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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布斯遗言/女太监/投名状生死状军令状/以北京为他者的近代上海/他卖主求荣/中国阶层残酷物语
發佈時間: 5/19/2017 6:35:01 PM 被閲覽數: 23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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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布斯临终遗言公开,震撼灵魂!

  

  作为一个世界500强公司的总裁,我曾经叱咤商界,无往不胜,在别人眼里,我的人生当然是成功的典范。但是除了工作,我的乐趣并不多,到后来,财富于我已经变成一种习惯的事实,正如我肥胖的身体——都是多余的东西组成。

  此刻,在病床上,我频繁地回忆起我自己的一生,发现曾经让我感到无限得意的所有社会名誉和财富,在即将到来的死亡面前已全部变得暗淡无光,毫无意义了。

  我也在深夜里多次反问自己,如果我生前的一切被死亡重新估价后,已经失去了价值,那么我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即我一生的金钱和名誉都没能给我的是什么?有没有?

  黑暗中,我看着那些金属检测仪器发出的幽绿的光和吱吱的声响,似乎感到死神温热的呼吸正向我靠拢。

  现在我明白了,人的一生只要有够用的财富,就该去追求其他与财富无关的,应该是更重要的东西,也许是感情,也许是艺术,也许只是一个儿时的梦想。

  无休止的追求财富只会让人变得贪婪和无趣,变成一个变态的怪物——正如我一生的写照。

  上帝造人时,给我们以丰富的感官,是为了让我们去感受他预设在所有人心底的爱,而不是财富带来的虚幻。

  我生前赢得的所有财富我都无法带走,能带走的只有记忆中沉淀下来的纯真的感动以及和物质无关的爱和情感,它们无法否认也不会自己消失,它们才是人生真正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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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竟然还有女性太监!?她们所受痛苦比男人惨百倍!


中国历史上有一群非常特殊的存在,因了他们,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便是宦官阶层。因了身心的残疾,这些宦官往往行事毫无顾忌,甚至于比武夫的手段还要狠辣歹毒,要更加的不择手段。

  历史上的很多君王都是因为耳根子软,听从了他们的谗言才导致了国家动荡,政治的黑暗。然而,尽管在我们印象之中的宦官都不是什么好人,都是阴阳怪气的,事实上他们也是一群可怜人。

  

  我们都知道,男人要成为宦官,他们需要承受了非人的痛苦。而这种痛苦不仅仅是来自于身体上面的,有时候还有心理上面的苦难。

  身心的残疾,以及平日里的压抑往往会使这些宦官在最后得势的时候分外嚣张。魏忠贤、李莲英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典型,但反过来讲,这两位在地位低下的时候恐怕也是极为的可怜,恐怕也都遭受了非人的待遇。

  

  要知道宦官毕竟是一群身心极不健康的人,他们的苦难和悲惨的命运,往往会直接催生心里的变态,对于等级观念,他们可能会领会的更加深刻。

  毕竟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没有什么子嗣的考虑,甚至于也没有什么家族荣耀的后顾之忧,他们一切的中心都是皇宫之中的那些贵人,所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都要得到贵人们的青眼和信任。这样一来,严格的等级观念自然也就非常必要。

  但是为大众所熟知的宦官一般都是男性,普罗大众也不能想象女性是如何被"阉割"的。

  因为女性似乎并没有什么"阉割"的必要,因为在一个男权的世界里面,女性成为了男性权力的附属品,尤其是在皇宫之中,所有的底层女性几乎都是皇帝潜在的妻子,那么"阉割"就更加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了。

  事实却并非如此,女太监尽管少有,却是真真实实出现在历史上面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而她们的遭遇,比诸男性的同行要凄惨百倍,她们所遭受的身心伤害更是男性的百倍。女性阉割的过程说起来简直是令人不寒而栗,可怕恐惧到了极点!

  

  我们都知道男性太监的产生起初就是为了满足宫中体力活的需要。而因为皇宫的特殊性,为了保证皇家血统的纯净。女性的妃嫔们是绝对不能跟有生育能力的男性长时间的接触的。

  于是,男性就会被阉割,把他们变成没有办法传承子嗣的残废之后再送到皇宫之中,这样就产生了宦官这个行业。

  古代的宦官行业虽然比较令人恐惧,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百姓都会被抽中的,其实只有一些罪臣或者是实在没有生存机会的人会被选中。但即使是这样,千百年的帝制也已经产生足够多的令人吃惊的宦官了。

  相比较男性,女性宦官的存在一般比较少,皇宫之中的地位低下的女性一般都是以婢女的身份出现的。她们并不需要遭受身体上的伤害,而女性太监则完全不同。最早在奴隶社会就已经出现了女性宦官这种特殊的存在。

  彼时的贵族一般都是血统纯正,甚至可以上溯到黄帝的血脉。为了保证他们的贵族血统不被玷污,身边的女性往往也需要被"阉割"。而处理的方式更是令人悚然。

  

  这种"阉割"又被称之为"幽闭"之刑,开始于中国奴隶社会时期,最早的记载见于《尚书·名刑》。这是鲜为人知的一项"技术",明朝人王兆云在《碣石剩谈》中提到了此法的操作:

  女子往往需要服下麻药,然后被人用重物击打腹部,将子宫从身体之中彻底敲打出来,终生无法受孕。这简直是已经残忍到了极点。

  要知道,古代所谓的麻药根本不能和今天的相提并论,那种麻药恐怕也就是简单的麻痹一下最初级的疼痛罢了。

  对于这种比锥心之痛还要更加痛苦的重击,恐怕是并没有什么作用的。生育的疼痛指数已经是最高级别的了,而那也远远不能和这个相提并论!

  

  能够经受如此疼痛的女性想必是没有多少的,但是在那个久远的时代,宫殿之中基本上都会有着承受过此种酷刑的女性存在。

  那么由此推算,承受过这种酷刑的女性恐怕数目远远超出那些活着的受过刑罚的女性。

  生育本来是人的正常活动,但是为了满足贵族的需要,人类不但强行将男性阉割,而且还对女性如此残忍血腥,这简直是骇人听闻,算得上恐怖。

  

  所以说现在的很多人整天幻想着回到过去,大杀四方。其实是非常不现实的,甚至是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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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名状、生死状、军令状古代三大状,哪个更要人命?



古时三大状,人命比纸薄!

