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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刘晓波与习近平同样的诉求,却不同命/08宪章与警察暴力/徐文立的捏造露出马脚
發佈時間: 7/15/2017 3:16:38 PM 被閲覽數: 7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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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刘晓波与习近平同样的诉求,却不同命


   鲍彤:刘晓波与习近平同样的诉求,却不同命(图)


    文章来源: 德国之声/自由亚洲 于 2017-07-13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生前的好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表示,在要求依法治国的问题上,刘晓波和习近平没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他们一个是国家主席,一个死在狱中。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一直处于软禁状态
   
   德国之声:据您估计,刘晓波先生逝世后,他的妻子刘霞的命运将会如何?
   
   鲍彤:刘霞本来是一个中国公民。没有犯任何罪。但是刘晓波被判刑以后,刘霞也被软禁了。我不知道中国是根据哪一条法律,来把一个无罪的人软禁起来的。这个问题只有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的组长知道。
   
   刘霞现在的情况您有所了解吗?因为外界完全无法和她取得联系。
   
   鲍彤:不了解,刘晓波先生坐牢以后头两三个月,我可以去找刘霞。当时允许我到刘霞家里,后来就不允许了。我知道刘霞喜欢抽烟,我就把烟送到她那里去。他们不让我进去,是她门口的便衣拿进去的。后来过了两个月以后,便衣也不送了。我送东西就送不进去了。刘霞是被非法软禁的,这在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应该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我不知道。我看也只有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的组长知道。
   
   
   
   刘晓波去世后,刘霞的命运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那您认为,刘霞现在应该被给予怎样的待遇?
   
   鲍彤:她应该是自由人。她应该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一切公民权利。党和政府应该保障她的权利。如果任何人侵犯她的权利,政府应该为她说话,否则这个政府就不是政府。
   
   刘晓波先生虽然去世了,可是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您觉得他留下了怎样的遗产?
   
   鲍彤:他留下的遗产就是《08宪章》,就是要求中国要实施宪法。
   
   刘晓波这个名字其实更被国际社会所了解。那对于国际社会来说,他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
   
   鲍彤:我想国际社会会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中国共产党这个党是这样来对待其公民的。其公民没有别的要求,只是要求实施宪法,就把他判罪了,就把他抓起来了,就让他在监狱里面死了,而且死了也没有人救,而且他还是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公民。
   
   刘晓波先生生前,您和他有过很多的接触,在您眼中,刘晓波先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鲍彤:2007年到2008年期间,我和他每个月都在一起喝茶。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很好的朋友。他其实不是政治人物。作为一个公民,他只是因为看到中国的宪法没有实行,他觉得太悲哀了。他是为宪法说话的。在这一点上,他和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的名字叫习近平--的态度是一样的。习近平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在于实施。刘晓波的意思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必须实施。他们两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一个人现在在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另外一个人因犯有颠覆国家罪而被判刑。这个事情给了全世界一个最明确无误的信息:中国公民就是这样对待国家主席和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他们两个共同的要求都是要求实施宪法,一个在当国家主席,另外一个因叛国、颠覆国家被判刑了。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六四期间向学生表态
   
   既然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高层也都表态应该执行宪法中所规定的各项内容,但宪法在中国实施还是很困难。您觉得在中国实施宪法的最大阻力来自哪里?如果不是来自于习近平主席?
   
   鲍彤:这个问题我觉得你最好问外交部发言人,他很可能告诉你,实施不实施宪法,这是中国的内政。为什么要求实施宪法的两个人,一个人当国家主席,一个人被判刑,这也是中国国家的内政。他大概会这样回答你,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代表不了这个国家,我无法解释这样的现象。但我对德国民众,德国之声的听众关心刘晓波先生的命运,关心宪法在中国的命运表示感谢。
   
   采访对象:鲍彤,曾任中国国务院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在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反对中国当局用武力镇压民主运动,成为当时被中国当局逮捕的最高级别官员。1996年刑满释放后,鲍彤一直生活在软禁之中。
   
