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无助的孩子

　　这张照片，打湿了多少人的眼眶

　　

　　

　　蒋介石与戴笠

　　作者： 席宏斌

　　来源：凤凰历史  

　　1946年3月17日,“军统”头子戴笠坠机身亡，很多人都认为这不是一起意外的事故。

　　戴笠是“军统”的灵魂，也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但随着“军统”尾大不掉的局面的形成，蒋介石也不得不对戴笠小心提防。因此，戴笠即使再能干，也永远无法摆脱他背后的那个巨大的阴影。不甘削权，“斗法”老蒋

　　1946年1月，由于戴笠日益扩大的势力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以及戴笠与其他势力的矛盾，再加上国共两党经过43天的谈判，签订了《会谈纪要》。这个纪要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国民党迅速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平时应享受的权利，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的权力等。这在蒋介石来说，虽然并没有要真正遵守执行的打算，但为了做些表面文章，出于抑制和打击戴笠势力的需要，向戴笠秘密发出了撤销军统局化整为零的指令。戴笠接到蒋介石的这个指令后，先是惊愕然后是极度的紧张。军统局不存在了，就等于没有了他戴笠的立足之地。蒋介石的用心和手段，戴笠是清楚和明白的，只是没有料到这一切来得这么突然。本来戴笠想忙完了全国的肃奸工作，回家乡去看看老母亲。可他连气都没来得及喘一口，蒋介石就把他逼到了悬崖绝壁上。

　　不过，戴笠毕竟早已有了心理上的准备，他要抢先拿出一套办法来对付蒋介石。戴笠借蒋介石化整为零的指示做起了文章：

　　一是将军令部第二厅全部掌握起来，把军统局原先主管的军事情报、军事稽查业务及军队中各级谍报参谋方面的力量拨归进去，形成军事特工方面的独立系统；二是将内政部警政司全部掌握起来，并将警政司扩编为内政部的警察总署，把军统局原先主管的特工警察力量划拨过去，形成警察行政业务与警察特工业务一把抓；三是加快组建交通警察总局，交通警察总局的主要力量由忠义救国军和军统局的特务团组成，再加上军委会的别动军、交通警备司令部所属的各团、交通巡警总队和军统局掌握的部分国民党税警部队，总人数约有十万人；四是将军统局主脑部分隶属于司法行政部之下，成立一个调查室，把军统局本部及各外勤机关划拨过去，形成军统化整为零后的基本力量。

　　戴笠的思路不但清晰而且非常缜密，按照以上的几步棋走，撤销后的军统力量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比原来还要强大了。

　　为此，戴笠暗中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布置，以便在各系统内形成忠于他的势力。也就在这个时候，戴笠走了一步极其危险的棋，他暗示甚至是默许军统内部成立一个叫“警坛社”的秘密组织。该组织成立的目的表面上是为了争夺全国的警察大权，实际上戴笠是有自己的考虑的。不久，蒋介石便获悉了这个情况，他沉默了许久，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个戴局长不是昏头了，就是另有所谋。”

　　蒋介石的话分量很重，但没有人将此话传给戴笠。1946年2月，蒋介石下令提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这不但使唐纵的地位第一次高于戴笠，而且为唐纵出任全国警察总署长做了准备。蒋介石还下令成立了一个新的小组，指定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等八人组成，并由此小组提出撤消军统局的方案。

　　蒋介石拟定此份名单，是经过仔细琢磨的。

　　这八人小组中除陈焯是出身北洋政府的老警察外，只有叶秀峰是代表中统局的，其余全是黄埔毕业的学生。这说明，蒋介石在考虑改组军统局和其他特工机构的过程中，主要还是想依靠黄埔系。此外，戴笠在这新的八人小组里地位和影响已大大降低，戴笠不但失去了过去的主宰地位，而且他以后如何走下去还要看这些人的眼色。应该说戴笠所面临对手的势力比过去还要强大得多。

　　戴笠知道已面临险境，而为了摆脱这险境他做着最后的努力。

　　戴笠要军统局坚决贯彻他提出的“裁弱留强，里外三百”意图的同时，在内部体制上减少指挥层次，下令撤消所有区一级的组织，恢复在省范围内以省站为最高指挥机关。原来归属区一级指挥的特务人员，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全部转入地下，不再以公开机关和任何名义作掩护。在此基础上，戴笠迅速清理整顿军统内部的贪污受贿问题，以免被蒋介石和政敌抓住口实。他指示毛人凤成立一个财产清理委员会，自己也迅速到各地去清理财产。

　　戴笠在重庆待了没有几天，又乘飞机去了青岛。

　　戴笠这几年通过梅乐斯的牵线搭桥，与美国海军界有了相当的默契。在这之前，美国海军部答应战后以部分海军舰艇援助中国政府作为条件，来达到换取支持戴笠出任中国海军司令的目的。在军统局即将化整为零的情况下，戴笠认为只要自己能当上海军司令，那么就可以将军统所属的部分特务武装改编为海军陆战队。

　　此时，戴笠为了让蒋介石清楚军统局在反共上的能力，还加强了反共产党的活动。密发电报，惹祸上身

　　就在戴笠在反共产党的问题上另寻办法时，蒋介石为了能尽快解决军统局化整为零的事，亲自给戴笠打电报，要他立即返回重庆参加八人小组会议。这电报，是由毛人凤通过军统局的电台转发的。就在这段时间里，先期到达重庆的宣铁吾、黄珍吾、李士珍已私下商谈如何将军统局彻底搞垮的办法。毛人凤得知此事后，即在蒋介石给戴笠电文的背面，注上了“重庆宣、李、黄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等字样。

　　此时，戴笠正在北平。

　　

