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文革后的上海人民代表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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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7/5/2017 9:26:04 PM 被閲覽數： 882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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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老虎》第一册第五章第三节，第396至415页。
   第五章内容参考以下人士提供的资料和意见：张欣、沈建明、陈立群、王希哲、刘国凯、傅申奇、郑玉林、童年、李存荣、陈军、徐邦泰、徐文立、邓焕武、杨靖、何永全、广砖、林牧晨、胡可师、邵华强、陈震康、王荣清和若干不愿公开姓名人士。

   欲购《老虎》第一、第二册，请联係１206 326 1179或stonefan2003@hotmail.com
   八零年，北京西单墙和上海人民广场都恢復以往冷清的景象，市民们不再停下来驻足观望，再也没有大字报和演讲。大多数异议刊物停止运作。上海的异议运动开始了必然的，意义深远的分化和组合，不同的异议人士走向各自命定的归宿。
   陈乐波、陈申申早已停办他们的街头宣传栏。他们原先和广场上的人虽然认识，但交往不算深。他们的父亲获得了中共中央高规格的平反和褒扬，使上海警方对他们另眼相看，除了偶尔提醒一下以外，并不想为难他们。而且他们的行为也的确没有触犯法律，甚至可以说他们做的都是当局喜欢做的事，比如批评华国锋，拥护邓小平，有些批评涉及毛泽东和中共，但也都是婉转的和讲究政治策略的。陈乐波原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大学生，但校方又把他送进了另一种特殊的短期学习班，等到学业结束，他的学歷就变成了正规大学生。这种由官方安排的「开后门」通常只有邓小平、叶剑英那样的中央领导人的子女才能享受，这种恩惠使他们很快平息了因为文革遭遇而產生的仇恨和愤懣，并有了一个新的信念，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陈乐波兄弟俩也很欣赏傅申奇的坚毅和执著，因此一直和傅保持著私人的来往。他知道傅在办《民主之声》，不但不劝阻傅的这种行为，反而提供一些帮助，有一期《民主之声》的稿件还是陈乐波提供的。但是如果他知道傅申奇更多事的话，他或许会改变做法。
    七八年底高校扩大招生，赵振华进了復旦大学分校、秦林山进了外贸学院，七九年秋，陈军高分考上復旦大学哲学系。有了紧张的学习生活，他们开始疏远广场上的异议朋友。他们的思想随著瓌境的改变而改变，觉得最好退回书斋和学校，停止公开的社会活动，多学一点知识，积蓄力量，等待以后的歷史机会。他们对当局的改革姿态基本满意，对前途抱有各种各样的疑虑和希望。
   胡可思、广砖、林牧晨和何永全等人，他们原来是广场异议运动中温和的为当局容忍的部分，他们对当时的时局满意和不满意各半，但是不满意又怎麼样？他们没有从这场运动得到明显的好处，但也没有失去什麼。理智的考虑，当局的力量是强大的，他们即使轻举妄动，也不可能有什麼结果，况且和毛泽东时代比较，这个新政府要好得多，即使有时年轻人的热血沸腾，不甘寂寞的心理促使他们想做点什麼，最终也被他们的理智所克制。
   最后的一类是杨週、王辅臣他们这几个，杨、王原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群体，在这场政治风云中他们没有得利，反而失去了一段时间的自由，戴上了「两劳人员」[1]的帽子，这顶帽子有可能会伴他终生，但是他们是聪明的人，知道他们现在无能为力，而且即使他们想要继续活动，也没有活动的空间和机会，於是他们只能在悲愤中等待机会。他们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是，如果这些事发生在以前的年代，他们会被重判甚至杀头。
   傅申奇却是个广场上的异数。从表面上看，他有一份上海工厂不错的工作，他完全可以像他的朋友何永全一样退下来，虽然没有书斋，但可以退到工厂。但是他心有不甘。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也很聪明，最大的缺点却是有强烈的虚荣心。
   他所熟悉的一些朋友先后进了大学，使他產生强烈的失落感。在那些新考上的大学生面前，傅绝口不提他曾经考上师范学校的事，他觉得很丢脸，因为这证明他考过大学却考不上；另一方面，他对七九年春邓小平的突然翻脸一直耿耿於怀，因为他在当时是真心拥护邓小平帮派的，那时共青团市委经常派人找他，使他一度以为自己能搭上政治号快车而飞黄腾达，然而到了八零年这种梦想完全落空了。他的处境十分难堪，回到工厂老老实实干活的话，脸上无光，工厂的同事或许会嘲笑他说：「广场的英雄回来了。」骯脏的车间，笨重而又乏味的劳动，他早已受够了。不回厂的话，又能怎麼办？民刊看的人越来越少，异议运动的前途和他个人的前途一样，看不到曙光，也听不到鷄叫。
