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 — 劉曉波被診斷爲肝癌晚期的突發消息引起各方強烈反響。來自家屬的最新消息說，他生命留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中國當局依然以病情嚴重、家屬同意爲由拒絕劉曉波出國治療，但其他消息來源證實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已經向中國當局表達了希望出國的要求，也有報道稱他的病情允許他出國，甚至有報道說，習近平訪港回國後有可能改變之前不允許劉曉波出國的決定。
多個人權團體呼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確保劉曉波生命最後一程獲得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有劉曉波的朋友指當局對劉曉波的迫害純屬慢性政治謀殺。
他的時間已經不多
星期四，劉曉波的一位親屬在給路透社的短信中說，“他的身體情況不太好，肝硬化已經轉爲腹水。看上去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中國當局仍嚴控劉曉波消息外傳，打壓傳遞消息的人，以至于上述兩個消息來源，包括傳遞消息的人，都不敢暴露姓名。
同一天，中國當局告訴美國、德國和歐盟外交官，劉曉波的病情不允許他到國外接受治療，他家屬同意他就地治療。
但人權組織大赦國際告訴路透社，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已經告訴中國當局，她希望丈夫到國外治療。劉霞4月份兩封手書經由旅德著名作家廖亦武已經公開，明確表達了他們夫妻希望出國的願望。
與此同時，香港電台的消息稱，劉曉波肝髒腫瘤並沒有出現之前傳說的已經破裂，“他本人神智清醒，沒有昏迷，能夠進食。” 消息引述法新社的說法，“昨天劉曉波的多名親屬都表示，劉曉波希望離開中國，到外國去治療。”
該報道還說，“劉曉波的漢學家朋友白夏介紹，劉曉波的律師長期以來以他患有慢性肝病爲由，要求當局批准他保外就醫，但都未獲准。”
求習近平發憐憫之心
星期四，美國筆會（Pen America）發表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公開信，要求習近平保證劉曉波在接受治療期間獲得不受限制的自由。公開信說，許多筆會同人一直視劉曉波爲“珍貴的同事和朋友；他病重的消息讓我們心碎，我們希望你顯示對他的憐憫之情。”
公開信說，“我們呼籲你以人道理由確保劉曉波被允許在他保外就醫期間不受限制地接觸朋友、家庭和其他人，並撤銷對劉霞的軟禁。”公開信還要求習近平給予劉曉波能獲得不受限制地選擇治療方案的機會。
人權組織中國人權6月26日發布的聲明說，“監獄當局怎麽可能早前不知道劉曉波的身體狀況？怎麽可能之前沒有任何症狀，然後突然就被診斷到了癌症晚期了呢？”中國人權執行主任譚競嫦說，這一切也許是蓄意的，“對此，我們不能沈默袖手旁觀，必須要追究中國當局的責任。”
人權觀察6月30日的聲明敦促中國停止對病重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限制，停止對劉曉波家屬朋友的騷擾。聲明說，中國政府應立即撤銷所有對劉曉波、他妻子劉霞的限制，他們應該能夠到任何他們願意去的地方治療，並能不受任何限制地與家人、朋友和外國外交官接觸。
人權觀察中國主任理查森說，從劉曉波被錯誤監禁到被轉移到醫院後的治療，“習近平已經表現出了對劉曉波生命令人驚訝的輕蔑。”她說，“習近平如果允許劉曉波和他妻子得到他們希望的自由，仍可減輕一些對他聲譽的傷害。”
明鏡：習近平可能批准劉曉波出國
星期五，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在“點點今天事”節目中說，國際社會希望派醫療隊到中國去爲劉曉波會診，中國政府也表示願意由政府出面來邀請外國專家，而且過去幾天已經從上海、北京等地請了一些西方腫瘤專家幫助劉曉波診治，但是問題居然出在沒有劉曉波的病例，因爲“當局至今仍沒有把劉曉波的病例交給他本人或他的家屬。”
何頻說，中國官員繼續以秘密方式對劉曉波進行治療，“他們甚至不敢把真實情況向上彙報”，但他說，習近平在訪港時已經聽到了有關呼聲，“但他對此事的細節不甚了了，回北京後他有可能會糾正之前做出的不准出國治療的決定。”