　　戴笠将军（左）与杜月笙（中）茶叙时合影

　　他接到这份电报后是思绪万千，并且情绪坏到了极点。

　　戴笠日夜在外巡视，久不肯回重庆，确有借故躲避八人小组会议的目的。他想通过这段时间的努力，为军统局寻找个好的结果，甚至想让蒋介石在撤消军统局的问题上能回心转意。但戴笠最终是错了，他所有的努力全白费了。现在是上有蒋介石紧追不放，下有宣、李、黄的联手算计，戴笠觉得被人围在了铁笼子里已无计可施。这天晚上，戴笠在住房的内室召见了文强。当他拿出蒋介石的电文和毛人凤的附注给文强看后，内心里的冤屈和不满一下涌了上来。戴笠对文强说：“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的是国家和校长，想不到会有人乘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就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要，无人可以代理，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同时要表达对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捣鬼一事的意见，措词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复电稿拟好后，先交我看，然后再拍发。”然后，戴笠还特别关照文强：“此事，只许你一人知道，对其他人要保密。”据文强后来的回忆，说戴笠当晚说这些话时眼睛是发红的。在戴笠的脑子里，文强始终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可文强拟就这份复电也不轻松。经再三字斟句酌，方拟成一稿：

　　校长钧鉴：电谕敬悉。本当遵谕返渝，因平津宁沪巨案，尚待亲理，本月中旬始能面临教诲，敬乞示遵。生云天在外，惟命是从。讵料煮豆燃箕，相煎何急。生效忠钧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晋忠言，冒死陈词，伏乞明察。

　　生戴笠文强将复电稿拟好后，交给戴笠润色。也许是戴笠极坏的心情并没有好转，或者是他对蒋介石如此地对待他心存反感，他对文强拟的电文看过多遍后仍旧拍给了毛人凤，让毛转交给蒋介石。其实，这份电文中的有些用词极其不当，如“煮豆燃箕，相煎何急”之句，蒋介石看后会怎么想？毛人凤当时接到此复电后，也以为上面的词句不妥想让戴笠删去。可不知是何原因，这电文还是没动一字地交到了蒋介石的手上。 临终“托付”，死因成谜

　　1946年3月的重庆，仍旧是潮湿和阴冷。

　　蒋介石接到戴笠的那份电报后，整整有好几个小时没有说话。他把电报的内容反复地看了多遍，怎么都觉得戴笠是在向他作最后的通牒。那电文里所用词句，似乎是一把把锋利而寒光逼人的剑，直指他的致命处。此时，蒋介石更感到在这之前对戴笠的戒备和警惕没有错。如果说，在这之前戴笠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结盟，以及戴笠秘密组织“警坛社”，已引起蒋介石的高度紧张的话，但这毕竟他还能掌控得了。而此刻，戴笠以视察为名在外多日，并且在多份电报的催促下也迟迟不肯回重庆，这使疑心重重的蒋介石更加担心戴笠会不顾一切地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特别是蒋介石已断然拒绝了美国海军让戴笠主管中国海军的提议，这虽然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作出的决定，但蒋介石相信戴笠很快会通过美国的渠道而得到消息。在这之前，蒋介石在这问题上采取的是模糊政策，因为他要用戴笠这个人，而现在他对美国人的提议从内心里反感。话说白了，就是美国人提出给钱和给装备，蒋介石也不会把海军的权力交给有美国背景的戴笠。就在戴笠在平津的这段日子里，蒋介石对海军机构进行了改组，免去了陈绍宽海军总司令的职务，宣布成立了海军署，海军署署长由已是军政部部长的陈诚兼任。这对戴笠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他就像在田野辛苦劳作的农夫，到头来什么收获也没有。所以，戴笠在蒋介石的电报里充满了情绪也就能理解了。但蒋介石首先想到的不是理解而是威胁，戴笠此人的心计他是十分清楚的，再加上军统这个组织实在是太庞大了他不能不防。于是，蒋介石召见了宣铁吾。宣铁吾是黄埔一期生，与蒋家父子都有着特殊的关系。虽然，这次谈话的时间不长而且也没有详细的记载，但绝对与戴笠的命运有关。蒋介石召见宣铁吾的当天下午，宣铁吾秘密地离开了重庆。第二天，蒋介石连续两次给戴笠电报，要他速回重庆参加七人会议。戴笠知道这次无法再以其他理由而拖延，他在离开北平前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军统会议。会上，戴笠当着大家的面说：“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委员，我是坚辞不就，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个革命者。最近中央开六届二中全会，从十多天的会议情况看，未出我的预料，对我们军统局是毁誉参半。有人说要打倒我们，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要打倒也好，要取消也好，这我全都不怕，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我这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惟秉委员长的旨意。只要埋头去做，国家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尽管戴笠没有把想表白的意思说得很露，但在场的人还是能从他的话里感觉到，他已经将政治上的进退置之度外，并随时准备面对可能出现的严峻的局面。也就在这天晚上，戴笠约见了正在北平执行军事调处任务的郑介民，他出乎意料地把军统多年来的家底和重要的工作向郑介民细致地作了介绍。郑介民被戴笠的做法搞懵了，而戴笠也不向郑介民说明这样做的原由，顿使郑介民有了种凶险难测之惑。那么，戴笠是否已预感到了什么呢？

　　

　　当年报道戴笠专机失事的报纸

　　1946年3月17日近中午时分，也就是戴笠离开北平的第三天，他的专机从青岛沧口机场起飞了。没有过多少时间，蒋介石在重庆接到了宣铁吾的电话，说戴笠的飞机会在途中因缺油而坠毁。