  历史大学堂官方团队作品

  文:彭程

  投名状

  传统的文化总是有好有坏的,就如同一些封建社会中的制度一般,总是在朝代的更替与人类的成长中进行蜕变,好的会留下,一些不对的就会真正成为历史,在偶尔的回顾中,才会展现当初它存在的理由。

  投名状的本意在古代是简单明了的,就是用来约束个人的忠心,达到增强团体的凝聚力而已。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投名状这个东西的本身出发点就是带有强烈反社会的倾向,所谓的纳投名状也不过是强盗恶霸加入山头的一纸文书,通俗来看就是开出这个条件的唯一目标就是让纳状的人与约束方变成一条绳上的蚂蚱,当事情败露后谁都跑不了。

  当然,成功的话,他们也就能够高喝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了!

  水浒传中的林冲上梁山之时,白衣秀士王伦给林冲开出的条件就是投名状。

  

  (图)电影《投名状》剧照

  意思足够简单,就是下山去随随便便杀个人,摘了脑袋回来就成,这个东西的本意无非是你林冲既然想入绿林做强盗,就先去杀人放火吧,就当是练练手,反正以后的日子里你也就是这么个身份了!

  当时的林冲犯了死罪,别无去处,只能是应了投名状下山杀人去了,但从一个八十万禁军的枪棒教头突然沦落占山为王的强人,思想是纯粹还没有跟上来的。面对王伦的三天期限直到最后也没有完成。

  可见这个投名状的纸上约束对于一个武人来讲是并没有太大的压迫。

  倒是最后王伦自己反而被林冲给砍了,那也是林冲在上山后杀掉的第一个人。

  从这个点上,投名状的存在并没有传统绿林故事中的豪气,而更像是阎王桌上的一章催命符,大笔一挥,便决定了普通百姓的生死。

  水浒传在某个朝代的被禁也就有了合适的理由。

  

  (图)电影《投名状》剧照

  作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后被改编了一部电影叫做《投名状》。

  这也是第一次投名状这纸文书从戏曲和古典文学中脱颖而出,变成现实的演绎。

  同样的,投名状这个东西在刺马这个故事中也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那些纸上的安身立命,同生共死只是利益集团中分布欲望的另类托词。

  直到影片的结尾,投名状唯一的存在就是同死而已。

  我们先看一下投名状本身的说法,兄弟结义,各杀一个外人,断绝后路,以示忠诚!从此兄弟的命是命,其他的皆可杀!

  乍一看之下,清晰明了,就是这辈子除了兄弟,其他什么都无所谓了。

  其实写了这东西还是会有相对的起誓,比如什么若违此誓,天打五雷轰,永世不得超生之类。甚至还要斩鸡头烧黄纸,反正是看着挺隆重的,只是路过的吃瓜群众就悲剧了,没招谁没惹谁的就被挂掉了。

  作为一种强盗的公正性手段,想要解除投名状的契约状态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投军,招安!

  

  (图)电影《投名状》剧照

  这是唯一强盗的出路,也是投名状限制不了的地方,不论是水浒传的传统架构,还是真实的晚清刺马,纳了投名状的人,到最后能够选择的路线唯有这一种。

  投了军,就是官兵,从此不再是占山为王的强盗。

  很多看过水浒的朋友都认为宋江最不该做的就是招安,但在大环境的情况下,宋江在某一方面看的很远。并且主张招安的在梁山上也并不是只有宋江吴用这些,就连被高俅差点坑死的林冲一听到招安都是急忙应和的。

  剩下的那些杨志,呼延灼之类就更不用说了,可以说梁山若不易主仅凭借着投名状只能是为祸一方的强盗组织,也就不会有了后来的畅快故事。

  生死状

  生死状可能是我们更加熟悉的一种契约,它的出现也能够算作是一种时代的催生,也是一种文化体系的衍生性关键结构部分。

  其本身意义就是非生死刚烈事不可为之,就是说生死状这个东西是必须要经过慎重考虑的,一旦签下就是白纸黑字的合约,再也无法更改。

  最初这个东西的出现都是在武者较技的擂台之上,影视剧中有这么一个表现桥段,其中的台词也充分说明了生死状的价值,有道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签了名字,上了擂台也到了拳脚无眼的时刻,是生是死只能凭本事说话。

  电影霍元甲虽然在某些桥段是和历史完全不挂钩的,但有的地方却表现了真实,就如其中霍元甲家里挂满了打拳胜利后的生死状,这是以性命相搏才能留下的东西。

  一方面不仅代表了打败一个武师,更重要的意思是代表了一种拳法的厉害,而且在事实上的霍元甲,家中的大厅也是真的挂着这些东西的。

  我们甚至可以理解为,在那个年代武功的高低你看他拿下的生死状有多少就知道了。

  

  (图)电影《霍元甲》剧照

  同样,我们看一下生死状的基本情况,这个契约主要的作用就是充分表现该项目的危险,顾及生命,所立的生死状就是一个在事后的免责声明。

  签这个协议的时候,两方必然是完全处在最好的精神状态。

  作为我国独有的一种武林文化,生死状的存在可以说在某个方面遏制了武者的火爆脾气,而在其扬名的清末民国年间里,签这东西的不只有我国的武林人士。

  还有一些走江湖的外国人,什么英国大力士,俄国大力气士都在和我们民间武者的比试中要写下这个东西,然而并没有几个真正能打的,大部分一听要立生死状恨不得爹妈多生两条腿都急匆匆的跑回国了,真实的霍元甲就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到了近代,生死状更是不知道立了多少次,比较出名的在抗美援朝和越战中我国军人都曾立下过。

  都是一些英勇无畏的战斗,有些是坚守阵地,有些是抢夺高地,枪林弹雨的时代里,生死状成了军人保家卫国的最美写照。

  

  (图)电影《霍元甲》剧照

  那么到了今天,生死状这个东西并没有没落,相反更加蓬勃!

  见得最多的就是医院了。

  而对于病人来说,签的那一纸也就是生死状!

