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只要脾气好，凡事就会好。

　　

　　男人的脾气影响他的事业，

　　女人的脾气影响她的婚姻，

　　每天看一遍，

　　慢慢你会改变！

　　世界上最厉害的本领是什么？ 人的优雅关键在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用嘴伤人是最愚蠢的一种行为。

　　一个能控制住不良情绪的人，比一个能拿下一座城池的人更强大。

　　很多人来到这里都问我：我的事业好不好？家庭好不好？孩子好不好？姻缘好不好？

　　我只是回答一句：你的脾气好不好？

　　人的一生都在学做人，学习做人是一辈子的事，没有办法毕业的。人生不管是士农工商，各色人等，只要学习就有进步。

　　

　　第 一，学 习 认 错

　　人常常不肯认错，凡事都说是别人的错，认为自己才是对的，其实不认错就是一个错。

　　认错的对象可以是父母、朋友、社会大众，甚至向儿女或是对我不好的人认错，自己不但不会少了什么，反而显得你有度量。

　　学习认错是美好的，是一个大修行。　

　　第 二，学 习 柔 和

　　人的牙齿是硬的，舌头是软的，到了人生的最后，牙齿都掉光了，舌头却不会掉，所以要柔软，人生才能长久，硬反而吃亏。

　　心地柔软，是一生最大的进步。

　　一般形容执着的人，人们总会说你的心、你的性格很冷、很硬，像钢铁一样。如果我们调息、调身、调心，慢慢调伏像野马、像猴子的这颗心，令它柔软，人生才能活得更快乐、更长久。

　　

　　第 三，学 习 隐 忍

　　这世间就是忍一口气，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忍，万事都能消除；忍，就是会处理、会化解，用智慧、能力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要生活、要生存、要生命，有了忍，可以认清世间的好坏、善恶、是非、甚至接受它们。

　　第 四，学 习 沟 通

　　缺乏沟通，会产生是非、争执与误会。

　　最重要的就是沟通，相互了解、相互体谅、相互帮助，大家都是龙兄虎弟，互相争执、不沟通怎么能和平呢？

　　

　　‍第 五，学 习 放 下

　　人生像一只皮箱，需要用的时候提起，不用的时候就把它放下。

　　应放下的时候，却不放下，就像拖着沉重的行李，无法自在。

　　人生的岁月有限，认错、尊重、包容才能让人接受，放下才自在啊！

　　第 六，学 习 感 动

　　看到人家得好处，要欢喜；看到好人好事，要能感动。

　　感动是爱心，在人生几十年的岁月里，有许多事情、语言感动了我们，所以我们也很努力地想办法让别人感动。

　　第 七，学 习 生 存

　　为了生存，要维护身体。

　　身体健康不但对自己有利，也让朋友、家人放心，所以也是孝亲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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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ID：ipress   

　　恰恰相反，唐宋政府都试图维持“长安旧制”，一些正统的宋代士大夫也颇怀念里坊制下的秩序，然而，束缚市民生活之自由度与丰富性的围墙与制度，终究会被市民抛弃。

　　在1000多年前的唐宋之际，中国的城市形态曾经发生了一场从“封闭型小区”到“开放性街区”的转型。当然，这里“封闭型小区”、“开放性街区”，都是借用的概念，如果换成原有的说法，应该叫作“从里坊制向街市制转型”。宋代之前的里坊，也不可等同于现在的小区，但两者的封闭性则是高度相似的，里坊甚至比小区更为封闭。而宋代形成的街市，其实就是今天我们熟悉的街区形态。典型的里坊制，兴起于北魏，鼎盛于隋唐，是古代政府严格按照礼制、运用权力人为塑造政治型城市形态的体现，以北魏—盛唐时期的洛阳城、长安城为代表。

　　