　　果然，几个小时后戴笠与他的专机在南京附近坠地而亡。

　　戴笠是死了，死得非常突然。

　　蒋介石终于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

　　中国秘密警察头子，战时中美合作组织首领，传奇性的戴笠将军死了。他的死，似乎完全与他活着时候一样神秘。

　　当时美联社在发布的新闻中这样说戴笠确是位特工奇才，对这蒋介石是早就心里有数的，否则他当时不会力排众议，把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的位置交给戴笠。而戴笠自从在南京中山陵受命后，的确干得十分出色。蒋介石在打天下和坐天下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戴笠都是起了关键性作用的。蒋介石用人有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即既要是人才又要是奴才，两者缺一他是不用的。戴笠可以说是个典型的这样的人物，他的奴性超过了所有国民党的官僚和新贵，他的才干则比任何一个国民党的官僚或新贵都不逊色。戴笠不但办事干净利索，思考周全，尽量避免给蒋介石带来政治上的麻烦，而且能处处秉承蒋介石的意旨，体念蒋介石的苦心，使两人的协调到了相当默契地步。但是，戴笠所领导的军统局不同于国民党的任何一个政治派别，它以秘密活动作为自己的主要生存方式。特别是经过抗战，由于戴笠的才智和努力使军统组织的神经延伸到了国民党的每一个角落。虽然，这种无形的力量看不见摸不着，却是大到无边无际，小到无孔不入。戴笠的能量到底有多大，到后来恐怕连蒋介石也说不清和道不明了。尽管，后期戴笠与蒋介石的矛盾越演越烈，但蒋介石因为没有弄清戴笠的真实实力而迟迟拿不定主意。也正因为蒋介石猜忌和戒备的心绪越来越重，使得十多年来戴笠和蒋介石之间形成的那种依赖和信任荡然无存了，随后出现在蒋介石面前的戴笠无疑成了威胁。当蒋介石感到这种威胁他已无法掌控后，那么戴笠当然不能再存在下去了。

　　命运已经决定了戴笠，在这个时候必须踏上死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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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富足的王朝，宋朝从开国皇帝赵匡胤开始，就定下了尊重士大夫的规矩。两宋时期，公务员队伍浩浩荡荡，待遇好到了荒唐的地步——宰相月薪约合人民币60万元，低级公务员的工资也达到了2.5万/月！福利更是没得说：衣食住行几乎全都照顾到了。不仅如此，离休老干部们居然还能"升官"！

　　然而，这样真的好吗？

　　作者：陈忠海   瞭望智库特约研究员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转载请在文前注明出处。

　　1

　　从赵匡胤的神秘规矩说起

　　

　　

　　陈桥驿兵变两年后的某一天，已经贵为大宋皇帝的赵匡胤下令，让人在太庙寝殿的一间密室里立了块石碑。

　　密室被遮蔽得严严实实，钥匙由专人保管，平日里任何人都不得入内。只有太庙举行祭祀或者新皇即位时，才允许两个人进入观看：一个是天子，一个是引路的太监。

　　更耐人寻味的是，获准进入密室的这个引路太监必须是文盲——不能识字！

　　人们猜想，这块石碑上一定刻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直到靖康之变后，金人占领了北宋都城汴梁、打开这间神秘的屋子，谜底才被揭开——这块高七八尺、宽约四尺的石碑上，刻着这样的三句话：

　　"保全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不加农田之赋。"

　　*赵匡胤的江山是从后周柴氏手中夺取的，按一般规律，应将柴氏赶尽杀绝以免后患，但他很够意思，不仅自己没这么干，还要求子孙照顾周全；

　　*一介武夫赵匡胤，发扬了"刑不上大夫"的古风，对知识分子很尊重；

　　*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不与民争利。

　　后来，这块碑被称为"誓碑"，这三句话史称"勒石三戒"。

　　赵匡胤的中心思想就是：老子已经平定了天下，你们这些人就不要再折腾了，都安安心心抓生产、搞建设吧！

　　宋朝公务员的美好时代由此展开。

　　2

　　官员很嚣张，敢挑衅皇帝

　　

　　

　　赵匡胤当皇帝之余，喜欢拿弹弓打鸟。

　　一次，老赵正玩在兴头上，几个大臣说有急事求见，只得收起弹弓。

　　可是，他一听就火了：你们说得十万火急，可汇报的都是些小事，还耽误老子打鸟！

　　皇帝怒了。按套路，底下人那必须迅速跪下谢罪，慢一拍都可能脑袋搬家！但宋朝的公务员不按常理出牌，由于带头大哥的长期"宠溺"，他们很牛，敢顶嘴：

　　"臣以为这些事情不是小事，最少比打鸟更紧急吧？"

　　老赵这火气一窜三尺，也不说话，顺手抄起边上一把斧子，用斧柄打掉了那位大臣的两颗牙。

　　这位大臣也没喊疼，马上趴到地上找牙。找到了，直接揣进兜里。

　　老赵仍不解气："你揣个牙想干嘛，难道想留证据去告我不成？"

　　这位被打得满地找牙的老兄，不慌不忙地回答：

　　"我不告你，但我要拿给史官看看。他们可能把你打掉我牙这事写进书里。"

　　老赵懵了，不但赶紧道歉，还赏了一大笔金银布帛加以安慰。

　　实际上，不仅太祖皇帝对知识分子礼敬有加，他的继任者们对这条贯彻的也很好。

　　3

　　科举大扩招，当官很容易

　　

　　

　　在宋朝，想当官很容易，机会很多。

　　唐朝贞观年间官员总人数约7000左右人；明朝洪武时期官员队伍较为壮大，但也只有3万人左右。

　　宋太祖时，官员总数约为5000人，宋真宗时增加到9000多人，宋仁宗时有17000多人，到宋徽宗时，高达48000多人！

　　官员人数大幅度增加，意味着科举大扩招。

　　唐朝时每年大约录取进士30多人，明朝约100人/年，清朝还不到100人/年。

　　宋朝是多少呢？两宋319年，合计录取进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

　　有的皇帝把录取标准放得更宽，如宋太宗，在位21年共录进士约1万人，平均每年约500人。

　　换言之，在唐朝，想考中进士当官，必须考进全国前30名；生活在宋太宗时期，只要考进前500名就行。

　　不仅如此，宋朝还搞了一个"特招"，用来照顾那些久试不中的人，俗话说就是"矮子里拔大个"。通过这个渠道成为进士的，多达50352人，每年平均157人。而且，朝廷对这些拔出来的"大个儿"很好，待遇与普通进士一样