   在徬徨和迷惑中给他安慰的是，七九年下半年开始全国越来越多的异议朋友互相联係，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名声像蒲公英白色的绒毛一样飘得很远很远。他现在相信，他成了一个人物，成了上海异议运动的代表。南边的王希哲，北面的徐文立只知道上海有傅申奇，而不知有杨週、更不知有乔忠令。尤其令他陶醉的是，香港的报纸上也有了他的名字，而能够看到香港报纸的是全世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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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申奇和香港掛上鉤是在七九年夏天。那时，因为《民主之声》，傅申奇和王希哲建立了通信关係。王希哲是傅心目中的导师和偶像，也是傅办民刊最重要的支持者。王没有多餘的钱，但王的帮助比直接给钱还要好。王给傅不断地介绍香港朋友，张永强、刘英杰、刘山青、陈仕强等等大约二、三十个。这些香港人都给傅写信，表示尊重和敬佩，毕竟在专制统治下办民刊不是轻鬆的事。有十多位香港朋友曾经来到上海，他们往往出於礼节和支持各半，给傅留下一点钱。如果傅停止办《民主之声》，那等於宣告上海异议运动的结束，那些在香港人眼裡徽不足道，在傅的心裡却十分重要的钱就不再流入傅的腰包。至於那些香港人是些什麼人，傅申奇不便打听。要打听的话也无从打听，连王希哲也不知道那些彬彬有礼的香港人的背景呢。「管他们是什麼人，只要我没有做什麼出格的事，就可以了，」傅当时这样想。
   刘山青曾经到过上海，和傅有过深谈，临走留下一百港币，相当於傅一个月的工资，但是若干年以后出狱的傅申奇曾经表示不满，「他只给了这麼少的钱，却在被捕后向警方坦白了。」
   八零年初的时候，满腔的愤怒和委屈把傅申奇对当局的最后一点好感和信任都驱逐了，他决心和这个政权誓不两立，他觉得是这个政府把他推到了悬崖峭壁。
   傅申奇曾经和徐水良一起去海运学院慕名求访倪育贤。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徐和倪讨论政局和异议运动的立场和策略时，傅突然插嘴说，「 我们要设法筹钱买枪,，进行武装斗争。」这话把倪吓得一跳。 倪在分手时对傅说：「我们是初次见面，有些话不能随便讲的，今天你对我讲了就算了，如果对其他人说了，要出事的。」这次见面，使倪对傅有了深刻的印象：不仅没有政治经验，也没有常人
   八零年春节前夕，傅申奇请了二个星期的病假，病假单上是「胃出血」。看病之前，傅先吃了一碗鷄血汤，他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他知道大便化验的结果会检查到血，因为傅曾经胃出过血，所以医生会认为他的胃又一次出血了，这样他就可以得到半个月或一个月的病假。
   傅申奇在春节期间到了武汉，会见了几个活耀人士，除了武汉的秦永敏、朱建斌等以外，还有杭州的杨晓雷和河南的刘二安。这几个人都很激进，恨不得一天把局面改变了。最后，傅申奇也动心了，决定联络各地民刊，準备秋天在武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全国民刊机构。
   在武汉的另一个场合，傅和秦永敏、杨晓雷还私下谈了成立秘密组织「中国民主党筹备小组」的事。[3]
   为什麼当时要成立政党呢？有什麼事非要打出政党的旗号才能干呢？除了往自己的头上套一根绞索，并把纹索的另一头交给当局和警方以外，实在看不出这帮刚见面几个小时的异议人士秘密成立政党的必要性了。
   或许他们受中共的影响太深了。中共的理论认为，要干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的政党，中共的胜利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產党；中共的宣传又把中共的成立说成好像是几位来自全国各地，互相之间缺少了解的人开一次会而已，却隐瞒了俄国共產党的背后支持和操纵，这使这些幼稚的年轻人把组党看得十分容易，好像有趣的儿戏一般。
   几天后，傅申奇和其他几个人一路北上，到了北京先见了严家其，又在他们的暂住处铁路公寓和徐文立见了面，彼此交换了对形势的看法，傅申奇热情邀请徐届时出席他们拟议中的武汉会议。
   「我们只要一动，公安就会抓人，你信不信？」老成稳重的徐文立说，「召开全国会议，依我看不会有什麼好结果，反而会激化矛盾，招来更大的压制。」「我们必须紧急下潜，」徐一边说一边做了个往下的手势。他不久前看了《紧急下潜》这部以二战时期一艘潜艇故事为题材的美国电影，所以以此作比喻。[4]