  军令状

  如果说投名状是土匪恶霸的一种文化,生死状是武林好汉的拳术发扬,那么军令状就可以算作是其中最为正面的契约精神。

  同样是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军令状则是少有军旅题材。

  最开始接触这个名字,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在三国演义这本巨著。

  其中比较出名的有三次,一是关羽在华容道放走于赤壁大败的曹操,最后只得回营接受军令状的处置。但不管是什么契约从来都是聪明人玩弄普通人的一种手段。

  诸葛亮就是一个聪明人,从小了说,他完全明白关羽太过忠义,并不会杀掉曹操,但一纸军令状就可以将这个世之虎将成功约束。

  往大了说,杀掉曹操的话,等于是帮了东吴的大忙,那时候作为兵少将寡的刘备等待的只有灭顶之灾。

  于是,军令状既达到了三分天下的大方向,也在内部让不服气他的大将,甘愿低头。

  

  (图)电视剧《三国》剧照

  诸葛亮自己本身也是立过军令状的人,在赤壁大战中出名的草船借箭就是在立了军令状之后的行动。但这却充分显示了诸葛亮的自信与绝世的聪明。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此人大智而近妖,曹操团队在某一方面更是推动了诸葛亮的威名。

  第三次就是挥泪斩马谡,而这个故事中的主角并不是个聪明人,刘备就曾说过此人不堪大用。但是聪明如诸葛亮都有看走眼的时候,等到杀马谡还带着眼泪。这也是他的识人不明将一个本来没本事的人放到了关键位置,最后反过来还要杀掉这个人。

  

  军令状是古时军人在一场场不容有失的战役中所立的契约,失败的代价就是丢命,可以算作是一种担保证书,却又相对严厉。其主要作用也是和军队作战有着密切关系,是一种主将进行自我加压以增大责任感的手段。

  ”

  

  (图)电视剧《三国》剧照

  纵观历史,契约精神在某一方向上对于忠义这两个字有着严格的把控,但并不是完全没有漏洞的存在。

  如今的现实中,我们已经看不到投名状,生死状,军令状这样的契约存在,它们有好有坏,但总体上来讲都是和人命鲜血沾边的。

  时代会淘汰一些东西,同时也会诞生一些新的东西,或许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话,这些契约还是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只不过是改了个名字而已,还常常出现在我们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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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以北京为“他者”的近代上海


              
2017-05-05 北京青年报 新史学1902 新史学1902

本文是作者2015年6月13日在北京举行的“双城记:比较视野中的北京上海城市史学术研讨会”中的主题演讲。该会由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演讲稿删节版发表于北京青年报2015年6月29日,此处是完整版。


许纪霖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想把北京作为一个参照来看上海。我特别欣赏这次会议的主题叫双城记。在世界上凡是幅员比较辽阔或者文化比较丰富的国家,它通常都有两个中心,美国有纽约和洛杉矶,俄国有莫斯科和彼得堡,德国有柏林和法兰克福,英国有伦敦和爱丁堡,澳大利亚有悉尼和墨尔本,日本有东京和京都,中国则是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也代表了中国的南方文化,互为他者。

政治中心和社会中心

民国初年的文化人姚公鹤在《上海闲话>里面说,上海和北京,一个是社会中心点,一个是政治中心点。这两个城市作为一个互为他者的比较,早在民国就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到1930年还有一场非常热闹的京派海派大论战。

北京作为一个政治中心。其发达的不是地方政治,而是帝国政治或国家政治。因为在天子脚下,地方即国家,国家也是地方,笼罩在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的。晚清以后的北京也形成了地方社会,那么这些地方社会是由士绅和商人所组成的,但是在近代的北京,并没有像近代上海那样的强大的地方自治势力。北京当时也有地方精英,在1920年代,北京有一位被称为商家泰斗的孙学士,他连任了三届北京商会主席,是京城当年地方精英的领袖,但是他在全国并没有知名度。

上海就不一样,从晚清开始,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城市,其政治权力一直是处于一个叫多元化的状态,无论英美、法国,日本,还是清廷、北洋,都不能独家控制这个东方第一大都会。在中国凡是有权力处于多元,权力的竞争空隙之中,,反而会给地方社会一种崛起的空间。上海的地方自治一开始就是在这种夹缝当中生长起来的。

吊诡的是,清末开始的地方自治,是与国家权力的扩张同时发生的。一方面国家权力以地方自治的名义向地方渗透,另一方面地方名流借助地方自治试图获得相对于国家的地方公共事务的自主性。因为贸易、经济、金融的中心都集中在上海,上海的地方自治背后是有一个有一个相对强大的资产阶级在支撑着它。这股力量它的欲望和力量不是来自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来自上面的权利可以赋予你,也可以随时收回---上海的地方自治来自于从城市本身生长出来的经济力和文化力,于是就具有持久的冲击力和爆发力。近代上海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心和文化的中心,绝不是偶然的。

这个城市的资产阶级也好,文化精英也好,对他们来说,上海就是他们存在存在的家,他们主宰城市的地方事务,也借助城市的实力,多次挑战中央。于是上海就成为北京之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1900年,当慈禧太后对八国联军宣战,竟然以上海为中心,出现了”东南互保”,国家在对外宣战,但地方却与“敌国”议和,好像置身于另外一个国。辛亥革命发生,南北对峙,又是在上海进行南北和谈,最后,正如马勇教授授所说:“民国不是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这个谈出来的地方,就是上海。

再看五四。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在北京,当时北洋政府很强硬,学生上街一个抓一个。到了6月3号,上海资产阶级和文化精英联手发动罢工罢课罢市,这一下震撼了世界舆论,北京政府最后只能屈服,释放学生,避免三名“卖国”官员,不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五四运动发生在北京,但是结束于上海,有北京的学生发动,最后由上海的市民阶级跟进,取得胜利。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也是这样,最早也是在北京由学生发起,席卷全国以后,上海各界跟进,成立了各种救国会,把一个原来是单纯的学生运动扩大为全民的运动。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北京作为一个学术中心和政治中心,往往得风气之先,学生运动有个特点,来得快却无法持久,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不用三年,三个月都不成。但是只要这个运动蔓延到上海,它就扩展为个全社会的运动,那就不一样了。这两个城市,北京发达的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公共领域;但上海是市民社会的大本营,以资产阶级为核心。所以近代中国的历史当中,几次大的运动都是北京先发动,然后在上海燎原,最后获胜。

