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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读了这么多假的徐志摩/学界三魂/女兒貼劉少奇大字報/李克农如何完胜戴笠

發佈時間： 5/14/2017 10:12:47 PM 被閲覽數： 323 次來源：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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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远远超出了你我的想像！

　　司徒雷登摄于燕京大学。

　　有燕大校友感慨说："偌大的燕园，竟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许多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有这样的心志：要死在中国。因为"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样的心志，是我们感到陌生的。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中国人更多于是美国人"，此言不虚。早在1874年，司徒雷登的父亲，一个名叫约翰.林顿年轻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带着他的新婚妻子，远涉重洋来到了中国杭州。夫妇俩在杭州传教长达半个世纪，直到去世，两人都葬在杭州。

　　

　　当年司徒雷登在亲人的墓前

　　司徒雷登1919年春天接手大学的时候，几乎是一穷二白：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

　　在司徒雷登的提议下，新大学命名为燕京大学。接着，他开始为大学寻找新的校址。在他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然后，他远赴西安，找到了这块地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在和陈树藩交涉的过程中，司徒雷登显示出了他非凡的交际才能，他不仅让这位督军以六万大洋的极低价格把这块地让了出来，还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作了奖学金。

　　这仅仅是司徒雷登非凡社会活动能力的冰山一角。燕京大学属于私人教会大学，建校初期没有政府的资助，除了一小部分学费收入外，学校约85%的资金都来自私人捐助。在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学校长的27年里，他十数次往返美国，为燕京大学筹集到大约25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成了燕大主要的经济来源。连大军阀孙传芳也曾给燕大捐了2万银元。1917~1918年，燕大总预算为3.5万美元，有87%来自教会捐助。1937~1938年预算为21.5万美元，教会捐助达14%以上，美国私人捐赠为55%。

　　司徒雷登在燕大的另一大手笔是成功争取到了美国铝业大王近两百万美元的巨额遗产捐款，利用这笔基金，他说服了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建立哈佛燕京图书馆。虽然哈佛燕京学社的北京部分在1952年后被关闭，但其在美国的机构一直运作至今，为汉学研究以及中美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时至今日，我们仍能看到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哈佛燕京学术系列丛书，正是该机构赞助出版的。

　　

　　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1947年11月

　　在办学理念上，他秉承"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认为大学的核心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就是给学生以选择自由。他明确地说："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是绝对分不开的。"

　　在他的努力之下，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燕京大学就成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高等学府，并跻身"世界知名大学"之列。燕园内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钱穆、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洪谦、冯友兰、张东荪，政治学家有萧公权，等等。其中任何一位，都令后来几十年的中国学人，难以望其项背。而费孝通、雷洁琼、冰心、侯仁之等等，则都是燕京大学出来的学生。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生。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也诞生在这里。

　　

　　司徒雷登摄于燕京大学贝公楼前

　　司徒雷登是一位谦卑而善良的基督徒。先后作为燕大学生和教员的冰心这样描述自己的校长："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司徒雷登与学生的合影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和华北地区英美人士一同被日军关押在山东潍县集中营（长老会乐道院），二战期间，日本在山东潍坊建立了一座外侨集中营——"乐道院集中营"(潍县集中营)。作为国内最大的集中营，潍县集中营曾关押过2008名外国侨民，其中不乏国内外知名人物。这里有美国第二任驻华大使恒安石；巴黎奥运会400米冠军埃里克?利迪尔；蒋介石顾问雷振远、山东大学创始人之一赫连博士、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另外，美国《时代》、《生活》周刊的创始人鲁斯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也在潍县集中营度过了童年时光。

　　

　　潍县集中营旧景

　　

　　司徒雷登被日军囚禁了四年中的留影

　　1949 年8月2日，司徒雷登踏上了回美国的飞机，离开这片他生活了50年并深深热爱过的土地。

　　

　　1949年8月司徒雷登回到美国

　　可叹这位为了燕京贡献大半生的异国人,在回国前才有机会回去(杭州)看望亲人墓。谁知这竟是最后一眼，今后再无机会。

　　

　　1946年10月19日,司徒雷登在杭州故居前的留影

　　

　　1946年10月19日，司徒雷登与教友们合影于父亲的教堂杭州天水堂前。尽管他为燕京大学募得巨款，但从未为自己留下一点什么。他一生简朴，素无积蓄，由于没有在美国国内工作，也没有社会保险。

　　

　　1920年傅泾波成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和助手

　　1952年，辞去大使职务后，生活来源仅有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每个月发给的微薄退休金，生活相当拮据，晚景凄凉。燕大有钱，但司徒雷登本人却没钱，他很少买衣服，袜子和内衣上都是补丁，哪怕1946年到1949年当过驻华大使，到了晚年仍是一文不名，无任何积蓄，寄居在亦生亦友的傅泾波家中，在美国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当大使时，月薪为1000美元，但他又要拿出相当一部分捐献给燕京大学，作为建校之用，确实素无积蓄。

　　回到美国后，因为他长期在中国，没有在美国工作过，所以没有社会保险，而且年老体衰，工作的机会已经没有了。司徒雷登的夫人艾琳.司徒雷登（路爱玲），早在1926年6月5日就病逝于北京。司徒雷登的儿子杰克也出生在中国北京，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当牧师，收入很低，没有能力照顾父亲。幸好，美国的一家慈善机构——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 每月提供给司徒雷登600多美元的退休金。

　　其实,在回国3个月后司徒雷登即中风卧床,晚年的司徒雷登在一次中风后偏瘫了13年，因经济窘迫，请不起人服侍，病中生活和护理完全靠傅泾波一家悉心照料，连上厕所、洗澡也得全靠傅泾波帮助。待傅泾波体力不支、气力不济时，便叫自己的儿子傅履仁来帮忙。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一家教会医院悄然去世，终年86岁。

　　

　　晚年的司徒雷登得到傅泾波家人般的照料（1954年）

　　

　　傅履仁（左）、司徒雷登、傅泾波（右）在美国合

　　1962年9月在他临终之前，他给秘书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与妻子为邻。司徒雷登的妻子路爱玲1926年6月5日病逝于北京，就安葬在燕京大学公墓。

　　

