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资料照片)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表声明，呼吁各国领导人捍卫媒体自由。一天前，中国发布了最新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被认为是进一步钳制本已很少的新闻和言论自由空间。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新闻自由
    
    联合国星期三（5月3日）说，在假消息甚嚣尘上的“后真相”世界，在媒体责任和公信力遭受质疑之时，自由和专业的新闻工作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为重要。
    
    每年的5月3日被联合国定为世界新闻自由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这一天说：“我们需要领导人捍卫媒体自由。这在打击盛行的假消息方面尤为关键。我们需要每一个人维护我们获得真相的权利。我呼吁停止打压记者，因为新闻自由为所有人推动和平与正义。”
    
    不过，在星期三，中国的一些网络平台和网络媒体也许会高兴不起来。
    
    中国出新规收紧网络媒体控制
    
    就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到来的前一天，中国网信办发布修订后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进一步收紧了对互联网平台采编、发布和转载新闻信息的控制。
    
    根据这项将于6月1日实施的新规，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论坛、博客、微博客、公众帐号、即时通信工具、网络直播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需要有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而且这些平台需设立总编辑，从业人员需要获得政府认可的相关资质或记者证。
    
    新媒体、自媒体受监管
    
    旅居纽约的独立时事评论员、网名北风的温云超说，相比2005年的规定，修订版扩展了规定的适用范围，将公众号和网络直播等也纳入管理范围，但是规定对申请服务许可的诸多要求，不是普通的网站或公众号所能达到的。
    
    他对美国之音说：“所以一般个人乃至普通的网站想申请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我想都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想在这个条例下，所有跟新闻时政相关的，包括评论，包括论坛，包括内容的话，我想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新的规定对互联网新闻信息的定义为包括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的报道、评论，以及有关社会突发事件的报道、评论；对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定义则是包括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转载服务和传播平台服务。
    
    温云超说，中国政府在过去实质上已经严格限制了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和新媒体自编自采新闻的活动，新规可以说是正式明文将这些网络媒体纳入监管范围。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取得相关许可，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就不得发布或转发新闻信息。根据新规，未经许可或超出许可范围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将会被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新规还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平台的管理者必须是中国公民，而且任何组织不得设立中外合资合作或外资经营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单位，有这类合作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单位，需要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进行安全评估。
    
    此外，新规还规定，采编业务必须和商业运营分开，非公有资本不得介入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
    
    实名看新闻？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新规中另一个另一个值得关注是要求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温云超认为，规定中对用户的定义和解释有待具体说明，也就是，用户是仅指发表评论的网民，还是也包括浏览新闻的人。他指出，如果是浏览新闻信息的所有人都需要实名制，规定则缺乏可执行性。
    
    旅居德国的资深媒体人长平认为，用户实名制的规定可能最终只针对匿名评论，但是这种规定本身是荒唐的。
    
    他说：“虽然它可能很难操作，它可能最终能管住的就是，你实名登记了，你就不能匿名发评论，而不是真正的实名看新闻，但是它这样规定了，其实把每一个获取新闻信息的人都置于犯罪的边缘。”
    
    他说，以前把听美国之音称为偷听敌台，也就是说你听了就是犯罪了，而现在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你看了某些新闻就是违法了。
    
    “事实上，它是把所有可传播的言论一网打尽，它是一种全面的言论控制。”长平说。
    
    保护记者委员会在星期二的一份有关中国新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的声明中说，新规似乎为政府介入所有与新闻有关的活动提供了司法依据。
    
    新闻信息万马齐喑？
    
    过去几年来，中国对互联网的控制和新闻的审查一直在步步收紧，一些媒体人转向了公众号或自媒体来从事新闻写作和评论。温云超认为，之后这些空间会进一步收窄，这些媒体人的处境将会更加艰难，而整个媒体生态则可能是万马齐喑。
    
    温云超说：“这些自媒体被管死之后，这些网站会怎么样？其实大家可以估计到的一个状况就是万马齐喑，就是说，不可能再有空间给这些不可控的媒体。”
    
    保护记者会委员亚洲项目协调员斯蒂文·巴特勒（Steven Butler）对美国之音说：“新规一个非常明确的地方就是，在线新闻发布转载的目的是支持共产党希望传播的观点和信息。”
    
