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1992年南巡前后，中共党内改革与保守路线曾有过严重斗争。南巡期间，邓小平在珠海召开一次秘密会议，与会人员阵容强大，江泽民有被乔石替代的可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所著《邓小平时代》披露，亟欲得知珠海会议确切内容的江泽民，说服福建省委第一书记贾庆林给了他一份会议录音；此后不久官方就宣布贾庆林入选政治局。

　　邓小平南巡：1992年1—2月

　　当邓小平的专列于1992年1月17日驶离北京站时，北京的其它中央领导并没有收到通知，甚至连江泽民也不例外。这次出行完全由武警部队一手操办。北京的其它领导人和南方负责接待他的干部只知道，邓小平夫妻、他们的四个子女（只有小儿子邓质方没有随行）及其配偶和孩子，一行17人，要出门散心观光，进行“家庭度假”。谁能反对这个老领导的家庭去度假呢？

　　邓小平南行的第一站是武汉，这里是华中地区的铁路枢纽，也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地点。邓小平于1月18日上午抵达武昌火车站。尽管只是家庭度假之旅，但对待邓小平这样显赫的人物，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和省长郭树言还是前往月台迎接邓小平的到来。邓小平只在月台上停留了20分钟，时间虽短，却足以让他发一通脾气。邓小平说：“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你们要多做少说。……周总理四届人大﹝1974年﹞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现在文件多如牛毛。”他提到这样的情况：省委书记去农村考察一个星期回来，文件就堆成了山，让他头痛。邓小平一向反对空话、长篇报告和不作认真准备的会议，他曾说过：“没有话把嘴巴一闭……会议和讲话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发了一通脾气后，邓小平说出了他的要点：“谁反对改革，就让谁下台。”尽管他是在向武汉当地的人说话，他的话也没有登在公开的媒体上，但很快就引起了江泽民的注意。两天以后江泽民对手下的干部说，要加快开放步伐，恢复对外开放政策，减少会议的数量。

　　列车于当天下午抵达长沙火车站，邓小平花十分钟时间接见了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熊清泉等省级干部。邓小平听到1991年尽管有自然灾害，湖南还是取得了大丰收后十分高兴。但邓导师还是给他们上了一课：他指示熊清泉说，湖南“搞改革开放的胆子要更大一些……要加快经济发展”。

　　1月19日星期一上午，邓小平在广州短暂停留后，与陪同他的省级领导一起，开始了对最有活力的特区——深圳和珠海——为期11天的视察。当地干部一周前才接到通知为邓小平的到来作准备，他们跑到邓小平要去的所有地方布置保安，安排包括痰盂在内的必要设施。他们只接到通知要为接待邓小平一家人前来度假作准备，但是当邓小平到达深圳时，他们已经收到在武汉和长沙与邓小平见过面的干部的详细报告，他们意识到，这并非一次寻常的家庭度假。

　　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和其它几位省里的干部与一些当地干部一起在深圳为邓小平做向导。在迎接邓小平的干部中，有些人在1984年就接待过邓小平，他那次来时肯定了经济特区的成就。邓小平到达下榻的宾馆后休息了十分钟，然后与谢非等人在宾馆的花园里散步。邓小平的女儿邓楠提醒父亲说，八年前他在这里题过词。邓小平随口便背诵出了他当年的题字：“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引来高兴的东道主一片喝彩，他们把邓视为最强大的助推器，不同于那些试图限制他们投资的北京官员。

　　邓小平为了保持体力，只在每天上午游览三小时，然后与家人一起吃饭，午睡，下午休息。在当地一次外出游览时，家人在一块标识上看到用邓小平笔迹复制的“深圳”二字，女儿邓楠说：“你应该收利息，你有知识产权啊。”邓小平笑了。后来他们在仙湖植物园看到从成都运来的竹子，邓小平对当地导游开玩笑说，你们也要给四川支付知识产权费啊。邓小平这个玩笑是深有寓意的：人们都知道邓小平对西方要求中国支付大笔知识产权费的批评，邓小平提醒西方人说，其它国家模仿中国的火药和印刷术一类的发明，中国并没有为此收过费。但是邓小平也明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国际秩序。在视察深圳一家生产CD光盘的工厂时，他问他们是否从外国买了版权，并提醒工厂经理说：“一定要遵守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规则。”

　　在广东，邓小平到处都被喜欢和感激他的人团团包围。在1982年和1983年，他虽然最初没有为特区辩护，但是当1984年特区受到北京保守派的严厉批评时，他却表扬了特区。广东人有一个说法：遇到绿灯往前走，看到黄灯抓紧走，碰上红灯绕着走。然而在1992年，广东人仍然担心来自北京的黄灯和红灯，渴望看到绿灯。邓小平正在支持他们的事业，支持扩大对外开放和加快经济发展，反过来，他们成了邓南巡计划的拉拉队。

　　按照北京为“家庭度假”制订的官方原则，邓小平只带了一名记者和一名摄影记者，也没有举行记者招待会。但是当他开始视察深圳时，估计有50到60名摄影记者紧紧尾随着他的“家庭度假”，很多人甚至买了盒式录音机，以便能够捕捉邓小平的每一句话。