　　▲ 唐代洛阳图。转引自程光裕、徐圣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出版社

　　洛阳与长安都有方方正正的城墙包围着，政府再将城墙内的城市切分成若干个工整的方块，作为居民区。一个方块就是一个里坊，比如北魏时洛阳城，每三百步建一个里坊；唐代的长安城，共有一百零八坊。每个里坊都有围墙，坊墙有门定时启闭。坊内一般均设有十字大街，将里坊划分成四个区域，如同一个“田”字；每一块区域再设十字型小巷，从而将里坊分成十六个居住点，居民的住宅就分布在这些居住点。而且，坊内原则上不准开设市场、商铺，居民购物必须跑到政府指定的“市”里。这就是北魏—盛唐时期一个规范、完美的里坊的细部结构。这样，大城墙里面套着若干座坊墙，整个城市格局就如一个巨大的围棋盘，所以唐朝诗人这么形容长安城：“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非常传神。显然，只有完全靠人为规划并以强力维持，才能保持这样的城市形态。任何自发“生长”的城市建筑群，都不可能是这个样子。但里坊制下的城市格局，不但合乎井然有序的礼制审美想象，而且极便于管理，因为按照唐朝城市制度，每日入夜之后，街鼓响起，坊门会准时关闭，所有居民都被限制在各个里坊内，不准自由上街晃荡。坊外街道实行宵禁，你偷偷溜出坊外大街，即为“犯夜”。“犯夜者，笞二十”，曾有一宦官“酒醉犯夜，杖杀之”。里坊制跟夜禁制是相配套的，一指向空间的限制，一指向时间的限制，共同塑造了中世纪城市的井然秩序。许多年后，生活在南宋的朱熹还有些怀念大唐城市的里坊制度：“唐制颇放此，最有条理。城中几坊，每坊各有墙围，如子城然。一坊共一门出入，六街。凡城门坊角，有武侯铺，卫士分守。日暮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若有奸盗，自无所容。盖坊内皆常居之民，外面人来皆可知。”北宋的吕大防也很是向往隋唐时期的长安城：“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庭宫寺、门居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在吕大防与朱熹生活的宋朝，里坊制已经瓦解，坊墙早已被推倒，夜禁制度也松弛下来。人们临街开铺摆摊，甚至侵占街道，人声嘈杂喧哗，三更天还有夜市喧嚣；大街小巷开放贯通，人来人往，自由出入。与秩序井然的唐时长安相比，宋代的开封与杭州无疑显得杂乱无章，城市的整体格局也完全失去了唐代长安与洛阳的规整性。然而，市井的商业活力、市民生活的丰富性与自由度，恰恰是从这种“杂乱”中生长出来的。或者说，这种“杂乱”无非是市井繁华与市民生活丰富性的副产品而已。我们去看宋人笔记《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粱录》，就会真切感受到宋代城市的繁华气息、市井风情扑面而来，觉得这样的城市才更人性化，更宜居。

　　

　　▲ 北宋开封府图。转引自程光裕、徐圣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出版社

　　而在盛唐长安的里坊制与夜禁制下，城市虽然井然有序，但市民生活是受到重重限制的，连自由开店、夜晚行街都不被允许。也因此，在里坊制度数百年历史的后期，屡屡受到市民自发的挑战，或在坊内开设店铺，或不准时启闭坊门，如中晚唐时候，常有政府官员报告朝廷：“（里坊居民）向街开门，各逐便宜，无所拘限，因循既久，约勒甚难。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致使街司巡检，人力难周，亦令奸盗之徒，易为逃匿。”晚唐政府意欲严格维持里坊制与夜禁制，但多少已表现得有心无力。即使到了宋代初期，宋政府其实也是希望恢复里坊制下的城市秩序。比如至道元年（995），宋太宗“诏参知政事张洎，改撰京城内外坊名八十余。由是分定布列，始有雍洛之制”。这个“雍洛之制”便是指唐代洛阳城的里坊制。咸平五年（1002），宋真宗又任命谢德权拆除汴京的侵街建筑物，谢德权以霹雳手段拆迁后，上书建议置立“禁鼓昏晓，皆复长安旧制”。这个“禁鼓昏晓”，即唐代里坊制的配套制度——夜禁制。但是，宋政府梦想“皆复长安旧制”的努力并未成功。这不奇怪，因为一方面，此时已被激活的商业力量与市民力量自会坚韧地冲击里坊制与夜禁制的牢笼；另一方面，宋朝既不是王莽式的“原教旨政府”，也不是追求严厉社会控制的朱元璋政府。最后，宋政府只好顺应历史潮流，迁就现实，以新的坊厢制（一个坊厢就如一个开放性街区）取代旧的里坊制（一个里坊就如一个封闭型小区），建立治安巡逻制度代替高耸的坊墙保护居民安全。