张君劢与《中华民国宪法》

近代上海的市民社会,有两个主角,一个是城市资产阶级,另一个是文化精英。他们共同联手,构成了杜赞奇所说的“文化的权力网络”。所谓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指的是对某一个区域的权力控制,其必须借助于当地的已有的社会文化网络,构成了一个“权力的文化网络”。上海作为一个市民社会,它到近代所形成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就是由城市的资产阶级和文化精英所组成的。他们不仅主宰了上海地方事务,而且在中央权力比较混乱的北洋时代,成为全国的社会中心,向北京的中央政府挑战。1920年代初,上海总商会和江苏省教育会,在蔡元培提议下,联合召开民间的全国八团体国事会议,邀请张君劢起草宪法,民间制宪,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

近代的上海,作为社会中心和经济中心,借助地方的市民社会和城市空间,在清末民初中国的政治当中,扮演了第二政治中心的角色。

帝都与魔都

在近代中国,中国最好的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大部分都在北京。北京是中国无可挑战的学术中心,到今天还是这样。作为学术中心,北京知识分子的主体,主要在大学。这些学者专家。都是一些国家精英,他们继承了帝国士大夫的传统,他们的关怀除了专业兴趣以外,主要是国家与天下大事,而与地方事务没有什么关系,刚才陈平原教授讲,现在的北大学生有个传统,他们不关心北京,只关心国家与天下,这个传统其实由来已久。美国的董玥教授研究民国时期的北京城,她发现,即使是这些京城知识分子观察自己所生活的北京城,通常也是从国家视角出发的,他们所欣赏的那些景观不是北京南城的老北京的地方民俗,更多的是和帝都有关的皇家园林、故宫、天坛、颐和园等等,这才是他们的最爱。

民国时期的北京知识分子,通常是和京城的地方社会绝缘的,与我前面提到的北京那些商人,士绅几乎没什么直接的交往。他们联系多的是一张报纸,那就是天津的大公报,大公报当时与上海的申报一样,是两张中国最有影响的全国性大报。大公报在言论方面之所以有影响,主要借助于京城的知识分子。大公报有

两个很著名的副刊,一个星期论文,主要由胡适所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所掌握。另外一个是著名的文艺副刊,主要是由林徽因的太太客厅为核心的京派作家所掌握。这两个副刊形成了哈贝马斯所说的舆论的公共空间:文学的公共领域和政治的公共领域。  

这些北京的文化人,对这个城市充满了一种故乡般的柔情。京派的知识分子,曾经也有过一度生活在上海,20年代末,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都在上海生活过,但是他们不喜欢上海,觉得上海这个地方商业气太重,始终有疏离感,到了30年代以后他们都回到了北京。这些南方知识分子在北京虽然不会说北京话,但是仍然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反而把真正的北京人--那些老北京---视为他者。

京派文化人与北京这座城市的联系,不是历史的、社会的,而是情感的、审美的、纯精神性的。北京只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他的心灵之家,或者文化中国。那是一种家国情怀,缺少的是上海市民阶级所拥有的那种城市的认同。

对上海的文化精英来说,那就不一样了。上海是什么?上海既不是家也不是国,上海就是一座城,一座有自身机理、血脉和灵魂的城市。上海的文化人对上海认同的核心,是城,而不是家国。

民国时期的上海的文化精英与京城不太一样,主要不是大学教授、专家学者,而是由两拨人组成,一拨人出版商、报业大王,记者编辑、民间教育者,另外一拨人是自由撰稿人为主体的流浪文人,他们虽然气质上不一样,一个是布尔乔亚,另外一个是波希米亚人。但是这两拨人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彼此是流动的,而且共享了同一个城市的文化。晚清以后在上海资本主义化的文化市场非常发达,无论是报业还是出版界。这些文化人虽然不是资产阶级,但却和上海的商人阶层关系非常密切,甚至其中有些头面人物,亦绅亦商,既是绅士又是商人,比如说申报老板史量才,他是一个文化人,但是又是一个商人,既是银行家又是报业大王。另外一拨波希米亚式的流浪文人,主要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就像许鞍华导演的《黄金年代》中的萧红、萧军一样。在上海以自由写作来卖稿为生。这些人看起来对资本主义充满着仇恨和批判,但是他们的生存处境又离不开这样一个高度资本主义化文化市场,

因此这两部分上海文化人看起来是泾渭分明,其实并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很多流浪文化人暴得大名以后,可能就步入职业文化人的阶层。而职业文化人一旦被解聘,穷困潦倒,也只能沦落为流浪文人。在民国时期上海是左翼文化大本营,这些左翼文化人,虽然他们批判资本主义,但是在生活方式上非常向往布尔乔亚。当年的周扬,读洋文,穿西装,吃西餐,所以鲁迅不喜欢他们,讽刺说一部洋车下来“四条汉子”,穿着西装,器宇轩昂。生活是布尔乔亚,精神上波希米亚人。这就是中国的城市左派传统。

上海虹口区左联纪念馆

上海这个城市有一个外号,叫做魔都。魔都的魔力在哪里?你可以说它是资本主义,也可以说它代表了近代文明。不管怎么说,魔都上海在文化上像一个大熔炉,把来自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新移民统统熔化其间,让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文化人---包括反抗者--都对自己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感,产生一种城市认同。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最后他们的生存方式都无法游离资本主义化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北京是帝都,上海是魔都,中国的双城记,就是如此精彩。

二元社会与一元社会

我多年对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的观察,发现北京是一个二元社会,而上海是一个一元社会。如何理解呢?大家知道,1949年以后的北京有大院文化与胡同文化之分,大院文化里面居住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单位人,他们在政府机构、文化事业单位工作,属于京城的上位阶层,都是官僚精英、技术精英或文化精英。但大都不是北京人,对这所城市缺乏历史的、文化的认同,确切地说,这是一批首都人,而不能算北京人。真正的北京人住在胡同里边,然而大多数人处于北京城的底层,是蓝领阶层,这两个阶层,一个是首都人,一个是北京人,无论是文化、语言,还是生活习性和风俗习惯,都是泾渭分明,有某种无法跨越的鸿沟。到北京人的家里去,进了门,都不用问主人的情况,看他的家里的布置、环境氛围,大致可以判断主人属于什么阶层,是北京人还是首都人