   刘晓波和他的政治主张
   
   1986年底安徽、南京、上海、北京的学生运动期间,我知道了刘晓波的名字,没见过面。 2007以前刘晓波找过我两次,两次都被警察阻拦,不让进来,他只好回去。我同刘晓波熟悉起来,是2007和2008年的事,我们很快成为好朋友。
   
   刘晓波的专业是文艺理论,在学校里研究过杜勃罗留波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派的学说,但是他不满足。
   
   他喜欢自由自在地生活,喜欢交友、聊天。就性情而论,他不是政治人。同他聊天,平民琐事,天南海北,古往今来,几乎不涉及政治。顺便提一笔,我们喝茶聊天时,总有人在边上听着。
   
   熟悉以后,我们每月必喝一次茶聚聚。因为种种原因,并不是每次都能聚成。他知道我每天在玉渊潭公园打太极拳,有事还到公园来找我。 2008年有一次,他到公园来,说几个朋友在起草《零八宪章》,希望一起商量。自此,我们见面就不仅每月一次了。
   
   《零八宪章》不是刘晓波一个人起草的,是他主持,大家一起商量。他很注意听各种意见,对不同意见,他听得特别仔细。他也争论,但不固执,择善而从。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认同,他就赞成怎么写。
   
   刘晓波性格很温和,不走极端,不主观,不偏激。后来的那篇《我没有敌人》,确确实实反映了他的为人和主张。
   
   起草《零八宪章》的时候,他也征求我的意见,但是我的意见很简单,只有一句话:越简单越明白越温和越好。除此以外,我没有别的意见。几个朋友一起商量,忙忙碌碌,他最忙。
   
   刘晓波聪明,知道做事情一定要合法,这样,参加的人会多,阻力会少。 《零八宪章》里面所写的内容,几乎统统都是宪法上讲了的。我们只是要求认真落实执行,没有别的新的东西。在正常情况下,本来全部是当局可以接受而没有理由拒绝的。
   
   比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老百姓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统统都是明文载入宪法的,都是政府应该保障的事情,没有什么「颠覆」的东西。
   
   当时估计到,有两个问题可能是比较难于被接受。一个是「军队国家化」,还有一个是「联邦制」。这两个问题本来也考虑过是不是不说,但是共同的结论是为了爱国,非说不可,这是我们爱国者的责任所在,不能苟且。
   
   军队如果不国家化,难道可以私有化、党派化、军阀化吗?不应该啊。国防军天经地义必须国家化。军队国家化是1937年一直到1946年毛泽东周恩来一贯的主张,不应该动摇。
   
   联邦制是民主制度的基础。中国这么大,如果不实行联邦制,那么就是中央集权。从秦始皇开始,一切主观主义都是和中央集权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联邦制实际上是治理大国的对症良方。美国的成功经验证明,如果没有联邦制,如果没有地方自治,民有民治民享势必落空。中共历史上就主张过联省自治,这是纲领性的东西,是共产党老祖宗的主张。毛泽东在湖南时甚至提到湖南要独立,那就偏激得没有分寸了。联邦制和四分五裂压根不是一回事,美国是联邦制,谁能把她四分五裂?
   
   刘晓波走的这条路是一条深思熟虑的路:一切立足于合法、和平,非暴力;温和不偏激,有根有据,有现实的法律根据,也有历史文献的依据。
   
   当时大家都比较乐观,因为据说中国要搞「和谐社会」。已经有了宪法,尽管不完善,但是里面有好东西,落实好东西,应该阻力会比较小,赞成的人会比较多,应该没有理由反对。所以大家都比较乐观,我也很乐观。
   
   刘霞总是静静地听。她爱笑,笑得极灿烂。但她是个忧郁的人。她是诗人,画家,喜欢照相。她的作品的基调是忧郁和悲伤,悲天悯人看世界。 《零八宪章》发表以后,当局居然把刘晓波抓起来判刑。我不知道刘霞有没有什么预感。我确实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刘晓波为什么会被判罪,而且是重罪。爱国有罪,护法有罪,我至今搞不懂。当时清华大学有一个胡鞍钢教授,他说中共的常委制就是集体总统制,这话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以后,国内从来没有人批评过,显然是认真的有共识的。十六大、十七大的时候大概是每个常委各管一摊。逮捕刘晓波时,当时的政法委书记是周永康,所以我只能这样理解:把刘晓波抓起来判刑是出于腐败分子周永康的胡作非为。真相到底如何,相信将来会搞清楚。
   