　　司徒雷登夫人艾琳·罗斯·斯图尔特

　　关于傅家，其实能写的也很多，只捡和本篇相关的吧.傅泾波1900年出生于北京,祖上是满族正红旗,早年傅泾波就读于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后成为司徒雷登的秘书。在司徒雷登死后，傅泾波将其骨灰捧回，希望将来可以将其合葬于燕京大学司徒夫人的墓地。然而这一合情合理的愿望与要求竟然在其有生之年未被实现。事实是，直至今天仍没有被实现。1973年,傅泾波受邀访问中国；1982年傅泾波访问台湾;1984年再次访问中国大陆;1988年10月27日傅泾波在美国去世，临终前嘱托其子定要将司徒雷登之骨灰送归故里，可叹傅家两代人心心念念的就是将司徒雷登的骨灰送回大陆安葬燕京,然,终不得愿。

　　晚年长期照顾司徒的傅泾波及其女儿傅海澜回忆，这位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姓的老人家晚年常常望着中国的方向，身在美国心却盼着回中国，在他心底，他仍执拗地以中国为家，哪怕这个国家如此深地误解着他甚至伤害着他。他精心地保存着所有跟中国有关的对象，卧室墙壁上四处挂着燕京大学的照片。

　　

　　傅履仁(1934年－2010年)美国首位华裔陆军少将。

　　据统计，从1919年到1952年，燕大办学仅33年，注册的学生达9988名，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各学科带头人超过100人。"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以上是燕大新闻系毕业生。"二战"结束，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派出的3位记者均出自燕大。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21人集中了当时中国的精英，其中燕大毕业者竟达7人之多。

　　爱，就是要花时间经营，就是要至死不渝，就是要地老天荒永在一起。

　　试想，若没这份爱，司徒雷登怎会在日本人占领北京后还坚守燕大？怎肯在日本人监狱中坐牢3年半？

　　来源：铁血网

读了这么多假的徐志摩还你一个真实

的渣男(组图)

京港台：2017-5-13 04:38| 来源：杂家Misc |

　　若要评选中国近代史上最多情的诗人，徐志摩一定榜上有名。

　　“一生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有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

　　“我将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我唯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他不愧是情诗圣手。文采斐然，下笔深情，几句就勾画出一个追寻真爱的孤独灵魂。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甘愿为爱献身的翩翩君子，却对结发妻子鄙视而冷漠。

　　他婚后疯狂追求林徽因，甚至不惜让妻子堕胎。

　　追求林徽因无果后，他又夺走好友之妻陆小曼。

　　与陆小曼成婚当天，他的老师梁启超在婚礼上当场大骂：“不道德至极！”

　　放到今天，徐志摩就算再有才华，也绝对称得上渣男。

　　△

　　嫁给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是怎样一种体验？

　　徐志摩的结发妻子张幼仪，非常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

　　这一切，都要从1915年的隆冬说起。

　　那一年，徐志摩与张幼仪结了婚。然而，本该浪漫温情的洞房花烛夜，徐志摩却冷漠至极，敷衍了事地行使了作为丈夫的义务。

　　徐志摩与张幼仪

　　他们之间的沉默，就是从那一夜开始的。

　　张幼仪后来才知道，早在定亲前，徐志摩第一次看到她照片时，就用嫌弃的口吻说了一句：“乡下土包子。”

　　张幼仪其实是名门望族之后，见过她的人都评论说“线条甚美，雅爱淡妆，沉默寡言，秀外慧中”。

　　但到了他眼里，她的沉稳踏实却成了僵硬乏味，呆板无趣。

　　受父母之命娶了张幼仪的徐志摩，对她百般挑剔。

　　有了儿子后，他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再一次提出要远渡重洋。

　　这一次，他的父母没有阻拦。

　　结婚四年，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却只有四个月。

　　△

　　婚后生活之惨烈，让张幼仪痛苦又不解。

　　丈夫的鄙视，甚至让她怀疑起自己的价值：自己就这么不堪？这么让他想逃离？

　　后来她才明白，徐志摩不是不想谈恋爱，只是不想跟她谈恋爱。

　　在张幼仪前往伦敦与丈夫相聚时，就迎面撞上了这个可悲的事实——对她冷若冰霜的徐志摩，对别的女人居然有那么大的热情。

　　这个别的女人，就是林徽因。

　　林徽因

　　在国际联盟的一次演讲会上，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会场演说。演说结束后,徐志摩一眼便看到了跟在林长民身后的林徽因。

　　林徽因比张幼仪年轻四岁，又是新女性，讲得一口地道英文。在徐志摩看来，比起 “刻板”的张幼仪，林徽因对社会的看法，对感情的追求，对诗情的理解，都与他不谋而合。

　　他随即对林徽因展开了狂热的追求。

　　林长民与女儿林徽因

　　徐志摩似乎忘了，他还有一个家庭。

　　1920年，张幼仪坐船抵达伦敦。

　　然而，徐志摩见到她后，做的一件事就是带她去买了一身新衣服，因为她穿的中式服装太土，让他在朋友面前丢脸。

　　他和林徽因的联系，也一直没有断。

　　1921年春，徐志摩取得了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特别生的资格，和张幼仪一起搬到了沙士顿乡下居住。

　　她负责买东西，打扫内外，料理二餐。

　　他却每天早上都以导师喊他帮忙为借口急匆匆地出门，然后跑到伦敦与林徽因见面。

　　张幼仪知道自己是旧式女子,也愿意改变。但徐志摩却像堵坚硬的墙，让她用尽全力也无法改善局面。

　　“我毕竟人在西方,我可以读书求学,想办法变成饱学之士,可是我没法子让徐志摩了解我是谁,他根本不和我说话。”

　　过了不久，张幼仪又怀孕了。

　　知道消息后的徐志摩立刻说：“把孩子打掉。”

　　她非常震惊。在她看来，只有濒临绝境的女人，比如有了外遇，或者快要饿死喂不饱孩子的人才会冒险打胎。

　　徐志摩冷冰冰地回：“坐火车也会死人，难道就不坐火车了？”

　　接着又补了一句：“这种事在西方是家常便饭。”

　　后来，他甚至抛下怀孕的妻子消失了几周，走时连行李都没带。

　　她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她的丈夫，或许从来都不曾爱过她。

　　孤立无援的她只好投奔兄长，在德国生下了次子彼得。

　　△

　　林徽因1920年在伦敦

　　后来，林徽因也选择与徐志摩不辞而别，决然回国。

　　林徽因在写给徐志摩的分手信中写道：

　　“我忘不了，也受不了那双眼睛。上次您和幼仪去德国，我、爸爸、西滢兄在送别你们时，火车启动的那一瞬间，您和幼仪把头伸出窗外，在您的面孔旁边，她张着一双哀怨、绝望、祈求和嫉意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我颤抖了。那目光直透我心灵的底蕴，那里藏着我知晓的秘密，她全看见了。”