　　有人说，几万人的官员队伍，不算多啊！

　　这里说的只是"官"，不包括"吏"和"役"，在古代，这三者是有严格区别的：

　　*"官"是朝廷在册登记的高级公务员，必须经过察举、科举等"正途"；

　　*"吏"是没有品级的公务员（《水游传》里的押司宋江、步兵都头武松、押牢节级戴宗、步兵都头雷横、押狱杨雄、马兵都头朱仝、都头李云、六案孔目裴宣等人的身份都是"吏"）；

　　*"役"低于吏，通常在官署中干一些杂活。

　　宋朝时，一个大县不过四、五个"官"，小县只有二、三个，而吏、役则有数十人乃至数百人不等。

　　按这个比例，稍微算下就可知，宋朝的公务员阵容浩浩荡荡！

　　

　　4

　　官太多，岗位不够分了怎么办？

　　

　　

　　想当官的人太多，而岗位是有限的。

　　宋朝全部官位都是实授，经常出现几个人同时守着一个职位（不同于有些朝代实行的"出缺制"，即一个岗位只有位子上的人离任了后面的人才能补上），当官的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这个现象在宋朝十分常见。

　　于是，朝廷想到了增设职位，因人设岗。

　　宋神宗时有个官员叫王珪，他的全部工作是：上殿等着"取圣旨"，皇帝做了决定他来"领圣旨"，退朝后告诉下面的人去办，称"已得圣旨"。因此，人送绰号"三旨相公"。

　　增设职位解决不了大问题，那就增设机构。

　　魏晋以来，中央政府的基本架构是"三省六部制"，宋朝在此基础上新设枢密院掌兵权，又设三司掌天下赋税。

　　地方上的机构更多。开始全国只有相当于省一级机构的15个"路"，后来陆续增到26个，每增一个行政区域，就要增加一套班子。

　　"路"这一级的班子，分别设置了安抚使、转运使、提刑按察使、提举常平使等4套，互相平级，分掌兵民、财赋、司法、救恤。

　　而且，官员的考核也很松。

　　每4年考核一次，只要合格就能升职。宋仁宗以后改为3年一次，这意味着大家升官的速度更快了。

　　5

　　待遇好到了荒唐的地步

　　

　　

　　宋朝高级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大体上是汉代的6倍、清代的10倍！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收入结构，一般分为三部分：

　　构成

　　名称

　　发放形式

　　基本工资

　　俸料

　　货币

　　实物福利

　　衣赐

　　绫、绵、绢、罗等物

　　生活补贴

　　禄粟

　　粮食

　　此外，每个月还可以领到数额各异的"餐补"以及柴禾、干草。

　　举个例子，宰相的基本工资每月大概300贯，福利发绫40匹、绢60匹、绵100两、罗1匹，另加粮食100石。

　　按宋朝的一般物价折算，他的月收入为500贯，也就是50万文钱，在当时可以买上等的好米12万斤。

　　按现在稍微好一点大米价格（10元/公斤）计算，宋朝宰相的月薪加上福利，约合现今60万元人民币！

　　级别比较低的官员，待遇也是相当不错的。最低一级官员基本工资20贯，相当于现在月薪2.5万！其它两项差距不大，最多只差4倍左右。

　　不仅在位时拿高薪，退休后，这些老干部们还能领全额工资！

　　并且，逢年过节，政府有关部门还要上门慰问，都不是空着手去的，要带着"岁赐"。

　　此外，宋朝有一项空前绝后的"退休干部升迁政策"：官员在退休后还可以在家坐等再升职。当然升的不是实职，而是变相的退休福利。

　　有个叫张存的礼部侍郎，退休十五年，从"退休的吏部副部长"升为"退休的礼部部长"，拿部长的退休工资。

　　6

　　高薪养出了"贪官天堂"

　　

　　

　　按照"高薪养廉"的道理，宋朝官员拿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薪，廉洁奉公似乎是自然而然的。

　　然而，高薪并没能遏制贪污行为，贪官如云。

　　历史上有名的宋朝大贪官如丁谓、王钦若、蔡京、秦桧、贾似道、童贯、高俅、张俊、刘光世……

　　翻翻《水浒传》，我们看到，宋朝的贪腐已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上有大贪、下有小贪，民怨沸腾到了无法抑制的地步。

　　等到宋徽宗在位时，腐败成了禁不住的普遍现象，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杨戬、高俅等贪官横行霸道、不可一世。

　　宋人李新总结道：清廉的官员只占10%，剩下90%都是贪官。

　　宋朝成了"贪官天堂"——"高薪养廉"的反面教材。

　　实际上，吓死当代人的高薪，只是助涨了官场奢靡之风：

　　*穷书生出身的吕蒙正，当了大官以后，喜欢上了鸡舌汤，喝一次汤就要杀上百只鸡；

　　*一代名相寇准，动不动就在家里摆宴席，席上必须用特制的巨型蜡烛，亮似白昼；

　　*翰林学士蒲孟宗，自家人吃顿饭，往往也要杀十来头猪。

　　有钱有闲的官员们，常常吟诗作赋 "晒幸福"，其中最著名的作品就是欧阳修先生的《醉翁亭记》。

　　7

　　吃垮了财政和兵力，官员贪生怕死

　　

　　