　　邓小平心情振奋地观看当时在中国还不多见的高楼大厦，认真细致地视察新技术，听当地干部汇报情况。当地干部告诉邓小平，1984年时深圳的人均收入只有600元，1992年时已经达到2,000元。邓小平不可能不为自己加快发展的梦想可能变为现实的前景而欢欣鼓舞。在为鼓励加快发展的南行途中，当邓小平看着那些高楼大厦时，他也是在享受自己用改革开放政策所播下的种子结出的硕果。

　　邓小平来访的消息不胫而走，每当他从工厂和办公楼走出来时，都有大批普通市民在等着他。他在53层的深圳世贸中心旋转餐厅俯瞰了这座城市的新建筑，当他走出大楼时，有大批群众向他鼓掌欢呼。虽然邓小平有不善言谈的名声，但在女儿邓楠的帮助下——她不断凑到耳边，把他因耳聋听不清楚的话大声告诉他——他完全融入了与当地干部和充满感激的群众的交谈之中。在北京的许多干部眼中，邓小平是个严厉的司令员，深圳的群众却亲切地向他呼喊“叔叔好”、“爷爷好”，在他们看来，他热情机智，平易近人，对所有新事物有着浓厚的兴趣。

　　但是，在乘车时的私下场合，他愤怒批评了北京的保守派。他要求随行的当地干部——他们都支持他的想法——不要公开他的私下谈话。不过即使在公开场合，他也表明了自己的担心，他说，左的政策会造成可怕的后果，甚至会葬送社会主义。他警告说：“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与地方干部的坦率交谈中，针对那些把特区说成搞资本主义、受到外国人控制的批评者，他说，只有四分之一的投资来自外国人。他又说，中国在政治上控制着所有外国公司，可以确保它们对中国有益。他不仅不担心现在的外资水平，还主张增加外资数量，建立更多的合资企业：外国企业不但交税，还能为工人提供就业岗位和工资。

　　与在北京参加党内会议的邓小平相比，已经退休的邓伯伯和当地干部的交谈要随意得多。邓小平心情放松，不拘一格，风趣的言谈常引起当地领导的共鸣。邓小平上了他的最后一堂课：他敦促干部们大胆工作，努力试验。他重复了他在各地说过的话：坚持改革开放，保持一个精干的政府，培养年轻人，少说多做。参观了世贸中心大厦后，邓小平在返回宾馆的大巴上再次谈到他的很多基本观点：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也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先富起来的地方要多缴税，用来帮助落后地区。但各地的情况不可能很快拉平，不能搞“大锅饭”，这会打击人们的热情。邓小平鼓励干部进行试验，敢于冒险，不要怕犯错误，有错改了就好。

　　邓小平鼓励深圳在20年内赶上香港、新加坡、南韩和台湾这亚洲四小龙。他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听过有关深圳的贪污受贿和腐败问题的汇报后，邓小平说：“你们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手都要硬。”

　　在深圳度过五天后，1月23日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向邓小平介绍了他对司法体制加以改造、规范和扩充的计划。邓小平仿佛仍在担任国家领导人一样，表示完全同意这些想法，并鼓励李灏大胆落实。北京的很多干部批评深圳走得太快，但邓小平送给李灏的离别语是：“你们要搞快一点。”李灏回答说：“我们一定会加快步伐。”邓小平的下一站是珠海，该市市委第一书记梁广大来到深圳，陪同邓小平一家人和省里的官员，乘船一小时跨过宽阔的珠江三角洲，来到了珠海。当船经过清代海关旧址时，邓小平再次提到他的离别叮嘱的要点：中国过去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欺负，但那时代已经过去了，“落后就要挨打啊。我们已经穷了上千年，不能再穷下去了，如果不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还要挨打”。

　　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和梁广大十分清楚，邓小平也担心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现象；他们知道他一直在鼓励先富帮后富。他们在船上告诉邓小平，一派繁荣气象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正在大力帮助广东北部和西部的贫困山区。邓小平回答说，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进步，靠的是各地愿意搞试验的人的创造性，靠的是政府将行之有效的做法进行宣传、把各种新思想推广到全国其它地区的能力。

　　澳门比香港小得多，也不像香港那样喧闹。与此相似，毗邻澳门的珠海比深圳小，也不像深圳那样繁忙。在珠海29层贸易中心的顶层旋转餐厅，邓小平和家人眺望了建设中的高楼大厦。就像在深圳一样，邓小平与群众热情相处。在珠海的一家工厂，有人估计他和上百人握了手；在大街上，保护他的警察不得不限制他走进人群和更多的人握手。

　　邓小平在询问当地居民时，想搞清楚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能以多快的速度向偏远地区扩展，推测未来的发展对群众意味着什么。他已经能够看到很多迹象，各种消费品——自行车、洗衣机、收音机、手表等工业制品——正在走进农民家庭。他高兴地听到穷困地区的农民工在沿海地区找到了就业机会。海外留学青年回来报效祖国的报告也让他大受鼓舞。他得知富有创业精神的中国人所领导的工厂已经接近世界技术水平。他表扬了当地领导利用市场推动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成就，而从中受益的社会主义制度又能使市场更加成功。他说，从集中人力抓紧办事这方面说，资本主义赶不上社会主义。他还指出，如果没有从1984年到1988年取得的进步，1989年到1992年这个困难时期的事情就不会那么顺利。