   傅申奇原来头脑还有些发热，急著想干些什麼事，现在给徐文立的凉水一泼，立刻觉得徐说得有理。徐文立又加了一句，「我们也不把话说死，可以酝酿，听听大家的意见。」经过讨论后，他们最后一致决定先稳住阵脚，等待时机，取消武汉会议。
   但是傅申奇和徐文立浑然不知的是，参会者中有一个态度最激进的湖北人，他手裡的黑色小提包裡有一个精緻的只有警方才会有的小型录音机。[5]
   傅申奇从北京回到上海的家中，偶然的机会得知新的选举法已经公佈，人民代表选举已经在上海各个大学进行。他的注意力一下子全部都转移到选举上去了。
   竞选人民代表的风是从八零年春节过后不久刮起来的，这是文革后第一次选举人民代表。和以前的选举不一样，以前的候选人都由当局指定，选民能做的就是在指定的代表名下划个圈。新的选举法规定，任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只要有一人提议，十人附议就可以成为非正式候选人，然后是预选，从非正式候选人中產生一定比例的正式候选人，再经过选民正式投票，得到一半票数以上的候选人就当选为人民代表。这是文革后的又一件新鲜事，虽然新的选举还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麼实惠，但大家都很高兴，因为这是文革后的新气象，标誌著邓小平时代是一个太平盛世。
   按照中央的统一安排，上海是全国最早推行这项活动的城市。 当时有不少非官方消息，虽然不能得到证实，但民眾情愿相信是真的。一个消息说和邓小平、陈云关係都很好的王震支持这次人民代表的竞选活动，他曾在上海师范学院学生徐振宇参选的上报文件上批示「我们赞成他这样做」，从而肯定了学生自主参选的做法。王震的态度代表了邓小平、胡耀邦当局对选举的积极立场。
   八零年三月份，选举工作在全上海三十多所高校开展，由於是新法选举，当局十分重视，唯恐失控。其他高校都还算风平浪静，上海復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却不同凡响，產生两个不同的典型，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上海復旦大学的典型是新闻系学生徐邦泰，上海师范学院的典型是学生徐振宇。

徐邦泰四九年九月出生於上海。他父亲曾在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为校长的的黄埔军校学习，是该校十九期毕业生。他的母亲是英山人，英山原属安徽省，现属湖北省，是多山少田的穷地方，却出了许多英豪烈士。徐的外祖父李次山，早年留学日本，曾任上海律师公会会长和安徽同乡会会长，为廿十年代沪上一代名流。接任他上海律师公会会长的是后来成为七君子之一的沉钧儒。他与许多投生政治的安徽人相熟，如陈独秀[6]、张群[7]和魏文伯[8]，也曾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稿。陈独秀做牢五次，他曾保释陈两次。他也帮助过一些安徽籍的共產党人，如曾经坐牢的柯庆施和陈庚[9]等。柯庆施和陈庚时常找上门要钱，仗义疏财的李次山对这些年轻的同乡人总是客客气气，慷慨解囊，即使自己手头一时没钱，都要借了钱来给他们。
   徐的一个姑父彭干臣[10]是中共早期英烈，曾任中共南昌起义时期的南昌卫戍警备司令和警察局长，以及周恩来领导的从事秘密活动的中共中央特科的军事委员，后与方志敏[11]一起在江西省遇难。徐的另一个姑父曾是陈独秀的秘书，因为这个关係，他无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是在共產党执政时期都十分穷困潦倒。徐的一个舅舅和一个阿姨，追随国民党，四九年前去了台湾。徐邦泰轻易不谈他的家史，因为从小他母亲就一再告诫他，「我家社会关係復杂，说出来会成为麻烦，我们不想和共產党结怨，也不想要共產党报恩。」
    文革开始的六六年，徐邦泰是上海闸北区新中中学的高二学生。他曾参加过红卫兵组织，也卷入过反对文革红人张春桥的政治风潮。七九年，徐分配在上海一家小厂，在一架老式的没有安全防护装置的脚踏冲床前做了几年工人，庆幸的是他没有出任何工伤事故。可能是家教的影响，得益於外祖父遗风，他处世老练圆熟，人縁很好。以后他在厂裡顺利地入团，然后担任工会宣传工作，七五年又成为中共党员。
   家庭背景复杂的人往往思想也深沉，不容易成为政治迷信的俘虏，这在中国可以算是一条规律。徐邦泰的思想很活跃，对时局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文革给他，以及其他善於思考和善於总结经验的中国人一个深刻的教训，无论哪一种理由发动的革命和动乱都受够了，中国需要稳健的政治改良和经济建设，需要民主和法制。他也十分关心时局变化，文革后期的政治局势动盪，七十年代初邓小平的东山再起，都不时打动他的心，唤起他心中的激情。
