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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一个右派妻子的二十二年(十七)
    曹作芬
    十七奶奶被遣返孙子无着落

    文化大革命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进行着，天子脚下的北京更胜一筹。红卫兵开始揪斗学校当权派和家庭出身不好的教师，或者认为有问题的人。社会上开始清理阶级敌人，听说凡是不适合在北京居住的人一律赶出北京，也有人说是自己的儿女为了和父母或兄弟姐妹划清界限自己家人把亲人送回老家去的。不知是那种原因孩子奶奶和孩子伯父于66年8月被遣回老家湖南宁乡仙鳳乡。因为他们在北京居住多年，老家无亲无故又无经济来源，遣返不久孩子奶奶和孩子大伯相继病逝于湖南老家。孩子奶奶时年六十五岁，孩子伯父四十一岁，去世时无亲人在场，什么时间去世的？怎么去世的至今一概不知。


    孩子的奶奶和伯父走了两个孩子没了着落，湘灵（三岁半）湘华（不足两岁），在北京居住的叔叔刘殿军把湘灵湘华送回了天津。那时我还在监审之中，两个孩子只能交给他们的爸爸。66年深秋的一天，孩子叔叔带着两个孩子从北京坐上火车，约好在天津火车站与孩子父亲接头。孩子爸爸接过两个孩子把他们带到了二窑，住进了劳改单位的集体宿舍。宿舍里同住的叔叔伯伯们，见两个孩子可怜，经常省下吃饭的钱给孩子们买些吃的食品。两个孩子在二窑一住就是四个多月，这里毕竟是改造单位，哪能让两个孩子久留，还得另想出路。

    67年春天，孩子爸爸决定带两个孩子来见妈妈，我的表姐夫给了他两个可以搭在自行车上，用来采购食品的竹筐（表姐夫是单位食堂采购员），让他把两个孩子放入两个筐内，骑自行车带孩子来六道口见妈妈。表姐夫说：“神话故事天河配中的牛郎星是用筐担着两个孩子去见织女星，如今你是用自行车驮着两个孩子，去见我家表妹，这比牛郎轻松多了”。人落魄到如此地步表姐夫还开玩笑。竹筐上面有铁钩子可以钩在自行车的后架子上，两个筐之间还有铁杠相连，既结实又稳当，把两个孩子放在筐里面，慢慢骑着走问题不大。

    一天早晨吃过早饭，孩子爸爸把两个孩子放入两个竹筐内，骑上自行车从二窑出发了。从二窑骑车到杨柳青镇已经走了四十多里路了，一个孩子要喝水，一个孩子喊累了，孩子爸爸决定先不赶路了找个地方歇歇脚。

    于是他驮着两个孩子来到我的故居——杨柳青十二街大楼胡同门牌七号。这个院子本是我家祖产，57年因为母亲患了子宫癌没钱医治，把三间北屋卖给了李家，现在院内住着三家，除北屋李家之外，东屋住着我的老叔老婶，南屋住着我大哥大嫂。孩子爸爸带着两个孩子，像讨饭的乞丐一样走进了院子，李家是贫农又是军属，李二婶见一个四类分子进了院子，赶紧躲进屋隔着玻璃往外瞧。我老叔国民党时在小学做职员集体填过表入了国民党，街道办事处天天找他的写检查，让他交待罪行，老两口见右派侄女女婿带两个孩子进了院吓得要死，也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只有我的大嫂不害怕，她把爷儿三个带到屋里，嫂子含着眼泪告诉刘维俊说：“今天上午三姑游街了”。（三姑即是我的同父异母三姐，因为婆家是地主成分被斗游街），我的嫂子大胆地留他们爷儿三儿吃了中午饭。

    吃过午饭嫂子把他们送出大门，又送出大楼胡同，孩子爸爸骑上自行车往北走去，我嫂子站在胡同口的高岗上，目送他们远去，直到看不见他们爷三个了，还惴惴不安地站在那里不肯离去。于是，她又往北追去，一直追到杨柳青北门，也没追上他们爷儿三（是嫂子后来告诉我的）。孩子爸爸驮着两个孩子，骑着自行车直奔六道口而去。，

    到达六道口小学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了，革委会韩万珍没有出面，她派红卫兵张玉琴带着我，去见孩子爸爸和两个可怜的孩子。我见到我可怜的两个儿子不由得眼泪流了下来，可在那种情况之下我只能忍着不作声，心中在想；“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让我的孩子到处流浪”。张玉琴说：“你们先等等，我托人给你们找个住处。”张玉琴在本村土生土长，她找到一家愿意接纳我们的人家。

    我们四口人跟随张老师，来到六道口村最北头李家，这家只有老两口，李大爷和李大娘，年龄大约六十多岁。大娘没生过孩子，老两口过继了个儿子，还给过继儿子盖了房子娶了媳妇，可他们不但不赡养老人还常常找老人麻烦。两个老人只靠李大爷一人工分过活生活很困难。我把两个孩子放到他家也好有点收入。讲好两个孩子吃住在李家每月十二元钱。（湘君一直在八十多岁的三奶奶家，由三奶奶带着）。当天晚上，两个孩子睡在李家大娘土炕上，我与孩子爸爸在李家空屋柴草垛上睡了一夜，转天一早，孩子爸爸骑车返回二窑，继续当他的留用职工。我回学校吃住，湘君还在三奶奶家，我们五口人分为四个地方。


    这样的生活维持了三个多月就到了夏天，因为天热六道口村好多小男孩儿都下坑游水。那年湘灵四岁半，他见好多孩子都下坑游水，也随着下了坑。这件事被李大娘知道了吓得要死，说什么也不敢照看两个孩子了，我再三请求无济于事，逼我另想别路。

    这可把我逼到绝路了，以前实在没辙时还可以把孩子送北京去，如今找谁去！自动退职的路我坚决不能走，三个孩子还需要我养活，我决定到我的故乡杨柳青找找出路。

    67年9月，学校放假了，我和孩子爸爸带着三个孩子从六道口步行到王庆坨，再坐上开往天津的长途汽车，在杨柳青汽车站下了车，径直来到大楼胡同七号。这时我哥嫂已经搬家，因为哥嫂住的三间南屋在河北邢台地震时，右面一间房柁被震裂，很危险，是我大哥用一根大木棍支住的。人在走上绝路的时候命就不值钱了，我们五口人竟然就在这摇摇欲坠的屋里住下了。

    我苦思冥想怎么安置三个孩子，想来想去我想到了吴二婶。吴家是我家祖上邻居，吴家哥俩，大哥我们叫他吴大伯，年轻时在河北省大名府做生意，精明能干很能赚钱。二哥，我们叫吴二叔，在家赋闲，二叔没文化没技能，有时就去大名府，帮助哥哥料理生意。吴二婶娘家在河北省大明府是富足人家，二婶父辈冲吴大伯面子将女儿嫁给了吴二叔。后来二婶随吴大伯吴二叔一起来到杨柳青。到杨柳青后嫂子让吴二叔吴二婶另过，由哥嫂按天供应弟媳米面，日子过得很清苦。吴二婶对这桩婚姻很后悔，时常到我家和我母亲诉苦，我妈妈就宽慰二婶：“妇人要守妇道；嫁谁随谁，要把孩子带好，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等孩子长大日子就好了”。二婶在我妈的劝导下，心里有些宽慰。那时我家虽然也不富裕，可当二婶生活遇到困难时，我妈妈多少也接济一点，所以二婶与我妈妈感情很好。

    我来到吴二叔家，得知二叔没有一点收入，还患有慢性病。儿子们都结婚另过，身边只有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儿吴树华，树华刚刚工作工资很少，是她养着父母。我央求二婶帮忙照看三个孩子，每月给二婶十五元钱。二婶一口答应了说，就冲和我妈的关系，也要帮这个忙。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地了，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二婶才好。

    二婶租住大楼小胡同一个小院内，房东董三叔没结过婚，卖鱼为生，也是我家祖辈邻居。董三叔住在院内两间南屋里，吴二叔一家三口住一间不足八平方米的小东屋，现在又挤进来我的三个孩子就这样将就吧。董家院子不大但有围墙围着，关上大门三个孩子可以在院子里玩。不管怎样三个孩子总算有了着落，我立即返回六道口上班。从此以后我很少回杨柳青看孩子，只有孩子爸爸偶尔去看看他们。

    我时常想念三个孩子也只能忍着。去一趟杨柳青很困难，要从六道口步行十二里地到王庆坨，再坐从王庆坨开往天津的长途汽车，在杨柳青下车。从王庆坨开往天津的汽车一天只有三四趟，还要赶上钟点。我要在星期六下午没课才能请假动身，星期日上午又得往回赶，只和孩子们团聚一个晚上。有一天周六下午我请了假，急急忙忙步行到了王庆坨，坐上了下午两点开往天津的长途汽车，到杨柳青约下午三点，三个孩子见到妈妈非常高兴，这个搂着脖子，那个拽着胳膊不停地喊着妈妈！妈妈！

    我把孩子带到我家那间遥遥欲坠的祖屋内，和孩子们说说笑笑，尽一点妈妈对孩子的爱。我们的相聚只是几个小时，转天一早我又得往回赶路。我把三个孩子送回吴二婶家，从他家出来三个孩子就跟在后面不回去。我故意绕小胡同想甩掉孩子们。我从大楼小胡同穿到公义胡同，又从公义胡同穿到药王庙后，终于把两个小男孩子（湘灵，湘华）甩掉了，只剩下大女儿湘君（七岁）还跟在后面，只听她一面哭一面喊妈妈！妈妈！，我不敢回头看孩子一眼，连颠带跑一直往杨柳青汽车站跑去。
（2017/07/17 发表）

高考故事油画《教授们》的背后：复旦一场答辩请来六位泰斗

2017-06-15 07:44:00　来源: 澎湃新闻网(上海)

（原标题：高考故事油画《教授们》的背后：复旦一场答辩请来六位泰斗）

油画《教授们》，重现复旦首届新闻学博士答辩会现场。最左侧为高冠钢的博士生导师王中，其他答辩委员会委员从左至右分别为：余家宏、钱维藩、张隆栋、舒宗侨、宁树藩。

一面陈列书刊和锦旗的透明橱窗，一方印花桌布，一个个茶杯和汽水瓶……六位老先生一字坐开，或提笔记录，或手拿讲纸，若有所思。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图书馆的墙上，挂着这样一副油画《教授们》。

那是1988年7月，复旦大学首届新闻学博士答辩会的现场。张隆栋、钱维藩、舒宗侨、宁树藩、余家宏，新闻教育史上德高望重、桃李天下的几位大师齐聚，组成堪称“豪华”的答辩委员会。

一位老者坐在长桌一侧，手里一支烟，一根拐杖，眉宇间一股铮铮之气。他就是这个委员会的召集者、复旦新闻系老系主任王中。当天参加答辩的，正是他带出的恢复高考后复旦首位新闻学博士——高冠钢。

作为复旦大学培养出来的上海首位新闻学博士，高冠钢上了上海学生英文报的头条。新民网图

“你可以沉默不讲，但是你讲的话，一定要讲真话；你可以讲错，但不能人云亦云，不能为达到某种目的去迎合别人说话。”王中先生的教诲，与答辩会临近结束时相机抓拍下的画面一起，深深印在高冠钢的记忆里。

这一场师生缘，始于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犹如黑暗中的一束光，点燃了崇明知青高冠钢的理想之火。在复旦新闻系，总觉得“没学够”的高冠钢，从本科读到博士，一呆就是十年。

2015年9月，油画《教授们》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图书馆揭幕。新民网图

最开心的春节

“文革”开始那年，高冠钢刚进小学。他从入学第一天就知道，自己很可能没有机会上大学。那时正好出了一本书《乒乓群英》，他觉得打乒乓能为国争光，以至于投入在打乒乓上的时间还多过上学读书。

高考恢复时，高冠钢中学毕业不到半年，正在崇明岛插队落户。高考恢复消息公布的时间距离考试时间已经很近了，高冠钢赶紧叫父母在上海市区买了很多备考书，寄到公社。当时考大学不仅要看成绩还要看生产队写的评语，高冠钢也只能边做工边学习，不敢离开农村，回市区家中安心复习。

“我们早上6点钟下地，大概干到晚上6、7点钟结束，一天劳动10到12个小时。干完了以后吃完饭，7、8点钟左右，我就开始看书复习，一直到凌晨2、3点钟，就睡3个小时，再下地干活，一直到高考。”高冠钢回忆，这样高强度的备考时间表，持续了好几个月。

高考那一天，高冠钢和其他考生一起，4点钟起床，吃过早饭步行1个小时，6点前赶到公社的汽车站。这才坐上了赶往考场的唯一一班车，走上改变命运的考场。

幸运的是高冠钢的努力没有白费，1978年春节，高冠钢接到了公社打来的电话，告诉他被复旦新闻系录取的消息。相隔四十年，高冠钢仍然认为，那是他过得最开心的一个春节。

当时复旦文科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是顶尖的，而新闻系又是文科中考分最高的。此前，包括高冠钢的同学、父母都认为，他的志愿不应该“报得那么高”，他自己对于能否考上复旦也没有报太大希望。

