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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与巴黎公社/朱元璋圣旨是大白话/民主只是一种纠错的制度/李鸿章接受《纽约时报》专访
發佈時間: 6/6/2017 5:50:09 PM 被閲覽數: 28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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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及其机关刊物《责任》




关于文革与巴黎公社关系的两点讨论——对Y先生文革史评论的两点讨论



 作者: 老田(沈.园.金.茶)





关于文革与巴黎公社关系的两点讨论——对Y先生文革史评论的两点讨论
老田
认真读了Y先生的文革史评论文章之后,感觉到内容很丰富,观察视野也很广阔,但难于做出全面的评判,仅仅就两个方面的不同看法,交换一下意见,第一点关于文革是不是理想社会实验,第二点是关于巴黎公社和官僚制的看法。 ... - "http://***"
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毛泽东迷恋巴黎公社或者亲自终结了上海的巴黎公社试验,连海外的著名左派也这么认定,应该说,这并非事实。
一、文革是不是一个按照理想社会图景展开的试验?

Y先生说:“上海文革,提供了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实践样本,它在精确的意义上表明了中国革命的最终逻辑,而这个样本和逻辑,同时也就是这场乌托邦运动在20世纪的终极实验及其结果。”

这个判断没有恰当的历史事实支持,我们可以简单地用史实来对照检验一下。文革的深度参与群体主要有三个:当权派群体、保守派群体和造反派群体,认真剖析毛泽东本人与这三个群体的关系,很容易看出来文革进行的方向和深度,与毛泽东所期待的新世界到底有多少关系。其中当权派群体是文革的批判对象,保守派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权派的意愿和要求有着较多的一致性、特别是反对和压制造反派方面完全一致,而造反派群体对官僚群体的批评权则是毛泽东、周恩来和文革小组所鼎力支持的。

在顶层支持造反派的毛周和文革小组,在官场是绝对的少数;而在底层的造反派群体看来,这些人的支持绝对不是全心全意的,经常发现他们“右倾”与“和稀泥”的证据。1966年支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往往被称为“刘邓路线”)是比较彻底的,结果是当权派普遍选择罢工,逼迫毛泽东等人重建第二政权组织,这其实才是夺权的真正历史背景。1967年夏天造反派要求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这个时期的支持就很不彻底,往往只支持给被打成反革命和被抓的造反派平反,不支持追究责任人——追究责任人就需要抓“军内一小撮”——例如追究镇压群众的责任人陈再道等。在“大联合”方面,造反派对于毛周诸人也是有不同政见的,1966年夏秋之交毛泽东就要求在同学们中间取消保皇派这个词,要求造反派不要把矛头对准学生中间的保守派;1967年元月毛泽东亲自批示转发哈尔滨师范学院如何团结保守派的经验,要求各地造反派学习;1967年3月下文件要求推广贵阳棉纺厂按照行业和系统大联合的经验,对天津延安中学的按照班级大联合的经验也是如此,这等于否定造反派批判当权派的历史贡献和造反派在这个历史中间形成组织或者山头,实际上当然没有奏效;1967年秋天更直接说革委会可以叫保守派也进来几个。一句话,就算是被毛泽东看作是文革依靠力量的造反派,也是与毛泽东有着很多不同政见的,主要集中在如何对待当权派和保守派方面,在造反派看来当权派和保守派是确凿无疑的反文革力量,当然在造反派眼里这两群人同时也是犯有镇压群众罪行的人格化力量,这两群人在政治上不仅不能够依靠,还应该追究他们的政治责任,其中某些人还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这些指望都没有得到支持。

如果从文革整个的进程来看,造反派只有很少的时间才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就上海之外的全国文革情况而言,被看作是文革对象的当权派和保守派,倒是多数时候占据着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这样的文革实践,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够被想象为毛泽东理想的新世界建设实践。