   七四年，中国文革派当局掀起批林批孔运动，各个单位都成立理论学习小组，他也成为他所在工厂的学习小组成员之一。有一天学习小组被徐邦泰带来的一份文件吸引住了，大家都忙著看这份文件，而忘了常规的讨论学习。那是徐手抄的来自广州的署名为李一哲的大字报。大家和这张大字报的作者一样，都在思考同一类问题，中国的毛病究竟出在哪裡？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
   七七年徐邦泰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上海最有名望的復旦大学新闻系，在工厂为他开的欢送会上，大家都兴高采烈地祝愿他有一个辉煌的将来，他却突然说，「也有可能我以后会成为新的右派分子。」当时大家都很惊讶，为什麼他要在这欢庆的场合说这不吉利的话。其实，这不是他随意的调侃，而是他实在的担心。他对自己个人的命运，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都有一种不祥的危机感。
   恢復高考后的復旦大学开门大吉，不仅迎来了像徐邦泰那样的新一代学会思考的大学生，而且迎来了新的党委书记夏征农。夏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早年在復旦读过书，是復旦老校友。很长一段时间，他和多数国民党时期的中共城市地下党成员一样受到毛泽东帮派和路线的排挤打击，随著毛的死亡，他终於得到重用，七九年他成为主管文化教育的上海市委书记。他是个作风开明，思想解放的共產党人，八一年王申酉名誉得到恢復，虽由邓小平拍板决定，但也和他的坚定主张，积极呼吁有密切关係。
   七九年，他在復旦大学提倡学生可以集社，也批评作为中共政治控制措施之一的学生辅导员制度。在夏的倡导下，復旦立即出现许多社团，当时新闻系有徐邦泰为会长的「四五新闻学会」。由於徐的提议，復旦学生会出面办了上海第一个学生杂誌──《大学生》，徐是编委之一。《大学生》发行量每期是一万册以上，相当於或接近於全国民刊一年的总发行量。
   新闻系七七级只有一个班，全班六十个学生，开学典礼上系主任王中教授就开诚佈公地告诉学生们，新闻系培养的不是教书匠，而是社会新闻活动家；一个好的新闻记者不仅要文章写得好，写得快，更主要的是社会活动能力要强；社会活动能力是自己磨练出来的，不是老师教出来的。这些话对全班新大学生们影响很大，可以说就此奠定了徐邦泰的人生道路。
   这些新大学生是文革后第一批凭自己本事考上的，尤其像徐邦泰这样的老三届，经歷过十年文革的风雨，品嚐过长期失学的辛酸，现在进了最好的大学，谁不念邓小平的好，谁不想立志报国？但是怎麼样才能报国呢，是掩盖这个国家的丑处，还是正视现实，然后改进这个国家的不足？这就是新一代大学生和许多中共顢頇官僚的根本区别。徐邦泰和其他同学的区别则在於他更主动地寻找社会活动中自我锻炼的机会。
   「四五新闻学会」成了徐邦泰社会活动的舞台，在同学们的支持下他做了两件很不一般的好事。
   第一件，是在《大学生》第一期上发表了由徐邦泰执笔，学会其他人联署的文章《制定新闻法并非空想》，这篇文章主张新闻立法，保障新闻自由，是中国新闻界改革的第一声号角，事后新华社特地派人来復旦调查作者的背景。
   第二件，是在校园裡对五百名学生进行不记名的民意测验。这份新颖的问卷由徐邦泰设计，共设立了二、三十个问题，比如：你的信仰是什麼？选择的答案有共產主义、宗教、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无信仰等多种；你认为最大的社会问题是什麼？可供选择的答案有失业、特权、社会治安，等等。这样的公开调查在国外很普通也很普遍，但在中国却是破天荒的事。
   当徐邦泰代表新闻学会宣佈调查结果的那天，文革时因反张春桥而受到迫害，这时已获平反，成为復旦哲学系教师的胡守钧一早就来到，坐在会场的第一排。他催促说：「邦泰，快宣佈吧。」他已感觉到了这个调查的政治含义，因此急於知道结果。果然，当徐邦泰公佈的调查表明，只有百分之二十六的人相信共產主义时，全场哗然，其中包括一些在復旦大学就读的不同肤色的外国留学生。
   这个爆炸性的消息没有在《大学生》杂誌上刊登，却被美国《时代》杂誌一篇题为《中国学生信仰什麼》的文章透露了。[12]从美国反馈回来的消息使上海当局领导彭冲大为震怒，认为中国的形象因为徐邦泰的关係而受到严重损害。「怎麼可能只有百分之二十六的学生相信马列呢？」他在一份文件上这样批示。但他没有就此处份徐邦泰，因为復旦领导是老资格的夏征农。而且团中央下属的一份内部刊物也发表了这份调查报告，还加了编者按，予以肯定。团中央的后台是胡耀邦，彭冲当然不想惹事生非。
   徐邦泰听说市委领导发火的消息，也吃了一惊，但继而又想，「不喜欢听事实，喜欢阿諛奉承，这个共產党没救了。」
   復旦大学的大食堂对面有一个名叫《前哨》的墙报园地，这块园地就是由徐邦泰主管。在这上面经常有一些短小精悍的文章，评论復旦校园内发生的事，也介绍一些同学们关心的问题，因而深受同学们的欢迎。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这个墙报的面前站满了学生，有的学生端了个饭碗，边吃饭边看。在七八年当局平反天安门四五事件之前，徐已经在那块壁报上刊文介绍哲学系学生景晓东的情况，并呼吁平反四五事件，来自北京的景因为参加四五事件而曾坐过牢。另外，那裡也曾有文章专门介绍和评议李一哲的大字报。
