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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预言家布热津斯基/中国人民从什么解放/觀禮台俯瞰六四夜/唐宋在日本
發佈時間: 5/31/2017 10:28:58 AM 被閲覽數: 42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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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依靠恐嚇和壓迫維持的統治可能會給人一時穩定的假像,但它們是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上的,最終還是會被推翻。
Societies held together by fear and repression may offer the illusion of stability for a time. But they are built upon fault lines that will eventually tear asunder.




梁启超:前无古人的宪政枪手和后无来者的婚恋



2017年5月29日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的著名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及文学家。青年时期曾经与进行戊戌变法,事败后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很多人不知道梁启超先生不仅是近代宪政运动的灵魂,而且还是前无古人的宪政枪手。梁启超一生有一妻一妾一情人,可谓发乎情止乎礼的典范。梁启超一生有个一次刻骨铭心的婚外恋,它发生在夏威夷。这期间,梁启超写了24首情诗纪念这段恋情。梁启超有一个妾,她为梁启超生下七个孩子。梁启超夫妇去世后,她将梁启超的孩子们培养成人。他们中的大多都成为杰出的人才,其中梁思成、梁思永和梁思礼均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博讯






谢选骏:冒名顶替的预言家布热津斯基




       
                       作者:谢选骏
    
    《“预见苏联解体的人” 布热津斯基去世》说2017年5月28日说,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助手、冷战时期著名的鹰派战略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美国时间周五(5月26日)在弗吉尼亚州的瀑布教堂市(Falls Church)去世,享年89岁。
    
    布热津斯基的家人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他去世的消息。
    
    “我的父亲今天晚上平静地去世了,“布热津斯基的女儿、MSNBC的记者米卡·布热津斯基(Mika Brzezinski)在Instagram上说。
    
    “我父亲的朋友称他为Zbig,对孙子辈来说他是一个‘首领’,对妻子来说他是一生的挚爱。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女孩能够遇到的最激励自己、最爱自己、最具有奉献精神的父亲。”米卡写道。
    
    伊朗人质危机发生时,波兰出生的布热津斯基担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他是负责指挥美军执行突袭行动解救人质的主要人物。那次行动以失败告终,不久以后布热津斯基辞职。他当时的主导观点是,如果美国不能在这场大戏中展示压倒性的力量,苏联就会在伊朗建立横扫一切的影响力。
    
    布热津斯基名义上是一名民主党员,他在安全事务上的观点倾向于保守。在1980年代,他是一名活跃的大学教授以及畅销书作者。
    
    2011年,他撰写的《战略视野:美国和全球实力的危机》(Strategic Vision: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一书出版。他在书中表示,美国力量是维护全球稳定的基石。
    
    波兰记者兼经济学家安杰伊·卢博夫斯基曾在《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苏联解体之推手》(《Zbig: The Man who Cracked the Kremlin》)中,历史忽视了布热津斯基在预见并促成苏联倒台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英国《金融时报》对本书的书评称,“他对俄罗斯民族主义几乎是出自本能的了解······后来的局势发展证实他的怀疑是对的。他正确地预见苏联将逐步走向解体以及其华约条约卫星国民族主义的爆发。他在卡特执政时期尽力推动这一过程。”
    
    生平
    
    布热津斯基,美国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地缘政治学家、国际关系学者、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7-1981),是和基辛格并列的美国重量级智囊之一。
    
    布热津斯基1928年3月出生于波兰华沙,其父为波兰驻加拿大蒙特利尔总领事,1938年随父母移居加拿大。
    
    1949年毕业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1950年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195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1958年加入美国籍。
    
    1961年任肯尼迪总统外交政策顾问。
    
    1966年-1968年任约翰逊政府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成员。
    
    1973年与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共同发起组织美、欧、日“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任主任。
    
    1977年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支持中美建交。
    
    1987年3月起任美国-中国协会副主席。曾在1978、1984、1994和1997年访问中国。
    
    他出版过多部影响深远的著作,包括《大失控——解读新世纪乱象》,《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大抉择——全球统治或全球领导》等。
    
    谢选骏指出:东欧出来的布热津斯基不会没有读过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百年之前出版的那书里面已经写过了,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如此不合乎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所以不可能维持百年。果然,苏联只维持了七十多年就瓦解了。可惜希特勒只想自己功成名就,不顾德国力有未逮,冒险进攻苏联,完全多此一举,结果反让德国自己沦为二流国家。苏联尽管战胜了德国,自己最终还是和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小日本帝国一样完蛋了。这是宿命,是上帝的意志,不是布热津斯基或任何“美国”政治家的功劳。至于布热津斯基,不过是个来自东欧的冒名顶替的预言家。就像基辛格不过是个来自德国的冒牌的战略家。 [博讯来稿]






冯客:中国人民从什么解放?


2017年5月29日


    有一则笑话这样说: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告诉你未来,但无法预知过去。对荷兰历史学家冯客(Frank Dikötter)来说,这句话用在描述中国也很贴切,因为在一党专制底下,官方的历史论述只是为了维护统治的正当性。
    
     目前在香港大学任教的中国近代史专家冯客(图右),5月16日在柏林进行专题演讲。  
                       
     (德国之声中文网)走进柏林市中心一座精致的普鲁士宫殿,近两百个座位座无虚席,在场以学者和投资顾问为主的听众对荷兰学者冯客的演讲都非常期待。最迟在《毛泽东的大饥荒》丶《文化大革命》和《解放的悲剧》等被称作"人民三部曲"的三本书,从2011年起陆续出版后,冯客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圈就成了不可忽视的声音。
    目前,三部曲当中的《毛泽东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已由英文翻译成中文和德文,在台湾和德国出版,德国智库贝塔斯曼(Bertelsmann)基金会因此邀请在香港大学任教的他来柏林做专题演讲,讲题光从字面来看就让人无比好奇:"中国的故事-假历史的一个例子?"
    开放的民国
    虽然冯客对共产革命后的"新中国"研究着力特别深,不过,他个人对20世纪上半叶的民国时期显然情有独钟。演讲一开始他就强调,清帝国消失后的30丶40年期间,中国开始实验民主制度,开放的程度前所未有,这点经常被研究者忽略。冯客指出,中华民国成立没几年,就有35万名的外国人在各地生活,来自世界各国的商品和思想交流十分频繁,这也是为何他在一本著作中称民国时期是"开放的时代"。
    DW.COM
    
    关于文化大革命,你了解多少?
    冯客还举其它的例子,证明公民社会如何在这个时期逐渐成形,例如政府开始办理选举,媒体例如"大公报"勇于批判政府,学生组织和工人运动非常活跃,出版和文化事业到了1940年代也非常繁荣。还有法律专家将德国的民法译成中文,试图在中国建立法治,此外政府在国际舞台上也很活跃,参与了联合国人权宣言的制定。
    因此,中共领导人总说革命战争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他反问,"那是从什么解放?"
    人民的宁静革命
    
    共产党掌权后,中国原本活跃的公民社会顿时消失,从此再也没有独立运作的商会丶工会和宗教团体。1958年,毛泽东发动名为"大跃进"的运动,将农业和工业生产集中化,造成全国粮食供应严重失衡,各地都发生饿死人的惨剧。冯客举四川为例,因饥荒而死亡的人数高达790万人,他因此认定大饥荒是人祸不是天灾,对此毛泽东要负最大的责任。
    至于一般相信,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冯客也有不同的看法。他指出,文化大革命后期,对不断的集会和斗争感到筋疲力尽的农民,开始出售自己的农产品和成立地下工厂,偷偷进行交易,为后来的改革铺路,政府被迫放弃人民公社;他认为这是一种"宁静革命","不是邓小平,而是人民推动了市场经济。"
    人类的履历表
    
    冯客提醒,现在到天安门广场,依然可看到毛泽东的画像,毛泽东虽然早已不在,共产党的本质到今天没有多大的改变。以学术圈为例,学者做什么研究是由党来决定,从最近"一带一路"的宣传就可以知道,党的宣传部门权力有多大。
    冯客认为,像共产党将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屈辱中解放出来这样的论述,表面听起来是如此具有说服力,以至于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过去不感兴趣,只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就像公司雇用新人前都会先看履历表,他建议在场听众,想了解当今的中国最好的办法也是多读一些历史,因为"历史正是人类的履历表。






觀禮台俯瞰“六四”夜



作者:付振川


1989年6月3日晚至次日晨,我是在天安門東側觀禮台上度過的,目睹了天安門前長安街上橫向一排士兵手持沖鋒枪自西向東邊開枪、邊驅散人群的全過程。作爲這一曆史事件的見證者,今天我把它記下来,是以超越任何一方立場,只忠实于事实、忠实于我看到的一切、忠实于我当时的所思所想来記录的。雖然,我看到的只是 “六四”夜全城杀戳的一部分,但是,却可以我的獨特視角填補整個事件的一處空白。


須特別要说明的是:尊重曆史、尊重事实,對自己看到的情況既不誇大、也不縮小,原原本本还原当时的原貌,是我写作本文的初衷。爲此,我將在敘述中提示可以找到的人證、具有標志性物品特征,以此爲今後調查、研究這一重大曆史事件的人提供關鍵细節,以便將我的讲述與他人的讲述相互比較、交叉印證,並最终还原曆史原貌。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病故,北京高校學生上街游行,最初並未引起我的關注。原因有二:一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几乎每年都有學生游行,每次游行都很平和,不過舉旗、打橫幅、喊喊口號而已。那时民智尚未開啓,圍觀群衆絕大多數持事不關己看熱鬧心態,不理解、不參與,两者泾渭分明,甚至可说两條河道的水,没有任何交彙。二是因爲學生每次游行,都没有持續性,来势雖猛,但去得也快,第二天就會回校上課,並從此平静下来。基于前几次觀察經驗,在最初几天,我想当然認爲這次游行也會很快結束,而根本没有料到事情會越鬧越大,甚至導致最後開枪鎮压的結果。