具体到上海文革实践,老田认为依然算不上是根据乌托邦想象而展开的实验,更谈不上是什么理性方案的落实,而是一个特定形势下为维护秩序而采取的一套“应付方案”。在毛泽东的系列文革决策中间,上海无疑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文革前期几个重大的决策都是依据上海的运动状况而做出的,例如肯定工人参与文革运动的《抓革命促生产十条》(1966年12月9日发布);1967年更为重要的一月夺权,也是肯定上海工人造反派工总司为避免生产停顿而进行“接管”的经验而做出的。这两个重大决策虽然是依据上海的情况做出的,但都推广用于指导全国的运动,在这里可以看到上海运动对于顶层决策影响的优先性。

工人去北京上访事件,不是个别的现象,武汉“工人总部”去北京上访也是11月10日动身的,与上海工总司差不多同步,而重庆工人造反军去北京上访更早在10月中旬,这些情况下毛泽东都没有表态。关键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重庆工人的上访并没有遭遇到当权派和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没有造成一种必须进行裁断的相互斗争的僵局,而上海在张春桥五条之后发生大规模的反对,这才使得问题上升到了必须进行最高裁断的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毛泽东感到有必要表明态度。以此而论,文革历史也不是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那一股力量单独创造的,而是有着反文革力量的深度参与,是多股力量共同的合力塑造的。

在一月夺权时期,当权派对经济主义的妥协和鼓励,是给予个人以物质利益的方式来投机买好(武汉也有类似的表现),而策略性较差的保守派赤卫队更公然提出“三停”——停水停电停交通,而王洪文等人却逆着潮流而动与个人当前利益正面相撞还不惧政治上的损失,一方面反对经济主义的收买行为,一方面开展“接管”工作担当起生产指挥重任。有人认为,保守派提出三停符合罢工权,这是彻底错误的看法,结社罢工诸项权利都是针对公权力侵害而设置的公民权利,而上海赤卫队以“三停”所要反对的恰好是造反派的结社权和批评权,赤卫队用三停所反对的是其他人的公民权利,这是标准的权利滥用,没有丝毫法理依据。当权派与造反派在停生产和经济主义妖风问题上的简单对照,导致一个非常不同的判断:当权派搞政治投机,而造反派的头头们反而以冒着损害自身潜在政治利益的方式来担当责任。对照这种具体历史场景中间的三群人的表现,可能会以这个孤立的事件检验出谁在实行“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在深度参与文革的三大群体中间对经济主义的不同态度,检验出哪一个群体“有担当”,这样的对照,才能够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说“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没有那么回事。”

在解释文革的历史事实方面,Y先生过多地依赖了官学机构学官们的解释,这些人倾向于把文革说成是领导人发动、反党集团利用的内乱,这样的解释符合特定时期的官方政治需要,但未必符合历史事实。上述所列的两件事,肯定上海工人造反派结社权及其对当权派的批评权,都是与上海文革实践有关的,在时间先后上,完全符合毛泽东所说的“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都不是事先设计的,而是现实中间的博弈或者冲突造成了特定的形势之后,毛泽东选择相互对立两方中间的一方加以支持。在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中间,没有一丝一毫的某个人发动、某某人利用的事实和情节。不仅如此,实际上,文革的每一步展开或者升级,大多数情况都是反文革派率先制造出一种不利于毛泽东要支持的造反派的局势,然后才有毛泽东的跟进和表态,如果说上海后来的文革还有特殊性的话,武汉的文革十年的每一步都是如此。

硬要说文革是一个根据理想展开的实验,这意味着要求毛泽东所支持的那一方,每一步骤都恰好吻合了理想社会的实验要求,这就跟瞎猫次次抓到死老鼠的概率差不多了。从文革的事实看,事实在先是至关重要的事项,而不能够根据官学的解释把这个先后关系颠倒过来:把事实说成是根据某种理念来展开的。
二、关于巴黎公社和官僚制的看法
  