之所以报考全因对复旦的仰慕。从初中起，高冠钢就经常坐车去复旦看大字报，对“文革”中复旦办的全国知名的杂志《学习与批判》耳熟能详。

考进复旦后，高冠钢才更加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幸运。在他身边的同学里，绝大多数都是读书积累很多的“老三届”，和他一样接近应届、年龄较小的同学只有10来个。知识上的差距很快显露出来，“我们小同学觉得，要更加努力去读书”。

于是，图书馆抢位置成了每个学生晚上必做的事情。白天都在上课，晚上是自修时间。图书馆抢不到位置，只能再到文科教学楼去抢。

书也是每个学生最渴望的。“文革”中，许多世界文学名著被封为“大毒草”，现在终于可以在图书馆看到了。复旦一教底楼教室还被改成了复旦书店，虽然很小很挤，大家都十分遵守秩序排队购书。上个世纪80年代最有名的丛书《走向世界》、《走向未来》，高冠钢就是在这里买的，“每出一本我们就买一本，那时非常流行。”

高冠钢2015年9月特意从美国赶回来参加捐赠仪式。新民网图

乒乓队与黑板报

在校园里，高冠钢也没有扔下从小就练的乒乓球，一入大学就加入了乒乓球队，成为队长，一直打到硕士毕业。他最好的成绩是打入上海高校联赛单打前十六名，双打第二名。不过，令高冠钢印象最深刻的还不是获得的荣誉，而是当时一周3个下午的训练，“每次训练都会给我们发一张晚餐券，还会发鞋子、衣服等物资。”

本科期间，高冠钢还做过复旦团委宣传部部长，讲起组织黑板报评比，颇为兴致盎然。现在的光华大道当时被学生们称为“南京路”，两旁全是黑板报，每个系都有一个版面，一到两个礼拜就换一次，每学期评比一到两次。复旦黑板报在上海高校里非常出名，每到周末，其他学校的学生还会专门跑来看。“历史系、新闻系、中文系、哲学系这几个系黑板报是最好的，评比第一名大多是被这几个系夺走了。”

到了研究生时，高冠钢升任团委副书记，首创的团学联制度沿用至今。对这一创新，高冠钢打趣道，“研究生那个时候太忙，一个团委一个学生会太麻烦，并起来做一个机构，就是一个团学联。”

作为团委学生干部，高冠钢还获得了一个“特权”，在寝室十点熄灯后，他可以跑到团委办公室开灯看书，把体育和学生工作耽误的学习时间补回来。每天一两个小时，12点才回宿舍。第二天一早起床，紧接着就是晨练、背外语。

在忙碌的学生工作外，高冠钢在宿舍区也结识了许多挚友。读硕士时，高冠钢和经济系的硕士生们住在一起，这其中就有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我们那个时候常在一起聊天，吹牛。”

更巧的是，当时一位国际政治系硕士生，也是复旦足球队队长，如今和高冠钢在美国做起了邻居，两家只隔一栋楼。高冠钢说，现在在硅谷大概有几千个复旦校友，其中有二十几个复旦新闻系历届毕业生，常常聚会聊天。

回忆大学时代的收获，高冠钢感慨，一个是学习知识，一个是建立人脉，最重要的是正直的人品、宽厚的待人之道，都令他受用终身。

王中教授在上课。

“言必有据”

复旦十年，高冠钢想起恩师们，尤为感慨。“ 文革中断十年后重返学校，老师们非常想把他们的知识教给我们，我们也非常愿意学，这是我们非常幸运的地方。”

本科阶段，杨烈教授的外国文学史深受高冠钢和同学们的欢迎，以至于杨烈教授在上了一个学期的外国文学史后，主动要求为这个班的学生再上一节课。这门课的笔记也成为了高冠钢的同学在大学最珍贵的记忆。“我们还有大学同学保存了他全部的上课笔记，我动员他在77、78级捐赠的时候拿出来，他还不愿意，说这是我最珍贵的大学的东西，捐了就没有了。”

宁树藩教授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泰斗级人物，与人大教授方汉奇齐名，有“南宁北方”之说。大四那年，他给77级学生开了一门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课程，那也是高冠钢第一次听宁老师讲课。“本来我以为报刊史是一门非常枯燥的课程，但是当宁老师走进教室，走上讲台，他的讲课充满了激情，从此以后就把我带到了新闻史研究的领域。”高冠钢后来回忆。

那堂课后，他就找到宁树藩老师，请他做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宁老师满口答应。就在那一年，宁树藩开始招收第一届硕士生，高冠钢没做考虑马上报考。他一共招了2个硕士生，另一个是高的同班同学武伟。几乎每个礼拜至少有三天，高冠钢都会去宁老师家中面对面讨论。

硕士毕业，正值教育部批准开展新闻学博士教育，首批授予的两位新闻学博士生导师分别是复旦大学王中教授和人民大学甘惜分教授。高冠钢觉得没学够，再次报考，1985年春天，他又与武伟一起成为王中的博士生。

当时，王中先生已经70岁了，年迈体弱，因此新闻系还请了宁树藩做他们的副导师，又带了他们三年。

其实那时，宁树藩也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但他习惯粗衣简食，全身心投入到新闻史研究，和学生们说得最多的就是“言必有据”。

除了复旦新闻系资料室，徐家汇藏书楼是当时上海主要的一个收藏报纸和刊物的地方，但两者刚好在市区的东西两个角落。“我还记得每次我们要坐55路公共汽车换26路再到那边查阅资料，单程就要一个多小时。那个时候，宁老师一有空就和我们一起去。”高冠钢说。

宁树藩教授（左一）荣膺范敬宜新闻教育奖。

“一定要讲真话”

高冠钢对王中先生并不陌生，早在刚入读复旦新闻系时，就常常在新闻系资料室里看到他。每次借书，王中都是笑嘻嘻地和他打招呼，帮忙找资料。后来他才从别人处听说，“这个人就是大右派王中。”

王中1956年在《新闻学原理大纲》书稿里的一系列主张，令他饱受批判，从1957年起划为右派，整整22年，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有错”。

1979年1月，王中终于得到平反，恢复党籍、职称与行政职务。到了9月，他正式“复出”担任复旦新闻系主任。在就职大会上，他对全系师生发表就职演说，不断强调，新闻要讲真话，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他说：“新闻系如果培养出一位布鲁诺，就是我们的光荣！如果培养出100个姚文痞（指姚文元），那是我们的耻辱！”

后来，王中也一直这样教导高冠钢，“你可以沉默不讲，但是你讲的话，一定要讲真话，一定要讲心里的话；你可以讲错，但不能人云亦云，不能为达到某种目的去迎合别人说话。这是不允许的。”

“他说，如果你将来也变得为了迎合别人去说话，不说你的真实的话，（就算）我死了，我的鬼火也不会放过你的。”先生的话，让高冠钢铭记一生。

令高冠钢更觉幸运的是，王中一共只带过3个学生，除了高冠钢和武伟两位博士，就只有恢复高考后的首批硕士生李良荣，他后来也留在复旦新闻系任教。

高冠钢的博士论文，写的是《论美国新闻学的若干基本问题的历史演变》，用了两年方告完成。其中1986年至1987年，他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访问学者，专门为论文搜集资料。这也得益于王中的指导。

“当年王中教授被打成右派，批判他是资产阶级新闻学权威。他就跟我说，其实我对西方新闻学并不那么了解，别人说我是权威，我至少要搞清楚这个东西，才能当权威。”高冠钢回忆，王中给他定下这个博士论文题，就是希望他了解美国新闻学研究的现状，以及新闻学和传播学在美国到底是什么关系，当时来看这一研究还是比较超前的。

“豪华”答辩会

王中和宁树藩指导高冠钢都十分严格，三人常常在一起讨论，不仅是博士论文，还有其他的问题和观点，一个礼拜会有好多次。和宁树藩一样，王中也要求高冠钢每讲一句话都要有材料证明，而且不能只有自己同意的材料，正反方面材料都要有。

王中教授、宁树藩教授与博士高冠钢（右一）及武伟（左一）在上讨论课。

当时，复旦和人大新闻系对各种学术问题常有争论。高冠钢的博士答辩会前，王中特地对他说，“一定要请人大新闻系的教授参加，而且一定要请他做答辩委员会的主任，让他们来评判，你要经得起他们的评判。”可见其对学术的严谨态度。

后来，果然请来了人大教授张隆栋做答辩委员会主任。他是国内传播学研究的先驱，最早将西方传播学理论引入中国。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还包括舒宗侨、钱维藩、宁树藩、余家宏。

从左至右：余家宏、李龙牧、舒宗侨。

舒宗侨是复旦新闻系培养的抗战名记、摄影家，解放后在复旦新闻系任教，1986年刚刚退休，被学界称为“中国新闻教育界最年长的教授”；钱维藩是民国时代的英文报刊记者，在上外长期从事英文翻译和国际新闻教学；余家宏在复旦新闻系从教40余年，同样是资深的新闻学界前辈。

答辩会前，提早3个月，高冠钢已经给他们发去了论文，此外还有约20位教授参与了书面评审，可见博士培养的严谨。

长达3个小时的答辩，并没有让高冠钢感到紧张，相反他觉得整场答辩会更像是自己在和5位教授讨论问题。几位教授也保持了谦逊之风，有教授还在评论中自陈，自己没有看到过这些来自美国的一手材料，更多是从逻辑推理来评判。

答辩临近结束时，高冠钢的太太用相机记录下这珍贵的一刻。20多年后，2015年初的一天，高冠钢在家整理房间时，无意间找到了这张照片，顿时激动不已，马上翻拍下来发到班级微信群。而这也促成了复旦新闻系77级校友的一次集体捐赠活动。

他们众筹请一位知名油画家将照片临摹为一大幅油画，于当年9月捐赠给复旦新闻学院。高冠钢博士毕业留校教了两年书，后赴美从事了20多年IT事业，那次也专程回到母校。

“复旦新闻学院十年寒窗，老一辈教授们的精心栽培，毕生受用，终身难忘！”无论那时还是今日，高冠钢的感言皆如是。

(原标题：高考故事油画《教授们》的背后：复旦一场答辩请来六位泰斗)

油画《教授们》背后的故事

作者:黄瑚 2015-09-27 07:34:35

9月26日，复旦大学新闻系1977级部分本科生在毕业33年后再次回到母校，并精心制作了一幅取名《教授们》的油画赠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以表达他们向老师们“致敬，直至永远”的心意。

这幅油画所展现的，是1988年夏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一位博士高冠钢同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的情景：斜坐在答辩长桌左侧的是高冠钢博士的导师王中教授，端坐答辩桌上的5位答辩专家（从左至右）分别是：余家宏教授、钱维藩教授、张隆栋教授、舒宗侨教授、宁树藩教授。这6位教授，除了宁树藩教授仍在安享养怡之福外，其余都已经仙逝。

王中：新闻要讲真话

王中在上课。

王中在贵州。

王中教授早年投身革命，抗战时期在其家乡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从事党报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后担任华东新闻学院教务长，开始从事新闻教育工作。1950年，王中教授调入复旦大学工作，直至1994年去世，期间两度担任新闻系主任，不仅为复旦大学新闻系、同时也为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因此而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蒙冤22年。

1979年下半年，也是笔者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读本科的第一学期，王中教授复任新闻系主任。他在就职大会上对全系师生发表就职演说，其核心观点就是新闻要讲真话，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其中有一段话至今仍回响在我的耳际：“新闻系如果培养出一位布鲁诺，就是我们的光荣！如果培养出100个姚文痞（指姚文元），那是我们的耻辱！”

那时的师生关系可能是现在的学生无法想象的，学生经常在晚上不打招呼就去老师家求教。王中教授当时是系主任，他的家也是我们学生可以随时、随意去的地方。笔者究竟去过他家几次，现在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其中有一次，我和另外两位同班同学想去他家打扫卫生，因为觉得他家十分脏、乱，报纸、杂志与图书杂乱地散放在桌上、椅上、床上、甚至地上。但是，王中教授坚持不让我们为他收拾、打扫，还风趣地对我们说：“风格即人。你们给我打扫了，把我风格改变了，那就不是我了。”他让我们围坐在他的身边，像往常一样听他谈天说地，以隐寓劝惩。

余家宏：送教材到学生宿舍

晚年余家宏。

余家宏教授在1950年代初与王中教授一起从华东新闻学院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曾担任过新闻系副主任等职务，一身兼任教学、科研与行政领导等多项工作，任劳任怨，外柔内刚，1984年荣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笔者开始受教于余教授，则始于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1983级新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只招了笔者一名，因而我上的新闻学专业课程大多是师生一对一的课程，余教授为我一个人开了一门专业必修课《马克思主义新闻论著选读》。当时，余教授已经年近古稀（68岁），得知要为我这个唯一的学生上课后，未等我去找他就自己找上门来了，从自己家中拿了上、下两册复旦大学新闻系铅印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论著选读》送到我的宿舍，但我正好不在。待我回宿舍后，看到余教授留给我的两本教材，感激之情与敬重之心顿时油然而生，并至今难以忘怀。

舒宗侨：自费赴京找最后一课资料

舒宗侨教授是复旦大学新闻系自己培养出来的新闻界名人。1932年进入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1936年毕业后终身从事新闻工作。最先在上海《立报》担任记者，抗战爆发后成为前苏联塔斯社记者，辗转于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地采访，还多次奔赴抗战前线采访，写下了大量反映中国人民抗战实况的报道，拍下了大批相关照片。抗战胜利后，舒宗侨尽心收集到了大量战时照片，编著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中国抗战画史》（与曹聚仁合编）等珍贵画册。其中《中国抗战画史》因其保存了大批战时纪实照片、真实地再现了抗战史实而在东京审判中被国际法庭认定为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证。