　　从珠海驱车前往广州的途中，邓小平在珠海以北的两个县——中山和顺德——停留了片刻，经济特区的活力向邻近地区的快速扩散也使这两个地方蒸蒸日上。在广州与省领导层交谈了一个小时后，邓小平登上列车前往上海，途中在江西东部的鹰潭作了短暂停留。

　　到达鹰潭时，邓小平也在车站会见了当地干部，他们向邓小平汇报了去年的大丰收和抗击洪灾取得的成绩。邓小平对他们的工作给予表扬，但也对他们说，要多种树，这能防止造成洪灾的水土流失。邓小平还说，干部要走得更快一点，放开胆子进一步开放。邓楠这时插嘴说，父亲一路上老是在重复这些话；她又说，父亲很关心江西，六十年前他就在江西苏区工作过，文革中又在江西生活了三年半。事实上，邓小平一路上讲了不少自己1931年在瑞金和会昌的往事。邓楠提醒父亲说，1973年2月19日，在经历了文革期间“下放”农村的岁月后，他们一家人就是从鹰潭踏上了返京的列车。如今他们从鹰潭乘坐列车前往上海，当他们抵沪时，邓小平在广东播下的扩大对外开放的种子已经开始结出果实了。

　　突破

　　邓小平在1990年和1991年未能让国家回到改革开放的快车道上，但是由于香港的媒体和珠海的一次会议，他在1992年取得了戏剧性的突破。

　　按照行程安排，邓小平没有举行记者招待会，但他在深圳的消息一传出，香港记者便蜂拥越过边境前来报道他的南行。1月22日，邓小平到达深圳三天后，香港的《明报》就爆出了他南行的消息和加快开放的意见。该报还说杨尚昆也在深圳陪同邓小平。敏感的香港读者立刻意识到，邓小平的南行并非寻常的家庭外出度假。

　　香港左派报纸的编辑仍记得很多同事因支持“六四”示威而被解雇，因此在报道邓小平的行程和讲话时忐忑不安，但他们仍然在1月23日同香港电视台一起报道了邓小平来到深圳的消息。由于中国的宣传部门无法在毗邻香港的大陆地区屏蔽掉香港的电视信号，广东南部有数百万人在香港电视台上看到了邓小平在深圳的部分画面。

　　北京那些站在谨慎的计划官员一边的宣传干部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尽管邓小平南行的消息已在华南各地传开，但他们可以继续装聋作哑；或者承认这次南行，但尽量弱化邓小平对那些在改革开放上立场更保守的人的抨击。同时，邓小平的支持者——那些希望允许他们加快发展的南方当地干部，则愿意冒险把邓小平的意见传播出去。

　　由于邓小平在深圳和珠海引起的关注，保守的媒体负责人很难对他的南行佯装不知，但他们还是努力这样做了。2月3日，北京的电视台播出了邓小平和杨尚昆与上海领导人参加春节团拜会的消息，但只字未提他的深圳和珠海之旅或推动改革的努力。同一天，英文版《中国日报》注销一幅杨尚昆和邓小平在深圳拍摄的照片，但并未注明照片日期。2月4日，上海市委下属的《解放日报》的编辑很聪明，他们没有提邓小平南行，但在头版注销一篇文章赞扬邓小平解放思想的努力，这是得到三中全会批准的，也可以视为给上海要上马的大项目助力。不过，当时广东和上海的当地媒体都极想传播邓小平南行的消息，加之邓小平南行在华南已是家喻户晓，北京的宣传部门也无法阻挡外界知晓邓小平南行的目的。

　　在珠海，邓小平召开了一个表面上与军事规划——在江泽民领导下，这项工作又热了起来——有关的会议。邓小平把他在武汉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次：“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我们的领导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们没做任何有用的事。”邓小平在珠海出席的这次有关“军事规划”的会议是由六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乔石主持的。由于乔石分管国内治安，开这样的会也顺理成章，但乔石也被很多人认为具备担任最高领导人的素质，是江泽民的潜在竞争者，所以这次会议也可能和中国的领导层的人事安排有关。对江泽民来说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出席会议的还有国家主席兼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和另一名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将军。到会还有杨尚昆的弟弟、解放总政治部主任兼中央军委秘书长杨白冰。这些干部都与安全问题有关，但他们对加快改革的必要性的认识也与邓小平意见一致。

　　中国出版的有关邓小平南巡的书中没有提到珠海会议，官方的《邓小平年谱》中也没有相关纪录。这种省略不难理解，中共领导人不想向群众透露党内矛盾。但是，会议的与会者和珠海的观察者所透露出的消息，从江泽民在会后几周内的反应中得到了证实。出席会议的军队领导人的强大阵容表明，如有必要，军队高层愿意拥护一个新的领导人。

　　江泽民的反应

　　亟欲得知珠海会议确切内容的江泽民，说服福建省委第一书记贾庆林给了他一份会议录音；此后不久官方就宣布贾庆林入选政治局。江泽民并没有在春节给邓小平打电话的习惯，但是在2月3日，即邓小平离开珠海五天后，江泽民打电话给邓小平拜年。他后来承认，这次通话并非随意而为。此后江泽民便成了更大胆的改革派。