很难相信毛泽东本人想要废除官僚制,一夜之间进行组织革命引入巴黎公社的原则。在一夜之间完全创新政权和组织的形式,只可能是典型的书生之见,这种革命或者质变,对于任何一个有点行政经验的人士而言都是不可想象的。

Y先生指出:“在文革全面展开后不久,毛泽东便直捣黄龙,在1967年1月,毛泽东竟然回到了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原点,以废除国家来显现其对历史运动的彻底想象的实现。”“1967年1月的上海,发生的就是‘废除国家’的‘革命’,而且很显然,在毛泽东看来,1949年以后所建立的与现代社会生产组织相配合的‘科层制’及其‘资产阶级法权’,在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国家’。”“毛泽东对这一新型政治关系的想象就是‘五.七公社’(五.七道路),这是他对新社会组织想象的顶点了。”“‘五.七公社’是一个初步消灭三大差别的社会组织方案,工农兵学商,都要‘亦工亦农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在这样一种社会组织中,分工消灭了,城乡差别通过分工的消灭也缓解了,而当所有人都去批判资产阶级进入上层建筑的时候,体脑差别也将随之消亡。”
Y先生说毛泽东直捣黄龙如何如何,应该不是毛泽东的想法,而是Y先生自己的“合理想象”。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个证据说明毛泽东支持上海公社,已有的文献都指出毛泽东的态度是恰好反过来的,支持革委会的方式,一开始就不同意上海公社的提法。在上海公社提出不过一个星期的时间,毛泽东就找到张姚两人,当面指出过。Y先生倒是把军队介入文革和公社两件事都提到了,但分隔开来进行分别批判,这就是说,Y先生对历史进行分析的时候,把两个关联到秩序恢复的抓手,分开当做“棍子”使用挥向毛泽东,而没有看作是特定时期恢复秩序的两个抓手,这样一种处理方式虽然有助于提升批判力度,但对于还原历史场景的分析力量损害很大。 ... - "http://***"
正如Y先生所看到的:“工总司内整合各大兵团,消除运动中形成的内部派系;清剿上柴联司,以武力统一工总司之外的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失败,上海最大的大学红卫兵组织瓦解;此外,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事件,所有这些事件都指向同一件事情:建立秩序。” ... - "http://***"
Y先生强调1967年在上海重建秩序的重要性,以及毛泽东对此的支持态度。应该说,毛泽东对于解放军和支左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对于重建秩序的依靠力量的想法,显然他没有幻想过对政权组织搞一夜革命和质变。在当时的政治现实中间,支持“三支两军”与如何维护最低限度秩序所需的群众组织力量之间的统合,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应付方案的两个侧面,后来,军队力量和群众组织的力量都参与新成立的革委会,并成为秩序维护力量“三结合革委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 - "http://***"
文革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周总理和文革小组支持群众的批评权,他们有大量的讲话和实际表态支持各地造反派对于当权派的批判,但批判当权派并不是废除国家机器或者官僚制的等价命题。毛泽东明确支持夺权,但对夺权有着明确的限定,支持夺运动的领导权和业务监督权,并不是要求全部夺权。 ... - "http://***"