　　从里坊制（以及相配套的夜禁制）到坊厢制（街市制）的嬗变，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以致今天我们难以判断坊墙到底是在哪个时间点被推倒的，我们只知道里坊制度的崩溃，萌发于中晚唐，完成于北宋。推动这一历史变迁的力量，来自民间社会，来自城市商业，来自市民对于自由生活的本能追求，而不是出自政府之手的人为规划。恰恰相反，唐宋政府都试图维持“长安旧制”，一些正统的宋代士大夫也颇怀念里坊制下的秩序，然而，束缚市民生活之自由度与丰富性的围墙与制度，终究会被市民抛弃。

　　

　　作者：吴钩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历史研究者，推崇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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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飞 于飞议论

　　原来写点什么其实都是为了跟大家分享我的发现与思考，以后还是秉持这个原则，多写写我学到的知识和思考。

　　

　　今日学习内容

　　1、中国国民性

　　学到一种说法，说中国的国民性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春秋时期的贵族文化，到北魏时期的士族文化，到宋元时期的平民文化，再到明代的流氓文化，以及清代的奴隶文化。

　　春秋时期，虽然在孔子看来已经礼崩乐坏，但也正是因为有不少这种哀叹礼崩乐坏的人，还在坚持自己的“礼”，所以贵族文化依然盛行。大家的价值观依旧还算统一。例如，春秋时期的一场战役，叫泓水之战，是宋国和楚国打仗。当时宋国的军官跟宋襄公说，楚国军队人数比我们多，我们应该趁他们过河，马上发起进攻。可宋襄公说，不行，这样不符合战争规则。君子说，敌人置于险境，不能趁人之危。结果楚君安全过河，宋军大败。

　　

　　这个故事放到现在，宋襄公一定会被人嘲笑他太傻。但在那个时候，确实被人称颂的君子。所以你看，那种贵族气质表露无遗。贵族与贵族之间，即便是打仗，也有遵守信义。这一点其实跟西方的贵族文化非常相似，但西方的贵族一直延续到了17世纪，中国的贵族社会到公元前3世纪就基本消亡了。

　　主要原因是因为西方贵族实行的“长子继承制”，爵位、财产都只给一个儿子。但中国社会从秦始皇开始，为了维护皇权的稳定，瓦解贵族的实力，所以采取了“诸子均分制”，由此，贵族阶层开始消亡。

　　进入汉代，贵族阶层用“荐举制”维护自己的利益。所有的官员，都是互相推荐而来的，由此，官僚系统、贵族阶级之间基本上是一个高度重叠的状态，与其他阶层之间的流动也基本处于停滞阶段。

　　但由此，中国开始逐渐进入到了士族文化阶段。士族文化有三个重要的特点：第一是重视门第，你的出身很重要，你的家室很重要，所以士族的家族教育也在那个时期尤为兴盛，著名的《颜氏家训》，就是那个时期教育经典，也是南北朝的集大成者。第二个特点是蔑视权贵，因为士族的强盛，所以皇权变得势弱，有的世家大族甚至可以罢黜天子。第三个特点是挑战名教，其实就是对儒家的不屑。当时的文人有一种自由思想之风，这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也算少有。

　　

　　这种士族文化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基本都还在延续。但到了宋朝，却出现了了比较大的变化。这个分水岭，就是科举制。虽然科举是隋代的发明，但隋唐时期，“荐举制”还依然是主流，可以说是科举制只是个摆设。唐代的进士每年就二三十人，但到了宋代，科举制成了主流，进士的数量翻了十倍，每年两百多人都是通过科举选拔上来。北宋71名宰相中，科举出身的就有64位。所以国学大师钱穆就说，秦朝以前是贵族社会，宋代以前是门第社会，而宋代以下就成为了纯粹的平民社会。

