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全書連載33第五章第四節旅途上的王希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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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7/5/2017 9:54:36 PM 被閲覽數： 445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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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書連載33第五章第四節旅途上的王希哲

    第五章　上海財經學院[1]（1979～1980）　
   
   第四節　旅途上的王希哲
   
    八零年，大多數異議刊物都停下來了，這些異議人士有了空閒，就想走動走動，互相認識一下。
   六月十日，王希哲和夫人應徐文立之邀赴北京一遊。在火車站接王希哲的是「李一哲大字報」參與者之一的龔小夏，她這時已經考上北大，對中國時局的看法與王希哲他們有了很大的距離。她對王希哲的評價很有意思，認為王是「李一哲幾位中智商最高、筆頭子最快，卻在理論上又是最不嚴謹的一個。」在火車站她見面第一句話就是：「你要幹什麼可別告訴我，我再不愿意去寫交代啦。」[2]
   透過這句很普通的話，卻可以看到異議運動自七九年開始的嚴重分裂。進入大學的異議人士離開了街頭宣傳和社會基層的秘密活動，成為新的校院派異議力量；剩下的異議人士，一部分回到家中，回到單位，沉默了或潛伏了；另一部分則堅持民刊活動，因為前兩部分人的離去使他們勢單力薄，所以需要四出聯絡，以便搞跨省市合作。
    《四五論壇》也在八零年三月停刊，但徐文立一直和全國異議人士保持著聯係。為了迎接王希哲，徐在北京西城區的甘家口旅館三樓安排了住處。甘家口旅館是那種專為採購員住的，打水都得自己的簡易旅館。房間是徐在西單牆前認識的自稱叫陳德堯搞採購的朋友包下的，此時正好空著，徐就撿個便宜白住。
   
   一見到王希哲，徐便緊握王的手說，「你來得好，我正要和你討論一下組黨的問題。」又說，「我們總要有個組織吧？這樣好動員國際的力量來支援我們。」[3]
   徐文立可能是當時異議人士中首先提到「國際力量」和「支援」的人，他說的「國際力量」和「支援」又是怎麼回事呢？是不是徐組黨的真正動機？
    這次會面，還有青島的孫維邦和安陽的劉二安，他們和王希哲一樣都不是北京人。這樣重要的會議徐文立不和北京當地的比較熟悉的異議人士商量，卻和不熟悉的外地異議人士討論，也令人深思。
   徐文立在異議運動中給大家的印象是個溫和穩健的人物，不久前他還在勸傅申奇「緊急下潛」，不同意成立全國性機構，這天卻一反常態。他建議組織一個政黨，叫做「共產主義同盟」。他說，「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運動，還沒有嘗試多黨制的先例，我們應該試探一下這方面的可能性。」[4]徐希望在座的各位表示一下意見，若大家同意，就記錄下來，成為一個組黨工作的會議紀要，若大家不同意，那就算了。徐還設想，這個「『共產主義同盟』一定要公開，決不搞秘密的，要公開向中國共產黨打招呼，向政府注冊登記。但是考慮到我國一向對組織問十分敏感，那麼在籌備過程中要保密，要突然出現。」[5]
   王希哲立即表態：第一，他不參加組黨；第二也勸各位不要組黨，理由是組了黨，對當局是個挑戰，樹大招風，今後會面臨更大的壓力；第三，他主張改良。他說「現在不如先不要組黨，多讀點書，加強交流，逐漸達到對國家改革的統一認識，還更好些。」[6]
    孫維邦也表示贊同王希哲的意見。因為王希哲的威望當時是全國最高的，於是組黨的事也就作罷。王希哲出於謹慎把劉二安的紀錄撕碎，扔在馬桶裡冲走。[7]幾個人最後商定，聯絡各地異議人士一起搞一個類似王希哲原先搞的《學友通訊》的東西，定名為《學習通訊》[8]，參加者輪流編印，通過郵寄方式互相傳閱。
    萬萬想不到是，房間的一角，警方早已安裝了錄音機。徐在西單牆認識的那個主動提供幫助的採購員是警方人員。
   在北京的日子裡，王希哲還和北大的王軍濤見了面。「他似乎並不善言，對我提出的問題總是簡單地回答。」[9]後來王希哲這樣描述那次回談的印象。從徐文立和王軍濤的不同的態度可以看出不同層次異議人士的思想水平和行事風格。對王軍濤和大學裡的異議人士來說，前面的道路寛得很，可以做的事也很多，何必孤注一擲的冒險。
   
