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福克納写完《我彌留之際》，書中的結局是本德倫率全家將妻子的遗體运回家鄉安葬了。确切地说，就是人類如何守住了道德信念，丈夫甚至把准備做假牙的八美元也奉獻出来，让死去的艾迪静静地落叶歸根。
這個中國出生的劉曉波，這個外號叫劉磕巴的書生，去哪裏寻找家园？不，寻找喪身之地？
但我不得不说，他其实没有寻找的自由，是被判了十一年牢獄的囚徒。只所以不准死在監獄，是他在2010年獲得了诺貝爾和平奖。但獲奖並没有獲得自由，而是爲自由失去了生存機會。他的不幸还来自這個荒誕时代：人們關注的是財經新闻，G20峰會。各國的政治家成了生意老板，人權和商品成了交易手段。你劉磕巴寻找的民主家园已經傾塌。
劉曉波本是北京師范大學的教師，一界書生。因爲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中，參加了絕食抗議而被捕。在去廣場絕食之前，他和周舵还在我畫室裏喝酒聊天，討論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和知识份子严重脫節，討論絕食，来激發知识界投入到學潮中去。他骨子裏还是一個文學评論家、一個詩人、一個作家。六月四日晚上，面對圍堵的坦克群，他奪過學生手裏的步枪，使勁砸坏，力劝這几千名學生和平撤出了廣場。之後的劉曉波和成千上萬民主追求者一樣，不斷地進出監獄，或者正走在去監獄的路上，從未有過自由的生活。哪怕在自已的家裏，也總是和警察們一起生活。当劉曉波簽署了和哈維爾發起的《七七憲章》類似的《零八憲章》之後，他又被從家裏抓走，這一次是十一年刑期，而且加强了對劉曉波太太劉霞以及親屬的監外囚禁。從此這對夫妻都失去了自由，直到劉曉波肝癌末期從監獄拉進医院。
今天，我看到這位躺在病床上的劉曉波，希望離開中國，再也不會活着踏足的那塊囚禁之地。也就是说，他希望既然不能自由地生活，就自由地死去，让生命結束于希望。我呼籲习近平給這位和平使者解開鎖链，让他死于無罪，让所有活着的人們不感到羞愧，让這金錢时代仍有人道主義，因爲世界也需要一點尊严。
福克納把護送艾迪屍體回鄉作爲一次唐吉诃德式的理想主義来描述。他需要克服的是人們的愚蠢、自私和野蠻，最终是信守诺言的实現。我想，劉曉波走向死亡之旅要克服的是中國共産党的冷酷和中國人的麻木。這就足以使他寸步難行了。哪怕有一百多位诺貝爾奖獲得者爲他呼籲，爲他護送也無濟于事。
当一九八九年全球的共産極權體制一個接一個崩潰之後，人們以爲曆史的發展方向已經明确：個人的自由權利成爲最受尊重的價值觀，憲政民主必然成爲最受尊重的制度。人們以爲冷战結束，政治可以稀釋了，多元文化、全球化等可以在民主浪潮中越走越寬。人們，不，是政客們，竟看不見中國共産党的意识型態不但完好無損，而且借用资本主義的纱布包好傷口，以經濟战爭卷土重来，不但沖垮文明世界的人道主義的底線，也把各國的輕重工业甚至英國的交通核電工业也被呑食。在政治上更把極權意识用馬克思主義重新包装，滲透文明世界。
劉曉波犯的政治罪行，就是學习西方民主，爲中國進步提出了一個好建議。這本該是英國或者美國政治家們該做的事：守住人權自由民主，守住二战後民主战勝共産主義的成果，守住選民的幸福和安全，当然也必須守住像劉曉波這類與你們共同開拓民主價值觀的同行，使他在彌留之際能感受到自由的存在，並且能告訴我們，自由的感覺多么真实，是任何强制力量都無法滅絕的生命力。劉曉波所付出的生命代價，只是提醒我們，民主國家的危險来自共産主義的變種，来自中國共産党。剛落幕的G20大會期間，街头十萬多抗議者中，走出了一群步履姗姗如僵屍般的泥人。我就看到了其中的劉曉波，這位本該有复活希望的民主实踐者，在喊出：“我没有敵人”之後，倒在凶手旁邊，确切地说，倒在习近平、默克爾、梅姨、川普、等等一群“政治犯”腳下。
今天，我們看着唯一死在“罪犯”之名的诺貝爾獲得者，死在警察盯着的医院囚室。這種全球直播方式的處死，远远超出納粹的罪惡底線。中國共産党成功展示它可以在全世界面前慢慢地杀掉一個手無寸鐵的文人。同时，全球的政客們正在和凶手合影欢宴。
這是一個不再關注人類苦難的时代，因爲共産主義陣營的崩潰，全球的资本主義國家已放松了民主道德的守護，並迅速地轉向娛樂消費和文化多元，使極權政治死灰复燃。21世紀我們需要民主的最後一個理由是控制權力帶来的狂妄，因爲極權一旦兴起，乃是全球性民主的災難。自由民主所積累的價值與尊严，甚至美學與政治底線都被沖垮。劉曉波所面對的正是一個退化的人權时代，以至于他成了一位供娛樂媒體觀賞的死亡演员。
劉曉波像彌留之際的艾迪一樣：在喪钟敲響之前面對的只有絕望。不一樣的是：艾迪的一家人最终把她送到了家园。而劉曉波的家人全被囚起，他死無喪身之地。
馬建
2017.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