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章第一節海外「民運」的華盛頓合併大會

范似栋

   等到上海異議人士一個接一個在聯名信上署上大名後，張先樑給美國加州的黃雨川 發傳真，同時還傳真了胡可師和高曉亮兩個人的簡歷。傳真號碼是王若望走之前留下的。張先樑希望助海外的王老一臂之力。王老也沒有忘記國內的朋友。他到了美國不久就給張先樑打電話，表示要給上海的朋友們一些錢。張、楊、傅三個人每人三百美金，其他人每人二百美金，這是王心目中的等級標準。因為電話必被警方監聽，張先樑和其他幾家商量後覺得這個錢燙手，決定不拿，但王老的好心大家都心領了。

   剛到美國的王若望夫婦住在黃雨川家中。兩位老人朝暮相處，相談甚洽。黃是民陣監委會委員，這些日子他正為海外「民運」組織民陣內部兩派的爭鬥日趨激烈而頭痛。和大多數關心政治的海外老華人一樣，原來對民陣寄於厚望，現在卻越來越失望。

   和民聯不同，民陣是八九學運後中國逃亡人士在法國成立的新組織。人稱民聯是地、富、反、壞、右，民陣是叛徒、特務、走資派。民聯的成員多數是幾年前來美國的留學生，他們或者還在讀書，或者畢業後已經有了工作，生活相對比較安定。民陣的成員主要是「六四」事件後逃亡西方的中國官員和知名學生，他們得到了天空和飘浮在天空中的名聲，卻失去了國內立足的政治舞台，以及個人經濟收入和正常的生活，幾乎所有的一切。

   民陣從台灣和美國得到大量的資助，甚至比老牌的民聯更多。成立後的第一年，他們的領袖私下說至少得到二百六十多萬的美金。他們曾經化五十五萬買了一艘舊船，命名為「民主女神號」，設想對中國搞廣播宣傳，結果卻不了了之。民陣成立時，嚴家其當主席，萬潤南當秘書長，僅萬手下就有十四個拿工資的秘書。誰也沒有想到用錢要精打細算，細水長流。萬潤南曾說中共政權的日子長不了，也就二年的光景。革命即將成功，省錢還有什麼意義？這些話的醉翁之意卻是吸引海外的資金和資源。當中國逃亡者的預言很快成為泡影，台灣和美國多多少少覺得有點受騙上當。

   正是起因於資金和財務問題，九零年初，陳一諮 、朱嘉明 和嚴家其，以及在美國的楊建利等人結成「民陣」內部的反萬派。他們指責萬潤南大權獨霸，營私舞弊，任人唯親。嚴家其是一個清廉的知識分子，台灣聞人王愓吾曾給一些人紅包，給他的一個裡面裝了二萬美金，唯有他一個人拒絕了。嚴曾要求萬解釋一些財務問題，萬推說沒時間，背後則埋怨說，「一個媳婦辛苦幹事，九個婆婆說三道四，還是國內的老毛病」。朱嘉明起先對萬潤南百般恭維，後來卻與萬發生激烈爭吵，朱甚至說，「我們兩人各開一輛車對撞，你敢不敢？」萬不回答。

   一則傳聞沸沸揚揚，美國對「民運」的資助將由以前每年四十萬增加到二百萬。徐邦泰是從宦國蒼那裡聽說的，他倆都擔心這不僅不會減弱或平息爭鬥，而只會加劇爭鬥。宦從八零年從上海到美國留學，八二年和王炳章等一起創辦「中國之春」雜誌，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仍關心「民運」活動。重新分配資源，重新組合的浪潮不斷高漲，但表面的理由卻極其官冕堂皇，大家都說合併是為了適應政治大形勢的需要。王若望撰文說，「我對華盛頓會議使民運組織統一抱有很高的期望」，合併後，「在发生变乱的时期，將帶領自己的隊伍回國，填補中共留下的政治空間。」最早提議民聯、民陣合併的是胡平和吳方城 。民陣的兩派也都積極支持，火上加油。沒有任何人站出來說明海外「民運」的根本矛盾是粥少僧多，而這個矛盾不是開合併大會能解決的。相對冷靜的是徐邦泰，他在民陣成立前就主張可以聯合，但不要打破以前各自的山頭，可以象香港「支聯會」一樣，在團體成員制的基礎上實行聯合，這樣波動比較小。八九學潮後，徐創辦和主持「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和「中國之音」廣播台的工作，小日子過得不錯。所以別人都以為他是飽漢不知餓漢饑。大家的道理是：不打破小飯碗，哪來的大飯碗。徐邦泰一九八六年來到美國，先做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研究生，這期間當選為中國旅美政治學會第三任會長，并應邀訪問台灣，名噪一時。八八年應王炳章之邀參加民聯。八二年他已是民聯的聯委會主任和《中國之春》的董事長，人縁也不錯，大家都說他為人謙和。這一天，徐邦泰來黃雨川家走訪，幾個人興致勃勃地談起幾個月後將召開的合併大會。