    新的规定说，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转载新闻信息，应当转载中央新闻单位等国家规定范围内的单位发布的新闻信息，同时不得歪曲、篡改标题原意和新闻信息内容。
    
    新规还明确提出，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长平认为，中国政府对信息的管控实际上并不是说让中国民众没有信息可看，而是要对舆论的议程设置进行绝对的控制。
    
    控制效果或适得其反？
    
    巴特勒说，新的管控措施会可能会让一些人沉默，但是并不一定会让人们相信政府公布的信息。
    
    温云超则表示，这种控制的一个结果可能是为谣言的传播提供更大的滋生空间，反而与中国政府的初衷相背离 。
    
    他说：“当局可能能够管住时政新闻的发布，但是他们可能更难管制谣言的发布。······最有效的净化的方式当然是让更多的信息相互的验证，充分的流通，而不是加强管制。”
    
    巴特勒认为，从长期来看，控制言论的效果也可能会是事与愿违的。
    
    他说：“从短期来看，这些规定可能有助于政府和共产党维持控制，但是我认为，从长期来看，这些限制措施会是事与愿违的，因为中国需要的是一个有利于社会和经济的信息更加开放的体制。”
    
    来源：voa

    1947年，人们在拥挤的礼堂里听取长期担任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尤金·丹尼斯(Eugene Dennis)的演讲。
    
    红色世纪：十月革命100年后，探索共产主义的历史和它留给后世的影响。
    
    1962年，在纽约市举行的一次集会中，著名自由派记者默里·肯普顿(Murray Kempton)对台下的大批资深左翼人士说：“我一生中认识许多共产党人。我不认为他们是罪犯。我当年认为他们是活动人士，我们也有过争吵。但是，虽然这个国家对你们不友善，但它却幸运地拥有你们。你们遭到逮捕与跟踪，你们的电话被窃听，你们的孩子被解雇。在这整个过程中，我可以想到你们当中许多我认识的人，一直保持着勇敢、乐观与不屈。”他补充说，“我向你们致敬，我希望时代会更好。”
    
    我母亲当晚也在观众当中，回家后，她说：“美国能有共产党人真是幸运。比起其他大多数人，他们更多地促使这个国家获得了它一直标榜自己所拥有的民主。”
    
    我的父母是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在我成长期间，也就是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我认为父母和他们的朋友们就像他们所自称的那样，是“进步人士”。在进步人士的世界里，社会结构是复杂的。其核心是为共产党工作的全职组织者，外围则是共产党的左翼同情者，其间分布着各种人士，从普通的党证持有者到可敬的同路人。
    
    童年时代，这些区别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那些来到我们位于布朗克斯的公寓，或是出现在我们的筹款活动、集会与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上的人们，他们就是进步人士。在厨房的餐桌边，他们喝茶、吃黑面包和鲱鱼，并且谈论各种“问题”。我理解不了他们所说的任何东西，但是他们丰富的修辞与激烈的争辩一直都让我感到激动，他们的话语如同热情的河流，源源不绝地流淌，蕴含着深刻的急切与渴望。
    
    他们正是这条河流上的航行者，这些水管工、熨衣工和缝纫机工人；在这样的旅途中，他们不仅带来其个人的贫穷经历，还带来了一系列具有变革力量的抽象概念。当这些人坐下来谈话时，政治就坐在他们中间，思想就坐在他们中间；最重要的是，历史就坐在他们中间。他们在这样一个语境之下说话和思考，令他们摆脱了与生俱来的那种没有名字、没有面目、默默无闻的状态；令他们坚信，他们既有权利也有义务。他们不仅仅是这个世界上的一无所有者，也是无产阶级，拥有属于自己的创始神话（俄罗斯革命）和一个文明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
    
    诚然，那些年有成千上万穷困的工人阶级（服装区的犹太人、西弗吉尼亚州的矿工与加利福尼亚州的水果采摘者）加入了共产党；但是在受过教育的中层阶级（教师、科学家、作家）当中，也有成千上万人加入了共产党，因为这些人同样认为共产党拥有道德上的力量，通过对体系的热情与雄辩的言辞，它从内在和外在上均为社会不平等带来了切实的紧迫之感。
    