　　考试容易、当官容易、工作清闲，福利待遇还好得不得了！

　　如果能穿越的话，笔者也想回宋朝当官了。

　　但是，这对国家来说一点都不好：财政的钱根本不够花。

　　宋朝本来很富有，朝廷年财政收入的峰值曾达到1.6亿贯，约合1.6亿两，各年平均起来也有约1亿两。

　　注：唐朝中期很繁盛，但财政收入只有3000至4000万两，明朝的的库银更少，经常只有数百万两。

　　宋朝财政收入增长得也很快，但再快也没有官员队伍膨胀和官员收入的增长幅度快。

　　宋朝初年，宋仁宗在位时（1022年－1063年）财政收入仅3900万贯左右，当时的官俸支出约占其1/3。到了宋神宗时期（1067年—1085年）财政收入提高到5000多万贯。

　　但是，把全国财政收入拿去给官员发工资都不够，此时的官俸支出已经是宋朝初年的80倍！

　　怎么办？朝廷最后找到了一个来钱的路子：印纸钞！

　　"交子"是世界上第一种纸质货币。

　　一开始，朝廷曾规定每期印制的纸钞流通期限仅为2至3年，到期全部结清兑付，需要的再重新发行，发行量也有严格限制。还规定了相应的准备金制度，用以保证了"交子"可自由兑换。

　　后来朝廷越来越差钱，限期、限额以及准备金制度等一再被突破——纸币一再贬值，民间大量弃用，中国人了不起的金融创新就这样被扼杀了。

　　偏偏宋朝还实行的是募兵制，军士也要拿工资，这让财政雪上加霜。

　　南宋时的人事部副部长方岳发出感叹:"兵食之费十倍于昔，吏禄之费百倍于昔！"

　　并且，拿着高薪的文官和武将沉浸在浮华奢侈的个人生活之中，贪生怕死成风，当人口少于宋朝数倍的西夏、辽、金等国兴兵而来，他们只会喋喋不休地劝皇帝赔款求和。

　　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王朝，就这样被活生生地吃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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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历史

　　

　　编者按

　　“终结数百年的君主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从此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历史”，法新社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俄罗斯的1917年。这一年，俄先后爆发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为强盛的苏联时代拉开序幕。2017年，这段革命岁月迎来了100周年，对于它的解读在俄社会舆论中不断回响。经历过苏联解体的俄罗斯，如今对1917年革命的看法更为复杂：有人认为，它带来了国家最好的时代;有人说，国家发展进程受到阻碍。俄罗斯总统普京则支持俄社会围绕革命进行坦率而深入的评价，“绝不允许将过去的分裂、愤恨、怨恨和冷酷拉入我们现在的生活”。

　　

　　500场纪念活动，但要避免政治化

　　“在俄罗斯，3月12日通常被认为是革命的起点。”长期紧盯俄动向的美国《纽约时报》，仿佛发掘到“异常”政治信号一般说，“100年后的3月12日却并非是国家节假日，俄政府也没有发布类似于纪念二战胜利时称其是‘伟大胜利’的官方说明”。

　　1917年3月12日，沙皇制度垮台;同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苏维埃政权建立。两场革命为苏联时代奠定了基础，是俄罗斯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在西方媒体看来，100年后的俄罗斯人似乎不知道该如何看待1917年的革命岁月，在如何纪念的问题上有些“纠结”。与此同时，一些纪念活动“小心翼翼”，尽量低调。据俄罗斯《观点报》报道，俄罗斯政府未在二月革命纪念日期间组织活动，媒体也没有进行大量报道，只是有部分地区举办了小规模的纪念活动。

　　旅游协会“世界无国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许多有苏联情结的中国游客期待在十月革命100周年赶上大型庆祝活动，不过，纪念活动更多集中在历史学界，俄罗斯目前没有举行大型节庆的计划。

　　去年12月，俄罗斯历史学会根据普京总统的命令，成立了专门制订十月革命100周年活动计划的委员会。俄总统管理局社会项目管理部门领导人巴维尔。

　　泽尼科维奇称，纪念活动将在历史范畴内纪念，他呼吁不要将其政治化。法新社介绍说，目前俄罗斯准备举办500场会议、圆桌会议、展览和艺术节以纪念1917年。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阿纳托利·托尔库诺夫被任命为监管官方纪念活动的委员会负责人，该委员会由电影制片人、记者和宗教领袖等人员组成。托尔库诺夫表示，这个委员会并非由克里姆林宫指挥管理。

　　英国“艺术新闻”网站说，由于俄社会对1917年两次革命和苏联存在矛盾心态，所以俄罗斯博物馆在举办相关展览时都会采取尽量不引发争议的方式。“如果一家博物馆拥有和1917年历史相关的藏品、艺术品等，就有可能选择举办和藏品有关的展览”，历史学家和策展人安纳托里·格鲁伯维斯基说。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采取的举措是，集中展览沙皇及其家人。该博物馆位于荷兰的分馆展览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回到圣彼得堡，这个展览主要展示“沙皇的选择和决定如何使革命变得不可避免”。位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国家博物馆馆长表示，该博物馆将举办一场“通过人们的生活和艺术”讲述相关历史事件的展览活动。

　　据说，位于莫斯科红场的俄国家历史博物馆也将组织展览活动。这家博物馆馆长表示：“我们必须面对当时和此后发生的一切：这是我们共同的历史。我们必须勇敢说出来。我们也一定不能忘记(我们取得的)显著成就和胜利。”

　　法新社称，俄罗斯政府想借低调庆祝1917年淡化革命精神，“警告不要发生暴动事件”。但是，在成立研究纪念活动计划委员会的会议上，俄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举行100周年活动旨在纪念和理解，并非庆祝，要让那段历史不再割裂民众。“对一部分人来说，1917年的革命是‘大俄罗斯’的丧钟，是‘脱欧’，使我们停止了在欧洲的发展。”俄总统文化事务特别代表米哈伊尔·什维德科伊说，“而对许多其他人而言，苏联时代是他们人生中的最佳时期”。他说，普京致力于团结整个国家，“任何国家层面的庆祝活动都将加剧这些分化。”

　　

　　“两种泾渭分明的看法在碰撞”

