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泰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中國民生工程大量官員被法辦折射反腐敗困境

2008/01/06

民生工程大量官員被法辦折射反腐敗困境

何必/2007年，沈陽市共有52人在“民生工程”中存在貪污、挪用專項資金等職務犯罪行為被查辦。昨日，在沈陽市十四屆人大一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沈陽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李丰作的《沈陽市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透露了上述信息。

報告中說，2007年沈陽市兩級檢察院依法懲治刑事犯罪，適時介入重大、有影響刑事案件的偵查活動，對嚴重危害沈陽市社會治安、經濟發展的刑事犯罪加大打擊力度。2007年沈陽市人民檢察院共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8345人，提起公訴10905人，其中批准逮捕殺人、搶劫、爆炸、綁架、毒品犯罪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嫌疑人1377人，提起公訴1533人。同時，批准逮捕詐騙、生產銷售偽劣商品、侵犯知識產權等嚴重危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嫌疑人400人，提起公訴469人，依法起訴了犯罪數額達數十億元的李敬華等人票據詐騙、金融憑証詐騙案等一批重大案件。（2008年1月6日《華商晨報》）

每年到了這會兒，全國各地都會例行地干一件事，那就是召開本地的兩會。什么人大啦，政協啦，這種會議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先基層，后省市，最后再弄那個每年都要折騰北京人一溜夠的全國兩會。

這當口，那些固定的議程，也就紛紛走過場。什么代表資格審議報告啦，財政預決算啦，政府工作報告啦，兩院報告啦，等等，悉數粉墨登場，對著社會玩弄那些自欺欺人的老套路。

人家沈陽市，在這種距離國民越來越遠、讓人們越來越漠不關心的破爛會議上，還是風雨無阻地進行著。

單純看這則消息，恐怕讓老郎（咸平）很是快慰。為什么呢？老郎是一直主張中國要倡行“嚴刑峻法”的主兒，認為中國現如今“信托責任”嚴重缺失就是與違法成本過低密切相關。人家沈陽市，一年就批准逮捕那么多人，提起公訴了那么多人，可以看到，執法的力度在加大，檢察院在代表國家權力進行公訴方面，介入得越來越及時。這應該是嚴刑峻法了吧？

不過，我一向認為，中國的問題并非嚴刑峻法的事情。如果拿中國的法律、特別是刑法與境外法律相對照，可以發現，我們的法律不可謂不嚴峻。別的不說，光是能夠執行死刑的刑種，就有約20個。

而且，這還真不是鬧著玩兒的，從罪刑相當的角度看，按照法理原則，如果沒有殺人，就不應該被判處死刑。但是，中國法理當中，隨便什么事都可以判處殺人。去年，鄭筱萸就被“借項上人頭一用”，上了斷頭台，留下遺言說，要做官千萬別做大官。

我一直為鄭筱萸的死刑鳴不平，認為這傻逼死的冤枉，比他貪污受賄數額多了去的，都保留了性命，他是在當局要作秀給國內外看的緊要關頭，才被形式主義地殺了的﹔而這傻逼到死也沒整明白，那不是他做了大官，而是因為他的官還不夠大，真要是大到了比如政治局常委，就有豁免權啦。這厮一個副部級，那就像“柔軟的下腹部”，是最危險的部位了。這年頭，省部級官員收拾了多少？數不勝數啦。為了政治權力斗爭的需要，政治局委員也不在話下，比如陳良宇。

雖然是無官不貪，按照大嘴周孝正的說法，如果說以往人們認為，凡是當官的，排成一行，全部槍斃會有冤枉的，隔一個槍斃一個就會有漏網的話，那么到后來就已經演變為，官員全部槍斃沒有任何問題，把他們的家屬排成一行，隔一個槍斃一個會有漏網的﹔再到后來，家屬也都應該槍斃，變成了把官員的同事排成一行，隔一個槍斃一個會有漏網的﹔再到后來，同事全部槍斃，改成了官員的鄰居排成一行，隔一個槍斃一個是不是會有漏網的問題……

全民腐敗嘛。

如果真要是嚴刑峻法，恐怕中國官場就會變成刑場和火葬場了。從高層一直到哪怕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但凡與官有牽涉的，都得拉出去斃了。即便是看自行車的主兒，也會因為偷稅漏稅和向管界負責人行賄而收到法律制裁。

因此，表面上的嚴刑峻法，那只不過是猴皮筋，是權力斗爭的道具，是要在政治化情勢當中考量的。什么叫做可殺可不殺？這標准得根據政治斗爭的需要。黃菊的大祕被揭露有短，那是因為什么？是因為黃菊死了。活著的，動一個試試？即使貪腐勢力當道，咱們不還是得忍氣吞聲？最簡單的就是，陳良宇之后的上海，強制性拆遷愈演愈烈，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所以嘛，問題根本就不純粹出在陳良宇身上嘛。