    大部分共产党人从来没去过党的总部、见过中央委员或知晓决策会议的内情。但每一个普通成员都知道，党的工会组织者对工厂劳工的崛起至关重要；党的律师为南方的黑人辩护；党的组织者与阿巴拉契亚的矿工、加利福尼亚州的农场工人和匹茨堡的钢铁工人一起生活和工作，有时甚至一起赴死。让这一切变得真实的是共产党建立的机构：国际工人兄弟会(International Workers Order)、全国黑人大会(National Negro Congress)和失业委员会(Unemployment Councils)。在整个大萧条和二战期间，无论何时，只要出现新的世界性灾难，《工人日报》(The Daily Worker)总会在几分钟内售罄。
    
    现在可能难以理解，但当时，在这个地方，共产党定义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大团结愿景在最最普通的人心中燃起了一种自己的人道感。这种感觉颇为深刻，让生命变得重要，重要且明确。很多人不仅喜欢这种内心的明确感，而且还无法从中自拔。生活中的回报、爱情、名望和财富都无法与这种经历相比。很多时候，正是这种世界和自我的合二为一让共产党人成了忠实信徒，却无法面对占据其信仰核心位置的警察国家腐败，而即便是三岁小孩都看出它正在吞噬着自身。
    
    1956年2月，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20th Congress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上发表讲话，并向世界揭露斯大林统治不计其数的恐怖之处时，我20岁。一个夜晚接着一个夜晚，坐在父亲餐桌旁的人们或愤怒或哭泣，或是坐在那里，直勾勾地盯着空中。我内心也充满了年轻人的那种愤怒。“撒谎！”我朝他们尖叫。“谎言、被判和谋杀。一切都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困惑、伤心的他们恳求我等等看，这不可能是全部的真相，不可能。但它就是。
    
    苏共二十大报告给世界各地有组织的左派带来了政治上的毁灭。该报告发布后的数周内，这个国家就有3万人退出共产党；那一年结束前，共产党像它于1919年发轫之初时一样，成了美国政治地图上的一个小党派。
    
    共产党在美国的实际寿命约为40年。那40年间，曾有数十上百万美国人成为共产主义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遭受社会隔离、财务崩溃和职业生涯的毁灭，乃至被投入监狱。除了当初的那些革命党，他们是生活受政治史影响最大的两代美国人。他们创造了历史，也将为历史所铭记。
    
    维维恩·戈尼克(Vivian Gornick)近期著有回忆录《奇异的女人与城市》(he Odd Woman and the City)。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孙立平教授最近的一篇雄文《中国经济的基本症结是社会的寄生性》，讲的其实是财富分配即“分蛋糕”的问题。所谓“寄生性”，就是财富蛋糕被不做蛋糕的人给拿走了。从孙教授列举的五种寄生性看，情况倒并没有那么极端：虽然财富最终是由实体经济部门创造出来的，但社会的其他部门也并非没有贡献，无论是政府还是金融，它们的作用同样必不可少。所以，除贪腐外，寄生性指的不是白拿（贪腐的概念，本来指的就是在“该拿”之外再拿，所以属于纯粹的“白拿”），而是多拿。
    

    五种寄生性，具体情况各有不同。其中前四种（税费、贪腐、国企、金融）都是指向特定人群的（政府机构、官员、国企员工、金融从业者），其他人无法介入；唯有第5种“资产泡沫所导致的财产性收入”，并非指向特定人群，而是开放给了大多数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它代表的是一种机会。前些年有部电视剧叫《房奴》，专门反映大城市中工薪阶层的“供房”之苦，颇有嘲讽、挖苦意味。但现在来看，原剧中那些苦逼的角色，如果真有其人的话，现在可能都成了一定程度的人生赢家。剧中更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即使是那些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的工薪阶层、即使在大城市，只要他们敢于贷款，再加上家里一定的支持（首付），也能够买上房。所以，这个门槛并不高，大多数的工薪阶层在当地都可做到，只看你想不想、敢不敢、愿不愿。事实也如此，不少年轻的工薪家庭，就是这样短短几年后，突然拥有了一笔相对于他们而言价值不菲的财富。
    