早年舒宗侨。

晚年舒宗侨。

从左至右：余家宏、李龙牧、舒宗侨。

舒宗侨教授为本科生上的最后一门课，就是为我所在的1979级本科生上的《外国新闻事业》课。当时，舒教授已经70岁了，而且已经知道这是最后一课了，但在上课前的那个暑假还是认真备课，自费去北京新华社等新闻单位收集外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最新资料。在上课期间，舒教授不顾年迈体弱，多次来我们学生宿舍征求听课建议、或进行课外辅导。

宁树藩：学问即人生

宁树藩教授于1946年在中山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回家乡安徽工作，主编过《徽州日报》附刊《文艺之家》，担任过中学教师。新中国成立后在复旦大学执教，1955年后调入新闻系从事中国新闻史教学工作，在学术上贡献良多，是与北京的方汉奇教授齐名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泰斗级人物，有“南宁北方”之称。高冠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宁教授是他的副导师。

宁树藩教授（左一）荣膺范敬宜新闻教育奖。

与上述三位教授相比，作为中国新闻史教师的笔者与宁树藩教授接触更多，也更熟悉，不仅在硕士、博士学习阶段多次上过宁教授主讲的必修课和选修课，而且在毕业留校任教后继续受到他的指导与帮助。宁教授是一位“学问即人生”的大学者，和他在一起，除了谈学问还是谈学问。当然，我去找他，绝大多数时候是因为在教学或科研上碰到了难题，而每次找到他，一定会满载而归，他会告诉我该去哪里找解决难题的有关资料，有时还从自己的书架上取出有关资料借给我学习与参考。

宁教授的可敬之处，还在于他绝无门派之分，凡是在学问上有求于他，不管是宁门弟子还是其他教授的弟子，他必尽力回应，可谓有教无类。我不是宁门弟子，但在学问上受益于宁教授者甚多，对此深有体会。宁教授完全退休时已年近80岁，但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家里继续从事中国新闻史研究，笔耕不辍，直至最近一两年才息下来。今年，宁教授已经虚龄96岁了，可惜的是作为学生的我辈反而不敢常去看望他了，怕影响他的健康，因为我们一去他那里，他必同我们讨论学问，精神极度亢奋。

校外专家也鼎鼎有名

根据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规定，答辩委员中必须有校外专家，油画中的张隆栋教授和钱维藩教授即是分别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答辩专家。我与这两位教授没有师生之缘，因而只知道一些他们对中国新闻事业、新闻教育事业的贡献。

张隆栋教授是外国新闻史研究的顶级专家，国内传播学研究的开山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国际新闻界》杂志的首任主编。张教授主编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出版的第一本外国新闻史教材，曾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

钱维藩教授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曾任《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字林西报》等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刊的记者、编辑。1956年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从事英语教学工作，1980年代初参与创建上外的国际新闻专业，是我国国际新闻教育的开拓者之一，著有《英语应用文》、《英语新闻写作技巧》，译有《赫鲁晓夫回忆录》、《洛克菲勒王朝》等。

最后再交代一下复旦大学新闻系博士研究生培养教育情况。我国新闻学专业博士点始建于1984年1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王中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教授是我国首批新闻学博士研究生导师。1985年春，高冠钢与武伟两位同学在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学位后，有幸成为复旦大学新闻教育史、也是中国新闻教育史上最早的新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1988年夏，高冠钢同学提交题为《论美国新闻学的若干基本问题的历史演变》的博士学位论文，并顺利通过论文答辩，成为复旦大学新闻教育史上的第一位博士。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编辑：秦红。编辑邮箱：编辑邮箱 shguancha@sina.com）

《中国新闻事业史》笔记整理丁淦林主编

11、什么是中国古代报纸？它有何特征？

中国古代报纸，通称为“邸报”，还有“状”、“报”、“朝报”、“塘报”等多种名称：其特征是：

（1）它的内容不同于现代报纸。它刊登的是皇帝的谕旨、臣僚的奏折以及官员的任免开降奖惩。宫廷动态等公告性材料。不仅设有专文、专讯，甚至连专门采访的新闻都没有。

（2）它的形式不同于现代报纸。它只是材料的堆砌，没有分栏、标题、消息等。

（3）它的发行与传递也不同于现代报纸。它由朝廷或官方其他机构发布、由水陆驿站传递的，而不是由报馆出版、发行的。

总的来说，它刊载的材料来自官方，有宫文书色彩，但是毕竟不是作为具有行政效力的事件下达，而是作为人们满足了解朝廷延动向的需求而抄传的。因此，它是一种新闻传播媒介。

12、评述宋代邸报（朝报）、小报的内容、性质和作用。

宋代的邸报内容日益丰富，并趋于规范化，基本内容是：皇帝谕旨及起居动态，臣僚章奏官吏任免开降奖惩、战报等。它是为了巩固皇权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而发行的官客观上满足了官吏和士子们对信息的需求。

小报的内容：以新闻和时事性政治材料为主，是一个不定期的非宫方报纸。它突破了宫方对新闻传播的垄断和封锁，打破了宫方“邸报”一统天下的格局，满足了一部分士大夫知识分子对朝廷信息的需求。

13、评述京报的内容、性质与作用。

京报的内容基本上是宫门抄、皇帝谕旨和臣僚章奏三大部分。它是由北京的民间报房各自抄录、刊印的邸报抄。公开发行的京报，可以满足人们的新闻需求，能够起到一些“解渴”作用。同时也为其他近代报刊提供转载（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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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部长龚心翰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魏承思（学者、传媒人）日期：2013-10-20

“文革”初期，龚心翰领导的群众组织和造反派“工总司”对抗，酿成著名的“解放日报事件”，因此被张春桥、姚文元投入监狱。龚心瀚在狱中坚持与“四人帮”斗争，被邓小平称赞为“真正的硬汉子”。“文革”结束后不久，他就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担任宣传部长王元化的副手。我进宣传部的时候，适逢王元化从部长职位上退下来，办公室主任潘维明被提拔为主持工作的副部长，龚心翰成为原先的下级小潘的副手。这对一般领导干部来说是件很尴尬的事情，但老龚并未因此闹情绪，也没有为难小潘这个新干部。南方人物周刊版权所有

因为我所在的研究室直属潘维明分管，被认为是他的嫡系部队，所以平时和龚心翰很少打交道。直到1987年潘维明在“反自由化”运动中中箭落马，我才第一次和老龚面对面地交谈。当时谣言四起，说小潘落马是因为龚心翰向中央打小报告。有一天晚上，老龚约我去他家谈心。刚刚坐下，我有点局促不安。老龚却开门见山，问我有没听过那些流言。我不想回避，就实话实说。老龚坦率地说：“尽管小潘过去对我很不尊重，我们在许多问题上看法有分歧，但我绝不会在他背后插一刀。我自己曾经在‘文革’中挨整，绝不会再去整别人。再说，我对权力没有野心，以自己的出身和能力而言，担任宣传部副部长已是出乎意料的了。”我见他态度很诚恳，就说，“老龚，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只要是工作需要，今后我同样会积极配合你”。后来我协助老龚筹备了在金山石化总厂举办的企业文化研讨会。南方人物周刊版权所有

后来，我离开了宣传部，不久以后出国留学。1991年夏开学前夕，我正在为筹措学费发愁，突然接到龚心翰从洛杉矶打来的电话。原来他率领上海影视代表团来美访问，从原上海电视台主播陈燕华那里听说我处境不妙，就要了我的联系方法。他在电话中说：“你那么大年纪了，英语基础又不好，再要上学实在太艰难。不如回上海经商，我会尽力帮助你的。”我听了很感动。以往的许多朋友认为我这一走就再无出头之日，纷纷离我而去。老龚和我并无交情，却主动向我伸出援手，真是“疾风知劲草，路遥见马力”啊！老龚就是这样，平时对人从来没有花言巧语，但在你困难的时候，无论大事小事，只要他力所能及，都会尽力帮你。南方人物周刊版权所有

1994年，我到香港工作后，第一次到上海和北京出差。当时龚心翰已经奉调中宣部担任常务副部长。到北京后想去看他，想着也许他不便见我，犹豫再三还是试探着打了个电话。不料龚心翰十分热情地约我当晚就去他的住所。当晚见到的老龚还是那个老龚，依然是那样的平易近人。我叫他龚部长，当即被阻止，要我仍旧称他老龚，并且叮嘱我以后有事尽管找他。当晚在老龚寓所的还有司机老刘。老刘说，龚部长的家属留在上海，他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又不喜欢与人交际。老刘怕他寂寞，下班后经常陪他吃晚饭，但都是老龚下厨，老刘吃现成饭。时间一久，老刘已经嫌老伴做的菜远不如龚部长的，再也不肯回家吃饭了。部长给司机做饭，这在共和国历史上大概也是前所未有的吧。南方人物周刊版权所有

从此以后，我每次回内地都会去看望龚心翰，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当时我在香港传媒工作，回归以前做内地新闻就像走钢丝，分寸的拿捏很不容易。他就像一位兄长经常给我一些善意的提醒，但从来不谈及自己的工作。有一段时间，他生病住院，等他病愈上班时，这位常务副部长只分管出版，权力还不如出版局长。我听说后当面问他。老龚只说了一句：“让我少管点事也好，我能把出版工作管好已经不错了。”然后就把话题岔了开去。他就是这样热爱工作，却不热衷权力。南方人物周刊版权所有

舒宗侨与“纸弹”《联合画报》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王绿萍

在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的新闻事业有了迅猛的发展，无论是在沦陷区，抗日根据地，以及大后方，各类报纸、杂志、墙报，以及漫画、传单等各种宣传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是对敌宣传战线上的长枪大砲和匕首，宣传教育人民，瓦解敌人，功勋卓著，《联合画报》就是其中的奇葩，被誉为是投向敌人的“纸弹”。

《联合画报》的出现，始终与一个人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他就是我国著名的摄影家、新闻家、教育家舒宗侨。

一

舒宗侨湖北沂埔人，1913年出生在南京一个铁路职工家庭，童年和中学时代隨父在济南度过。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济南惨案”，以及以后兴起的抗日运动，都在他年轻的心中种下抗日的种子。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日军向闸北吴淞进犯。战争刚一结束，舒宗侨进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立志做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在校期间，舒宗侨极为活跃，参加办校刊、办新闻通讯社、演讲等各种活动。在校四年，最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他的次大规模世界报纸展览会，展出中外报纸、杂志数千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引起社会观注。《申报》在1935年10月8日发表社论，认为“复大报展，是使吾人自知所短，力求改进，其意义实大。”通过这次报展，表现了舒宗侨和同学的热情和能力，并且他还结识了新闻界名人戈公振、成舍我、马荫良、汪伯奇等，更坚定走新闻路的决心。

舒宗侨在复旦学习后期便进了上海《立报》当记者，边读书边工作。1936年11月，发生“七君子事件”，李公朴、邹韬奋等七人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苏州监狱。他奔走上海和苏州之间，采访监狱、法庭、公众，顶住压力，呼喊正义。继后“八• 一三”事变，日军大规模进犯上海，舒宗侨冒着生命危险，在街头和昆山一带采访摄影，见证并记录了日军的暴行。战争结束后，1937年10月，他离开《立报》，进苏联塔斯社担任翻译，发布新闻稿而去了南京。

这时日军不断向我发动进攻，南京不保，许多机关、报社向武汉撤退，武汉隨成为我政治、军事中心。在武汉的一年间，舒宗侨访问过冯玉祥、邵力子、周恩来等党政要人，经常出席中外记者招待会，还奔走在东战场。在徐州会战前夕，与塔斯社社长罗果夫、军事记者谷宾斯基到徐州，采访笫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59军副军长张自忠。他记录了重要军事会议，及时报道台儿庄战役等重大事件。

当时的武汉，是一座抗日的大火炉，人们沉浸在火热地斗争中。舒宗侨与范长江、陆诒、陈侬非等人，发起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出版《新闻记者》月刊，请中外记者作报告，史沬特莱、斯诺均作过报告。人们的行动，一切为了抗战，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但是到了1938年10月，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武汉，塔斯社领导人前往重庆，舒宗侨受命坚守岗位，继续发新闻稿，不到万不得已不撤退。

不久，10月22日武汉到了紧急关头，舒宗侨与其他两名中国职工，才登上《新华日报》雇用的专轮新升隆号向重庆撤退。笫二天，船行到离武汉百余里的燕子窝时靠岸休息。舒宗侨与同事上岸，不一会，日机向轮船投下燃烧弹，大火呑食了轮船，成为铁壳沉没。事后清理，全船150多人剩下一半，其中牺牲的《新华日报》16人，八路军办事处8人，其他是难民，舒宗侨等人幸免于难。他以这次亲身经历撰写新闻稿，揭露日寇暴行。

轮船上的总指挥是李克农，他要舒宗侨等塔斯社人员去长沙，于是他们徒步4天4夜，于10月27日到了长沙。在长沙，周恩来亲自向舒宗侨一行人了解新升隆船被炸情况。

战争形势急转直下，这时武汉已失守，长沙大火，不是久留之地，他们又迅速向重庆转移，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当时的重庆是抗日大后方，中国的陪都，集聚了大量内地迁来的人和机关单位，人满为患，物资匮乏。舒宗侨到重庆后，不再翻译塔斯社新闻稿，专事采写新闻，经常出入党政机关，以及中共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接触很多各界人士。