　　邓小平于1月31日到达上海，在那里休息了三周。与在特区时相比，他迈着更加从容的步伐视察了浦东的开发，审阅了他在深圳和珠海讲话的文稿。他还游览了刚完工的浦东大桥以及杨浦大桥的建设工地。他再次作了“自我批评”，说过去没有把上海建成特区是一个错误，但是他提出，上海现在起步可以利用它作为后来者的优势，从广东的经验中学习，能够把事情办得更好。

　　同时，由曾做过华国锋和胡耀邦秘书的郑必坚牵头的一个写作班子，写出一个对邓小平在深圳和珠海的讲话作了系统总结的稿子。他们先是拿到了广东干部准备的一份两到三万字的邓小平南行讲话纪要，和邓小平一起作了数次修改后，把它浓缩为一个七千字的报告。与邓小平在行程中的生动讲话相比，这个报告看上去官方色彩更浓一些，它在邓小平离开上海前完成。

　　邓小平在上海停留期间，陈云也住在上海，但邓小平没有安排与他见面。不过杨尚昆主席和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亲自去给陈云拜了年。像陈云这样老练的领导人自不难理解邓小平这些精心谋划的动作在政治上的微妙之处，也不难了解邓小平加快改革的努力所得到的军界的强力支持，以及浦东开发计划所得到的上海市委的热烈拥护。

　　邓小平十年来一直忙于工作，从未逛过商店，但是他有一天上午去了当时中国最大的零售商店——上海第一百货公司。他在这里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消费品，这与14年前改革刚开始时消费者在货架上看到的可怜的供应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只会使他对中国的进步感到更加自豪。在女儿邓榕的帮助下，他给孙子们买了几枝笔，作为送给他们的礼物。

　　当邓小平踏上回京的列车时，他有理由期待自己的南行达到了目的，现在江泽民要加快发展与改革了。确实，从2月20日邓小平离沪回京到3月6日，《深圳特区报》的人对邓小平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相当乐观，大胆发表了八篇详细报道邓小平南行的系列文章。虽然北京宣传部门的领导试图阻止这些文章进入北京，但最终仍无法避免它们被全国的读者看到，当然也包括首都北京的人。

　　2月中旬，邓小平回京前几天，江泽民已经在公开说，他拥护邓小平进一步改革的呼吁。江泽民通过从珠海得到的报告认识到，邓小平已经下定决心，假如他不大胆推进改革开放，邓小平就会让他靠边站。江泽民从邓小平的南行中，能够看到他争取到了北京和地方重要领导人的很多支持。后来江泽民也承认，当时他断定邓小平的观点会占上风，他的明智之举就是支持这些观点。

　　郑必坚整理出的邓小平特区讲话概要完成后，江泽民经政治局批准，把稿子发给了人数有限的最高层干部。与邓小平的即兴讲话相比，整理后的讲话稿已不那么咄咄逼人，但依然有力，直截了当。当党内领导层开始意识到邓小平南行所受到的关注并读过报告后，他们认识到邓小平尽管已经年迈，但他在发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他的拥护者正在迅速增加。上海、广东等地的领导人希望加快市场开放，对其结果更加乐观，所以都站在了邓小平一边。即使没有邓小平的南行，外国制裁的逐渐取消和保守派在降低通胀压力上取得的成功，也会使中国的领导层提高发展目标。但是邓小平的南行及其成功地让江泽民转变立场，使变化来得更早，并以更快的步伐持续下去。

　　尽管江泽民开始转向邓小平的观点，全国性的媒体仍迟迟没有宣传邓小平的南行和讲话内容。2月20日，邓小平回京的前一天，保守派的双月刊《当代思潮》为维护计划官员的谨慎观点作出了最后抵抗，发表了邓力群的一篇无疑是反映陈云观点的文章。该文称，主要危险不是来自左，而是来自右。“信奉自由主义执迷不悟的人，正是打着反‘左’的幌子，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如不加以反击，结果必然是各种反共思想的大泛滥。”

　　然而潮流已变。文章注销来之后，保守派的声音日渐衰落，因为江泽民及其同事开始让民众作好准备，他们要响应邓小平加快发展的呼吁。2月21日，即邓小平回京当天，《人民日报》刊发了根据郑必坚整理的讲话稿撰写的社论，题为〈更大胆地进行改革〉。社论仍然未提及已被香港媒体大肆报道了一个月的邓小平南行。但是一周后的2月28日，北京领导人下发了根据邓小平一周前的讲话写成的中央2号文件，在更多的高层干部中传阅。就像大多数党的文件一样，它措辞慎重，四平八稳，失去了邓小平最初讲话的力量与活力。文件的标题是〈关于传达和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通知〉。它只印发给了全体中央委员和个别团体，例如中央党校的2,000名学员和教师。

　　在3月9日至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全部15名政治局委员讨论2号文件时，形成了一致支持文件的意见。邓小平以地方干部的支持作为后盾奋力前行，他利用了香港媒体并动员军队的支持。但是他也利用了经济领域传来的喜讯。不但通胀在陈云的努力下得到控制，工业也开始增长，出口强劲，外国开始放松制裁。经济扩张的气氛已经大为改善。

　　在政治局会议上，杨尚昆主席首先发言大力支持文件，江泽民随后也表示完全拥护邓小平的意见，承认自己在推动改革上行动不力。政治局一致肯定了邓小平南行讲话中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观点，同意把它作为将在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核心内容。邓小平后来也同意将2号文件作为三卷本的《邓小平文选》的最后一篇文章。熟悉邓小平言行的人，不会对他的意见的基本思想感到意外：更大胆地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