有趣的是，沈陽市檢察院的工作報告之中，還提及“共有52人在‘民生工程’中存在貪污、挪用專項資金等職務犯罪行為被查辦”。咱也不知道，這美其名曰“民生工程”的，到底是個什么貨色。不過，名正言順地按圖索驥，應該是沈陽市委府為民辦實事的勞什子機構。在好故弄玄虛的現在，把委府應該干的正事，說成是為民辦的實事，拿出來鼓噪宣傳，臭不要臉地往自己臉上涂脂抹粉，讓納稅人無可奈何，這就是全部內涵了。

這“民生工程”里，一年就有52人有職務犯罪行為，也真是讓人哈哈大笑了吧。咱也不知道，這“民生工程”里到底有多少人，反正，貪官污吏應該盡入其中。

如果按照這個速度法辦的話，不知道用几年，這“民生工程”里就空無一人啦。

從制度上看，如果一個制度能夠在一年之中就讓那么多官員翻身落馬鋃鐺入獄，這個制度本身就可以被當作是個無惡不作的陷阱了，專門把人往監獄甚至刑場里送。簡言之，制度殺人。鄭筱萸們就是被這種制度給害了。

其實，看看那些被法辦的官員，如果從其穿開襠褲時看，也未必就是一副與生俱來的階下囚模子，只不過是升官發財以后，到了雷區密布的官場，才惹禍上身。因此，看著那么多人們忙不迭地報考公務員，感覺就像是一群人爭先恐后地打破腦袋往刑場上奔一樣。有時候，我對那些考公務員失利的人安慰道，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也許，遠離官場，可以保全自己的腦袋，至少不至于在官場的高壓下殫精竭慮，讓自己多活几年。

多才多藝的北京理工大學胡星斗給我發來了他在這方面的相關成果。

胡星斗

2007年9月30日17:21

Fwd:在華中科技大學的演講之一中國腐敗的治理

胡星斗民生經濟學、中國問題學網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在華中科技大學的演講之一

中國腐敗的治理

胡星斗

我是現實的理想主義者，現實主義加理想主義。沒有憲政民主的理想主義，中國永遠不可能成為現代化的國家﹔但如果沒有現實主義，理想主義、自由主義的東西成為空中樓閣。反腐敗，也需要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結合，沒有憲政民主的理想主義，反腐敗只能是運動式的殺雞儆猴、借反腐敗清除異己，永遠治標不治本。同樣，沒有現實主義，中國也不可能找到符合國情的行之有效的反腐對策。

胡溫政府鐵拳打擊腐敗，在現有的制度框架內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成效是巨大的，贏得了全國人民的擁護﹔胡也強調制度和監督的作用，所謂反腐敗三位一體：注重教育、制度、監督三者的作用。同時，在憲政和制度反腐方面，我們也對胡寄予希望。

中國的腐敗是制度性的，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官場現象──"身體越來越胖，心胸越來越窄﹔頭銜越來越多，學問越來越淺﹔講話越來越長，真話越來越少﹔權力越來越大，威信越來越低﹔年齡越來越老，情人越來越小"？根源在于制度。

發達國家也有腐敗，但它是非制度性的。國際透明組織公布的世界上最廉潔的國家都是發達國家或者像新加坡這樣的事實上的發達國家。發達國家的廉潔指數都能得8分、9分以上，滿分是10分。像冰島、芬蘭這些國家往往得9.9分或10分。冰島自1918年以后只有4名高官因腐敗而辭職，最近一次在上個世紀80年代。在芬蘭，送禮會被官員視為侮辱其人格，該國已有30年無重大犯罪事件。中國廉潔指數得分波動較大，1980─1985年是5.13，1988─1992年降為4.73，特別是，1995年是2.16，1996年是2．43，分別處于樣本國家中的倒數第2位和倒數第5位。其后，加大了反腐敗的力度，廉潔指數有所上升，1997─2001年是3.05，2002年是3.5，2003年為3.4，2004年仍為3.4，2005年為3.2，2006年為3.3。中國屬于世界上得分2.5～5.0之間的腐敗比較嚴重的國家。

日本在上世紀50、60年代，一年抓几千個貪官，如今一年才二三十個，說明其政體、反腐敗體制已經比較完善了。中國2004年一年被檢察機關起訴的貪官人數是6萬多，相當于美國前二三十年被起訴的官員的總和。

腐敗的本質是權力的異化。腐敗只是非程序政治、非陽光政治的附產品﹔中國最大的腐敗是行政壟斷和公權力亂用所造成的租金和浪費。比如陳良宇案，還有其他的案子，一把手都是處于監督之外。由一把手，然后形成嚴重的裙帶腐敗。