Y先生又说:“‘巴黎公社’的那种清除了官僚制的自治的政治权力形式应该是毛泽东非常喜欢的,它至少很符合毛泽东对官僚制的憎恨。”这个句子中间,讲出了一些事实,但是也抹杀了一些事实。如果这个句子从头到尾都成立的话,显然,毛泽东就是一个毫无实际行政经验的空想家,对毛泽东的空想家界定方式,是邓小平时代官学机构学官们着力构建的毛泽东形象,有且只有这样一个毛泽东形象,才符合“具体否定”同时却需要“抽象肯定”毛泽东的矛盾要求。 ... - "http://***"
毛泽东确实不喜欢那种常规化的官僚制,但是毛泽东本人却长期担任共产党的CEO,而且在毛泽东担任CEO期间还很长时间是处在强敌的生存危机处境之中,因此,必须在常规化的官僚制之外寻找一种凝聚反抗力量的有效方式。文革期间所谓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指代这一份革命时代的历史经验:在常规化官僚制之外如何提高组织的执行力,以此为基础,更高地提高成员的努力水平,没有这样的执行力和成员的更高水平努力,就不可能在劣势装备下生存和壮大。 ... - "http://***"
Y先生提到现代社会的官僚制,这个官僚制思想的祖师爷公认为德国人韦伯,根据学者所理解的韦伯思想,真正的管理天条是“权力先生”和“金钱小姐”的不可或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却使得韦伯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似乎开始对理性产生了强烈的悲观情绪,这种悲观情绪也使得他对理性主义与社会的理性化产生了困惑与失望,这种困惑与失望使他看到,理性主义导致的整个社会官僚化、等级化、程式化、法律化,以及上文所提到的理性主义发展的那三种(甚至更多)表现形式。这种困惑与失望后来也被另一位学者所继承,马尔库塞异于帕森斯,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现代社会是‘最不理性’的社会形态,极大地威胁了人类本来就不多的自由,理性主义的发展,使得为了追求自身解放自身自由的人反而在这种追求自身解放自身自由的过程中成为了理性的奴隶。这种趋势无法改变,成为了现代人的宿命,于是就产生了韦伯社会理论的著名隐喻‘理性之铁笼’。”“韦伯的‘理性铁笼’隐喻是西方韦伯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如同马克思的‘异化’、卢卡奇的‘物化’或者哈贝马斯语境中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一样,也是社会理论尤其是现代性问题研究的著名隐喻。 ”“理性铁笼预示着现代人的命运,从‘宗教-神本位’的理性主义解脱出来的现代人,因为失去了灵魂与心灵的依托,使得整个生活状态处于没有根的‘漂浮状态’,职业的分化造就了一批‘没有灵魂的专家’,而完全专业化、非人格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运作,使得现代人受到了‘为赚钱而赚钱’的经济秩序的奴役,同时还受到了科层制普遍化的奴役,人不仅成为只顾赚钱的行尸走肉,也成为组织机器中的无生命螺丝钉。Mr. Power(权力先生)与Ms.Money(金钱小姐)互为经纬,形成了现代人的理性‘铁笼’。而与法律有关的‘理性铁笼’,是现代法治国,即韦伯语境中的由‘形式合理性法’所支配的‘法律合理型统治’。”【马银剑:韦伯的“理性铁笼”与法治困境,载《社会学家茶座》(总第24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