但是,自學生到天安門廣場安營紮寨以後,我就意识到這次學潮與以往任何一次都不相同,而且意识到這次不會很快結束。自此,我放下手中的筆,開始日日往廣場跑,实地觀察运動的進展與變化。


讀報,是我多年養成的习慣。在那些日子裏,我更是逐字逐句仔细認真地讀。這倒不是我對報纸上的官话、謊话和近乎八股的套话有兴趣,而是爲捕捉文字裏面不經意流露出的有價值的信息。


那时没有都市報,多是党報。社會新闻不注重时效性,新闻事件發生一周後見報、甚至半月後刊登並不稀奇。但是,时政新闻,尤其是重大时政,还都是次日發稿。6月2日,是曆年都要刊發的“六一”兒童節稿件。我就在這一天的《北京日報》上讀出了有價值的信息:“閻明复、习仲勳、廖漢生、陳希同等同志今天来到北京游樂园,同2萬多首都少年兒童一起共慶‘六一’國際兒童節”,“陳希同说,爲慶祝‘六一’國際兒童節,我們的少先隊、少年兒童都想到天安門廣場緬怀先烈,向人民英雄表示他們崇高的敬意。少先隊聯合會曾向占據廣場的人們發出呼籲,但是没有得到響應,我對此表示遗憾。天安門廣場是全國人民的廣場,也是全國少年兒童的廣場。我們在不久的一段时間後,一定要滿足他們的愿望,使孩子們在天安門廣場能舉行有意義的活動”。


当时我讀完這條消息,腦子裏“嗡”地一聲,感覺我的肉身和身外的一切似乎都已不存在,唯有眼睛死死地長时間盯在這几個字上:“我們在不久的一段时間後,一定要……”


也許,我上面這樣说,今天的年輕讀者很難理解,因爲他們不知道在這之前發生了什么,不知道在讀取官方新闻时阅讀之于獲取有價值信息有多重要。


13天前,也就是5月20日,戒严令頒布,头頂上開始有直升飛機盤旋、撒傳單;中央軍委調動几十萬大軍,分几路從不同方向撲向北京。學生和市民得到消息後,紛紛趕到市區周邊,將衆多的坦克、装甲車、滿載軍人的軍用卡車拦截。那时还没有大哥大(數字手機前身,蜂窩式,外觀像豎向三分之二的灰磚),也没有BP機,拦截軍隊的學生和市民只能通過騎自行車的志愿報信者與天安門指揮部往来互通信息。当时,雖说軍隊被暫时阻截,但何时向城內强行開進却是未知的,也是大家始终擔心的。


陳希同,时任中共13屆委员,尚未進入政治局,從党內职務看,並没有進入權利中心。但因擔任北京市市長一职,加之大規模學潮發生在北京,尤其是戒严令頒布後中共高層分裂成两股势力,而陳希同又明顯屬于鄧小平、李鵬這條線上的人,所以他的身份就格外重要。


熟悉中共對外發布消息的人都知道,未經授權、或未得到最高領導人的口头允許,任何人是不得對外發布、或透露組織決議的,即使是“一人之下、一萬萬人之上”的二號人物也不得違反這一組織原則。


現在,陳希同说:“我們在不久的一段时間後,一定要……”則清晰地透露出以下几種重要信息:一、中共高層已做出決議,軍隊即將强行向城內開進,並對天安門廣場强行清場;二、由于当时的中共高層傾向學潮、暗中支持學生的人爲數不少,做出此項決議势必遭遇强大阻力,因此可以判斷其时赵紫陽、胡啓立、芮杏文、閻明复等人已被暫时剝奪權利、或幹脆被解除职務;三、從陳希同透露這一信息的場合和節點来看,不像是被授權在正式發布決議,更像是經過鄧小平的默許,利用“六一”這一时點在放風。


再結合当时雙方對峙的情況,看看這一、两天內都發生了什么?長安街六部口處,一辆滿載枪支彈藥的中型面包車被學生和市民發現後团团圍住,部分枪支被市民抢奪,事後更有一位市民端着繳獲的機關枪、站在位于中山公园前長安街上的公交車車頂上炫耀。在圍住面包車的当天,雙方對峙的人數有十萬之多,軍警施放催淚彈,將一位青年人的小腿炸斷,學生和市民不顧鼻涕、眼淚橫流仍然與軍警奮力對抗。


几乎所有的人都處在激憤之中,但却很少有人能夠冷静下来仔细思考:滿載枪支彈藥的面包車被發現的只是眼前這一辆,那么,没有被發現的又有多少?這些枪支彈藥將要运往哪裏,哪裏就必定隱藏着相應人數的部隊;這些尚未得到枪支彈藥的部隊又藏身在哪裏?


從面包車出現的地點和周邊可以大量隱藏部隊這一點来推測,可让部隊藏身的地方只可能有两處:一、人大會堂,二、中山公园或勞動人民文化宮。


还有,熟悉軍隊枪彈分離保管制度的人都知道:看似一座偌大的兵營,人人都有一支枪,但每個人持有的却都是空枪,没有一發子彈。發放子彈只在两種情況下:一是实彈射擊,而且是到靶場以後才按人头严格發放;二是有实战任務,臨出發执行任務之前,才會將子彈分發到士兵手中。


基于以上種種情況判斷,形势已經再清楚不過——軍隊即將强行進城,武力清場,暴力鎮压,就像陳希同在“六一”兒童節说的那樣:“我們在不久的一段时間後,一定要滿足他們的愿望,使孩子們在天安門廣場能舉行有意義的活動”。


爲防止自己判斷失誤,慎重起見,我又把当天報纸拿在手裏,仔仔细细、認認真真、逐字逐句讀了那條新闻。至此,我确信,我不是反應過度,信號已經非常明顯,即將到来的鎮压就在這几天!


風高月黑夜、杀人放火天。而且,我还敢斷定,暴力鎮压一定會選擇在天黑以後進行。這是因爲,1976年“四五”清明运動的天安門廣場鎮压,当时就是從天黑以後動手的;还因爲,中共是以暴力起家的,而這種暴力,又與曆史上所有的暴力没有本质區別,只要是大規模鎮压,就一定會選擇夜幕做掩護,以達到掩人耳目的目的。


严峻的形势我已判斷出来,可在這时,我却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而且,這一錯誤在這之後竟然不可思議地一犯再犯,甚至重复犯得都能让我在没人时一次又一次地狠扇自己的耳光。


——小说作者都知道,達到發表水平須用时五年,而且是異常刻苦、廢寢忘食、完全着魔于写作的五年。在錘炼自己的文筆之前,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學會阅讀。因爲,你只有把一篇小说裏裏外外全部讀懂讀透,學會欣賞,你才能夠严格區分哪些写得好、哪些写得不好,你才有可能將自己的作品奮力提升到發表水平線以上。同理,阅讀新闻也一樣。


特色中國的新闻,與西方真正意義上的新闻完全是两碼事。特色國的新闻首先是壟斷话語權,是以宣傳、灌輸、欺騙爲目的,只傳遞有利于统治者的信息,屏蔽不利于统治者的任何消息。但是,既披露信息,它就不可能完全做到滴水不漏,加上它还要傳遞那些不便明说,但却有意要让公衆了解的信息,因此,從新闻中讀出那些不易被察覺的消息,就顯得尤爲重要。比如,某位重要領導人在類似梁山伯排座次的名單中突然消失(如1971年9月13日後的林彪)、某位先前從未聽说過的名字突然出現在重要領導人的排名中,而且排名顯著靠前(如九大前的王洪文)、某個曆史人物突然出現在報刊中(如海瑞、武训)、再比如今天的“瑞金會議”“西柏坡”等等。所以,能夠從字裏行間讀出那些或因麻痹大意、或因想傳達又不便直说的有價值信息,是關心时政者的必備能力。


我在前面说“我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就是指我把我從6月2日這天報纸上讀出的信息,錯誤地認爲所有的學生也都讀懂了,而且,我当时还認爲,參與此次學潮的最低學曆是大學生,其中不乏硕士、博士。從參與人數之多、范圍之廣来看,肯定有臥虎藏龍之人,即使多數人讀不懂,但也有阅讀能力很高的人;經過這些人的宣讲,一傳十、十傳百,消息很快就會傳達到每一個人。可事实上却並非如此——隔行如隔山,即使再高的學曆者,只要没經過严格的阅讀训练,也是不會從報纸讀出有價值信息的!