我曾經說過中國的腐敗黑數即沒有被查出的腐敗金額占99%，有的說96%，還有的說95%。我說99%不是信口開河的。研究表明，世界平均的賄賂額占GDP的3%，就算中國是世界的平均腐敗程度，那么中國應查出腐敗金額為7000~8000億元，而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2005年查出的腐敗金額僅為74億元，約應查出的1%，所以說腐敗黑數為99%。還有另外一個算法，2006年中國查出的商業賄賂為37億元，2005年查出的官員腐敗74億，兩者有重合之處，因為在中國商業賄賂往往與官員腐敗、官商勾結有關，就算兩者不重合，總共111億元，而學者計算，中國2004年權力尋租13800億元，111億/13800億，查出的仍然不到1%。另據測算，我國2004年全部的租金價值包括灰色收入為56952億，占GDP35.64%，照這樣算，中國的腐敗黑數就是99.8%。可見,中國的腐敗是大面積的。

目前中國腐敗的特征就是：制度性的腐敗﹔大范圍大面積全方位的腐敗﹔生活方式的腐敗﹔公權力亂用的腐敗﹔權力資本化的腐敗﹔集團分贓的腐敗，腐敗部門化了，如全國許多交通廳的廳長倒台﹔腐敗市場化了，教育、醫療等民生部門統統走向了市場，全面市場化，帶來了嚴重的腐敗﹔還有腐敗黑幫化，在一些地方法治的威信掃地。老百姓說：不怕黑社會，就怕社會黑。

我還曾經總結，中國的腐敗出現了四個新的特征：由收錢收物的"硬腐敗"發展為接受各種服務、旅游出國等"好處"的"軟腐敗"﹔由個人撈錢的"小腐敗"上升為集體福利、揮霍公款的"大腐敗"﹔由內資企業的"內部腐敗"發展為外資企業參與商業賄賂、國有資產廉價賣給外國人的"涉外腐敗"﹔由一人出事的"單案"擴大為一揪一串的"窩案"。而且有些領域的腐敗前腐后繼，官員視死如歸，"'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說明中國的腐敗在一些領域非常嚴重。

如何反腐敗？最重要的是三個方面──新聞監督、群眾監督、收入申報：

一、新聞監督。根據國際反腐敗組織"透明國際"的調查，反腐敗最重要的、排在第一位的是新聞自由﹔反腐敗看起來很難，但其實也很容易，充分發揮媒體的監督作用，大部分的腐敗就可鏟除。所以，中國要減少對媒體的管制，建立現代新聞制度。當然，中國目前也不可能新聞自由，一自由，中國就亂了，因為以前沒有公開的東西太多了﹔但中國也要逐步地加大新聞開放的力度，掌握好短期穩定與長期穩定的關系，一味地封殺，有了短期穩定，但會失去長期的穩定。媒體監督對于反腐敗是個關鍵，各級官員可以赤裸裸地暴露在公眾監督、媒體監督之下，他們就不敢腐敗，小腐敗就被揭露了，也就不會發展為殺頭的大腐敗。媒體監督對官員是愛護。可以規定媒體監督的少數禁區，比如政治局成員以上官員的丑聞報道必須經過審批，其他的官員媒體可以沒有禁區。

西方媒體大多歸民間所有，美國規定政黨不得辦報紙，美國也不允許各級政府辦報紙，美國之音是僅有的政府媒體，但它只對外，不對內，美國人民無法接受到政府的"教育"。《紐約時報》曾經連載越南戰爭的文件，當時的尼克松總統起訴《紐約時報》泄露國家機密，但最后尼克松總統敗訴。水門事件時，《華盛頓郵報》披露尼克松總統同伙竊聽民主黨總部，尼克松總統以吊銷營業執照相威脅，也沒能阻止《華盛頓郵報》的徹底調查，最終迫使尼克松總統下台。美國歷史上有"扒糞運動"，新聞揭露丑惡，刨根追底，讓政客們丑行曝光。日前，《華盛頓郵報》登出整版廣告，懸賞100萬美元，征集華盛頓政客的性丑聞。有了這樣的新聞監督，腐敗難逃制裁。

韓國自八十年代以后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個國家古代是中國的附庸國，可是現在文明程度大大超過中國。由于新聞監督，一年多韓國有三個總理副總理因丑聞下台。副總理李基俊因涉嫌在擔任首爾大學校長時浪費辦公經費而辭職﹔副總理金秉准因擔任大學教授期間論文一稿兩投而辭職﹔在"三一"運動紀念日，總理李海瓚去打高爾夫球，被媒體揭發而辭職。

