、湖北交界地区。马守应和他率领的这支“老回回”武装,则一直是这三大地区的积极开拓者和主力之一。特别是正当农民起义低潮时期,马守应与革、左诸营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中坚力量。回、革、左的斗争及罗汝才诸营的斗争,对于张献忠的入蜀,对于李自成的北上推翻明朝的统治,起了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评论明朝之所以被推翻时说,这不单是李自成一支力量的作用,实际上是各支农民军即所谓“群盗”的共同作用。这一评论是颇为公允之谈。马守应足智多谋,能征善战,同时具有坚定不渝的革命气节。
    
    他的威名和实力,使敌人闻风变色,受到各路友军们的普遍尊重。因此,在明末农民战争中,“老回回”马守应成为仅次于李自成、张献忠的重要领袖。
    最可贵的是马守应始终坚持团结合作的品质,他的绰号是“老回回”,说明他公开打出了民族的旗号参加到以汉族人民为主力的大起义中来,他继承和发扬了明代回汉联合战斗的历史情谊,他同其他各支农民军首领们的团结合作关系一直很好。在当时尽管明封建统治者对回族人民采取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手段,尽管封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起义特别是对于有少数民族参加的反抗斗争,总是极尽挑拨污蔑之能事,但是在有关文献记载中并没有发现回汉联合斗争方面发生过任何纠纷。在起义军内部回汉族人民之间,在马守应与各路农民军首领之间,没有因为民族成分的不同而产生矛盾与不团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回汉族人民能做到这一点确是极其可贵的。马守应最早同王自用、高迎祥、罗汝才,后来同张献忠、李自成、贺一龙、贺锦等农民军领袖们,都是并肩战斗,互相支援,患难与共,情同手足的。马守应同张献忠、李自成的关系尤为突出。崇祯初年马守应起兵反明的时候,张献忠响应马守应的起兵,投在他的部下,受到马守应的赏识,号为“黄虎”,后来才独树一帜的。不少文献提到,崇祯十一年(1638),李自成在一次严重失利之后,部伍失散殆尽,他单人独骑由陕西商雒跑到河南淅川马守应的营里,养病半年多,后来由马守应分给他一部分人马,再度起事反明。这件事对于李自成后来的恢复与发展壮大显然是起了作用的。特别是鉴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后期,在各路农民军中彼此猜忌,倾轧事件屡有发生,而马守应那种始终主动团结友军共同对敌的作风就更加可贵。这种作风不仅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即使在整个中国农民战争史中,也不多见,这是很值得重视并给以充分估价的。
    
    据史料记载,当时使用“老回回”绰号的,有马守应、马光玉和孙昂等数家,说明回民参加明末农民起义者不止一支。本文专述马守应一支。此文采自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
    
    ······
    
    谢选骏指出:马守应的妻子在他死后可以统领部队,这显然只有回民可以做到,因为汉女小脚,无法上阵。而我注意到,李自成也是靠老婆发迹起家的,这显然也不同于汉人的常规。至于毛泽东靠贺子珍发迹起家,那已是民国大脚时代的事情了。何况毛泽东并非汉人,而是湘间苗侗。
    
    (三)
    
    确实,在宋元明清,回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日益深远的。
    
    网文《同治伊斯兰革命——白彦虎是民族英雄吗?》指出:
    
    十九世纪的回民,对渭南两岸的汉人进行了疯狂的种族大屠杀。想一想,当年这里的人口总数不过七八百万,被杀了五百多万,这是一种怎样的惺风血雨的景象。据路伟东研究,临潼县1861年的人口是26万。临潼县志载,“1862--1869七年,临潼县死亡人口30余万。渭河南北烧杀之灾无一村一人而幸免。”也就是说,不仅杀光了原来的人口,也杀光了这七年新生的孩子。
    
    据富平县志载,咸丰五年(1855),全县有46579户,254257人。到光绪二年(1876)统计,有28543户,120302人。户数和人数都减少了一半。如果考虑到1869年之后的新增人口,估计1862--1869七年间回民杀了60%的富平县人。
    
    据三原县志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三原县人口16万人,由于回民起义加之光绪年间两次瘟疫和大旱,三原人口锐减至4万人。回民起义两年间(1862—1863),“县旧隶五百余村俱残破,仅存东里、蔡王二堡”。
    
    高陵县,据路伟东资料,回民起义前的1861年,高陵县人口6。9万人。高陵县志记载,“同治三年(1864),县内人口锐减至32192人。”两年时间减少60%。
    
    回民在甘肃杀了六百万人,大约占全省人人的60%。
    
    回民起义从没有进攻北京打击清政府的意图,说回民起义是反清,没有事实依据。而所有的事实都是,不断杀汉人村庄,攻击县城。一年时间关中26个县长被回民杀害。所谓的回民起义实际上主要是为了杀汉人。
    
    回民起义之初,主要是回汉民之间的矛盾,经常有械斗。当时70%的汉民抽大烟,身体不好,而回民常习武,心齐,凶狠,械头时多数是汉民吃亏。回民起义起初的原因是,回民借清朝军队集中到南方对付太平天国和云南回民起义,关中地区防务空虚,一些回民首领屠杀汉民报私仇。
    