    虽然理论上越富有的人越可以买更多房产、囤积更多财富，但实际上，富豪们未必会将多少资金投入到购房、囤房上。和工薪阶层一样，他们同样面临选择，需要作出决定。所以，能否享受“资产泡沫所导致的财产性收入”，对于富豪和工薪阶层而言，机会大致相等；因而，对于全国大多数人而言，机会也是相等的。大多数人不会因这样或那样的硬性条件，事先就被排除在外。所以，这可以说是相对而言机会最公平的一次财富再分配运动；因其开放、公平，可以称之为“分配革命”。这一革命，部分改变了原来的分配格局，使一些原本不具备“发财要素”、“发财条件”的人，得以“发财”。
    
    但这种机会公平（这种公平当然只是相对的，北、上、广、深及雄安的居民，对于其他人而言就不公平；房地产老板对于其他人而言，更不公平）的结果，依然是不公平。由于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预见到资产泡沫延续的时间会如此之长、泡沫程度会如此之大，所以，买或不买、买多、买少的抉择，依据的往往不是智见，而是其他偶然因素。于是，那些因各种各样原因买了房的人，与其他因各种各样原因没买房的人，就将当下中国撕裂成了两个主要的阶层：有房阶层和无房阶层——前者一门心思希望房价再涨，至少不要跌下来；后者每天盼着房价暴跌，跌得越多越好。两大阶层的意志是如此的针锋相对，无怪乎整个中国情绪紧张。
    
    房价当然跌不下来，跌的可能只是人民币。房价如果跌下来，将造成两个后果。一是金融危机、经济崩盘，因为现在不但整个中国经济被架构在房地产业上，金融也被镶嵌在房地产的链条中；二是财富的再一次重新分配，而且不同于资产泡沫所导致的分配是逐渐的、静悄悄的过程，这一次将是突然的、剧烈的。这样两种结果，都是今日中国所不能承受的。所以，中国的房价不会大跌，最理想的调控效果，不过是控制房价的“过快”上涨而已——那些还没有买房的人、买了还想再买的人，赶紧买吧；哪怕被限购，创造条件也得上。
    
    但人民币大跌（这里指国内购买力的下降，而不是相对于外币的贬值）则不同，其结果将是：房价大跌的好处都可以达到，坏处却无须承担。人民币大跌将是又一次财富的重新分配，它可以达到如孙教授文中所说的“收入与财富之间的均衡”，即“对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两种激励的均衡”，原因如下：假设房价不跌、人民币跌10倍（这是极端性假设，为便于直观地说明问题，实际上，下跌幅度一般不会这么大)，那么甲原来价值1千万的房产，虽然按人民币计价还是1千万，但其真实价值，却只等同于人民币大跌前的1百万了，房价实际上不降而降（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跌的不会只是房产，而是各种财富积累）；而乙没有房产这一“财产性收入”，收入纯靠工资，假设他原来月收入是1万元，与1千万价值的房产相去甚远，可能这辈子难有希望达到此一财富高度，但现在人民币大跌，如果他还能维持原来的实际收入水平，工资则应变为月薪10万，这种收入，离价值1千万的房产就很近了。这就是财富再分配所带来的收入与财富再均衡。
    
    另一方面，人民币大跌的前提，必然是银行大印钞票。这样一来，政府（通过财政赤字）、企业（通过贷款）、个人（通过名义上的工资上涨）都有钱了，很多事就好办了：消费自然增长，内需自然增加，经济有望再次实现高增长，可以为中国解决其他国内外的棘手难题创造条件、赢得时间。
    
    可见，通货膨胀虽然不是一个好名词，但只要不是被动的、失控的，而是主动的、可控的，通货膨胀可能有益，至少利大于弊。但要做到主动、可控的通货膨胀，西方国家的机制可能不行，但中国却很有可能，这也是中国的体制优势之一。因此，主动型通货膨胀可能将是中国经济欲走出当下困境最终不得不下的一步棋。当然，通胀必须是温和的、逐渐的，而不能是恶性的、剧烈的。首先，必须保证对工薪及低收入阶层的经济补偿——这对于大印钞票后的政府而言，没什么可为难的，这都是在增加内需。 [博讯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