英國3名議員觀光東京，多住了一夜，被媒體揭發，3名議員全部辭職。

而目前中國一些地方政府非常恐懼新聞監督，竭力鉗制言論，如重慶彭水的短信諷刺腐敗案，山西稷山縣三名干部舉報縣委書記案，當地政府不是去查處有沒有腐敗，而是把發短信者、舉報者抓起來。還有山東濟南商場水災案，網民"紅鑽帝國"因傳播虛假消息被捕。中國首個民間調解員被冠以"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而遭逮捕，我認為泄露國家機密罪只能應用于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老百姓怎么可能持有國家機密？地方政府的丑行也算國家機密？以后法律應規定，地方政府的一切都不屬于國家機密。

這些都是非常危險的傾向，極其嚴重的事件，一些地方官員不擇手段地鉗制輿論，打的都是執法、維護社會穩定的旗號。

我相信上述作為都是地方政府所為，肯定不是中央政府的意愿。中央政府必須加強權威性，約束地方政府的胡作非為。

在發達國家，對于官員、富商、強勢群體實行有罪推定、舉証責任倒置，公民、網友、記者、報紙的報道失誤也不被追究責任，除非你能証明他是故意的、惡意的，而對老百姓、弱勢者實行無罪推定。2000年美國証券交易委員會主席代表美國股民狀告300家券商，由券商舉証沒有欺詐股民，由于舉証困難，券商只好主動賠償了股民30億美元。

在中國，實行民主選舉太困難，民主監督太困難，但媒體監督比較容易，只要減少新聞管制就行。

二、群眾監督。毛澤東說：只有人人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負起責任，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這句話是對的，盡管"文革是為了反腐敗"之說我并不贊同。

但反腐敗也主要靠群眾監督。比如中國應當允許財政公益訴訟，也就是公民只要有証據，都可以起訴揮霍公款、浪費公款的行為。在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都有這樣的制度，起訴者還可以分得追回的部分資金，作為獎勵。東京都知事也就是日本東京市長石原慎太郎，因為住豪華酒店，亂支交際費，被東京一個區的議員起訴，東京地方法院判石原等3人賠償40萬日元。

還有，發達國家都建立了鼓勵舉報的制度，如美國有舉報人保護法、印度設有舉報網站、英國實行匿名舉報、"舉報卡"制度。中國也應當出台舉報人保護法，避免舉報腐敗者被迫害打擊，如舉報原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的郭光允被勞教、武漢鐵路分局副局長劉志祥雇凶殺舉報人，等等。反腐斗士楊劍昌，有人寫了他的傳記，經過層層審稿，刪掉1萬多字，傳記在一位老將軍的干預下才得以出版，但不准在當地發行，楊劍昌住著70平米的房子，家里一貧如洗，兒子上學提心吊膽。這是昭示世人，大家都別學楊劍昌，反腐敗成本何其大，風險何其大！大家可以學雷鋒，毛澤東發起學雷鋒運動是為了搞個人崇拜。但大家不可學楊劍昌，地方政府也抑制學反腐英雄的行為。反腐英雄甚至被"領導"污蔑為刁民。但在民主社會沒有刁民，只有刁官，以刁民侮辱公民，正好說明他們是刁官。

三、收入申報。收入申報和公開是反腐敗的利器、治本之道。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有權查閱官員乃至首相的財產與納稅狀況﹔1883年，英國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財產申報的法律──《淨化選舉，防止腐敗法》。美國規定，包括總統在內的25萬公職人員每年要公開申報財產，不報、漏報的將面臨民事訴訟和罰款，謊報者將被提起刑事訴訟。1989年美國參議院議長賴特因違反財產申報法而辭職。2004年布什申報收到的禮品價值2.4萬美元，包括魚杆、魚餌、一件襯衫、三頂帽子。俄亥俄州長，因為5千多美元禮物未申報，包括球賽門票、飛機票、沒有付費的宴會而被起訴。

韓國自1993年開始"陽光運動"，金泳三總統率先公布個人財產，韓國國會通過了"公職人員財產登記制度"，規定自總統以下34000多人必須申報財產、1670名高官必須向社會公布財產。韓國公民一生中的收支只用一個固定賬號，一般交易刷卡，很少使用現金，帳戶、財產由女方掌握。韓國男子一般不敢有婚外情，因為一旦離婚，全部財產將歸女方。這個制度好，有利于家庭穩定。

2003年6月17日，墨西哥《信息公開法》實施后的第7天，1萬名公務員因為沒有按照規定公布自己的財產而被停薪停職。

俄羅斯聯邦規定，任何政府官員在就職前必須申報個人和家屬財產，每年4月1日前申報上個會計年度的收入和財產變化情況，申報的數據向社會公布，接受公民的監督和舉報。

印度也建立了公務人員財產申報制度，2007年5月16日總理辛格公布了個人財產情況。

2007年3月13日，越南總理阮晉勇簽署頒布了財產申報的法令，所有國會代表與副處級以上的政府官員于9月起申報財產，公布他們的收入、房地產、海外資產、賬戶以及其他個人財物。

