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沒有胡適的年代裏，至少我們還有余英時
作者：敘拉古之惑
曾經放言“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的錢鍾書先生卻在晚年推許後學余英時在學術上“海內獨步”。而大史學家陳寅恪則在晚年留詩神交後學余英時“後世相聚或有緣”。那麽余英時究竟有何傳奇的學術生涯，能引得高傲如錢鍾書陳寅恪如此贊許寄望？如果做一個形象的比喻，將學術界比作江湖，那麽余英時先生無疑相當于《倚天屠龍記》裏的泰山北鬥武當張三豐。本文應多位讀者要求撰寫，因爲我一度熱衷于余英時的著作，對余先生的掌故了解甚多，所以本文以余先生的生平爲主，穿插一些余先生的史學著介紹爲輔，試圖勾勒出當代中文世界中最具有聲望的知識分子的形象。
家世
余英時籍貫是安徽潛山縣官鄉莊人，出身在天津。其父余協中在燕京大學畢業後，赴美國一所對于中國人來說不是很著名，但是卻是相當有實力的科爾蓋特大學（Colgate University）留學，在那裏獲得了曆史學碩士學位，進而在哈佛大學做研究，師從著名史學家阿瑟·施萊辛格，但並沒有完成博士課程就回國了，阿瑟·施萊辛格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曆史學家和政治活動家的兒子小阿瑟·施萊辛格，而女婿則更有名，那就是美國漢學的奠基人費正清。余協中回國之後，就在南開大學任教，所以余英時出生在天津。但是很遺憾，余英時的母親張韻清因難産早逝，張韻清是清代名臣張廷玉的後人。後來余協中續弦，所以余英時先生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弟弟余英華，余英華是學哲學的，曾因出色的行政才幹被加州聖荷西州立大學任命爲校長。
余協中後遊走于學政兩界，抗戰勝利後，應杜聿明之邀，前往沈陽任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部秘書長，這是余協中政治生涯的頂點，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余協中中將有一個參謀秘書，這就是後來名動史學界的黃仁宇，黃仁宇在國民黨退出大陸後，脫離軍職赴美留學，博士論文的答辯委員會中一個教授就是余英時，所以黃仁宇一直對小自己十二歲的余英時執弟子禮。在《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一書中，黃仁宇就請坐師余英時作序，但是目前大陸所有的版本中都沒有出現余英時的序言。余協中在內戰結束後，轉居香港，後赴美定居，于1987年去世。
正傳
童年的余英時因爲父親在外四處奔波，所以被伯父帶回家鄉寄養，雖然余家算不得什麽書香世家，但是鄉下的學風還是可以的，安徽桐城是清代赫赫有名的學術重鎮，余英時就是在桐城讀的中學。在鄉下的童年經曆，使得余英時對傳統的中國文化載體有一個親身的感受，要知道在當時的鄉下，一切文化，秩序和傳統並沒有太大變化。直觀的感受而無需借助想象，這種成長經曆，後來對于余英時理解中國曆史是相當寶貴的財富。這裏再提一句，因爲余英時當時生活在鄉村，所以受到中日戰爭的沖擊相當小，日後余英時對于這場戰爭的記憶非常淡薄。與余英時新生同年的許倬雲，因爲出生在無錫大戶人家，在往西逃的過程中，是親眼見證戰爭的殘酷，所以許倬雲不願意在公開場合談這場戰爭，因爲一談就“要哭”。
中日戰爭結束後，余英時北上與父親團聚，考取了燕京大學曆史系，之所以報考燕京大學，應該是追隨父親的腳步。在燕京大學，余英時受業于翁獨健，翁獨健是哈佛大學畢業的博士，之後又在巴黎師從西方漢學牛耳的伯希和治內亞史，余英時抽煙的習慣就是翁獨健傳給他的，上課時，翁獨健總是給學生發煙。其實翁獨健是共和國元史的奠基人之一，現在我們讀的很多蒙古史經典都是翁獨健主持翻譯的，比如格魯塞的《蒙古帝國史》和志費尼的《世界征服者史》。