這是我犯的第一個錯誤,緊跟着我又犯了第二個錯誤,這個錯誤是我對当天發生的“設置路障”的原因産生了誤判,從而延誤了我將消息傳遞出去的时間——当天下午我去住家附近的珠市口、天桥、永定門觀察情況,發現學生和市民已經開始在馬路上設置路障。街上的果皮箱和胡同裏的垃圾桶被推到路中央,更有二十多人走到十字路口的栏杆處,喊着勞動號子,生生將水杯口粗、十余米長的鐵栏杆、連同下面澆築的水泥樁拔出,擡到路中央做路障——這就給了我一個錯誤的感覺,覺得他們也從報纸上得到消息,讀懂了軍隊即將進城暴力鎮压;所做出的“設置路障”的行動,就是緊迫感的一種應急反應。远離天安門的市民和學生尚且可以做出如此强烈的反應,那么,更不用说身在事件漩渦的廣場指揮部的反應了。可從事後的種種情況分析,却不是這樣,他們之所以設置路障,並不是從報纸上讀懂了消息,而是因爲從被拦截在六裏桥的軍隊那裏看到異常,由騎自行車志愿傳遞消息者那裏得到信息,才開始在城內的主要路口設置路障。


這一切都發生在6月2日,而就在這同一天的傍晚,一條非官方、但却異常重要的消息開始在各種渠道流傳:劉曉波、周舵、侯德健和高新宣布自当天16时起,接力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


聽到這個消息,我整個人全都愣住了!因爲,眼下最重要的是動员學生撤離廣場,規避鎮压可能造成的大面積流血,而不是火上澆油,再發起什么“四君子”絕食行動!还有,就是對這四位已經三十多歲的人的不理解,因爲你們已經不是毛孩子,不是初出茅廬的學生,都是與我年齡相仿的青壮年,都具有相当的社會經驗和阅曆;放着報纸上那么明顯的消息讀不出来倒也罷了,却还要愚蠢地再次發起絕食,繼續留住更多的學生守在廣場,慢说曆史責任你們負不起,單就這決定来看,也是糊涂透頂,丝毫不明智的一種幼稚表現!


当下,我心急火燎決定要到天安門去,親口將我從報纸上讀出的信息告訴學生,動员他們馬上撤離,天黑之前必須全部撤出廣場!


我走出家門,由珠市口往北,绕過正陽門,来到天安門廣場指揮部所在地。其时,圍绕紀念碑有很大一片帐篷群落,所有帐篷几乎都是由香港各界援助的。外圍有各所高校留守廣場的學生,靠近紀念碑才是“學自聯天安門廣場指揮部”。


自學生安營紮寨天安門廣場以後,我几乎每天都要来到這裏觀察运動的進展和變化。距離帐篷还很远,我就覺出這裏與往日没有任何變化,一如以往地亢奮和激情,一如以往的嘈杂和喧鬧,似乎没有嗅到狼已悄然慢慢接近的危險。


——怎么會是這樣?爲何还不主動撤離?難道他們都不讀報纸,都没有讀到那條消息,都没有從中讀出形势的严峻,都没有感覺到危險也許就在今夜突然降臨?!


天色已經完全黑了。我有些着急,不管不顧在一群帐篷中胡闯亂闯。我在寻找着可能是“指揮部”的那頂帐篷。当我判斷眼前的一頂帐篷有可能是指揮部,一邊问“有人嗎”、一邊伸手要撩起布帘时,却從两側突然沖出几個人,將我两側的胳膊緊緊抓住了。


“幹嘛?幹嘛?都給我放開!”我急了,喊了起来。


可這几個看上去像是糾察隊员模樣的學生却比我的嗓門还高:“你是幹什么的?”“出示你的證件!”……


看到他們如此緊张,再聯想到在這之前有過特務到這裏拍照和偵查,我才一下子明白他們是在怀疑我的身份——当年我33歲,在這些外地在京讀書的學生眼裏,從外貌一看就知道我是北京人;由33歲推斷已經工作,工作有可能與公安有關,再聯想到這個时間點擅自闯入,這就難免让他們怀疑我的身份了。


可我却感覺有些好笑,心说:就你們這水平还当糾察?!就你們這水平还想起到類似蓝衣社的职責?!


我心裏對他們有些輕蔑,難免在語氣和表情中帶出来,我说:“我跟你們说不着,我要找你們的總头兒柴玲,或者王丹也行!”


可让我萬萬没有想到的是,当我说出要找柴玲、王丹後,他們的怀疑不但没有減輕,反而更加严重了。而且,一邊厲聲喝问、一邊竟動手開始搜我身上的衣兜兒。從我衣兜兒掏出的是一盒“大重九”香烟、一盒“泊头”牌火柴,还有几十元的鈔票……


望着他們手裏的東西,我感到羞辱,豈止是羞辱,簡直就是奇恥大辱!要知道,我是出于同情學生的好心才来的,可我遭遇到的却是:熱脸貼上了凉屁股!遭遇到的是搜身的羞辱!我覺得我的脸開始發涨,雖然我看不到我的脸涨得有多紅,但我能感覺我的耳根子涨得都有些微微發顫!


我真的有些急了,一邊跳着腳奮力掙脫、一邊大喊:“你們這幫毛孩子,什么他媽都不懂!都死到臨头了还他媽的渾然不覺!”


我之所以這樣说,是因爲我對眼前的這几個學生已産生失望,由對他們的失望擴散到對所有學生的失望,甚至對所有參與這場运動的人都産生了失望。


可這几個看上去像是糾察隊员的學生却不容我分说,在还給我香烟等物品後,就强行把我驅離帐篷群落。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依然很不平静,既爲遭遇搜身感到羞辱,也爲這几個學生表現出的政治嗅覺麻木感到失望。直到快進家門时,我的心情才開始慢慢平复,但也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我在想:是不是我這個人過于敏感了?爲什么身在廣場的那么多人仍與往常一樣?爲什么他們丝毫没有感覺到危險的即將来臨?是不是因爲我的敏感將反應過分放大了?


在生活中,我确实是個非常敏感的人。熟悉我的朋友说,像我這樣異常敏感的人,恐怕几百萬分之一、甚至几千萬分之一裏才會有一個。由于對身邊事物的過于敏感,有些时候,我對我感受到的细微差別又有些怀疑,我常常這樣问自己:爲何別人没有感覺到的细微差別,却偏偏让我感覺到了?我的這種感覺真实嗎?是不是我將本該“一比一”反應的事物成几何倍數放大了?至此,我的思維走入另一個極端,將信將疑地相信大多數人的感覺是正确的,相信事情會向好的方向發展,以至導致我在這件事上一而再、再而三的連續犯錯,甚至在“六四”鎮压發生後,让我懊悔不已,让我陷入長时間的严重抑郁,並因严重抑郁數次想自杀。這是後话,這裏不展開。


6月3日白天,全天風平浪静,但輿論的焦點,却被聚焦到天安門紀念碑下——“四君子”在此絕食這件事上。


大约在晚上九时許,我又来到廣場。這时的氣氛已很緊张,首先出現的是一支人數有五六百人的部隊——這是自四月中旬學生駐紮天安門廣場以後第一次出現部隊。這支隊伍排成四路縱隊,没有一人攜帶枪支,但每個人手裏却都拎着一根崭新的鎬把兒。他們由天安門東邊沿長安街南側而来、經曆史博物館向紀念碑處開進。經過曆史博物館門前时,上千位市民紛紛向他們投掷磚头和水泥石塊。由于石塊像雨點般砸来,許多士兵受了傷。当时光線暗,但可以看到受傷士兵前胸、後背或袖子已經被鲜血染成深色。士兵們都異常慌张,顯得很害怕,几乎所有的士兵都用左手緊緊抓住前面士兵的後腰帶,一個挨一個往前趕,生怕自己掉了隊、落了單……


部隊剛剛開過去,就有一辆坦克孤零零地突然出現在曆史博物館門前的路上。就像我始终弄不清上面那支部隊究竟從何處而来、爲何能在全市主要路口設置路障、成千上萬市民严防死守的情況下、突破層層障礙和人群輕易出現在廣場一樣,我也始终弄不清這辆坦克爲何能夠孤零零出現在廣場上。面對廣場和四周道路上人山人海抗議的人群,這辆坦克大概也感到孤軍深入的压力,圍着廣場四周道路在瘋狂行驶,一刻也不敢停留。坦克所經之處,有密密麻麻向它砸来的石塊,还有人提前將水泥隔離路墩和從上面抽出的鐵管或搬到或抛在路上,以試图阻挡它的行進。


正在這时,又有一辆坦克出現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與曆史博物館之間的長安街上。不過,這辆坦克没有前面那辆的运氣好,行驶到曆史博物館北側时,就因機械故障停在了那裏。衆多人包圍了這辆坦克,有人用鐵管和石塊砸,有人爬到坦克上面,試图打開艙門,但裏面的人却死活不肯出来。這时,有几人脫掉衣服鋪在坦克上、澆上汽油點着火。火势越来越大,坦克裏的士兵大概感受到温度已無法忍受,這才被迫打開艙門,從裏面狼狽地爬了出来。


在人們圍住這辆坦克的时候,已經有人騎車匆匆趕来,將剛剛洗出的彩色照片發放衆人。照片上是一個被坦克碾压後呈扁片状的血糊糊的人形,至今我仍記得那人被碾压後,身體的寬度竟然有一米寬。


照片已激起人群的憤怒,因此,当坦克兵從艙門爬出来後,人們不顧一切撲向他,雨點般的拳头向他打去。几個大學生迅速用自己的身體護住士兵,任凭拳头落在自己身上——当时在場的許多人都不理解,人已經被坦克碾压成這樣了,爲何还要護着坦克兵,不让市民發泄自己的憤怒?!


