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老田(沈.园.金.茶)

关于文革与巴黎公社关系的两点讨论——对Y先生文革史评论的两点讨论
老田
认真读了Y先生的文革史评论文章之后，感觉到内容很丰富，观察视野也很广阔，但难于做出全面的评判，仅仅就两个方面的不同看法，交换一下意见，第一点关于文革是不是理想社会实验，第二点是关于巴黎公社和官僚制的看法。 ... - "http://***"
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毛泽东迷恋巴黎公社或者亲自终结了上海的巴黎公社试验，连海外的著名左派也这么认定，应该说，这并非事实。
一、文革是不是一个按照理想社会图景展开的试验？

Y先生说：“上海文革，提供了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实践样本，它在精确的意义上表明了中国革命的最终逻辑，而这个样本和逻辑，同时也就是这场乌托邦运动在20世纪的终极实验及其结果。”

这个判断没有恰当的历史事实支持，我们可以简单地用史实来对照检验一下。文革的深度参与群体主要有三个：当权派群体、保守派群体和造反派群体，认真剖析毛泽东本人与这三个群体的关系，很容易看出来文革进行的方向和深度，与毛泽东所期待的新世界到底有多少关系。其中当权派群体是文革的批判对象，保守派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权派的意愿和要求有着较多的一致性、特别是反对和压制造反派方面完全一致，而造反派群体对官僚群体的批评权则是毛泽东、周恩来和文革小组所鼎力支持的。

在顶层支持造反派的毛周和文革小组，在官场是绝对的少数；而在底层的造反派群体看来，这些人的支持绝对不是全心全意的，经常发现他们“右倾”与“和稀泥”的证据。1966年支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往往被称为“刘邓路线”）是比较彻底的，结果是当权派普遍选择罢工，逼迫毛泽东等人重建第二政权组织，这其实才是夺权的真正历史背景。1967年夏天造反派要求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这个时期的支持就很不彻底，往往只支持给被打成反革命和被抓的造反派平反，不支持追究责任人——追究责任人就需要抓“军内一小撮”——例如追究镇压群众的责任人陈再道等。在“大联合”方面，造反派对于毛周诸人也是有不同政见的，1966年夏秋之交毛泽东就要求在同学们中间取消保皇派这个词，要求造反派不要把矛头对准学生中间的保守派；1967年元月毛泽东亲自批示转发哈尔滨师范学院如何团结保守派的经验，要求各地造反派学习；1967年3月下文件要求推广贵阳棉纺厂按照行业和系统大联合的经验，对天津延安中学的按照班级大联合的经验也是如此，这等于否定造反派批判当权派的历史贡献和造反派在这个历史中间形成组织或者山头，实际上当然没有奏效；1967年秋天更直接说革委会可以叫保守派也进来几个。一句话，就算是被毛泽东看作是文革依靠力量的造反派，也是与毛泽东有着很多不同政见的，主要集中在如何对待当权派和保守派方面，在造反派看来当权派和保守派是确凿无疑的反文革力量，当然在造反派眼里这两群人同时也是犯有镇压群众罪行的人格化力量，这两群人在政治上不仅不能够依靠，还应该追究他们的政治责任，其中某些人还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这些指望都没有得到支持。

如果从文革整个的进程来看，造反派只有很少的时间才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就上海之外的全国文革情况而言，被看作是文革对象的当权派和保守派，倒是多数时候占据着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这样的文革实践，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够被想象为毛泽东理想的新世界建设实践。

具体到上海文革实践，老田认为依然算不上是根据乌托邦想象而展开的实验，更谈不上是什么理性方案的落实，而是一个特定形势下为维护秩序而采取的一套“应付方案”。在毛泽东的系列文革决策中间，上海无疑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文革前期几个重大的决策都是依据上海的运动状况而做出的，例如肯定工人参与文革运动的《抓革命促生产十条》（1966年12月9日发布）；1967年更为重要的一月夺权，也是肯定上海工人造反派工总司为避免生产停顿而进行“接管”的经验而做出的。这两个重大决策虽然是依据上海的情况做出的，但都推广用于指导全国的运动，在这里可以看到上海运动对于顶层决策影响的优先性。