   后来刘晓波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殊荣,这是实至名归。刘晓波找到了一条阻力最小,理由最充分的道路,他的最终目标是没有人胆敢公开提出反对的。如果中国真的走上了民主的道路,那么,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祉,而且全世界将会得到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对人类共同的文明发展可以起绝大的积极作用。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爱国者——刘晓波。
   
   2017年7月13日
(2017/07/14 发表)



08宪章与警察暴力



谢选骏:08宪章与警察暴力


   
    关于08宪章,据说本来主要起草者是张祖桦,本来和刘晓波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刘晓波何以后来居上,勇冠群伦?
   
   刘晓波6月4日遭到警察殴打,半年以后,08宪章公之于世。俗话说,“士可杀而不可辱”,刘晓波遭到警察殴打,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侮辱,这不可能不对他后来的行为产生决定影响。同样的事例也发生在艾未未遭到警察殴打的事件中,艾未未后来的行为也产生了很大的转变。《德国媒体关注艾未未遭警察施暴致伤事件》(18.09.2009)说《德国金融时报》报道了艾未未为中国弱势群体伸张正义遭到无情打击……艾未未把他在四川受警察殴打和在德国住院治疗的照片传送到互联网。过了一年多,艾未未就变得非常激进了,甚至创作了《一虎八奶》图这样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一虎八奶图》不仅是“崇尚自然、解放”,而且直接攻击了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之间的下流关系,“细细品味便能发现这幅画道尽阶级间的微妙关系”……艾未未和《一虎八奶》如此;刘晓波和《08宪章》也是如此——它们都是警察暴力的产物。相比之下,尚未遭受警察暴力虐待的张祖桦,就无法成为“08宪章”的代表人物了。

   
   (一)
   
   张祖桦(1955年12月20日-),男,江苏丹阳人。1982年毕业于南充师范学院政治系,获哲学学士学位。曾任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中国青年问题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六四事件之后,离开中央机关。1991—1992年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进修西方国家宪法。1993年以来,任职于民办“三和经济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还曾受聘四川师范学院政治法律系客座教授。主要从事政治现代化、宪政民主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治改革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是《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之一。目前在北京被监视居住。
   
   著作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变迁》(主编)
   《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
   《中国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怎样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论“民主兴国”》
   《中国国家结构改革:从单一制到联邦制》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
   
   《从“八九六四”到“零八宪章”》(《公民》访谈)一文是这样说的:
   
   张祖桦先生现居北京,著名宪政学者和人权活动家,《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和首批303名签署人之一。主要从事宪政民主理论研究与人权方面的工作。2005年和2008年被民间人士评选为该年度影响中国的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主要论著:《中国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体制》、《怎样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国家结构改革:从单一制到联邦制》、《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四论人权捍卫者》等,《零八宪章》(珍藏本)主编之一。在“六四”二十周年和《零八宪章》发布半年之际,本刊记者特别专访了张先生。
   
   从八九“六四”到《零八宪章》
   
   本刊记者(下文简称“记”):今年6月4日是八九爱国民主运动二十周年纪念日,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掀起了一个纪念高潮,香港有15万人参加了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悼念集会,参加的人数创造了历史纪录。由这一切我们看到二十年并没有因为时间流逝而使人们淡忘那些历史的伤痛,相反从这样大规模的纪念中,我们感受到一种对历史公道讨还的急切与坚贞,因此有人感叹“民心不死,民族有救”!首先请您谈谈刚刚过去的这“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相对于过去每年的纪念呈现出了哪些特点?
   