当时這辆坦克停驶的具體位置是:曆史博物館前面道路的北口長安街南側;方向是:車头向西,車尾向東——也就是说,当时它是逆向行驶的;車辆上的號碼是:135。


大约11时45分許,從人大會堂北側的長安街上傳来枪聲。当时我就站在這辆坦克旁邊。我看到不时有子彈擊中金水桥的漢白玉栏杆,撞擊出的火星呈圆形,直径有半米。這时,身邊有人说:“別怕,肯定是橡胶子彈!他們不敢真開枪!”


在此之前,我因喜愛玩枪,曾托各種關系去打靶。打過的子彈有几千發,几乎玩遍当时可以找到的所有枪支和子彈,比如:曳光彈(彈头尖部涂白漆)、空包彈(包裹彈头處像包子褶那樣捏成褶)、微聲子彈(一般人习慣说“無聲手枪”,其实,正确的叫法是“微聲手枪”,子彈的包装盒上也標有“微聲子彈”字樣)等等,但却從未接觸過橡胶子彈。凭我對当时武装部隊装備的了解和對枪彈發出的聲音判斷,我清楚地知道眼前的枪聲所發出的絕不是什么橡胶子彈,而是五六式半自動步枪發射出的普通枪彈。


聽到枪聲驟然響起的一刹那,我就意识到:“六三”事件發生了,可以写入中國近代史、甚至写入中國曆史的“六三”事件發生了!我当时之所以把它确定爲“六三”事件、而不是“六四”,是因爲我在天安門長安街上聽到的第一聲枪響确实發生在1989年6月3日11时45分。以後很長时間,我都不习慣別人把它稱爲“六四”。可是没有辦法,語言确实有“约定俗成”的特性;我今天把發生的时間写清楚,不是要糾正大家已經习慣的“六四”说法,而只是想澄清一個曆史在时間上的誤會。


当时我站在這辆坦克的北側,第一聲枪響後、尤其是看到金水桥的漢白玉栏杆被子彈撞擊出很大的球状火星,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向北跑,因爲我所處的位置是空曠地帶,而北面則有觀禮台、勞動人民文化宮等衆多建築可以躲避子彈。


我邊向北跑、邊對周圍的人群大喊:“趕緊撤,他們開的是真枪,打的是真子彈!”可让我哭笑不得的是,周圍的人群竟然不相信,居然还有人说是“橡胶子彈”,而且,聽到我喊话的人群雖然多數已經開始沿長安街往東走動,但明顯犹犹豫豫,依然是一副將信將疑的樣子。我跑到勞動人民文化宮門前便道,此时,我面臨着两種選擇:一是沿着長安街北側繼續向東跑,二是上觀禮台,居高臨下觀看軍隊清場的全過程……


怎么辦?怎么辦……我当时很矛盾:如果繼續往東跑,危險性肯定大幅減少;可如果要是登上觀禮台,則有可能丟掉性命!


西邊密集的枪聲还在響,周圍的人群还在向東缓慢移動。


在我做出選擇的时候,“見證曆史、今後能把它写出来的念头占了上風”。我開始繼續往北跑,准備登上觀禮台。


這裏的地形是這樣的:勞動人民文化宮門前的两側是觀禮台,觀禮台後墙與勞動人民文化宮的圍墙有一個通道,通道被三米多高的鐵栏杆圍住。我跳過了圍栏,跑向觀禮台的拱形入口處,發現這裏还有一道鐵圍栏,我又翻越過去,然後顺着台階跑上觀禮台。


站到觀禮台上以後,由于是居高臨下觀看,天安門西面呈現的一幕立即就让我驚呆了:橫向一排與長安街等寬的士兵,個個端着五六式半自動步枪,自西向東一邊推進、一邊枪口朝着地面開枪。子彈打在地面上,撞擊出一長排直径半米、圆球状火星。與他們相隔七八十米,則是缓慢向東撤退的人群。当时的場面就像是錢塘江潮,只不過涌起的是两股浪,一股浪是邊開枪、邊向東推進的一大長排士兵,另一股浪就是撤退的人群,而在“两股浪潮”相隔七八十米的空曠地帶,已經有七、八個人躺倒在長安街上。


既然士兵是傾斜着朝向地面開枪,爲何还有人被打倒在地?我想,應該有两種可能,一是傾斜的角度有大有小,如果傾斜的角度小,由地面濺起的子彈一樣可以傷人,而且还會造成更大的創傷;二是不排除有個別士兵平行射擊,因爲,如果不是平行射擊,你就無法解釋爲何金水桥的漢白玉栏杆多次被擊中,更無法解釋這之後有更多的人被打死。


在我翻越两道栏杆登上觀禮台後,陆續有十多人也登上觀禮台。其中有一位来自美國的19歲留學生,还有一對西安到京旅游結婚的新婚夫婦。大家都站在觀禮台女兒墙前,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發生的一切。


“两股浪潮”自西向東缓慢移動,一長排士兵面前的地面上,是被衆多子彈撞擊出的一橫排半米大的球状火星。当时让我感觸最深、也是最不能理解的是:前面相隔七八十米的人群,爲何不跑、爲何不迅速撤離,反而是整齊地、缓缓地向東移動?


当士兵們快要推進到廣場旗杆直對着天安門門洞的長安街时,我被一個当时让我震驚無比、事後想起也常常感叹的畫面驚呆了:在缓缓向東撤退的人群中,竟有一個年輕人不是隨着人群向東撤,而是掉轉头向着一排士兵的方向奔跑——那可是向着一排急紅眼的持枪士兵在奔跑啊!那可是迎着着枪林彈雨在向前沖啊!要知道,士兵中也是什么人都有,既有人性不好故意水平端枪射擊的,也有看到你迎面奔跑舉枪直接打你的,這其中还有因爲距離過近,跳彈折射打向你的!


他這是要幹什么?要幹什么?幹什么?觀禮台上的十多人看到這一場面,全都吃驚地喊叫起来。


與士兵相隔七八十米的距離,他就這樣一直奔跑着,不顧枪林彈雨地向前奔跑着——他是要去救人嗎?在他直線奔跑的右邊,就有受傷倒地的傷者,而且離他很近,可他並没有去救,而是直線向前奔跑……当他跑到一個倒在地上的人面前,試图攙扶起傷者打算一起撤離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在救受傷倒地的同伴!


——他與被救者究竟是什么關系?同學、朋友,还是親哥們兒弟兄?我在心裏猜測着……


正当我替他慶幸没有被枪彈擊中、想看看他到底能否將傷者救出时,突然,一排子彈向着我們打来,子彈“嗖嗖”地,帶着哨音從我們的耳邊飛過。吓得我們這十多人趕緊蹲下,躲避在女兒墙下……


打過枪的人、尤其是打過手枪的人都知道,真正的枪聲有一種震撼力。這種震撼力首先来自巨大的聲響,来自近在眼前的手上,其次是来自與生命的聯想,因爲人類發明枪支首先就是爲把活人變成死人的。打過枪的人还有一種感受,那就是真实的枪聲與電影裏的枪聲完全不同,電影裏的枪聲被藝術化了,而真实的枪聲更像是燃放一枚很大、很響的爆竹。但是,即便你玩過多次枪,只要你没有經過子彈從你耳旁飛過,你也永远理解不了現实生活中那種“嗖嗖”的、帶有尖利哨音的聲音擦耳而過究竟有多恐怖!


当时我蹲在女兒墙下,想:只要再准确一點,那子彈就不是從我耳邊飛過,而是將我爆头,我的五官會严重變形,變得極其難看!


等子彈飛過,我們一點點擡起头,試探着越過女兒墙向外觀看时,那一橫排士兵已經越過救人者。所以,我不知道他後来的情況,不知道他是否受傷?不知道他今天是否还活着?


以上就是被我稱爲比“坦克人”还要勇敢的年輕人。雖然,我知道英雄與英雄之間無法比較,也知道在英雄的屬性上不應該去比較哪一個更勇敢。可是,我还是無數次地在心裏把他與“坦克人”相比較——“坦克人”面對的是一排迎面缓缓驶来的坦克,炮塔上的12.7毫米重機枪並没掃射,因此也就没有足以让人感到震撼的枪聲;可是這位舍身救人者,却是感受着让人震撼的枪聲,選擇與所有撤離人群的相反方向,迎着枪林彈雨,冒着隨时被枪彈打倒的危險,毅然決然地去救人。那一刻,他的行動闪烁出的人性之光,足以让所有看到的人感到震撼,感到無比的震驚!


“坦克人”的勇敢行動,有幸被攝像和相機撲捉,得以让世人知曉,並廣爲傳播,成爲英雄,甚至化身成爲“六四”的符號;可是,逆人流撤退、反身迎着枪林彈雨奔跑的救人者,28年来却一直默默無闻,甚至不爲外界所知!


這件事過去以後的七八個月裏,我的腦子裏一直出現他奔跑的身影。我爲他没有贏得與“坦克人”同樣的聲譽而惋惜,爲他的默默無闻不爲外界所知而遗憾,同时更爲因自己的怯懦没有將他的事迹向世人披露而感到羞恥!


現在,我终于可以把他写出来了。我希望他还活着,希望他能讀到我這篇文字,希望能在今後見上一面。屆时,我會恭恭敬敬站好,向他深深鞠上一躬——一是向他在那一刻因爲超常的勇敢闪烁出的人性之光表示敬意,另一個就是請求他的原諒,原諒我因爲怯懦直到今天才將你的事迹向世人披露。


我还要告訴他的是:正是因爲事後你的身影長时間無法從我的腦子裏抹去,再加上看到滿身是血的七十余具屍體,才導致我在那以後七八個月裏的严重抑郁,並由于深陷抑郁數次企图自杀……善惡终有報,這大概也算是對我怯懦的懲罰吧!


