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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之光/邓小平六四讲话/历史须有六四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记录/毛泽东其实胆怯
發佈時間: 6/8/2017 2:36:15 PM 被閲覽數: 37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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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灵魂之光




2017年6月03日



    
    作者:且听风吟 
       
                       这孤独的世界有多少身处异乡,每日心不所终的游子?这浩瀚宇宙中有什么力量能让人内心强大,常常欢欣时时喜乐?
    
    有时我们消沉,不是因为困难太大,而是因为信心太小;有时我们退缩,不是因为身体无力,而是因为灵里软弱;有时我们迷茫,不是因为诱惑太强,而是早已忘记初心。
    
    人需要信仰,如草木需要水之灌溉;人倚靠信仰,常能在迷路时找到光,照亮前路。圣经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与神同行,你脚步必不至狭窄,你奔跑也不至跌倒。佛语说:因果轮回,一切皆空。赞美与讴歌不能离苦得乐,只有脚踏实地去修心养性,才能使自己的人格净化升华,使自己享受到心安理得的快乐。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主流思想体系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儒学不是宗教,儒教作为传统中华文化的象征;道家也不是宗教,道教只弘扬道家的一些思想体系而已。佛教是宗教,但它最初是从印度文化传入,发展至今在中国形成与印度本土根本不同的中国特色。中国人自古以来信仰的是伦理道德这些属于哲学范畴的事情,例如道德经、三纲五常。因此得意时信儒教,失意时信道教、有所求时信佛教,而在所有的教义与已心愿相违背时,中国人会说,‘人定胜天’。这个天是“命运亦或宿命”。
    
    从骨子里,人所追求的信仰都是随心,每个人都想坚持走自己的路自成一章。人们总说社会变成这样那样了,是因为人没有信仰的原因?其实不然,是因为大部分人失去了对伦理道德的尊重和沿袭。为什么大大小小的佛寺里香火鼎盛、人头攒动?因为人们从众不堪属世心有所求: 求平安、功名、求财、求子、求官运亨通甚至求姻缘。人们似乎忽略了信仰的本质,是有所施,无所求。是内心安定,灵魂富足。
    
    在西方,基督徒因宗教信仰而形成一个亲如一家的整体,相互平等。大家同根同体,这种信念培育了基督徒的自信与自尊,在与上帝的直接联系中找到自己人生的支点,减轻了他们对世俗社会组织的依赖。信仰完全是个人的事,每个人单独直接面对上帝,孤立无依,别人无法代替他,谁也无法推诿自己的责任。这种历练也锻造了他们坚强的个性和独立性。因此有人说西方人做善事是把钱交给教会或者慈善机构,由专人去帮助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人;中国人乐善好施,但凡去庙里烧香许愿都必要施舍财富,这些善款大多数用于庙宇修缮以宝相庄严,让人心生敬畏。这些不同的文化差异迥然不同的社会效应,应让人们时时对自己所追求的信仰而警醒,你要寻找的生命答案是什么?你想为人生留下的足迹是什么?
    
    人总爱在拥挤中寂寞,在热闹中孤单,在众声喧哗中无人可与攀谈。大千世界,缭乱花眼,人心欲望,不曾稍减,在繁忙中,在各样的追求中,我们是否可以放缓脚步,听听住在你心里那位灵的声音?是否曾经停下自己,想想那片刻与佛或是神同在的美好?希望你能保守自己不忘初心;但愿你的灵魂之光永存,它照亮自己的人生,精彩前行! _(网文转载) 博讯




邓小平“六四”讲话:敌人是多么的

凶残


京港台:2017-6-6 21:14| 来源:邓小平文选 |     


 

 

  1989年6月9日,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万里、李先念、彭真、王震、薄一波等人的陪同下,在中南海(专题)怀仁堂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讲话,为“六四(专题)”事件定性。这是“六四”发生后,邓小平首次公开露面。他在讲话中说:“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本文摘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原题为《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全文如下。

  同志们辛苦了!

  首先,我对在这场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沉痛的哀悼!对在这场斗争中负伤的几千名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对所有参加这场斗争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问候!