   黃雨川提議王若望當主席，徐邦泰和萬潤南當副主席。他說，「幾年的歷史證明，我們缺乏有聲望的具有清廉道德形像的領袖，我們缺乏一個超越派性之上，可以抑制內斗的領袖，我們缺乏一個既了解大陸民情又深得大陸民心的領袖，而王若望正是這樣一個人。」徐邦泰也表示看好，說王老作為民陣、民聯共同推選的獨立候選人，可能會得最高票。羊子擔心王若望的年紀和身體，提出王若望擔任名譽主席為好。大家勸她不必顧慮太多，為民主應該講奉獻，應該當仁不讓，羊子想想也對。第二天，徐邦泰開車，帶王若望夫婦觀光了金門大橋。然後在一個高爾夫球場休息了一陣，拍照留念。八月的太陽象王若望一樣熱情奔放。王索性把外衣脫了，剩一件汗衫，瘦骨棱棱，象一匹老馬。一路上大家有說有笑，好象一家人。九二年十月，王若望在紐約決定參選主席。這個消息很快傳遍了全世界，他成為炙手可熱的明星人物。民陣第二任主席萬潤南熱情邀請王若望夫婦訪問歐洲法、德、英三國，一切招待、費用都由萬安排負責。未來的「民運」主席，應該到各地先見見群眾，讓大家有個印象，然後才可以投票，這是萬的理由。萬潤南也是上海人，父親是財務專業人員。他畢業於上海五十五中學，六四年考上清華大學，在大學裡加入中共。七零年，在劉少奇家最困難的時候他與劉的大女兒劉濤結婚。萬的名氣始於官商背景的四通公司，輝煌於八九年學運。他外表溫和，談吐文雅，內心卻永遠不願對強勢屈服。台灣方面也想收買他，他拒絕了，背後說，「老子連共產黨都不伺候，憑什麼伺候國民黨。」

   一路旅遊下來，王若望夫婦覺得很累，但是心裡卻很高興，大開眼界不算，他們從招待的規格上知道了他們自己的價值和份量。王老夫婦自然對萬十分好感，因為所到各處見到的萬的部下都對王若望說奉承話。王老有點飘飄然了，他稱其他人推他為主席候選人的舉動為「擁戴」，這個詞表現歷史上皇帝興臣民之間的關係，他還把他們夫婦的旅遊和鄧小平的南巡相提并論。一個消息開始流傳：王若望的方案，是王當主席，萬潤南當第一副主席兼秘書長，徐邦泰當第二副主席。甚至還有一個方案，王挑選的兩個副主席候選人是萬潤南和馬大維，他倆都是「民陣」。這消息使得徐邦泰和民聯聯委會很不高興。民聯老人王德耀 特意去紐約拜訪王若望。他倆以前在王雨川家見過，彼此有好感。王若望夫婦住在紐約唐人區一個破舊的大房子裡。這是王夫婦剛到紐約時，石磊給幫助找的房。他們包租了二樓一層，自己住其中的一個睡房，再把其餘的房間分租出去，廚房和客廳大家共用。房客中有一個來自中美洲的偷渡者──姚茂盛，也是上海人。姚為了方便得到美國的政治庇難，已經加入民聯，也和王老夫婦十分親近。原來石還想找個好一點的房子，但王老夫婦說，還是便宜一點的好，怕往後負擔不起。除了有時得到一些私人的贈款，他們沒有經常性的收入。為了能付得起每月三百美金的房租，五十六歲的羊子主動要求去打工。她打的第一份工，是為人家照看孩子，以後又幫人家接送孩子。她除了打工做家務，有時還幫助王老整理文件，和應付交際。面對這種貧困而忙碌的生活，她從來無怨無悔。王德耀進門時，王老正在和姚茂盛說話。見到有客人來，姚起身回他的房間。從姚的房間，他依然可以聽到一壁之隔的談話。對任何人都不擺架子的王老招呼王德耀坐下。說起副主席人選，王若望先提到萬潤南。王德耀說，「你忘記在雨川家說好的麼，還有徐邦泰呀？」王若望馬上說，「是有那麼回事，那就增加一個副主席吧。」羊子在一邊說起他們在全世界巡游的事，說萬潤南很有能力，很得人心等等。相比起萬來，羊子覺得徐邦泰不實惠。等到羊子走開，王若望說，「她只是說說而已，你放心，我是個男人，我不會聽信婦人之言，我心中有數，我會把徐邦泰放上去。」