書歸正傳,接着说那夜發生的其他事。


当那一橫排士兵開着枪推進到天安門與我所在的觀禮台之間时,又一件让我吃驚的事發生了:一辆大通道公交車,自東向西沿着觀禮台前面的路向天安門方向行驶。車上坐了五六個人。車的行驶速度很慢,大约只相当于人的步行速度,而且走走停停。能夠感覺得出,当时司機很犹豫,也很恐懼。可是,就在車剛剛行驶到我的西面时,却有十多個士兵將車团团圍住,端起枪向司機連續射擊(五六式半自動步枪共有三種發射方式:一是單發;二是連發,只要扣動扳機的手指不松開,子彈就會連續射出;三是“點射”,有經驗的老兵才會熟练使用,也即:扣動扳機後迅速松開,只打出三五發子彈)。我可以确定,当时士兵采用的是連續射擊,至少有上百發子彈打在司機的身上或他身旁的車們上。(據吳仁華老師考證,這是北大學生領袖郭海峰的壮舉)


之後,士兵們繼續向東推進,一路上又有十多人被打倒在地,一直沿長安街推進到我看不到的東邊才停下;後面一路跟隨的坦克、装甲車和載滿軍人的卡車陆續進入長安街。


此时的廣場和周邊,有很多處燒起大火,火光熊熊,一直在燃燒。但由于我不在現場,具體是怎樣起的火,就不知道了。


長安街東面不远處不斷傳来聲音很大、整齊劃一的口號聲,一會兒喊:“畜生!畜生!畜生……”緊跟着就招来一陣密集的連續射擊聲。口號聲暫时被压下去,周圍變得死一般的沈静;過了一會兒,口號聲再起,聲音依舊很大、依舊整齊劃一:“杀人犯!杀人犯!杀人犯……”緊跟着又招来一陣密集的連續射擊聲,口號聲暫时被压下去,周圍又變得死一般的沈静。像這樣的高呼口號,再招来密


集的連續射擊,一直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大约持續了八九次之多。当时給我的强烈感覺有两個:一是民衆已不再害怕,相隔七八十米,明明知道只要對方開枪,就會將自己打倒,可面對着一橫排的半自動步枪,却不躲闪,反而是奮力高呼口號;二是人們不再害怕的原因——当你親眼看到有很多人被無辜打死、被坦克辗压成肉酱时,更多的不再是害怕,而是爲死難者感到屈辱、感到悲憤,而這種悲憤又點燃胸中的怒火,並最终让人産生“死了就死了”,“再在這種野蠻的世道活下去也無意義”的想法!而這最终的原由,歸根到底还是因爲死了太多的人,感覺天塌了——這大概就是人們常说的“人命大于天”的道理吧!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话雖可以這樣实事求是地说,可是,每当密集的枪聲響起时,我的心还是一揪一揪地痛。因爲,就在剛剛,我已看到,他們與一橫排士兵的距離只相隔七八十米。而現在,那么密集的枪聲、那么稠密的人群,那么長的連續射擊聲,那得打死多少人啊?!


那夜呼喊的口號还有:“猴子!猴子!猴子……”、“法西斯!法西斯!法西斯……”、“罷工!罷工!罷工……”,最後是齊聲高唱國際歌:“起来,不愿做奴隸的人們……”,一直唱到天亮才結束。之所以喊“猴子”,也許現在的年輕人已經很難理解,可在当时,所有人的感覺却出奇的一致——這些軍人已經不是人,丝毫没有現代人的人性,倒像是一群剛剛從動物园逃出来的猴子!不然,軍人是不可能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和百姓開枪的,作爲同族人是不可能杀害手足同胞的!


事後連續多日,中共開足宣傳馬力,廣播、電視、報纸連篇累牍,甚至像祥林嫂那樣絮絮叨叨,大力宣揚“平暴部隊”爲仁義之師、文明之師、正義之師;反反复复宣傳天安門廣場没有死一個人,甚至让当夜趴在人大會堂樓上窗口觀看的工作人员上電視作證,以此说明廣場那夜确实没有人被打死。


我有個朋友,從小與中共不共戴天,不相信中共的任何欺騙宣傳,思想屬于極端中最極端的那類人。他知道我在觀禮台度過一夜,问我:“你給我说实话,那天廣場真的没有死人嗎?”


我反问:“以你對中共的了解,你認爲呢?”





唐宋在日本,明朝在韓國,大清在中國,民國在台灣



作者:斷雁叫西風




大宋帝國的哀歌:宋朝的滅亡,絕對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改朝換代;而是中國第一次亡國。有興趣的可以查「崖山之後無中國」這句話,真是血淚斑斑的警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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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覆亡,厓山海戰中國整個精英階層全部殉國,一脈相承數千年的中華文明由此產生斷層,其影響深遠延續至今。崖山之後,再無中國,這是一個爭議很大的命題。兩宋300餘年,一直都是重文抑武,在軍事上屢受外敵之辱,常被稱為「弱宋」。


但全面的看待,宋朝在經濟、文化、科技、農業、工商業、手工業等諸多方面都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巔峰,其成就超過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後的明清,他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沒有抑制工商業的朝代,並且極力發展對外貿易。雖然不斷的納貢稱臣,但國庫歲收依然充裕,終宋一世,只爆發過幾次小規模的農民起義,這應該是有其原因的。漢文明在宋朝時候,領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發達,也具有抵抗精神,在蒙古橫掃歐亞大陸後,獨立支撐數十年。蒙古軍隊佔領中國北方時,其種族滅絕手段極為惡劣。幾乎每個城市都有屠城記錄。蒙古屠殺造成了中國北方人口大量減少,其程度令人觸目驚心。在北方有4500萬以上登記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後,還不到700萬,而且這個數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不排除有幾百萬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於瘟疫,飢餓的人口,那麼也至少屠殺了80%以上,據記載,宋人到中原後發現,中原地區千裏無人煙,白骨遍地,井裡塞滿了死屍而水不可飲。蒙古軍隊攻佔長沙時嶽麓書院的數百名書生全部壯烈戰死,但3百多年後,崇禎皇帝弔死煤山時身邊只有一個太監,更別提什麼陸秀夫般的忠臣了…..可以說中國的精英盡喪蒙元之手。此後漢文明再也沒有振作起來,市民社會的發育,新型商業經濟的發展,以及科學技術的創新都無從談起,中國喪失了最好的發展機會。


雖然百年後漢人復國成功,但繼起的明王朝還是受到蠻族很大影響,大開歷史倒車,無視生命價值,抑制商業貿易。漢人在遭遇北方騎馬民族的重創後,開始變得保守,其統治階級相比較宋朝統治者而言也更殘暴,此後的數百年,面對外侮,大多數的漢人精神麻木苟且。中國文明垂世而獨立,可以說是除西方基督教文明外最大的原創性文明,在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打擊下,在南宋末年,崖山之戰後,整體性亡於蒙元,我們文明的發展的積累被破壞,可以說,崖山之後,已無中國。時常想,古中華遺風,究竟會有何等的團結與彪悍,連相對柔弱的南宋,都有十萬軍民自發跳海殉國,這樣的氣節,何時能再次擁有?南宋滅亡的時候,日本「舉國茹素」來哀悼大宋的滅亡。元世祖忽必烈因日本此舉,且倭主不來朝貢,造大船7000艘往攻,結果船隊被暴風雨所摧毀,日本人從此將此風稱為「神風」。二戰中「神風敢死隊」 即出自這個典故。明亡後,朝鮮和日本認為中國已亡,日本從此蔑稱中國為「支那」。明治維新後,自認為華夏正統的日本曾打着「攘夷主義」的旗號發動甲午戰爭等對清戰爭。唐、宋、明時作為對中國文明衷心傾倒的兩個附屬夷國,日本和朝鮮至今因還因宗主國文化淪喪而對中國存有偏見。


崖山之後,再無中國


夏曆二月初六宋祥興二年(1279)(元至元十六年)正月,張弘范兵至崖山。南宋殘軍與元軍在崖門海域展開歷時20多天的大海戰,雙方投入兵力50餘萬,動用戰船2千餘艘,最終宋軍全軍覆沒,南宋滅亡。二月初六日晨,崖門海域風雨交加,元軍發動總攻,宋軍血戰至黃昏,最終戰敗。太傅張世傑護楊太後突出重圍,左丞相陸秀夫攜少帝突圍無望,遂杖劍驅妻子入海,並背負年僅九歲的少帝趙昺蹈海殉國。大宋後宮及群臣也紛紛投海殉國,七日,「浮屍出於海十餘萬人」。楊太後聞趙昺死,赴海死,張世傑葬之於海濱,亦投海殉國。宋遂亡。


公元1279年崖山海戰後大宋殞落

公元1279年崖山海戰後大宋殞落


易衣冠、亡天下


「剃髮易服」:夏曆六月十五日明弘光元年(1645),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軍佔領南明弘光政權金陵。六月初五日,多爾袞諭江南前線總指揮,豫親王多鐸,下令「各處文武軍民盡令剃髮,倘有不從,以軍法從事。」六月十五日,多爾袞諭禮部,通令全國剃髮,「向來剃髮之制,不即令劃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畫一,終屬二心」「自今佈告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令剃髮。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規避惜發,巧辭爭辯,決不輕貸。」七月,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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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義,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為夷狄,則夷狄之。「中國」始終都是華夏,華夏始終都是進步文明的代表,而華夏也根本不曾以種族、民族劃分。崖山之役以下,中國已經沒有一個統治集團有能力又有意願全盤接手華夏文明,並加以發揚光大,因此中國正朔已斷。「崖山之後,已無中國」大約此意吧。也許日本人說的是對的:宋之前是中國,宋之後是支那。蒙古軍的屠城,殺掉北方百分之80的漢人,精英殆盡。明朝只算詐了下屍,可惜當年漢人的精氣神全沒了,我們沒什麼值得自豪的了,只願有生之年可以憑弔崖山以慰不孝之罪!