　　3月的政治局会议之后，邓小平南行讲话的要点就成了官方政策的指导方针。3月11日，政治局会议后的第二天，也是邓小平开始南行两个月以后，新华社终于正式报道了邓小平南行的新闻，并在相关社论中提出要更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但是直到3月31日，《人民日报》才终于“归队”，刊登了邓小平视察深圳的详细报道。

　　气氛的变化

　　随着邓小平南行的消息得到全面报道以及政策开始发生变化，邓小平的讲话也成了著名的“南巡谈话”。“南巡”是帝制时代皇帝巡视南方（指长江流域，不像邓小平南下那么远）时使用的说法。为了消除邓小平像个皇帝的印象，官方的说法换成了更为中性的“南方谈话”。

　　保守派干部意识到了邓小平讲话得到的普遍拥护，勉强同意了反映邓小平讲话精神的文件。在3月20日全国人大的年度会议上，人大代表中间的政治气氛反映着邓小平南行带来的干劲。知识分子和军队干部利用已经变化的气氛，在各自单位向左倾思想发起了进攻。杨白冰在3月23日宣布，军队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这是在明确警告那些拖后腿的人。

　　5月底，党中央印发了旨在贯彻邓小平政策的4号文件。文件宣布开放长江沿岸的5个内陆城市和9个边境城市，并宣布30个省会城市一律享有和经济特区同样的特殊政策。

　　南行后的几个月里，邓小平并没有同江泽民见面，告诉他如何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也没有明确表示支持江泽民。实际上，据江泽民说，他觉得邓小平仍在考验他，潜在威胁犹在：假如江泽民不全力支持改革，得到军队拥护的邓小平有可能用乔石把他换掉。

　　江泽民决心在邓小平的最后考试中过关。春季，在公开场合，他变成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力鼓吹者。他仔细拟定了6月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学员毕业班上的讲话。在这篇题为〈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讲话的重要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中，他全面说明了贯彻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需要做些什么，总结了邓小平自1978年三中全会以来的贡献。江泽民说，要加快改革步伐，把增长目标提高到每年9%至10%（当时五年计划的官方目标仍是李鹏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说的6%）。江泽民说，要大胆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没有必要讨论改革姓“资”还是姓“社”。江泽民进而把这些想法概括为一个他估计能得到邓小平赞成的说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6月12日，在作了这次重要讲话三天以后，江泽民这位后辈抱着希望去问师傅，是否同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显然它是被打算用来取代陈云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邓小平说他喜欢江泽民的讲话，这让江泽民如释重负；邓又说：“其实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江泽民的考试过了关。随后，邓小平仿佛仍然是最后的决策者那样，他让江泽民把中央党校的讲话在内部传阅，如果反响好的话，可以作为十四大的主题。不出意外，反响果然不错。

　　陈云是谨慎保守的政坛元老，但也是一向拥护中央决策的严守纪律的党员，他接受了政治局关于加快改革开放的一致决定。1992年初他为过冬去上海住了数月，他看到浦东的进步，与负责开发浦东的上海干部进行了交谈。4月26日，陈云回京的前一天，听了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市长黄菊的汇报，他不但赞成他们搞活上海的努力，而且让他们胆子更大一些。

　　大约三个月后的7月21日，陈云在纪念他的长期同事、一个月前去世的李先念的文章中写道：他和李先念从未去过特区，但是他们都认为这种试验是必要的，“我们要从特区的经验中学习，把它们办成功”。他说，他对深圳的现代建筑、它所取得的出口增长率远高于进口增长率的巨大成就印象深刻。他还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变得规模更大，比过去更复杂，很多过去有效的做法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新的形势要求我们不断学习探索，解决新问题。”陈云一直在努力将通货膨胀降下来，使计划体制平稳运行。1992年，多亏他在1988年开始实行的紧缩政策，通胀得到了控制，出口克服了外国制裁的影响开始增长。陈云在他的毕生事业即将结束时，承认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的新时期。实际上他是给下一代领导人投了信任票，他们将带领中国走上另一条道路，这与他过去为之奋斗的道路大不相同。

　　到夏天时，邓小平已巩固了自己的胜利。地方干部获准提高投资比例，扩大对外贸易，沿海地区的试验也被推广到内地。邓小平可以把精力用于国家在今后几十年将面对的另一些问题了。7月24日，在看了为即将召开的十四大准备的文件草稿后，邓小平提出了几个有待思考的问题：农村体制、他本人在中国的发展中的作用、统治制度、国家安全。

　　关于农村政策，邓小平承认，包产到户和取消公社对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新的农业技术的出现和发展，耕作小块土地的农户单靠自身财力无法提升技术，到一定时候仍然需要大的集体组织。邓小平建议领导人在这件事上不要操之过急，要等待农户主动要求改变体制。

　　在考虑自己的思想遗产时，邓小平说，领导人不能夸大本人的作用，要实事求是。推动改革开放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过程，没有哪一个或几个领导人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到。例如，谁也没有事先深入思考过依靠乡镇企业，它们却成了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1978年以来中国取得的成功，是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经验。他本人的作用只是把这些发展作了总结，向更多的人推广。