    当时的陕西巡抚面对防务空虚,提出的政策是安抚回民,派朝庭大臣陕西团练头目张芾前去安抚,想不到回民起义的发起人任武杀了张芾。为了鼓动回民,任武再杀了自己的老母、妻子和孩子全家,以表示自己已没有任何顾及,血战到底。
    
    为了给回民起义找到正当的理由,一些历史研究者不断提说,当时有一个“秦不留回”的传帖,因而回民才要起义。对此,现在有案可查的是,当时陕西巡抚的初衷是要安抚回民,并不是“秦不留回”。一个事实是,清朝政府对当时住在城里的回民未杀一人,现在的西安西大街回民坊还住着大量的回民。当时清朝政府把城门紧闭,以防城外回民进城杀人,也阻城内回民出城杀人。
    
    对于“秦不留回”的传贴,当时也许有,但清朝政府没有这样的政策,有可能是有人有意挑拨回汉民族关系。更有可能是,这是一个编造的说法,以鼓动回民对汉人仇杀。
    
    满清政府在对待民族关系上,回民列在汉民之前,所谓“满、蒙、回、汉”,汉民是最受歧视的民族。在清朝期间,中国的人口大量增加,这说明清朝的经济并不是民不聊生,而且发展很快。另外,回民多做小买卖、不抽大烟,在当时的关中农村,回民比汉民富裕。说回民起义是因受清政府压迫或是汉民压迫,是有意识找出来的理由。更不能以此为大屠杀辩解。
    
    回民起义是陕甘人民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大劫难。回民对汉民的屠杀是挨村挨户,不分男女老幼的杀害。1000多万人死于这场劫难,相当于30多次南京大屠杀。说这是起义,真不知道义在何处。疯狂的大屠杀,也把回民带向了苦难的深渊,承受着近乎灭族的灾难。反思历史,更让人明智的选择民族团结,而不是以反封建之名歌颂大屠杀。
    
    在中国闹回民起义和太平天国的时候,日本人开始明治维新,从此中国落后了。日本人以他们的历史上,皇室从来没有改变、没有人推翻而骄傲,而中国人却在歌颂改朝换代,而从没有人去考虑,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杀掉60%的国民人头,毁掉经济和文化。对于研究回民起义历史的很多人来说,也是这样。他们拚命地为大屠杀找根据,而一千万条人命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就连动物也不会吃掉同类,也知道惺惺相惜。而这些历史学家,他们对人的生命却漠不关心,甚至歌颂大屠杀,将之称为义举,真是连其码的人性都没有。
    
    清朝大臣左宗堂采取剿抚并用的政策平息回民起义。凡是放下武器不再杀人的,都给予安置让其安居乐业,包括对待领导回民起义的大元帅,也放弃追究责任。对不放下武器,还要杀人的人则进行振压。他救了汉人,也救了回民。当时的回民起义精神领袖和幕后人物是宁夏的马化龙,他的目的是要把西北地区变成一个伊斯兰国家。如果不是左宗堂,可能陕甘两省的汉人会被杀光,并把中国分裂。左宗堂从侵略中国分裂新疆的土耳其匪徒阿古柏手中,夺回了新疆,他粉碎了俄国沙皇侵略中国的企图。对于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英雄,今天没有人纪念,而且一些历史学家还在骂他,这真是中国人的悲哀。
    
    回民起义中只有一个人没有投降,白彦虎。他大字不识一个,22岁参加起义,有勇无谋,只因杀人多而成为回民十八大营的元帅之一,其他元帅多数是能识字的阿訇。面对左宗堂的进攻,其他回民起义领袖为保回民免受灾难,都投降了,但白彦虎自知罪孽深重,担心左宗堂不会放过他,不顾跟随他的几万回民的性命,坚持抵抗。在他参加起义时,他的母亲投井自杀。他的嫂子不想奔命,发了几句牢骚,他杀了他的嫂子,以挟迫他人。白彦虎到新疆后,投靠了侵略新疆的匪徒阿古柏,帮阿古柏侵略中国,后又投靠沙皇俄国侵略新疆。
    
    面对全族快要灭绝的境地,他没有想着保全回民亦然要血战到底;他投靠外国势力分裂中国。就是这么一个人,现在有人把他奉为民族英雄。理由是他反封建最坚决。这样一种没有人性、没有国家民族大义的历史观,是这个时代的悲哀。当年,在反封建的大旗下,我们毁掉了多少文物,毁掉了多少优良的文化传统。今天,这种反封建高于一切的历史观,在很多高层次的搞学术研究的所谓历史学家心中亦然根深蒂固。学术扭曲了这些人灵魂,面对血流成河的历史,他们在高声的赞美。他们已成为魔鬼,哪是什么饱学之士。
    