  我提议,大家起立,为死难的烈士们默哀!

  利用这个机会,我讲几句话。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

  《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我们有一批老同志健在,包括军队,也有一批各个时期参加革命的骨干还在,因此,事情现在爆发,处理起来比较容易。处理这一事件的主要难点在于,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阵线一时分不清楚,使我们许多应该采取的行动难以出手。如果没有我们党这么多老同志支持,甚至连事件的性质都难以确定。一些同志不了解问题的性质,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对待群众的问题,实际上,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不懂得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性质不清楚。我相信,经过认真做工作,能取得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对定性和处理的拥护。

  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仅仅是他们的一个陪衬,而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这次平息暴乱中,我们那么多同志负了伤,甚至牺牲了,武器也被抢去了,这是为什么?也是因为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处理这件事对我们军队是一次很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我们的解放军考试合格。如果用坦克压过去,就会在全国造成是非不清。所以,我要感谢解放军指战员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暴乱事件。尽管损失是令人痛心的,但可以赢得人民,使是非不明的人改变观点。让大家看看,解放军究竟是什么人,有没有血洗天安门,流血的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清楚了,就使我们取得了主动。虽然牺牲了许多同志非常令人痛心,但客观地分析事件的过程,人们就不得不承认,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这也有助于人民理解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今后解放军遇到问题,采取措施,就都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了。这里顺便说一下,以后再不能让人把武器夺去了。总之,这是一个考验,考试是合格的。虽然军队里老同志不是很多了,战士们大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岁出头的娃娃,但他们仍然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在生命危险面前,他们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党的教导,没有忘记国家利益,面对死亡毫不含糊。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他们当之无愧。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性质合格。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这次过的是真正的政治关、生死关,不容易呀!这表明,人民子弟兵真正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这表明,不管我们受到多么大的损失,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同时,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

  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今天我不可能展开来讲,只是提出课题。

  第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这些大的问题,必须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我们第一个翻一番的目标已经完成了,第二个翻一番的目标计划用十二年完成,再往后五十年,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对此,我想我们做出的不是一个“左”的判断,制定的也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因此,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当说,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是失败的。在六十一年后,一个十五亿人口的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了不起的事情。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应该是能够做到的。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

  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一九八○年元旦,我在政协讲话,讲了“四个保证”,其中有一条叫“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当然,改革开放必然会有西方的许多坏的影响进来,对此,我们从来没有估计不足。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讲这点,可能对我们以后制定方针政策有好处。还有,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再是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我提出的这个建议,请常委研究。这也是个比较急迫的问题,总要接触的问题。

  这是总结我们过去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比在开放中遇到的难题要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实际上,西方国家也并不都是实行三权鼎立式的制度。美国骂我们镇压学生,他们处理国内学潮和骚乱,还不是出动了警察和军队,还不是抓人、流血?他们是镇压学生和人民,而我们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他们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今后,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倒是要注意,一个动态出现,不要使它蔓延。

  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请大家认真考虑一下。至于一些做法,如投资方向、资金使用方向等,我赞成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基础工业,无非是原材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这也是开放,在这方面,胆子要大一些,不会有大的失误。多搞一点电,多搞一点铁路、公路、航运,能办很多事情。钢,外国人判断我们将来需要一亿二千万吨,现在我们接近六千万吨,还差一半。如果在现有企业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增加两千万吨,就可少进口钢材。借点外债用在这些方面,也叫改革开放。现在的问题不是改革开放政策对不对,搞不搞,而是如何搞,开哪方面,关哪方面。

  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

  利用这个机会,我就讲这一点。




【法广六四专题】吴仁华:历史须有六四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记录




2017年6月03日




    吴仁华:历史须有六四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记录
    八九民运期间天安门广场
    
    【法广六四专题】: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是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是首次游行的组织者之一,曾任新华门绝食请愿区负责人。6月3日率领特别纠察队赶赴天安门广场,经历了整个清场过程。1990年流亡到美国后,吴仁华28年来坚持做六四死难者名单搜索和整理工作。著作有《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对于他来说,整理死难者,伤残者以及加害者的名录就是他纪念六四的最好方式,因为历史必须对这个事件有一个记载,否则就会被遗忘。*
    
    法广:经过多年的研究后,到目前为止,对六四屠杀事件中死亡人数有没有一个比较确切的数据?
    