　　直到此时，久无音讯的徐志摩才亲自去德国见了张幼仪，目的只有一个——离婚。

　　他拒绝了妻子“离婚要通过父母做主”的请求，嘴上不停说着：“不行，不行，你晓得，我没时间等了，你一定要现在签字……林徽因要回国了，我非现在离婚不可。”

　　他终于对她显出了哀求之色，目的却是为了追回另一个女人。

　　她终于签了字，说：“你去给自己找个更好的太太吧！”

　　离婚后的张幼仪，终于活成了现代女人眼里的励志楷模。

　　她在东吴大学教授德文；

　　接管经营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并在短时间内使其转亏为盈，被誉为中国第一位女银行家；

　　开办云裳服装公司引入新潮时装式样；

　　同时，她也进行股票交易操作；

　　参与策划编纂台湾(专题)版《徐志摩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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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曾说“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

　　△

　　离婚后，徐志摩立即回国，试图追回林徽因。

　　然而，当他一跨进林家大门，赫然就是这样一副楹联——“长者有女年十八，游学欧洲高志行。君言新会梁氏子，已许为婚但未聘”。林徽因已经被许配给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

　　徐志摩备受打击，但因林徽因与梁思成还没正式定婚，所以他没有放弃。

　　他邀林徽因夜游香山，向她倾诉，甚至当着梁思成的面来找林徽因。

　　后来，连梁启超都坐不住了，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大意便是：“你就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了，你这种做法，不论你未来是否能够与徽因在一起，现在就已经给人带来痛苦了。”

　　徐志摩对此视而不见，坚定不移地挖墙角。

　　尽管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学生，但次数多了，还是被梁思成给轰了出去。

　　林徽因和梁思成

　　最后，还是林徽因亲手断了他的念想，说她马上就要和梁思成去美国了，他们必须“离别”。

　　徐志摩这才无可奈何地意识到，他的女神已经决然离去。

　　△

　　几年后，徐志摩在北平交际场找到了另一位灵魂伴侣。

　　19岁的陆小曼，正是“京城一道不可忽视的风景”。

　　不过，当时的她早已罗敷有夫。她的丈夫王赓，与徐志摩是故友。

　　日防夜防，兄弟难防。

　　王赓为了让陆小曼过上更好的生活，把精力都花费在了读书、工作和学问上。这让喜欢交际的陆小曼倍感寂寞。

　　王赓被调去哈尔滨后，交待徐志摩多多帮忙照顾在京的妻子，没能想到，好友却毫不掩饰地对陆小曼展开了攻势。

　　陆小曼

　　徐志摩在信中写道：

　　“不要成为一只洁白美丽的稚羊，让那满面横肉的屠夫擎着利刀向着它刀刀见血的蹂躏谋杀。”

　　其中“屠夫”，指的是陆小曼的丈夫王赓，而“稚羊”，指的便是陆小曼。

　　他不断鼓动陆小曼离开她那“残忍”的丈夫，也不要管那“庸俗”的父母，和他走就对了。

　　两年不到，双方已经相爱得不能自拔。

　　在他的猛攻下，陆小曼决心开始新生活，甚至堕胎打掉了王庚的孩子。

　　王庚无奈，只得同意离婚。

　　次年，两人在北海公园举行了结婚仪式。

　　结婚时，徐志摩请来了老师梁启超来当证婚人。

　　梁启超当众喝骂道：“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

　　徐志摩可从没想过恩师会来这么一出，顿时面红耳赤。

　　他只得小声地说：“请老师不要再讲下去了，给学生一点面子吧。”梁启超这才住口。

　　最后，梁启超还补了一句，“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

　　后来，徐志摩的笔名“云中鹤”被表兄金庸，安在《天龙八部》里一个淫贼身上。

　　连鲁迅也批他是“流氓”。

　　两人当时惹来的争议，由此可见一斑。

　　△

　　众所周知，徐陆两人的婚后生活也并不顺利。

　　陆小曼染上了毒瘾，终日吸食鸦片，徐志摩为了让她继续过奢侈生活，不得不在多个工作中奔波。

　　梁实秋曾说：志摩临死前几年的生活，确是濒临腐烂的边缘，不是一个敏感的诗人所能忍受的。

　　1931年11月18日，徐志摩在南京会见故友后，搭上了邮机。

　　第二天，这架邮机在一片大雾中撞山炸毁。

　　这位浪漫多情的诗人，终于如来时一般轻轻地离开，死时34岁。

　　徐志摩曾说，爱情是他甘愿为之献身的宗教。

　　然而，他那激情燃烧的爱却经常灼伤旁人。

　　从张幼仪到陆小曼，在他的传奇情史里，他有时冷漠得像块石头，有时又偏激得像个小孩子。

　　其实，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激情，也许只是一种极致的浪漫主义。

　　真正的爱不该蓄意刺伤旁人，也远远不该这么自私。

　　参考文献：

　　1. 贝儿. 美丽的伤痛——徐志摩和林徽因的爱情故事[J]. 湖北档案, 2003, (12): 41-43

　　2. 黄贯中. 陆小曼与徐志摩婚恋往事[J]. 炎黄纵横, 2015, (2): 49-53

　　3. 秦贤次. 徐志摩生平史实考订[J]. 新文学史料, 2010, (4): 97-109

　　4. 蒋成德. 张君励好心的意外结果——关于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的的新一种解释[J]. 南阳师范学院报（社会科学版）, 2010, (8): 55-61

　　5. 魏邦良. 张幼仪：“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J]. 灯下旧话, 2016, (9): 61-64

　　6. 佚名. 林徽因16岁时写给徐志摩的分手信[J]. Reporters Notes, 2015, (3): 95-95

　　7.谭家瑜译，《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台北：智库出版社，1996年

国共暗战：李克农如何完胜戴笠

砗磲大爷 发表于 2017-5-12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整个中国都处于无休无止的战乱和纷争中。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李克农和戴笠，这两个分属于敌对状态的国共两党秘密战线的领军人物，进行激烈角逐在所难免……李克农完胜戴笠，是举世公认的结局。

　　那么李克农完胜戴笠的的缘由是什么，笔者以根据有限的资料，整理出三点，和读者分享。

　　