   七九年，北京傅月华和魏京生先后被抓，徐邦泰的第一个感觉是当局的处理可能太严太过份，但是，他很快就想到，这方面的信息不够，不足以很快下结论。对当局指控魏出卖情报徐一直存在疑问，不敢十分相信，也不敢十分不相信。出於这个原因，当有同学建议在墙报上介绍魏京生的情况时，徐拒绝了。同时徐认为即使当局的指控有道理，那也是针对魏京生或其他个别人的，不应该代表文革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政治宽鬆形势的退步。
   徐也去过七九年上半年热火朝天的上海人民广场，那是他骑著黄鱼车载著满满一车《大学生》杂誌去那裡推销。那天，他曾瀏覧广场上五花八门的大字报，因此有了大概的印象；此外他也有机会阅读一些在大学生中秘密流传的异议刊物。虽然他的同学们和朋友们，普遍看不起人民广场上的异议人士，觉得他们的思想文化水平都太低，工人出身的徐邦泰却对广场人士表示同情，认为他们对政治关心的热情和真诚还是值得肯定的。
   復旦的广大学生通过一件件普通的事情，一次次朴实的谈话来认识徐邦泰。有的人认为徐不愠不火、不卑不亢；有的人认为徐是个搞政治的天才，但几乎所有知道他的復旦师生都认为他是个思想探索的英雄战士，不但敢於探索，而且善於探索。难能可贵的是他所做的这一切，对异议运动来说，只有促进作用而毫无负面作用，即使最保守最顽固的中共官僚，也挑不出一点剌。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民广场。
   八十年代第一个春天，復旦大学的选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气氛下拉开了漂亮而又沉重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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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场好戯由化学系学生王尤其扮演，他在竞选演讲时说，「我过去信马列，现在我不信了，我不是共產党员。」台下掌声雷动。以往都以当共產党员为荣，现在却以不当共產党员为荣，可见世道人心之变。
   復旦大学是上海高校中最有名望的，因此也成了高层政治斗争的晴雨表。王尤其说这些话后，该系中共总支书记立刻找王尤其谈话，迫使王主动退出竞选；上海市委也於当天召开了紧急会议，要復旦大学的选举暂停，但夏征农坚决反对。徐邦泰听说这些消息后，就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选举之我见」，贴在復旦校园裡的一条主要道路上。这条路被称为「南京路」，是学生们专门贴大字报的地方。其大意为：王尤其的话代表他个人，他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不同意的人可以不选举他，但不能因噎废食而停止选举。不久，选举的事慢慢又热了起来，同学们觉得徐邦泰的意见不错，都推徐参选，徐也就义不容辞成了中文系的非正式候选人之一。

復旦全校的人民代表名额是两个，计划由文科和理科各选举產生一名代表。第一轮预选在各文科举行，每系產生两名候选人，各系选出来的候选人中有十三名学生，包括发表第一篇伤痕文学的中文系学生卢新华，参加北京四五运动的景晓东，文学社团《春笋社》的社长张胜友等等，他们当时都有一定的名气。
   再经过一轮初选后，只有徐邦泰和中文系系主任王中教授两个人脱颖而出，成为文科正式候选人。当时中共党组织属意王中，让人带话给徐，要他放弃参选。王中教授曾是个右派分子，以前受过很多迫害，在学术上也很有成就，是全国新闻界的权威，因为德高望重而受到全校师生的尊敬。徐犹豫了，想到如果不听党组织的安排，今后毕业时分配可能不好，让学校领导穿小鞋。但徐最终没有接受党组织的建议，因为他想，他是一个公民，首先要尊重法律，尊重法律的表现就是行施法律赋於的来自不易的公民权利。
   徐坦然地参选，没有任何精神包袱，在他看来选上选不上都是一个社会实践的机会，结果幸运之神眷顾了他，其他上过报、出过名、有地位、有资歷的候选人都输给了他。
   徐当上人民代表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復旦大学有关部门提了两个意见，其一是根据群眾来信，復旦大学在分房问题上存在开后门的情况，没有做到公平和公开；其二是大学校园周围的瓌境又脏又乱，有些垃圾长期不清除，造成了污染。
   这两项意见的确代表了民眾的意愿和利益，却使掌实权的党委领导很不高兴。他们的难处在於开后门，即利用直接或间接的权力谋取私利，已经成为中共党内的风气，从最高实权人物邓小平到基层单位的党支部书记，都在争先恐后地开后门。尤其在分房问题上，开后门的都是有权有势有关係的，如果復旦大学党委真按公平原则办事，他们会被各方面要求开后门的人打破头，他们的官也做不成了。
