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所知道的王岐山早年經歷

摘自南方日報網 作者：老驥

1、其父經歷坎坷

1950年代初運動一來，就有人把王家給查抄了，但到了1956年，建設部還是指名道姓，要把這位高級工程師調入北京。



記得那是1957年，我的父母從上海奉調進京，我和姐姐、妹妹隨父母到了北京。王岐山和我同歲，我們同住一個機關大院，而他也是上有姐姐下有妹妹。更巧的是，我們兩人的姐姐、妹妹又是同歲，因此兩家的三個同歲孩子，便常常“配對兒”在一起玩。



我父親是知識分子黨員幹部，可惜調到北京不久就領到一頂“支持右派向党進攻”帽子，1958年報中央監察委批准，留黨察看二年，行政職務也一併撤銷。王岐山的父親，當年並未給我留下很深印象，他老人家性格內向，似乎不大喜歡多説話，倒是他母親給我留下很深印象（見下文），很久之後我才知道，王岐山的父親也是經歷坎坷。

王岐山的父親當年是建設部直屬設計院的高級工程師，1929年，他從南開預科考入清華大學，專攻土木工程建築。那時清華每屆也就錄取一百多人，王的父親1933年從清華畢業，在那個年代應該算“稀缺人材”。我後來聽王岐山説，他父親清華畢業去了青島，工作幾年，抗日戰爭便爆發了，他父親不願給日本人幹，青島自然是待不下去的。沒辦法，只好去了王岐山母親的老家——山東平度，在山區做教員。



當時的山東，遍地抗日烽火，不過，共產黨在山東有抗日根據地，國民黨也有抗日遊擊區，平度，剛好是國民黨的游擊區。命運使然，平度的國民黨看到王岐山父親很有些抗日情緒，就給這位清華畢業的山區教員封了個“上尉”。及至抗戰勝利，青島成了國民黨的五大“特轄市”之一，城市建設迅即提上議事日程，王的父親當然返回青島，重操舊業——做城市規劃，搞土木建設。



1949年，國民黨給王岐山的父親買了船票，勸其從青島“撤退”台灣，可王的父親認為：有能耐，有技術，共產黨來了也要搞建設，何必跟着腐朽的國民黨瞎跑呢？於是留了下來。沒想到1950年代初運動一來，就有人把王家給查抄了。運動後期，黨組織一查：王的父親的那個軍銜徒有虛名，因此，到了1956年，建設部還是指名道姓，要把這位高級工程師調入北京。



“文革”之後，王岐山曾和父親聊天，説起那段抄家往事，王父説，“也虧了那次抄家，受了驚嚇，從此不敢亂説亂動”。王岐山對我説，他父親的不愛説話，大約就是那次抄家留下的“病根”，不過，“文革”之前的反右派、反右傾鬥爭，他父親卻因為“説話少”而躲了過去。直到“文革”爆發，一度領取過國民黨上尉俸祿的這樁陳年往事才被造反派再次“揪”了出來。



還好，“文革”來臨，知識分子都倒黴，王岐山父親那時除了挨批鬥，就是打掃單位衞生。而我的父親，卻不幸死在了“文革”批鬥會上。王老先生是2001年逝世的，記得1980年代初我調回北京，去父親的原工作單位申請落實政策，要求把“文革”被沒收的房子退回我家，在建設部，恰好遇到王岐山攙扶着王老先生也去談政策落實事項。看得出來，王岐山和我一樣，也是孝子。



我父親1968年去世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岐山的母親——機關大院的居委會主任——崔大媽。我父親的“問題”是1979年才平反的，整個“文革”期間，崔主任不僅從來沒有歧視過我母親和我們家，還常常悄悄跑到我家，拉着我母親的手坐在牀邊，好言寬慰。



王岐山母親是1915年底生人，我母親是1916年初生人，“文革”的高壓氣氛下，遠親不如近鄰，我母親“文革”後搬離那個大院的時候，還再三叮囑我，一定要去和熱心而善良的崔主任打個招呼，那時候，崔主任早就退休回家了，但王岐山仍然常常回家探視母親，也不忘給母親過生日。