    更有象张承志这样的作家,还在鼓动圣战,赞美牺牲。知识分子应当追求真善美,以体恤生命为良知,热爱和平。歌颂屠杀、赞美屠杀,是不为人类所齿的。
    
    陕西回民趁清朝军队到南方镇压太平军,准备屠杀汉人。目的是将陕西的汉人杀光。起义前,他们秘请铁匠打刀,刀打好后将铁匠杀掉,以防泄秘。为准备杀人的竹杆,将街上的竹竿买光了。大荔县有一个汉民大村八女井,回民起义第一次杀人就是将此村的汉人全部杀光,一早上杀了一万多人。紧接着,挨村杀,不分男女和老幼,很快大荔,渭南,华县的农村被回民杀光。杀完了农村,再进攻县城。一些县城的老百姓进行了顽强抵抗。在临潼县,一个有文化的回民教师在接到第二天的杀人传贴后,紧急报告县长。县城紧急关门,才保住了一些人。而渭河两岸的汉民村庄,全部被杀。全县被杀30万人,不留一人。回民组织了30万人的军队,在关中平原杀人。几个月时间杀了五百万人。80%的汉人被杀,只有一些县城保住了少量人口,向北逃的人都被回民杀了,少量逃进骊山里的人,因回民不敢进山杀人而留了下来。
    
    清朝将军胜保,看回民人多势众,不敢出城迎战。任由回民屠杀。后被慈禧太后赐死。湘军将领多隆阿,作战勇敢,将回民赶出陕西,救了陕西人的命。当年,关中到处都有多将军的忠义祠,现在他则成了罪人。那个向临潼知县通报情况的回民老师,通报情况后,知道回民不会饶他,杀了自己的老母和妻子儿女,然后自杀。当年临潼人为他修了祠堂。但现在已没有人知道,这个勇救汉人的回民。
    
    陕西回民1862年起义,又不断动员甘肃回民起义。甘肃回民1863年开始起义,甘肃回民杀汉人乡邻难以下手,从陕西逃过来的回民则走一路杀一路。甘肃汉民被杀了600万。甘肃全省人口减少70%,中部地区的汉民几乎全部被杀。这就是回民起义。回民为了在黄河以西地区建立一个纯粹的回民国家,借着清朝后期的衰弱,对中华民族发祥地上的汉人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一年时间杀了1100多万汉人。
    
    陕西回民的首领之一白彦虎杀人最凶,杀遍陕西杀甘肃,最后投靠外国势力分裂中国。一些历史学家以这个人敢造反,誉此人为民族英雄。现在还有人准备给这个人过节日。而平息了回民起义的左宗堂,现在则成为罪人。回民起义是典型的种族灭绝大屠杀,比希特勒屠杀犹太人要残忍得多。比南京大屠杀严重得多。可惜的是,没有人愿意告诉你这悲壮的历史。反而要把它说成是义举。
    
    1862年,因为买竹事件,在陕西渭南爆发了回回叛乱,很快波及西北五省区。这次叛乱导致的直接的后果是种族屠杀,其残忍程度决不亚于非洲卢旺达、乌干达的胡图与图西人仇杀。表面看是一场叛乱,其实是积压了多年的汉回矛盾的总爆发,而不是人们理解的什么人挑拨,叛乱的爆发只是迟早的事情。在这次叛乱中,陕西原本人口有1300万,回回大约400万,战后统计的陕西人口约700万,回回人口为5万。战乱中有大约有350万回回被杀,45万人逃亡;汉人被杀者有100余万。叛乱后的陕西,回回人数下降了93%,陕西成为中国民族成分最为单一的省份,关中农村几乎难觅回回的踪迹。但这次叛乱给后世的陕西和西北留下了永久的伤痛。
    
    陕西兴平,曾经是回回叛乱的重灾区,兴平北部有一道塬,当地人习惯称之为北莽山,这个塬上就是当年汉回大仇杀的主战场,也留下了大量有关回回叛乱的传说和故事。据老人们讲,当年北塬上住着许多回回,平日里和汉族有不少矛盾,同住一个村子,回回很霸道,不许汉族在他们所谓的井里打水,两族的孩子在一起玩耍回回孩子回家要漱口。同样汉族也很讨厌回回家里的羊膻气味,讨厌回回的礼仪有失风化,互不婚嫁。在叛乱期间,白日里看似平静,到了晚上回回就开始聚众围困汉族村庄,一般是整村灭绝,除了陕西回回,还有来自甘肃的回回,宿居当地回回家中,晚上集体行动。就这样北塬上的村庄几乎被回回屠杀殆尽,以致于100多年后的今天,北部塬上的人口密度也远远低于南部地区。
    
    在陕西户县,听说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依然是发生在回回叛乱期间,牛东乡有个村子叫马家村,1867年冬天,回回围困了该村,从西往东开始埃家杀,杀完人开始放火烧房子,等杀了村子中间,一看有一家店铺,上面写着“马家当铺”,他们以为是错杀了同族兄弟,这才放过了村东人家离去,使得该村半数人家侥幸逃生。当年户县东部临近沣河岸边的地区和长安、兴平、泾阳、三原、渭南等地一样,是汉回大仇杀的重灾区,汉族的人口损失近半,这个回回聚集区在叛乱后已经完全失去了回回踪迹。
    