　　秘笈一：李克农的潜伏履历是戴笠所不具有的，这是完胜戴笠的基础。众所周知，李克农早年曾经通过考录的方式潜伏在国民党的另一谍报系统：中统。而且直接接触中统最高领导人徐恩增。徐恩增是留美博士，是无线电专家(电报)。当时无线电(电报)既是从事秘密战线必不可少的联络工具，更是收集情报的重要途径。李克农在徐恩增身边学习到了最先进的无线通讯技术。这是戴笠望尘莫及的。此外笔者有幸看到过军统的教材《谍报勤务》和中统的教材《情报学概要》，得出的结论是中统的秘密战线技术略胜军统一筹：其策反、渗透手段是军统教材所很少提及的。反观戴笠个人，并未受过全面系统的秘密战线技术。

　　而李克农则借潜伏在中统的机会学习到了系统的秘密战线技术。第三点，戴笠从未潜伏在中共的任何组织，甚至中共的外围组织，而李克农潜伏在国民党情报系统的最高层。这样就造成了信息不对称!李克农对国民党的情报机关了如指掌，而戴笠只能靠着几个共产党的变节分子对共产党的情报机关盲人摸象。还有一点，李克农直接潜伏的履历，在国民党情报机关布置了大量内线关系，而戴笠却无缘此道。岂不令人感慨!

　　秘笈二：文艺素养的巨大差异是李克农完胜戴笠的法宝之一。熟悉历史的读者都知道。李克农有着十分高的文艺素养，尤其是偏爱话剧，而且做过话剧编剧。在延安时期，李克农领导的社会部经常上演全本的苏联话剧。而且李克农的爱人赵英同志就是一个作家。戴笠其实也是有着一定的文艺素养的，早年报考中学时，以作文成绩第一名被录取。而且同文化界名人郁达夫夫妇有过长期的交往。笔者也看到过戴笠的书法，凭心而论还是不错的。文艺素养看似和秘密战线毫不相关，其实不然。

　　

　　文艺素养可以为从事秘密战线工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还可以培养出随机应变的表演技巧和领悟能力。笔者举个例子。抗战时期李克农从桂林到重庆办事。途径军统的检查站。由于天黑，军统检查站长把李克农戴的八路军G18军胸标标，误认为是陈诚的C18军胸标，提出搭顺风车回重庆开会的要求。李克农凭着文艺素养的锻炼出来的表演技能，从容应对，一路畅通无阻。再反观戴笠当年在香港缉拿王亚樵，因为携带枪支被港英当局扣押因应对乏术难以脱身的事实。由此可见戴笠文艺素远远不如李克农，经常处于窘迫境地，怎弄不时时处于下风?

　　秘笈三：道德修养的悬殊是李克农完胜戴笠的关键因素之一。根据戴笠的亲信沈醉回忆：戴笠生性好色，而且性情暴戾、凶残!而李克农同志性情宽和、对爱情忠贞的典范。享誉全球的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在挑选特工人员的两个必备标准之一就是：人格健全，品德优良。这是因为秘密战线的斗争是残酷的，各种诱惑也是常人难以抵御的。好色，性情暴戾、凶残，往往为是秘密战线失利的元凶。在军统，往往是千辛万苦抓到一个共产党人，拖到刑讯室一顿折磨(戴笠就曾亲自动手刑讯)，人被折磨残废、死了，但是就此深挖的线索也断了。而好色，更不用说了，不仅仅是因为容易落入敌人圈套，更因为这会浪费宝贵的精力和情报资源、甚至葬送整个情报队伍。

　　

　　戴笠这种好色的秉性使得军统上下污秽不堪不说，还是得本可全胜的行动毁于一旦。例如军统在北京六国饭店暗杀汉奸唐某的事实，本来此役本来堪称全胜。但是行动队员们得手后，没有及时转移，而是去嫖娼，最后和嫖客发生摩擦而杀人，引发了震惊全国的箱尸案。而反观李克农领导的秘密战线，坚决放弃利用美女色诱，对金钱使用限制使用，主要靠交朋友的方式开展工作，成绩斐然。从源头上讲这都是道德修养决定的。有道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军统声名狼藉、社会上人人避之不及这和戴笠的道德修养不高有直接关系!而我党的秘密情报战线在李克农的领导下表现出的坚贞不屈等革命情操。不仅令同志和后人敬仰，也令敌人胆寒!

　　李克农完胜戴笠，从最根本上讲是革命力量必然胜利、反动力量必然失败的历史大势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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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仁：学界三魂

2017-05-03 王富仁 现当代文学通讯现当代文学通讯

鲁迅的《华盖集续编》中有一篇《学界的三魂》，说是中国的学界里有三种魂灵，一是官魂，一是匪魂，再一个就是民魂。他还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我不知道现在的“民魂”发扬得怎样了，但据我的感受，当前中国的学界里，仍然还有这么三种魂灵。自然是三种而不是一种，学界也就不“素净”，不“干净”，不论是什么“魂”，都感到不满意，不痛快，学界的明明暗暗的斗争也就层出不穷、连绵不断。鲁迅虽然死了，无奈现在的人还没有完全忘掉他，他也就被裹在了这三种魂灵的大混战中，难得安宁。