但是这种判断的方法运用到上海来,就不灵了。上海社会各阶层虽然在收入、身份上差距很大,但基本共享同一个文化,那就是市民阶层的文化,过去的上海有工人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社会阶层。但你进入一个家庭,有时候很难判断主人究竟属于哪个阶层。上海的文化人家庭里面,也是井井有条,非常世俗,带有一种浓郁的市井气。而跑到工人家庭里去一看,赫赫,客厅里面竟然也放着一大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即使他不看,也要有一套摆在那里,显示自己是有文化、有腔调的。上海在文化上一个一元的社会,精英阶层和市民阶层在身份上是流动的,但是在文化上是整个的,属于都市的有文化追求的市民阶层,文化人有市民气,市民阶层有小资气。

中国文化之都与世界主义都会

北京作为具有800多年历史的古都,充满着一种浓郁的中国风。在北京,到处可以感受到本土文化的气派和风格,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总是在那里。北京这几年变得洋气,鸟巢、鸟蛋、水立方、大裤衩,西洋的后现代风格,也自成格局。北京的建筑最失败的是所谓的中西合璧。1990年代搞的国家图书馆、北京西站为代表的那批中西合璧建筑,西方的现代主义建筑上面安一个琉璃瓦大屋顶,给人的感觉是一个人穿了一身破西装,上面戴了一顶瓜皮帽!

 相比之下,上海无论从城市风貌,还是市民趣味上,都被认为很洋气,不“中国”。这也不奇怪,上海1843年开埠,这个城市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没有全球化,就没有上海。上海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诞生和发展,她在全球化浪潮当中只有获取,没有失落。这是上海与其他许多开放性城市不同的地方。

上海是一座兼容并包的城市,像纽约一样,是世界主义的大都会。在近代中国,西洋文化最早是来到广州,但广州在区域上属于岭南文化,与西洋文化冲突比较大,所以一直到今天,广州依然是一座充满南国情调的中国城市,而非世界主义都会。但上海在地域上属于江南文化,江南文化的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恰巧与欧洲文化中基督新教的资本主义精神和天主教的艺术情调一一对得上,产生了亲和性。不仅如此,世界文化中的其他重要流派:俄罗斯文化、犹太教文化、日本的东洋文化等等也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上海的都市文化,上海文化显现出世界主义的杂多风格,与北京鲜明的中国风,形成鲜明的对比。

不同的城市历史传统,应该有不同的城市规划和定位。然而,如今因为长官意志决定一切,都要搞国际化大都市,而官员对何为现代了解肤浅,到国外考察一个星期,以为高楼林立、通衢大道、玻璃幕墙、水泥广场就是时尚,回来之后将城里的老建筑、老街都拆了,于是如今在中国变成千城一面。北京、上海的城市建设都有这个问题,北京尤盛,将一个八百年古都糟蹋成不伦不类,不中不西、不三不四。我过去有一个同事,是一个北京人,她妈到上海来探亲,我同事陪她看上海,老母亲是一个老北京,在外滩看着浦东浦西灯火对眠,感慨地说:瞧瞧上海,这才叫国际化大都市!北京?北京搞什么洋味,北京就应该搞土的,这么多的中国风格,中国建筑,才有自己的特色哪!

比较起一些官员,还是老人家明白。

上海不欢迎屌丝?

民国时期的北京文化是一元的,上海文化是多元的。但今天似乎倒了过来,上海变得很单一,而北京越来越多元。昨天我去了东城区的南锣鼓巷,看了以后很有感慨,它有点像上海的田子坊,但感觉很不一样。从上海人的眼光来看,南锣鼓巷很乱,甚至有点脏,但文化上缤纷多彩。上海比北京文明,但不及北京有文化。有一年,我请哈佛大学的李欧梵教授到华东师范大学演讲,有同学问他,您对北京印象如何?李欧梵脱口而出:“北京?北京是一个有文化的大村庄。”。如果村庄不带贬义的话,北京的确更像村庄,而且还是带复数的无数个村庄。大量的北漂族怀着梦想涌进北京,北京愿意容纳他们,无论是海归、土豪,还是屌丝、流浪艺术家。今天的北京在文化上充满竞争和活力,一个个山头、一个个村庄到处林立,风格多元,竞相斗艳。从上海人的角度来看,这些村庄似乎都有点“老土”,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今天北京的文化创造力要比上海强多了。

民国上海老明信片

民国时候的上海,也是一个吸纳五湖四海精英的大都会,造就了海上旧梦的辉煌。但是1949年以后,上海成为计划经济的大本营,人才流动处于半封闭状态,上海变成上海人的上海,文化上越来越一元化。虽然这二十年又重新开放,但文化上的自我凝固化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

有一个形容上海的词叫海纳百川,一般人都理解的是这个词的表层,以为上海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为大,南北通吃,东西兼容,吸引了全中国、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化。但按照我的解释,海纳百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上海的城市文化有一种极强的同化能力,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江、什么样的河,一来到上海,统统被上海同化了,变味了,改造了,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海派文化。过去美国也自称是大熔炉,同化一切外来文化,后来受到了批评,所以今天的美国不能再自称是大熔炉,那是政治不正确,美国文化变成文化多元主义,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北京文化今天有点像美国,很包容,很多元。京城这么多北漂,但上海就很少海漂。不是说上海没有外地人,而是屌丝进不了上海,来了也呆不长。因为上海只欢迎高大上。

到了21世纪,一个城市的未来取决于创新能力。但上海的创新能力,不要说与北京有距离,甚至都不如深圳和杭州。因此今年上海提出要建立创新中心。但在我看来,上海搞创新中心的最重要阻力不在于政策,而是文化。因为海派文化只欣赏高大上,而鄙视屌丝。真正的创新往往来自于屌丝阶层,十个野心勃勃的屌丝,九个失败了,一个成功了,就是了不起的创新。但上海只欢迎高大上的成功者,对尚未出名的年轻人颇为不屑。上海自以为高大上,以文明自居,整个城市非常规范、整齐划一,反而缺乏一种真正的创新能力。北京看起来有点乱,但反而有更多的突破和创新空间,适度的混乱才有创新,过度的规范只能守成。我发现,无论是高大上的海归,还是国内的屌丝,凡是想过太平日子的规矩人都想去上海,而喜欢折腾的不安分人都想来北京,于是上海变得越来越规矩,这又使得海派文化越来越单一,缺乏多元和生命的原创力。