    陕西周至,是关中民风最为强悍的一个县,回回叛乱期间,该县各村结寨自保,但是回回在这里也是最为残忍的杀人,汉族也是最为残酷的复仇。有个村子叫萧家村,回回围困该村后全村奋起抵抗,最后回回采用了种族灭绝的方式,一把火将该村男女老少全部烧死,大火两日不灭。还有个叫“五屯”的村庄,主要是回民,在左宗棠的汉军抵达陕西后,人们尊称左爷来了,左爷的大军对五屯同样进行了种族灭绝,这个村庄彻底从地球上被抹掉了。据当地的老人说,左爷来了以后,汉民纷纷相助,带领汉军四处搜查回回,周至所有的回回村庄荡然无存,活着的回回都逃到新疆去了。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该县也没有一个回回村庄,个别村庄的散居的外来回人很难立足,不得已多数已放弃宗教改为汉族。
    
    类似的故事在陕西关中地区很多,在炎黄故里和汉民族的龙兴之地,回回尚且如此猖狂,其他地区就可想而知。在左爷大军面前回匪不堪一击,仓皇西逃,但是逃往甘肃后又和当地回回结伙成匪,大肆屠杀本地汉人。在甘肃,他们血洗张家川,围城后有3万多汉人被悉数屠缪。接着又在泾川、平凉、华亭固原等地对汉族实施集体屠杀。据统计,甘肃宁夏两地,由于汉族居住分散难以结寨自保的原因,汉族被屠杀十分惨重,叛乱前甘肃有人口700万,汉族居主导地位,叛乱后不足300万人,当地汉族起码有200万以上被屠杀。
    
    140年前的种族屠杀结束了,当代西北汉人提及回回依然心有余悸,回回在民族政策的关照下、野蛮本性再次显露,利用伊斯兰教煽动,在西北地区有恃无恐。伊拉克战争,西宁的回回YX闹事;在兰州的大街上回回经常聚众殴打汉人;西安的西大街,提起回回,汉人无不全身发怵;青海、甘肃的农村地区回回凌辱汉人是家常便饭。这些违法行为在民族政策的幌子下愈演愈烈,长此下去,在甘青宁三省,汉人恐怕又要重回蒙元了。
    
    伊斯兰教徒的观念就是:天下所有的东西都是真主的,是真主赏赐给穆斯林的,只不过有些暂时被异教徒霸占着和管理着而已。随着世界末日的临近,穆斯林终究会全部抢回来的,并且要严厉报复和惩罚异教徒。男的都要杀死,女的都去做奴隶。完成穆斯林神圣的圣战使命。等时机成熟了,就杀光一切非伊斯兰信徒。
    
    穆斯林利用伊斯兰教可以让他们以一个整体的方式对付这个国家没有组织的普通的松散国民,甚至可以让平日里来对付松散国民的警察和法律无所适从,不得不给予特殊的宗教待遇;利用公民的身份渗透到国家各种组织和政府机关,然后利用这些组织和政府机关为伊斯兰教服务。
    
    一旦这个势力在这个国家内部发展受挫,或者受到排斥,那么他们又可以利用伊斯兰教在国际上紧密联系寻求国际社会干涉。
    
    (四)“陕西人”其实就是“穆斯林”
    
    网文有说中亚的“陕西村”,那其实是西北回民后裔,至今已有130年乡音无改。
    
    他们就是生活在中亚哈萨克斯坦的营盘和新渠的陕西回民,是一百多年前西北回民大起义失败后流落境外的“义军”残部后裔,目前约有12万,至今乡音无改,说一口纯正陕西方言,还沿袭晚清陕西风俗习惯,他们居住的村自称“陕西村”,后被沙皇政府称为“东干人” (陕西方言“东边的人”)。离开故土已100多年了,他们还固守着家乡的传统,在文化和传统上都传承得很好,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他们现在的生活是什么状态?同样会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兴趣。
    
    1862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我国西北陕、甘、宁等地的回民联合当地各族人民掀起大规模反清起义,这次起义被誉为太平天国之后的又一次农民起义的高潮。清政府委派名将左宗棠出马,任他为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率清军向太平天国时期反清最强烈最彻底的陕甘回民起义军进行了“剿杀”。
    
    1877年,义军节节败退,左宗棠率领的清军对回民展开了大规模的杀戮。当年冬天,义军被逼至中俄边境,为了求生,他们兵分三路翻越中俄边境的天山,向中亚哈萨克斯坦(当时是属于沙皇政府)逃亡,这三支逃亡队伍中最大的一支,由当时的义军首领白彦虎率领。天山的冬天特别寒冷,暴风雪肆虐,积雪齐腰,约有四分之三的人没能走出雪山,幸存下来的三千人在楚河边扎下了营,他们把住的地方,叫做“营盘”。营盘靠山面水,土地肥沃,逃亡路上携带的菜籽,成了义军新生命的开始,这便是“陕西村”的由来。此后,这些陕甘人便在那块土地上播种下从老家带来的麦种和菜籽,就此繁衍生息,村落也由“营盘”向四周扩散,到目前陕西村总人口已达12多万。
    