　　所以，宋代因为科举盛行，形成了一个社会阶层可以自由流动的平民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也有三，首先，皇权得以高度统一，因为士族文化对皇权一直有影响，所以宋代干脆断了士族文化的根本，贵族和士族阶层的消失，就意味着皇权独尊。第二，是民间自由，宋代以前，因为阶级分化明显，其实等级非常森严。即便是在我们看来非常开明的盛唐，实行的也是礼法制，这种礼法制就是我们前几天所说的，什么都要讲个“礼”，这种“礼”是非常麻烦的，包括设立市场，都要按这个来。比如，唐代长安城里是不允许随便开设市场的，买东西必须去国家批准的东市和西市，两个市场距离甚远，且都被4米的围墙包裹，说实话是非常不方便的。我们现在说的买东西的“东西”，就是从这里来的。但到了宋代就不一样了，市场完全是开放和自由的，你看看清明上河图，就知道这种繁荣程度了。所以也是因为这种市场自由，人员的流动自由，宋代开始出现了江湖世界。所以历史学家汤因比会说，自己特别想回到宋代。

　　

　　

　　宋代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市民文化。因为底层开始往上层阶级流动，所以“俗”文化也开始盛行起来。原来那种用“诗”彼此交流的贵族文化，开始逐渐被白话小说，戏剧等等所取代。尤其是到了元代，因为蒙古人看不懂诗词，而且还废了科举，所以文人就都去搞剧本创作了，所以元朝的戏曲才得到了空前的繁荣。

　　而到了元代，也开始逐渐从平民文化向流氓文化转型了。、

　　首先，因为宋代长时间的抗元战争，导致精英消耗殆尽。元朝建立以后，又因为惧怕汉文化，所以切断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前途，一度取消了科举。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非常惨，从“四民之首”，跌到了“十丐九儒”，就是十个乞丐里，有九个都是读书人。

　　第二个是因为统治阶层的素质着实太低。元朝的统治者整体素质上都远不如宋代和清代。明朝更甚，当朝官员曾经一度 是以向皇帝进献房事秘术来争宠。胡宗宪因为贪污被指控后，“献秘术十四，帝大悦。”所以说，一个流氓头子下面，也往往会聚集一帮流氓头子。

　　第三则是因为流氓阶层和权力的结合。因为汉人的社会地位开始走低，所以很多人开始攀附权贵，中国人的精神层面就开始出现流氓话的趋势。

　　到了清代，为了将整个社会纳入到控制体系之下，连儒学的人格追求，也都会作为打击的对象。所以清朝的皇帝要的是奴才，而不是人才。久而久之，很多大臣干脆不做思想者，而是做执行者。

　　所以通篇看下来，国民精神的演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的背后投射出的是一个国家的权力性质和专制制度。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权力，就会有什么样的国民。

　　2、再说“礼”

　　这几天一直在学习“礼”，越看越觉得纠结。因为无“礼”，难成方圆，但古代的“礼”，着实是不适合现代人的一切。

　　例如毛遂自荐，就是非礼。公司招聘，你去应聘是非礼。高校招生，你去考试，是非礼。电视台办相亲节目，你去做嘉宾，更加是非礼。连年轻人自由恋爱，都算是非礼。在古代，自由恋爱，叫做“野合”。你听这名字，多不好听。而即便我是老板，我是皇帝，我如果积极主动，也是一种非礼。《庄子》把这个道理讲得最极端，说一个好的统治者一定是自己寻死觅活不想干，但大家死缠烂打硬逼着他干才对。

　　

　　所以刚才说汉朝使用荐举制，就是因为人才不能自我推荐，一定要别人推荐，这才叫礼，否则就是非礼。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科举制度，其实是一种让知识分子蒙羞的制度，让你放弃矜持，放弃尊严的制度。晚唐诗人李商隐，一辈子就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去参加科举考试。当然，刚才说了，隋唐时期，科举还不盛行，依然有很多门槛的限制。所以才会有李白这样的大诗人，才没去考科举，而是做了一名游侠诗人。