1938年12月12日，舒宗侨与塔斯社社长罗果夫、司克沃采夫一行三人西去成都、雅安、康定，了解大后方情况。他们在成都拜访了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四川省主席王瓒绪，还参观了华西大学、《新新新闻》报社、都江堰水利工程，在成都停留数日即去雅安。

雅安是刘文辉二十四军军部所在地，他们略作停留继续西行，翻越海拔3800米的大相岭和3600米的乌鸦岭，到了红军抢渡大渡河的泸定。大渡河水奔腾咆哮，铁索飞架，可想当年红军之勇。然后他们沿大渡河前行，于12月29日到达康定，受到当局热情接待。略作休息，即到了1939年元旦，这天西康省正式成立，刘文辉任省主席，西康省政府举行隆重的庆祝会，他们参加了庆祝会。在康定，他们访问了喇嘛庙和藏民家庭，还受到刘文辉的接见，向他们介绍了川康与中央、康藏的关系，日本奸细在康藏的活动等。这次川康行共一个多月，一月中旬回到重庆，不料却发生一件突如其来的事。

1939年4月8日，舒宗侨被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带走“谈话”。稽查处是军统新成立的特务机关。同时被带走的还有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全民社记者黄卓明、香港《星島日报》记者王研石、《新民晚报》记者刘自勤，都被当“政治犯”关押在稽查处看守所，不说原因，不审不问，后又被送到军法处看守所。同年9月9日，舒宗侨突然被释放，无缘无故关押5个多月，后知道罪名是“国际间谍”。当时这件新闻界的冤案震动中外。

舒宗侨从看守所出来后，不便再回塔斯社，也没有报社敢收留，找工作困难，他只好在山城游蕩，直到1940年5月，经复旦校友程沧波介绍，进了《中央日报》，当了5个月国际新闻编辑，后到《扫荡报》任编辑主任。当吋重庆经常遭日机轰炸，记者活动受到限制，编辑部都在防空洞里，十分艰苦，他度过了两年时光，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派来陈纳德将军领导的笫14航空队，重庆的天空才有了些安定。

二

在《中央日报》和《扫荡报》的两年时间里，舒宗侨尽一个报人的职责，但他认为自己没有后台，受到报社排挤，不能站稳脚跟，觉得官报不可为，便伺机离开。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英向日德宣战，笫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都卷入世界战火，美英中苏结成同盟国，与德意日轴心国开始了血与火的较量。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

当时美英均在重庆设有新闻处，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鉴于对德意日作战的需要，1942年夏，中美英三国新闻处商定办了一个“联合国幻灯供应社”，设在重庆南岸玄坛寺中央电影场楼下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内，却做着对敌宣传的大事。但由于幻灯图片宣传范围小，有局限性，于是商定出版画报，由美国新闻处温福立任社长，邀舒宗侨担任主编，并兼发行等事宜，1942年9月25日《联合画报》便创刊了。初为半月刊，每期4开一张。哪知出版后很受欢迎，美新处看到画报有前途，有生命力，1943年元旦，《联合画报》脱离联合国幻灯社，成为美新闻处的宣传机构，但是以独立经营对外销售的形式出现，以避免官办不受欢迎的尴尬。美新处还凭借他们雄厚的物资力量，经费充裕，人才集中，稿源丰富等有利条件，将画报由半月刊改为周刊，到了笫100期，版面扩大为4开两张8版。1-4版为图片，5-8版为论文、电报、通讯、地图、漫画、小说，及“大战中的小新闻”等，内容十分丰富，是国内最完整的图片新闻报纸。这时编辑部也搬到重庆市区保安路，报社人员由初办时的二三人，增加到十多人。社长由温福立而司徒华而杭勤斯，均是美国人。

《联合画报》的具体内容以刊载新闻照片为主。照片是一种立体的报道形式，真实可信，与文字配合，更直接、更深刻反映主题。画报还配有电讯、通讯、形势分析、地图、漫画、木刻画、小说、散文、诗歌等，以适应广大读者需求。并邀请文化界知名人士茅盾、老舍、叶浅予、丁聰、张乐平等人撰文作画，把新闻性和艺术性、趣味性结合起来。

《联合画报》在创刊号上用通栏的形式，醒目地向读者宣誓:“用我们的开麦拉(camera照相机) 将联合国英勇奋斗的情况与战绩，留驻永恆。”这是他们自始至终坚守的信条。从创刊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11月停刋，在重庆共出版154期。仅在出版的笫一年，就刊登过1087幅照片，17张地图，94张漫画，在大量图片中，95%都与中国有关。用镜头记下了《罗斯福一门四杰》(笫5期)，介绍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四个儿子在前线与敌拼搏的故事。同一期里，还报道杀死309个德国兵的苏联女芵雄伐利清可中的事迹和照片。《大老虎与小老虎》(第6期)，报道美国飞虎队队员参战半年后回到家里，抱着刚出生孩子的情景，十分感人。《鲍威尔在血库前》(笫40期)，报道《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在纽约为中国军人设立华人输血库。这些图片都包含着摄影者和编者的深情，给人以启迪，也体现了新闻价值。在以后用“开麦拉”报道了盟军1943年在意大利登陆，1944年在诺曼底登陆，1945年美军从太平洋诸岛进入日本领土，以及苏军进攻柏林，中国军队收复失地等重大事件，彰显图片的魅力。这一切，正如社长温福立所说:“感谢那些在世界各战场流血作战的千千万万的军人，因为你们的流血，为我们的图画增添了无限的光彩。一个小小的镜头，也许就是成千上万人血的结晶。没有你们光荣的战斗，我们拿什么向读者报道？我们能伪造胜利图片吗？不，我们知道，每一张图片都是诸位以重大代价换来的。”

战时宣传，《联合画报》除强调新闻性外，重视文艺性和趣味性，把读者需要放在首位，因而画报很受欢迎，发行量从初的三四千份，增加到五万多份，这个数字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画报在各地的代销处也由70多处增加到二百余处。除重庆外，在成都、昆明还设有办事处，办理街头零售和代销，订阅则集中到重庆总社。发行范围除大后方外，从抗日前线到沦陷区，乃至青海、西藏、新彊等地，即使在印缅前线，都有画报的身影。他们还把画报扎成捆，利用盟军飞机执行侦察和轰炸任务时，向沦陷区投掷，每期六千至一万份。读者从知识阶层到工人、士兵等，都以能看到画报为幸事。

《联合画报》并不满足取得的成绩，在不断创新与改进中求发展。战时的重庆，交通困难，物资短缺，物价飞涨，还经常停电，给出版、印刷造成许多困难。当时的报纸大都用土纸印刷，字迹不清，也没有可印照片的白报纸。舒宗侨带领大家设法改进土纸质量。另外为使照片能及时见报，抢速度，在1942年12月15日开通了中美间的无线电传真，传输照片，重庆设立接收站。这一先进技术的应用，大大缩短了图片发送的时间。开通当天传送到重庆的新闻照片，是罗斯福总统为中美传真写信及信的原稿。从此，世界各大通讯社的照片都能及时收到，使发生在各战场上的景象，如西南太平洋大捷、非洲沙漠的胜利、斯大林格勒会战、意大利投降等等新闻照片，四五天便可见报。在三年时间内，画报使用的传真照片上百张，实现了《联合画报》“要以最迅速的方法报道世界大事”的诺言。

抗战时期，舒宗桥在重庆工作繁忙，生活艰苦。1940年冬天，他还接受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陈望道邀请，到新闻系兼课，每两周一次，讲授新闻编辑和采访，那时他还在《扫荡报》当编辑，过着夜生活。1948年他在《复旦同学会会刋》上曾写过一篇文章《忆重庆•念北碚》，记述了那段生活，他说兼课“真是一份苦差事”。因为战时一切条件都差，交通困难，每次上课，睡眠只有两三小时，要在早上7点钟就站在重庆市李子坝马路旁等候校车，风雨无阻。车上人多，“一车子人就像货物一样，东倒西歪，七上八下，……(到地方下车时)一个个满身尘埃。”复旦在北碚夏坝，离重庆只有50多公里，却要到下午一点左右才到。一路颠簸，2点便开始上课到6点，他说:“在身体上是一件负担”，而且“待遇菲薄”。每次上课都要在复旦住一晚，第二天回重庆。有一次，招待兼课老师的住房“客满”，便被安排在学校三青团办的青年馆一间客房里，他回忆说:“这一晚青年馆的日子却是难过，几乎一分钟都捱不过去。这晚臭虫向我施行总体战，帐子上，卧单上，熙熙攘攘，来往穿梭进袭，我用自备的卧单把身体包住，臭虫还是成把的往里钻，……我只有在茫茫的黑夜里，到露天底下去散步，走走看看表，等候着天明。”但生活也不总是苦涩的。

复旦所在的夏坝，在嘉陵江边，碧绿的江水，不时传来纤夫的呦嗬声。夏坝河边绿树成荫，同学们坐在河边的石头上看书、聊天十分惬意，比较重庆经常躲警报，钻防空洞担心受怕，不能不算是精神上一种安宁平和的享受。1944年夏天，新闻系师生在陈望道系主任带领下，发起筹建新闻馆，舒宗侨积极参加这一活动。他说:“在夏坝的几年，我的感觉是学生与学生间，学生与先生间，先生与先生间，没有隔阂与鸿沟，好像是一个大家庭。”最使舒宗侨不能忘怀的，是他结婚的情景。当时大家生活都很拮据，但全系还是送了他一个小银盾和一面锦旗。于右任、邵力子二位老先生做证婚人，章益和吴南轩校长专程从复旦赶到重庆当介绍人，婚礼由陈望道先生主持。新娘是复旦校友，所以舒宗侨称“是一门复旦的婚事”。后来他们回到复旦，同学们又举行联欢会，张灯结彩，把一间大教室布置得喜气洋洋，门上贴着“新闻府喜事”，窗子上尽是剪的喜字，全系一百多师生都在联欢会上表演节目，那种热闹喜庆劲充满温暖幸福，让人感动，舒宗侨甜蜜在心。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了，这是同盟国的胜利，真理战胜强权，正义战胜邪恶。同年10月12日，《联合画报》为庆祝世界人民反法斯战争的胜利，把报头印成红色，出版笫154期，是在重庆出版的最后一期。至此，《联合画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美国新闻处无意再继续办下去，于是与舒宗侨商议，为表彰他对二次世界大战宣传工作的贡献，以1美元象征价转让给他独立经营，只限于“商誉”，不过是一块招牌。双方签订了协议，代表美方签字的是美新闻处处长戴乐斯，证明人是美使馆文化参赞费正清。后《联合画报》迁上海继续出版。

三

舒宗侨于1945年8月底去上海，准备画报复刋事宜。经短期筹备，选定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 为社址，于同年11月《联合画报》便在沪出版了。用杂志的形式，为十开本，每期20页。原想出半月刊，期号续渝版，但因人力物力不足，便两期合为一期，实为月刊。沪版第一期，即笫155、156期合刊。这一期封面是重庆谈判前毛泽东、蒋介石、赫尔利的合影，还印着发行人兼主编舒宗侨。内容有重庆谈判的人物照片，日本投降，东条英机自杀，昆明国民党镇压龙云部队，接收占领区，重庆生活，访问梅兰芳、茅盾，悼念新闻学家谢六逸的文章等。沪版《联合画报》就是以这样的姿态与读者见面了。

沪版《联合画报》继承了渝版的风格，保持新闻性画报的特色，重视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为尽快得到笫一手资料，在南京、北平、重庆、汉口设有办事处，依靠自己的摄影记者采访。另在兰州、昆明等地聘有特约记者，初步建立了摄影网，使内容丰富的图片迅速、清晰地发到社中，其中有不少图片是难以看到的。画报在以新闻图片为主的同时，配有漫画、时事述评、各种专页、文艺小说等，取材广泛，使画报更具有可读性而贏得读者。

沪版《联合画报》在复刊第一期(笫155、156期合) 的“献词”中宣布:“现在，我们逐渐恢复到平时生活，本报的编辑方针也不能不有所改变。本报今后将以超然的立场，对国际方面，促成联合国家的团结，共同保障世界和平; 对国内，联合全国力量，从事战后复兴建设的艰巨工作。复兴建设的前题是团结，是民主。……愿与全国人士，共谋新中国的建设。” 表明画报的立场是客观公正的进行报道，促进人民团结、民主，建设新中国。在这一方针下，《联合画报》的内容客观、大胆，揭露社会不公，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这在当时需要勇气和胆量。如对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报道，对全国学生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反美暴行示威遊行的报道，重庆较场口流血事件，昆明“一二• 一”惨案，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南京下关事件，江亚轮沉没等等，国民党罪行件件桩桩罄竹难书。还有关于国计民生的报道，物价飞涨，官员抢购黄金，摊贩、舞女请愿等，画报都以大幅照片和文字予以报道。对重庆谈判的报道放在头版头条，有大幅重庆机场、毛泽东、周恩来与美国大使赫尓利在一起的照片，其文字写着:“举世瞩目之中共问题，因毛泽东氏抵重庆，阴霾一清。艰苦八年之抗战，业已胜利结束，全国人民正期待着在和平的基础上，建立灿烂的新中国。毛泽东氏应邀来渝，连日对国内政治军事有详密融洽的研商，这使潜伏在一般民众心底里的隐忧，可以减除不少。”话语不多，却对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画报每期都有“漫画之页”，发表20幅左右漫画，报道社会动态，揭露社会阴暗面。在1949年新年专号的“漫画之页”上，刊出5组漫画，即《含泪贺新年》、《老伯伯，我要吃饭！》、《痴人说梦》、《这真叫难过日子》、《王小二过年》。《王小二过年》由四个画面组成，每个画面上都是同一个男人，手上拿着一张纸币，纸币上分别写着“1945年是伪钞票”、“1946年法币”、“1948年金圆券”、“1949年？券”。而那个男人衣服则一年比一年烂缕，身体一年比一年瘦弱，像个骷髅。这样的画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由于《联合画报》真实生动的报道，反映现实，贴近民众而受到欢迎，一次次战胜外部的政治压力。但是经济的压力让舒宗侨倍受痛苦。

