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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

十八章第一節 海外「民運」的華盛頓合併大會
 

   等到上海異議人士一個接一個在聯名信上署上大名後，張先樑給美國加州的黃雨川 發傳真，同時還傳真了胡可師和高曉亮兩個人的簡歷。傳真號碼是王若望走之前留下的。張先樑希望助海外的王老一臂之力。王老也沒有忘記國內的朋友。他到了美國不久就給張先樑打電話，表示要給上海的朋友們一些錢。張、楊、傅三個人每人三百美金，其他人每人二百美金，這是王心目中的等級標準。因為電話必被警方監聽，張先樑和其他幾家商量後覺得這個錢燙手，決定不拿，但王老的好心大家都心領了。

   剛到美國的王若望夫婦住在黃雨川家中。兩位老人朝暮相處，相談甚洽。黃是民陣監委會委員，這些日子他正為海外「民運」組織民陣 內部兩派的爭鬥日趨激烈而頭痛。和大多數關心政治的海外老華人一樣，原來對民陣寄於厚望，現在卻越來越失望。

   和民聯不同，民陣是八九學運後中國逃亡人士在法國成立的新組織。人稱民聯是地、富、反、壞、右，民陣是叛徒、特務、走資派。民聯的成員多數是幾年前來美國的留學生，他們或者還在讀書，或者畢業後已經有了工作，生活相對比較安定。民陣的成員主要是「六四」事件後逃亡西方的中國官員和知名學生，他們得到了天空和飘浮在天空中的名聲，卻失去了國內立足的政治舞台，以及個人經濟收入和正常的生活，幾乎所有的一切。

   民陣從台灣和美國得到大量的資助，甚至比老牌的民聯更多。成立後的第一年，他們的領袖私下說至少得到二百六十多萬的美金。他們曾經化五十五萬買了一艘舊船，命名為「民主女神號」，設想對中國搞廣播宣傳，結果卻不了了之。民陣成立時，嚴家其 當主席，萬潤南當秘書長，僅萬手下就有十四個拿工資的秘書。誰也沒有想到用錢要精打細算，細水長流。萬潤南曾說中共政權的日子長不了，也就二年的光景。革命即將成功，省錢還有什麼意義？這些話的醉翁之意卻是吸引海外的資金和資源。當中國逃亡者的預言很快成為泡影，台灣和美國多多少少覺得有點受騙上當。

   正是起因於資金和財務問題，九零年初，陳一諮 、朱嘉明 和嚴家其，以及在美國的楊建利 等人結成「民陣」內部的反萬派。他們指責萬潤南大權獨霸，營私舞弊，任人唯親。嚴家其是一個清廉的知識分子，台灣聞人王愓吾曾給一些人紅包，給他的一個裡面裝了二萬美金，唯有他一個人拒絕了。嚴曾要求萬解釋一些財務問題，萬推說沒時間，背後則埋怨說，「一個媳婦辛苦幹事，九個婆婆說三道四，還是國內的老毛病」。朱嘉明起先對萬潤南百般恭維，後來卻與萬發生激烈爭吵，朱甚至說，「我們兩人各開一輛車對撞，你敢不敢？」萬不回答。

   一則傳聞沸沸揚揚，美國對「民運」的資助將由以前每年四十萬增加到二百萬。徐邦泰是從宦國蒼那裡聽說的，他倆都擔心這不僅不會減弱或平息爭鬥，而只會加劇爭鬥。宦從八零年從上海到美國留學，八二年和王炳章 等一起創辦「中國之春」雜誌，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仍關心「民運」活動。重新分配資源，重新組合的浪潮不斷高漲，但表面的理由卻極其官冕堂皇，大家都說合併是為了適應政治大形勢的需要。王若望撰文說，「我對華盛頓會議使民運組織統一抱有很高的期望」，合併後，「在发生变乱的时期，將帶領自己的隊伍回國，填補中共留下的政治空間。」 最早提議民聯、民陣合併的是胡平和吳方城 。民陣的兩派也都積極支持，火上加油。沒有任何人站出來說明海外「民運」的根本矛盾是粥少僧多，而這個矛盾不是開合併大會能解決的。相對冷靜的是徐邦泰，他在民陣成立前就主張可以聯合，但不要打破以前各自的山頭，可以象香港「支聯會」一樣，在團體成員制的基礎上實行聯合，這樣波動比較小。八九學潮後，徐創辦和主持「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和「中國之音」廣播台的工作，小日子過得不錯。所以別人都以為他是飽漢不知餓漢饑。大家的道理是：不打破小飯碗，哪來的大飯碗。徐邦泰一九八六年來到美國，先做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研究生，這期間當選為中國旅美政治學會第三任會長，并應邀訪問台灣，名噪一時。八八年應王炳章之邀參加民聯。八二年他已是民聯的聯委會主任和《中國之春》的董事長，人縁也不錯， 大家都說他為人謙和。這一天，徐邦泰來黃雨川家走訪，幾個人興致勃勃地談起幾個月後將召開的合併大會。