   毛泽东时代专制横行，邓小平时代腐败遍地。歷史并不总是朝好的方向发展的，这是一股谁也阻挡不住的歷史朝流。有的人觉得这不是中共应该做的事。但是仔细想想，有什麼不应该呢？为了改变自己贫穷的生活，改变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他们共產党人以前杀人放火都敢，现在当然不忌讳开后门搞特权。
   另一方面，中共的革命理论早就为他们的营私舞弊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它宣称中共革命者都是献身於革命的，因此他们是大公无私的。即使他们一时获取了某种利益，使用了某种超越法律和规定的特权，那也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而做的，是为了工作需要，而绝不是为个人自私的目的。因此，中共领导人和中共干部的一切行为总是高尚的，神圣的，除非他们有朝一日失去了权力。这种十分精妙又十分虚偽的理论流行了几十年，人民也开始麻木了，习以为常，很少有人质疑这些理论。老鼠偷食物还要在晚上偷偷地干，而对於中共来说，他们无所顾忌，什麼时候都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干他们想做的一切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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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申奇所在的南市区的选举从四月底开始，傅很快就结束了胃出血的病假，积极投入到这场活动中去。有人认为中共统治下的选举是虚假的，但是他却认为充分运用一切合法手段进行斗争是民主化进程不可缺少的环节，同时他希望自己成为第二个徐邦泰。
   傅首先向工人们发了一份自己刻印的传单，作为自我介绍，并宣佈竞选区人民代表和说明此举目的。然后找了他的师兄弟帮忙，於是非正式候选人的公告贴在厂裡的公告栏上。
    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厂震惊，大家都要来看看这个名不见经传，居然争当人民代表的小人物是何等模样，人流从车间的这一头进那一头出，每天川流不息，傅成了展覧品。流言四起，有的说﹕他肯定有局一级干部以上的家庭背景﹐否则不会有这麼大的胆子。
    在工厂食堂举行的选举演讲十分成功，这得益於傅申奇以前人民广场的演讲经验。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神态都抓住了人们的心，不但吸引了青年工人们，上了年纪的工人们也对他有了很大的好感。
   「为了民主、人道和幸福的社会主义，我愿意付出我一切。作为我人生观基础的，是卡尔．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异业论文中写下的那段名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够对人类作出贡献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我们是在为全人类而工作，我们的幸福属於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著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现在，当人民需要代言人的时候，我有什麼可以犹豫不决的呢？我挺身而出，争当人民代表这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呢？……选民们，在我看来人民代表决不是荣誉的桂冠，决不是飞黄腾达的阶梯，而是为人民讲话，表达人民意志，推动社会进步的战斗岗位。我愿意在这个岗位上不断地斗争，不顾一切地斗争，一直斗争到死。」[13]这可能是那时中国眾多选举演说中最慷慨激昂的一篇了。
   厂裡的党组织和工会、共青团立即动员起来，召开各种会议打招呼，要求全体党团员和工会会员，抵制傅申奇的选举活动，并声称傅是人民广场的「动乱分子」﹐是紧跟在去年被抓起来的广场十三个异议分子后面的第十四个人。
   傅申奇毫不畏惧，针锋相对，每隔二、三天就出一份油印的《选举简报》，既对党、政、工、团的做法提出批评，也正面阐述如果当选人民代表，以及将为选民做些什麼。傅还主动和选民交流思想，强调选举与每个选民切身利益的关係。工人们以前对傅不了解，尤其是其它车间的工人们有些还不认识傅，现在觉得傅很不错，态度热情而又坦诚，话也说得通情达理。当工人们了解到，七七年恢復高考后，傅是全厂仅有两名被录取者之一，虽为「黑五类」子女，却是团员，支持傅的选民更多了，甚至许多党员都表示会投傅的票。