己醜鼎革，余協中遷居香港，余英時前去探望，據余英時在半個世紀後的回憶：過了邊境，胸口就舒暢寫意，因爲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氣。短暫的相聚之後，余英時原本打算回燕京繼續完成學業，但在火車在廣州停留之際，余英時的“小資産階級溫情主義”戰勝了“愛國主義”，毅然回港侍奉父親，已過杖朝之年的余英時如此自嘲。留是留下來了，但是余英時還面臨著一個讀書問題，當然這事自然是難不到學界大佬余協中的，順手就把余英時介紹去了新亞書院，在那裏，余英時拜入錢穆門下。余英時在訪談中，曾經語帶遮掩的提起一件往事，當年新亞書院創辦時期，經費緊張，學生通常也是政治難民的後代，學費難以給足，老師多有怨言，上課時，索要束脩之言昭然頻頻。但是私下去拜訪老師時，老師還是願意跟學生講一點學問的，當然余英時作爲學生爲老師隱去了名諱，不過隱約的感覺出來，錢穆也不能免俗。
早年的余英時深受梁啓超，胡適的思想啓蒙，對于傳統的中國文化持批判態度，但在新亞這個後來的新儒家重鎮，受到了錢穆，唐君毅這些新儒家的熏陶，使得余英時對于傳統文化有了深深的同情。香港這個盎格魯——撒克遜文明播下自由種子的地方，余英時如饑似渴的閱讀西文書籍，雖然之後的余英時一直是以儒家自居，但絕非我們後世印象裏的腐儒，而是有著相當的自由主義底色，對西方文明有著正面的肯定，從他的著作《文明論衡》，《自由與平等之間》，《近代文明的新趨勢》以及《民主革命論》這些現代價值的話題討論可以看得出來。此外，雖然，胡適與錢穆一直不和，但是余英時還是通過雷震贈送給了胡適一本他剛出版的新書，現在這本書被收藏在普林斯頓大學一所圖書館內。
1952年，余英時作爲新亞書院第一批畢業生畢業後，繼續在新亞書院的研究院讀研究生，1955年拿到碩士學位後在新亞書院擔任助教，過了不久就作爲哈佛燕京訪問學者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在做了一年訪問學者之後，師從楊聯陞攻讀博士學位，楊聯陞教授一直戲稱余英時是帶藝投師，在日記中，楊聯陞就多次記錄下對余英時的欣賞，認爲余英時相當聰明。其實楊聯陞也是個聰明絕頂的人物，早在清華就讀時，楊聯陞就以陳寅恪爲導師，以中唐稅制完成畢業論文，後在哈佛大學拿到了博士學位，與周一良被認爲是可以繼承陳寅恪衣缽的人，與當時在美國的胡適多有往來，當年陳寅恪在英國治眼回國停靠美國時，曾經受胡適的囑托爲陳寅恪送去過一張2000美金的支票。胡適曾經希望楊聯陞畢業後能去北大任教，只是後來政治變故，胡適希望將北大建設成爲世界頂尖名校的夢想最終沒有實現，楊聯陞也並沒有回國，而周一良回國後，才華被政治運動耗費殆盡。個人的夢想和能力在大時代的洪流下被無情的沖走，不禁令人扼腕歎息。在海外的楊聯陞雖然沒有什麽特別拿得出手的代表作，但是楊聯陞以紮實的學術功底和嚴謹的學術態度靠書評，在海外漢學界扮演起學術警察的角色，所以也被費正清成爲“漢學第一人”。在哈佛，余英時受到了嚴格的現代學術訓練，畢竟之前在新亞書院，雖然錢穆雖算是大師，但是治學方法多與現代學術規範格格不入。據說余英時還從楊聯陞那裏學會了下圍棋，三個月之後楊聯陞就下不過余英時了，余英時的棋力相當高，是業余六段的水准。
（胡適日記）
隨同余英時，余協中也赴美定居，有一次余協中去拜訪老朋友胡適，在胡適面前誇耀自己的兒子，胡適則語帶勸勉的認爲有聰明的天資同時，還要付出刻苦的努力。這段記載見于胡適日記中，這是除了余英時贈書給胡適之後，兩人第二次交集，但是很遺憾，胡適與余英時這兩代中國自由主義的旗手雖然當時同在美國，但並沒有謀面。按照余英時日後的說法，是因爲他不喜歡追捧名人。當時，余英時是預備學成之後重回新亞的，所以在哈佛時對西學上特別用力，因此積累了相當的功底。幾十年後，甘陽在汪晖的新書《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座談會上，贊賞余英時是“台灣留美裏做西學裏做得最好的” 。余英時的博士論文是做《東漢的生死觀》，這是一本很薄的書，其實原來余英時是打算寫上五，六章，結果因爲當時密歇根大學空出一個教職，于是楊聯陞就讓余英時趕快畢業，到密歇根大學任教去了，博士畢業這一年是1962年。余英時在密歇根大學接任的教職是副教授，因而也有了他成了父親昔日部下黃仁宇坐師這一奇緣。