   黃雨川提議王若望當主席，徐邦泰和萬潤南當副主席。他說，「幾年的歷史證明，我們缺乏有聲望的具有清廉道德形像的領袖，我們缺乏一個超越派性之上，可以抑制內斗的領袖，我們缺乏一個既了解大陸民情又深得大陸民心的領袖，而王若望正是這樣一個人。」徐邦泰也表示看好，說王老作為民陣、民聯共同推選的獨立候選人，可能會得最高票。 羊子擔心王若望的年紀和身體，提出王若望擔任名譽主席為好。大家勸她不必顧慮太多，為民主應該講奉獻，應該當仁不讓，羊子想想也對。第二天，徐邦泰開車，帶王若望夫婦觀光了金門大橋。然後在一個高爾夫球場休息了一陣，拍照留念。八月的太陽象王若望一樣熱情奔放。王索性把外衣脫了，剩一件汗衫，瘦骨棱棱，象一匹老馬。一路上大家有說有笑，好象一家人。九二年十月，王若望在紐約決定參選主席。這個消息很快傳遍了全世界，他成為炙手可熱的明星人物。民陣第二任主席萬潤南熱情邀請王若望夫婦訪問歐洲法、德、英三國，一切招待、費用都由萬安排負責。未來的「民運」主席，應該到各地先見見群眾，讓大家有個印象，然後才可以投票，這是萬的理由。萬潤南也是上海人，父親是財務專業人員。他畢業於上海五十五中學，六四年考上清華大學，在大學裡加入中共。七零年，在劉少奇家最困難的時候他與劉的大女兒劉濤結婚。萬的名氣始於官商背景的四通公司，輝煌於八九年學運。他外表溫和，談吐文雅，內心卻永遠不願對強勢屈服。台灣方面也想收買他，他拒絕了，背後說，「老子連共產黨都不伺候，憑什麼伺候國民黨。」

   一路旅遊下來，王若望夫婦覺得很累，但是心裡卻很高興，大開眼界不算，他們從招待的規格上知道了他們自己的價值和份量。王老夫婦自然對萬十分好感，因為所到各處見到的萬的部下都對王若望說奉承話。王老有點飘飄然了，他稱其他人推他為主席候選人的舉動為「擁戴」 ，這個詞表現歷史上皇帝興臣民之間的關係，他還把他們夫婦的旅遊和鄧小平的南巡相提并論。一個消息開始流傳：王若望的方案，是王當主席，萬潤南當第一副主席兼秘書長，徐邦泰當第二副主席。甚至還有一個方案，王挑選的兩個副主席候選人是萬潤南和馬大維 ，他倆都是「民陣」。這消息使得徐邦泰和民聯聯委會很不高興。民聯老人王德耀 特意去紐約拜訪王若望。他倆以前在王雨川家見過，彼此有好感。王若望夫婦住在紐約唐人區一個破舊的大房子裡。這是王夫婦剛到紐約時，石磊給幫助找的房。他們包租了二樓一層，自己住其中的一個睡房，再把其餘的房間分租出去，廚房和客廳大家共用。房客中有一個來自中美洲的偷渡者──姚茂盛，也是上海人。姚為了方便得到美國的政治庇難，已經加入民聯，也和王老夫婦十分親近。原來石還想找個好一點的房子，但王老夫婦說，還是便宜一點的好，怕往後負擔不起。除了有時得到一些私人的贈款，他們沒有經常性的收入。為了能付得起每月三百美金的房租，五十六歲的羊子主動要求去打工。她打的第一份工，是為人家照看孩子，以後又幫人家接送孩子。她除了打工做家務，有時還幫助王老整理文件，和應付交際。面對這種貧困而忙碌的生活，她從來無怨無悔。王德耀進門時，王老正在和姚茂盛說話。見到有客人來，姚起身回他的房間。從姚的房間，他依然可以聽到一壁之隔的談話。對任何人都不擺架子的王老招呼王德耀坐下。說起副主席人選，王若望先提到萬潤南。王德耀說，「你忘記在雨川家說好的麼，還有徐邦泰呀？」王若望馬上說，「是有那麼回事，那就增加一個副主席吧。」羊子在一邊說起他們在全世界巡游的事，說萬潤南很有能力，很得人心等等。相比起萬來，羊子覺得徐邦泰不實惠。等到羊子走開，王若望說，「她只是說說而已，你放心，我是個男人，我不會聽信婦人之言，我心中有數，我會把徐邦泰放上去。」