海派文化的特点是什么?没有特点成为了海派文化的特点,面貌模糊,看上去很美,却又似曾相识。前不久引起舆论很大轰动的复旦110周年校庆宣传片涉嫌抄袭案,其实这背后很能看出海派文化的危机所在。今天的海派文化,学习能力、模仿能力很强,而且模仿的都是国外最高大上的。什么时尚的元素都具备了,用了洋人的理念、框架和表现方式,再加上中国的素材,唯独缺乏的,是自己的独家创意。

海派文化讲究与时俱进。上海永远是一个时尚之都。上海人看不起北京、香港、广州和其他城市,目光紧盯巴黎、纽约、伦敦,以世界一流为自己的赶超标尺。与时俱进让上海变得与国际接轨,比北京要“国际”得多,她总是在学习世界的高大上,却总是跟在别人的后面,无法超越。上海总是在变,变成为上海成功的法宝,也成为它无法登顶的障碍。为什么?如果一个城市总是在变,而没有自己的不变的话,她是登不上一流高地的。反过来,北京虽然也变,但是变中有其不变,能守住一点自己独家的文化传统,再加以现代化发扬光大,反而有可能走到世界的前列。而海派文化流流质易变,缺乏底蕴,灵活有余,定力不足,有见世面识大体的小聪明,但缺乏自信稳重的大格局、大气象。大上海,小市民,这是海派文化的顽症。

北京和上海,一南一北,帝都和魔都都有自己的辉煌、有自己的骄傲,也有自己的毛病。中国文化之所以强大,乃是其内部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有东西文化的差异,也有南北文化的不同。内在的丰富性和差异性,既冲突,又互补。中国有此“双城”,何其幸运,只是我们对此研究太少,认识不足,我希望这次“双城记”研讨会是一次开始,以后成为京沪两地学者和文化人交流和对话的固化空间,以北京的视野看上海,以上海的目光观北京,互为他者,彼此竞争,又相互提携,比翼齐飞。



他“卖主求荣”,却当过刘备第一谋士,用计拿下益州、汉中,死后刘备大哭几天…



米七六 历史教师王汉周

  

  《隆中对》中诸葛亮为刘备规划的远景:“跨蹈荆益,守其岩阻”,赤壁之战后,刘备集团占据了荆州大部,算完成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这阶段诸葛亮的工作以征收赋税、招兵买马为主,所谓“足兵足食”,支援前方。和西汉的萧何、曹魏的荀彧一样,是个大管家。

  对进取益州方案的具体操作,刘备集团的俩个人是最重要:

  一个是和“卧龙”诸葛亮齐名的“凤雏”庞统;

  另一个就是法正。

  1、弃暗投明或卖主求荣

  法正字孝直,扶风人。

  祖父是个大名士,来头不小。

  建安初年,天下闹饥荒。

  法正和老乡孟达等人避难逃到益州投奔刘璋,刘璋没怎么理会这个名人之后。

  很久之后,法正才捞到个新都令干干,老乡中又流传说法正德行不高,搞得法正郁郁不得志。

  益州别驾张松和法正倒很是气味相投,加上孟达等人,经常在一起发牢骚,以为益州老大刘璋是个呆子,在这乱世中跟着他是没有前途的,都有跳槽的打算。

  建安十六年,曹操平定关中地区,兵锋指向汉中。

  汉中是益州的门户,刘璋担心起来。

  

  张松劝刘璋结好荆州的刘备,用刘备来对付汉中的军阀张鲁,更对付未来的曹操。

  刘璋同意了,并按张松的推荐派法正、孟达率军去迎接刘备。

  法正到荆州见了刘备,刘备刻意结交他。

  法正也看出刘备英明勇武,是个霸王之器,也倾心相交。

  对刘备说:“以将军的英明,对付刘璋的昏聩,加上内有张松的接应,拿下益州,易如反掌。”

  刘备的二号谋士庞统也积极推进,劝刘备不能错失这样的好机会,于是刘备留下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将相守荆州,自己率领庞统法正黄忠等,表示接受刘璋的邀请,率部进入益州。

  法正张松等在三国这个乱世为自己选个靠谱的主子,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做法,说弃暗投明或许也行。

  不过写过二十四史演义的大才子蔡东藩不以为然,说法正张松作为刘璋的部下,刘璋可以辅佐就该辅佐他,刘璋真的烂泥糊不上墙就离开他嘛!却一定要干卖主求荣的事,实在不是东西。

  看来法正的老乡不待见他有几分“呆”理。

  2、进益州

  建安十六年冬天,刘备到达涪城,刘璋率大队人马前来相会。

  张松暗中让法正请示刘备,就在宴会上袭取刘璋,来个斩首行动,益州立马平定!庞统也劝刘备动手。

  这时候体现了刘备不同凡响的远见,他说:“这样做太过仓促!才到别人的地盘,威信恩德尚未施行,不能如此!”

  宾主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交流。

  连续欢饮百来天,刘璋推举刘备为大司马,刘备推举刘璋为征西大将军。

  刘璋资助刘备大量的人员军资财物,刘备北上驻军葭萌关对付张鲁,刘璋回到成都。

  以蜀道之难,如刘璋不迎接刘备,刘备要正面挑战攻打益州,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益州的智能之士刘巴、黄权等多次劝说刘璋不要让刘备入川,可叹刘璋猪油蒙了心,硬是一路赞助他人夺取自己的江山。

  刘璋的部下严颜抚胸长叹:“这就是老话说的:独坐穷山,放虎自卫。”

  许多明白人都看到结果了。

  过了年把,刘备见时机成熟,开始动手。

  刘璋才感到请神容易送神难。

  

  潜伏的张松暴露被杀,刘璋命令各地进入紧急状态,迎战刘备。

  只是此时为时已晚,刘备已深入蜀地,广得人心。

  在法正、庞统等人的辅佐下,从北向南一路打来。

  诸葛亮率张飞赵云等精兵猛将又从荆州杀来。

  益州军民纷纷投降,到建安十九年,刘璋在成都投降,刘备把他送到荆州公安,个人财物全部归还,让他去作一个富家翁。

  成都之围时,刘璋的手下,著名士人许靖想越城墙去投降刘备,让刘璋逮住了,刘璋没有杀他。

  刘备因此有点瞧不起许靖。

  法正劝刘备说:“许靖是有名无实的人,但他早就名扬四海。主公您正创建大业,还是要尊敬他,天下人才会明白您礼贤下士。”

  刘备以为然,才对许靖礼遇有加。

  平定益州后,刘备为了和蜀中大族结好,要娶士族的代表吴壹的妹妹。

  碍于吴氏已死的前夫刘瑁也姓刘,刘备觉得于礼行不通。

  法正道:“论亲疏关系,晋文公和子圉更亲了吧?”