崖山是中國一個值得回憶的地方,中國人應該認識它。南宋的大臣陸秀夫在國家將要被蒙元滅亡的時候,背着年僅9歲的少帝投海而死。一首詩歌可以表達我們對淒然收場的宋王朝的懷念。為了復興宋室,一直不停奮戰,但事到如今,已無力挽回了。「陛下,您是大宋的正統後裔,應該斷然作出不辱沒您血統的決定。」「我明白了,你沒有背棄我,並且自始至終侍奉我,太感謝了!」 陸秀夫面對少帝這種勇敢地態度,不得不強忍住眼淚。陸秀夫背起少帝,用帶子緊緊地捆綁在一起。 「蒙古軍啊,將來有一天,繼承我們遺志的同胞,一定會征討你們的!」 (譯)


就這樣,陸秀夫背着少帝,投海自盡,許多忠臣追隨其後,據說達十萬人之多。這就是南宋最後一戰的崖山之戰。南宋的陸秀夫死了……趙宋終結,古典意義上的中國也隨之滅亡,中國第一次整體亡於游牧民族之手。這場戰爭的兩個對手的來歷都不平凡,趙宋的滅亡也不是中國歷史上傳統的改朝換代。內藤虎次郎(1866-1934,日本「支那學」創始人之一):宋代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日本學「唐和宋在文化性質上有顯著差異: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謝和耐(Jacque Gernet):宋代是「中國的文藝復興。」


陆秀夫負帝殉海像

陆秀夫負帝殉海像


「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天水一朝」(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想必大家耳目能詳,這是陳寅恪的話。


宋代是中國「自然科學的黃金時代」


陳寅恪認為「宋文化是華夏民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宋文化是今後文化發展的指南,我國民族文化的更新,必將走上『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的道路。」 既然這是文藝復興,那麼這樣的復興為什麼在後來終止了呢?為什麼沒有如歐洲發生的那樣走上持續復興道路並進而走向新興資本主義道路?這個近世的開始是怎樣被打斷的?那個繼承她的弓馬嫻熟的所謂元朝為什麼沒有繼起這樣的文藝復興?如果不是那個只知殘酷虐殺漢人,欲變青天下所有的農田為牧場的元朝來統治中國,中國會是怎樣的中國呢?


宋朝既是中國傳統文化和經濟、科技最發達的朝代,也是中國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的時代。那個時代,中國佔世界GDP總量要超過一多半。宋朝的經濟實力、科學技術和文明程度在當時都是世界第一。對於中國而言,宋朝就是一個文藝復興時期。中國的文化這個時候是一種積極的、開放的文化。漢朝國強,唐朝武盛,宋朝文旺。中國文化到宋達到了巔峰。宋是中國歷史上最接近現代管理的朝代,中國文化巔峰的時代,隨着宋的滅亡而凋殘。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一段說宋的評價是:「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


其後蒙元和滿清交替的異族入侵,帶給華夏人民極大災難和深重殺戮,這是二個野蠻對文明血腥征服的朝代;中間一個明朝,又是以保守自大、喪心病狂且腐朽墮落聞名的(如海禁、如明太祖誅盡開國功臣、明成祖夷方孝孺十族、明思宗碎磔剛剛血戰解了京師圍的袁崇煥)。因此在日本人的眼裡,中國自宋以後就不再是他們崇尚的正源華夏文明了。不少國外的史學家也將宋朝覆亡視為古典意義中國的結束,即所謂「崖山之後,已無中國」 。


宋代科學技術居於當時世界的最前列。震驚世界的三大發明——火藥、活字印刷和指南針,就誕生於這一時期。

宋代科學技術居於當時世界的最前列。震驚世界的三大發明——火藥、活字印刷和指南針,就誕生於這一時期。


宋以後,特別是宋明相繼覆亡於蒙元和後金滿清手中時,漢人在經歷了多次異族入侵、改朝換代的血腥殺戮後,華夏文明陽剛進取的民族脊樑基本被打斷,勇烈誠信的人群幾被殺絕,民族最優秀成分基本喪失,存活下來的都是「劣幣淘汰良幣」法則衍生出來的奴化人群,因此宋後社會總是充滿太多圓滑世故的保命哲學。再經歷宋明理學特別是明代以來的文化自我閹割後,剩下的古老中華文明基本屬於一種散發著腐朽氣息的文明,雖然古老,卻是戧害着最優秀成份的一種老人黃昏式智慧。雖不無可取之處,卻於歷史大格局深有妨礙。宋是這樣一個銘記了漢源正朔的朝代,跨越時空和今天的中國人有着不解精神文化傳承。南宋之亡,內有賈似道、史彌遠奸臣當道,外有劉整、呂文煥望風而降,否則蒙古人不見得能迅速擺平。須知,南宋是蒙古花了半個多世紀才滅掉的,其他國家,有幾個可以抵抗蒙古人10年的?有明之亡,內有崇禎剛愎自用,外有吳三桂、洪承疇之流,儘管不乏忠義之士,但是史公可法的志大才疏,也是歷史永遠的遺憾。崖山之後無中國,歷盡磨難的中國人作為整體,究竟在什麼時候變得如魯迅筆下形容得那般卑微、猥瑣、沒有氣節,已經不可考,消失在歷史的濁流中。還是那句話,在罵日本人亂改教科書的時候,我們自己是不是也要捫心自問,遠到甲申,近至文革,哪次我們好好反省過。


兩百年前,英國駐中國首任特使馬戛爾尼說:「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的狀態。」兩百年後的今天,一位台灣人憤怒的寫道:「(大陸)摒棄傳統的四維八德,培養出了不知廉恥的一代。」這就是「輝煌燦爛的華夏文化」?這就是「堅強挺拔的漢族脊樑」?普及英語,打倒孔家店,接受基督的洗禮,我們瘋狂地為自己的傳統挖掘墳墓,全然不知歷史的幽暗處,有多少前朝的渣滓在竊笑,有多少同胞的冤魂在哭泣。忘了成祖征大漠橫掃北元的那份榮耀,卻相信「農耕文化的懦弱性。」忘了國產紅夷令倭寇聞風喪膽的那份自豪,卻相信「古中國無科學。」「為官應直諫,為史應直書」的那份尊嚴,卻相信「漢人奴性乃根深蒂固。」三百年前的滿人用他們骯髒的爪牙姦汙了我們的傳統,現在又在用卑鄙的謊言,把早已消逝的漢文化作為自己醜行的替罪羊。在相信「清朝明君輩出,疆域遼闊,政策開明,國泰民安」時,為什麼不活動一下生滿鐵鏽的大腦,戳穿這面紙糊的窗戶?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時期,卻被明末遺民視作「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觀一金」的貧困末世。康乾「盛世」雖然人口數倍於明朝,然而鐵和布匹這兩項指標性的工業產品的總產量卻始終未能恢復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中國工業產量僅為全世界的6%。無論是總產量還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乾隆朝編纂《四庫全書》,銷毀的書籍「將近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章太炎《哀焚書》第五十八)。當代學者顧關元先生據海寧陳乃乾的記載,則認為所銷毀的書籍是《四庫全書》總數的十倍。因此才有了吳晗「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的疾呼。所謂「盛世」,實則一個屍橫遍野、民不聊生,精神窒息、尊嚴全無的時代。此時的西方學者可以慶幸地說:「中國不可能強盛,它的衰亡是必然的。」此時的倭人可以幸災樂禍地宣稱:「華變於夷之態也」。「支那」一詞應運而生。此時的高麗使臣可以自豪地宣布:「今天下中華制度,獨存於我國。」「面對持續滿清全朝的漢族暴動和起義,面對三百年經久不衰的「反清復明」的口號,面對高麗王國對「大明國崇禎帝」持續百年的秘密祭祀,責其「愚忠」成了殖民者一面薄薄遮羞布,為什麼就沒有人敢於將其撕去?聽說「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腐朽最專制最落後的朝代」時,為什麼我們不能耐心翻翻歷史,而一定要妄自菲薄地相信?