早期余英時先生在美國，做的還是很傳統西方漢學路徑，受當時西方史學界的影響，主要側重在社會經濟史，《漢代貿易與擴張》即爲典型的一例。在密歇根呆了四年後，余英時重回哈佛，進而晉升爲教授。如果按照這樣的道路走下去，余英時或許只是一個出色的漢學家，但影響力只會停留在學術圈內。早年留美之前，余英時與新亞有一個君子之約：重回新亞。
1973年余英時回到香港中文大學擔任新亞書院院長，正趕上中文大學改制，被任命爲改制工作組主席。這其實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職務，所謂中大改制，就是把原來聯邦制的三個書院改爲單一制的大學，這就勢必侵蝕新亞書院的獨立性，余英時夾在中間推行改革，得罪了新亞的元老，李祖法、錢穆、吳俊升、唐君毅、徐季良、沈亦珍、劉漢棟、郭正達、任國榮等九位校董聯名在各報章發表辭職聲明，認爲香港中文大學在1963年成立時用聯合制，立法局通過中文大學法案，行政當局未按規定及承諾先征同意，即進行草擬法案提送立法局將大學改爲單一制，使基礎學院名存實亡，有違當初成立中文大學之原意。這些人當中，要數一代儒宗唐君毅與余英時沖突最大，唐君毅一直在背後指使人給余英時貼大字報，以至于余英時當面想唐君毅提出抗議：“唐先生你在背後算計我，這個不對，我是你學生，你有什麽問題，應該找我當面好好談，當面一句話不說，背後卻來整我，貼我大字報，這個我不能原諒。”所以，我們可以看出，這些儒學大師，平時滿口仁義道德，真做起事來，也是“酒肉穿腸過，孔子在心中”。隨著改制成功，1977年余英時也心力憔悴回到了美國，在耶魯任教。
1974年，余英時當選爲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這其實是拉近了余英時和中文世界的距離，這還得從當年余英時去美國留學說起，當時余英時的身份當然不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但也不是香港居民護照，台灣那邊，因爲余英時抨擊時政，也拒絕給余英時護照，所以余英時是以難民身份到美國的。當選爲中研院院士這一身份，標志著余英時與台灣方面的和解。這裏必須說一下，余英時可能是中研研究院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當選院士，這裏除了余英時是哈佛教授的頭銜和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這一職務外，也多少涉及到一點中研院的人事傳統。中研院是由蔡元培及其助手傅斯年一手創辦，衆所周知，蔡傅二人均爲新文化運動的幹將，所以中央研究院一直被五四派所把持，門戶之見甚深，深受蔣介石喜愛的詞臣錢穆，其治學水准早就夠得上院士，但是在五四派的抵制下，一直要到蔣介石親自出面幹預，錢穆才最終當選，而在港台影響甚大的新儒家，居然沒有一個人當選爲中研院的院士，至今亦然，即使名望如杜維明者，也難以問津。所以余英時的當選，其實主要是靠楊聯陞的師承關系，因爲楊聯陞院士是清華出來的，與胡適陳寅恪等人關系密切，可以想象，楊聯陞在其中一定會爲自己的弟子拉票，如果余英時僅僅是錢穆弟子的身份，那這院士大概是不容易獲得的。無論是重回新亞還是當選院士，使得余英時與中文學術界有人了密切的接觸，逐漸有意識的以中文寫作，說到底，漢學在西方教育體系裏只是一個很小衆的領域，用英文寫作，讀者寥寥，遠不如用中文寫作的受衆來的多。
在與台灣建立起密切關系之後，余英時開始在台灣雜志上發表思想文化的文章。當時在台灣只有三張報紙，1975年余英時發表《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在《聯合報》的副刊上整整轉載了一個月。這篇文章在當時具有相當的轟動效應，後來余英時自述，這篇文章背後的立意是針對台灣的政治現實，批評專制統治，只是沒想到後來這篇文章在大陸也引起了相當共鳴。其實這到是不奇怪，國共本身就是蘇聯在中國栽下的一顆樹苗上的兩個分支。之後余英時在台灣出版了包含這篇《反智論》的文集《曆史與思想》，在台灣再版了20多次，影響力可見一斑。當時在台灣學子中常以余英時爲奮鬥目標，據說一次美國漢學家墨子刻在台大上課，問底下的學生，將來是要做王永慶還是余英時？下面的學生答曰：余英時。回到美國後，余英時依然關心台灣的民主與人權進程，在美麗島事件後曾投書《紐約時報》，替黨外仗義直言，不過引來一個留學哈佛的國民黨藍二代在報紙上的反駁，此人就是日後的台灣總統馬英九。而馬英九又在2014年親自爲獲得首屆“唐獎”得主余英時頒獎，可謂相逢一笑泯恩仇。