台灣地區早就實施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香港實行了公務員申報利益制度，前財政司長梁錦松就因為買車時被指存在不當利益，招致媒體批評而辭職。

大陸在財產申報方面也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經驗。1995年出台了《關于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1997年推出了《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2001年頒布了《關于省部級現職領導干部報告家庭財產的規定(試行)》。未來，大陸如果能以立法的方式確立公務員的財產實名、申報、公開、監督的制度，必將大力地推動中國的廉政建設。

公務人員在任職期間依法向社會公布其個人收入和家庭財產，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及其他直系親屬所擁有的現金、存款、証券、不動產、各種投資及其他資產，接受社會監督，是建設廉潔政府、取信于民的關鍵之舉。一要建立財產實名登記制度，公民的所有財產包括存款、股票、房地產等都必須以真實姓名持有﹔二要建立財產年度申報制度，公民特別是官員每年都必須申報收入和財產﹔三要建立財產公開制度，官員不僅要申報財產，而且其財產狀況要在媒體上向社會公開﹔四要建立群眾監督制度，如果官員申報不實，公民可以舉報，有關方面依法查處。

以上三者──媒體監督、群眾監督、收入申報并接受社會監督，其實都屬于公民監督，是最重要的反腐敗措施。

其他的反腐敗措施還有：

四、人大監督。不能光靠行政監督自身的監督，過去中國強調的是自己監督自己，但是"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組織監督太短，紀委監督太晚"，還是要重視立法機關的監督。人大應當掌管"錢袋子"，財政預算決算、怎么花納稅人的錢都必須由人大決定，而不是官員說了算。為什么會出現"跑部錢進"的現象，各級政府都到部里要錢、拉關系，原因是中國的財政資金分散在各個部門里，由行政長官決定怎樣開支，這也造成了公款吃喝、公款購買豪華汽車、公款旅游出國等浪費資金的現象。有一次，中央電視台美中市長對話，雙方互邀訪問，但美國市長說：他們的財政預算沒有到中國訪問的錢，所以無法去中國。但是中國市長馬上答應：你來中國的錢全部由我方支付。這件事說明，中國官員具有對財政資金使用的任意決定權。而發達國家的資金使用要經過各級議會同意，還有一些國家有議會審查官、監察官、行政審查官等，沒有他們的同意，行政官員的決策不受法律保護。

中國要強化人大在審查財政預算、支出中的作用，人民代表大會應當名副其實，不能是官員代表大會，大多是官員代表的話，當然無法掌管人民的錢袋子。人大代表還應當精簡化、責任化、專職化、專業化，這樣才有能力、有時間審查財政預算決算和支出。

五、司法監督。司法要獨立地運作，不受行政干擾。司法獨立了，司法腐敗更沒人管了怎么辦？還是要依靠公民監督、媒體監督。湖南郴州市紀委書記曾錦春斂財8000萬，他給私營企業發重點保護單位的牌子，40萬一個，不買就"雙規"﹔他讓法院一周內判決一個案子，法院沒做到，他就把法院院長、兩個副院長、一個庭長四個人"雙規"了。這是典型監督部門自身腐敗的案例，要靠組織監督、群眾監督才能解決。

中國的審計部門也應具有獨立性，發達國家的審計部門要么隸屬于議會，要么隸屬于司法部門，沒有隸屬于行政部門的。中國的審計機構隸屬于政府，審計局很難查處縣長、縣委書記。所以，中國的審計部門最好歸屬于人大。有人說，人大本身也不具有獨立性，審計即使歸于人大，也不會有大的改觀。但我認為，首先體制上要順，要符合世界潮流，然后去推動人大制度的改革，加強人大的獨立監督的作用。

還有，人民陪審員不能專家化，成為"准法官"。如果成為"准法官"了，必然看長官臉色行事，怎么保証司法公正、審判公正？所以，按照發達國家的做法，陪審員必須隨機抽取，封閉培訓，一案一任。

2007年中國開始"異地審判"，這樣有利于避免權力網的干擾，是一個進步。

六、政府制度改革。必須做到職務消費規范化，職務消費應當網上公開，接受民眾監督。

目前，中國"三公"、"四公"消費嚴重，達到上萬億元，政府開支占財政收入的40%以上。美國僅占11%，歐洲5~6%，日本3%不到，中國的比例是日本的10几倍。中國如果不能解決政府開支過大的問題，那么中國永遠不可能解決民生問題，也永遠不可能實現現代化。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貴州一個貧困縣一年喝茅台酒要花5000萬元，該縣一年的財政收入也僅几千萬，可茅台酒消費全國第一。廣東吳川市教育局一年多吃喝掉611萬教育經費，而當地的小學破破爛爛。