中国知识分子好笼统地攻击“官”，但我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官”的“魂”都是“官魂”。人类最初的“官”，倒是真正具有“民魂”的人。好多人在一起生活，不但与其他的群体会有矛盾，会有战争，就是自己人与自己人之间，也会有矛盾，有争斗，这时得有一个组织者，领导者，出来处理这些属于集体的事务，维护群体的利益。大家认为最有能力也最受多数人爱戴的人，就被推举出来，成了当时的“官”。那时的“民”，平常只顾自己，只顾自己的“家”，而只有这些“官”，除了照顾自己之外，还得处理大家的事，还得关心着别的人。他们的“民”的观念最重，所以也是真正具有“民魂”的人。但是，大家需要“官”管理集体的事，就得给他“权”。这个“权”就是要服从他，顺从他，不能反对他。他有以群体利益的名义要求别人服从自己领导的权力。否则，他就起不到管理作用了。这个“权”区分了“官”和“民”，但也给“官”各种不同的方便。“官”也是“人”，他与其他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各种摆脱不了的本能。“权”给了他处理群体事务的便利，也给了他“以权谋私”的便利。当“权”不仅仅能够以群体的利益处理群体之事的时候，当“权力”本身就成了一种价值、一种身份、一种争名夺利的手段的时候，“官”的自我意识就有了变化，他身上的“官魂”就浓了起来。有“权”就有“威”，有“威”才有“权”。“威权”就成了“官”的标志。在开始，“官”是为“民”办事的，所以它重视的是“事”的本身，他的“权”也只是“事”上之“权”。要做好一件事，总得彼此协调起来，“官”就是在做事时起协调作用的人。“事”做得好，群众就信赖他，做不好，群众就不再信赖他了，他也就没有指挥别人的权力了。“官”的“事”是最不好办的，战争的时候他得领着打仗，他得冲锋陷阵，平时他得想办法提高劳动效率，使群体的经济生活得到改善。但到权力意识发展起来，获得权力的人就不愿轻易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了，权力就成了“官”的私有财产。而一但权力成了“官”的私有财产，“官”的所有麻烦事就都可以靠权力来解决了。打仗的时候他让别人去冲锋陷阵，自己可以躲在最安全的地方；平时他可以征收“民”的赋税，让“民”尽量劳苦，自己倒可以尽情享乐。别人要是反对自己，他们就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压制。这样，“官”的便利越来越多，“民”的便利越来越少，“当官”成了一本万利的事情，不但当了“官”的怕失去“官”，即使没有当成“官”的也千方百计地想去当官，“官魂”也就不仅仅是“官”的“魂”，同时也成了很多“民”的“魂”，“民”中的“民魂”没有发展起来，反而逐渐蔓延出一种“官魂”来。阿Q算是地地道道的“民”了，但革命一来，他就做起了“官”梦。就是平时，只要遇不到实际的压迫，也是“官气”十足的。什么是“官魂”，就是不再把自己视为“做事的人”，而是把自己视为“管人的人”，别人必须服从自己的“管”，不服从，就是大逆不道，就是犯上作乱，就是“匪”，就是“盗”，就可以使用手中的权力压迫他们，杀戮他们。直至现在，我们仍然不能笼统地反对“官”，因为“官”是一种社会的需要。社会需要统一的组织和管理，就得有组织者和管理者，就得有“官”。但社会上又不能仅仅有“官”，仅仅由“官”说了算。因为自然“官”与“民”成了两个不同的阶层，这两个阶层就一定会有各自独立的利益和要求，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代表全体。尽管“官”中也有“民魂”，但“官”中也有“官魂”，仅仅在“官”的中间，“民魂”的发展是比较困难而“官魂”的发展是比较容易的。有“官”就有“民”，有“官魂”也得有“民魂”。只有“民”有了“民魂”，才能把“官魂”限制在社会能够容许的范围，才能把权力限制在有效地处理集体之事、国家之事的范围，防止官僚集团权力的无限膨胀，防止官僚集团的腐化和堕落。所以鲁迅说“民魂”是最宝贵的。因为“民魂”不但能体现自己的意志和要求，还能保障官僚集团的清明纯洁，使整个社会都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好笼统地攻击“官”之外，更好笼统地诅咒“匪”。实际上，正像最初的“官”的“魂”倒是“民魂”的体现一样，最初的“匪”也是“民魂”的体现。因为除了后来的世袭的“官”和“匪”之外的任何人，都不是生而为“官”或为“匪”的。他们在开始时都是“民”。当“民”把自己之中的个别人推到社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的位置上之后，这个人就成了“官”，在这时，“官”是“民”的代表，他的“魂”仍然主要是“民魂”。但是，当“官”的权力逐渐大了起来，“官”的便利越来越大，民的便利越来越小，有些“民”就落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其中的大部分人在默默的忍耐中丧生，而总有一些人不愿束手待毙，就铤而走险，走向了与官府对立的路。在“官”看来，他们就成了“匪”。实际上，这时的“匪”不但是从“民”中产生的，而且体现了“民”自求生存的需要。陈胜、吴广带领戍边的士卒到了大泽乡，误了行期，依秦律都要被斩首，他们只能揭竿而起，走向反抗官府的路。这时候，他们实际体现的是“民”自己的意志。“官”要活，“民”也要活，在“民”无法活下去的时候，就走上反抗的路。这条路是要拿着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的，虽然不能说只有这样的农民起义才是推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动力，但中国知识分子也没有特别蔑视他们的理由。但是，“匪”与“官”是对立的，又是相通的。“匪”推翻了“官”的统治，他们自己也就成了“官”，即使在为“匪”之时，也要由“民”供给衣食。他不像“官”那样具有收取赋税的法定的权力，“民”是不情愿给他们的，但他们又是非吃饭穿衣不可的，非要你供养他们不可的，你不愿给，他就得拿出点厉害来给你看看，这就是要“抢”。所以作为一种“民”看的“匪”，是有点可爱的，“民”不敢对抗官府，它敢！民豁不上自己的小命，它豁得上！但作为“官”看的“匪”，它就不那么可爱了。“官”手里还有个“法”，“法”还是有个分别的。即使“民”因违了“官”的意志而受到迫害，还有一个轻重缓急，还有一个表面的量“罪”施“刑”的问题，不至于一律砍头。“匪”就不同了，他们没有那么从容。他们是按照自己一时一地的需要，一时一地的心情对待“民”的，他们没有稳固的社会地位，今天能得到的明天就可能得不到了。所以他们不讲什么“规矩”，他们当下的需要就是规矩。他们没有时间讲“说服”，只能“压服”，拳头就是真理，枪杆子就是法律，心里一阵不痛快，就敢用“枪子儿”崩了你，并且你是无处为自己伸冤叫屈的。正像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所说的，“民”在“官”的统治下，一般还能做稳奴隶，而在匪盗横行的时候，是连奴隶也做不稳的。但是，“官”祸像旱，“匪”祸如淹。“官”祸一大片，“匪”祸一条线。“官”多“匪”少，（“匪”一旦多于“官”，“匪”就成了“官”，“官”就成了“匪”了。）“民”受“匪”祸是一时的偶然的，“官”的祸是想逃脱也逃脱不了的。所以“民”尽管怕“匪”，但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对“匪”就生了羡慕之情，“匪魂”也就在“民”中有了市场。“匪魂”是什么样子的呢？“匪魂”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消灭一切自己看着不顺眼的人和事物。一切按自己一时的好恶，没有一个超于自己一时好恶的一贯的标准。正像鲁迅所说，他们的思想“没有线索可寻”，像李逵一样，抡着板斧一路砍去，只顾自己的痛快，不问砍的是谁，为什么砍，砍的后果如何。“砍”就是一切。“匪”只有眼前的利益，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有威就施，活一天就痛快一天。什么人类，什么群体，什么未来，对于他们都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别人不认为这是他们的责任，他们也不必为这一切负责。总之，“匪”是从“民”中产生的，在开始时体现的是“民”在走投无路情况下自谋生路的需要，是“民魂”的一种表现形式。但一旦为“匪”，他们身上就有了“匪”气，这是在他们特定的生存方式下不能没有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官”有“官魂”，“匪”有“匪魂”，但“民”却没有“民魂”，即使有，也不主要存在于“民”中，而是散见在“官”和“匪”中。他们有时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清官”的身上，有时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义匪”（侠客义士）身上，至于自己如何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他们是没有办法的。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官”有“官魂”，“匪”有“匪魂”，而独独“民”无“民魂”呢？因为“魂”的产生得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得有能把彼此联系起来的一种方式。