  晋文公逃难到秦国时曾娶了亲侄儿子圉的妻子也未遭到礼法的抨击,何况刘备与刘瑁之间还不是亲戚关系嘛。

  刘备这才纳吴氏为夫人。

  这两件事看出法正的政治路线是实用至上,不讲虚名。

  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政客,道德操守等等,本来就对他来说没有约束力。

  

  


  3、取汉中

  建安二十年,曹操一举消灭汉中割据军阀张鲁,曹魏的兵锋抵达益州家门口。

  因东南方对付孙权的战事,曹操留下夏侯渊、张合等守汉中,自己撤回邺城。

  汉中是益州的北方门户。

  用蜀汉大臣杨洪的话来说就是:“汉中是益州的咽喉要道,是益州存亡的关键所在。没有汉中,就没有蜀地。”

  其对蜀国的战略地位是至为重要。

  法正分析形势,判断曹操拿下汉中,没有乘胜前进进攻巴蜀,不是没想到,只是办不到。

  现在只留下夏侯渊等人守汉中。

  一定是后方有事,不得不做出的决定。

  这是天赐良机,应该马上出兵进攻汉中,刘备大为赞赏,率大军进攻汉中。

  从建安二十三年开始,曹刘两军在汉中相持近一年。

  二十四年正月,刘备渡过水,驻军定军山。

  夏侯渊、张合分兵抵挡,夏侯守南面,张合守西面。

  法正用声东击西之计,以万余兵分十部,不分日夜,猛攻西面张合阵地。张合虽是曹营猛将,亲临一线,奋勇厮杀,依旧吃力,急忙向夏侯渊求教。

  夏侯渊分兵一半援助张合。

  刘备转而攻击南面,放火烧曹军营前鹿角,夏侯渊亲自出马,率数百人救火修鹿角,完全暴露了主将目标。

  法正一看时机到了,急请刘备下令全力进攻夏侯。

  刘备令大将黄忠居高临下,擂鼓冲锋,从后方直冲而下,金鼓振天,喊声动地,势如霹雳。

  

  夏侯渊猝不及防,被黄忠部斩杀,曹军大败。

  这一战把曹军西部统帅夏侯渊给杀了,曹军大震。

  曹操率大军赶到,震惊于夏侯渊的惨败。

  一打听是法正主谋,长叹说:“我就知道刘备这大耳朵办不了这事,一定有人教他的。”

  刘备收兵坚守各处险阻,不和曹操交战,曹军拖不下去,不得不向长安撤退,刘备如愿以偿地占领了汉中。

  汉中争夺战,法正抓住战机,出奇制胜,一举击败以勇武著称的曹魏大将夏侯渊,建立了不世奇功。

  法正的确算的上是刘备的第一号谋士。

  4、睚眦必报

  法正已是刘备的肱股之臣。

  劳苦功高,得到了刘备的巨大信任和关爱。

  一次曹刘交战,情况非常不妙,刘备大怒之下,死不后退。

  法正冲到刘备前面,刘备急忙叫:“孝直避箭!”

  法正说:“您都在第一线,我算什么!”

  刘备才说:“咱们一块走。”

  才退了下去。

  等到刘备征吴时,法正已死,刘备大败而归,诸葛亮叹息道:“孝直如果还在,一定会劝止主上东征。”

  可见法正在刘备心目中的分量。

  正因为位高权重,又得到刘备敬重,法正来了番快意恩仇。

  一饭之德,睚眦之怨,全部秋后算账。

  他杀了好几个人。

  有关部门就找诸葛亮讲理。

  孔明说:“主公在荆州时,北面是强大的曹操,东边是桀骜的孙权。就是回到家里,还要小心孙夫人(孙权的妹妹)变生肘腋。这是多么狼狈之时!法孝直辅佐主公,如大鸟之上青天,自由翱翔,再也不惧牢笼。这么大的功劳,怎么能不让法正率性而为,做点快意的事呢!”

  并不过问法正的行为。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称汉中王,法正担任尚书令、护军将军。

  

  可惜第二年就死了,刘备痛惜之至,哭了好几天。

  谥号为翼侯。

  法正眼光高远,多次预见性地指出战略方向。

  并亲自出马,出谋划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奇士,道德上算不上完好,是三国乱世中才胜于德的典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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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世袭化,中层下流化,底层边缘化丨中国阶层残酷物语


 林夕 有病要读书3

  

  有病君今天又无意看到了一篇日人民报的洗地文章,称中国阶级固化的论调不能成立,王宝强就是个例子。

  人日专业洗地70年,这不稀奇,之前也为“阶层固化”洗过多次,像今天这篇洗的如此弱智,这真的很稀奇。

  人日的文章里写到中国自古不是阶级固化社会时,竟然举了刘邦和朱元璋做励志榜样,鼓励大家努力改变生活。

  刘邦是在秦朝体制内从亭长干到皇帝的?

  朱元璋是在元朝体制里从乞丐爬上龙椅的?

  他们靠的是造反!是造反啊。都是趁着天下大乱,杀人放火打烂旧体制,打倒统治阶级,农奴翻身做了主人的啊,这让我等屁民怎么复制这俩励志对象的成功啊?

  有病君读书再少,也知道我大天朝一个镇的派出所,仅在90年代就打掉了十几起揭竿而起试图复辟的“刘邦”犯罪团伙啊。

  有病君要匿名举报人日里出反贼了啊!

  

  

  考察一个社会阶层固化严重的程度其实很简单,只有三个指标因素:

  上层阶级的青年是不是世袭化;中层阶级的青年是不是在“下流化”;底层阶级的青年是不是被边缘化。

  上层青年的世袭化很好理解,富二代世袭财富、官二代世袭权位,拼爹、炫富的盛行就是典型的例证。

  至于中间阶层的下流化,在高房价的背景下,财富向有产者和富人集中,加上向上流动的渠道受阻,“下流化”就成为必然。

  而原本就处于下层的群体,在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和创业机会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还面临着户籍、就业等制度层面的歧视,因而愈发边缘化。

  北京大学的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曾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报告指出,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相比收入差距,中国人的财富差距更大: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道鸿沟还在继续加深。

  这样的现实,每个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都有目共睹,一个王宝强能说明什么呀?