    吴仁华: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数据,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做出准确的统计,所以我只能利用自己专业的背景,国学专业有考据学的训练,所以我在这个基础上花了很多时间去搜寻当年北京一百多家医院的情况。
    
    当时大多数死难者或伤员都是被送到这些医院去的,所以我现在通过搜寻这些医院的情况,对六四屠杀造成的死难者和伤者的人数有了一个大概的估计,但是我今天还是不能回答具体数据这个问题。我还需要大量的时间继续去追踪这些医院透露出来的咨询。包括当年在这些医院中的亲身经历的情况等等。
    
    作为历史文献学者,对死难者人数这样一个问题还是不能轻易做出回答。网络上出现的一些数据我也觉得不够慎重。包括一些亲身经历者,随口就说几千人,或者三千人,或三千人以上,实际上我觉得是不恰当的。这必须有一个调查的过程,科学的认证,然后有一个比较符合真相的数据。
    
    法广: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您是否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
    
    吴仁华:现在要和一百多家医院和人员保持联系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一个禁区,当年经历过的医护人员也不可能接受外界的咨询。所以我只能利用自己考据学的训练背景去通过各种方式搜寻零星的咨询,然后进行判断。在这些医院,如果有数字或者见证人的一些回忆,我就将其像拼图一样拼出来,得到大概每家医院的死难者或伤员的情况。
    
    法广: 您自己对中国当局在六四事件28周年后丝毫没有松动的局势如何看?
    
    吴仁华: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去谈,我觉得似乎也没有太多的价值,所以我觉得每个人还是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突破六四的真相封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回到我自己的个人身份上,我认为六四这样一个震惊世界的大事件,或者说是屠杀事件,一次政治性的灾难,对于我这样的历史记录着来说,必须有两方面的记录。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一个是受难者的记录,一个就是加害者的记录。
    
    中共一九四九年建政以来,根据中共的资料,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就枪毙了246万人,接下来的“三反五反”,反右,还有文化大革命都造成了很多人死亡,可是这些灾难性的政治运动都没有这两方面的记录,死难者没有记录,没有姓名,没有死难经过的记录,同时也没有加害者的记录。不能笼统地说毛泽东和四人帮是罪魁祸首,可是在文革中死亡的几百万人不是他们一个个杀死的。所以对六四屠杀事件,我能做的,必须做的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必须记录这两方面的人。
    
    关于受害者,“天安门母亲”群体已经做了204人的死难者的名单,这些年来,我继续在做的事,一个是六四受难者资料和名录。最近也陆续在推特和脸书上公布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另外,根据中国公安部有关六四的内部资料,到89年六月底,全国就逮捕了一万多人,很多人被判了刑,很多人被开除公职,开除学籍,这些人就是我所说的受难者,这些人必须要有记录。今年已经是28年了, 如果再不做记录的话,以后就不可能有完整的记录,受难者里还包括一部分人,就是六四事件的受伤者,因为六四事件死难者的数字巨大,按照常规的说法,可能还至少要高出三到五倍,这也是我最近几年做的项目,就是受难者和受伤者的名录。
    
    对加害者,我前几年也做了一些资料,就是六四戒严部队部分官兵的名录,我追寻了数以万计的解放军的军人,最后确定了三千多人是六四戒严部队的成员。也就是说他们参加了镇压行动,所以我认为,如果这样的灾难性的事件如果有着两方面的记录,才算是比较完整的记录,才能起到以此为鉴,让后人不能重犯这样的灾难性的错误。
    
    法广:这些资料最后会出版吗?
    