韦伯是怎么想的,西方的哲人是怎么说的,老实说不太重要,毕竟他们的说法本身不太可能影响到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年代的争论,上述引文来自清华大学的博士,而毛泽东及其争论对象都不读这些人的书。问题在于:这些人说的是人类设计管理、或者说只要做管理实务就必然要遇到的那些问题和困境,这就是社会科学还有科学性的原因:人类社会的有组织活动中间,可以找到的全部工具只有那么很有限的几种,为此,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在如何运用这些工具以及如何看待任用这些工具带来的副作用中间,进行取舍和平衡,舍此并无另外的出路。

毛泽东从不否定组织,更不否定组织的执行力和成员的努力水平提升,他要否定的是对副作用很大的权力先生和金钱小姐的过度依赖和运用。而且最开始否定对金钱小姐的运用,还是迫不得已,并不是刻意地要创造一种新的制度或者管理模式。
美国的政治学教授拉斯韦尔没有受过毛泽东的影响,他1936年的书中间分析革命者的管理困境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由于暴力行动使每一个人随时都有面临死亡的可能性,付给金钱报酬的作法显得有些自相矛盾,所以要努力提高的是心理报酬而不是物质报酬。”“由于统治精英通常掌握着物资的支配权,领导群众的反对派精英必须更多地依靠宣传,而不是物资或暴力。群众的潜在经济实力或战斗实力可以通过耐心和持久的宣传将其集中起来。”“在实际夺得政权之前,控制物资的重要性更多地表现在象征方面,也就是宣传方面,而不是特指的经济方面。”【〔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 杨昌裕译《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4、56页】 ... - "http://***"
可以肯定毛泽东也没有看过拉斯韦尔的书,但他于1958年自己回顾革命时代的管理创新过程是这么说的:“根据地搞民主,无钱、无粮、无枪,孤立无援,必须依靠群众,党必须与人民一致,军队必须与人民打成一片,官必须与兵一致。要搞好这些关系,非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可。以平等待人民,军队内废除肉刑,不枪毙逃兵,经常教育,经常做斗争,打一仗,新兵来,又要做教育。所以,老爷态度虽有点,但民主作风还是学了一些。这是因为斗争艰苦,时间长,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可是至今还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说服方法。”【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二)(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载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58-60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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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ackchina.com/forum/20170605/info-1471692-1-1.html#ixzz4jBuCQ8nW






朱元璋的圣旨为什么都是大白话?真的是因为文化水平不够高吗?


  

  经公众号“大象公会"(微信ID:idxgh2013)授权转载,有删节。

  明太祖朱元璋的圣旨满篇都是通俗的大白话,是因为他出身贫寒、教育程度低吗?他白话文里那些看不懂的奇怪句子,又是从哪里学来的?

  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只)是户口不明白俚……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

  

  洪武三年(1371年)朱元璋下诏清查户口

  这段通俗且有些粗糙的文字透着浓浓的元杂剧风格,其实出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诏书,与传统中国皇帝工整、典雅的文言文诏书差别巨大。即使在文言衰落的当代,朱元璋都因为诏书过于通俗而不时遭到调侃。

  在很多人看来,这似乎并不难解释:朱元璋出身贫寒,做过和尚、乞丐,这种用大白话写成的诏书,正好符合他的老粗底色。

  然而这种说法明显不合情理,身为皇帝的朱元璋,不可能找不到文人打理文字工作。他以白话发布诏书,显然有更为深刻复杂的原因。

  “第一次白话文运动”

  明初皇帝中,并非只有朱元璋文风粗糙,他的儿子朱棣也有粗浅直白的文字作品传世,如他的永乐二年诏:“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俺汉人地面西边,西手里草地西番各族头目,与俺每好生磨道……”

  

  朱棣:“……本族西番听管领着。若有不听管属的,将大法度治他,尔兵曹如敕毋怠。”

  朱氏父子的大白话,与他们个人的教育水平并无关系。

  传统中国历来重视词章雅驯,诏书的写作早已被纳入官僚制度,通常在皇帝提出旨意后,由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饱学之士兼高级文臣拟定成典雅的文言文。

  明朝开国后,皇帝也不缺人润色文字,有宋濂、解缙等词臣为朱氏父子服务,都以辞章华美优雅而享誉文坛。

  

  上官婉儿、元稹、白居易、王安石、苏轼都曾担任词臣

  而且,朱元璋的诏书虽然浅白,但也不像后世张献忠“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动辄出现粗口的圣旨那样不堪入目。

  朱元璋也并非标新立异的皇帝,即使有所创举,也尽力从前朝发掘先例,甚至不惜附会。如废除宰相后,就依照《周礼》实施春官夏官,还在《道德经》中寻找严刑峻法的依据。他登记时祭告天地的礼仪,也是由投降明朝的元朝大臣参考宋元两代先例制定的。

  大白话诏书也并非例外,它其实是继承自前朝的一项制度创新。

  蒙古人征服中原后,由于统治阶层的成员多不通汉语,语言文字政策自然以蒙古语文为先。

  

  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二月,朝廷下旨:“凡有玺书颁降,并用蒙古新字。”强调用国师八思巴创制的八思巴蒙古字“译写一切文字”

  然而,直接用蒙古语治理广阔的汉地,难免困难重重,这就需要数量庞大的翻译员。在汉语文献里,这些人被称为“舌人”或“通事”,蒙古语称“怯里马赤”。用当代中国人熟悉的词来说,就是“翻译官”。