　　关于统治和自由的问题，邓小平说，“民主集中制”仍是“最合理的制度”，要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加以坚持。领导人要想办法鼓励人们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决定一旦作出，就应当服从集体决定。

　　邓小平还谈到中国的安全问题。他说，各国之间的势力制衡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仔细研究这些变化十分重要。在当前形势下，他认为中国可以继续缩小军队规模，但同样重要的是提高军队人员的素质，增强战斗力，准备好在必要时能够保卫国家。

　　邓小平审阅并批准了江泽民将在十四大上做的报告。报告的核心内容是他南行时表明的观点：加快改革开放。

伴毛如伴虎 彭德懷可憐可悲可歎的下場！(圖)

作者： 流水年華

彭德懷（左）在“文革”中的一切悲慘遭遇的幕後指揮人正是毛澤東。（網絡圖片）

當醫護人員將彭德懷擡上手術車時，他突然對旁邊的專案組人員大聲喊：“手術前我要見毛主席，我有事要見毛主席，我今天就要見毛主席，把我對問題的看法說清楚！”然而，至死毛都沒有見他，也不理睬他，他在“文革”中的一切悲慘遭遇的幕後指揮人正是這個毛澤東。

彭爲中共“革國民政府的命”，可謂戰功顯赫，立下汗馬功勞。昔日被毛澤東利用時稱爲“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可彭大將軍當初哪想得到自己的最後結局，竟是自己所選擇的“革命”道路之結果。

彭在他的“曆史使命”中，由于本性秉直公開得罪毛的地方就不少。

抗戰期間彭德懷任八路軍副總司令。1940年8月至12月，彭德懷不理睬毛澤東一分抗日，七分趁機壯大自己伺機推翻國民政府的陰謀，指揮八路軍105個團發起以正太路爲主的破襲日軍交通線和據點的戰役（史稱“百團大戰”），被毛斥責爲暴露實力，損失革命武裝。

韓戰中彭任“志願”軍總司令，毛澤東兒子毛岸英跟隨在他身邊，不料被美軍飛機炸死。在最高司令部會被炸死，讓毛始料未及，痛失愛子使毛一直懷恨在心。

繼1957年反右“陽謀”的巨大勝利，毛在1958年發動利令智昏好大喜功的所謂“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最終導致全國在1959到1962年（中共謊稱是“三年自然災害”）中餓死3755.8萬多人！（須省廳級以上高幹才能看到的中共解密檔案透露）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勇于直言，向毛澤東上“萬言書”，用及其溫和的口氣批評“大躍進”中的錯誤，卻遭毛嚴厲批判，把彭及支持彭的周小舟等人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同時在全國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所謂“反右傾”運動，在各地抓批“小彭德懷”和“拔白旗”，一霎時，全國處在腥風血雨之中，人人自危，唯恐自己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過河拆橋”、“置死地而後快”是共産黨的一貫本性，以毛爲最狠毒。彭德懷的受迫害，直到死亡，實質就是毛在背後操縱指使，共産黨總是把一切罪責嫁禍于失敗的對手。毛死後，共産黨內鬥奪權中所謂“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失敗，隨之被抓，于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責任就落到四人幫頭上。共産黨永遠是“偉、光、正”，毛只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被繼續作爲“偉大領袖”頂禮膜拜，逃脫清算。

那些至今還在替共産黨“助纣爲虐”的人，借鑒彭之死的實例，應該趕緊懸崖勒馬，放下屠刀回頭是岸，免得到頭來與彭及衆多爲中共效犬馬之勞的諸如上從劉少奇、林彪等人下至大特務潘漢年、金無怠的慘死結局一樣。

【注：據中共在2005年解密的內部檔披露，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份子的人數，不是中共以前騙人的五十萬，而是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還另有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劃爲“中右”……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

定性爲右派集團二萬二千零七十一個，

右傾集團一萬七千四百三十三個，

反黨集團四千一百二十七個；

定爲右派份子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

列爲中右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

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

1966年毛發動旨在清除劉少奇及其支持者的所謂“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場徹底泯滅人性，踐踏人權，禍國害民的人爲大災難，抄家、批鬥、遊街、關牛棚、毒打、處死、自殺、甚至有吃人以表忠心等等慘絕人寰的惡行遍布全國，令人毛骨悚然、心驚肉跳，人人自危。這場運動據專家估計，至少有700多萬人被迫害致死，其中許多知名知識份子受不了批鬥等人格侮辱而自殺。國民經濟實質已經崩潰。

彭德懷之死

從肉體到精神都備受摧殘的彭德懷躺在牢房的木床上，翻來覆去不能入睡，他回想著自己的一生，回想與年邁的祖母和年幼的弟弟，冒著風雪討飯度日的苦難童年，回想自己自平江暴動以來出生入死的戰鬥生涯，回想在廬山會議上自己披肝瀝膽爲民直言的行動，回想忍辱負重再次複出參加三線建設以及現在所受到的非人折磨，而那些逢迎拍馬、浮誇騙人、貪汙受賄、坑害百姓的不法官吏，卻平步青雲，加官進爵，如此下去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新中國，豈不要斷送在這些人的手裏嗎？迫害忠良，重用小人，吏制的腐敗這是曆代王朝走向覆滅的開始。想到這些，這位浴血沙場的元帥不覺流下了淚水。