   王德耀回到加州，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說了。徐聽了顯然不高興，但沒說什麼。幾天後徐心情平靜了才說：「羊子說我不實惠也沒錯。我當初只是口頭贊成王競選主席，不比萬潤南有錢，可以給他們到處旅游，民聯沒那麼多錢。我即使有錢，要這麼做，也要經過聯委會討論，只怕通不過。」從此民聯多數人心中都認為王老已偏向萬潤南派，即使王老會安排兩個副主席位子，也被認為只是做做樣子而已。萬潤南的行政能力非常強，如果王若望有心於萬，徐以後只能甘拜下風。想到這裡，徐就有點不安。在他的心中，維護自己「民聯」利益的團隊意議十分強烈。民聯聯委會有十三個成員，人稱「十三太保」，甚至民聯主席于大海也不能不對它俯首稱臣。于曾按台灣捐款人的意思要求「民聯」提議支持台灣進聯合國，在聯委會表決時被否決了；于又曾要求「民聯」派「工作組」進駐「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清查帳目，也被聯委會以不合法規為由否決。主張依法查帳的徐邦泰說，于的提議可能是受劉少奇派四清工作組的啟發，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當時于大海在「中國之春」當社長，領一份工資。民聯中領工資的人很少，只有于大海和胡平、薛偉等幾個人。 ＊

   在紐約到普林斯頓大學的高速公路上，民聯刊物「中國之春」經理薛偉 一邊駕車，一邊對坐在後面的王若望夫婦說，「王老，我這個人別的本事沒有，但我可以做你的主席辦公室主任，保證做得很稱職。」羊子心裡想，「大會還沒開，主席還沒選，就有人討官邀賞。」薛是一個很精幹但也有爭議的人，文革中坐過牢，但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坐牢的真正原因。美國政府曾經拒絕過他的政治庇護申請。他也為台灣軍情局工作，他的態度往往代表軍情局的好惡。王若望夫婦應作家柏楊的邀請到台灣訪問。九三年元旦早上，王若望夫婦在升旗典禮時與台灣李登輝總統見面。李說：「王先生，歡迎你們來台灣。」王戴著一頂帽子，機敏地說，「我小的時候就是在青天白日旗下長大的。」李又親切地問，「聽說你的夫人身體不太好。」這時，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國旗冉冉升起。幾個小時後，全世界媒體都有李登輝第一次會見大陸民運人士的圖文報導。王若望夫婦還和國民黨高階官員談了幾次話，談到海外的民運，也介紹了他在上海從事的活動和一些異議朋友。台灣當局早先答應給合併大會十二萬美金作為經費，這次讓王若望回美國後向《世界日報》社分兩次提取八萬，另外四萬會後再給。王的感覺一下子好多了，得到了國民黨的有力支持，海外「民運」和王若望都獲得新的生機。山重水覆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王若望高興地回到美國，一拿到支票就給了大會會務組。自八九年「六四」事件以來，全世界捐給中國異議運動和海外「民運」的錢以千萬美金計，絕大多數都去向不明，經手人諱莫如深。象王若望那樣交代清楚，完璧歸趙的則很少見。人們都認為王若望立了一大功，但老資格人士卻覺得這些錢并沒有了不起，十二萬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當時台灣給《中國之春》的每年經費是五、六十萬。他們更重視台灣讓王若望過手這筆錢所表示的政治意向。其實台灣的態度和王雨川老人一樣，并沒有作為金主強加於人的意思，只是希望王若望的上台能改善「民運」的形象。無論王若望上台不上台，「民運」和台灣的關係都牢不可破，除非台灣方面改變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