   张祖桦先生(下文简称“张”):的确如您所说,今年的“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呈现出范围广、规模大、参与人数众多的特点。仅在北京地区,在当局的高压与严控下仍然有大批各界人士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如江棋生、于浩成、张显扬、李海、查建国、高洪明等人举办的民间纪念会;崔卫平、徐友渔、钱理群、秦晖、徐晓、梁晓雁、赵晖、王俊秀等人召开的知识界研讨会;天安门母亲群体举行的大型追悼会;周舵公开申请“六四”当天举行游行示威,还有一些所谓的“六四暴徒”也打破沉默公开接受采访披露当年的真相;尤其是江棋生顶着两次抄家、多次传唤和再次坐牢的威胁,在维权网的协助下撰写和发布了《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实的关于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的记录,具有极大的资料价值。知识界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从不同角度审视了“六四”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影响,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戴晴提出的“真相、正义与和解”引发了如何走出历史悲情,实现转型正义的讨论。王力雄的《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一文提出了当年运动的参加者在二十年后应进行“自身的反省,通过反省发现我们的错误,思考如何做得更好”,即超越历史局限的问题,发人深思。全国各地和全球各国的纪念活动也极为丰富多彩,互联网上有大量报道(国内要通过破网工具才能看到)。总之,“六四”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都超过了往年,并且留下了非常多的有价值的思考、意见、信息和资料,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转型和自由民主运动将会产生持续的深远的影响。
   
   记: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经济上有较大发展,正是因为如此,现在大陆官方一直以此作为当年“六四”镇压的正确性,或者说一种不得已的理由。请先生评点中国这二十年来的得失?
   
   张:这个问题很大,且由于过去二十年离我们很近,中国正处于“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有些问题我们现在认识得还不是很清楚,还有待于继续观察和解析。我只能简要地谈个人的看法。“六四”以后,以民主、法治、多元化为取向的政治改革进程被中止,中共统治集团推行是一条名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所谓“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世界上普遍实行的民主与法治政体下的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它是一种非民主,非法治,一党专政,政商勾结,强取豪夺的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又译作裙带资本主义或亲朋好友资本主义)。我在《疯狂的权贵资本主义》一文指出了它的八项基本特征:一、权势集团利用国家权力,垄断各种稀缺资源,建立各种特权,疯狂地攫取财富;二、设租寻租,政经结盟,权钱交易,以权圈钱,以钱买权,化公为私;三、打着党、国家、政府、改革、改制、兴建开发区、招商引资等冠冕堂皇的旗号,巧取豪夺,与民争利,明火执仗地掠夺民有财产与国有财产;四、权势集团掌控立法、司法与行政执法,贪赃枉法,欺压民众;五、内外勾结,贪污腐败,挥霍无度;六、基层官员的犯罪化、流氓化和黑社会化;七、社会两极化与贫富悬殊;八、社会不公正现象日趋严重。其后果正如《零八宪章》中指出的“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另一方面,从民间的视角看,过去的二十年同样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公民社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各种类型的NGO迅速成长,民间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自2003年孙志刚事件以来,公民维权运动蓬勃兴起,公共空间逐步扩大,加上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公民表达与民意传播效率大为提升,通过一系列的维权抗争事件,逐步形成强大的民间压力,迫使执政当局不断做出政策调整,以缓解社会矛盾。总体上看,近二十年尤其是最近十年是一个民进官退的时期。
   
   执政当局在逐渐成长壮大的民间社会的压力下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制裁下,为了在国际上挽回面子,以利于巩固自身的统治基础,在推行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斥人权到逐渐接受人权话语、从实行人治到高谈法治的转变。中国政府在90年代签署了一些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包括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者直到现在仍未交付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全国人大在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4月13日,中国政府又推出了第一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同时,这20年里还通过了多部法律并修订了已有的刑法和民法,设立了司法考试和法官职业化的制度。但是这些改变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官主而无民主,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状况依然如故,政治改革依然停滞不前。
   
   记: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下的畸形经济发展,撕裂了中国社会,已经给社会后续发展留下了严重的问题,中国今天事实已经到了当局也不得不承认的危机高发期。面对这种状况,中国有识之士无不忧苦于心,多年来大家纷纷以各自的形式表达着这种忧虑与质疑,然而却无力扼阻中国社会的沦落,面对这种危险境况,去年中国大陆以您和刘晓波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独立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集体发出了对中国社会困境全局性解读的倡言,形成了历史性的《零八宪章》。请先生谈谈这份《零八宪章》对解决中国当下问题的建设性意义?
   