  忽必烈初入中原,即在宣政院、中政院、储政院等机构设置怯里马赤,此后朝廷中枢机构、省路地方机关都设有通事翻译。

  这些“通事”往往汉语素养有限,整体教育水平也不太高,难以深入学习文言文,只得采用简明易懂的早期白话,这样就形成了“白话讲章”“白话公牍”。这种背景下,整个元朝,圣旨和高级公文往往是用汉语白话文传达。

  到后来,为了让皇帝能够听懂自己的意思,不少高级文臣和饱学大儒主动放下身段,舍弃了典雅的文言文,用上了大白话。当时的著名理学家吴澄给蒙古皇帝讲《资治通鉴》时所写的《经筵讲义》,使用的便是当时流行的白话文。

  朱元璋在青少年时代,见识到的中央朝廷的恩泽,恐怕均由这种文字承载。

  与后世的民族主义想象不同,朱元璋对元朝并无太多恶感,朱元璋自称“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统中华,生民赖以安靖七十余年”,甚至“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

  15世纪中叶后,明代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才随着越发严重的“北虏”之患而高涨起来。在那之前,“乐生于有元之世”、且非常重视制度延续性的朱元璋,以继承前朝皇帝圣旨文体来显示新王朝的正统性,是合情合理的做法。

  

  朱元璋书法《大军帖》,可见其并非胸无文墨

  

  孔夫子的话,越来越蒙古化

  不过,朱元璋的“大白话”虽然比文言文浅白,但现代人读起来,不会比读文言文容易,且会感到语法有些怪异,比如下面的《谕西番罕都必喇等诏》选段:

  俺将一切强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里坐地有。为这般上头诸处里人都来,我行见了。俺与了赏赐名分,教他依旧本地面里快活去了。似这般呵,已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罕都必喇拜桑他每这伙人,为什么不将差发来,又不与俺马匹牛羊?

  这一段诏书中,大略意思虽然还算明了,却存在着诸如“俺大位里坐地有”“我行见了”这样奇怪的句子。

  这种怪腔怪调同样继承自前朝。

  元代的翻译官们不仅把白话发展成了公文用书面语,还独创了一种与宋代早期白话完全不同的“翻译腔”。其主要特点,就是虽然以汉语白话写作,但很多汉人却看不懂。写于1314年的“元氏开化寺圣旨碑”碑文就是其中的典型: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甚么差发不着,告天祝延圣寿者……这的每宫观里,他每的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袛应休与者,税休与者。但属宫观的水土、园林、碾磨、店舍、铺席、解典库、浴堂,不拣甚他每的,不拣谁休倚气力者。更这和尚每道有圣旨么道,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么!

  

  “元氏开化寺圣旨碑”碑文强调要免去包括佛教僧人在内的所有宗教神职人员的差役和赋税,并保护他们的财产。这些宗教人员也不得仗着有圣旨保护而去违法乱纪

  为了保留原意,避免纰漏,元朝翻译官在把蒙古语译成汉语时,并没有使用汉语中常用的“主-谓-宾”结构,而是机械套用了蒙古语最常见的“主-宾-谓”结构,从而生造出“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这样令人费解的句子。

  具体用词中,强行翻译的痕迹也不少,如蒙古语中存在、汉语中却不存在的名词复数,就被强行翻译成“每”。

  翻译官或偷懒、或能力低下,把当时北方地区流行的白话词汇直接硬塞进了蒙语语法结构中,便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XXX 每”“XXX 有”“XXX 呵”“XXX 那般者”这样奇怪的语言。

  在今天汉族视角史观里,1000年以来的中国王朝为“宋元明清”,宋明之间只有不足百年的少数民族统治。但对于元大都一带生活的汉人而言,直到元皇室北逃,他们经历的王朝是“辽金元”,四百余年里,各族往来早成了日常,而居统治地位的族群都来自阿尔泰语系。