工人去北京上访事件，不是个别的现象，武汉“工人总部”去北京上访也是11月10日动身的，与上海工总司差不多同步，而重庆工人造反军去北京上访更早在10月中旬，这些情况下毛泽东都没有表态。关键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重庆工人的上访并没有遭遇到当权派和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没有造成一种必须进行裁断的相互斗争的僵局，而上海在张春桥五条之后发生大规模的反对，这才使得问题上升到了必须进行最高裁断的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毛泽东感到有必要表明态度。以此而论，文革历史也不是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那一股力量单独创造的，而是有着反文革力量的深度参与，是多股力量共同的合力塑造的。

在一月夺权时期，当权派对经济主义的妥协和鼓励，是给予个人以物质利益的方式来投机买好（武汉也有类似的表现），而策略性较差的保守派赤卫队更公然提出“三停”——停水停电停交通，而王洪文等人却逆着潮流而动与个人当前利益正面相撞还不惧政治上的损失，一方面反对经济主义的收买行为，一方面开展“接管”工作担当起生产指挥重任。有人认为，保守派提出三停符合罢工权，这是彻底错误的看法，结社罢工诸项权利都是针对公权力侵害而设置的公民权利，而上海赤卫队以“三停”所要反对的恰好是造反派的结社权和批评权，赤卫队用三停所反对的是其他人的公民权利，这是标准的权利滥用，没有丝毫法理依据。当权派与造反派在停生产和经济主义妖风问题上的简单对照，导致一个非常不同的判断：当权派搞政治投机，而造反派的头头们反而以冒着损害自身潜在政治利益的方式来担当责任。对照这种具体历史场景中间的三群人的表现，可能会以这个孤立的事件检验出谁在实行“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在深度参与文革的三大群体中间对经济主义的不同态度，检验出哪一个群体“有担当”，这样的对照，才能够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说“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没有那么回事。”

在解释文革的历史事实方面，Y先生过多地依赖了官学机构学官们的解释，这些人倾向于把文革说成是领导人发动、反党集团利用的内乱，这样的解释符合特定时期的官方政治需要，但未必符合历史事实。上述所列的两件事，肯定上海工人造反派结社权及其对当权派的批评权，都是与上海文革实践有关的，在时间先后上，完全符合毛泽东所说的“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都不是事先设计的，而是现实中间的博弈或者冲突造成了特定的形势之后，毛泽东选择相互对立两方中间的一方加以支持。在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中间，没有一丝一毫的某个人发动、某某人利用的事实和情节。不仅如此，实际上，文革的每一步展开或者升级，大多数情况都是反文革派率先制造出一种不利于毛泽东要支持的造反派的局势，然后才有毛泽东的跟进和表态，如果说上海后来的文革还有特殊性的话，武汉的文革十年的每一步都是如此。

硬要说文革是一个根据理想展开的实验，这意味着要求毛泽东所支持的那一方，每一步骤都恰好吻合了理想社会的实验要求，这就跟瞎猫次次抓到死老鼠的概率差不多了。从文革的事实看，事实在先是至关重要的事项，而不能够根据官学的解释把这个先后关系颠倒过来：把事实说成是根据某种理念来展开的。
二、关于巴黎公社和官僚制的看法
  
很难相信毛泽东本人想要废除官僚制，一夜之间进行组织革命引入巴黎公社的原则。在一夜之间完全创新政权和组织的形式，只可能是典型的书生之见，这种革命或者质变，对于任何一个有点行政经验的人士而言都是不可想象的。