   张:如您所知,《零八宪章》的内容在自由民主国家都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在我国,这些常识近百年来也为无数仁人志士所论述,所提倡,所传播,所践行。由于专制主义在中国的历史特别悠长,专制的力量特别顽固,相对而言自由民主力量生长的历史比较短,中间走过不少弯路,也经受过严重的挫折和磨难,因此至今发育得仍不够充分,积累得不够丰厚。这些都决定了中国的民主转型特别艰难,特别困苦,这些常识性的东西要在中国得以实现尚需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至于说到《零八宪章》的意义,现在说还为时过早,只能说一些我们的愿望和构想。第一,是要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当下的现实及未来的发展目标,提出公民社会的(总体性的)愿景和建议;第二,是要表明中国公民社会对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治、共和、宪政这些普世价值和制度安排加以认同和努力追求的基本原则立场;第三,对待专制不能总是停留在道德批判与义愤声讨的水平上,而应提出理性和建设性的改变现状的具体目标和原则主张,供人们在实践中加以参照;第四,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预先为未来的自由民主中国提出立宪原则,指出一个大体的方向和轮廓,供各界有识之士深入思考和讨论,以期早日达成共识,形成预案;第五,对于如何妥善解决社会政治转型中的疑难问题,尽可能降低转型的代价与成本,实现转型正义与社会和解,提出可供参考的思路。




徐文立的捏造露出马脚


   谢选骏:徐文立的捏造露出马脚
   
   《「央视认罪」真相曝光 刘晓波父跪求》2017年7月14日说:
   
   曾在布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的民运人士徐文立,当年曾推荐刘晓波竞逐诺贝尔和平奖,13日获悉刘晓波癌逝消息后,用「彻骨痛惜」形容他此时此刻的心情。

   
   徐文立向北美的世界日报记者表示,「刘晓波是一位在每次交往都会给你带来心灵震撼的人,而且更能让你思想反刍得益。」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刘晓波6月6日被捕,并于1989年9月上中央电视台,提到天安门清场时没杀人,被海外部分民运人士指他「为中共掩饰天安门广场的屠杀做见证」,他的「央视认罪」,也一度刺伤了以丁子霖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的心;1990年11月,刘晓波还写了一份《悔罪书》,被北京当局用作大学生的洗脑教材,在各大学散发和宣读。
   
   徐文立说,刘晓波曾向他透露,那次在央视台做违心见证,是因为当局强迫他父亲游说他就范,他痛苦地对徐文立忆述:「平日我可以和父亲论辩至反目,可是当父亲在那种地方双膝向我跪下时,我他妈的彻底崩溃了!」
   
   刘晓波说:「我从来没有对谁讲过这一幕,今天就想对你说,可是还是不能他妈的原谅我自己!特别面对『天安门母亲们』时!没有借口,只有惭愧,骂自己不是东西!」
   
   之后,刘晓波一次次地反省、检讨,诉诸文字和一次又一次的行动,才逐渐赢回昔日同志的宽恕和谅解。
   
   徐文立推荐刘晓波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理由之一是「上苍拣选了刘晓波为『四君子』,保护了那些尚未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年轻大学生们。」
   
   「历史不会忘记他们这几位愿意用自己宝贵生命来保护无辜学子的人。」徐文立说,「历史记住了谭嗣同『戊戌六君子』,刘晓波『天安门四君子』也一定会被纪念。」
   
   谢选骏指出:徐文立说刘晓波6月6日被捕并于1989年9月上央视认罪,见证天安门清场时没杀人,被指为中共掩饰天安门广场的屠杀做伪证,这是由于刘晓波的父亲在监狱那种地方双膝向他跪下导致他的精神崩溃所致……这个故事我看多半是出自徐文立的捏造。第一,从来没有人听说类似的故事;第二,中国监狱不大可能让没有结案的人会见家人。第三,徐文立自己据说坐牢甚久,为何如此缺乏常识。第四,即使刘晓波酒后失言随口说了这些话敷衍敷衍没有经历过八九民运的徐文立,徐文立现在为何选择刘晓波去世以后才公布这些毫无常识的话语?第五,徐文立就是因为这样才“推荐了刘晓波”?
(2017/07/1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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