在中国古代社会上，“官”是有组织的，“匪”也是有组织的，独独“民”没有自己独立的组织形式。“民”作为群体是在“官”的管理之下的，是通过“官”组织在一起的。没有了“官”，他们就是各自分离的了。而“官”是不可能不以“官”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的，尽管它也要为“民”办事，但到触及到“官”的根本利害关系，它就要牺牲“民”的利益、维护“官”的权力地位了。即使包拯，即使海瑞，也不会容许你犯上作乱，即使像宋江、林冲那样被逼上梁山的也不行。中国古代的家族制度起到的不是把“民”联系起来的作用，而是把“民”割裂开来的作用。但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社会，都是“民”为多。“官”是少数，“匪”也是少数，“民”无魂，就等于民族无魂，社会无魂。民族无魂，社会无魂，这个民族，这个社会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发展，无法进步的。名义上发展了，进步了，也可能实际上是萎缩了，退步了。因为衡量社会进步和退步的标准先就不是以“民”的标准建立起来的。“天下太平”了，官吏的政权更稳固了，在“官”认为是进步了，发展了，可能“民”的自由就更少了，在“三纲五常”的律令下被杀、被关的冤死鬼就更多了；“天下大乱”了，“匪”的活动余地更大了，在“匪”认为形势大好，社会进步了，而“民”的生活可能更艰难了。没有一个“民”的独立愿望和要求的标准，没有“民魂”，到底什么是进步，什么是退步；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都是很难说清的。所以，有“官魂”，有“匪魂”，也得有“民魂”。什么是“民魂”呢？首先，“民魂”不是为了做官的，也不是为了为匪的，而是为了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成员而在这个世界上求生存、求发展的。只有作为普通社会成员的“民”的自由活动的空间扩大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增多了，自己进行独立选择的权力提高了，整个民族、整个社会才算有了进步，有了发展。“官魂”和“匪魂”都要求别人绝对地服从自己，拥护自己，支持自己，认为自己有规范别人，指挥别人，乃至决定别人生死的权力。“民魂”则不能这样，它不把自己的意志作为宇宙的意志、世界的意志和全民的意志。自然是“民”，它就没有这样的权力，也没有这样的能力。但它却有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愿望的权利，有为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进行努力的权利。它就用这样的权利把“官”限制在为有效地管理和组织社会而使用政治的权力的范围中，把“匪”限制在仅仅为维护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权力而与官府为敌的范围中（这时他可能还是“匪”，因为他不再受到社会法律的保护也不再以社会的法律约束自己，他们是鲁迅所说的“官”之所谓“匪”）。“民”永远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却永远不能放弃这种努力。没有这样一种意识，没有这样一种努力，他们就等于把左右社会的权利完全让给了“官”和“匪”，他们的生存空间就会越来越小，社会的腐败（主要由“官”的堕落所引起）和社会的动乱（主要由“匪”的势力的发展引起的）就会愈益加强，从而使“民”堕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去。中国的这种“民魂”首先是在现代知识分子中孕育出来的。这一方面因为科举制度的废除，把大量中国的知识分子排斥到了普通社会公民的地位上，一方面因为民族的危机和西方文化的影响。知识分子通过文化的交流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群体，这个群体既不是“官”，也不是“匪”；既没有“官”的合法的政治权力，也没有“匪”的非法的政治权力，而是“官”、“匪”之外的一些普通的社会成员。但他们从事的又是于整个现代社会有益的一些社会事业。那时其他社会阶层由于文化的落后还无法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群体，还处在一盘散沙的状态。“民魂”就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阶层首先发生出来。而鲁迅就是更集中地体现了这种“民魂”的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我们说鲁迅是集中体现了中国的“民魂”的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并不是说“民魂”仅仅表现在他的身上，也并不是说他给人民制定了什么人民守则，而是他的人生选择和在这样一个选择中的感受和体验更是一个有独立意志和追求的普通社会成员的感受和体验。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有三个人物是值得重视的，一是孙中山，二是胡适，三是鲁迅。孙中山是开创了中国现代革命传统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后来的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都是这个革命传统中的杰出人物。毫无疑义，他的三民主义是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但孙中山的一生主要是一个革命家，他像一切革命家一样经历了一个由“匪”（当时“官”之所谓“匪”）到“官”的身份的变化，他的三民主义主要还是一种革命的理论，而不是他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他体现的是一个现代革命家的精神气质，是革命之“魂”。革命是伟大的，革命之“魂”是重要的，但革命只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环节，历史不能天天革命，“民”不应反对体现人民要求的革命，但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革命，都要用暴力摧毁现有的政权机构。对“民”更具有关键意义的是如何在和平的条件下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求得自己的合法权利。胡适是“五四”新文化的先驱者，是中国现代学院派文化的奠基人，中国现代所有在学术研究中有所贡献的知识分子都可以被纳入到这个传统中来理解，来分析。他的文化活动毫无疑义也是体现了中国社会的要求的，他反对把文言文作为贵族的语言而把白话文作为启蒙民众的语言、而把白话文作为现代社会的统一的语言形式，就是“民”的意识的反映，就是一种“民魂”。但在现代学院派文化获得了社会的承认之后，胡适就主要转入了学理性的学术研究，他没有把中国知识分子的“说”的权利提高到最高度，他和“官”虽然有矛盾，但却始终保持着一种笑眯眯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并不是每个“民”都应保持住、都能保持住的。因而他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也没有在更高的程度上体现出一个“民”的独立性。在这里，不是说谁更伟大、谁不伟大的问题，伟大的问题是要在一个标准下来进行衡量的。作为一个革命家，鲁迅当然不如孙中山伟大；作为一个教授、一个学院派知识分子，鲁迅当然不如胡适伟大，但这并不说明鲁迅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和意义，而在体现中国现代社会“民”的独立性上，鲁迅则是最为突出的。他不是“匪”，他的指向目标始终不是要推翻一个政权，不是在推翻了旧政权、自己夺得了权力以后再施展自己的宏图大志，但他也不是“官”，他始终不是现实政权的维护者，不想通过这种维护行动把自己提高到政治权力的地位上去。他走的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的道路，一个一般的社会公民的道路。他始终是以一个独立的社会成员的身份说话的，是以一个社会公民的身份说话的。他说的是自己要说的话，而不是任何别人命令他说的话；他说话的方式是他自己觉得满意的方式，而不是仅仅让别人满意的方式。一个普通的公民不能对什么都那么严肃，那么一脸正经，他不是“官”，他的话不是法律，不必那么战战兢兢，那么规规矩矩。他说的话是给人听的，不是让人服从的，所以不必打官腔，摆官架子；但他也不能对什么都不严肃，不正经。一个社会公民得在社会上混饭吃，社会的安定不安定、自由不自由、民主不民主、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不发展，与一个普通的社会成员关系更大。“官”和“匪”都可以不依靠这些，只有“民”离不开它们。这有关他们实际的人生，他们不能不严肃对待，不能把所有这些都当儿戏。中国知识分子好重视什么观点，什么方法，什么派，什么流，受了哪个大人物的影响，得了哪个机构的褒奖，但我认为，这种说话的方式对我们更重要。我们都成了“民”，得有“民魂”。鲁迅的著作至少能使我们感受到这种属于“民魂”的东西。别人的著作也有，但我总觉得还不像鲁迅著作那么强烈，那么鲜明。