何頻表示，在150多位諾貝爾獎得主簽名呼籲救援劉曉波的公開信上，華人得主崔琦、朱棣文、高锟、李遠哲、高行健已經簽名；還未簽名的有丁肇中、李政道、楊振甯、莫言和屠呦呦。他說“曆史已經記錄在案。希望他們盡快補上。”
劉曉波2008年因起草主張中國走憲政民主道路的《零八憲章》于2009年被中國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11年。2010年10月8日，他在獄中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中國政府拒絕讓他或其家屬前往奧斯陸領獎，相反對他的妻子劉霞實行全天候監視居住。
這是慢性政治謀殺
北京之春雜志社榮譽主編、中國民運政論家胡平在上周的一個討論會上說，中國當局對待劉曉波的行爲是“慢性政治謀殺”。他說，當務之急是讓劉曉波到國外治療，“盡管中國有很多好的醫院好的醫生，但中國有個非常邪惡的壞政府！”
胡平說，中國當局對劉曉波的迫害非常殘酷，“包括對他的家人，妻子劉霞被于世隔絕這麽多年，陷入深度憂郁症，他的妻弟被以莫須有罪名判11年徒刑，他的嶽父母都是在這段期間過世，顯然是爲了向劉曉波本人施壓，包括對他的身體的摧殘。”
而這一切之所以都發生在劉曉波和他的家屬身上，原因就是中國當局深知劉曉波對中國民主運動的重要意義。胡平說：“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後他就成了中國人權民主運動的道德象征，可以想象中共當局非常害怕，不願意這個道德象征的存在。”
劉曉波這位中國唯一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怎麽煉成的呢？三年前在紐約的一個小型討論會上，他的朋友們在思考、在回答這個問題。他們發現，劉曉波的獲獎絕非偶然，他具備了其他中國的反對派領袖所沒有的一些特質：
堅持立足國內、對自己的錯誤持忏悔態度、《零八憲章》的靈魂人物地位、承受苦難的意識，加上他在文學、哲學等方面的學養和才氣，所有這些集中在劉曉波一人身上，形成了他與衆不同的特質。
八九前的重大決定
劉曉波曾于1989和1993年兩次到過紐約，特別是前一次，在他從一個文學批評家轉變爲有抱負的政治異議人士上尤顯重要。
1989年，劉曉波完成了挪威奧斯陸大學的訪問學者研究後來到美國，當年3月來到紐約，當時他是來搞文學批評的，拎著一箱子自己的著作作爲“敲門磚”。他參觀美術展，逛百老彙，買皮夾克。獨立中文筆會會長貝嶺說，但是，在1989年“六四”返回中國前，劉曉波實現了一個轉變：“他對政治的興趣嚴重地覆蓋了文學和其它方面。”貝嶺說：“八九之前他已經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走入政治。”
正當劉曉波准備接任海外民運刊物《中國之春》主編職位、猶豫著要不要辦政治庇護的時候，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爆發了，他毫不猶豫地立即決定回國。旅美學者馮勝平回憶，當時大家都很激動，包括劉曉波在內，有5個人決定立刻回國， “結果真正到了走的時候呢，四個人以各種理由都不走了，只有曉波一人走了。”
曾在美洲華僑日報任編輯的王渝回憶道，“我們都勸他不要回去，擔心他的安全，那他覺得這是一種責任，這個時候一定要回去。他倒沒有講要去領導這場運動，他的講法是他真的沒有想到這群年輕人這麽可愛，做了這樣的事，他要回去跟他們在一起。”
2014年1月的一個星期六，一些曾在紐約與劉曉波有過接觸的朋友，在《北京之春》雜志主編胡平家聚會。座談會的題目是“劉曉波在紐約——1989、1993”。
1993年，劉曉波在紐約只呆了幾天。當時他應邀到澳大利亞訪問，然後到美國接受文獻紀錄片《天安門》制作者的采訪，並在台灣《聯合報》發表《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對“八九民運”作了批判性反思，引起海內外異議人士很大爭議。那次，劉曉波再次謝絕了海外一些朋友要他留下避難的建議，返回中國。
在此之前，劉曉波有過一段頗受爭議的經曆。“六四”鎮壓後他被捕入獄，寫過悔過書，還以“證人”身份說過“天安門沒有死人”的話，被官方利用來掩蓋屠殺。