    吴仁华;我的目的并不是成书出版,因为这是一个世俗社会,受伤者或受难者的名录,对一般的读者来说是非常枯燥无味的,这样的书没有市场,所以我并不是以出版为目的,但是我会像前几年公布三千名戒严部队的官兵名录一样,通过现代的网络手段公布出来,至少让更多的人知道,也留下一个历史的记录。
    
    六四28周年之际,我也希望年轻的推友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就选出一部分来,但是最后的公布是将一次性地全部公布出来,这样就方便一些有心的朋友们一次性地下载,进行传播,我不会一个个零星地公布。






毛泽东其实胆怯不愿出兵朝鲜 斯大林加急电报力劝

京港台:2017-6-7 11:00| 来源:党建文汇 | 评论( 6 )  | 我来说几句


  在是否出兵朝鲜(专题)的问题,毛泽东犹豫不决。因为中共领导人中大多数敢对出兵朝鲜。毛泽东给斯大林发报说: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时不出兵,同时准备力量,这样做在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作者赵稀楠,原题为《抗美援朝:斯大林曾两次劝毛泽东出兵》。

  

  1969年毛泽东在中共九大(图源:VCG)

  朝鲜方面和斯大林的来信

  朝鲜战争是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战争一开始,北朝鲜方面打得很顺利,朝鲜人民军主力部队很快推进到朝鲜半岛南部,占领朝鲜南部重要城市汉城,眼看整个朝鲜半岛就要全部解放。但是,美国却插一手进来,并且决定入侵朝鲜。9月15日,美军的大部队在朝鲜的仁川登陆,这使朝鲜人民军最高统帅部意识到了所面临的危险局面。

  美军在仁川成功登陆后,一开始,朝鲜人民军还打了几次硬仗,但渐渐地就支持不下去了。金日成得知前方不利消息后,于9月28日召集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上对目前军事形势进行了讨论,并最终认定,由于大部分人民军主力未能撤回来,一旦美军越过三八线(电视剧),在北方的人民军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因此,朝鲜面临十分严重的危险局面。朝鲜党中央政治局领导人决定,由金日成出面,给苏联和中国最高领导人各写一封信,信的基本内容,就是要求苏联和中国动用军事力量,直接支援朝鲜。

  斯大林是在10月1日收到金日成的求援信的,当时,斯大林正在高加索黑海边阿德列尔休养所疗养。当天凌晨,苏共中央给斯大林发来加急件,秘书打开后,见是一封急信,立即交给斯大林看,斯大林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这封信。这封信是由苏联驻朝鲜大使转来的,署着金日成和朴宪永的名字。斯大林读罢信后,陷入了深思。他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如果朝鲜人民军失败,北朝鲜就会落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手中,远东的政治、军事格局将立即改变,苏联的远东地区会直接受到威胁。斯大林意识到,苏联是决不能让西方占领整个朝鲜的。但是,苏联方面又不能和美国产生正面冲突。因为苏联与美国有协议,苏联国内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如果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对苏联是十分不利的。怎么办?斯大林想到了中国。他知道,中国刚刚结束内战,正处在经济恢复时期,十分困难,但他也考虑到了中国在东北的利益:如果美国占领了北朝鲜,将直接威胁中国东北地区,中国的东北重工业基地将不能顺利进行建设,中国的军事力量也会被吸住;而且,美国在进兵朝鲜的同时,也派舰队占领了台湾(专题)海峡,这使中国不能顺利实现其在南方的解放台湾的军事计划。因此,斯大林认识到,朝鲜战事,与中国的利益也密切相关。想到此,一个大胆的蓝图在斯大林脑海中出现,这就是:由中国出兵,进入朝鲜,直接支援朝鲜抗击美国和南朝鲜军队,由苏联方面给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提供较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打定主意后,斯大林坐下来,提笔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斯大林在这封信中,非常客气地用商量的口气,向毛泽东提出了由中国直接出兵朝鲜的要求。斯大林写罢,用加急件发至苏共中央,由苏共中央用电报加急发至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再由大使馆翻译成中文,转给中共中央。