  因此,诸阿尔泰语融进汉语,从五代十国时期就开始了,在蒙古词汇进入前,中国北方很多地区早已形成了所谓“汉儿言语”。与我们理解的汉语不同,“汉儿言语”中已经出现了“主-宾-谓”结构这样的语法。

  到了元代,它甚至被收入高丽的汉语会话教材,因为“如今朝廷一统天下,世间用著的是汉儿言语”,在多民族杂糅的大都,不通“汉儿言语”,做买卖都会遇到障碍。

  

  朝鲜流行的汉语会话读本《老乞大》中的“汉儿言语”

  不过,北方的“百姓每”用惯了的翻译腔,南方人就不太容易接受了。至元三十一年(忽必烈在位最后一年)春节,江南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就创作了一副春联,讽刺到处通行的翻译腔”:“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

  在汉人创作、欣赏的元代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出其影响。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中有:

  你如今在这里。早晚若顽劣呵。你只讨那打骂吃。

  甚至看重文字优雅的儒家学者,也会在作品中写出有这种特征的词句。

  如著名理学家许衡,在他进呈忽必烈御览的理学著作《大学直解》里,就一改 “之乎者也”的刻板形象,使用起了蒙古皇帝能够看懂的汉文,用词之浅白,几乎超过为中学生讲解文言文课文的当代语文教师:

  如人身上有尘垢,今日洗了,明日又洗,每日洗得身上干净,若一日不洗呵,便尘垢生出来。恰似人心里常常地思量呵,好公事每日行着,不教错了,若一日不思量呵,恐怕便行得错了。

  

  引文来自许衡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句

  包括朱氏父子,使用白话文除了依袭前朝制度外,可能也有方便沟通的考虑。朱元璋发给户部、军户的文书常用白话,而供全国人民阅读的《大诰》就以文言写成。

  

  《大诰》

  朱棣在处置建文帝遗臣的妻女时,就用白话文向锦衣卫作出指示:“抬出门外着狗吃了。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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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只是一种纠错的制度



张珞阳

 曾有人一直对我说,民主制度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并且,民主制度有一堆的漏洞,并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我回复他,民主制度当然会有一堆漏洞,我从没有说过,民主制度是一种完美的制度,这个世界上也没有最完美的制度,只要这个社会不断发展,自然会有各种问题和矛盾出现,只有是人,他都会有私心,民主不是万能的,它不能预防一切问题,解决一切问题,它只是一种纠错的制度而已。
建国前三十年,其实,我们有许多机会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是,作为执政党,政府不仅不允许别人帮它纠错,反而将纠错的人全部打到,以至于酿成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悲剧。但是,有人会反驳我道,中国也有纠错制度啊,并且,最后,我们政府不是纠正错误了吗?
首先,中国的纠错制度形同摆设,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党员。而党员要服从党性,时刻要服从党,不得违背党的旨意,这就导致大家对待错误只能视而不见,而指出错误的人却会因为违反党性而遭到清洗。党就是一个许多细胞组成的一个大脑,它只会允许一个思想,来指挥身体的行动。而靠政府的自我纠正,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因为,它往往借助政变的力量,稍有不慎,历史就会改写,并且,这种自我纠正,时间漫长,而且这种纠正只是一种妥协而已。
它其实不是在纠正,因为,它从没有承认以前的错误。比如,将人为的错误推在自然灾害上面,对文革支支吾吾,遮遮掩掩,对一些事件任意扭曲。我们一直都在正确的路上前进,老百姓损失惨重,却要高唱赞歌,政府居功自傲,告诉老百姓,没有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党老百姓就要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没有党就没有现在的一切。
可是现实很残酷,赞歌是掩盖不了老百姓的哀声怨道。历史给了执政党一次挽救机会,但是,它并没有改变自己,只是在拖延时间,拖延自己的专制统治。但是,民主的大趋势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阻挡的,民主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只是,我们希望民主是以和平的方式来临,而不是通过流血的政变,通过大规模的流血牺牲,经济倒退来实现。
我们不能在拿中国的前途做赌注了。民主制度确实有很多缺陷,种种不足,但是它尽可能的保障了每个人可以参与到纠错中,可以让每一个公民能够得到平等的对待,而不会因为身份的差别而遭遇不公。可以自由的开口说话,可以自由的批判这个社会,即使民主国家,也会允许公民对政府进行批判,这是公民合法的权利。这其实就是纠错,可以保障这个国家能够尽可能的平稳正确的前进,即使犯错,也能尽快的改正错误,减少损失,可以将这个国家前进的方向交给大多数人手中,而不是某一个人。
不能再因为一个人头脑发热,就让整个民族都陷入疯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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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李鸿章接受《纽约时报》专访实录