印度新聞自由、媒體私有、有7000份私人報紙、司法獨立、鼓勵公民舉報，所以，他們沒有公款吃喝的問題。北歐國家官員的吃喝菜單上網，接受民主監督，一高官因為吃飯多上了一道鵝肝而丟官。

現在中國有所謂的"肥豬理論"：官員們不要輕易換掉，養肥了，換掉了來了個新官，喂飽不容易。要讓他們個個吃好喝足，全部患上糖尿病，然后你讓他吃他都不吃了。據巴西的研究：不廉潔的官員60%在研究期間患病死亡，廉潔官員僅16%。中國民間也諷刺官員：職務不高血壓高，會議不發言前列腺發炎，政績不突出腰間盤突出。

還有公款購車的問題：云南一個地區動用1.2億購買豪華轎車，但老百姓十分貧困。許多地方養得起車但發不出工資，沒聽說窮的養不起車的。進行車改更腐敗，官員每月增加几千元車費收入，還可再買新轎車，公車照坐。在發達國家，對公車控制十分嚴，如芬蘭全國只有總統等5個人配公車﹔韓國漢城市政府總共只有4輛公車﹔意大利一個城市的市長與夫人開公車到800公里外辦了一件私事，回來后被判刑6個月﹔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在當總理期間，周末他只能開著自己的破舊的大眾牌汽車外出，而保鏢卻開著豪華的防彈車寸步不離﹔瑞典等北歐"民主社會主義"國家極其強調平等，連首相在家里也沒有保鏢、廚師、祕書，周末不得開公車。可是，原中國銀行上海分行行長劉金寶每年的交際費就1億多，他的車隊由10輛奔馳組成。

還有豪華辦公樓的問題：現在全國各地都建豪華辦公樓，鄭州一個區建了"世界第一區政府"，省級貧困縣河北省曲陽縣國土局蓋了三處辦公樓區。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總部卻僅有2層小樓，11名工作人員。

中國一些地方還用公款建私宅，如沈陽客運集團前總經理夏任凡動用公款2000萬建私人庄園﹔國家級貧困縣准格爾旗政府為旗領導建了9幢別墅﹔河南濮陽縣領導及各局委用公款建豪宅，最大一套房子的建筑面積達600平方米……

沈陽中院花巨資建好了大樓，卻遲遲不肯搬進，請風水師擇吉日才搬進﹔深圳中院也請來風水師。一些官員如同封建時代的父母官，"不問蒼生問鬼神"。

法國前總統希拉克、德國總理默克爾訪華時都拒絕入住超豪華套房，只入住几十平米的普通住房。可是，中國的一位國企部級官員僅每天午休就要入住價格高達6萬元一天的總統套房，還要更換他喜歡的家具、床上用品乃至抽水馬桶。

不僅"三公"、"四公"腐敗，還有龐大機構的腐敗，如某縣工商局竟然有千名職工，襄樊市一個區的動物檢疫站就有320人。江西奉新縣委縣政府決定，對全縣30多科局級干部的配偶、子女統一安排到縣直單位上班，人員不上編制，但吃財政飯。

目前各地政府駐京辦就有1萬家，他們的公務就是拉關系、送禮、送錢、陪領導，可以說，他們都是腐敗之窩。還有駐滬辦、駐港辦等。

一些地方政府善于作秀。如四川萬源市是國家級貧困縣，負債7億3千萬，但卻以一年財政收入近一半的巨資邀請歌星們舉辦演唱會。

西方公務員制度是政務官與事務官分開：西方低級別的事務官几乎是鐵飯碗，可高級別的政務官卻是臨時工，隨時可能下台，下台后就失去了一切官場待遇，包括薪水。新加坡的官員由獨立的管理委員會考核、任命。中國的官員由上級任命，必然出現買官賣官的現象，所謂的市里領導是跑出來的，縣里領導是送出來的。現在在一些地方買官賣官几乎公開化、合法化，有的人貸款買官。所以，中國的人事制度應當透明化、民主化，任命官員之前應當過民意關，凡是民意支持率不到50%的，就不允許任命。

中國目前還是官本位的特權制度，如果享受某某級別待遇，他就有配備祕書、警衛、司機、廚師、勤務、保姆、專車、住房、高級醫療等特權。衛生部的一位副部長說，全國黨政干部200萬人長期請病假，其中40萬人長期占據干部病房，一年開支500億。中國衛生經費僅占GDP的2.7%，美國占GDP的13.7%，就這么一點錢，中國80%的衛生經費還被各級干部所使用。