四百年前,有幸到訪的西班牙人這樣描述這個處在風雨飄搖中的文明:「他們首先是極其清潔,不僅在他們的屋內,也在街上。」「在他們的一切城市中都有醫院……我們從來沒有見過有人行乞。我們因此問他們原因何在,回答說,每個城市裡都有一個大地區,其中有很多給窮人、瞎子、瘸子、老人、無力謀生的人居住的房屋……在他們活着的時候,始終有充分的大米供應。」「這個國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體質,勻稱而且是漂亮的人,略高……他們對外國人很有禮貌。「在中國的其它省份,還有製作奇特和優良的炮……他們的炮特別好,我同意這個說法,因為我看過一些架在船上的這種炮,它製造的比我們的好,更加堅實。」


總之他們不留下一尺未種植的土地,你在全國看不到任何荒地或無收穫的地方……「我們驚奇的看到那些貴人的良好風度,教養和高尚舉止,還有他們在詢問他們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們答覆我們問題時候的認真。」


四百年後的今天,西方學者這樣評價這個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的文明:「如果按照人們通常採用的標準,中國在17世紀可以說有過它自己的科學革命。」此時的中國有獨特的教育體系。各類圖書十分豐富。中國人富於文明和教養。「這些(商業活動)都早於歐洲商業擴張時代,而且足以與之媲美。」


明代社會有無窮活力,這一點是必須記住的。「漢人主導下的明代學術氛圍,繼承了以前所有由漢人主導時一樣的嚴謹和開明。正是如此,才可能有黃宗羲等人「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民主思潮;才可能有朱載堉等人「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數」的科學理想;才可能有徐光啟等人「蓋彼國教人,皆務修身以事上主,聞中國聖賢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的開放言論。也許再給這個文明一百年的時間,它將再次令世界為之驕傲。然而,迎接它的卻是一場百年的文化閹割。


三百年前,貪婪的蠻族再一次踏入了中原,顫慄着看到了這一切。此時的這個文明正擁有着佔全球七成的貿易額,世界第一的耕地面積、軍工產值和船隻總噸位。科學的種子正在種下,人文精神正在日漸覺醒。文明的光輝刺得他們眼花繚亂。 野蠻人驚恐地發現,他們的鎧甲在橫飛的子彈面前不堪一擊,連努爾哈赤本人也喪身於炮火。但最令他們驚恐的是那由兩千年的儒、道、釋文化熏陶而成的文化脊樑。


試問,有哪裡個民族的皇帝可以在亡國時羞愧自縊,寫下「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的沈重語句?試問,有哪裡個民族的軍人可以在城破被俘後,留下「城亡與亡,我意已絕,即碎屍萬段,甘之如飴。但揚州百萬生靈,既屬於爾,當示寬大,萬不可殺」的感人迴音?


沒有。當然,也沒有哪裡個民族皇帝面對亡國滅種的危機,還說著「量中華之力,結與國歡心」的無恥字句。也沒有哪裡個民族的軍人可以懦弱腐敗到使名詞「八旗」成為一個徹底的形容詞。漢文化是包容的,但不是精神的垃圾桶。游牧民族的陋習竟然從此被「兼收並蓄」,難道不值得懷疑?看罷歷史,只能感嘆,是來自通古斯的劣制文化的喧賓奪主,用醜陋的馬褂和旗袍替代了高貴典雅的漢服,用奴性的冷漠和無恥替代了中華傳統美德的一切。而這種遺毒仍在繼續流淌。可以試想,百年後的中國人,為了紀念日軍侵華歡的「豐功偉績」,歡天喜地地拍起《裕仁大帝》、《大和盛世》、《日本帝國》。侵華日軍的罪行不過是小巫見大巫。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蘇州之屠、南昌之屠、贛州之屠、江陰之屠、崑山之屠、嘉興之屠、海寧之屠、濟南之屠、金華之屠、廈門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涇縣之屠、大同之屠……場場慘絕人寰,死者無不以數十百萬記。明成祖時期全國人口為6659萬人,到清世祖時期,全國人口只剩下1448萬人。人口從明末的7000萬銳減了近80%,約有5500萬漢人慘遭屠殺。馮玉祥說:「蒙古本有一千二百萬人。在滿清長期統治之後,今已減少至五十萬人。」然而,我們愉快地將其忘記,舉行「清軍入關360周年紀念活動」,在滴血的屠刀前高呼「民族融合」。次次剃髮易服、圈地運動,份份「禁書令」、「禁海令」,場場動輒萬人「誅九族」的文字獄,殺盡了最後一位有智能有骨氣的漢人,抄盡了最後一本閃着星點思想火花的書籍。海瑞大膽直言的陣陣清風,顧憲成東林講學的縷縷迴音,徐光啟渾天儀前躑躅的片片背影,都已從歷史的長河中被抹去。只留下禍患百年的愚昧與奴性。《大清律例》也說:「造賣印刷者,系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裏;買者杖一百,徒三年;看者杖一百。」想來,倭人的「奴化教育」也只能望而興嘆,始皇的「焚書坑儒」也要自慚形穢。然而,我們乖巧地穿上了所謂的「唐裝」和旗袍,萬馬齊喑着「文化輸血」。應該澄清的是,魯迅批判「吃人的歷史」實乃批判滿清遺毒;五四先烈的文化革命本是要革「辮子文化」的命;真正的漢族文化早在三百年前便戛然而止了。只有別有用心者正在篡改着先人的用意,以期更完美地埋葬我們的傳統。我們乖巧地繼承着只有兩百年歷史的流氓文化,卻以「龍的傳人」自詡,不覺得羞恥?當然,既然繼承着無賴氣質,又怎麼會覺得羞恥。本可以成為讓漢服重新綻放異彩的第一步,卻成了滿族的民族服裝秀,把只有兩百年歷史的粗俗「唐裝」詮釋為「漢族傳統服飾」。中韓禮儀風采大賽本可以成為「青」之與「藍」的偉大角逐,最後卻成了滿洲旗裝和現代透明裝在漢服的子女面前的一次集體獻醜。


中國人不弄清文化閹割與文化融合的區別,硬是要說那是「學習」、「借鑒」、「融合」過來的,正如不知道熱情握手與互扇耳光的區別,不明了見義勇為與流竄強姦的區別,愚昧到了可悲的地步。一旦有人覺醒,想穿上仍然飄逸華美的漢服,想重現真實的歷史,重新找回那份久違的尊嚴與自豪時,一些人便小醜似地為其一一戴上帽子:「大漢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國家安定團結局面的破壞者」,口誅筆伐。於是,「中國人在背叛偉大的先輩」便出自一個韓國女大學生之口。「辮子戲」在上演。屏幕上,珠光寶氣的皇上、貝勒、阿哥、格格們,面對着滿堂太監和奴才的翹臀,得意地接受着觀眾的朝拜。《某某大帝》、《某某格格》、《某某王朝》、《某某風雲》和各種「戲說」乃至「正史」,流水線生產般新鮮出爐,重複着散發著腐臭的謊言。本該澄清這一切的文化精英們,卻又一次選擇了背叛,爭先恐後地湊到鏡頭前,絞盡腦汁令這些遺毒圓滿:「清朝的生產力發展達到了中國封建史的巔峰。」「清朝在科技文化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清朝為我國遼闊的疆域奠定了基礎。「清朝為我國近代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闖關東」不再是人類飽受摧殘顛沛流離的血淚史,而是「清政府為人口結構調整做出的突出貢獻」。《四庫全書》不再是史實的篡改者、抹殺者,不再是奴才文化用以立足的根基,而成了「中國古代勞動人民智能的結晶」。


辮子戲

辮子戲,以清朝宮廷為主要題材的電視劇或電影作品。


「辮子戲」仍在上演。《狼圖騰》熱銷全國,為游牧民族的掠奪文化歌功頌德。伴隨着陣陣「翻案風」,岳飛乃「不識時務」,袁崇煥更是死有餘辜。高挺的脊樑被斥為「愚忠」。血腥殘忍的破壞與屠殺被從教科書中輕易抹去;「男子上城,女子饋餉」的慘烈抗戰也於「正史」上一筆勾銷。一批批紀念館拔地而起,供奉着洪承疇,尚可喜和吳三桂。一群群意氣風發的專家學者歌舞昇平,為漢奸人格、屠夫氣質、奴才原則樹碑立傳。「辮子戲」的泛濫不再僅僅意味着審美的缺陷,而開始預示着文化的斷層,脊樑的夭折。所以說不準哪裡天,媒體便會爆出「史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皇軍入關,日本人移民東北,加強了中日民族大融合。「日語教育乃文化輸血,提高了國人的整體素質,給腐朽沈悶的中國文化注射了一針強心劑。」「細菌部隊的研究成果乃中日兩國勞動人民共同的科學成就。」


以及「大屠殺及三光政策為我國人口密度的調整,經濟結構的刷新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鮮花與掌聲中,「汪精衛紀念館」、「溥儀神社」正式對外開放。「皇軍入關百年紀念」正式舉行。不可能?我不敢說。我們除了身體裏流淌的血液,已經無所繼承了。但這也足以激勵我們。只願有朝一日,能與眾人一道,剪辮束髮,身着漢服,向謊言挑戰,追尋古老的復興。


今天,電視裏又在放百家講壇—閻崇年的清朝故事,當他講到努爾哈赤是偉大的英雄,多爾袞入中原成功是因為「少殺人」時,台下的觀眾都鼓起掌來,我身邊的幾位同學情不自禁地說道:「講得真好。康熙爺真是聖主啊。」「明朝太腐敗了,漢人太無能了,沒有滿族,沒有大清,哪有康乾盛世?」「漢人是不行,太落後」「漢人歷史從來就是垃圾」。。。。。。我實在聽不下去了,說:「閻說錯了,大家別信!」我的同學立馬反駁:「閻先生不行,那你行啊?閻先生如果說假話的話,央視會讓人家上百家講壇?」 看着同學們歡快而麻木的笑容,他們不時向地上吐一口痰然後振振有詞的爭辯,我心都彷彿被刀剜了一樣,這,難道就是偉大炎黃大帝孕育出來的子孫嗎?我們的民族自稱「漢」;我們的華人被叫「唐」人;我們的文化被稱作「華夏」文明;我們的國家被稱為「禮儀之邦」「中央之國」!「華夏」,何意也!高貴而典雅,「中國」何意也!天下之中心也,如此輝煌的偉名是誰為我們贏得?是我們的祖先,是他們,一隻手握着寶劍砍下敵人的頭顱,一隻手拿着書籍保持着最高貴的禮儀,以無限的野心,永不衰竭的慾望,拓展着華夏族的生存空間。1000年的征戰,1000年的教化,不知道踏平了多少國家,不知滅絕了多少民族,直到有一天,當他們將視眼所及的所有肥美土地收入囊中,當他們的面前只有大漠和沙灘時,他們才停下了腳步,他們的武力和高貴讓他的所有鄰居,全都匍匐拜倒,在他們面前屈膝,而且是自願的稱臣,這些惶恐的鄰居敬畏地送給祖先一個偉大的國號「中國」,意思是「世界之中心」!