   唯一对傅不利的传闻是说，傅申奇当初进厂初期为了入团和加入基干民兵，曾多次表示和家庭划清界线，大义灭亲，搞得他的父母很伤心，家裡也发生过大吵大闹。[14]这种行为不合一般中国人孝敬父母，尊重家长的道德规范。
    厂领导决定在五月上旬召开一次全厂大会，阻止傅的竞选，扭转整个局面。他们的理论依据是中共领导一切，包括选举，选举为党服务，不是党为选举服务。他们扬言傅的错误就是不要党的领导，这在五七年早就打成右派了，现在虽然没有右派了，不要党的领导至少是政治性错误。
   大会上他们宣读了去年市委有关人民广场活动的有关文件，然后说傅就是其中的害群之马。气氛一时紧张起来，参加大会的许多工人都四处张望，想看看傅有什麼反应。接著，厂领导又打出了邓小平七九年三月三十日讲话这张王牌。在这篇讲话裡邓小平曾说「上海『民主讨论会』(即『振兴社』)」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等等。随后大会主持人站起来很严厉地大声喊道，「我厂的傅申奇就是「振兴社」的坏头头。」一剎间，全场嘁嘁喳喳的议论响成一片。
    傅申奇当时就坐在大会场的后排，显得很镇定，他认真研究过选举法，不认为自己有什麼地方做错。他即刻写了一张纸条传到主席台上，要求大会主持人给他五分鐘发言时间作解释。主持人宣读了纸条，但声称会议没有这项议程而拒绝傅的要求。台上的话音刚落傅霍地从后排站起来，向主席台走去，一步又一步，步伐走得很稳，在场一千三百多名选民都看著他的脚步。
    傅走上主席台，转身向著工人们大声地说，「『民主讨论会』的许多成员被逮捕了，我没有被捕，还在这裡，还是团员，还是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请问，我手上的选民证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傅接著转过头，对著主席台上目瞪口呆的厂领导说，「邓小平得到的匯报材料不符合事实，你们想借此侵害我的被选举权是办不到的。」[15]
    投票前三天，傅特意请了事假，在工厂大会场进行多次竞选演说，向工人们散发刊有《竞选演说》全文的《选举简报》。傅的支持者们情绪高昂，信心很足，有的甚至买好了鞭砲，準备傅当选后鸣放庆祝。傅也争取该厂原文革造反派势力的支持和帮助。[16]和造反派搞在一起是当时许多人忌讳的，但是傅不怕，为了赢得胜利，他建立起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中共视之为法宝的一种政治斗争方法，即为了攻撀主要敌人，要和自己不喜欢的人，或与敌人的敌人联手和结盟。
    开始唱票了，预选会场的黑板上出现了一串串数字，傅的选票一直领先。到五百多票时，一个检票人下楼小便时漏出风声，说傅的得票已过了半数。也就在这时，傅的票数骤然减少。这是不可思议的现象，或许有人搞鬼，但是傅和傅的支持者们这样想，但谁也拿不到证据。他们只能在台下沮丧地小声地发发议论。最后选举委员会宣佈﹕另一个非正式候选人，他是该厂厂长，得七百七十九票，勉强过半数，成为正式候选人；而傅得到的有效票为六百三十六票，没有过半数。
    按傅申奇对《选举法》规定的理解，这一选区应选出两名代表，如果第一次选举只选出一名代表，应组织第二次选举。傅立即向选民们宣佈，他将参加第二次选举，并提醒选民们不要再写错字，免得被计为废票；同时写信给区选举委员会，要求依法办事。 但是，区选举委员会却宣佈，根据工厂的实际情况，不进行第二次选举。傅又到市人大常委会和市中级人民法院，状告区选举委员会违反选举法，但这两个部门都不愿受理此案。
    傅心不甘，又开展要求依法举行第二次选举的签名活动，有二百三十多名工人签了名。正在这时﹐厂裡宣佈按上级的佈署正式开始调整工资，这关係到工人们的切身利益，而调整工资，加还是不加，加多少在一定程度上由领导决定。许多签名的工人顾虑重重，不希望在调整工资的关键时刻给领导的印象不好，他们恳求傅不要公开签名名单。傅忍著悲愤当眾烧毁了这个签名信。
   傅申奇的竞选活动的意义是很大的，虽然没有成功，但在选民的心目中，他的表现相当出色，虽败犹荣；在异议运动歷史上，傅留下一个在现存法律条件下，异议人士依法抗争的好榜样，向民眾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谁在违法？谁在遵法？
   但是中共当局却不像一般人这样认为。同年九月的《红旗》杂誌文章总结前一时期的选举情况时却说：「另有少数人搞极端民主化，用资產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待选举。有的人乘机用资產阶级的民主纲领哗眾取宠，进行竞选；有的闹无政府主义，把有秩序有领导的进行民主选举说成是不民主，进行抵制反对；有的搞派性，在选举中拉帮结派。」[17]

 这段话显然有针对傅申奇的内容，为什麼当局要这样说呢？是出於对街头异议人士的敌视和卑视，还是故意污衊，歪曲事实？对於劣跡斑斑的中共来说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深入追查下去，就会发现另一个天地，得出另一番结论。