   王德耀回到加州，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說了。徐聽了顯然不高興，但沒說什麼。幾天後徐心情平靜了才說：「羊子說我不實惠也沒錯。我當初只是口頭贊成王競選主席，不比萬潤南有錢，可以給他們到處旅游，民聯沒那麼多錢。我即使有錢，要這麼做，也要經過聯委會討論，只怕通不過。」從此民聯多數人心中都認為王老已偏向萬潤南派，即使王老會安排兩個副主席位子，也被認為只是做做樣子而已。 萬潤南的行政能力非常強，如果王若望有心於萬，徐以後只能甘拜下風。想到這裡，徐就有點不安。在他的心中，維護自己「民聯」利益的團隊意議十分強烈。民聯聯委會有十三個成員，人稱「十三太保」，甚至民聯主席于大海 也不能不對它俯首稱臣。于曾按台灣捐款人的意思要求「民聯」提議支持台灣進聯合國，在聯委會表決時被否決了；于又曾要求「民聯」派「工作組」進駐「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清查帳目，也被聯委會以不合法規為由否決。主張依法查帳的徐邦泰說，于的提議可能是受劉少奇派四清工作組的啟發，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當時于大海在「中國之春」當社長，領一份工資。民聯中領工資的人很少，只有于大海和胡平、薛偉等幾個人。 ＊

   在紐約到普林斯頓大學的高速公路上，民聯刊物「中國之春」經理薛偉 一邊駕車，一邊對坐在後面的王若望夫婦說，「王老，我這個人別的本事沒有，但我可以做你的主席辦公室主任，保證做得很稱職。」羊子心裡想，「大會還沒開，主席還沒選，就有人討官邀賞。」薛是一個很精幹但也有爭議的人，文革中坐過牢，但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坐牢的真正原因。美國政府曾經拒絕過他的政治庇護申請。他也為台灣軍情局工作，他的態度往往代表軍情局的好惡。王若望夫婦應作家柏楊的邀請到台灣訪問。九三年元旦早上，王若望夫婦在升旗典禮時與台灣李登輝總統見面。李說：「王先生，歡迎你們來台灣。」王戴著一頂帽子，機敏地說，「我小的時候就是在青天白日旗下長大的。」李又親切地問，「聽說你的夫人身體不太好。」這時，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國旗冉冉升起。幾個小時後，全世界媒體都有李登輝第一次會見大陸民運人士的圖文報導。王若望夫婦還和國民黨高階官員談了幾次話，談到海外的民運，也介紹了他在上海從事的活動和一些異議朋友。台灣當局早先答應給合併大會十二萬美金作為經費，這次讓王若望回美國後向《世界日報》社分兩次提取八萬，另外四萬會後再給。王的感覺一下子好多了，得到了國民黨的有力支持，海外「民運」和王若望都獲得新的生機。山重水覆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王若望高興地回到美國，一拿到支票就給了大會會務組。自八九年「六四」事件以來，全世界捐給中國異議運動和海外「民運」的錢以千萬美金計，絕大多數都去向不明，經手人諱莫如深。象王若望那樣交代清楚，完璧歸趙的則很少見。人們都認為王若望立了一大功，但老資格人士卻覺得這些錢并沒有了不起，十二萬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當時台灣給《中國之春》的每年經費是五、六十萬。他們更重視台灣讓王若望過手這筆錢所表示的政治意向。其實台灣的態度和王雨川老人一樣，并沒有作為金主強加於人的意思，只是希望王若望的上台能改善「民運」的形象。無論王若望上台不上台，「民運」和台灣的關係都牢不可破，除非台灣方面改變主意。