他反反複複地忏悔
那年，胡平和劉曉波的好友陳軍，陪劉曉波去波士頓接受《天安門》制作人卡瑪的采訪，一路上他一直在談他“六四”後那些備受批評的事情。胡平說：“他老那麽說，就說明他希望留個好的記錄，他不希望有個不好的東西。而他自己不能回避這件事情，因爲大部分人都采取回避態度。”
出獄後，劉曉波被負罪感困擾，一直尋求爲“六四”難屬做些什麽。世界日報資深記者曾慧燕說，“六四”十六周年時，他寫了一首祭詩獻給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的兒子蔣捷連：“面對你的亡靈，活下來就是犯罪，給你寫詩更是一種恥辱。”已故自由派知識分子許良英至死都沒有原諒劉曉波，劉曉波則在文章中反反複複地向他忏悔，期盼老人的寬恕和原諒。
80年代，劉曉波以一匹文壇黑馬出現，自視甚高，個性桀骜不馴；在學術上，他最願意做的事就是“修理”權威。“六四”出獄後，他爲忏悔自己的錯誤，不斷贖罪，甚至祈求不能理解他的人寬恕和原諒他，前後對比，判若兩人。貝嶺說：“我沒有見過一個人在他一生裏面如此強迫地要改變自己所有過去曾經有過的東西，這個轉型裏面讓我看到那麽不自然又那麽努力。”
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後對他的爭議並未減弱，最具爭議的也許就是他的“無敵論”。2009年12月23日，在被定罪前，他在獄中發表了《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一文，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遭遇看待國家發展和社會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貝嶺說，至今仍有他昔日的朋友稱他爲“裝逼”，但他的好友認爲那是不理解他。
陳軍認爲劉曉波的“無敵論”有三層意思：“當時我們就討論過怎麽超越，就是說，你反抗你的被反抗者你怎麽不沾染他身上的問題。就是說，你不是我的敵人，我只是順便反對你，但是你不是我的人生目標；第二，可能是一種政治策略；第三，也許是信仰。我個人覺得，這三種的混合是最有可能的。”
他是當之無愧的領袖
劉曉波在《零八憲章》中的靈魂地位，以及他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11年，從某種程度上可能都是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因素。不過，胡平認爲，劉曉波在國內20多年的堅持，以及他與各領域反對派人士的良好關系，證明了他的領袖作用是當之無愧的：
“因爲我老跟他聯系，我很清楚，我們要做什麽事就找他，你找到他就把什麽事情都找起來了，沒有他，你發現就找不著人了。黨內的包括像鮑彤，還有胡績偉，要買他的賬；知識界的那些人、藝術界的那些人也買他的帳；異議人士、老民運人士都認他，所以他出頭就能搞得起來。”
從受難意識的角度來看，劉曉波具有一般中國知識分子所沒有的既能負重又能忍辱的特質。他與劉霞的患難愛情已經成爲一段佳話。陳軍說，牢獄生涯正把劉曉波塑造成一個目前中國無人能企及的反對派政治或精神領袖：“不管怎麽說，他現在在監獄裏這樣坐下來，11年坐下來，我們已經看到，他一點不比曼德拉、昂山素季差，只是說，中國有沒有人用我們認爲的那個比較有洞察力的方法把他描述出來。”
旅居紐約的網絡活躍人士北風說，2010年諾貝爾和平被授予劉曉波，其本身作爲一個群體的符號意義和代表意義，遠重于他個人身上的特質。在北風看來，這是對二、三十年來這個群體推動中國民主運動的一種肯定：“我更願意把它看爲是對一個整體的褒獎。”
鑒于劉曉波病情的嚴重，中國政府態度的傲慢，劉曉波命運危在旦夕。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星期五在推特上寫道：“如果劉曉波在不自由的狀態下離世，中國駐美大使館的地址就必定改爲‘劉曉波廣場1號’”。這一命名動議被上屆美國總統奧巴馬否決。楊建利表示，不光他的團隊，全世界都在做著搶救劉曉波的工作。
圖片集：回顧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33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