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白髮，給人誤以為未老先衰的陳爾晋，身穿藍色中山裝，挎一個黑色塑料書包，從北京、南京一路南下，於三月下旬到了上海。傅把護法請愿團等等許多事告訴了陳，當時他們很談得攏。傅申奇把陳領到徐匯區一家人家住下。那家主人張守勇是個四十多歲，中等身材，壯實的單身男子。他們是在人民廣場上認識的。
張自稱他的父輩和他本人都受過共產黨迫害，當時以擺地攤為生。傅對張很感興趣，因為張說過，萬一傅有朋友來，他可以提供住所，缺錢的話，他也可以拿出一點。住所和錢正是傅最需要的。
陳爾晋和傅申奇一到張守勇家，就急不可待地談開了，他們有談不完的事，比如北京請願的事，以及全國各地民刊的情況。張守勇就坐在旁邊，有時端茶，有時點煙。傅也不避諱，他認為已經住進來了還提防甚麼。傅急著赴京，離開張家時，指著陳對張說：「這是我們很重要的一位領導人，你一定要好好保護他的安全。」
傅申奇去北京的第二天，四月三日的晚上，陳爾晋又在張守勇的住所見到了香港來的吳仲賢。這也是傅申奇走之前按排好的。吳仲賢和陳爾晋在七九年就有書信來往，但以前卻沒有機會當面交談。這次他們談到了中共中央九號文件下達後的異議運動形勢和出路，也談到了陳爾晋去香港的具體事項， 也談到了出國以後組織「民主國際」，在世界範圍推進共產主義革命的種種設想等等。
突然， 陳多了一個心眼，有些事他怕張守勇聽見，他把一些關鍵的話寫在紙上，然後給吳看。吳立刻心領，也拿起筆開始筆談。這時陳注意到坐在一旁的張守勇眉頭皺了起來。
他們一直談到天亮，倆人都很累，吳要回他下榻的錦江飯店睡覺。張守勇借口吳人生地不熟，提議送吳到車站。等到他們出了門，陳立即把那些筆談的紙全部燒毀。張去了很久才回來，說是一直把吳送到了錦江賓館。然後，張抱了條被子堵著門睡，說是遵照傅申奇的指示，要保衛陳的安全。
這時陳眼皮狂跳，使他有一種大祸降臨的預感，他是一個有靈感并相信這些靈學術法的人。他趕緊起身出門，張要送被他一口拒絕。
他買了上北京的火車票，但在南京就下了車。在南京他沒有去找徐水良，因為徐早就被警方監視，而去找了傅的女朋友綦淑華。他想先問一下傅的去向，是否已經去了北京？如果是的話，他就改乘晚間的特快車上京。
在玄武湖公園等待綦的時候，陳還抓緊時間修改《護法請愿團告中國和世界人民書》。和綦見面後，綦說傅四日下午剛去了北京。陳隨即告辭，綦買了點食品執意要送陳上車。
在南京火車站，警愓心很高的陳爾晋一眼發現了四周埋伏的警察。情勢危急，他想到很可能他會被當場逮捕。為了把身上的通訊錄和民刊資料悄悄扔掉，不落到警察的手裡，陳和綦挽起了手臂，像一對戀人一樣向車站前的廣場走去。重要的通訊錄就在綦的手臂掩護下被陳扔掉了。眼看警方便衣已經合圍，大一點的資料丟在地上太顯眼，會被發現，陳就把資料交給了綦，要求她衝進附近的女廁所丟進茅坑。當綦剛剛衝進廁所，幾個警察就衝上來把陳抓住了，然後塞進了一輛吉普車。
審訊中，警方出示了張守勇的證詞，以及張領陳上街，在熱鬧的農貿市場被偷拍的照片。有太多的證據說明張守勇正是秘密警察。陳爾晉明白過來，反而擔心起吳仲賢。他想像那天張不僅把吳仲賢送到了錦江飯店，而且直接交給了正在那裡等待的警察。
有好多天，在黑暗的牢房裡，陳深深地自責那天沒有把自己心中對張守勇的懷疑告訴吳，否則的話，吳就有可能逃離厄運。他對香港同志安危的擔心甚至超過了對自己的關心。在審訊時，凡是涉及吳仲賢的事，陳總是設法迴避，好在警方也沒有追究，似乎警方對吳仲賢不很關心。為甚麼警方對吳不關心？他不是香港來的重要人物嗎？聰明的陳爾晉也有些糊塗了。
陳爾晋的確是糊塗了，他對這個熱心的香港人了解太不夠了，甚至連吳仲賢是香港托派領導人也不知道。

一年以後，陳爾晋在雲南以反革命組織罪和反革命宣傳罪兩條罪判刑，合併執行十年徒刑，剝權五年。判決書指控陳的文章《特權論》給異議運動「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 九號文件中引用的激烈的言論就是引自陳爾晉的文章。
當局這樣說，其實是為對異議運動的普遍鎮壓制造理由。陳的確有激進的傾向，但這不能代表異議運動的多數人的立場。即使在八零年秋主張辦民刊的人士中，受陳思想影響的人也很少。大多數異議人士出於對文革的體驗，已經開始背叛了中共的革命理論和毛澤東的繼續革命思想，他們對社會是不滿的，對已經形成的中國官僚特權集團是憎惡的，但是出路絕不是來一場新的革命。而陳爾晋和大多數異議人士相反，繼承了文革中激進派的思想，和香港的托派不謀而和。他們仍然堅持搞一場革命，一場重複共產黨革命的革命，因而也只能是一條死胡同。
陳料想不到的是，他引以為傲的《特權論》最後成了當局鎮壓的一個理由；但是這沒有使他沮喪，反而更加自得，因為他的話上了中央文件，一舉天下揚名。

陳爾晋是個天資很高、意志堅強的人，而且異常勤奮和勇敢。可惜少年時代命運不濟，高小畢業以後就失去上學的機會。以後他刻苦自學，但耳濡目染，能學的全是共產黨的那一套。他自己也承認這一點。
劉山青曾評論陳說，「他的《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雖然引入很多他原創的概念，例如「叉路口社會主義」，但就官僚專政，和必須依賴無產階級以進行民主革命這個根本問題，陳爾普的確是根據馬列主義，在沒有看過托洛斯基著作（後來與香港接上頭後才有機會接觸），不知國際革命馬克思主義運動發展的情況下，得到基本上相同的結論，這實在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陳爾晋和香港的托派不謀而合，從根源上來說，是因為毛澤東的早期思想和托派理論分不開。二十年代未和三十年代，托洛斯基主張中共建立蘇維埃根據地，而斯大林認為中國革命具有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的性質，因此主張中共要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毛澤東帶領造反的農民上山搞武裝割據，是走托派的路。
劉山青又針對陳成立的異議組織說，「不過，當他對我說已組織了好幾十人，我又覺得此話可能多少有點誇大。就我經驗，國內民刊團聚的人，多則十多個，少則一、二人，未聽說過大到幾十人的。」
陳不僅學了中共的理論也學了中共的浮垮加狂妄的作風。以他和何求為主成立的《中華公權大同盟》，有名無實，萬事都不周全，卻先設計了該團體的旗號標誌。其他異議人士多少都有這個毛病，但陳爾晋可算是一個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