回到美國後的余英時，在1978年10月以美國派出的“漢代研究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回到闊別將近30年的中國做學術訪問，此行見到了俞平伯、錢锺書、唐蘭、唐長孺、缪钺等心儀已久的學術前輩，八十年代，中國代表團派出馮友蘭、費孝通、錢鍾書這些學術名流以胡喬木爲團長到美國做了回訪。在美國，余英時和胡喬木有了一次針鋒相對的意見交換。胡喬木或許是出于禮節，在余英時面前肯定胡適的曆史地位：“胡適雖然思想上是反動的，但是在學術上還是進步的。”余英時回應道：“我們海外恰恰和你們相反，我們認爲胡適的學術上已經過時了，但是胡適在政治上的思想卻是現在中國所需要的。"胡喬木只得賠笑不言。關于這次訪問，余英時還回憶了一件有關錢鍾書的事，錢鍾書有次和余英時聊天，說馬克思有私生女的八卦，余英時覺得很突兀，怎麽好端端的說起這事，之後余英時又跟哈佛大學教授史華慈談及此事，兩人一致認爲錢鍾書是話裏有話，意圖向海外的朋友表露他並非馬克思信徒的心迹。也正是這兩次的交往，使得余英時與晚年的錢鍾書時常鴻雁傳書，有一次，一個社科院的學者拜訪錢鍾書，談到余英時時評價到：“海外獨步”。錢鍾書接了一句：“海內獨步亦作二人想乎？”後來，這件事錢鍾書寫信告知了余英時，這就是錢鍾書推許余英時“海內獨步”的由來。
其實在余英時與胡喬木的交鋒不止這麽一次，1982年余英時先生發表了一篇《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的文章，此書的後半段是解讀陳寅恪的詩文，指出陳內心對當局的不滿，這引發了大陸方面的反彈，胡喬木授意劉斯奮（《白門柳》的作者，拿過矛盾文學獎）在香港《明報》應戰，結果是可以想見的，劉斯奮左支右绌，兩輪之後就高挂免戰牌，余英時越戰越勇，痛打落水狗。後來陳寅恪的女兒托人帶話給余英時先生：“陳老當年于讀過教授《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一文後，曾說：‘作者知我’”。其實余英時在1958年就寫過《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的文章，也是闡發陳寅恪晚年對傳統文化沈淪的苦悶心境。余英時自述這是很奇特的經曆，因爲曆史研究，往往都是研究故去之人，陳寅恪雖然當時健在，但和外界斷絕了音訊，所以也基本和故去的人差不多，突然之間，仿佛故去之人活過來了，向曆史學家公布了正確答案。所以余英時說：“我還清楚地記得，我當時讀到寅恪先生‘作者知我’四字的評語，心中的感動真是莫可言宣。我覺得無論我化多少工夫爲他代下注腳，發皇心曲，無論我因此遭到多少誣毀和攻讦，有此一語，我所獲得的酬報都已遠遠超過我所付出的代價了。”
八十年代，隨著東亞經濟起飛，新加坡總理李光耀雄心勃勃的組織一幫學術名流召開學術討論，試圖超越西方政治文化，爲東亞文化與資本商業的結合做一個現代性的正名。已在耶魯任教的余英時作爲少數幾個在西方學術圈裏有著聲望的學者，自然當仁不讓的位列座上賓。1987年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出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接續德國大思想家馬克斯韋伯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裏的問題意識，討論東亞文化在近世的入世轉向所興起的商業精神，爲東亞經濟的崛起做了一個文化史上的解釋。這書出版後，影響力甚大，91年此書被翻譯成日文出版，這在日本學術界是非常罕見的，日本人很少翻譯中文的研究書目。日後，余英時在美國培養的學生河田悌一，成爲日本關西大學校長。2007年，關西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學位給余英時，並請余英時在日本中國學會的年會上演講。而上一位在日本中國學會演講的中國人就是胡適，1927年是胡適在那兒演講，相距正好八十年。