    在中亚扎根后,东干人不忘本,非常注重对文化和传统的保护和传承,代代相传牢记自己是 “大清国人”的后代。在村里建起了东干人文化博物馆,博物馆里收藏有白彦虎的眼镜、玉佩、腰刀等遗物,有当年翻山越岭从中国带来的坛坛罐罐,还有传统的清朝服饰、绣花鞋等。他们还把陕西的语言和文化很好地留存下来,老人经常对下一代人说;习惯和文化不是几十年几百年,而是几千年的文化,你把这个改了,就把民族丢了。所以,东干人走亲戚,参加婚丧嫁娶仪式,必须使用母语——陕西话,不然会遭人白眼,近乎完整地保留了晚清时期中国西北民间的风俗习惯。
    
    如今东干人还操着一口带有浓重西北口音的清朝时期的“陕西官话”,如称领导称为“头领”,政府机关称为“衙门”,政府官员称为“大人”,警察称为“衙役”,称店铺老板为“掌柜”,学校叫“学堂”,妻子为“婆姨”,大人小孩都是一口纯正的陕西土话。由于迁居国外长期与中国隔绝,加上当时迁徙过来的东干人多为农民,文化水平不高,他们已经不认识汉字。为了保留中国的文化,东干人创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用俄文字母拼写出的东干文,因此村上人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中文的,一个俄文的。现在陕西人去了,一点语言障碍都没有,完整保留了130年前中国风俗对话背景,不知他们是太留恋家乡还是因为宗教的缘故,他们把所有的传统都看得特别珍贵,只要是陕西带出去的,只要是祖先留下来的,都不能改变,任何一点改变都是对他们信仰的背离,这里的人们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回陕西看看。
    
    1990年,一个陕西人去”陕西村”寻访,由于对老家陕西不甚了解,东干人还问起来访的陕西人;你是从“清国”来的吧,左宗棠的人还在不?来的时候,陕西衙门批准不?国骂省骂时时都会冒出来,而且非常地道——可谓是研究清末中国西北民俗的“活化石”,有学者认为东干人是世界上唯一说中国古话又完全用字母拼写中国古话成功的人群。
    
    近几年,许多东干人回陕西寻根问祖,每年都送300多个孩子到西安学习汉文和“老家的文化”,更多的是回祖国做买卖,同时奔走于古丝绸之路上,做起了边贸生意,现在的东干人生活水平一点都不比国内差,几乎家家都有小车,有德国的、美国的、日本的,且都是原装货,当然最多的还是俄罗斯的伏尔加和本国生产的。
    
    2013年,东干协会会长,“陕西村”村长安胡赛到西安参加西洽会并参加黄帝陵公祭活动,来自“陕西村”20名东干族青年还举行了沿古丝绸之路由中国西安骑自行车抵达哈萨克斯坦营盘乡的活动,古老的丝绸之路在中亚东干族华人的脚下,已不仅是一条绵延千里的回乡路,更是一条让中国与中亚近在咫尺的“连心路”。
    
    今天,“陕西村”人在创造并享受现代生活的同时,也固守着先辈们从中国带来的百年传统。相信随着“陕西村”与我国联系的日益紧密,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华裔们生活会越来越美好!
    
    ······
    
    由上述论述可见:“陕西人”其实就是“穆斯林”。
    
    回民、东干人可以自称“陕西人”,张献忠和李自成这些“陕西人”为什么就不能是回民呢? [博讯来稿]





毛泽东惊人预言:死后江青会被人整






2017年3月27日



    
    作者:徐焰
    
    在陕北时,毛泽东便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一句话,使这些人几十年后都有深刻印象,这话是:“江青是刀子嘴,是非窝,尽伤人。等我死后,人家得把她整死。”由此看来,毛泽东对江青的下场还是很有预见的。本文选自《中南海往事追踪报告》,作者徐焰。
    
    
    毛泽东与江青(图源:Getty/VCG)
    
    在中南海丰泽园工作过的人多年后讲起江青,几乎无不在怒骂后又摇头叹息,这个女人当年四处横行祸国殃民,把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几乎尽数得罪,可是大家那时又对她无可奈何!
    
    粉碎“四人帮”之后,揭露江青罪行的文件、书籍、文章已经是汗牛充栋,不过从更深的层次分析,江青这个祸国殃民的历史罪人所以能够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最高层的政治生活中,并造成那样大的危害,既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余毒影响的结果,也是她本人在旧社会黑暗腐朽的生活经历和后来特权地位相结合所造成心态异化扭曲。
    
    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便是存在决定意识。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自身思想的形成。出生于山东诸城的江青自然也非生来就坏,不过她少年时代的家庭环境便充满了旧封建家族的恶劣气息,年轻时又进入当时便是藏污纳垢的十里洋场,打下了很糟糕的人生最初烙印。
    
    江青(1914~1991),原名李云鹤,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由于其母是小老婆而在青少年时期受到周围歧视,滋生了叛逆和虚荣的双重性格。
    
    成年以后,李云鹤同一个名为章泯的男青年出走,后受到过进步思想影响,于1932年在青岛又同当时的地下党领导人俞启威(即解放后的天津市委书记、中央委员黄敬)结婚,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应该承认,10几岁时的江青(当时还名李云鹤)曾对黑暗的社会不满,这从她在山东青岛结识和跟随俞启威参加过革命活动,并在30年代前期一度加入过共产党组织也可以得到证明。
    