2、少年往事，“惡毒攻擊雷鋒”

王岐山是1956年從青島轉學到北京的，比我早了一年。我剛剛轉學到北京的時候，是上海口音，王岐山則是青島口音。對於讀小學的那些往事，我基本都忘卻了，王岐山倒是好記性，他不僅記得我是上海口音，而且回憶説，剛剛轉學到北京的時候，班上還有一位山東籍的同學叫“蓋學良”，也有山東口音，因為班上有人笑話他們倆，他們還和那些人打了一架。小時候，我和王岐山關係不錯，中學時代我們不在同一所中學，沒有很多來往，但“文革”閒得無聊的時候，我們還是常常在一起打籃球。



下鄉插隊之前，我曾隱約聽説，王岐山在北京三十五中（北京西城區重點中學）讀書期間，曾犯過“小錯誤”，受過“小批判”，很多年後，我向他求證，他犯的是什麼“小錯誤”，王岐山笑着説：“啊喲，那可不是小錯誤、小批判，是全校的大批鬥呢！”



聽他解釋，我才知道了原委：“文革”之前，高中年級的優秀學生，常常會奉命擔任初中對應班級的“輔導員”，王岐山讀高一的時候就擔任了初一年級的輔導員。那個班上有個同學頗傲氣，一次開會，他堅持説自己的世界觀百分之百沒問題。作為輔導員的王岐山於是找他談話，希望他能謙虛點。



王岐山説，“那時候，高中政治課上正好在講艾思奇的哲學觀點，課餘時間，我又比較喜歡看書，就把艾思奇寫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也找來看了，我贊成艾的觀點，從哲學高度看，説一件事、一個人，百分之百好，似乎太絕對。於是我在和這個同學談話時，講到這麼一個觀點：如果雷鋒還活着，他也不能説自己的世界觀是百分之百正確的。第一，從哲學的高度看，‘活到老，學到老’才是正確的；第二，一個人如果這樣説自己，未免太過驕傲……”



那個初一的同學當時表示同意王岐山的這番話，但後來，他把王岐山的這些“大實話”——特別是用雷鋒作比喻的説法給傳了出去，同學們傳來傳去，傳得多了，就走了樣，等到“文革”來臨，就有人把王岐山的這些話給“捅”了出來，這可不得了了，全校的大會上，同學們批判了“惡毒攻擊雷鋒”的王岐山。



下鄉插隊之前，解放軍奉命進駐學校，王岐山支持恢復學校秩序，軍代表當時就給王岐山平了反。這時候，那些曾經批判過王岐山的同學有點擔心，王岐山對他們説，運動來了，誰都可能説錯話，辦錯事……於是相逢一笑完事。



王岐山後來對我説，“很可惜，插隊之前，他們把批鬥我的照片、錄音找來，都給銷燬了。要是留到現在，其實倒挺有點紀念意義呢。現在校慶時，我和這些同學再次見面，大家都是很融洽的，談到往事，都是哈哈大笑”。



下鄉插隊，我去了內蒙古，他去了陝西，我們沒有聯繫。

（文章來源：鳳凰網）



二、青年王岐山
來源：環球人物雜誌 作者：田亮、李靜濤等
西北大學1973級歷史系歷史專業的同學有一個微信羣。2015年3月19日，羣裏有人發了一則消息：王岐山即將訪美，緝拿外逃貪官。有幾位同學在消息後點了贊，有人則留言説：“老同學又要發力了。”他們説的“老同學”就是王岐山。羣成員劉安琴説：“我們都為有王岐山這樣一位同學而感到驕傲。他雖然不在羣裏，但一有關於他的消息，就會有人分享到羣裏。”


在五四青年節到來之際，王岐山當年的小夥伴講述了他青年時期的風雲際會。



1976年7月16日，西北大學1973級歷史系歷史專業學生畢業留念。後排右六為王岐山。（劉安琴 提供）





1、知青歲月能吃苦，有威信




　　1969年，不到21歲的王岐山（後排左三）到延安插隊。春天剛到，知青們就要學着在地裏施肥播種。肥料不是化肥，而是生物肥。“牛糞、驢糞、羊糞都有。每天要趕着驢從村裏往山上運兩次糞，每次都要一個多小時。幹糞每袋四五十斤，有點水分就重一點，六七十斤。”