  毛泽东从多方面考虑

  斯大林的电报是经过苏联大使罗申送到毛泽东手中的,当时已经是1日的中午了。这个时候,金日成的特使朴一禹已带着金日成和朴宪永的求援信到了中南海(专题)。毛泽东几乎是同时收到苏联和朝鲜两国首脑的来文的。毛泽东反复地读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来电和来信后,又把朝鲜特使朴一禹请到住处,听取了他对朝鲜战况的介绍。之后,毛泽东让秘书紧急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请到他的住处。刘、周、朱来到后,毛泽东把苏联和朝鲜两国首脑的来文给他们看了,又向他们介绍了朝鲜战局。四个人讨论起来。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都对朝鲜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总的来说,他们的意见是对出兵朝鲜有很大顾虑,认为出兵对中国不利,因此,会上没有就是否出兵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于是,毛泽东决定,第二天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邀请在京高级军事领导人参加,再行讨论。在10月2日下午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曾经主张出兵朝鲜,并且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他鉴于林彪有病,提议要彭德怀挂帅。当然,这还要征求更多人的意见,特别是彭德怀本人此时正在西安,没有参加会议。但是,会议上的多数人不同意立即派兵进入朝鲜。大家对国内和国际局势进行了认真分析,摆出了许多理由。毛泽东认为,这些意见都很有道理,他不能不慎重考虑这些意见。

  考虑到斯大林还在等回音,毛泽东决定也用商量的口气和斯大林探讨一下这件大事。2日夜里,毛泽东约见了苏联大使罗申,口述了一封电报。电报说:

  “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调动几个师的志愿军去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慎重的考虑,我们现在认为,这一举动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敌人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引起美国和中国的公开对抗,结果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中共中央许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谨慎行事。

  当然,我们不派兵援助,这对于正处在如此艰难境地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但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的整个和平建设计划将会被全部打乱,国内的许多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造成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

  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时不出兵,同时准备力量,这样做在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

  由于暂时的失利,朝鲜应该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毛泽东在电报的最后还进一步讲:“我们将召开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将出席。对此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想同您商量一下。如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刻让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到您休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形势。”

  收到毛泽东的复电,斯大林陷入了沉思。苏联虽然不害怕和美国一战,但这个时候和美国打起来,显然对苏联十分不利。斯大林坚信,中国和苏联都不愿意看到整个朝鲜落入美国手中。他认为,再和中国方面商议,中国是会同意出兵朝鲜的。他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议一下这个问题。10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朝鲜问题。斯大林讲了自己的想法后,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都同意他的意见。会上形成了一致的意见:无论如何,必须避免苏联直接与美国发生冲突,即使是放弃朝鲜,苏联也不要和美国发生冲突。但是,又不能放弃北朝鲜,只有一个办法:进一步劝说毛泽东改变主意,请中国出兵朝鲜,支持朝鲜人民军把美国军队打回去。会议决定,由斯大林出面,再给毛泽东发一封电报,力劝毛泽东。电报稿在会上就起草好了,经过政治局主要成员审过后,当天就发给了毛泽东。这封电报的主要内容,就是力陈由中国出兵对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是十分有利的理由。电报中说:

  “我之所以向您提出派兵去朝鲜的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至多派五六个师,是基于以下几点国际方面的考虑:1.如朝鲜事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作好准备;2.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在日本死灰复燃,它没有能力向美国人提供军事援助;3.有鉴于此,美国将不得不在朝鲜问题上向有盟友苏联为后盾的中国作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会对朝鲜有利而不至于使敌人把朝鲜变成它的军事基地;4.由于相同的原因,美国将被迫放弃台湾,被迫放弃与日本反动派的单方面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放弃其欲变日本为它在远东的军事基地的企图。”

  斯大林在电报中进一步指出,如果中国消极地等待,那中国就不仅得不到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会把台湾作为它的一个基地。斯大林说:“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话,那就让它现在来吧,而不是拖到几年之后,因为到那时,作为美国的盟友的日本军国主义将会复活,美国和日本将会在亚洲大陆上得到李承晚的朝鲜这样一个现成的基地。”

  接到斯大林的再次来信,毛泽东考虑得很多。他从更广阔的角度,考虑了中国出兵朝鲜的问题。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毛泽东当时考虑的是相当多也相当深远的,他既考虑到了中朝所面对的现实,更考虑到了中朝两国在历史上的关系。