    江青入党不久,青岛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她在白色恐怖下又脱党跑到上海,还办过自首手续,并与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拉上了关系,是被崔万秋等人捧出来的话剧和电影明星。崔万秋是个惯搞两面派的人物,因此也允许江青参加一点进步活动。江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一度逮捕。她的自首和出狱手续,是由赵玉珊负责办的。
    
    自进入上海那个特定的圈子后,艺名“蓝苹”的江青便在当时黑暗的社会中层和艺术圈内过着糜烂的生活,成为一个产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从十里洋场中浸透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最腐朽的思想作风、又在黑社会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之间鬼混、长期浪迹江湖的一个怪胎。当年上海报纸就报道过这个艺名“蓝苹”的三流影星的一些生活丑行,恰恰是她恶劣品质的反映。
    
    在上海演艺界中,江青也有落魄的时候,所住的亭子间夜间又经常有男人来往。一次有个男人毒打她,这位“蓝苹”小姐大喊救命,同楼的保姆秦桂贞赶去救护,还受了伤。遇到缺钱甚至没饭吃的时候,秦桂贞也来帮助。江青离开上海之前曾感激地说:“以后我会报答你的!”
    
    如何“报答”呢?全国解放后,江青生怕别人知道她过去的丑行,对秦桂贞虽记在心头并时时注意,却再不来往。文革开始后,江青马上找到吴法宪,让她把秦桂贞抓起来,一关许多年。如此恩将仇报,表现出心理扭曲到了何等程度!
    
    在描写宋代的小说《水浒传》中,曾讲到清风寨官员刘高的妻子被强人劫住准备当“押寨夫人”,幸亏遇宋江救下。结果这个刘夫人事后生怕一度被强人所劫之事外传,发现宋江这个救星后不但不感谢,反而要丈夫把他抓起来,还想杀掉。这是因为,担心自己名声受损的精神压力,远比感恩的道义负担重得多。江青与古代这种封建贵妇的心理,真是毫无二致!
    
    后来参加审判江青的人曾总结此人的一生品质,那就是:她要讨好一个人、拉拢一个人、想利用一个人,可以处心积虑、费尽心机,施展各种手段,以各种假相来达到目的。一旦爬到了一定地位,她就要役使别人,折磨别人,显示她是掌握了对别人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物。
    
    1937年江青到了革命圣地延安,组织上未作认真审查,由当时负责保卫工作的社会部长、同乡康生代她隐瞒了这段历史和她在上海的腐朽生活作风。因为历史上的原因和这次的包庇,所以她跟康生的关系也格外密切。
    
    江青很快通过演戏、提问题求教,混到刚刚妻子出走的毛泽东身边,并取得了好感。
    
    像这样一个虽表面有过追求进步表现,却存在着极其恶劣的潜意识的人物,能进入毛泽东身边并于1938年秋成为夫人,实在是历史的悲剧。
    
    江青是演员出身,结婚后的几年间在文娱活动方面对毛泽东确实提供了一些乐趣。在90年代后期出现的张闻天的夫人刘英的*里记载,她1940年从苏联回到延安,去看毛泽东时,发现这个新婚夫人对主席照顾得很周到,与个性很强的贺子珍不同,于是还称赞了几句。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地拍了大腿说:“刘英同志,你真是了解我的人,你要替我多宣传啊!”
    
    毛泽东这时讲的“多宣传”,是针对延安的诸多新老同志对此事议论纷纷,希望刘英能做些解释。据卫士李银桥回忆,在艰苦恶劣的战争环境中,江青确实曾以她的文艺特长给毛泽东和身边的一些普通战士在精神上以休息和放松。1947年转战陕北时,大家疲惫不堪或蹲或站或拉条小板凳依墙而坐,听一段京剧清唱或是猜几个谜语,真是莫大的享受。
    
    在陕北时期,毛泽东常常由于紧张过度、用脑过度而痛苦地以手加额用力地揉搓,闭目叹长气。这时江青便打开她从上海带来的那架手摇留声机,为毛泽东放几盘京剧唱片。在那些艰苦的岁月中,几张唱片翻来覆去听,每次听过之后,毛泽东都显出一种精神获得调节之后的安宁和愉快。他有时还惬意地点头说:“好,很好,再放一遍吧。”
    
    不过当时一直在毛泽东身边的李银桥回忆说:“江青在表现出她的种种优长之处的同时,也不断地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这些缺点和弱点仿佛是与生俱来,根深蒂固,再也改不了,并且不断发展,终于造成与毛泽东感情生活上的裂痕。”“江青来自上海,受现代文明熏陶,未必不是好事。她也有深入工农群众,和工农兵打成一片的愿望。但是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使她始终不曾与任何一名普通群众‘打成一片’,她甚至始终未能与她的丈夫毛泽东感情融洽,心心相印。”
    
    当时从一些很小的事情上,就可以表现出江青品格上极端狭隘自私的一面,而且条件一好便追求享受,并想居于他人之上。例如,她在毛泽东忙于工作时常常无事可做,便找警卫员打扑克。那时革命队伍中讲究人人平等,没有人有意让她赢。当她打输了时,便称别人偷看了自己的牌,竟为这点事向毛泽东提出要把赢了的警卫员从工作岗位上赶走。对阿姨做针线活一类小事不满意,也是当面训斥甚至发出羞辱性的挖苦,搞得人家哭鼻子。
    
