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高考(专题)时。

　　在中国的高考史上，1977年和1978年是两个极为特殊的年份。1977年，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之后作出了一个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的重大决策，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

　　尤为特殊的是，77级的考生是中国高考史上唯一一级在冬季考试，春季入学的学生，他们与78级学生的时间差是“空前绝后”。77级的学生在1977年12月考试，1978年2月至3月入学，78级的学生则在同年7月考试，9至10月入学；1982年1月底，77级的学生毕业，同年7月78级的学生毕业。从入学到毕业，两级的学生都相差仅六七个月。

　　当然，最空前绝后的还当属这两年高考的难度。历经了“文革(专题)”教育断层，“考大学”变得十分不易。两年间，全国共有近1200万人参加高考，最终只有67.2万人圆梦，录取率不到6%，这个数字有多低？我们来看一个对比，2015年全国942万人参加高考，实际录取700万人，录取率74.3%。

　　所以，在那个年代，考上大学就意味着命运的改变。政知见（微信ID:bqzhengzhiju）发现，不少现任的50后、60初官员都是在这两年的高考中脱颖而出，直接受惠于恢复高考这一政策。

　　为省学费第二志愿报北大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专题)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届考生。1974年，李克强高中毕业，同年3月，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李克强离家到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

　　“非常喜欢看书”是许多当时的村民对李克强的表述，“很少跟人说话，每天手上都有一本书，背在身后踱来踱去，手不释卷。”得知高考恢复的消息，李克强积极备考，高考前夕，他在家复习，每天看书到凌晨两三点。当年在凤阳县的村民回忆称，李克强虽然“又黑又瘦”，但白天干10个小时的农活，晚上回来还看书，有一回替别人家烧火，边烧火边看书，火熄了全然不知。

　　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李克强做了十年的燕园学生。不过，在当年，北京大学只是李克强的第二志愿，第一志愿是安徽省的一所师范学院。

　　后来，李克强在《师风散记》中回忆自己填报志愿时的心情时这样描述，“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乎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填写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 据说在师范学院读书是不必付钱的。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栏里填下了北大。”即便不是第一志愿，具有优先招生权的北大依然录取了李克强，进入当时还保密的“政法专业”即后来的法律系。

　　“高龄考生”与最年轻纪录

　　现任外交部部长王毅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25岁的“高龄考生”王毅进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在日语专业就读。在此之前，王毅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8年知青，因为“高龄”，他差点与高考失之交臂。

　　按照1977年招生文件的规定，“考生年龄在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邓小平在当时科教工作座谈会上，谈到下乡知青的报考问题时说，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所以，1977年的招生文件还有一项特别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在1978年招生文件又明确规定年龄可放宽到30岁，并取消了其他限制。

　　大龄知识青年有了“政策绿灯”，当时的大学课堂上生源复杂、年龄差距大的情况也就十分常见。王毅入学时，比最小的同学足足大了7岁。

　　1982年大学毕业后，王毅与外交部结缘，进入亚洲司工作，此后所经历的每个职位几乎都创下了“外交部该职位最年轻的纪录”。

　　报了两次名才去参加高考

　　同样是“高龄考生”，比王毅还年长三岁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就没有这么幸运，他报名了两次高考才得到进入考场的机会。

　　1977年，陈锡文已经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度过了九年的青春岁月，晚上几个同学在外散步的时候听到柳河五七干校的广播喇叭播放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交了照片和5毛钱报名费，但陈锡文却没能去参加考试。黑龙江省下发通知，报名高考凡是25岁以上必须有高中学历才能参加，27岁只有初中文凭的陈锡文被挡在了1977年高考的门外。好在他没有等待太久，半年后，陈锡文参加了1978年6月的高考考试，政治、语文、历史、地理、数学，五门课总分379分。填报志愿的时候，他请教了自己所在的一师师部政治部主任，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专业，“你毕业以后，至少可以回来当个农业会计。”政治部主任这样对陈锡文说。

　　1978年9月的人民大学刚复校不久，校园还被部队占用，陈锡文没有收到推迟开学的通知，成为了复校后第一个来报道的学生，他看到的是门口还有军人站岗，里面则一片衰败的景象。由于尚未开学，陈锡文被安置在校办工厂的十八间房住，满院的荒草长到齐肩高，没有一间的门窗玻璃是齐全的，后来因为实在没法居住，他只得先回上海。

　　1982年，大学毕业的陈锡文没有回去当“农业会计”，而是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工作。如果从1968年他去插队算起，到现在，陈锡文已经跟中国农村打了半个世纪的交道。

　　给知青讲“剪刀差”

　　现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郭树清也是77级考生。简历中，1978年3月入读南开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透露了这一点。

　　1974年，从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一中高中毕业后，18岁的郭树清作为知青，来到离学校60多公里远的红格尔插队，被分到阿日点力素大队，那一年四子王旗一中往该大队分了十几名知青，因为在学校期间表现好，郭树清一开始便被任命为组长，直到1978年考入南开。

　　当时的阿日点力素大队书记杨登扎布记得，大队里很多知青都是调走回城的，郭树清则是直接考上大学走的，作为红格尔公社为数不多的不抽烟不喝酒的知青之一，郭树清对付寂寞和劳累的方式是读书，还“头头是道”地给知青们讲“剪刀差”这个经济名词。

　　北大不敢收的特殊考生

　　刘少奇之子刘源在1978年3月入读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当时他的父亲还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走资派”尚未平反，他的母亲王光美还在狱中。1966年刘源受学长委托，将一封信转递给自己的父亲，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为了倡议废除高考；1977年，刘源又写了一封信，不过这次是为了能够参加高考。

　　1977年8月北京长安街沿途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头条新闻——恢复高考，在北京起重机厂当铆焊工的刘源发现报名的政审条件中不涉及出身，于是决定报考，但报名被厂里组织部门退回，理由是超龄，且以刘源的年龄划线，工厂里9个年龄大过他的工友，报名都被退回。感到气愤的刘源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要求参加高考，在信封上写“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贴上4分钱邮票，在他所住的永安里附近随便找了一个邮筒投了进去。

　　信不长，只有一页纸，内容多年后刘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仍能清晰地复述，“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何况你这个招生简章并没有这么讲。”

　　十余天后，刘源和9个情况相近的工友全部被允许报名，在距离高考只有一个星期的时候，拿到了当年北京市高考考场里最后10个考号。当年，刘源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是北师院历史系。虽然分数过线，但北大没有招收这个身份特殊的学生，北师院以“体检过关，就能上学”为由将政治问题变成体质问题，为刘源在同仁医院安排了一场只有一个学生的特殊体检，将他顺利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