  毛泽东考虑到了中朝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

  从地理上看,朝鲜半岛与中国地理相连,在政治上一直存在密切关系。1894年,日本侵略朝鲜,中日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甲午战争。结果,中国战败。1895年3月,中国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之后,中国同朝鲜的关系完全停止。21年后,日本又制造事端,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历史事实证明:日本的目标,就是利用朝鲜作跳板,最终发动侵华战争。

  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劳动党结下的传统友谊,也是毛泽东考虑出兵朝鲜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两党之间还有许多特殊关系。朝鲜共产党建立后,主要是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他们的活动,不光是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而且许多重要活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布置下进行的。朝鲜共产党中许多人,特别是领导人,大多数加入过中国共产党。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一批朝鲜共产党人到了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后来担任朝鲜内务相的朴一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中国抗日战争后期以及解放战争期间,大约有10万名朝鲜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在中国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军事较量的主要战场。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大城市并控制了交通线,给当地的共产党武装以极大的压力。面对这种形势,1946年6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把北朝鲜作为东北部队的战略后方与供应基地。当年6月,东北局委员朱理治和萧劲光赴平壤,在北朝鲜建立了东北局特别办事处。其主要任务是:把伤病员和重要的战略物资转移到北朝鲜;通过北朝鲜维持中共北满与南满军队之间的交通与联络;从北朝鲜寻求援助及采购战争物资。1946年7月,南满的中共军队把大约2万吨的战略物资转移到北朝鲜。这一年冬天,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实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以绝对优势兵力向南满解放区连续进攻,先后占领了安东、通化等城市。南满共产党军队为了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又主动放弃了一些地方,所以,解放区逐步缩小,到这年年底只剩下临江、抚松、长白等县,其他都变成了游击区。国民党军于1947年春继续向临江地区发动进攻。中共东北野战军南北夹击,终于打败了国民党的军队。东北战史上说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就是指这时的情况。在这期间,在中共“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下,朝鲜又成了东北战场同关内交通联络的重要通道。

  不仅如此,朝鲜还为东北中共军队提供物质与人员援助。许多朝鲜的志愿人员参加了中共领导的解放战争。在人员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中的三个精锐师(一五六师、一六四(专题)师和一六六师)主要由朝鲜战士组成。在物资方面,1946年至1948年,朝鲜向中共提供2000车皮日本人留下的战争物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又紧随苏联等国家之后,同新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建交之后,两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可以说,中朝两国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另外,毛泽东也考虑到了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逐渐划分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多次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中国只能坚定地站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国家一边,不能站在美国一边,也不能走中间道路。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限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不便直接与美国刀兵相见。因此,便积极支持中国出兵朝鲜。

  毛泽东在做出出兵朝鲜的决策之前,反复考虑了以上这些因素,他十分重视中朝两国历史上形成的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地理、政治关系,更重视中朝两党历史上形成的并肩作战的传统友谊,因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的思想倾向仍然是要出兵援朝。他当然也知道中国出兵援朝面临的困难,当会上大家把这些困难摆出来之后,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不管怎么说,别人要亡国了,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彭德怀后来回忆说:“我把主席的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如果不把它同朝鲜处于危急时刻联系起来考虑,那就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者。我想到这里,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迫不及待的。我想通了,拥护主席这一英明决策。”可见,毛泽东的这番话,深深地影响了彭德怀,实际上,这番话不仅影响了彭德怀,也影响了政治局许多人,可以说,毛泽东的这番话对中共中央做出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毛泽东最后下了决心

  毛泽东是务实的,他考虑到了中国军队在实力上不如美国军队,因此,他当时很希望苏联方面能够给中国军队以武器等方面的支持,特别是希望得到苏联空军的支援,以争取制空权,保证中国入朝作战的地面部队顺利推进。但是,苏联在军事装备和空军支持这两个方面,态度都不明朗,迟迟不做出承诺。此时的毛泽东,从中国长远的国家安全考虑,从中国与朝鲜的唇亡齿寒的特殊关系考虑,从中国的国际主义义务考虑,已经下了这样的决心:即使苏联方面不给中国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中国也要派兵入朝作战。