　　3、经济学，价格管制

　　1974年，经济学家张五常有一篇最为重要的经济学论文《一种价格管制理论》（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1974）。这篇著名的论文提出了两个命题。

　　第一，价格管制必然导致资源耗散。大概意思是，明明100块钱的东西，你非要给他定价40块钱，那么使用它的人，就会按照40块钱的方式去使用它。例如，电费明明应该是每度电5块钱，你硬要规定它是1块钱。那么人们使用电的方式，就会更加浪费。

　　第二，人是追求损失最小化的动物。每当出现价格管制，当人们看到价值要被耗散的时候，人们就会选择一种竞争方式，可以尽可能的减少他的损失。例如，某教授去讲课，明明市场价值可以达到一节课一万块钱，但价格管制偏偏要他的课时费是一节课70块钱。那么他可能就有两种选择方式，一种是面对70块钱一节课的课堂，就应付差事，尽量用70块钱的状态上。然后在外面上课，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另一种是召集跟更多的，可以花70块钱给他的人，当总价加起来大于或接近一万元的时候，他才去讲课。这样，他就可以保证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

　　

　　最后分享一句《穷查理宝典》中的一句话：如果你要说服别人，要诉诸利益，而不是诉诸理性。

　　4、核心劣势

　　当你拥有了核心优势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核心劣势。

　　例如，你的核心优势是漂亮，那么你的核心劣势就是别人只能看到你的漂亮。

谈尊严：一群猪是不可能会保护猪圈的 

林夕

　　

　　我以为：说话是一种本能。

　　花开了，鸟儿高兴地叫了，雨停了，蜜蜂嗡嗡地来了。肚子饿了，婴儿哇哇地哭了。

　　可是在一个奇怪的时代，这种本能被删除了。整整六亿人饿了却不能说，说了，就是对国家的背叛。

　　我更以为：说话是一种尊严。

　　是记忆的尊严，敢把历史的真相载于竹简。

　　是情感的尊严，能大声念出死去者长长的名单。

　　是智力的尊严，亩产不会两万斤，马脑袋上不会长角，梅花鹿身上有斑点。

　　可是不知何时，我们竟被删掉这份尊严。面对真实的世界我们要随时修改大脑的数据库：好吧，马是长角的，长角的……

　　不过是说些话，当说话不再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权利，却要等待权力的授予……不仅让我感觉尊严尽失，更让一个泱泱大国蒙羞。

　　

　　之所以如此感慨，是因为写公众号也就一年就被销了2个号，还有这个号被关小黑屋一个月，今天算是出了月子了。

　　怎能不感慨？

　　销号，可以说是当今所有异见者的宿命。

　　当然，这种宿命不是今天才有，它在中国已有几千年传承，于今未绝而已。

　　2560多年前，就发生了一件载入《左传》的销号故事。

　　齐庄公“寡人好色”，与今天的落马官员一样爱“通奸”，并且搞了齐国大夫崔杼之妻棠姜，一个绝色美女。

　　崔杼冲冠一怒为红颜，乘庄公在自己家调戏棠姜之时，一刀宰了庄公。

　　齐庄公死后，崔杼是齐国的实际掌权人。他对太史官说：“你就写，我们尊敬的齐国领导人吕光得了重病，死了。”

　　不料，这位太史官当着崔杼面写下：“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

　　崔杼如何容忍如此辛辣的真话，一怒之下手起刀落，把太史官“销号”了。那时的史官是“兄终弟及”，太史官的二弟“顶职”，仍然写了一句：“崔杼弑其君光”。

　　崔杼二话不说，把他又销号了。

　　太史官的三弟写了同样的话，崔杼也把他销号了。太史官四兄弟中，只剩下最小的弟弟。

　　小弟弟来了之后，崔杼说：“你三个哥哥都死了，你们家就你一根苗了，我怎么说你就得怎么写！”

　　这小弟弟又写道：“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

　　崔杼销号销到手软，砍头砍到心寒，长叹一声，放了太史官最小的弟弟。他弑君的真相就此大白于天下。

　　试想，如果崔杼把这最小弟弟也销号了，能不能隐匿使他成为千古罪人的真相呢？

　　不能。

　　就在崔杼不断挥舞大刀将太史官一个又一个销号的同时，南方的一个史官听说了这事，来到了齐宫。齐国人问他：“你来干什么？”