　　“分化”，这是谈及俄罗斯社会对于十月革命领导人列宁、1917年革命及其后续影响看法时，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

　　法新社说，对于1917年革命的看法，1991年苏联解体是重要转折点，“公众越来越不再将这些革命视为胜利，而是引发几代俄罗斯人陷入苦难的悲剧”。俄《政治杂志》主编彼得·阿科波夫称，“君主制的消失造成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后来陷入内战，数百万人失去生命”。俄历史学教授弗拉基米尔·拉夫罗夫称，革命“导致千年帝国崩溃”。

　　俄罗斯“新地区”网站在2016年十月革命纪念日前夕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28.95%受访者认为，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23.16%的人表示，11月7日的革命推动了国家发展。24.65%的受访者说，这对俄罗斯来说是场灾难，是伟大国家终结的开端。另一项列瓦达中心的调查显示，21%的受访者认为君主制终结是俄罗斯的灾难，13%的人则持正面看法。对于列宁，40%的俄罗斯人看法正面，20%的受访者态度负面。

　　65岁的莫斯科市民尤利娅对苏联有着深厚的感情。她对记者说，正是十月革命，苏联才得以建立，她眷恋着苏联时期的社会进步和国家强盛。在她看来，“列宁是一位英雄”。

　　“列宁非常勤奋，一天工作16个小时，有大量的哲学、政治学著作。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指挥了革命，之后在5年时间里推出新的经济政策并重建了国家，使经济很快恢复到一战前的水平，他是个了不起的领袖。”45岁的安东认为列宁是个天才。

　　而36岁的摄影师叶甫盖尼则有不同看法，“十月革命的组织者有好的意愿——反抗资本家剥削，让工农群众当家作主。但这场革命开启了残酷的内战”。

　　对于100年前的十月革命，也有年轻人表示没有兴趣。在莫斯科一家杂志社供职的娜塔莎今年30岁，她告诉记者，时间已经过去太久了……如今俄罗斯经济状况不佳，住房等各项开支都很高，她没有空去想那段年代久远的历史。

　　“这二十多年来，关于十月革命的两种泾渭分明的看法，一直在公众视野里、学术界碰撞着。”俄罗斯科学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研究中心主任斯捷潘·苏拉卡实对记者表示，1991年苏联解体后，自由派远离了苏联的意识形态，强调新的理念，并开始出现将十月革命称作“政变或犯罪”的声音。然而，有着社会主义情结的老苏联人始终认为，十月革命不仅让苏联这个世界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运而生，而且对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影响，“迫使这些国家为民众改善福利”。

　　“我们生活在历史精神分裂症之中”，《纽约时报》援引俄罗斯退休将军、历史学家列昂尼德·雷舍特尼克夫的话说。这名将军曾在一次论坛上讲述道，有一次他试图向孙女解释，为何俄城市叶卡捷琳堡既有一座供奉沙皇并将其家人奉为圣徒的教堂，还有一座纪念据认为开枪将前者射杀的当地布尔什维克指挥员的纪念碑。

　　

　　普京的态度

　　随着时代更迭，俄罗斯政府庆祝十月革命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苏联时期的每年11月7日，红场上会举行盛大的“十月革命胜利日”阅兵，1990年举行了最后一场。苏联解体后，俄官方不再庆祝，将这天定为休息日。1996年，俄前总统叶利钦将这天定为“和谐和解日”。2005年，普京签署法律将11月7日恢复为十月革命日，但这天不再是公休日。在这一天举行的红场阅兵，是为了纪念1941年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红军在接受检阅后直接开拔前线的那场传奇的红场阅兵。

　　如今，俄罗斯政界不同党派对1917年的看法截然不同。俄罗斯共产党认为，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掌权，俄罗斯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俄共杜马议员瓦列里拉什金曾提出议案，为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应将列宁的头像印在卢布硬币上以缅怀这位社会主义国家的奠基人。

　　与之相反，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立场较为负面，该党成员列别杰夫认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在1917年被摧毁”。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一直支持将列宁遗体从红场的列宁墓中移走。“这是一个用于庆祝隆重事件、节日和阅兵的广场。而列宁摧毁了沙俄时期所有最好的东西。正是他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态度是外界最关心的。去年12月1日，普京在国情咨文讲话中提到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00周年纪念时表示，过去一个世纪期间，俄罗斯经历了太多动荡。2017年，整个俄罗斯社会都需要对革命产生的原因和带来的影响进行一场坦率而深入的评价，“绝不允许将过去的分裂、愤恨、怨恨和冷酷拉入我们现在的生活”。

　　2016年1月，普京在全俄人民阵线论坛上发表讲话时称，他仍保存着苏联共产党党员证， 而且他至今喜欢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

　　然而在更早的2014年8月，普京在一个夏令营活动上与中学生讨论历史问题时表示，1917年俄内部政权发生剧烈晃动最终使得国家从内部崩溃。

　　在中国学者看来，普京对于1917年革命的看法，表现出两面性。中国社科院俄罗斯问题专家吴恩远16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普京对包括十月革命在内的俄罗斯历史表示尊重。他认为，如果没有推翻沙皇政府，那么就打不赢卫国战争，二战期间打赢法西斯也是苏维埃政府的功劳，加上上世纪50年代消除了文盲，俄罗斯人、特别是工农群体生活得到改善，共产党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另一方面，普京认为十月革命中枪杀沙皇罗曼诺夫家族是不人道的;可以自由加入和退出的苏联联邦体制是导致其解体的定时炸弹等。“普京希望消除过去的教训，所以他在说到纪念这些革命时强调团结和谐。”吴恩远说。

　　一名在俄罗斯工作的媒体人对记者说，苏联解体后的十年间，俄罗斯学界经历过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统领意识形态领域的时期。从普京执政开始，俄罗斯人开始再次审视重大历史事件。