Y先生指出：“在文革全面展开后不久，毛泽东便直捣黄龙，在1967年1月，毛泽东竟然回到了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原点，以废除国家来显现其对历史运动的彻底想象的实现。”“1967年1月的上海，发生的就是‘废除国家’的‘革命’，而且很显然，在毛泽东看来，1949年以后所建立的与现代社会生产组织相配合的‘科层制’及其‘资产阶级法权’，在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国家’。”“毛泽东对这一新型政治关系的想象就是‘五.七公社’（五.七道路），这是他对新社会组织想象的顶点了。”“‘五.七公社’是一个初步消灭三大差别的社会组织方案，工农兵学商，都要‘亦工亦农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在这样一种社会组织中，分工消灭了，城乡差别通过分工的消灭也缓解了，而当所有人都去批判资产阶级进入上层建筑的时候，体脑差别也将随之消亡。”
Y先生说毛泽东直捣黄龙如何如何，应该不是毛泽东的想法，而是Y先生自己的“合理想象”。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个证据说明毛泽东支持上海公社，已有的文献都指出毛泽东的态度是恰好反过来的，支持革委会的方式，一开始就不同意上海公社的提法。在上海公社提出不过一个星期的时间，毛泽东就找到张姚两人，当面指出过。Y先生倒是把军队介入文革和公社两件事都提到了，但分隔开来进行分别批判，这就是说，Y先生对历史进行分析的时候，把两个关联到秩序恢复的抓手，分开当做“棍子”使用挥向毛泽东，而没有看作是特定时期恢复秩序的两个抓手，这样一种处理方式虽然有助于提升批判力度，但对于还原历史场景的分析力量损害很大。 ... - "http://***"
正如Y先生所看到的：“工总司内整合各大兵团，消除运动中形成的内部派系；清剿上柴联司，以武力统一工总司之外的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失败，上海最大的大学红卫兵组织瓦解；此外，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事件，所有这些事件都指向同一件事情：建立秩序。” ... - "http://***"
Y先生强调1967年在上海重建秩序的重要性，以及毛泽东对此的支持态度。应该说，毛泽东对于解放军和支左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对于重建秩序的依靠力量的想法，显然他没有幻想过对政权组织搞一夜革命和质变。在当时的政治现实中间，支持“三支两军”与如何维护最低限度秩序所需的群众组织力量之间的统合，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应付方案的两个侧面，后来，军队力量和群众组织的力量都参与新成立的革委会，并成为秩序维护力量“三结合革委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 - "http://***"
文革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周总理和文革小组支持群众的批评权，他们有大量的讲话和实际表态支持各地造反派对于当权派的批判，但批判当权派并不是废除国家机器或者官僚制的等价命题。毛泽东明确支持夺权，但对夺权有着明确的限定，支持夺运动的领导权和业务监督权，并不是要求全部夺权。 ... - "http://***"
Y先生又说：“‘巴黎公社’的那种清除了官僚制的自治的政治权力形式应该是毛泽东非常喜欢的，它至少很符合毛泽东对官僚制的憎恨。”这个句子中间，讲出了一些事实，但是也抹杀了一些事实。如果这个句子从头到尾都成立的话，显然，毛泽东就是一个毫无实际行政经验的空想家，对毛泽东的空想家界定方式，是邓小平时代官学机构学官们着力构建的毛泽东形象，有且只有这样一个毛泽东形象，才符合“具体否定”同时却需要“抽象肯定”毛泽东的矛盾要求。 ... - "http://***"
毛泽东确实不喜欢那种常规化的官僚制，但是毛泽东本人却长期担任共产党的CEO，而且在毛泽东担任CEO期间还很长时间是处在强敌的生存危机处境之中，因此，必须在常规化的官僚制之外寻找一种凝聚反抗力量的有效方式。文革期间所谓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指代这一份革命时代的历史经验：在常规化官僚制之外如何提高组织的执行力，以此为基础，更高地提高成员的努力水平，没有这样的执行力和成员的更高水平努力，就不可能在劣势装备下生存和壮大。 ... - "http://***"
Y先生提到现代社会的官僚制，这个官僚制思想的祖师爷公认为德国人韦伯，根据学者所理解的韦伯思想，真正的管理天条是“权力先生”和“金钱小姐”的不可或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却使得韦伯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似乎开始对理性产生了强烈的悲观情绪，这种悲观情绪也使得他对理性主义与社会的理性化产生了困惑与失望，这种困惑与失望使他看到，理性主义导致的整个社会官僚化、等级化、程式化、法律化，以及上文所提到的理性主义发展的那三种（甚至更多）表现形式。这种困惑与失望后来也被另一位学者所继承，马尔库塞异于帕森斯，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现代社会是‘最不理性’的社会形态，极大地威胁了人类本来就不多的自由，理性主义的发展，使得为了追求自身解放自身自由的人反而在这种追求自身解放自身自由的过程中成为了理性的奴隶。这种趋势无法改变，成为了现代人的宿命，于是就产生了韦伯社会理论的著名隐喻‘理性之铁笼’。”“韦伯的‘理性铁笼’隐喻是西方韦伯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如同马克思的‘异化’、卢卡奇的‘物化’或者哈贝马斯语境中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一样，也是社会理论尤其是现代性问题研究的著名隐喻。 ”“理性铁笼预示着现代人的命运，从‘宗教-神本位’的理性主义解脱出来的现代人，因为失去了灵魂与心灵的依托，使得整个生活状态处于没有根的‘漂浮状态’，职业的分化造就了一批‘没有灵魂的专家’，而完全专业化、非人格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运作，使得现代人受到了‘为赚钱而赚钱’的经济秩序的奴役，同时还受到了科层制普遍化的奴役，人不仅成为只顾赚钱的行尸走肉，也成为组织机器中的无生命螺丝钉。Mr. Power（权力先生）与Ms.Money（金钱小姐）互为经纬，形成了现代人的理性‘铁笼’。而与法律有关的‘理性铁笼’，是现代法治国，即韦伯语境中的由‘形式合理性法’所支配的‘法律合理型统治’。”【马银剑：韦伯的“理性铁笼”与法治困境，载《社会学家茶座》（总第24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