   幾天後，王希哲夫婦南下，經過南京見了徐水良，又去上海見了傅申奇。王向徐、傅兩人談起了甘家口會議。「組黨的事我已決定，就這麼了，」王希哲斷然地說。他以為他的話還是管用的，徐文立也順從了，其他人沒有理由不贊成。
   當時，徐、傅也表示同意。不但不搞政黨，也不再提這件事，免得驚動警方。但是，徐水良說的是真話，傅說的卻不是實話。或許，他的思想搖擺不定，激動起來就想成立政黨，組織千軍萬馬和共產黨對著幹，冷靜下來又覺得現在組黨不切實際。但是不管傅怎麼想，他沒有透露半點他已經在武漢商議和組織「中國民主黨籌備小組」的事，而且，越往後，他在組黨問題上下得賭注就越大，越來越失去理智。
   王希哲輕信了，還以為傅是緊緊追隨他的忠實同志，在所有問題上傅都赞成他的意見。所以王希哲後來說，「在所有民運人士中間，我比較滿意，比較放心的就是傅申奇了。」[10]
   他們也談到理論問題，交換了各自的看法。這時的王希哲，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民主主義者，而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即毛澤東一直提防和反對的修正主義者。在這一點上，他和鄧小平當局有共同點，所以他不主張反共。
   王希哲告訴傅，他「贊成考茨基[11]、伯恩期坦[12]、盧森堡[13]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批評，認為實行社會民主主義，才是當今國際共產主義擺脫困境的唯一出路。」[14]。傅申奇表示完全贊同，并且送給王希哲一本考茨基一九二七年写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傅稱這本書對他的思想影響很大。
   ＊　　＊　　＊
   傅申奇首先想到讓王希哲和兵多將廣的青經會成員見面，李存榮沒有多想就同意了。李存榮看過王希哲參與寫作的李一哲大字報，印象很深，也很佩服大字報體現的精神和見識。會面安排在李家，除了李、傅，還有張欣、邵華強等七、八個人。當時李沒有叫我，是因為我忙於寫作，李認為我對社會活動沒有太大的興趣。
   李存榮先介紹青經會的一般成員和活動情況。除了每個星期的討論外，青經會還曾經辦了一期名為《探索》的刊物，曾策劃過辦一份名叫《大眾經濟》的週報，但最終沒有辦成。為了辦這份週報，還打算在青經會內部搞「股票」集資，一股兩元。王希哲對這些情況好像不大在意，於是李存榮話鋒一轉，談到青經會成員徐振宇三月份當選人民代表的事。[15]
   徐振宇是中共黨員，當時是師院專修科學生。師院選區有二千六百多名選民，徐以一千三百四十票險勝當選。競選過程中，邵華強是他的軍師，出謀劃策出了大力，師院的幾個青經會成員也都在各自的系裡為徐拉票。李存榮為了這事特意去過徐的宿舍，為了避人耳目，當他們在房內談話時，邵華強守在宿舍門口放哨。
   這時王聽不明白，問為什麼要這樣保密？李解釋說，徐振宇的青經會身份是保密的，如果當局知道他和青經會有關係，很可能會阻撓他的當選。
   接下來，王希哲介紹了廣州和全國的異議形勢，然後接下來開始談馬克思主義理論問題，他相信這是個受大家歡迎的話題，這也是最能表現他的思想水平的話題。
   王希哲談話中有一個見解得到了大家的認同，而且都認為他分析得十分透徹十分精闢。他的意思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們勞動愈來愈多，得到的民主權利卻愈來愈少，這就是社會主義的「異化」問題，異化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存在，在中國也不例外。異化問題以後成為王若水和胡喬木之間的一場筆戰，但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卻是王希哲。[16]
   李存榮事後回憶說：王希哲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確比較熟悉，書是看過的，見識也有一定深度，能明明白白說出中共官方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根本不同當時也沒有幾個人。但是他不贊同王在全國民刊問題上的一些做法和看法，覺得過於激烈，大有和鄧小平對著幹的味道；又感嘆地說，「這麼聰明的人，如果上大學的話，他的思想會更進一步，成就也會更大。」
   張欣的看法和李存榮又不同。張認為王希哲理論的主要依據是馬克思主義和巴黎公社的原則，與青經會的思想水平相比，王希哲的思想已經落伍。青經會對馬克思主義從不迷信，并開始持批判態度，更不認為巴黎公社值得後人學習。
   肯定巴黎公社和無產階級專政是王希哲的一貫思想。王曾經說過：如果我們承認階級的存在是一個客觀的事實，那又怎麼可能設想沒有階級的專政呢？又說，關鍵在於無產階級能不能以公社原則為榜樣建立起一個自下而上的真正民主的監督系統去監督他們，使整個社會生產按照工人階級和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的方向發展，‥‥‥我們贊成馬克思主義的公社式的無產階級專政，因為它是最合理的、最人道的專政。[17]
   王希哲在李家對著這些青經會成員也這麼說，表明他以往公開發表的這些話不是作為一種策略的表示，說給官方聽的，而是他的真實思想。這種思想和王希哲在文革中的紅衛兵經歷有密切的關係。當時張欣和其他人都這麼想，但是他們沒有說出來，王希哲畢竟是遠道而來的客人，畢竟是北京西單牆和上海人民廣場都十分敬重，甚至不得不佩服的大帥人物。
   文革初期中共大力反修正主義，那時巴黎公社被官方捧得很高，文革後期先進的異議人士已認為巴黎公社作為法國大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的中間站，其原則既沒有理論意義也沒有現實意義。張欣說，「難道今天我們還要走巴黎公社的道路嗎？馬克思可從來沒有說過巴黎公社是社會主義革命，那只不過是法國無產階級的一次起義罷了。」 其他人也都說，讓王希哲去迎接巴黎公社革命吧，但願中國不要發生那樣的事，否則中國返向資本主義的改革又要耽擱。
    另外，王希哲認為中國異議運動可以分為三條戰線：第一條是黨內改革派；第二是以知識分子為首，包括文藝界和理論界；第三條是青年工人和青年學生。[18]果第三條戰線有一個領袖人物的話，那就是王希哲，再不可能有其他人了。但是，王希哲和上海青經會的這場討論恰恰說明了作為異議分子的青年工人和作為異議人士的青年學生在思想認識上存在很大的差異，完全不是一個水準。反抗中共的專制政治是兩者的共同點，但反抗的方式截然不同，王希哲主要是革命主義，李存榮主要是改良主義。王希哲雖然有時也認同改良主義，有時也走改良主義的道路，但畢竟不能自覺地與革命主義決裂，因此已不可能成為新一代大學生心目中的領袖人物，他的光煇像拂曉的星星一樣越來越暗淡。
   