七、經濟體制改革。反腐敗還必須繼續經濟體制改革，改變權力市場經濟、官僚市場經濟的現狀。目前，行政壟斷造成的租金和利益是最大的腐敗。現在官僚利益集團、資本利益集團、學者利益集團相互勾結，損害民眾的利益，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官僚利益集團。官僚利益集團又可分為部門利益集團，如電信電力石油石化農資煙草，地方利益集團，如陳良宇等。權力市場經濟、官僚市場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權力剝削，馬克思只注意到資本剝削，沒有注意到集權所造成的權力剝削反而更加野蠻、殘酷、落后。資本剝削發生在初次分配，權力剝削發生在二次分配﹔資本剝削同時創造財富，權力剝削只是掠奪財富。

中國的企業行賄排名全球第二﹔政府投資的失誤率達到30%﹔國企改制，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中國3200多億萬富翁中90%以上是高干子弟，達2900多人﹔目前壟斷行業的職工收入是其他行業職工的5~10倍﹔中國網通山東省分公司職工的月均工資基數為2.13萬元，月人均繳存住房公積金6389元，職工的實際年收入高達30萬元！可石油、電力、電信、煙草、農資、銀行等國有企業的利潤率僅為發達國家同類企業的1/10~1/100﹔國家電力公司開會，每人每天花8千元。

改變權力市場經濟的措施有：

反壟斷，分拆壟斷企業。改變壟斷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法制化，以及部門立法、利益集團立法、立法擴權、立法侵權、立法違憲的狀況。

減少管制，嚴格執行《行政許可法》，制定《行政許可法》實施細則。規范集中采購、招標投標制度。目前中國只有10%的政府采購進行了招投標，而且為了規范招投標，必須建立獨立的監控小組。

八、加強法治建設。中國必須改變法律是權力的奴仆的狀況。改變一些地方突破法律、抓大放小的行為，有的地方將刑法中5000元的起刑上升為5萬、10萬元﹔據最高檢通報：全國的瀆職犯罪免刑緩刑率高達95.6%。黑龍江綏化市馬德案涉及官員265人，涉及部門一把手50多，為了避免政府癱瘓，于是抓大放小，不追究一些貪官的刑事責任。

中國要修改刑法，與國際接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定義腐敗為"不正當好處"，所以，賄賂不僅為財物，應為"好處"，免費的宴請、服務等都應算作腐敗。按照這樣的國際標准，中國的腐敗人數還要翻番。

美國農業部長因為接受價值64美元、100美元、510美元的門票、飛機票而下台﹔俄亥俄州長塔夫脫因為5800美元而被起訴，包括高爾夫、曲棍球門票和免費的宴會。

中國刑法規定：謀取不正當利益，才算賄賂。那么，為了正當利益如為獲低保，就可行賄受賄？

刑法還應加大對瀆職、單位犯罪、行賄的處罰力度。對于不明來源財產，按照國際慣例，應認定為受賄金額。目前一些貪官的不明來源財產是認定的受賄金額的5~10倍，不明來源財產最高只判5年刑，于是鼓勵了一些貪官"失憶"，一些辦案人員被人打了招呼，不深入調查。中國應當學習發達國家實行腐敗推定原則，對官員、公職人員、富翁、公司等強勢階層都實行有罪推定。

中國還要改變犯罪成本低的問題。上市企業杭蕭鋼構通過發布虛假消息，違規獲利76億，董事長獲利28億，可罰款只有20萬元，我們的制度是鼓勵欺詐的制度，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

而發達國家對違法的處罰極其嚴厲。美國一家三口開著通用公司的汽車出了車禍，女兒受傷，通用公司因為無視設計缺陷可能給消費者造成的危害，被美國加洲法院裁定屬于道德問題，懲罰性賠償43億美元。世界五大會計事務所之首的安達信公司，因為做假賬主動賠償20億美元還不夠，最終被美國司法部逼迫破產。

九、打擊商業賄賂和貪官外逃。據報道，一般工程的回扣率高達5~10%，襄樊市政府門前400米路花了400萬，每米1萬﹔路燈在一般市場上買3000元一個，可是政府采購花了15000元一個﹔一些招投標也是假的，招標公司給官員20~40%的回扣。企業陪標，以低價中標然后高價簽合同，評標委不是隨機抽取的專家而多為采購方代表，采購辦公室自收自支，回扣腐敗合法化。

發達國家的一切采購都須經議會同意，然后公開招投標，網上公布違規違法的黑名單。

中國還應打擊"期權腐敗"、兒女"代理腐敗"。打擊洗錢活動，中國每年洗出去的黑錢高達3千億元﹔貪官外逃達4000多人，攜帶出去500億美元。

打擊貪官外逃，一要加強護照和出入境管理，為什么假身份証也能辦護照？為什么有的人擁有十几本几十本護照？陳良宇擁有27本真名和化名的護照﹔二要加強金融和財產監控，對于大額交易與財產轉移實施實時監控，實行財產實名、財產申報、財產稽查的制度﹔三要建立黑名單制度，重點監控那些多次出國、妻子兒女已經在國外的官員。