 臨近大會，民聯五大新當上副主席的伍凡，從洛杉磯開車來到舊金山，找徐邦泰交換意見。伍出生在上海一個僑商家庭，文革中因非議時局坐牢多年，後獲「平反」。八零年自費來美國留學，研究生畢業後在一家美國大公司做電子設備工程師。伍早年參加「民聯」，九零年後是「十三太保」之一，素以敢言實幹著稱，當時是合併大會的聯合工作委員會委員兼秘書。汽車停在一幢三十年以上房齡的平房前面，這是徐邦泰的家。一個車庫，三個睡房還有一個客廳。徐每月付五百元的房租。他又把其中的一個睡房租出去，以減少支出。伍凡和徐邦泰在客廳裡坐下，泡兩杯茶，倆人都不抽煙。徐太太來問，在家吃還是出去吃？徐說，還是老樣子，炒個蛋炒飯，搞個湯就可以了。他們各自交換對形勢的看法。九二年以後，由於美國通過了中國學生保護法案，許多中國人眼看綠卡到手，失去了參加「民運」活動的興趣。他們即使沒有公開退出組織，但已經不熱心了。九三年，全世界「民運」人士大約還有五千多人，而最高潮時估計有一萬人。 隨著「六四」的過去和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中國的政局逐步穩定。從人數、資源和媒體報導頻率三方面分析，「民運」已經疲態畢現。最要命的是籌不到錢。比如，六四知名學生柴玲自法國來美國籌款，籌得一萬九千七百多美金，工作費用已經是一萬八千五百多，幾乎所剩無幾，因為吃住在其他中國流亡者家裡，所以工作費用還不包括吃飯和住房錢。 他們對此感觸尤深，向人家要錢越來越難。台灣政府對大陸政治越來越不關心，只關心情報。台灣方面曾要求他們加入組織，但他們都拒絕了。伍凡還談到一種流言，說搞「民運」的有五種人，一種是與中共有仇的，一種是心理上有病的，一種是喜歡搞政治有癮的，一種是沒錢找飯吃的，還有一種是帶有任務派出來的。徐邦泰聽了哈哈大笑，說以前他在台灣訪問時就有人說他是屬於搞政治有癮那一類，大概是知道了他在復旦大學搞選舉的事。伍忿忿不平地說：「邦泰，五種人中沒有一種是真搞民主的，太看不起大陸人了，這次合併大會我們讓全世界看看。」

   九二年一月，王若望曾在華盛頓特區召開的一次漢藏國際研討會上作簡短發言。他曾隨口說「我贊成西藏獨立，為什麼西藏不能獨立。」坐在王身邊的伍凡大為震驚，因為「民聯」的綱領明確主張和平民主統一中國，反對台獨和藏獨。民聯越來越多的人擔心王如當上主席，會不會今後與民聯綱領有所衝突。雖然王若望沒有明確支持台獨的言論，但伍提醒徐，隨著王若望近來威信降低，胡平作為王的競選對手，上臺的可能性增大。多數民聯成員，包括伍凡，不希望胡平成為新的合併後的民運組織主席。他們稱胡為「甩手掌柜」，批評胡「過份愛惜羽毛」。因為他除了寫文章外，對組織和資金及其他瑣碎雜事都懶得過問，行政能力不行。九一年，因為資金短缺，胡平曾經流著淚要求辭職，許多人趕去勸胡，勸還不行，接著又罵，足足折騰兩天，才使胡打消念頭。胡平寫文章得來的好名聲因家庭問題受到損害。