據北京衛戍區監護日志記載：

1971年8月8日

（彭德懷）在桌子上哭了起來，睡了沒有兩分鍾，睜大眼睛思考著，一會兒眼淚又湧了出來，過了一會兒又哭起來。

1971年8月18日

上午聽說提審（彭德懷）就流淚。

1972年11月22日

（彭德懷）躺床上哭了一小時。

舊社會地主的皮鞭抽打時他沒有流過眼淚，戰場上面對刀光劍影他沒有後退，眼看著戰友倒在敵人的子彈下他抹一把淚水又指揮千軍萬馬沖鋒，男兒有淚不輕彈，此時的元帥已到了最傷心的時候，他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竟倒在了“自己人”的“槍口”下！就是在如此痛苦的磨難中，彭德懷也沒有出賣自己的良心，他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不輕意地加害于人。

當林彪墜毀于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之後，專案組于1972年1月8日向他宣布林彪反黨事件，讓其揭發交代林彪的問題時，彭德懷並沒有因爲林彪曾經對自己進行過迫害，就隨便地進行“揭發”，而是冷靜地說：“不要著急。四五十年前的事，一下子想不起來，慢慢地回憶回憶。”

當專案組說他不老實，在包庇林彪時，他坦率地說：“腦子受了刺激，思想總感到不痛快。”

1972年6月9日，專案組再次逼彭德懷寫林彪與高崗在東北時的材料，彭德懷說：“我當年沒有在東北與他們共事，我不清楚。”

林彪事件曆史已經做出了結論，我們排開林彪本身的行爲不講，單就彭德懷在處理這件事情上的態度，就可以看出他這時仍堅持實事求是，不願意將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加在林彪頭上，通過揭發林彪來爲自己開脫“罪責”。在林彪受到全黨共討之，全國人民共誅之的這個時候，要做到這一點那也是不容易的。

1972年6月11日，彭德懷實在被逼得沒有辦法，就說：“給我鋼筆，我想起一點就寫一點。高崗、林彪都是反革命。還有彭德懷。”

1972年8月23日專案組正式向彭德懷傳達了中發（1971）57號有關“粉碎林彪反黨集團”的文件。聽後彭德懷說：“打電話給周總理，……我有意見……叫周恩來總理親自參加這件審查。請打電話給周恩來總理、董（必武）副主席，叫他們來親自審我，我不活了。”

當然，自從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這許多年，彭德懷大都被囚禁，與外界基本上隔斷了聯系，因此對于當時國內外複雜的鬥爭了解得也不夠全面，對一些問題上的看法也不一定全對，也可能是錯誤的。他身陷逆境，已是百罪莫贖死有余辜，但對于曾經迫害過自己的人，卻在此時敢于秉公直言，提出自己的看法，這也顯示了他不計個人恩仇，直言極谏的性格。

這期間，彭德懷被關押在北京衛戍區裏，每天接受批判和批鬥。1973年春，八年的鐵窗生活和無情折磨，彭德懷患了直腸癌。

鐵漢一般的彭德懷終于被林彪、“四人幫”整垮了。他每天很少進食，大便出血，身體完全虛脫，由于癌細胞不斷地擴散，他的身上疼痛難忍。躺在牢房的木床上，不斷地發出痛苦的叫聲。監護點聯系送阜外醫院，醫院方一聽這個名字，就不肯接受。接著聯系衛戍區第一師醫院，又同樣遭到了拒絕。直到大出血的第七天晚上，周恩來知道後立刻指示，轉到解放軍301醫院。

到了這裏，彭德懷的境遇並未得到改變，在一間陰冷潮濕的病房裏，門窗緊閉著，玻璃上還糊了一層紙，照不進一縷陽光。他被限制了活動，不准寫字，不准聽廣播。除了書籍外，空曠和死一般的寂靜終日伴隨著他。

彭德懷讓醫生將窗子上的紙撕下來，以便病室裏亮一點，可是卻遭到了拒絕。彭德懷大怒，拍著桌子吼道：“我不是什麽145，我是廬山上的那個彭德懷！生病了，住院了，不能動了，你們還不放心？”

原來，爲了對外保密，對于彭德懷所住的十四病室第五床，改稱145，不准醫生和任何人喊他的名字。同時，還將他屋子的窗戶全部用報紙糊上，以免外面能看到裏面，也防止彭德懷看到外面。

他感到心在疼，痛苦地說：“住在這裏比月婆子還難受，還不如將我押回去住監獄。”

1974年夏天，他不幸又患左側偏癱，連坐都坐不起來了。

彭梅魁、彭正祥、彭康白和彭鋼在《淚水沾濕的回憶》一文中寫道：“當我們去看望您時，您用盡全身的力氣也沒有坐起來，您躺在床上悲怆地喊道：‘這怎麽辦，這怎麽辦？我癱了，自己不能料理自己了，可我的案子還沒有搞清楚呀！’”彭德懷囑咐侄兒女們：“我死後，把我的骨灰埋在地下，上面種上果樹，骨灰可以作肥料。”彭德懷永遠忘不了養育他的人民。