韦伯是怎么想的，西方的哲人是怎么说的，老实说不太重要，毕竟他们的说法本身不太可能影响到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年代的争论，上述引文来自清华大学的博士，而毛泽东及其争论对象都不读这些人的书。问题在于：这些人说的是人类设计管理、或者说只要做管理实务就必然要遇到的那些问题和困境，这就是社会科学还有科学性的原因：人类社会的有组织活动中间，可以找到的全部工具只有那么很有限的几种，为此，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在如何运用这些工具以及如何看待任用这些工具带来的副作用中间，进行取舍和平衡，舍此并无另外的出路。

毛泽东从不否定组织，更不否定组织的执行力和成员的努力水平提升，他要否定的是对副作用很大的权力先生和金钱小姐的过度依赖和运用。而且最开始否定对金钱小姐的运用，还是迫不得已，并不是刻意地要创造一种新的制度或者管理模式。
美国的政治学教授拉斯韦尔没有受过毛泽东的影响，他1936年的书中间分析革命者的管理困境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由于暴力行动使每一个人随时都有面临死亡的可能性，付给金钱报酬的作法显得有些自相矛盾，所以要努力提高的是心理报酬而不是物质报酬。”“由于统治精英通常掌握着物资的支配权，领导群众的反对派精英必须更多地依靠宣传，而不是物资或暴力。群众的潜在经济实力或战斗实力可以通过耐心和持久的宣传将其集中起来。”“在实际夺得政权之前，控制物资的重要性更多地表现在象征方面，也就是宣传方面，而不是特指的经济方面。”【〔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 杨昌裕译《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4、56页】 ... - "http://***"
可以肯定毛泽东也没有看过拉斯韦尔的书，但他于1958年自己回顾革命时代的管理创新过程是这么说的：“根据地搞民主，无钱、无粮、无枪，孤立无援，必须依靠群众，党必须与人民一致，军队必须与人民打成一片，官必须与兵一致。要搞好这些关系，非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可。以平等待人民，军队内废除肉刑，不枪毙逃兵，经常教育，经常做斗争，打一仗，新兵来，又要做教育。所以，老爷态度虽有点，但民主作风还是学了一些。这是因为斗争艰苦，时间长，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可是至今还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说服方法。”【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二）（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载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58-60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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