   ‥‥‥（暫刪二百字）

   民陣反萬派對萬的批評，徐邦泰耳中已灌了不少。從九零年開始，香港的《前哨》雜誌發表了不少反萬派的文章，徐看都看不過來。但伍凡這時說的一件事卻引起了他的注意。前二個月，萬潤南曾住在馬大維家，在那裡萬對伍凡說合併大會的地址要改在洛杉磯。伍問為什麼要改？萬說，「這你不用問，你如果同意的話，這次大會的費用我全包了，其他的事由你和馬大維去辦。」伍凡堅持改址要由會議討論表決，結果不歡而散。伍凡因此堅信萬手上真的有錢，手上至少有十多萬美金。反萬派的批評不是空穴來風。伍凡來徐家的第二天，汪岷打電話來。「老萬在我家住了八天，剛走。」汪告訴徐，那些天萬好說歹說要汪跟他，「跟著我有你的好處，我買你機票，只要你跟我全世界跑，不要你說話，大家就以為你是我的人。」汪說「為公為私我都不能幫你。」徐放下電話，把這事告訴伍。伍說，「好在我和汪都有工作，都有收入，不在乎那些錢，換了別人就難說。」

   自從九二年一月的諾伐托 會議，民聯和民陣決定合併，萬潤南就開始在全世界飛來飛去，四處用封官許願和小恩小惠收賣人心。他每天注意那幾張中文大報，是否有他的報導。他用管理四通公司的辦法管理民陣這個政黨，覺得這樣很順手。不動聲色的徐邦泰則另有安排。汪岷 是民聯方面合併大會代表資格審查負責人，也是徐邦泰的好朋友，一早就把功夫下在基層。後來他說，「民陣的人對選舉操作不很清楚。我們民聯的人多次進行選舉，所以沒選之前就做基層的工作，搞配票。哪個分部誰誰當代表，誰誰的投票意向如何，我都搞得很清楚。我甚至知道許多代表的家庭關係和個人愛好。」民陣的美國分部主席楊建利負責民陣方面大會代表產生的相應事務，來自美國代表人數差不多占「民陣」代表總數的一半。楊在這個位子上已經坐了四年，一直是反萬派，他雖然沒有象汪岷那樣有經驗，但也巴不得反萬派都當上大會代表。

   官商出身的萬潤南卻無心理會這些鷄毛蒜皮的小事，他的經驗是一筆大生意遠遠超過千百次小生意。他從心底裡看不起那些在街邊擺攤的個體戶。他認為他把王若望攏住了，就是做成了一筆大生意。九十年代初，澳大利亞有近四萬以留學名義新到的中國人，其中近二千人參加了民運組織。如果說歐洲是民陣的營垒，美國是民聯的領地，澳洲則成了兵家必爭之地。徐邦泰和民聯的監事長郭平，以及民陣的萬潤南、朱嘉明、李祿 九二年都訪問了澳國，見了澳國外長、移民部長和前總理。然後他們向澳大利亞「民運」群眾許諾，只要你們投我們的票，我們當選後去游說移民部，讓你們留下來。 萬潤南講實惠，他揚言所有投他票的「民陣」成員機票他都包了。這句話使不少人對慨慷的萬老闆有了好感。萬也認為澳洲是他的票倉。

    ＊

    華盛頓特區郊外的四星級凱悅飯店，九三年一月二十八日。預備會議上，民聯和民陣的代表通過了大會議事規則，規定參選人不得參加主席團，然後選舉了十一人的大會主席團。得票最高的于大海﹑朱嘉明分別當選為主席團對外發言人和主持人。 當晚，民陣主席萬潤南，民聯主席于大海分別主持了兩個組織的最後一次代表會議。九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上午，民聯民陣合併大會正式召開。參加者約三百人，其中到會正式代表一百四十七名。應邀出席會議的貴賓中有美國參議員戈豋，美國國會眾議院中國事務工作小組主席，眾議員南茜‧波羅西女士，台灣三民主義大同盟的明居正等。從美國各地來的非代表觀察者也有許多，大會向他們提供食宿。還有一些新聞記者，包括中國新華社記者。台上，分別掛著「民陣」、「民聯」四個字，正中是美國白宮的圖案，表示與會者向美國學習民主政治的願望。