“五四”以后，有了个知识分子阶层，有了个“学界”，这个“界”里的人大都成了“民”。但是，“民”在中国古代虽然被捧得很高，实际上是没有自己的“魂”，没有自己的“文化”，因而也没有自己的身份的。有身份有地位的是“官”，所以很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并不愿意识到自己已经降而为“民”，已经是在社会上从事具体的文化创造的知识分子，他们仍然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官”的地位上，以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为“国”为“民”捍卫道统、维护皇权。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为了做官的，他们接受的文化是当官的文化。这个“官魂”还是难散的，并且从这个“学界”也确实可以转入“官界”，有点“官魂”比没有“官魂”对自己的发展更有好处。所以，从整体看的中国学界平民化了，社会化了，但从一个个中国知识分子看的中国学界，还是“官魂”弥漫的。如上所述，“官”是社会的一种需要，一种职业，对“官”是不能笼统地否定的，“官”而有点“官魂”，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它不发展到“以权谋私”的地步，还在尽着他的为“官”的责任，原是无可厚非的。但这种“官魂”到了现代“学界”，就有百害而无一利了。为什么呢？因为“官”到底还在做着“官”事。而在“学界”里，做的是“学”事。“学”事是与“官魂”格格不入的。有“官魂”的人总是把自己放在管人的人的地位上，总是把自己意识为一种固定不变的原则的维护者，岂不知“民”的生存和发展是不能仅仅依靠已有的教条的。“民”首先需要的是自由活动的空间，是在现有条件下进行独立人生选择的自由性。中国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民”没有“官”和“匪”的权力和武力，他们首先依靠的就是自由民主的社会氛围和社会原则，需要社会的广泛理解和同情，即在他们的时空条件下理解他们的言行的意义和价值。而“官魂”恰恰是不懂得如何理解人，感受人的。他们习惯的是用一种固定不变的标准评价人、衡量人。这样一些知识分子好像从来不知道怎样作为一个读者阅读作品，不懂得像读小说那样读小说，像欣赏诗歌那样欣赏诗歌，像看戏那样看戏，像阅读学术著作那样阅读学术著作，而是把一切都看作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他们把所有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都视为政治上的敌人，视为“匪”。他们自己崇拜“官”，羡慕“官”，心心眼眼想当“官”，以为别人也一定是这样，似乎所有人都在天天为着夺取政治权力而呕心沥血。它把文化与政治的差异变为二者的绝对对立，并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正常文化活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但学界的“官魂”到底仍然是一些“民”的魂，他们自身并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他们总是希望用政治家的政治权力实现压倒自己的文化对手的目的，这有时是成功的，但有时也是不成功的。政治家还有政治家自己的事，不能老是跟在他的屁股后面为他的荣辱卖力气。现代社会对现代文化的需要到底在增长着，甚至连政治家也不能完全无视这种需要。当“官魂”失去了权力的支持，它就没有力量了，“学界”的自由度就相对大一点。在这时，“民魂”活跃起来，“匪魂”也活跃起来。在开始，“匪魂”与“民魂”还是搀和在一起的，“匪魂”也是“民魂”的一种表现形式。他们都需要自由，都要在社会上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并且他们从事的都是有益于现代社会的一些社会事业。彼此有差异、有矛盾，这也是十分正常的。“民”也不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哪能彼此一个样？但是，“学界”又是有个“名”和“利”的问题的。开始大家都有点怕“官”，怕“官魂”十足的人，希望给自己更大的自由，这个“名”和“利”的问题并不那么重要，现在相对自由了，这个“名”和“利”的问题就显豁起来。“民”也要在社会上混饭吃，也不能完全忽视“名”和“利”，但他们不是“官”，不能以权谋私；不是“匪”，不能争“名”夺“利”。他们反对“官魂”的“道统”，但却不能无视正常的游戏规则或从业道德。“匪”可就不同了，它反对“道统”，也反对所有的“规则”，所有的社会道德。“我自私，谁不自私？我下流，谁不下流？”它就用这种战法亵渎掉社会上所有有价值的东西，从而也把“民”踩在自己的脚下。在他们眼里，“官”和“民”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一些假道学，一些伪君子，什么社会，什么人类，什么进步，什么发展，都是拿来骗人的。捞得到的就是英雄，捞不到的就是狗熊，人生就是这几十年，能痛快就痛快。别人怎么样，干我屁事？鲁迅反抗“官魂”的压迫，自然被“官魂”所忌恨，但到他因反对“官魂”的压迫而成了名人，也就自然成了“匪魂”的亵渎的对象。但细细想来，这也实属正常。社会总是无法统一的，总是有矛盾的。有“民”就有“官”，有“官”就有“匪”，“民”在“官”、“匪”、“民”三者之中是最没有力量的一个阶层，“民魂”自然也就不会痛痛快快地便生长起来。喜欢鲁迅的人总是希望中国所有的人都喜欢鲁迅，都只说鲁迅的好话，那可能吗？