    中央机关的生活条件一改善,江青又要耍威风。从陕北到西柏坡后,房间里装了电铃,她也越来越习惯按电铃叫卫士,不管大事小事、自己能干不能干的事,都叫卫士代劳,似乎使唤人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身份和新生活的证明。
    
    有一次江青按电铃。卫士张天义匆匆赶进屋,只听她懒懒地指着他说:“把暖水袋给我拿来。”其实江青手指的暖水袋就在她床上,只须欠欠身就可以拿到手。但她宁愿按电铃下命令,也不愿意欠欠身。张天义为此事很伤感,回来对李银桥反映了此人“越来越习惯于指手画脚”。
    
    对这些,毛泽东当时一再生气地批评她说:“你就是改不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一些事情上江青还拿出当年在上海十里洋场养成的作风,会撒泼要挟。
    
    据当时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的警卫副官龙飞虎回忆,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逼延安时,毛泽东坚持到最后才肯走。江青便跑去闹,要求马上离开。毛泽东开始和颜悦色反复说不要紧,而江青却大哭起来说什么:
    
    “你当然不着急,到了紧急关头,有人会抬着你跑!谁管我们啊!”
    
    毛泽东气得吼起来,把桌上的缸子都摔到地上,怒斥说:“滚!给我马上滚!”
    
    李银桥等警卫人员都说,江青每逢被毛泽东训斥,往往都是披衣冲出窑洞,哭哭啼啼,直奔周恩来的窑洞。她每次同毛泽东闹了矛盾,都要找周恩来诉苦。周恩来是解决矛盾的能手,往往能调和关系,当时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不影响毛泽东的工作。其实周恩来对江青一向并无什么好的看法,只是他组织纪律性强,从不背后议论,不像延安其他一些领导人那样经常对这个“三流演员”发些不敬之词。
    
    更糟糕的是,江青从这时起便显示出在人际关系上愿意拨弄是非,经常添油加醋地在毛泽东面前讲一些人的坏话。此刻她还不能涉入高层政治生活,攻击的还是些身边的小人物,以致于秘书和警卫人员都被她得罪遍了。
    
    看到这些情况,毛泽东对找个江青这么个老婆也有些后悔,不过他已经是最高领袖身份,感到也不便再轻易离婚。对此,李银桥回忆说,在陕北时就有过这么一件事:
    
    “下午,我服侍毛泽东起床。他坐在床上抽烟,一支接一支。他向我诉苦。讲了很长时间,声音沉重,很有些伤感。大致意思是:你是我的党小组长,我心里有不痛快的事,要跟你说说。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的公务员早就把她赶走了。当初结婚没搞好,草率了。现在怎么办?我现在的身份,我的具体情况,离婚也不好。江青没大错没大过,现在离婚同志们会有看法,日后会有各种说法。不离婚呢,就背了个政治包袱。唉,没办法,跟她凑合着过吧。”
    
    对于江青拨弄是非说别人坏话,毛泽东有两次听了嘀咕,都是望着江青说:“你这个人哪,跟谁也合不来!”“你跟什么人也搞不到一起,你这个人就是到处树敌!”
    
    在陕北时,毛泽东便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一句话,使这些人几十年后都有深刻印象,这话是:
    
    “江青是刀子嘴,是非窝,尽伤人。等我死后,人家得把她整死。”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江青的下场还是很有预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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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杀人恶魔,却在时间的浸泡下成了大英雄,我们的历史到底怎么了?


 王子皿 历史百家争鸣

  “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任由后来者任意涂抹、装扮,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楚霸王项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鸿门宴》项羽剧照

  他本来是杀人恶魔,却成了后来人公认的大英雄。历史何以如此极端,让黑成白,把白变黑,让人情何以堪!

  恶魔是如何演变成英雄的

  项羽由魔鬼到英雄的转变,应起源于宋代,由一个知名的女人——李清照。

  

  李清照

  这个李清照,富贵娴雅而极具才情的一个女人,她在北宋放弃抗金而渡江偏安中,从汴京一路南逃,途中的惊险艰辛让她发出了自己荒诞不经、偏狭幼稚的感慨,写了一首她唯一流传下来的诗——《无题》绝句: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这个感性体验无与伦比的女人,历史认知却糊涂低能得惊人。她主要是写词,一生极少写诗,此时写了这首小诗,却竟然选择了一个罕见的恶魔,作为宣泄抵抗心绪的对象,实在荒唐而幼稚。

  她凭借着女人的本能认定,长枪骏马,力可拔山,东拼西杀,最后又不肯过江,宁死不降的男人,一定是个大英雄。

  她不经意间写出的这首小诗,成了恶性的药引子,开启了恶魔的英雄形象。

  对于抗战连连失败的南宋王朝,在这首诗里为自己的柔弱找到了一个“阳刚”的依托,很快,对项羽的思恋情结开始在市井勾栏间弥漫扩散。其后,元明清社会也屡次遭遇如何对待抵抗运动的历史问题,对这种已经在民间市井流传开来的思慕抵抗的诗情,不想也不愿做历史澄清。于是,历史意识大扭曲,市井勾栏戏剧评话,竞相以项羽为哀思的对象。