那时的中国正处在抗战胜利之后，百废待兴，而在国民党统治下，官场贪污腐败，物价三天两变，经济不稳，人心浮动。《联合画报》在上海复刊初期，每本定价法币300元，到1948年8月，增加到50万元。蒋经国在上海推行金圆券时，画报每本5角，而半年后的1949年初，每本金圆券4000元。舒宗侨回忆说，每期付印时售价相当一碗“阳春麺”，到出版时已不值一根油条。这种情况下要维持画报出版该有多难，怎么办？只有另僻蹊径。

舒宗侨在重庆办画报的同时，就曾想在大战结束以后出本画史，为大战留下完整的记录，所以有意识积累了大量史料图片，都是珍贵的文献资料。他从重庆到上海时两袖清风，只有一个行李包，里面装的是照片、底片、胶版和稿件。到上海后，他经常到虬江路旧货摊去“捡漏”，搜罗战时的画册、画报、照片等，每次都收获颇丰。他还从接管伪《中华日报》的机构里，找到许多日伪新闻照片，其中有日本天皇向国会宣读投降书的照片。又从各国新闻处、通讯社搜集到相当多二战的照片和底片，如墨索里尼陈尸米兰街头、纳粹战犯戈林等人绞刑后的照片。另外在南京中央社、励志社也得到不少资料，还从图书馆、博物馆及参加抗战的个人、摄影记者等人手中获取，有的是送，也有高价收买的。总之，工夫不负有心人，日积月累，在抗战胜利一周年时，一本390页，30万字，1000余幅图片，其中有数十张中共抗日活动的照片，还有80张地图，8张彩图的《笫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出版了。它是舒宗侨劳动的结晶。画史强调中国在笫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从“九• 一八”事变开始，图文结合叙述历史。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有五六十幅照片介绍中共抗日将领和抗日活动，这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

舒宗侨办画报经费已很困难，又出画史，钱从何来？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画史广告在报纸上、画报上刋出以后，订阅者纷至沓来，达到数千户，画史销售了4万余册，不仅解决了画史出版资金，也缓解了画报的经济困难，这就是以书养报。

“二战画史”出版以后，尚有大量图片未使用，也就是说一本画史是容纳不下的，于是舒宗侨与曹聚仁编著《中国抗战画史》，全书450页，40万字，千余张图片，60幅地图，十多张彩图，其中反映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活动的照片百余张，如百团大战、五台山游击队、敌后生产运动等，内客丰富，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过程，并继“二战画史”之后，于抗战胜利两周年时出版。

两本画史的出版，震动了新闻出版界，报纸纷纷发表评论。南京《中央日报》称之为“以新闻记事体裁，记录八年抗战经过，实为出版的笫一大著作。”《申报• 自由谈》认为是“开画史界先锋”。“一部包括抗战八年最可珍贵的史诗，每一个身经抗战的人，是应该珍藏一部的。”《上海文化》说:“是我国出版界一大豪华作也。”著名作家朱自清1947年6月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大著从‘日本社会文化与民族性’说起，使读者对我们的抗战有个完全的了解，这种眼光值得钦佩！书中取材详实，图片更可珍贵。……印刷的也很美好。我早就想我们该有这么一部画史，现在居然看到了，真是高兴！”美国哈沸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图书馆，均收藏有两本画史，作为研究二战史的重要参考。1948年8月14日，国民党国防部上海军事法庭，在虹口上海市参议会审判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时，审判长的审判台上就放着两本画史，印证日军在各地的暴行。

继后，1948年舒宗侨两次去香港，与摄影记者魏守忠合编画册《二次大战照片精华》，是一部摄影精品集，内有292幅较好的新闻照片，加以中英文说明，在香港出版，装帧考究，印刷精良。在“前言”中说:“这是一部纯粹的图片的战争史料，从‘九一八’到日本投降，记录了这一世纪又一次世界战争的全貌。公理终归战胜强权，尽管强权在某一时期称雄一时，法西斯主义者挑起了战争，而它本身也葬身在这一次战争，民主力量的团结，争取到了胜利，也指出了人类今后合理的生活方式是什么。”这是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的宣言。三本画册的出版，是舒宗侨对历史、对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上海解放后，1949年7月，舒宗侨又编著了《学生解放运动史画》，作为向新中国的献礼。之后，他回到复旦大学新闻系，转入新闻教学工作，担任新闻摄影教研室主任，还曾执教外国新闻事业，主编《世界新闻事业》一书。就是这样，舒宗侨始终在路上，从未停下休息片刻，而他却说:“我兢兢业业，历尽艰辛，只不过是做了一点保存和传播抗战史料的工作，为后人了解现代史和我们这一代人，遭受的战争苦难及斗争过程，提供了若干真实资料而已。”平淡朴实的话语，更彰显他不平凡的人格，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高尚的精神境界，可敬可佩！

舒宗侨热爱新中国，建国初期，北京修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他捐献许多珍贵照片。抗美援朝时，捐出了陪伴自己工作多年的“徕卡”和“林好夫”相机。然而，就是这样的人，曾受到诸多不公待遇。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在十年浩劫中，又数次被抄家，“画史”反而成了罪证，许多宝贵史料及原件洗劫一空，不知去向。他含泪将所藏几千本画报等资料，偷偷撕去封面当废纸出售，身心倍受折磨。十一届三中全会拨开云雾，给舒宗侨落实了政策，这时他虽已进入老年，却焕发了活力，在全国和上海市的摄影协会、学会担任理事、主任委员、学术委员等职，参与编纂《中国摄影史》。直到1989年才从教学岗位完全退下来，他说:“我在新闻出版、新闻教育、新闻摄影圈子内奋斗了近六十年”，把自已的终身都献给了他热爱的事业。他这样评价自己:“我在晚年，能为我国摄影事业多多少少做一点工作，干一些不容易做的事，也是一件快事，咱们算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了。”多么宽广的胸怀！为奨励他对摄影和新闻教育的贡献，国务院从1992年起，颁以政府特殊津贴和证书，舒宗侨当之无愧。1990年时，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5周年，北京中国书店影印再版了《笫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和《中国抗战画史》。同年，英国剑桥大学传记中心，将舒宗侨收入《世界名人录》。2007年3月，舒宗侨走完了人生路，在上海逝世，终年94岁。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位感动中国的人──舒宗侨。

舒宗侨所办的《联合画报》，从抗日战争中期到1949年4月终刋，由重庆而上海，前后共出255期，八年之久，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已不是那个人、那个团体的，而是所有读者的和全社会的。《联合画报》、《笫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中国抗战画史》、舒宗侨，这些光辉的名字，永载史冊。

四

隨着时间的推移，那次大战已经远去，当年为大战做出贡献和牺牲的人在减少，年轻人只能从图书和影视片中感知道大战的激烈和残酷，但是，我们决不能忘记。

《联合画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独树一帜，获得人们的好评和赞誉，是因为画报具有自己的特点而受到读者的青睐。

首先，画报用镜头报道新闻，并配以文字，既充分发挥新闻摄影的作用，给人以真实感，也做到图文并茂，清晰明白，具有开拓性，这是最大的特点。

其次，战争形势瞬息万变，新闻的时效性特别重要，画报强调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把真实的新闻报道给读者。开始时运用有利条件，使用美国空军飞机传递新闻图片，继又采用传真技术，这些在当时是别无仅有的。

第三，《联合画报》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报道国内外大事要事，取材广泛、翔实。尤其对中共抗日的报道，对国民党独裁专治腐败的揭露，对国统区民主运动以及民不聊生等的报道，反映了民众的呼声，显示了画报的公平正义和勇气。

第四，《联合画报》的亲民性非常突出，一切从读者出发。画报一创刊，便在“献词”中说:“为了人民能了解联合国斗争的情况，我们以最大可能的方法，搜集世界各战场的新闻照片，贡献给为和平自由奋斗了五年的国民。”表示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好务。

他们把有些重要照片做得很大，舒宗侨说是“让读者看得很清楚”。在画报上还经常出现大幅的战争形势地图，目的是为了给读者提供战争的地形参考，更清楚了解战况，便于解读时事，明了战局的变化;为了使画报清晰受看，他们设法改进纸质，提高印刷质量;在通货膨胀，报社入不敷出时，画报仍为读者着想，控制报价，以减轻读者负担，并按时按质出版;上海《联合画报》往往有近一半的照片是在其它报刊上看不到的，还收集有许多外国文字资料，都是为了让读者对世界大事有充分了解，纵横观察。这些无一不是为了读者。

读者对画报所做之事心知肚明，持以感激之情，有口皆碑，每期一经张贴，必是观者如云。一位读者在信中写道:“《联合画报》能在敌机威胁与物质条件未能充分利用的情况下，以艰苦卓绝的精神，排除万难而且日益壮大成长，殊堪庆幸。尤其报道盟军胜利战绩之真实，指出轴心(国) 毁灭之必然，更予以反侵略国家尤其中囩以莫大的精神鼓励与感奋。”一位远征军的军官写信要求订一份画报，送给在重庆的妻子，作为纪念他们结婚三周年的礼物。贵州一位读者写信说:“《联合画报》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我不能舍弃画报，恰如我不能舍弃家庭一样。” 这些肺腑之言，表达了读者对画报的信任和深情，是对画报的最高奖赏。编辑人员在“编者的话”里回答说:“你们的图片、文字、漫画，使本报生色不少。也可以说，我们今天销行这样普遍，主要还是借了诸位”。“你们的鼓励，是我们这三年来能够不断继续下去的一个主要原因，即使是责备，也更能提醒编辑人员”。读者对画报的热爱与支持，鼓舞着编辑人员的干劲，无论严寒酷暑，遇到困难，都会去战胜。画报与读者间的这种亲密关系，是《联合画报》得以长期生存的袐诀。

舒宗侨曾说:“我想，要不是自私的话，《联合画报》在抗战宣传上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 一点不错，《联合画报》向世界反法西斯人民传播正能量，给人以启迪，以教育，提高人们对正义战争的认识，努力保卫世界和平，隨着时光的流逝，将更显示出它的价值和作用。画报在创刊三周年总结时说:“它使千万的人民得到消息和鼓励，它带给在日军控制下的同胞们以希望，它也尽它微细的力量帮着打仗。”是的，它同沙场上的战士一样，被人们赞誉是投向敌人的“纸弹”，具有强大的杀伤力。战争，不仅需要真枪实弹，流血牺牲，也需要宣传、鼓动和激励，这是一条看不见硝烟、听不到厮杀声的战场，与疆场上的枪林弹雨是两条战线，但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因此，《联合画报》广泛传播，在各个战场，以及沦陷区都能看到，从1944年10月至抗战胜利，美国空军共投下20.7万份画报，对在日本铁蹄蹂躏下的广大同胞是莫大的鼓舞，坚定了必胜的信念，对敌人也是一种攻心战。抗战后期，日军力量消耗殆尽，军心民心动摇，这样的“纸弹”往往比实弹作用更大。在安徽某地，一个日本兵揀到一份画报，画报上有日本本土被炸的照片，他对着中国百姓，在地上划了一个圈，指指中心，意思是日本人在中国被包围，已经出不去了，画报犮挥了瓦解敌人士气的作用。在印、缅前线莽莽丛林中，中国的将士也能看到画报，这使他们感受到与祖国在一起，同呼吸，同命运，增强了战斗力。在解放战争时期，上海《联合画报》站在民主运动的前沿，学校里的进步学生，把画报上民主斗争的图片，批评性、讽刺性漫画，剪贴在黑板上，扩大了画报的影响，给民主运动增添力量。即使在今天出版的《日本侵华图片史料集》，以及报刋上登载的日军侵华暴行图片，有相当部分都是从画报、画史中翻拍的，这些史料弥足珍贵。感谢舒宗侨先生的努力与坚守，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联合画报》和两本画史，实现了创刊时的诺言，记录历史，留住永恆，是世界战场的瞭望台，联合国奋斗的缩影，中国抗日战争的画卷。

那场灭绝人寰的战争离我们已七十年了，但军国主义的阴魂仍在人们身边游荡，我们第二代、笫三代，子子孙孙，没有战争的经历，不懂得当亡国奴的滋味，画报和画史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材，告诉人们不能忘记过去，牢记历史，保卫我们的家园，保卫人类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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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舒宗侨:《新闻出版圈内六十年》，载《上海文史》1991年笫4期。