2017-06-05 历史真相揭秘

  

  美国记者:尊敬的阁下,您已经谈了我们很多事情,您能否告诉我们,什么是您认为我们做得不好的事的呢?

  李鸿章:我不想批评美国,我对美国政府给予我的接待毫无怨言,这些都是我所期待的。只是一件事让我吃惊或失望,那就是你们国家有形形色色的政党存在,而我只对其中一部分有所了解。其他政党会不会使国家出现混乱呢?你们的报纸能不能靠国家利益将各个政党联合起来呢?

  美国记者:那么阁下,您在这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中什么最使您最感兴趣呢?

  李鸿章:我对我在美国见到的一切都很喜欢,所有事情都让我高兴。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20层或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楼,我在中国和欧洲从没见过这种高楼。这些楼看起来建得很牢固,能抗任何狂风吧?但中国不能建这么高的楼房,因台风会很快把它吹倒,而且高层建筑若没有你们这样好的电梯配套也很不方便。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贵国的普通百姓都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我们的习惯是送所有男孩上学。(翻译插话:在清国,男孩,才是真正的孩子。)我们有很好的学校,但只得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上学,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妇女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停顿一会儿)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美国记者:总督阁下,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

  李鸿章:我知道,你们又将进行选举了,新政府必然会在施政上有些变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发表任何要求废除《格利法》的言论,我只是期望美国新闻界能助清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清国侨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利法》进行较大修改。(注:《格利法》系由加州民主党人托马斯·格利制定,美国国会两院1892年通过。该法案歧视在美华人,严重侵犯华工的正当权益)

  美国记者:阁下,您能说明选择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回国路线的理由吗?是不是您的同胞在我国西部一些地区没有受到善待?

  李鸿章:我有两个原因不愿经过美国西部各州。

  第一,当我在清国北方港口城市担任高官时,听到了很多加州清国侨民的抱怨。这些抱怨表明,清国人在那里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他们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你们的《格利法》不但不给予他们与其他国家移民同等的权利,还拒绝保障他们合法的权益,因此我不希望经过以这种方式对待我同胞的地方,也不打算接受当地华人代表递交的要求保证他们在西部各州权益的请愿信。

  

  第二,当我还是一名优秀的水手时,就知道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我比别人年纪要大好多岁,从温哥华回国的航程要比从旧金山出发更短些。我现在才知道,清国“皇后号”船体宽阔舒适,在太平洋的所有港口都难以找到如此之好的远洋客船。

  “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当成清国什么高官,而要当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成达官贵人,而要当作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

  

  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场干活。你们专利局的统计数据表明,你们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你们发明的东西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总和都多。在这方面,你们走在了欧洲的前面。因为你们不限制你们在制造业方面的发展,搞农业的人不限于搞农业,他们还将农业、商业和工业结合了起来。

  你们不象英国,他们只是世界的作坊。你们致力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事业。在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的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力。华人比爱尔兰人和美国其他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

  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帮助华人一臂之力,一取消排华法案。

  

  美国记者: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吗?

  李鸿章: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要求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物,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的神圣权力。我将牢记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以自由来华投资。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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