我們偉大的祖先,他們勇敢而聰慧,他們重榮譽而輕生死,他們講信義而鄙狡詐,他們重文明而藐野蠻,他們愛自由而厭樊籠,「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其志!」他們用他們的智慧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世界奇迹,可是你們誰知道?在華夏文明毀滅前的南宋文朝是一個什麼樣子?千年的發展,華夏成為了世界最富有最文明的民族,「世風日靡,黔首猶着絲衣。」—宋代官員如是說。宋代冶鐵,陶瓷,造船和火藥技術都獲得了遠遠領袖世界,西方人總是驚異日本的武士刀最鋒利,可是他們不知道,日本的冶鐵技術是宋人傳過去的,元朝嚴禁漢人煉鐵,因而這些工藝失傳;南宋的造船技術比18世紀前的任何一個國家都要發達,根據剛打撈上來的南宋船「南海一號」和相關史料,南宋船長三十米,阿拉伯人驚嘆道「東方的寶船簡直是一個城市」;漢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將火藥應用於戰爭中的,製作了當時最好的火器,可是後來元朝嚴禁漢人製造火藥;南宋時期,皇帝權力極其小,詔書必須有皇帝太後宰相和三位輔臣聯名才會有效,而人民經常集會議論朝政,北宋末年罷蔡京殺六賊,不是太學生陳東和十幾萬百姓聯名上書施壓的結果嗎?丁大全當政時,陳宗則聯合杭州市民集會要求理宗罷免之。而南宋學風自由活潑,技術人員備受重用也是其他文明國家所遠遠不及的。航運促進了大型貿易,商業文明大發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伴隨的紙幣的流行,資本主義萌芽正在茁壯成長,此時西方依然在神教的麻醉下昏昏入睡。然而華夏文明在他最輝煌的時候,缺遭遇了史上最殘暴最野蠻的侵略,蒙古人用他們幾乎全部力量,打擊華夏文明最軟弱的政權—-南宋,蒙古人可以幾個月內,就踏平花臘子摸,剷平俄羅斯,夷滅東歐列國,但是在江南的華夏文明面前,他停頓了幾乎50年。元軍攻打襄陽,打了五年,方才攻下;元軍攻打四川,川民殺其大汗,而川民直到被殺光,才放棄抵抗;揚州李庭之軍隊抗元,直到揚州人皆死,方才屈服;而即使宋皇帝投降,抗元大軍依然抵抗,因為根據宋制,投降詔書必須丞相大臣連署之後才能有效,丞相不署名,只代表皇帝投降,但是國家沒有投降。而崖山失敗後,30萬宋軍將士只有2萬人被俘虜,其餘全部戰死,上至皇帝下至普通軍民,都自殺殉國。聽聞宋滅後,浙江十萬士子紛紛跳海自殺,福建有四萬!這是什麼!這就是華夏精神。日本歷史學家田中芳樹在《海嘯》中用史詩般的語句描繪了華夏英雄在災難面前所表現的堅強和決絕:一、「聽到這話,大驚失色的是鄧光遠,年幼的帝僅僅將聰慧之雙眼轉向了陸秀夫。臣力有未這,讓國事淪落軍止。元之賊兵即將迫近皇上寶座,脫逃之事恐怕已經不可能。『周圍的宮女和宦官發出驚叫。帝則無育地凝視着陸秀夫。皇上雖然年幼,但畢竟身為天子。天子須重視名譽更甚性命。臣雖不忍提及!但尚請皇上覺悟。』數名宮女失神倒地。船艙之牆壁發出了奇怪聲響。那是元軍施放之箭矢刺中船壁的聲音。帝景仍然凝視着陸秀夫,但是白嫩嬌小的臉頰上卻出現了微笑。『就依你所言吧!』」二、「賊兵如蟻,蜂擁而入,李沛望着百姓,『願意求生還是求死』,人們大呼『只願意與將軍共死』!汪立信將兩個孩子喚過來,『今天,我將為你們舉行成人禮,表示你們也要承擔其衛國的責任!』於是,父子三人全部戰死,獲得了死後的光榮。」這就是華夏的精神!為了自由,為了尊嚴,為了子孫,他們英勇奮戰,從未有過動搖!崖山之後,華夏全面淪喪,被嚴重胡化,漢民族地位地下,喪失了做學問的機會,自由的風氣被扼殺,無數優秀豪傑英勇戰死,商業文明嚴重倒退。


到了明朝時期,雖然光復,但是漢文化已經沾染了胡人的暴戾和專制,喪失華夏文明中開明和自由的氣息,但是明時期不斷喚醒的華夏意識,使得明末覺醒了華夏意識,學術風範大盛,內閣組黨之風流行。然而此時不幸發生了,在天災與人禍之下,中原爆發了嚴重的內戰,當漢民族傷痕纍纍的時候,滿蒙組成聯軍進入了中華腹地。完成了對中原的奴役和支配,殘酷扼殺了華夏文明復蘇的一次大好機會。多爾袞在漢民族最虛弱的時候,建立了清,表明了女真的強大,但是它還表明了其他嗎?如果一個民族只會用刀,即使他再凶暴,那麼他充其量只是個蠻族,永遠也創造不出偉大的文明,康熙也許喜歡算術、化學和天文,但他永遠預料不到這些東西能夠給他帶來什麼變化,因為只喜歡支配奴隸的他對文明的創造和發展沒有興趣,這就是他為什麼要查禁《天工開物》,為什麼禁止前明時期大發展的火藥技術;為什麼要限制民間冶鍊鋼鐵,為什麼消滅造船的技術。因為他的支配奴隸性統治慾望是永遠不會關心文明的,他只對如何支配他的奴隸感興趣。而元朝和清朝的征服者們用他們的政策告訴了我們這一點,那就是他們的所有統治技巧和殘忍暴力只能證明他們對文化的野蠻無知,對殺戮的渴求和與文明世界的隔絕,這就是他們的韃靼文化,一種依託掠奪的寄生文化。他們只對培育奴隸和愚民感興趣,對社會的進步和自由毫無興趣,而華夏文明追求的是真正經世致用的「國士」!


孟子說:「君以國士待我,我當以國士報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報之!君以草芥待我,我當以仇寇報之!」強調君臣人格之平等的他,被清室憤恨,於是拆其牌位,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清庭要燒毀王陽明,王夫之,李贄等人的書籍。因為此皆華夏文明之象徵,而在明末的時候,我們華夏觀念幾乎覺醒的先人已經向怒吼道:「君權,千年之大惡也!」


我們的落後,是我們的責任;我們的自卑,是我們的無能,我們沒有一絲理由更沒有任何資格抱怨祖先留給我們的文化和土地,祖先留給我們的土地是世界上最肥美最廣闊的土地,憑藉這些土地,我們孕育了最多的人民。而今天,對着殘酷好殺野蠻人大唱讚歌的我們,毫無禮儀誠信道德淪喪的我們,真的是那個偉大榮耀的禮儀之邦中央帝國的子孫嗎?難道我們真的繼承了祖先的華夏文明了嗎?


我們不配享有「華夏」之美譽!就讓華夏的故事永遠成為一個神話吧!記得西南聯合大學歷史教授(記不清名字了)上中國史上到南宋滅亡就停止了,人們問他為何?他說:「崖山之後,已無中國。」「中國」和「華夏」都是最偉大的名字,裡面所承載着的榮耀不是我們可以承載的。特別是播出了《大清王爺尚可喜》《大將軍施琅》,上演了華南虎的我們!


一個不知道尊敬自己英雄,一個歌頌自己屠夫,一個缺乏誠信的民族只是韃靼文化繼承者,大陸沒有華夏,華夏不在中國。有人說:唐宋在日本,明在韓國。大清在中國。信乎。因為禮曰:「華夏重信義,而胡人無。」


今天的我們,絕對是炎黃的恥辱!


魯迅曾經這樣評價:不能說話的毛病,在明朝時還沒有這樣厲害的;他們還比較地能夠說些要說的話。待到滿州人以異族入侵中國,講歷史的,尤其是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殺害了,講時事的自然也被殺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間,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


推背圖第24象

關於宋滅的推背圖第24象


回天無力道俱窮,幹戈四起疑無路。指點洪濤巨浪中。推背圖關於宋滅的描述。


崖山之後無中國,閻吏之後無漢人。■


文章來源:綜合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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