不久，醫生發現癌細胞轉移，已擴散到了肺部、腦部，引起身體劇烈的疼痛。

醫生經過檢查之後，向專案組提出必須迅速動手術。

可是，就在病重的1973年6月10日，他從報上看到了一篇署名葉進的文章，頓時大怒，指著報紙大聲斥道：“不調查就亂寫。說我迫不及待地跳出來，攻擊總路線，攻擊社會主義，破壞工業戰線。把我（在廬山會議上）寫的那封信拿出來看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攻擊。我要永遠記住他的名字，叫葉進，投機分子，陰謀家，不講真理，不調查就亂寫。”接著他又說：“黨內出了特務、內奸，他們要害死我，康生就是個陰謀家、野心家。”

1973年12月30日，專案組對彭德懷進行審問。

問：“彭德懷，你生病了，我們想給你看病，但你必須交待清楚你的問題。”

答：“還有什麽問題，都問了十多年了，翻來覆去都是那些事情，文化大革命又加了幾條，一條也不是事實。”

專案組人員生氣地說：“彭德懷，我們看你是不想說清楚自己的問題了。”

答：“怎麽說清楚，我說是事實，你們偏說不是，偏要給我戴上各種各樣的‘帽子’，這公平不公平，講不講道理？”

專案組人員無話可答，就問：“彭德懷，我們問你，毛主席說人人都要加強思想改造，你要不要改造？”

彭德懷理直氣壯地說：“我改造什麽？想讓我屈服？我這人就只服真理，不管什麽人，多大權力，多大官，我都不怕。”

1974年3月24日，專案組在彭德懷重病中對其進行審問。

問：“你和林彪有什麽關系？”

答：“什麽關系？他慘無人道地迫害過我，整過我！”

問：“你們都是反黨集團。”

答：“他是不是我不知道，反正我彭德懷沒有反黨集團，殺頭也沒有。”

問：“我們看你是死不改悔了，現在還在翻案。”

答：“我死不悔改，將來還要翻。”

身患癌症的彭德懷得不到應有的照顧和治療，受盡病痛的折磨。1974年7月21日，由于癌細胞擴散，痛得在地上打滾，也沒有人來關心他。他朝著門外的衛兵大聲地喊：“警衛戰士，疼得我一點辦法也沒有了，我實在忍受不了了，你幫我打一槍吧！”

彭德懷痛苦的呼喊，在令人心顫的天空中回旋……

當動員他動手術時，他卻堅決不肯。

專案組的人問他：“你爲什麽不肯動手術？”

彭德懷忍著痛，大聲地說：“我不相信你們這些人，我得活著，我還有冤屈沒有搞清楚！”

專案組的人員生氣地說：“你是什麽，一個反黨分子，還能翻得了無産階級的天下。”

彭德懷說：“這個天下是我們用血汗打下來的，我翻他幹什麽？我要說清自己的問題，要出來爲這個國家工作，把她建設好，富國強兵是我一生的願望。”

專案組的人冷笑著說：“你已經這個樣子了，能活一條命就不錯了，還想出去工作？”

彭德懷說：“我只要活一天，就要爲人民工作一天，這是我的權利，你們不能剝奪。不答應我就不動手術，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在手術台上。”

彭德懷的精神深深地感動了醫生，他們又來勸他：“彭老總，你的病情已很危險了，還是盡快動手術的好。”

彭德懷躺在床上，看著醫生，問道：“我這病手術時會不會有危險？”

醫生說：“只要動得早，不會有大的危險。”

彭德懷深情地對醫護人員說：“我彭德懷並不是怕死，要怕死我早就不幹革命了。我這條命也是從戰場上撿來的，還能怕什麽。問題是我還背著黑鍋，我必須活著將我的問題說清楚。”

說到這裏，彭德懷的眼裏流出了淚水，長歎了一聲：“唉——”

自從1967年元旦那天給毛澤東主席發出那封信之後，近七年來彭德懷一直盼望著能得到回信，盡快解決自己的問題。可是信發出之後卻石沈大海，這使彭德懷感到十分失望。

當醫護人員將彭德懷擡上手術車時，他突然對旁邊的專案組人員大聲喊著：“手術前我要見毛主席，我有事要見毛主席，我今天就要見毛主席，把我對問題的看法說清楚！”

彭德懷強著從車上爬下來，就去穿病床前的鞋子，接著就朝門外走。專案組自然是不讓他隨便走動的。彭德懷氣憤地一揮手，不屈地大聲喊著：“背了一身的黑鍋，加了許多莫須有的罪名，到死也不甘心，我到死也不甘心呀！”

當醫生的侄女彭梅魁說：“伯伯，手術是最好的辦法了。……你能去見毛主席嗎？你現在就得和醫生配合，爭取多活些年頭，一點壞處也沒有……你冷靜點，什麽事情不是一下子解決的，你的病不能拖了，早做手術有好處！”

彭德懷沈默了，過了一會兒，他看著彭梅魁，說：“那我就做手術吧。”

手術做完後，彭德懷蘇醒過來，第一句話就是淒慘地叫了一聲：“我成了一個廢人！”

1974年11月29日14時52分，中國人民忠誠的兒子，至死也未能得到平反昭雪的彭德懷，悲慘地死在301醫院14號病室的五號病床上，時年76歲。

“曆史是最無情的。曆史會審判他們，也會對我做出公正的評價。”這是彭德懷最後的呼聲和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