   傅申奇后来在美国透露，当年选举过程中他随时把《选举简报》寄给香港媒体，以供海外发表。[18]这一点仔细想起来使人百思不解。按当时的政治常识，如果海外媒体上出现报道中国异议活动的消息，中共一定会特别注意，并想尽一切方法搞清消息传到境外的途径。一旦发现国内异议人士与境外有秘密联係渠道，必定会全力阻止；如果与海外秘密联係的人正在参选人民代表，那麼当局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样的人当选人民代表。当局绝不会因为香港对傅的好感而对傅特别宽容，恰恰相反，中共会因为他海外高涨的声誉而加倍仇恨傅申奇，所以，在香港报纸造势对傅申奇的选举毫无实际的意义，除非傅的初衷就是追求光荣的失败，用一种悲剧效应震撼人心和揭露中共。
   傅的真实目的到底是想当选人民代表，还是想获得香港的同情和支持，包括更多的港币？
   另外，傅申奇不久前在武汉和北京关於组党的谈话，已经被警方知道，这也必定成为当局竭力阻止傅申奇当选人民代表的原因。
   傅申奇太天真了，还以为他的那些秘密都能瞒得过中共当局。掩耳盗铃是中国的成语故事，说的是一个人想偷别人家的铃，他把自己的耳捂住，以为别人也会像他一样听不见铃声，结果自然被抓住了。港币和人民代表加起来的双重诱惑太过强烈，使聪明的傅申奇也扮演了掩耳盗铃的角色。
   几乎在傅参选的差不多同时，全国公安战线表彰先进大会在京开幕，公安部长赵苍壁谈到五个不安定因素：一是四人帮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残餘；二是打砸抢分子；三是流氓集团和刑事犯罪分子；四是与外国势力和台湾特务机关联係进行地下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五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民主派和持不同政见者。[19]通常的理解，赵所说的「外国势力」，也包括香港地区。五个不安定因素中，第四和第五条，都可能和傅申奇有关。
   中共当局决不会就事论事，把傅申奇所做的事孤立地看成是傅个人的行为。在傅申奇竞选之后，其它城市参加竞选的学校以外的异议人士也因为政府的阻挠相继遭到失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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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劳改、劳教人员的简称。即使是释放以后，劳改或劳教过的人员还是被社会歧视性地称为「两劳人员」。
   〔2〕这是根据倪育贤的回忆。另据张慧康回忆，徐水良第一次访问浦东倪家是在七九年初夏，那次傅申奇没有去。
   〔3〕亚衣：〈呼吁中国的政治反对派－採访上海民运人士傅申奇〉，《北京之春》96年12月号。
   〔4〕徐文立：《我的申辩》手稿，第157页。
   〔5〕徐文立：《我的申辩》手稿，第157页。
   〔6〕陈独秀（1879--1942），中共主要创世人之一和早期领导人。
   〔7〕张群（1889～1990），四川华阳人，国民党元老，曾任上海市市长，行政院院长。
   〔8〕魏文伯（1905～1987），1926年加入中共，六十年代曾任中共华东局书记。
   〔9〕陈庚（1903～1961），1922年加入中共，黄埔军校一期毕业，中共将领。
   〔10〕彭干臣（1900～1935），1923年加入中共，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早期中共重要人物之一。
   〔11〕方志敏（1899-1935），1924年加入中共，是中国中部地区一支红色军队的创建人。
   〔12〕《What Students Believe in》，《TIME》weekly，Nov.10,1980。这篇报导中的个别细节可能有出入。
   〔13〕〈傅申奇的选举演讲〉香港《观察家》杂誌80年8月号第21-22页。
   〔14〕参考傅申奇的兄妹於81年5月写的〈我们的兄弟傅申奇〉手稿，现存斯坦福大学图书馆。
   〔15〕邓小平的这篇讲话编入《邓小平文选》时，删去了「(即振兴社)」这几个字。
   〔16〕傅申奇〈再谈选举──回忆和参考之一〉，杂誌《北京之春》总45期。
   〔17〕〈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红旗》80年9月。
   〔18〕亚衣：〈呼唤中国的政治反对派──採访上海民运人士傅申奇〉，《北京之春》96年12月号。
   〔19〕《解放日报》1980年4月26日第1版。
   〔20〕80年以工人身份参加人民代表选举的异议人士还有河北的王屹峰、北京的何德甫和广东的钟粤秋。其中钟粤秋的资料仅见於香港《观察家》杂誌，未及核实。
(《老虎》:文革后的上海人民代表选举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