當時的大隊支書尹治海回憶，趕驢馱糞上山不是件容易的事，山路是崎嶇的羊腸小道，一腳踩不穩，就會滑到溝底。大隊長韓志厚擔心知青們幹不了這活。但王岐山説：“我們現在就是康坪村的一員，生產隊的活就是大家的活。”韓志厚聽了，半開玩笑地説：“你娃娃要是真能送了糞，才算得上是康坪村的一員。”



　　第一天送糞，知青們將糞袋抬到驢背上，驢剛走兩步，糞袋就掉了下來，他們不得不喊住驢，再抬，再趕，再掉……後來王岐山經過觀察發現，要想讓糞袋不掉下來，必須要將糞袋裝瓷實，給驢壓力，還要把糞袋放在驢背的正中間，以保持平衡。下午的時候，男知青們在王岐山的帶領下，已經能順利地送糞了。



　　知青到來後，康坪大隊副業和集體經濟發展起來，大隊的幹部和財務工作受到無端猜忌。王岐山建議財務公開，他與大隊支書尹治海、村會計高志強一起，核查了村裏的農業、副業和知青安家費的開支情況，並沒有發現不妥。調查組把各項開支公示，還了生產隊幹部一個清白。如今在知青窯洞裏，還保存着當年王岐山書寫的調查記錄：“1969年康坪知青安家費每人由公社實發194.00元，共2716.00元。生活費開支1342.19元，醫藥費71.08元，建窯費840.00元……總之，康坪知青安家費收支平衡。”右下角是調查組各成員簽名，日期為1970年9月8日。



當年在康坪大隊插隊的北京知青合影，後排右一為王岐山。



2、大學時代愛讀書，有魄力




　　1971年，陝西省博物館（今西安碑林博物館）從延安的北京知青中招講解員，23歲的王岐山被錄用。和他一批下鄉插隊，又一起被招到博物館的吳永琪告訴《環球人物》記者，他每次半夜起來上廁所，都看到對門的燈還亮着。“有時我就敲敲門説：‘岐山，怎麼還不睡呀？’他説：‘我看會書。’有時候他看書看高興了還念出聲來。”吳永琪説，“我們也看書，但我們拼不過他。王岐山在博物館工作期間，李先念曾來參觀。館裏的軍代表一擼袖子説：‘這事我來幹。’館裏的革委會主任就説：‘你還是全面負責保安，李先念同志還是由岐山來接待。’”



　　　1973年，25歲的王岐山考入西北大學歷史系學習，1976年7月畢業，上圖是73級歷史系歷史專業學生畢業留念（後排右六為王岐山）。畢業後他回到陝西省博物館工作。1976年，“四人幫”倒台。各地掀起一場小型政治運動——“清理三種人”：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



館長袁仲一（上圖）老先生也被捲入其中，成為被“清理”的對象。吳永琪回憶“袁先生是知名考古學家，被稱為‘秦俑之父’，沒犯什麼錯誤。他説：‘我不想活了，想自己消滅自己。’王岐山也被盯上了，但他的心態比我們好，他跟我説：‘你害怕什麼呀？！你什麼問題都沒有，該吃吃，該喝喝。別人整你，你自己還整自己呀！’我把他這話轉告給袁先生，後來大家都挺過來了。”



　　1983年，王岐山（右）與同事高文斌在湖北赤壁。



3、研究生涯愛思考，有擔當



　　1979年，31歲的王岐山作為實習研究員，調到近代史所民國史研究室工作。民國史研究室的同事發現，王岐山不僅關心學術，還關心國家的前途，很愛琢磨新現象。“那時候廣東剛剛有人開始做生意，但我們身邊還沒有，有一次王岐山問我，你是願意每月賺90塊錢端泥飯碗，還是每月賺60塊錢端鐵飯碗呢？我想了半天，沒有回答上來。我心裏琢磨，他考慮的問題都很新啊！”曾與王岐山同在民國史研究室的任澤全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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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初，王岐山從社科院調入國家農業委員會，1982年，國家農委被撤銷，成立了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以下簡稱農研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王岐山在農研室聯絡室工作。