　　“尽管一些人认为1917年令俄罗斯陷入浩劫，但其标志依然深深嵌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纽约时报》如是评价。无论如何，十月革命以及后来的苏联，与俄罗斯至今仍然依靠的军事实力、工业基础、社会保障体系等密切相关。而且在普京强国梦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喜欢那个他们不曾经历过的苏联。

　　“近年来，俄罗斯民众对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历史的兴趣在上升。100年前，社会阶层间的不平等催生了十月革命。苏联时期，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很好。如今俄罗斯正面临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管理缺乏效率等问题，这些需要执政者来解决。历史上的教训值得今天借鉴。”俄罗斯科学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研究中心主任斯捷潘·苏拉卡实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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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煮历史

　　张春桥琢磨不透

　　１９７１年，林彪的自我爆炸，陈伯达的下台，使排在野心家张春桥前面的两个名字勾销了，张春桥成了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的第五号人物。

　　林彪是当时中共中央惟一副主席。他摔死在温都尔汗后，副主席空缺了。张春桥的眼睛紧盯着那个空了的位置。

　　一天，在中南海谈完工作后，毛泽东忽然问张春桥：“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

　　毛泽东的话，使张春桥感到意外。他答道：“王洪文也能写写。当然，比起姚文元来，要差得远。”

　　回到钓鱼台，张春桥琢磨着毛泽东为什么问起王洪文。他意识到，毛泽东正在考虑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突然问起王洪文，莫非他看中了王洪文？他当然无法启齿问毛泽东，于是求助于江青。

　　江青与张春桥有着多年的“战斗友谊”，无话不谈。她告诉张春桥一个重要的动向：“前几天，康老跟主席谈话。康老说，他过去一直是搞工人运动的，所以很留心‘文革’中涌出的各地‘工人领袖’。他对主席说，上海的工人运动搞得很不错，王洪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

　　张春桥明白，康生在背后耍弄着伎俩，想方设法限制他的权力的进一步膨胀。

　　果然，几天之后，毛泽东更详细地向张春桥询问王洪文的情况。不久，毛泽东提出，让王洪文到北京来。

　　

　　调入北京

　　１９７２年９月７日，王洪文来到了北京。毛泽东的召见，使王洪文深感意外。在书房里，７９岁的毛泽东紧紧地握着这个３７岁年轻人的手。

　　毛泽东问王洪文念过几年书，当过几年兵，称赞了王洪文集“工农兵于一身”———当过兵，务过农，做过工。毛泽东犹如考官一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要王洪文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

　　毛泽东没有说明调王洪文来京的原因，张春桥又不便点明，王洪文在北京住了下来，闷得发慌。

　　寂寞的北京生活

　　厚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王洪文翻了几页，就感到索然无味。没有小兄弟可以吹牛，他觉得寂寞极了，于是打电话到上海解闷。

　　马天水的笔记本上，有一段当时王洪文的电话记录稿：“到北京以后，太寂寞了！有时，一整天开会，又累得很！这几天，一连出席七机部的会、河南的会、湖南的会。下午３时出去，夜里３时回来。我看不进书。调到上面来，真不习惯，巴不得早一点回上海……”

　　也就在这个时候，张春桥向毛泽东反映了王洪文想回上海的念头。

　　“他怎么能回上海去呢？”毛泽东笑了，“我想提议他当副主席呢！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你不要传出去，也不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终于巧妙地从毛泽东嘴里得知了调王洪文来北京的意图。

　　张春桥的心情是矛盾的：王洪文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是他在“安亭事件”中一手扶植起来的，成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席，成了中共九届中央委员。如今，王洪文坐上了“火箭”，从他的部下跃为他的上司，抢走了原注定属于他的副主席的位子，这使他大为不快。当然，也有使他宽慰的，因为王洪文毕竟是他的人，王洪文来到中央，增强了他的势力。王洪文无论怎样翻跟头，也翻不出他的手……

　　进入中南海

　　经过一段“见习”，王洪文在北京崭露头角了。１９７３年５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经毛泽东提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３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中央工作。另外，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张春桥和姚文元负责起草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

　　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０日，中 共“十大”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王洪文显赫地出任主任，而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这个名单，是毛泽东建议的。

　　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至２８日，中 国 共 产 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做政治报告的是周恩来，这是人们预料之中的。当梳着小分头的王洪文走上主席台，做修改党章的报告时，国内外为之震惊了。外国记者发表评论：“毛泽东选定了年轻的上海工人首领王洪文作为接班人。”

　　８月３０日，中 共十届一中全会公布了选举结果：中 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 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就这样，一个工厂的保卫科长，乘着荒唐岁月的火箭，一下子窜到了党的最高领导层。

　　来源：《书报文摘》 (2005年02期)

胡绳 史客儿

　　做皇帝的人，自然也和普通人一样，同样是圆颅方趾，经过十月怀胎生出来的人。但是当时统治者为了提高皇帝的威权，巩固他的地位，便造出许多神话来使人民相信皇帝是“天生的圣人”，并不和一般凡人相似。皇帝被称为“天子”，这就是说，他是天的儿子，和凡夫俗子迥然不同。只有皇帝才有资格祭天。这是说只有皇帝是能和神灵相接近的。每逢水旱天灾，皇帝常自认这是自己的罪过。这仍是表示，皇帝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自然现象的。更有许多故事，或者是说，皇帝在生下来时，就有异兆；或者是说，皇帝能够役使鬼神，连鬼神也怕他；或者是说，皇帝在遇到灾难时，就有神灵暗中佑护他等等。

　　