毋庸諱言，50年出走香港的余英時對于大陸的政權是沒有好感的，從五十年代初開始在報紙上發表的文字，時至今日還時不時能看到的政論中，余英時對大陸政府的批評態度是一以貫之的。原本78年已經回到大陸的余英時，又因爲衆所周知的事情讓余英時始終不能在情感上接受大陸當局，余英時發狠的說過一句話：“哪裏有五星紅旗哪裏就沒有我。”不過，大陸方面到是一直想統戰余英時，在余英時的老家，將余英時的祖居修繕一新，並派出一支19人的鄉親團親自拜訪余英時，懇請他回去看一看，余英時被逼急了，說了一句：“我沒有鄉愁。”其實沒有鄉愁是假的，但是儒家向來講究漢賊不兩立。作爲外人，我們很難去評價個人政治認同的是非曲直。其實，余英時在大陸方面也有高官親戚，余英時母親有一個侄女後來嫁給了中宣部部長丁關根，余英時還有一個表哥項子明曾擔任北大的代理黨委書記。八十年來，兩人曾在美國見過一面，項子明請余英時去北大講課，余英時表示擔心爲其惹來麻煩。事實上，除了北大的黨委書記，余英時還見過複旦的校長楊玉良，而楊玉良之前還有人大的校長紀寶成在余英時那裏吃過閉門羹，據說紀寶成到美國訪問時，曾經打了一個電話過給余英時：“余先生，我來時已經跟組織上彙報過了，組織已經同意我來拜訪您了。”
“喂喂喂？”
”嘟嘟嘟........”
複旦大學校長楊玉良訪美期間就學乖了，先托葛兆光大師帶話給余英時打個招呼，表達一下問候：“余先生，你看方便就見見我，如果你不想見我，也沒關系。”話都到這份上了，再不見就不給葛兆光面子了。
余英時一生在五所名校任教，分別是密歇根、中文大學、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特別是在常青藤“上三旗”任教的經曆更是傳奇，據說斯坦福大學也曾想將余英時挖去，但是余英時明言普林斯頓是最後一站。除了之前說到的過黃仁宇算是余英時的記名弟子之外，余英時也培養出多位當下的學術名流，大陸這邊開放的較晚，出去跟隨余英時讀書的學生不多，現在比較有名就是北大的羅志田和陸揚。在台灣方面那就不得了了，有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長王汎森、現任副院長黃進興，其他諸如陳弱水、林富士、康樂等人。雖然當年余英時在與李遠哲競選中研院院長時失敗，但是鑒于余英時在台灣人文學科的學術聲望及其桃李滿天下，被批評者稱爲中研院的“太上皇”。前幾年台灣有一個叫盧建榮的中國史研究者寫了一本書批評余英時是個學閥。這裏當然有很多的偏見，但是有一件事，大約不假，當時近史所的所長呂芳上在任職未滿就轉而去了東海大學，據說是余英時說了一句：“望之不似人君。”于是，倒黴的呂芳上就被掃出了中研院。
最得余英時衣缽的學生王汎森評價到乃師時說老師的研究範圍是“從堯到毛”，作爲一個思想史家，余英時的治學進路更側重于內在的面向，其代表著《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及《朱熹的曆史世界》均可謂余英時以心靈盜墓者的看家本領的神著。在完成《論天人之際》這部探究中國思想的軸心突破的最後論著後，我們似乎可以對余英時的一生做一個終結，在學術取向上，余英時宗的是錢穆，試圖爲中國傳統文化如何接續現代做了一個思考。而在治學精神上，獨立于當權者之外，則可以說是踐行了陳寅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政治上，余英時則接過了胡適的火炬，成了中國二十世紀下半頁最有影響力的自由主義倡導者。
無論是對政治思想的啓蒙還是學術開創性而言，我們或許可以幸運的說一句：“在沒有胡適的年代裏，至少我們還有余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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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June 22,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