  

  有病君有时候真的很难理解,时下年轻人千军万马挤公务员这根独木桥的景象。

  这真是非常难以理解的矛盾现象——一方面,过去30年的中国经济经历了世界经济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长期高增长阶段;与此同时,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又在中国引发了空前的人口流动。

  然而,恰恰是在这样的高增长、大变动(意味着应当孕育数不清的重大机遇)时代,有着这个时代最敏锐的头脑的中国的菁菁学子、精英阶层却个个挤破脑袋的只想捧个安安稳稳的体制铁饭碗。

  这根本不符人性规律的事情是怎么在中国发生的?唯一的解释只有一个:体制的饭碗不是铁的,而是金的!

  虽然如今一个农民的儿子想要成为一名建筑工人、一个小生意人的女儿想要当上一位幼儿园教师……这样的身份流动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事实上每天都在成千上万地发生着,这与改革开放前那种生老病死统统由国家规定的僵化格局还是有根本性区别的。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今,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普通人想要像80年代那样仅仅靠敢于冒险、不怕吃苦就成为令左邻右舍羡慕嫉妒恨的“先富起来”的“万元户”,那种机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相反,在今天的中国,越是需要冒风险、越是干着格外辛苦的活儿,挣得越少;而少数另一部分人则既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付出多少智慧和汗水,又可坐享无穷收益。

  总之,稍微好点的事情已经越来越轮不到平民百姓了。

  归根结底,社会阶层的固化或上升通道的堵塞,背后其实是利益格局的固化。

  的确,中国经济仍在以每年7%以上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蛋糕”仍然在迅速做大。然而,普通中国老百姓在不断增大的蛋糕中所能够分到的部分却越来越少。因为各级政府以及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通过行政力量和市场垄断,轻易地拿走了其中的大部分。

  这也就是为什么务实的年轻人如今找工作首选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的经济根源——今日中国的社会财富分配规则告诉他们:如果你想要多分得一些蛋糕,最好成为那个执掌切蛋糕刀的人,而不是做蛋糕的人。

  更加令人担忧的还在于,正是由于行政垄断之下的利益格局日益固化,创业和创新,在当代中国也变得越来越艰难、新的机会日益稀缺。

  从去年一系列的政策出台打击滴滴打车就可以看出,政府部门和国有垄断企业假借“规范市场”之名,对社会上的创新活动行打压之实的事情,我们实在已是屡见不鲜。

  这是因为,创新必然要动到既有利益格局的“奶酪”,而感受到威胁的利益集团则必然先下手为强,将这种威胁扼杀在萌芽阶段。

  改革开放前半段,由于寄生于政府行政力量的垄断利益集团尚未形成,或者说它们本身也在快速地流动变化之中,所以,小到街边小饭馆这样的自主创业,大到门户网站这样的经济科技创新……新的机会层出不穷,造就了众多成功故事。

  换句话说,那时还有一些头脑灵活的人在体制边缘或干脆在体制之外凭一己之力做出了一块新的蛋糕。

  但在今天,这样的美梦也正在被无情地掐灭。

  在这样的时代里,拥有理想是种幸运,而不是崇高,谈论爱情是种奢侈,而不是浪漫。

  在这样的时代里,我更愿意相信,阶级与阶级之间已经不是一层楼上的平起平坐,而是金字塔与食物链的关系。

  

  有病君一直认为贫穷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经济现象。想要理解所谓的贫穷,我们得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

  在古代欧洲,贫穷现象更多地是在宗教道德领域被人解读的。穷人阶级作为一种既定的社会存在,其意义在于证明了上帝安排的“神圣秩序”,也就是说,贫富乃是天注定,大量穷人的存在也就成为了教会有组织进行施舍救济的背景,体现着上帝对子民的关怀以及宗教社会的和谐盛景。

  直到近代商业社会,经济获得大发展,人们逐渐不再将贫穷视为上帝的安排,而视作一种可待改善的经济状况。

  毫不夸张地说,是现代商业社会重新“发明”了贫穷,把它从道德领域直接拽到了经济领域。

  但商业社会的到来真的让贫穷的人口消失,并且给了每个人致富的机会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贫穷的表面原因是因为财富的匮乏,但其深层的原因是因为社会机会的不平等。

  而这种机会的不平等会让那些原本有可能凭借自身的智慧和能力改变经济状况的穷人失去重要的脱贫机会。

  而在中国,穷人意味着社会竞争中被淘汰的那一批人,或者说是一群经济上的“失败者”。在社会“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下,失败者的增长肯定是远多于成功者的。而在一个成功学泛滥的社会,穷人阶层往往被主流文化所先天忽略。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财富流向的不合理源于国家分配体系的不公正。因此,制度层面的不合理是导致一个社会贫富阶层固化直接原因。正因为这个巨大而不合理的制度存在,一个国家里的绝大部分穷人被挡在富裕的大门之外,或者说被剥夺了可能致富的机会。

  而机会的不平等首先就体现在教育上。

  众所周知,富人通常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而教育程度低造成穷人就业的困难,因此,不得不谋生的穷人们只好跻身为城市非正规经济大军的一员。

  地摊、小贩、打零工等等活路成了这些人主要的谋生手段。但这些报酬低廉的工作实际上无法让他们积累足够的储蓄和资本,他们的后代实际上也没办法得到更好的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也没有经济能力独立创业,如此,贫穷的恶性循环依旧世世代代延续。

  

  中国人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为贫穷的人创造一个更良性的社会经济环境,为他们提供原本属于他们的机会,我想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扶贫逻辑,而不是一边吃相难看的掌管着切蛋糕刀,给自己爱切多少切多少,一边却频频的祭出强行正能量美文,指责穷人都是自己不努力,政府不应该成为背锅侠。

  虽然绝对意义上的“机会均等”乃是一种幼稚的臆想,但是,容许贫困肆虐的社会显然是不道德的,因为这意味着社会里的资源和机会分配出现了严重的不均等。

  改善贫困当然没有某种一劳永逸的办法,我们不能理所当然的把穷人视为不可救药的“失败者”或“懒人”,然后假装找到了解决贫困的办法。

  承认这一基本事实,承认贫困的形成有着复杂的社会肌理,才是人们与贫困作斗争时所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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