　　譬如《史记》上载道：汉高祖刘邦的母亲，有一天在野外，有龙降到她身上，才怀胎生下了刘邦。我们从《三国志演义》中不也曾看到后汉的陈留王（就是后来的献帝）出宫避难时，黑夜中有萤火虫成群为他引路的故事么！我们从《岳传》中不又曾看到康王（后来的南宋高宗）在金兵追赶下，有泥马载他渡河的故事么？造出这种荒谬的故事来，无非是叫人相信这此人之所以能做皇帝，都是“天命”所注定的。因为刘邦由平民的地位一跃而为皇帝，而陈留王虽是刘家子孙，康王虽是赵家子孙，但按照帝王世袭的常规，都还轮不到他们做皇帝，因此当时的统治者就造出这一套鬼话来，证明他们是“天生的圣人”，证明他们的确是“真命天子”，做皇帝正是他们应享的权利。

　　现在，我们当然不会相信“真命天子”这一类的鬼话了。恰恰相反，我们倒可以看出，历代做皇帝的人不但不是天生优异的人，而且其中的多数，当做一个普通人来看，还是很无能很糊涂的人。在这二千年中，大小皇帝一共总有二三百人，但在其中，传统的历史家所公认为有作为有能力的“好”皇帝不过寥寥可数的几个，如汉武帝、唐太宗等。其余的皇帝中的大多数不是庸庸碌碌，便是荒淫无度、昏聩失常的家伙。

　　这原来正是在皇帝世袭制之下，以及在皇族的生活和实际社会绝对隔离开来的情形之下必然产生的现象。每一个朝代的创业的皇帝，自然都是比较能干的人，他们没有一些才干也不可能从“群雄逐鹿”中获取最高的权位。但以后的皇帝却只是无功无能，坐承祖业的了；而且他们从小就被旁人看做特殊的人，在宫廷里过着和社会完全隔离的生活，对实际社会情形一点不知道，一味过着骄奢淫逸的帝王家的生活。这样的家族一代代传下去，自然是只会在体力和智力上一代代堕落下去的。因此，假如说皇帝和一般人不同，那么我们倒不妨说，这不同之处正在于皇帝中大半是在精神上不健全，在智力上很低能的人。

　　例如晋朝，有半数的皇帝都可说是近于白痴的人。其中最出名的是惠帝，他之所以在历史上出名，就因为他有一次知道了老百姓穷得没有饭吃，便说，为什么他们不吃肉饼子呢？明朝虽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最强的一代，但后半期的皇帝也全是些糊涂虫。像武宗迷信神仙，外寇入侵到北京城附近，焚烧劫掠，连在后宫也看得见城外的火光，但是他的臣下骗他说是城外有火警，他竟也深信不疑。又像神宗，在位四十多年，一连有二十年没有在朝廷上和群臣见过面，据说这个皇帝很有抽鸦片烟的嫌疑——那时正是鸦片初到中国来的时候。诸如此类的皇帝，在每一个朝代都是很多的。

　　

　　历来，没有一个朝代不是劝忠教孝的。做传统的良好的道德的表率和保护者，也被认为是皇帝的任务之一。我们且不论那所提倡的道德的内容，但可以断言的是皇室内部的实况是和他所提倡的道德绝不相符的。譬如有名的皇帝隋炀帝，是杀死他的父亲的凶手，但他却建立了一个宫叫做“天经宫”，取“孝为天经”的意思，用来纪念他的父亲，提倡孝道。——这个故事再好不过地拆穿了历代专制统治者提倡道德的假面具。历史上杀父的皇帝并不只隋炀帝一人。至于弟兄间的，血族中的相互杀戮的事更是史不绝书。所以假如要讲伦理道德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皇族正是伦理道德堕落到极点的模范。

　　这样生活腐败、精神堕落的人，坐享至高无上的权位，很自然地，就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极端的残暴来。我们看历史上有许多皇帝，其对待奴婢臣下的行为之酷虐，没有理性，几乎到了极点。譬如明朝自太祖以下好些皇帝都可说是暴君，他们不仅对人民采取极端高压的政策，而且对士大夫也随时表现其无上的权力。任何大臣，上书或进言，稍一触犯了皇帝的意思，当场就会活活地被用棍子打死（所谓“廷杖”）。到了明朝后期的皇帝，其行为之暴虐和能力的贫弱更是以同样的比例而发展。

　　由此，我们不免发生疑问，为什么当时一切地主士大夫官僚总是死心塌地拥戴他们的皇帝，不管那是暴君也好，是白痴也好，襁褓中的小儿也好？固然，从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看，他们既赋予皇帝最高的权位，某些过分残暴的地方也只好容忍，像在明代，因为经过了蒙古人的扰乱，又经过了元末各地人民纷纷起义之后，一种最高度的绝对专制主义政治才能保障对地主们有利的社会秩序，因此地主官僚自然不会因为皇帝是暴君就加以排斥。但是我们知道，暴虐的皇帝并不一定就是能干有作为的皇帝。那种暴虐而无能以及平庸懦弱而又无能的皇帝对于地主统治者有什么用处呢？——把这个问题研究一下是很有趣味的事情。

《大家小书  二千年间》作者/胡绳

书名
二千年间
作者
胡绳
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6年7月
ISBN
978-7-200-12095-0

内容简介
《二千年间》是胡绳早年的作品。最初连载于《中学生》杂志，后结集，在大中学生间广泛流行，深受叶圣陶、吴晗、龚育之等赞赏。长时期以来，该书一直以笔名行世，这是第一次以胡绳本名出版的单行本。全书以通贯性的观点透视自秦至清二千多年间的中国历史，就古代中国为什么会产生皇帝乃至人产为何能忍受昏君、做官与当兵是怎样成为皇帝制度的两条支柱、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边塞为何屡屡发生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作出深入浅出的剖析。对于饱受教科书式史书之苦的读者来说，这些论述令人耳目一新，使人对中国历史有了一种别样的认识。

作者简介
胡绳（1918—2000）历史学家，哲学家。江苏苏州人。北京大学肄业。1935年9月参加工作。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至1998年2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1985年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委。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并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委。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工作，在历史、哲学、文化思想等方面有深入的研究。著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和论文集《理性与自由》、《枣下论丛》，编著有《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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