十、改良中國人的文化生活。中國文化本質上是人治文化、人情文化、官本位文化、特權文化、貪瀆文化、謀略文化、無規則文化，人們熱衷于走捷徑、走后門、拉關系、玩手腕、請客送禮，腐敗生活化了，腐敗成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由于競爭激烈，守規則往往成本高，不守規則成本低﹔歷代統治者不怕貪，只怕反﹔低薪養貪以便控制﹔專制社會淘汰清官，有民謠說："人家撈，你不撈，老婆說你是草包﹔人家賭，你不賭，背后說你二百五﹔人家嫖，你不嫖，大家一起造你謠"。

光靠道德純潔運動是無法改變腐敗生活化的狀況的，如果沒有民主法治，道德運動只能強化官員的做秀作假心態，加速整個社會的道德滑坡。老百姓順口溜說："'三講'會上說假話，'三講'過后膽更大"﹔"工人在下崗，農民在上訪，腐敗分子在'三講'"。

腐敗分子連悔過書都是假的。安徽省能源集團黨委書記總經理張紹倉受賄受審，他在法庭上含淚念完了悔過書，后者記者發現悔過書是抄襲的。

總之，中國的反腐敗不是沒有希望的。民主監督太難，但媒體監督、群眾監督、財政監督比較容易做到。中國應當制定廉政指標體系，包括：行賄受賄指標、經濟違規違法指標、職務消費指標、預算與監督指標、舉報與處理指標、集中采購指標、招標投標指標、不正之風指標、政務公開度、收入公開度、群眾滿意度等，而各"指標"、"度"又由被查處的案件數量、涉及人數、涉及金額、群眾打分等決定。廉政指標體系應當既體現"治標"又體現"治本"，既重視組織、制度的作用又重視作風、民意的重要性，既反映收錢收物的"硬腐敗"又反映接受好處、服務、拉關系、走后門、"三公消費"的"軟腐敗"。建議國家把廉政指標體系作為干部政績考核的主要內容。

2007-9-11

在華中科技大學演講之二

戶籍制度的存廢之爭（略）

2007-9-12

（胡星斗民生經濟學、中國問題學網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

嘻嘻。

胡星斗可算是射獵廣泛。

這個演講當中，有些內容是不全面的。

比如，北京有全國各地駐京辦1萬多個，他們丫的工作內容并不止是請客送禮，還有個重要內容，那就是截訪，就是把各自地區到京上訪人員劫持，遣送會原籍。這也是為什么各個駐京辦都長年累月停放著警車的緣故。

比如，官員任命制度，這本身就是個非常狼心狗肺的制度。

現如今，咱們的父母官，哪個是咱們選出來的？安徽的郭金龍取代王岐山，到北京市來當市長，北京人誰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對北京了解多少？官員任命制度，使得官員只向上級權力負責，而根本不對本地國民負責。想想看，當初王岐山因為非典孟學農去職、劉淇市委書記，而緊急從海南調任進京，對海南和北京納稅人能夠負什么責任？現在，又蔫不出溜離任，換了個連模樣都不清楚的安徽省委書記來取代，這種走馬燈似的官員任命，能夠讓各地國民獲得踏實的榮辱與共？能夠指望地方父母官為本地人們的福利而鞠躬盡瘁？做夢去吧。

今天的媒體上，恬不知恥地為衛留成溜須拍馬，可人家是從中海油董事長的職位上到海南省做官員的。國有企業領導人與委府領導人的互換，無論是對國有企業，還是對各地委府，都是個太大的禍害了吧。

薄熙來從商務部長的位子上，到重慶市任市委書記，對商務部和重慶市，意味著什么？

全世界有哪個地方能夠像咱與時俱進的中國這樣，地方官員不是地方居民選舉出來，而是由最高行政權力當局任命的？基層選舉花拳繡腿走過場，為什么？上行下效嘛。

雖然說，選舉不是民主的全部要義，但是沒有了選舉，民主就是扯淡，這應該沒有什么歧義吧？

所以嘛，什么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說說而已，不足信，逗你玩兒哪。

而胡星斗對于反腐敗的夢想（他還有專題討論過夢想，套用馬丁路德金的路數，呼吁建立沒有歧視的中國，我將另行討論這個話題），那也只不過是秀才造反，坐而論道罷了。

胡星斗七七八八的建議書可是不少了。光是他發給我的，咱掰著手指頭，不夠用再加上腳趾頭，數數也得超過30個了。也就是說，胡星斗可以算作建議書制造專業戶了。可是，有哪個被采納了？

現如今的衙門，哪兒是從善如流啊。人家陳希同在法庭上不是說了嘛，不反腐敗亡國，而反腐敗就必定亡黨。

亡黨與亡國，選擇哪一個？

現實告訴咱們，權力部門選擇了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