②舒宗侨:《〈联合画报〉的光辉历程》，载《全国新闻摄影理论年会论文集》1983年。

③舒宗侨:《火热的斗争》，载《记者笔下的抗日战争》人民日报出版社。

④舒宗侨:《画史编者话当年》，载《浙江画报》1984年4月。

⑤周俊元:《舒宗侨在新闻出版界六十年》，载《重庆报史资料》1994年笫18辑。

⑥《舒宗侨造“纸弹”为抗战画史》，载《中国摄影报》2005年8月2日。

⑦朱锦翔:《新闻性画报的开拓者》，载《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笫18辑。

⑧沈飞德:《舒宗侨:再现历史烽火的摄影家》，载《浦江同舟》1995年7月，上海市统战部编。

⑨余家宏:《形象化的爱国主义教材》，载《新闻大学》1990年冬季号。

⑩舒宗侨之女舒似茵提供的资料。

⑾参阅画史及部分《联合画报》。

保真-中国最早的新闻记者之一，复旦大学著名教授-舒宗侨老人信札1封1页。拍品编号：576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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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详

品相：九品

品相描述：品如图，有疑问请提前说出，拍后3天内交割，超过7日不交割将给与投诉------舒宗侨（1913～2007），原籍湖北蒲圻，生于江苏南京。民国21年（1932年）入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1935--1937年任上海《立报》记者，后担任重庆《中央日报》、《扫荡报》编辑和编辑主任。
民国21年（1932年）入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是中国最早的新闻科班出身的记者之一。1935--1937年任上海《立报》记者，后担任重庆《中央日报》、《扫荡报》编辑和编辑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塔斯社记者。民国29年（1940年）任重庆《中央日报》国际新闻编辑、重庆《扫荡报》编辑主任。20世纪40年代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9月25日舒宗侨曾为同盟国家在重庆创办《联合画报》周刊任并任主编，同时兼任复旦大学副教授、四川教育学院教授、美国新闻处画报部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联合画报》移沪出版，转为个人经营，由他独资经营，改出月刊，舒宗侨任主编兼发行人。1946--1949年舒宗侨续编著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国抗战画史》（与曹聚仁合编）、《二次大战照片精华》（与魏守忠合编）、《学生解放运动画史》等画册。　　舒宗侨1941年冬季应章益校长和新闻系主任陈望道的聘请，到迁到北碚的复旦新闻系兼课任教，此后一直在复旦大学兼课任教，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前夕，他用相机记载了（上海解放）这一历史瞬间，也记载了他本人和上海人民一起迎接新上海、新中国诞生的喜悦心情。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1950年舒宗侨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之后被派往华北人民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马列主义。1954年负责建立该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摄影教研组及实验室。1957年夏，全国从开始整风鸣放进入反右运动，上海新闻界不少人受到冲击，舒宗侨被错划成右派，蒙冤22年。1978年后舒宗侨参加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学研究室工作。舒宗侨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讲授了《采访写作》、《新闻编辑》、《新闻摄影》、《外国新闻事业》等课程。除讲课外，还担任《世界新闻事业》季刊的主编与《新闻大学》编委，还曾三次担任过上海市国际影展的评委。1986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退休。他被圈内人士尊重地称为“中国新闻教育界最年长的教授”。舒老一直以复旦人为荣，他多次表示复旦是他的事业发祥地，也是他经受磨难的再生之地。1993年90高龄时被颁以“中国摄影金像奖成就奖”。　　舒宗侨1956年任中国摄影家协会首届常务理事。1978年后担任《世界新闻事业》季刊主编和《新闻大学》编委、新闻学院教授。舒宗侨晚年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名誉理事兼《中国摄影史》编委，中国老年摄影学会理事，上海市老年摄影学会副主席。

林帆[复旦大学新闻系副主任]

曾分别出任复旦大学新闻系副主任，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复旦学报》（文科报）编辑委员等职。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第七、八届）政协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特邀研究员、燕京大学上海校友总干事。在全国省市一级报刊发表过散文杂文累计逾千篇。成为国内知名杂文家。公开出版过的著作有：《新闻写作纵横谈》、《门内门外文谈》（文章结集）、《杂文与杂文写作》、《杂文九讲》，以及杂文散文自选集《老马咏叹调》、《老马咏叹调·续调》和《杂文写作论》等。

新闻学院大事记

1929年

9月复旦大学按照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改科为系，原中国文学科分别设立中国文学系与新闻学系，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正式成立。

此前，复旦大学国文部主任邵力子自1924年年初起开设《新闻学及现代政治》，为复旦大学最早开设的新闻学课程。是年秋，国文部附设“新闻学讲座”，由陈望道主持。1925年8月26日，复旦大学校行政院决定，自是年秋季学期起，国文部扩充为中国文学科，下设文艺系、文艺教育系、新闻系。1926年9月，以新闻系名义正式招生，万世淦、项富春、张吾素三人成为首批新闻学专业学生。1928年年秋，聘《时事新报》主笔陈布雷为新闻学组学生讲授《社论作法》，《时事新报》经理潘公弼主讲《新闻编辑》。1929年春，聘请《时事新报》经理潘公弼主讲《新闻采访》，《申报》编辑主任马崇淦主讲《新闻学》。

复旦大学新闻学系首任系主任为中国文学科谢六逸教授。谢六逸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自1926年2月起在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科任教。谢六逸担任新闻学系主任后，亲自拟定《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简章》，全面阐述其办系思想：“社会教育，有赖报章，然未受文艺陶冶之新闻记者，记事则枯燥无味，词章则迎合下流心理，于社会教育了无关涉。本系之设，即矫正斯弊。从事文艺的新闻记者之养成，即示以正确之文艺观念，复导以新闻编辑之规则，庶几润泽报章，指导社会，言而有文，行而能远。”《简章》提出了新闻学系的培养目标“在养成本国报纸编辑与经营人才”；在教学内容上，“则在灌输新闻学知识，使学生有正确的文艺观念及充分之文学技能，更使之富有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与各种知识，而有指导社会之能力”。在教学方法上，理论与实践并重，学习与研究并重、课内与课外结合；在课程设置上，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先基础课而后专业课，循序渐进。谢六逸还聘请《申报》总经理助理戈公振、《时事新报》编辑周孝庵、《申报》编辑赵君豪等业界著名人士来新闻学系主讲《中国报学史》、《新闻编辑》、《新闻学》等课程。

同月马思途等学生发起成立复旦大学新闻学会。

1930年

2月聘请《申报》编辑赵君豪等来新闻系兼课。

4月新闻学系编辑的《新闻学系纪念刊》由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出版。

12月增设新闻学必修课多种，延聘邴勋速记发明人杨邴勋及黄天鹏、郭步陶等来系任课。

是年《教育杂志》（1930年12月号）刊登谢六逸文章《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阐述谢六逸的新闻教育思想及其理论研究成果。在黄天鹏捐献大批资料的基础上，建立新闻学研究室，由黄天鹏兼任室主任。由学生徐叔明等创办并负责编辑、谢六逸亲自指导的校刊《新闻世界》半月刊创刊。学生陶良鹤的毕业论文《最新应用新闻学》由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出版。

1931年

1月学生杜绍文（又名杜超彬）的毕业论文《新闻政策》、郭贞一（女，又名郭箴一）的毕业论文《上海报纸改革论》，由复旦大学新闻学会作为“新闻学丛书”公开出版。杜超彬著的《最近百年中日两国新闻事业之比较观》也由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出版。

是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聘请谢六逸制定大学新闻系课程及设备标准，作为国内各大学新闻系的准绳。复新通讯社成立。学生黄奂若创办《明日的新闻》半月刊。

1932年

9月15日《申报》第1版刊出复新通讯社社长何名忠采访19路军翁照垣旅长的通讯《上海血战经过》。

9月复旦大学成立文、理、商、法4个学院。新闻学系隶属文学院，谢六逸继续担任新闻学系主任。

1933年

1月学生伍应衡所著《中国报纸研究》出版。

3月《申报》为纪念创刊60周年，特创办“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师资与教材的编写绝大部分由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承担。

10月 “复旦大学新闻学会丛书”《新闻学论集》由上海汉文正楷印书局出版。该书由学生管昭微主编，内收论文、讲演20篇，谢六逸作序。

1934年

9月由师生认股创立的复旦印刷所开业，由毕业生沈有秩承包。

是年学生唐克明创办的《新闻学期刊》出版。

1935年

10月为庆祝复旦大学30周年校庆，新闻学系举办“首届世界报纸展览会”，被誉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创举”。此前，校长李登辉亲自担任筹备会会长，系主任谢六逸任副会长，组织和指导新闻系四年级学生舒宗侨、唐克明、夏仁麟、盛澄世、盛维棨等具体筹办。展览会为期一个星期，参观者近万人，展出了本国报纸1500多种，分别来自33个国家的外国报纸500多种，其中包括1833年出版的美国《太阳报》的创刊号、1872年出版的《申报》创刊号等。此外，报展上还展示了报纸生产的过程，稿件、校样、铅字和印刷机等都成了被展览的对象。这次报展的资料，后结集为《世界报纸展览会纪念专辑》于1936年公开出版。复旦新闻学系主办的《新闻世界》杂志出版。

1936年

是年，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编的《报展纪念刊：上海复旦大学三十周年纪念世界报纸展览会纪念刊》由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出版。

是年，谢六逸编著的《通讯练习：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讲义之四》、其编辑的《国际新闻事业：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讲义之十二》和《新闻储藏研究：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讲义之六》由上海申报馆出版。

1937年

4月2日《时事新报》刊出新闻学系为即将举办的第二届世界报纸展览会征求展品的广告。

11月上海沦陷后，复旦大学与大夏大学组织临时联合大学，复旦大学作为第一部分迁往江西庐山牯岭。系主任谢六逸因故未去庐山，由文学院院长伍蠡甫代理系主任工作。

是年，新闻学系修订该系课程设置大纲，规定以“灌输新闻学知识，培养编辑采访技能”，“养成本国报馆的编辑和经营人才”为办系宗旨。大纲除规定该系必修课程外，还规定该系学生以政治学系或经济学系为辅系，必须在其中一个辅系修满12个学分课程。

1938年

2月复旦大学大部分师生迁往重庆北碚复校。

3月1日谢六逸从上海来到重庆。

8月谢六逸辞去系主任回故乡贵阳，《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兼任系主任，《中央日报》总编辑刘光炎处理日常系务。胡健中、刘光炎、赵敏恒应聘主讲新闻业务课程。

是年秋新闻系迁往重庆菜园坝上课。

1941年

5月敌机轮番轰炸重庆，新闻学系高年级学生迁往化龙桥复旦中学内上课。

9月系主任程沧波被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往香港担任《星岛日报》总主笔，陈望道代理系主任工作。

10月新闻学系在重庆百龄餐厅招待新闻界人士，并听取他们对新闻教育的意见。

1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私立复旦大学改为国立复旦大学。

1942年

9月陈望道正式接任系主任，倡导民主办学，把“宣扬真理、改革社会”作为办系指导原则，鼓励学生“有胆有识”、“学有专长”。

1943年

2月陈望道为了解决学生实习困难，恢复复新通讯社，自任社长，李光诒任总编辑，每五日发油印稿一次，向重庆各报免费提供以北碚地区为主的新闻材料。学生轮流在复新通讯社实习。

4月陈望道提出“好学力行”四字作为新闻学系系铭。

是年秋在陈望道系主任的支持下，复旦大学新闻学会于每周六晚上举办“新闻晚会”。每次晚会通常有一个主题，如“新闻与政治”、“中国将向何处去”、“我们的出路何在”等，形式有研究时事的座谈会、学术争鸣的报告会、辩论会等，参加者不限于新闻学系师生。新闻晚会实际上是中共复旦地下党支部以复旦大学新闻学会的名义组织的聚会活动，中共地下党经常通过新闻晚会宣传自己进步主张。至1946年6月，新闻晚会共举办110次。

1944年

4月陈望道发起创建新闻馆，并预定建馆筹款100万元，半年内即募得150多万元。

9月1日复旦大学新闻馆举行奠基典礼，该馆位于夏坝校园西北角，图纸由土木工程系师生设计。

9月修订新闻学系培养方案，由原规定的四年制136个学分增加到146个学分，由原来的不分组改为高年级（三、四年级）学生按兴趣与专长分设文史哲组、财政金融组、政治外交组，选修相关课程。

是年陈望道创办铅印小报《复旦新闻》，以复旦大学新闻学会名义出版，作为学生实习基地。

1945年

4月由陈望道发起、社会募捐筹建的复旦大学新闻馆建成。新闻馆为西式平房，面积400平方米，设施齐全，内设图书室、阅览室、印刷房、编辑室、收音广播室、会议室等，成为新闻学系学生学习、实习的主要场所。馆内悬挂系铭“好学力行”，馆门口悬挂对联“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同月5日，复旦大学新闻馆举行开馆典礼，邵力子及其夫人傅学文、萧同兹、王芸生、潘梓年、胡秋原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及复旦师生共600余人参加了典礼。于右任在发来的贺信中说：“新闻馆落成庆祝的意义，决不止平常添设几个房舍，而是这馆舍命名的含义，中国新闻事业与复旦，在过去已有密切的关系，在未来更有远大的展望。”陈望道在发言中说：“在中国，新闻教育机关急需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充实教学的设备与内容，使有志新闻事业的青年更能学以致用。二是如何与新闻事业机关取得更密切之联系，使学与用更不至于脱节。筹建新闻馆，便是想尝试解决第一个问题的一部分，以为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基础。”同日，新闻学系举办第二次“世界报刊展览会”，展出国内外报刊上千种。