   首先發言的劉賓雁說：「中國人能夠聚在一個地方集會、說話、結社，很難得。也許我們不能面對的，是我們在有了自由之後仍然很難說話。三年來的民運歷史已證明，說真話很難，說公道話更難。」「一個最大的醜聞，廿四小時之內可能會公佈出來。」 這些話隱射了「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事件」。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成立於八九年十一月。它分配主要由美國民主基金會給中國「民運」的資助款項，金額達四十二萬美元以上。擔任執行主席的是「六四」後放棄港大教職投入「民運」的美籍華人寥大文。廖和李祿、朱嘉明關係很好。九一年十月她被該機構一個僱員檢舉有多報帳占小便宜的問題。于大海和萬潤南因此要求派人查帳，得到民聯民陣理事會多數理事的支持。嫉惡如仇的劉賓雁尤其激動，他撰文認為這是民運的悲哀。廖大文則主張根據美國法律和基金會的章程，讓美國國會民主基金會的會計師查帳，其他人不能參與。同時廖又反指控檢舉她的人有各種問題。這次事件中所有參與爭論的人，包括劉賓雁，都與這一問題有利益衝突。他們是這一基金會分配款項的直接受益人，所以有人稱之為「民運」爭奪資源的第一槍。宦國蒼認為，這場風波的「要害不在於寥大文的工作問題，而在於爭奪對基金會的控制。」 爭執的雙方都向美國國會告狀。美國國會認為他們無法判斷是非，就決定停止所有經過該基金會對中國民運組織的支持，改由原來的組織審批為項目審批。「民運」組織來自美國的主要財路被切斷了。到了九三年，這件事還沒有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結論，劉賓雁因此耿耿於懷。但是，雖然中國人都知道劉因痛恨中國腐敗而聞名於世，但把這個爭議帶進會場，至少是不合適的。「我最後只說一句話，咱們都有點良心好不好？」劉情緒激動的發言贏得了開幕式中最長的掌聲。看來，中國人對良心的興趣要比對民主的興趣大得多。台上劉還在演說，台下朱嘉明 對于大海罵道，「你他媽的為什麼讓劉賓雁發言？」七十年代末，朱曾和當時的中國朱總理同屬工業經濟研究所的一個中共黨小組，以後又在趙紫陽門下走動，因此自視甚高。于大海也不買帳，「總得有個人講話，方勵之沒來，我當然請劉賓雁。這沒甚麼不對，即使你認為不對，也不應該罵人。」

   方勵之三十日姍姍來遲，他在大會發言中指出：近百年來，「民主」一詞被政治集團使用最多，但對中國是否亟需要民主和是否可以民主兩個問題，似乎尚未回答清楚。既然海外民運以民主為訴求，至少應該論證民主為今日中國所必須，在中國可以實現，這個組織才有存在的必要。也許有人認為這是一句廢話，但廢話可能是最重要的真理。「民運」各方曾多次請方勵之出面領導，為他堅辭，表示只想當一個異議人士。另一個深藏不露的高明之士是郭羅基。他來美國不久，這次應邀出席。他很少表態，他說他對中共已經看透，但對民運還沒有看透，所以還要看。

   多數澳洲的代表和日本的代表由於簽證的關係到不了美國，是大會的第一個危機。起因是當地「民運」支部的明爭暗鬥，大家都想去美國，而代表的名額有限。除了設法建立新的支部，這樣就可以增加代表名額外，還有人寫信給美國領事館，舉報別人會留在美國不歸或置疑別人的代表資格，結果美國領事館給了好些人拒簽。這給予萬潤南沉重的打擊，也給了反萬派一個絕好的機會，在美國補選出來的人大多數不會投萬的票。

   民聯資格審查組的楊巍來到會場時，大會正就代表資格問題進行爭論。發言的是伍作人。伍說自己是民聯荷蘭分部的代表，并出示一張證明信件，信件的署名人是另一位民聯成員楊斌 。楊巍當時覺得不可思議，因為據他所知，民聯并無荷蘭分部，也沒有安排荷蘭代表。於是楊巍上台談了想法。楊還說，即使伍是民聯的秘密成員，按民盟章程也沒有代表資格。伍也就表示他不想再爭代表資格。 楊巍的公正明察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