　　在農研室工作期間，王岐山還在事業上幫助過很多同事。曾與王岐山一道被合稱為“四君子”的黃江南告訴《環球人物》記者，王岐山在農研室工作期間經常參加有關農業經濟和改革問題的研討，總能提出意見甚至是核心意見，但文章發表之後，他從來不署自己的名字。



“岐山樂於在同伴背後做推手，不和別人爭功。我遇到過一些幹部，下屬寫了文章，他不僅要署名，還恨不得把別人的東西説成是他的。兩相對比之下，差距太大了。所以，看岐山的學術貢獻，不能以文獻量作為唯一標準，很多成果有他的思想，卻沒他的署名。”



4、從政之路 他一直行走在人間正道





　　王岐山的青年時代，經歷了歷史學、經濟學等專業領域，經歷了陝西省博物館、社科院、國家農委等多個部門，“跨界”特點鮮明。但他都能很快進入狀態，不管在哪兒都幹得風生水起。



日後，他走上從政之路的更大舞台，從防範廣東金融風險、抗擊北京“非典”、籌辦北京奧運會，到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再到挑起中紀委大梁，力推反腐倡廉、從嚴治黨的新氣象，也是如此。



他之所以有如此的“穿透力”，把個人的情懷交給國家的命運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他坐得住歷史研究的冷板凳，也能在經濟改革的眾聲喧譁中探尋方向，還葆有傾聽各方意見的虛懷若谷。他的書本里有國家命運。正是這一點，給了他遠行的底氣和力量。



　　誠然，今天的王岐山之所以受人關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反腐和廉潔政治建設不僅深刻影響着中國社會，也牽動着海內外關注的目光。由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青年王岐山為今天的政治生涯埋下了怎樣的“伏筆”？



　　嚴於律己是一個答案。作為高幹家的女婿，他生活樸素到近乎苛刻；作為局級幹部，他身上的“官氣”太過稀薄，以致在幹部門診遭到護士的奚落；作為中央工作人員，他拒絕地方官場陋習，讓頂着酒杯跪地的幹部灰頭土臉……



所有這些，讓人看到了一個青年幹部頂天立地的正氣，感受到了權力的謙抑，更感受到了一個“堪當大任”者對民眾發自心底的敬重。這，正是走好從政之路的堅固基石。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十八大以來，氣勢如虹的正風反腐，不正是基於對腐敗現象零容忍的邏輯起點嗎？不正是為執政黨乃至整個社會掃除積弊、涵養正氣嗎？

從當年嫉惡如仇的“岐山”，到今天人們津津樂道的“老王”，他踩着不變的步伐，一直行走在人間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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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陈维键君的《14亿人只有上街革命才是唯一出路》后，感觉陈君的思想依然停顿在暴力铲除中共独裁势力的状态里（我这样理解不知道正确与否？），尽管铲除中共独裁制度已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有一点最值得我们去进行战略思考，首先，我们要能够清醒地反省自己：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号召全国人民都能上街革命？答案若是不能，那么我们还有必要去倡导吗？
    
     再就是，怎样做才能接近中共独裁制度死亡的底线？早已是国人长年着重思考的客观问题，尽管大家都有不同的道理来圆说我们的无能，理性些的还会有点惭愧之心，无知的人总是抱怨中共太凶恶，不给我们空间。然而，任何时候，抱怨与惭愧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之所以我们不能促使中共独裁政权早日归西，是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实力影响中共独裁势力尽早没落，加上中共不会轻易放弃独裁政权这一因素，才僵持着现状。而我们能选择最正确、又能加速独裁政权死亡的路走，才是大家的共同心愿。也只有具备能令中共独裁体系早日败落，方值得我们全身心地投入。
    