  毛泽东的这个决心,从10月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可以得到证明。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要派兵入朝作战,我们在争取苏联方面支援我们,但即使没有苏联的支援,我们也要派兵入朝。我们不能看着朝鲜亡国不管。

  但是,毛泽东对苏联的支援,还是采取积极争取的态度。他当然认识到:有了苏联的支援,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后,战斗力会大大增强,困难会小一些,而且,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进程将会加快。据彭德怀回忆:10月4日那天,他从西安飞赴北京参加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毛泽东和他有过一次长谈。谈话中,彭德怀说:“苏联完全撒手,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毛泽东向彭德怀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苏联援助得多一些、快一些,我们的装备改善得好一些,这场仗是不是能打?彭德怀反复考虑后肯定地表示:这不是没有可能的,问题在于这种援助能够到什么程度,空军能掩护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可以同美国军队较量一下。得到彭德怀这样的回答,毛泽东十分满意。他明确提议,有关苏联援助的问题,由周恩来去苏联与斯大林商量解决,出兵的准备继续做,由彭德怀来担任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委(电视剧)。10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继续在颐年堂开会,对是否出兵援朝再次进行讨论。在发言中,彭德怀讲了自己的观点: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等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彭德怀发言后,毛泽东站起来,坚定地说:“彭老总说得好!我们出兵参战的困难确实很多,但是,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中国人民不能眼看着美国侵略者对其肆行践踏而置之不理;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我们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中国出兵援朝的决策,就在这次会议上定下来了。

  毛泽东曾考虑出兵限度问题

  毛泽东在出兵朝鲜问题上,曾经有一个考虑基点,这就是:如果美军不越过三八线,中国也派兵,但只摆在鸭绿江一线或者北朝地区,作为朝鲜人民军的战略支持力量,而不与美国军队正面交战。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毛泽东就对来访的金日成说,一旦朝鲜境内爆发战争,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越过三八线,我们也不管;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

  显然,毛泽东考虑了中国出兵朝鲜的限度问题,并且把这个限度讲得十分清楚:美国越过了三八线,中国军队必然打过去;美国军队不越过三八线,中国就不参战。这一点,从朝鲜战争爆发初期中国的反映也可以看出来。朝鲜战争爆发,特别是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后,新中国立即作出强烈反应。除了声援朝鲜,还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插手中国台湾事务给予愤怒的声讨。但在此时,毛泽东还不想牵涉进这场战争中去而打乱自己原定的工作部署。如下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1950年6月30日,即朝鲜战争爆发5天之后,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中国大陆展开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同一天,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签署了《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开始大规模削减中国军队员额。当时有人建议,朝鲜战争爆发,东北地区受到威胁,是否停止军队复员,让现有军队转入战备。周恩来的回答是:对朝鲜战场的情况,总参谋部、外交部要密切加以注视,而复员工作仍按原计划进行。由于朝鲜战局的变化,毛泽东也不得不预先作好准备。7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加强东北边防。周恩来对此有一个说法:宁可“备而不用”。从历史情况来看,1950年8月下旬之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主要注意力,仍主要是放在土地改革和国内经济建设上。

  到8月下旬,朝鲜战局恶化,毛泽东产生了深深的忧虑,此时,他才考虑了出兵朝鲜的问题。周恩来在8月25日召开的第47次政务会议上说,朝鲜战争拖长的可能性增加了。周恩来讲这句话之后的第二天,他就召开了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的会议。在这次会上他指出:“我们对于朝鲜,不仅看作兄弟国家问题,看作与我东北相连接有利害关系的问题,还应看作是重要的国际斗争问题。”要设想战争的长期化,要考虑到出国作战的问题。“如果出国作战的话,主要对象是美帝国主义”。