  项羽,成了一个展现自我英雄情怀,掩饰自己懦弱的工具。

  此后,人们开始以讹传讹,代代传承,都开始怜惜项羽起来,惋惜他,赞颂他,开始出现以他为典型的“英雄气概”的各种作品,并广为流播。

  “霸王别姬”的故事,在中国是妇孺皆知。无论在戏台下,在屏幕前,在音乐厅,在史学家的讲堂上,在诗词文人的笔端下,所有的人都为这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洒一掬同情之泪,发一通无尽感慨。

  

  软弱的人想要刚强,就想找个刚强的人做榜样,哪怕这个人是恶魔,只要刚强就好。想当英雄的人,不管恶魔如何的凶恶和魔鬼,只要有业绩,也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这便是恶魔炼成英雄的过程。

  恶魔终究是恶魔

  无论你如何涂抹历史,历史终究是历史,无法改变。不管过去了多少年,经历了多少代人,发生的事实毕竟真实地发生过,怎样都无法歪曲。

  让我们拨开后世人为造就的迷雾,用事实证明项羽是何等的一个恶魔。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组织的六次大屠杀:

  第一次襄城屠城,坑杀全城平民。

  第二次城阳大屠杀,杀光了辅助秦军抵抗的全城平民。

  第三次新安大屠杀,坑杀秦军降卒20万。

  第四次咸阳大屠杀,杀戮关中平民无计,大烧,大杀,大劫掠,大掘墓。

  第五次破齐大屠杀,坑杀田荣降卒数目不详,大劫掠大烧杀,逼反复辟后的齐国。

  第六次外黄大屠杀,因一个少年的利害说辞,好不容易放弃。

  

  上述杀戮,全部都是战胜之后骇人听闻的屠城与杀降,一共六次!

  再来看看项羽做出的政治行为,充分彰显了他是一个十足变态的社会虐待狂、文明毁灭狂:

  一,复辟分封制,各自为战,使当时的中国重新陷入战火纷争。

  二,采取酷刑,恢复战国“大煮活人”等烹杀酷刑,对说真话者当即一锅煮。

  三,任意杀人,杀害郡守,杀害宋义,杀害楚怀王,杀害子婴,杀害全部嬴氏皇族。

  四,肆意毁灭,火烧大咸阳与整个关中,大火三月不灭。

  五,公开盗墓,大掘秦始皇陵,地面建筑破坏殆尽,地下墓室严重摧残。

  六,随意劫掠,对关中财货大劫掠,对齐地财货人口大劫掠。

  在项羽集团的暴行恶激下,一大批复辟恶魔竞相施虐天下,华夏大地累积几千年的物质文明成果几乎全部毁灭,人口锐减,民生凋蔽,普天之下陷入一片萧疏悲凉之中。

  恶魔自古有定论

  项羽集团的大规模施暴,使大屠杀的酷烈恶风在秦末之乱中骤然暴涨。被称为“宽大长者”的刘邦集团,也开展对颖阳、武关的两次大屠城。

  以项羽集团为轴心的秦末复辟势力,变成了疯狂的恶魔,对整个社会展开了变态的报复,对社会和人民造成了深远的恶果。繁荣昌盛的秦帝国统一建设的物质文化成果,在五六年间骤然跌入了“人相食,死者过半”的社会大赤贫境地,以致西汉建政50余年后,仍然陷入严重萧条而不能恢复。

  

  楚汉之争

  相比之下,整个战国期间,除了白起坑杀20万降兵等恶性杀俘虏事件外,虽然刀兵不断,但没有过一次屠城暴行。

  就连秦始皇灭六国中,秦军也没有任何一次屠杀平民的暴行。

  项羽的屠城暴行,可谓开天辟地,自他而始。

  被项羽杀害的楚怀王对其一直很害怕,楚怀王曾经曾对大臣将军们忧心忡忡而又咬牙切齿地说:“项羽为人,剽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之处,无不残灭!”

  楚怀王说的“剽悍猾贼”,最为形象地勾出了项羽的恶魔形象:剽者,抢劫之强盗也;悍者,凶暴蛮横也;猾者,狡诈乱世也;贼者,邪恶残虐也。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对项羽的凶暴也深为震惊,感慨云:“羽岂舜帝苗裔邪?何兴之暴也!”惊骇云:“嗟彼盖代,卒为凶竖!”——这个力能盖世者,竟陡然成了不可思议的凶恶之徒!

  可见,在西汉时,项羽还是一个凶恶的恶魔形象。

  但到了宋代以后,他竟然成了英雄!

  如此荒谬的转换,是历史昏聩不清,还是人类主观涂抹?反差如此之大,黑白颠倒,天地扭转,让人情何以堪?

  好在,历史永远是历史,真相到底是真相,无论文人们如何吟诵“恶魔的英雄”,平民们怎样盲目追崇“英雄的恶魔”,历史学者还是清醒的,他们始终坚持用文字记录史事,给后人做出准确判断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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