     怎么走？如何发展，尽管大家都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真正能改变现局的具体谋略大家谁也没有成功地实现，到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如何改变我们自己的状况，哪怕是微弱的发展，就得从实际出发，为铲除独裁势力，大家不妨来个八仙过海，贡献我们愿意贡献的实际力量——这才是切合实际的战略思考。
    
     在客观现实中，说得再多，不解决实际问题，也是枉然。只有从根本问题上能够解决好所存在的客观实际问题以后，才值得我们去全力以赴。而那些太多的高见，只见有人说，不见有人能做好，的确悲哀得很。这是因为，真正的智慧首先要能深入人心，能够对群体具有超常的诱惑力。
    
     陈维键先生提出的《14亿人只有上街革命才是唯一出路》，未免太不符合当前中共国实际。试想，即使中共今天能倒掉，那么中共国人民就会都走到街上去吗？事实上，在中共国，不用有十四亿人上街，要是能够有两三亿人上街革命，甚至是几百万人的街头革命，不停地制造声势，那么中共的独裁权力还能僵持下去？
    
     不过，这几百万人上街的目标也不能实现的话，还在提倡上街革命，未免是不切合实际了。再说，中共流氓的屠刀，从来就是对付民众的，他们的凶残几十年来中华民族已经深受其害了，还要在这里多啰嗦吗？历来，鄙人就不赞同让弱势群体赤手空拳的面对独裁者的屠刀，哪怕民主制度来得慢一些，再慢一些，也不愿意看到流氓恐怖政府制造的群体灭绝——流血事件大面积地爆发事件出现。特别是，没有必要流血牺牲的进化，是我们应该领悟的具体路数。
    
     眼下，能够令中共独裁体系彻底消亡的办法就是首先是我们自己能够拥有自己的势力，而能形成自己的势力，不论你在何地，处在微弱地位之时，就得遵守何地的游戏规则，不论游戏规则是什么人设立的，只要是那块土地上他为王，你就得低下头颅绝对服从以前提，不能赤裸裸地对抗，要知道，王者都是食肉动物，容不得挑战，面对地位的威胁，他们都会不遗余力地进行杀戮咀嚼。而暂时承认、接受其规则，并不是为其做终生的奴隶，或者是满足其肠胃，乃是为了更有利于使其倒下。
    
     尽管如此，作为民间群体的我们，处在中共迫害的领域里，首先要清楚如何应对中共的邪恶伤害，以及如何地令中共残害得更少一些，并能够在中共的流氓法则里及时产生出合乎实际的战略来。
    
     鄙人不认同只有针锋相对才是最好的应对措施，首先我们肯定存在的事实面前，要能够凭借我们自己的民间力量改变中共的邪恶才是最上乘的法则。我们清楚，中共到了习近平这个时期，一样的没有把弱势群体的利益放在首位，他们的一系列政策方针，不仅很流氓，更是服务于利益集团的，或者说是服务于他们的流氓官体的。而我们面对这些流氓成性的坏类，该得到的公平正义，仅仅凭着我们现有的能量仍是不可能的事情。
    
     以往，斗争与杀戮，是人类解决对立的有效办法，也是强势群体首选的手段。但是作为弱势群体，虽然也是选择这种手段，但有一个过程似乎让更多的欲有所获取的同仁疏忽了：怎样能成熟这个过程？过去实现这种过程，由于强势群体不具备快速的反应，无法扑灭越来越多的群体觉醒与团结起来，而今的中共却已经完全具备了这一及时扑灭的手段，能使弱势群体在早起形成的过程中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了。
    
     陈维键先生的“唯一出路”之思考无法让人苟同，而且这种思考是一种比较懒惰的行为。特别是，没有考虑到这种十四亿人都走上街头的思考太过于情绪化，是在赌气论天下，并没结合实际。反而说回来，共产党再坏，他们也有一拨子小流氓大流氓地追随，难道追随者会接受上街来推翻中共独裁统治的事实吗？
    
     所以，不论思考什么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符合实际与否？哪里不切换实际？才能判断准确一些。也能给更多的人以路走，并能走得通。 2017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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