  9月15日,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并且迅速向朝鲜北方推进,朝鲜人民军有被美国军队全部消灭的危险,朝鲜亡国在即。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向了朝鲜。那个时候,毛泽东每天都站在朝鲜半岛地图前,久久思索,他频繁地找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高级军事领导人商议,和周恩来商议的时候最多。显然,毛泽东此时开始考虑了出兵朝鲜的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后决定,先派人到朝鲜了解情况。9月17日,中央军委派遣一个5人小组随柴军武赴朝了解情况,同时熟悉一下朝鲜战场的情况。9月22日,中国政府在公开声明中表示:“居留中国的朝鲜人民有权力回去保卫祖国。”这个声明一方面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与美国进行斗争,一方面也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进犯朝鲜北部。

  毛泽东还考虑并实施了这样的方案:通过第三国,向美国表示中国的意图。这个第三国,毛泽东和周恩来选定了印度。印度奉行不结盟政策,同东西方两大阵营都保持着联系。朝鲜战争爆发后,印度总理兼外长尼赫鲁曾经积极调停。他在征得中国的意见后,曾分别致函斯大林和艾奇逊,以协调苏、美立场,消除分歧。考虑到这个背景,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通过印度向美国传话。9月25日,聂荣臻奉命会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从目前查到的记录材料看,此次会见,双方谈话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中美关系。

  谈话结束后,尼赫鲁立即将中国方面的态度转告给美国政府。但美国国务院研究后认为,这只是中国恫吓威胁的宣传而已。9月29日,印度方面向中国政府转达了美国的态度。中国方面做出了强烈回应。30日,周恩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各国记者立即向全世界报道了周恩来的讲话。10月1日,《人民日报》也全文发表了周恩来的讲话。

  10月3日,南朝鲜军队在东海岸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了15公里。美国军队也在沃克将军的指挥下,越过了三八线,向北推进。毛泽东于当天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和周恩来一起商议了对策,并且下决心出兵朝鲜。当天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召见潘尼迦,向他郑重说明中国政府对待朝鲜战争的严正立场,即美国军队不能越过三八线,如果越过,中国肯定派兵入朝。

  印度方面很快就把中国的态度转告了美国和英国,但是美英两国显然无视中国的立场和态度。

  越过三八线,实际上是美国的既定军事目标。从目前美国方面已经解密(电视剧)的材料中可以看到:9月27日,杜鲁门已经给麦克阿瑟发出了正式的命令:“你的军事目的是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为达此目的,授权你在朝鲜的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包括两栖登陆和空降或地面行动。”

  当中国的警告传到美国后,一向轻视中国的美国最高决策者们,并没有把这当作一回事。杜鲁门甚至怀疑,周恩来的警告可能是一种宣传策略。美国国务院远东问题专家亚历克西斯·约翰逊认为,周恩来发出的信息“无疑含有极大的虚张声势的成分”,只是出于谨慎考虑,他建议在三八线以北只使用南朝鲜军队,联合国的空军和海军只提供军事支援。艾奇逊则认为,周恩来的声明是苏中试图迫使联合国撤军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

  对于中国的决心,美国决策者做出的决策是:万一“在朝鲜的任何地方发现中共公开或秘密部署的主力部队”,只要“有获胜的机会”,仍可以继续行动;但是,除非得到华盛顿的授权,否则不得对中国境内的目标采取行动。显然,美国认为,中国不会出兵朝鲜。他们当然不了解毛泽东,更不了解:毛泽东一旦下了决心,就会以钢铁般的意志去行动。

  周恩来后来的回忆,也讲过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底线问题,他说:“当时,我们发表政府声明,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否则,中国决不能置之不理。美国不听。这时,我们再次警告。除这两次公开警告,我们还正式通过印度向美国提出过。当时,印度相信我们的警告,劝美国要谨慎。美国不听,一直进逼鸭绿江,逼我们到墙角,我们才进行抗美援朝。”

  10月7日,美国再次操纵联合国通过了“统一”朝鲜的决议。10月8日,中国方面已经获悉:大批美军越过了三八线,第二天,麦克阿瑟发出了向平壤进攻的命令。毛泽东所设定的不出兵朝鲜的底线已经被美国突破。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已经不可能了。正如彭德怀后来所回顾:“美军一过三八线,我就知道不打不行了。”

  10月8日,毛泽东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从此,抗美援朝战争正式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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