8月8日复旦新闻学系创办人、首任系主任谢六逸在贵阳去世。

8月陈望道担任新闻学研究室主任。

1946年

3月复旦大学“新新闻社”成立，社长张树勋，指导教师曹亨闻，出版有《复旦新新闻》。

4月复旦大学师生准备复员返沪，新闻学系复员委员会筹备会成立，系主任陈望道为主任委员。5月，新闻系复员委员会正式成立。

6月新闻学系随同学校一起迁回上海江湾。新闻界知名人士赵敏恒、杜绍文、袁伦仁、卜少夫、萧乾、储安平等应聘在新闻学系兼课。

10月上海鼎鑫纱厂老板雷锡璋出资设立“雷霖苍先生新闻奖学金”。

12月30日新闻、外文、中文等系学生会在女生食堂召开反美抗暴大会，抗议美军强暴前北京大学女生，有500余名同学参加，当场募得捐款24万元。次日晚，学生再次集会，商议游行事宜，并当场又募得捐款24万元。

1947年

4月28日新闻学系学生举行主题为“五四的道路”的座谈会。

12月自该学期起，新闻学系每周六的“新闻晚会”改为“新闻座谈会”。12日，举行首次“新闻座谈会”，座谈内容为“展望伦敦外长会议”，萧乾出席指导。系主任陈望道在会上表示，嗣后座谈内容，除纯学术方面外，应偏重新闻学理论及实际之检讨。

是年舒宗侨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和曹聚仁、舒宗侨编著的《中国抗战画史》先后出版。二次大战和中国抗战刚结束，舒宗侨以其新闻记者所具有的敏锐的眼光，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有关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斗争业绩、包括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抗战业绩的图片，给我们留下了一幅中国抗战的全景图。这两部具有国际影响和历史价值的新闻摄影作品集，曾在远东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上被用作物证材料。

1948年

是年系友胡其芬（又名胡南）、系友胡作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

1949年

2月新闻学系学生、地下党员程极明在竞选中胜出，担任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复旦大学师生员工应变委员会成立，系主任陈望道作为教工代表、程极明作为学生代表担任该委员会副主席。

4月5日为庆祝陈望道先生执教30周年暨五十九岁寿辰，以及由他创建的“新闻馆”成立四周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师生主办了隆重的庆祝会。于右任从南京寄赠“记者之师”立轴一幅。出席盛会的还有其他系的代表以及社会各界名流、学者代表。

4月系友王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杀害。

6月上海自5月27日解放后，系主任陈望道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长和复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新闻学系学生程极明当选上海市学联组织部长。大批同学参加南下工作队。

8月上海暨南大学奉令停办，该校新闻系58人转入复旦大学新闻学系。

9月13日由于陈望道校务繁忙，曹亨闻代理系主任工作。

9月中国新闻专科学校解散，该校31人经甄别考试后被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录取。

10月在陈望道的倡议下，新闻学系开设新文字课程，由倪海曙主讲。

1950年

2月聘请徐铸成、陆诒、王芸生兼任，倪海曙、唐亚伟兼任。

4月7日学生甘传昌（王水）在革命工作中遭土匪暗杀。次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甘传昌烈士称号。

7月7日陈望道因校务繁忙辞去系主任一职。

7月14日《解放日报》社长恽逸群应聘兼任系主任。7月20日，恽逸群来校就职。恽逸群接任系主任后，提出“兼容并蓄”的办学方针：一方面继续陈望道的民主传统，另一方面加强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新闻业务教育，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要求学生关心时事，接触实际，锻炼实际工作能力；对教师队伍，既留用了一些老教师，又吸收了一些革命干部来系任教；在教学制度方面，既保留原来行之有效的美国制度，采用四年学制和学分制，高年级生除学习新闻主课外，还要选修政治法律、财经、文教、国际宣传四门课中的一门，培养一专多能的学识，又采用了一些适应新时期的新方式，在课程中增加马列主义内容，并规定教师定期带领学生到各报去实习。

8月华东新闻学院教务长王中调复旦工作，后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政治课教学委员会主任，主管全校政治课教学工作，同时在新闻学系担任教授。

10月恽逸群因工作繁忙，委托王中代理系主任工作。已停办的华东新闻学院教师余家宏、杜月村等调入新闻学系任教。为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精简课时，四年本科总学分由146个学分改为136个学分，高年级学生划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与国际宣传四个组选修相关课程。

1951年

4月舒宗桥等8位新闻学系教师被派往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研究院学习。

5月22日复旦通讯社成立。

9月11日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停止招生，12位学生并入新闻学系。

10月7日新闻学系学生103人和曹亨闻、赵敏恒、蒋孔阳、杜月村、朱振华5位教师去皖北参加土改，至1952年初结束回系。

1952年

3月11日中共复旦大学党委成立。下设外文新闻联合支部，徐震任书记。

9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停办，教师汪英宾、伍必熙和学生44人转入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在教学工作上全面学习苏联经验，取消学分制与分组制，培养目标改为“有巩固基础、发展前途的新闻文字工作者”。

10月王中担任系主任。原系主任恽逸群受到错误处分后被免去系主任职。

是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因苏联只有党校才办新闻系，有关部门曾拟停办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后由陈望道力争后才得以保留。

1953年

1月新闻外文联合党支部成立，徐震任书记。

9月26日中文新闻联合党支部成立，宓殿群任书记、章培恒任副书记。

12月14日新闻学系党支部成立，郭仁杰任书记、徐泽任副书记。

1954年

4月系主任王中参加北京大学新闻专业教学计划讨论会，带回苏联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教学计划，自6月起按照苏联莫斯科大学模式全面修订专业教学计划。

9月22日校行政会议讨论通过新设或调整后的教研组及负责人名单，其中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教研组主任为曹亨闻，新闻采访与写作教研组主任为赵敏恒。

9月新闻学系党支部首次成立支部委员会，盛善珠任书记。

是年将《新闻学概论》、《新闻编辑》和《报纸群众工作》3门课程合并为《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1门课程，并参照苏联的教学大纲与教材讲授。

1955年

2月新闻学系分别成立三个支部：教师党支部，支书朱永嘉；新四支部，支书朱永珍；新二、新三联合支部，支书徐泽，副书记张黎洲。新闻学系恢复学生撰写学年论文制度。

9月新闻学系党总支成立，朱永嘉任书记、徐培汀任副书记。按苏联模式，新闻学系学制由4年改为5年。

是年新闻学系资料室成立，宁树藩、余家宏先后兼任资料室主任。

1956年

2月恢复毕业论文撰写制度。此前，因政治运动频繁，1949年至1955年毕业的学生无须撰写毕业论文。

2月1日至8日苏联专家、基辅大学新闻系主任斯洛保加钮克来系讲学，与此同时，两位教师去北京向苏联专家学习。

3月19日系内铅印刊物《新闻学译丛》第一期出版，郑北渭任主编，译载苏联有关报刊和宣传工作的重要论文、文件13篇。至1957年6月该刊共出版了5期。该刊还发表介绍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和日本《朝日新闻》的文章，在国内率先介绍西方传播学，将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一词翻译为“群众心理交通”、“群众思想交通”等。

5月举办中国报刊史料展览会，展出各类报刊400余种。

7—8月王中等组成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教师考察团，去无锡《工人生活报》、南京《新华日报》、济南《大众日报》、青岛《青岛日报》考察报纸工作改革情况。在考察期间，王中和教师郑北渭、张四维应邀为报社同志作学术报告。

9月8日新闻学系党总支改选，徐震任书记、张黎洲任副书记。

9月王中提出“破除迷信、坚定信心，组织力量，调动因素”的办系方针，将《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课程改为《新闻学原理》和《新闻编辑》2门课程。王中编写成《新闻学原理大纲》18章，并向全系教师征求意见。

11月新闻学系邀请报界前辈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举行座谈会，舒新城、顾廷龙、胡道静等出席。24日，舒宗侨在系学术会议上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

是年摄影实验室成立。

1957年

1—3月王中多次应邀在解放日报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讲学。

2月新闻学系与生物学系迁入面积6400平方米的1400号大楼。

3月徐震调任校团委书记，吕梁接任党总支书记。

5月首都第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召开，王中应邀作《上海新闻界的争鸣》发言。

6月《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办报要有立场》，批判王中的新闻观点。

6—8月第二次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反右派斗争在新闻界展开，王中被重点批判。

8月21日校党委和新闻学系联合召开大会，批判、揭发党内“右派”分子王中的所谓“反党”言行。

8—9月因反右斗争需要，校党委派出两个工作组进驻新闻学系，一为盛华带队的教师工作组，另一为王文梅带队的学生工作组。

9月王中被停止工作。邹剑秋担任系党总支书记。12月，校党委正式任命邹剑秋担任系党总支书记，吕梁担任副书记。

10月开设“新闻学专题讲座”，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新闻日报社总编辑刘思慕等多次来系作演讲。

12月为加强对新闻学系的领导，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副主任丁树奇、教员李龙牧和《人民日报》记者陆灏奉调来系工作，丁树奇主持系务工作。

是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内部教学材料《坚持社会主义办报路线肃清资产阶级办报思想》。

是年新闻学系学生25人、教师7人被错划为右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部得到改正。

1958年

3月12日丁树奇正式任系主任。

3月王中等10人被错划为右派。

6月1日新闻学系等复旦5个系的教职员工共200余人，去北郊区葑溪乡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参加田间劳动。

9月27日 360多名师生赴宝山县跃进人民公社参加为期一年的生产劳动。

11月部分师生去上海第五钢厂、上海市建筑工程局参加劳动和办基层报纸。

12月徐震被任命为系党总支书记、吕梁为副书记。

1959年

2月在总结1958年贯彻教育方针经验的基础上，重新修订教学计划。

4月14日吕梁被任命为系副主任。

11月李龙牧提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大系》编写计划。

是年《中国报刊研究文集》、《中国报刊评论选》、《中国报刊通讯报告选》三书先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新闻学系新闻采访与写作教研组编写的教材《采访·写作·编辑》出内部铅印本，新闻史教研组编写的教材《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新闻事业史》出内部油印本。

1960年

5月24日伍必熙被任命为系副主任。

7月20日系主任丁树奇调《解放日报》工作，副系主任伍必熙主持系务。

1961年

9月招收新闻学研究生二名，由李龙牧任导师。这是我国高校新闻学首次招收研究生。

10月25日根据“高教六十条”精神，新闻学系一年级试行班（年级）主任制度。

12月26日李龙牧被任命为新闻学系副主任。

1962年

4月吕梁任系党总支书记。

是年设立课余“学习小组”，根据学生的业务专长或爱好，分别请教师辅导，力求学有所长。在师生中倡导学习古典文学著作、经典理论著作和写作练习（练笔），随后形成“两典一笔”的办系思路。

1963年

2月李龙牧主持制订《新闻系教学和科研工作规划要点》。

12月一、二、三年级学生和部分教授去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年级学生和部分教师留在学校继续进行教学活动。

1964年

1月师生开始轮流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5年

7月吕梁调北京工作，伍必熙代理系党总支书记一职。

是年全系师生下乡“四清”，正常的教学秩序被完全打乱。

1966年

2月严瑾任系党总支书记。

6月22日，因“文化大革命”爆发，系副主任伍必熙被停止工作，由姚守中主持系务及党总支工作。

是年招生停止，教学与科研活动全部中断。

1967年

7月8日学生吴聚芳被任命为系革委会主任、伍必熙为副主任。

1968年

5月学生刘凤伍被任命为系革委会主任、教师张骏德为副主任。

10月4日新闻学系开办“清理整治队伍”的“抗大学习班”，教职工集中住宿在该系办公楼200号内，睡地铺、搞军训、写交代，被称之为“生活军事化、战斗化”，实为变相的隔离审查。

1969年

12月党组织生活恢复，工宣队曹正权任系党支部书记。

1970年

11月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入学。至1976年共招收了6批学员。

12月曹正权被任命为系革委会主任、陈培发为副主任。曹正权任系党支部书记，夏乾丰任副书记。

1972年

7月7日曹正权任系党支部书记、严瑾任副书记。

1973年

6月27日系党总支恢复，胡爱本任书记，曹正权、严瑾任副书记。

1976年

2月9日系党总支改选，胡爱本任书记，严瑾、沈根兴任副书记。

1977年

10月29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复旦大学党委委员、革委会主任陈望道因病于华东医院逝世，享年87岁。

11月系党总支改选，刘振丰任书记，严瑾任副书记（1978年1月调经济系任总支书记，同年12月11日由姜厚仁接任）、苏惠渔（1979年7月调华东政法学院工作后，由夏乾丰接任）。

12月9日丁淦林被任命为系革委会副主任，主持系务。

是年为加强学生教学，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须去新闻单位实习两次，一次到地市报实习3个月，一次到省市报实习一个学期（约5个月）。新闻学系编印《读报·用报·评报》内部教学材料。

1978年

春高考恢复后招收的第一批四年制新闻学专业本科生入学。

3月建立了新闻研究室，恢复了20世纪30年代的传统设置，余家宏任主任。1988年随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成立，新闻研究室扩建为新闻研究所。