    王希哲在上海會見了青經會成員後主動要求會見徐邦泰，會面由傅通過青經會的張欣秘密安排。王帶著一個三洋牌錄音機，坐公共汽車去到五角場──復旦大學的所在地，傅申奇推著自行車早已等在復旦大學的大門口。

徐、王兩人對這個會面都很高興。徐曾仔細研讀過李一哲那張全國聞名的大字報，評價很高，認為這是中共政權下民眾思想的一個里程碑，無論理論水平和文字水平都可以稱之為文革以來所有公開文字中最好的，對中共的揭露也十分巧妙和尖銳。後來的北京西單牆和上海人民廣場上的異議文章，以及民刊上的文章大多可以說是對它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師承。當王自我介紹是燒锅爐的工人時，徐更感到他的謙虛和實在，心中十分敬佩。
   這張大字報指出了新的資產階級，新的貴族正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產生和形成，在當時文革的條件下指出這個事實需要極大的勇氣，首先值得充分的肯定。這張大字報主張民主和法制，以及懲辦中共貪腐官員，主張實行按勞分配和工人獎金制也都有創新的積極意義。
   另外，徐也注意到此文力圖肯定文革造反派，但沒有作出進一步的令人信服的分析和論證，是美中不足。徐邦泰文革中也參加過中學裡的紅衛兵造反，雖然上海的情況和廣東的武鬥相比要文明很多，但他因此對文革也有切實體驗。他認為即使是文革中的造反派也是魚龍混雜，不可一概而論。文革中造反派有反抗文革的積極一面，但也有為中共文革派利用，上當受騙的局限性。
   徐邦泰也看到，這張大字報更多地是代表文革中被當局利用後抛棄的造反派紅衛兵的思想、要求和情緒，而不代表文革中受迫害受侮辱的廣大民眾。而文革中受迫害受侮辱的民眾才是人民的大多數，才是社會的最低層，才是最值得同情的。他們就是被中共稱為政治賤民的地、富、反、壞、右、資本家，以及他們的家屬，還有中共內部殘酷鬥爭中的犧牲品、和被當局認為「思想落後表現不好」的工人和農民等等。這些人的真實思想和要求在中共的統治下無法公開表達出來，僅僅可能在被槍斃的反革命犯的判決書上出現，或者在他們之間的秘密談話中流露。
   關鍵的一點是，徐邦泰不同意那張大字報最後的結論，李一哲們認為中國的出路在於進行新的文化大革命，新的共產黨革命。徐邦泰通過對文革的思索，己經在幾年前就認識到，共產黨革命，不管是新的還是舊的，都是死胡同，是注定要失敗的。
    徐邦泰和張欣曾經議論過這張大字報，有過相同的結論，因此可以說，這些看法代表了大學校園異議人士的一般看法。
   