（原载《收获》，2000年第3期。）

作者简介：王富仁先生，山东高唐人，中共党员。196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1981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历任山东聊城第三、德州第四中学教师、教导处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鲁迅研究协会理事。汕头大学终身教授。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评论与论文集《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中国现代文化指掌图》、《先驱者的形象》、《文化与文艺》等。

女兒貼大字報曝劉少奇自私虛偽醜惡(圖)

2017-04-17 22:13:41

女兒貼大字報曝劉少奇自私虛偽醜惡(圖)

作者:甄華

<a href=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b5/tag/毛澤東 alt= '毛澤東' target='_blank'>毛澤東</a>（中）、<a href=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b5/tag/劉少奇 alt= '劉少奇' target='_blank'>劉少奇</a>（左）、<a href=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b5/tag/周恩來 alt= '周恩來' target='_blank'>周恩來</a>（右）等國家領導人出席工會八大。
劉少奇（左）、毛澤東（中）、周恩來（右）等人出席工會八大。（網路圖片）

劉少奇是前中共國家主席。在抗戰期間，劉少奇發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鼓吹以馬列共產主義加強黨性鍛練和修養，此書長期被中共列為要求黨員必須學習的文件之一。1945年，劉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提議將毛澤東思想確立為中共的指導思想。而毛澤東則說：「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

文革中女兒劉濤給劉少奇貼大字報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革，打倒國家主席劉少奇。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也被批判為「黑修養」和「大毒草」。江青跟劉少奇前妻的女兒劉濤談話，要求她必須和父母劃清界線。于是，劉濤和弟弟劉允真在清華大學、中南海職工食堂門口等地方公開貼出大字報，聲稱要「造劉少奇的反」，並揭露「劉少奇的醜惡靈魂」。

劉濤、劉允真的大字報，除了控訴其父劉少奇在政治方面有野心，反對毛澤東，對提意見者進行打擊報復外，還曝光了劉少奇鮮為人知的私生活，讓人們看到鼓吹《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劉少奇自私骯髒醜陋的靈魂。

文革期間，前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批鬥。（網路圖片）

劉少奇的政治野心

據劉濤的大字報，1941年，劉少奇在華東黨校講授「戰略和策略」時說到：「外國出了個馬克思，中國為什麼就不能出一個劉克思！」劉少奇自誇地說：「領袖來自於群眾。在安源時，拋頭露面的是李立三，埋頭苦幹的可就是我……」

事隔18年後，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劉少奇批判彭德懷時說：「與其你篡黨，還不如我篡黨。」

任人唯親老子天下笫一

劉少奇用幹部是「任人唯親」的路線。他對軍隊幹部看不起。認為軍隊幹部要聽黨的幹部的，受黨的幹部支配就行了。因此他對軍隊幹部就十分疏遠，而對白區（國民黨統治區）和他共同工作的幹部就分外親，非常聽信於他們搞宗派。

劉濤說：「誰給劉少奇拍馬屁，此人的前途大有希望。若是給他提意見，那就會大禍臨頭。誰反對他就是反對黨中央，老子天下笫一。」

1941年，華東黨校的柳X和顧XX兩位同志因給劉少奇提意見，劉少奇竟把人家打成「托派」。可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劉少奇的「論黨內鬥爭」也就是在這時寫的。

貪汙經費誣陷前妻

劉少奇把中共在白區（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事業經費，包括黨員的黨費和中共外圍組織的捐款，打成一個金皮帶圈和一個金鞋拔子。劉少奇離婚時，把這個金皮帶圈送給了第四任妻子王前。

後來，劉少奇又反咬誣陷王前，背地裏對周恩來妻子鄧穎超和朱德妻子康克清說是王前偷了這些金器。王前「當時為了黨的利益忍受了二十年」，一直替劉少奇揹黑鍋，直到在文革中劉濤、劉允真姐弟去看望她，她才告訴兒女這些事情。

自私虛偽

劉濤說，劉少奇處處為自己打算，自私自利，但在同志們面前卻又裝作很廉潔，是個地地道道的偽君子。劉少奇曾對劉濤的母親王前說過：「你看人家劉瑛（中共前領導人張聞天的妻子）多聰明，穿的不好，吃的可好吶！吃在肚裡誰也不見，穿在外邊大家不都看見了嗎？」

從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劉少奇的小算盤打的有多精。還有一次給戰士縫衣服，王前讓阿姨去了，自己在家帶孩子。劉少奇知道了，就指責王前說：「你真愚蠢，在家帶孩子多累，去縫衣服又輕快，又是群眾場合，大家都能看到……。」

抗戰期間享受特供

1941年，在抗戰的艱苦環境中，劉少奇任新四軍政委和華中局書記。普通幹部和士兵每天吃的是玉米渣，劉少奇每天可要吃一隻老母雞，讓副官到處給他買活雞、活魚，還要吃橘子。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宣稱「共產黨員要和群眾同甘共苦」，而他自己跟毛澤東一樣，每天吃一隻老母雞，滋補身體。

「伺侯好他就是為人民服務」

劉濤稱，劉少奇對她的生母王前極不人道。他為了把在新四軍文工團工作的王前娶到手，竟然欺騙當時只有16歲的王前，隱瞞自己的年齡，將自己的年齡少說11歲（當時劉少奇是43歲，說是32歲）。幼稚的王前，一直到1945年才知道劉少奇竟然比她大27歲。

劉少奇根本看不起妻子王前，罵她是「小黨員」，不讓她看報、讀書，「卻只要她伺侯。還說伺侯好他就是為黨工作，就是為人民服務，別人就不會有意見了。他認為別人伺候他那是理所應當。」

不準兒女見生母

更加殘忍的是，王前與他離婚後，身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竟然不顧黨紀國法，不許王前和劉濤等親生兒女見面。1947年底，王前寫信給劉少奇，說非常想見兒女，劉卻惡狠狠地回通道：「等孩子死了，你再見吧！」

1955年，王前寫信給親生女兒劉濤，劉少奇一句一句地教劉濤給其生母回信，將王前大罵了一通。王前經過組織關係，說想見見兒女，劉少奇不僅不讓見，還親筆寫信給王前的工作單位，說王前如何如何不好，造成王前所在單位的組織給她施加壓力。

平時，劉少奇也對劉濤等人說王前如何如何壞，目的就是讓劉濤等人對親生的母親沒好印象，不去見她。

1969年，劉少奇在被關押期間病死於河南，屍體被秘密火化，火化單上姓名填寫的是「劉衛黃」，職業是「無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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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貼大字報 曝劉少奇自私虛偽醜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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