　　这位南史氏回答：“听说太史官尽被杀，我拿着竹简就来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销号，掩不住历史真相；禁言，塞不了悠悠众口。几千年前如此，今天更如此。

　　没了微信，还有博客；没了博客，还有SNS。就算断了互联网，还有“肥皂箱上的讲坛”，像19世纪的美国人那样，丢一个肥皂箱在地上，用一张A4纸卷成喇叭筒，就可以登上去演讲，传播真相。

　　即使有一天肥皂箱实名制了，还有“道路以目”，周厉王的巫师和特务，阻止不了平民们攻入王宫，放逐暴君。

　　

　　用今天的话来说，销号不解决问题，只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吗？我想至少有一部分人明白。他们坚持这样做，考虑的角度不是这些大道理——所谓战略，而是战术。

　　什么战术？此消彼长。

　　他们一方面在网络舆论场上——用他们的话说是“占领网络上甘岭”的战场——投入大量的“网络宣传员”，另一方面封杀所有异见者的影响力，达到此消彼长的效果。

　　五毛，这种本来活动于地底的、黑暗中的无脊椎动物，就这样明目张胆地爬上了微博微信，爬上了“网络上甘岭”。

　　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新浪微博成了蛆虫繁殖的粪池，网易评论只见黑压压的苍蝇嗡嗡地大唱赞歌。

　　鹰隼不能高吭长空，狮虎不能吼啸山林；猫头鹰却在黑夜中窥视，苍蝇在阳光下散播细菌。

　　曾经，胡亥销了李斯的号，雍正销了查嗣庭的号，拿破仑三世销了雨果的号，斯大林销了索尔仁尼琴的号，雅典销了苏格拉底的号。

　　结果呢？

　　胡亥被迫自杀，雍正据说掉了脑袋，小拿破仑兵败逃亡，斯大林与希特勒并驾齐驱，古希腊又升起了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

　　这些被销号的人，其实就是一群播种的人。

　　他们掬出心里的思想、直觉、信仰和意念，将它们一把又一把地撒向人间。所有人的头脑都是可供耕耘的田垄。从网络撒下的某句话，总会在某个地方生根，成长为有用的东西。

　　我何德何能，竟然也加入了被销号者的行列，竟然还感到了一丝丝的与有荣焉……

　　

　　严格说，国家并无思想情感，所以无所谓有无尊严。

　　当我们谈及国家尊严时，本质上是说全体国民有无尊严。这既决定于国民在这个国家能否抬头挺胸做人，还在于国民在这个国家能否畅所欲言而免于恐惧。

　　所有的尊严并非来源于有权禁止，而来源于有实力允许。

　　大英帝国之所以崛起，不是依靠那支舰队，而依靠那条舰队街——那条街是新闻的喉咙，更是信仰。

　　据说我们并没有审查，有的只是瞒报、瞒报、瞒报。

　　他们本是设计了一个要锁住世界的大笼子，可最后的结果却是，与世隔绝的他们把自己反锁在那笼子里。全世界都知道，那样子很可笑。

　　我真正想说的是——中国，你可以更文明一些吗？

　　世界如此贴近，我不想谈什么主义，也不谈什么意识形态，我只想谈文明。

　　文明是：即使我们信仰不同，仍可以公平分享任何信息，遇到分歧可以坐在桌边商谈，当事情无法让所有人满意，可以用一个叫“妥协”的东西让事情不会变到最坏，从而让整个社会保持最起码的尊严。

　　而不是：粗暴阻隔信息，拒绝沟通，当事情陷入僵局不是选择谈判桌，而是篡删信息甚至投到劳教所。

　　世界就在那里，你总是不选择面对而是选择删除。问题是，你删除得了世界，却删除不了尊严。

　　因为，尊严是个人的需要，也是国家的必要。

　　你很难想像，一群连自己的尊严都不顾的人，会去顾国家的尊严，一群没有尊严的国民，却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一群猪从来不会保护猪圈，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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