    溫文儒雅的王希哲笑著說他也算是上海人，在八歲之前，他住在上海，他父親是上海電影制片廠的攝影師，以後因工作關係全家搬到廣州。就好像後來的插隊落戶一樣，只不過他的插隊落戶早了點，從八歲就開始了。兩個異議運動的重要人物哈哈大笑。
   徐邦泰告訴王希哲，遠在一九七五年，當李一哲們在廣州的大圍剿中孤軍奮戰之際，他已遙望南天，慨然寫下了一首詞。那天，他當場出示這首詞。
   
   《滿江紅》[19]：
   羊府街頭，檄文佈驚天動地。抨政事數宮中弊，滿腔豪氣。八億神州非阿斗，十年風雨焉兒戯。怎容它封建兩千年，重相續。
   對侫徒，權勢慾，居高顯，營私利。愚炎黃百姓， 手無真理。法制摧殘皆有恃，民主踐踏全無忌。最堪憶，碑血碧燕都，千秋祭。
   
   王希哲後來說，「我讀了，心中非常感動，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什麼是人心。」
   王希哲對不久前的復旦大學選舉很感興趣，這是他要求見徐的主要目的，徐詳細介紹了選舉情況，王錄了音，並解釋說是為了寫作用。[20]徐還表示，他作為人民代表，將不遺餘力地為保護選民的權力和利益做自己應該做的事。[21]這次會見給他們雙方都留下十分美好的印象。
   唯一的遺憾是王希哲的錄音機使徐有點擔心，會不會有朝一日成為警方的證據？後來他把這個憂慮告訴了張欣，張欣也說不出什麼，只是搖搖頭。他的意思是：王希哲呀王希哲，你太書生氣了，萬一錄音帶落到警方手裡，不就是證據嗎？
   注解：
   
   [1] 本章內容參考以下人士提供的資料和意見：張欣、沈建明、陳立群、王希哲、劉國凱、傅申奇、鄭玉林、童年、李存榮、陳軍、徐邦泰、徐文立、鄧煥武、楊靖、何永全、廣磚、林牧晨、胡可思、邵華強、陳震康、王榮清和若干不願公開姓名人士。
   [2] 龔小夏：〈回憶我的朋友王希哲〉，網上雜誌《華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館專集（六十）》。
   [3] 王希哲：《走向黑暗》第230頁。
   [4] 王希哲：《赴向黑暗》第231頁。
   [5] 徐文立：《我的申辯》手稿，第171頁。
   [6] 王希哲：《走向黑暗》第232頁。
   [7] 徐文立：《我的申辯》手稿，第232頁。
   [8] 據當事人回憶，這是一張紙或二張紙的油印文件，或許這是信件而不是刊物。制作時間約在八零年八月至八一年二月。據徐文立在《我的申辯》中說，通訊實際上出了五期，第一期是一份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提綱和書目，另四期，分別由徐、王、孫、徐撰寫。據徐文立八二年判決書中稱：「共出版六期，每期數百份，散發至全國十八個省市」。
   [9] 王希哲：《赴向黑暗》第230頁。
   [10] 徐文立：《我的申辯》手稿，第237頁。
   [11] 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的領袖。
   [12] 愛德華．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的右派領袖。
   [13] 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左派領袖之一。
   [14] 徐文立：《我的申辯》手稿，第236頁。
   [15] 《解放日報》1980年3月20日報導。
   [16] 王希哲關於社會主義異化問題的看法也見之於《王希哲訪問記》《七十年代》82年7月號。
   [17] 王希哲：《無產階級專政是人道的專政》，《學習通訊》第三期（1980年9月15日）
   [18] 王懷雪：《王希哲訪問記》《七十年代》82年7月號。
   [19] 《中國之春》96年11月號第36頁。
   [20]向王希哲查訊錄音帶的下落，王表示已記不清。
   [21] 王希哲：《走向黑暗》第2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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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于2010年07月04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