7月 “文革”结束后国内编印的第一份新闻学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季刊）创刊，郑北渭担任主编。发表郑北渭的《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共传播学》，为改革开放后第一篇介绍西方传播学的文章。

8月23日李龙牧、余家宏、丁淦林被任命为副系主任，李龙牧主持系务。

9月高考恢复后招收的第二批四年制新闻学专业本科生、第一批招收的硕士研究生入学。

10月日本著名新闻学者、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内川芳美来系访问。

是年新闻理论教研组编印的内部教学材料《新闻学概论》（初稿）、新闻采访写作教研组编印的《采写经验选（教学用书）》、《消息选》和新闻摄影教研室编印的《新闻摄影：摄影技术讲义（教学用书）》问世。新闻史教研组1959年编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新闻事业史》重印（内部铅印）。

1979年

1月复旦大学党委认定王中的“极右分子”问题属于错划，决定予以改正，恢复王中的党籍、职称与行政职务。

5月系内油印刊物《新闻学研究》问世，先后由余家宏、夏鼎铭、徐培汀主编，出至1985年3月共出50期。

6月27日至7月4日粉碎“四人帮”后举行的首次全国性新闻理论研讨会 “新闻理论教学座谈会”召开，由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暨南大学新闻系、广西大学新闻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等新闻单位参加，讨论新形势下的新闻理论的教学与研究问题。

7月12日王晓望、陶维佳、刘晓虹3名1977级本科生在黄山路遇邓小平，邓小平在王晓望、陶维佳、刘晓虹、陈静溪4人的学生证上签名留念。

7月《复旦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文章《重新评价王中的新闻理论》，为王中新闻思想平反。

9月王中复出担任系主任，后又兼任复旦大学分校校长。王中主持系务后，改教研组为教研室，分设新闻理论、新闻采访与写作、编辑与评论、文选与习作、新闻摄影、广播与电视6个教研室。

是年新闻理论教研组编印的内部教学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新闻论著选读》和采访写作教研室编印的《通讯选（1-3）》问世。

1980年

1月26日新闻学系5位本科生用数学方法分析统计，就当天各新闻媒体报道宣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方式和速率进行调查。这是我国最早使用传播学理论和现代民意测验法所做的调查之一。

2月在中国大陆率先开设《传播学》课程，初为选修课程，至1986年改为必修课程。

3月《外国新闻事业资料》改名为《世界新闻事业》（季刊），由舒宗侨主编，同年9月停刊。

9月10日胡志寰、夏乾丰（1983年3月8日去职后由陈培发接任）任党总支副书记，胡志寰主持总支工作。

11月系行政班子改选，王中任系主任。丁淦林、林帆、叶春华任副主任。

是年新闻学系编写的《人民的喉舌：韬奋论报刊》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新闻学系编辑的《报纸编辑工作文选》内部教学材料由解放日报社印行。叶春华著《新闻写作研究》内部教学资料由江汉石油报社印行。

1981年

5月大型学术季刊《新闻大学》创刊，由国家教育部主管，复旦大学主办，王中任主编，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为国内新闻传播界质量较高、影响力强的权威学术刊物。

是年建立新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点，学制为三年。招收自费走读生（专科）38人。开办记者编辑进修班，有来自12个省市的学员48人。开始招收海外留学生。王中教授被聘请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1982年

3月系内刊物《新闻学术情报》问世，徐培汀任主编，出至1984年12月共出15期。

4月美国著名传播学大师宣伟伯（威尔伯·施拉姆）来系访问。

是年派研究生赴美国夏威夷大学学习，此后每年都派人出国留学。

1983年

4月5日陈培发任系党总支书记。

4月8日董荣华、胡志寰被任命为系副主任，董荣华主持系务。

8月30日首届双学位国际新闻专业举行开学典礼。该专业主要为新华通讯社定向培养国际报道人才，生源从三年级学生中择优录取，经过两年新闻专业培训，毕业时授予原专业和现专业的两个学士学位。该专业首届学生为17人。

9月建立书刊编辑专业，至1989年7月停办。系行政班子改选，徐震任系主任，董荣华（董荣华病休后由陈培发代理）、胡志寰、胡正娥任副系主任。

是年李龙牧撰写的论文《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与发展》获上海市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奖。周胜林著《通讯写作浅探》由新疆日报社出版社出版。

1984年

1月系党总支改选，陈培发任书记，秦绍德任副书记（4月秦调党委宣传部工作后，由居延安代理）。新建新闻学专业博士点，学制为三年，王中被遴选为国内第一批新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9月新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

是年新建新闻学专业专科国家自学考试点，徐震任主任。余家宏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现改名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成立，王中任副会长。宁树藩撰写的论文《中国新闻史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获上海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奖。新闻学系采访写作教研室张骏德负责，周胜林、张骏德、刘海贵等编写的《新闻采访与写作》和《消息选评》分别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新闻采访与写作》一书列入国家教委文科教材计划，后再版7次，全国发行量共30多万册。

1985年

6月11—13日传播学学科研讨会召开，由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中心（筹）、新闻学系和上海市委宣传部思想教育研究室联合主办。

6月13日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成立，徐震任主任，郑北渭任顾问，由新闻学系代管。该中心主要研究理论传播学和应用传播学，为我国第一所高校传播学研究机构。

8月复旦大学北京校友会新闻出版分会成立，史习传当选副会长。

是年招收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共2名。举办助教进修班，有学员17人。李龙牧著《中国新闻事业史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新闻理论教研室编写的《新闻学概论》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李良荣著《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新闻摄影教研组编写的《摄影基础教程》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周胜林著《新闻通讯写作述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周胜林、严硕勤编写的《新闻采访写作参考资料》、《中国新闻通讯选》和《新闻采访写作教程》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张骏德选编的《中外名记者采写经验谈》由合肥新闻刊授大学印行。

1986年

3月举办第一期地市报纸总编辑进修班。

5月吴圣苓任系党总支书记，朱金荣任副书记。

7月宁树藩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

是年李龙牧著《中国新闻事业史稿》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奖。林帆撰写的论文《新闻是“事学”》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论文奖。宁树藩撰写的论文《中国新闻史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获1979～1985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论文奖。新闻学系新闻史教研室编写的《简明中国新闻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至此，新闻学系教师编写的“新闻学基础教材丛书”历时3年全部出齐，为国内出版的第一套比较完整的新闻学教材。丁淦林主编的《邹韬奋论报刊》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丁淦林和谭启泰合著的《邹韬奋年谱》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张骏德、刘海贵著《新闻心理学》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版。

1987年

1月系副主任陈培发调艺术研究室工作，李良荣代理系副主任职。

5月新闻学系与上海市新闻学会合办第一期新闻专业证书班，学制两年。

9月举办第二期地市报纸总编辑进修班，举办全国摄影进修班，有来自22个省市的学员55人。

11月复旦大学新闻系采访写作教研室（张骏德负责，周胜林、张骏德、刘海贵等）编写的《消息选评》（新闻学基础教材丛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版。

是年新闻学系新闻史教研室编注、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史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童兵、书轩编写的《企业报理论与实践》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8年

1月22日李龙牧编写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和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工作的系友郑兴东等编著的《报纸编辑学》获国家教育委员会评选的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3月举办第三期地市报纸总编辑进修班。

6月10日经教育部批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成立，由原新闻学系扩建而成，为国内高校最先建立的新闻学院。徐震任院长，林帆、李良荣任副院长。学院下设新闻系、新闻研究所以及国际新闻、广播电视等专业。叶春华任新闻系主任、刘海贵任副主任，丁淦林任新闻研究所所长、夏鼎铭任副所长。

10月学院党总支改选，吴圣苓任书记，朱金荣（1989年10月调离学院）、张子让（1990年底由顾昕代理）任副书记。

1989年

3月张骏德、刘炳文编写的《新闻采访原理与技法》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陈继超、张骏德著《摄影基础知识与技能》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9月院长徐震病休，副院长林帆主持学院工作。

是年新生赴南昌陆军学院学习一年。宁树藩担任中国新闻史学会首届副会长。童兵著《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李良荣主编《宣传学导论》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0年

3月新闻学系采访写作教研室（张骏德负责，周胜林、张骏德、刘海贵等）编写的《通讯选评》（新闻学基础教材丛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5月首届《人民日报》新闻教育奖学金颁奖仪式举行，秦绍德等9位学生获奖。

6月张骏德、石镇国编著的《新闻写作阶梯》由上海翻译出版社出版。

9月丁淦林任新闻学院院长，吴圣苓、李良荣任副院长。后陈培发任副院长。丁淦林兼任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系系主任、新闻研究所所长。

11月丁淦林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

12月刘炳文、张骏德著《新闻写作创新与技巧》，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版。

1991年

6月夏鼎铭编著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报刊理论与实践》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7月秦绍德任学院党总支书记。张子让、顾昕任副书记。

是年宁树藩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丁淦林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特邀理事（各一届）。丁淦林任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后由陈桂兰、黄芝晓、赵凯等接任）。刘海贵、尹德刚编写的《新闻采访写作新编》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2年

　　4月3日经校务会议同意，聘请新华社社长穆青、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朱穆之、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解放日报》总编辑丁锡满、《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总编辑周瑞金、上海广播电视局局长龚学平、《新民晚报》总编辑丁法章为新闻学院兼职教授。

12月4日经校务会议同意，设立“陈望道新闻教育奖”。

是年在系友帮助下，设立“培养跨世纪新闻人才奖教助学金”，由台湾著名学者、香港盈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国际文教基金会理事长南怀瑾资助。姚福申著《中国编辑史》获上海市（1990-1991）优秀图书二等奖、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新闻学优秀成果奖。

1993年

3月张子让任学院党总支书记。

4月24日 “祝贺王中从事新闻工作55周年暨新闻理论研讨会”召开，历届毕业生代表与在校师生近二百人出席。

6月8日新闻学院原院长、著名杂文家徐震因病逝世，终年64岁。

7月14日经校长办公会议决定，聘请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邵华泽、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李仁臣、《新体育》杂志社总编辑何慧娴为新闻学院兼职。

10月周胜林著《高级新闻写作》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12月陈桂兰担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院长，陈培发、张子让、裘正义任副院长。

是年设立传播学硕士点。发起评选华东企业报好新闻活动，由复旦大学对入选优秀作品进行评析，得奖作品后结集为《华东企业报好新闻作品选评》一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李良荣、刘海贵、尹德刚著《新闻教学实习》获上海市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市三等奖。宁树藩撰写的论文《中国新闻史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奖。秦绍德著《上海近代报刊史论》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秦绍德著《宣传心理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4年

6月21日 “新闻职业道德教育与人才培养”研讨会由上海市记协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召开。

9月建立广告学专业，并招收首批本科生。

10月8日原新闻学系主任、著名新闻学者、新闻教育家王中逝世，享年81岁。

10月26日东方广播电台被确定为学院在上海市的第一家教学实习基地。

是年尹德刚任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宁树藩撰写的论文《中国新闻史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再次获得1993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秦绍德著《上海近代报刊史论》获1986～1993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类二等奖。童兵著《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5年

1月13日上海市副市长龚学平被聘请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名誉院长。

4月建立新闻学院董事会，由贾树枚任董事长，同时设立“中国复旦新闻教育发展基金”。

5月19日新闻学院举办“迎接21世纪中国新闻业务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80多位专家和新闻界领导出席会议，中宣部副部长龚心翰发来贺词。

是年尹德刚任学院副院长。李龙牧获邹韬奋园丁奖特等奖，丁淦林、余家宏、宁树藩获一等奖。徐培汀、裘正义著《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获教育部第一届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颜志刚著《摄影技艺教程》获国家教委第三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张国良、裘正义、潘玉鹏编写的《传播学原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6年

3月12日 ’96全国报业经营管理现状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由上海市报业协会、广东省报业协会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主办。

6月陈桂兰任新闻学院院长，王群任学院党总支书记。

9月张骏德被选聘为上海市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任期至2005年7月。

是年徐培汀、裘正义著《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获第三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林帆著《新闻是“事学”》获上海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

是年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学被列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丁淦林担任编写组召集人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大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张骏德著《现代广播电视新闻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上海市报协、广东省报协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编辑的《中国报业现状与趋势》由上海百家出版社出版。朱辉、周胜林著《当代办报策略与新闻采写艺术》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刘海贵著《现代新闻采访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朱辉、周胜林著《当代办报策略与新闻采写艺术》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7年

5月29日蔡冠深复旦大学教育基金签约仪式举行。首批基金200万元人民币到位并用于资助新闻学院发展。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校长杨福家等领导出席仪式并亲切会见我校校董、香港新华集团总裁蔡冠深先生。

5月丁淦林教授被聘请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8月黄瑚撰写的论文《调查新闻职业道德现状，四家新闻院系提出报告》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第七届中国新闻奖（1996年度）评选中获新闻论文三等奖。该论文发在《新闻记者》1996年第4期，1996年4月15日出版。

10月周胜林著《高级新闻写作》（第二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李良荣著《西方新闻事业概论》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12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丁淦林被聘为委员。张骏德著《现代广播电视新闻学》被评为1997年度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张骏德撰写的论文《论采访中的心理感应规律》获第7届中国新闻奖优秀论文二等奖。尹德刚、周胜林著《当代新闻写作》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陈桂兰主编的《新闻职业道德教程》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是年副院长陈培发退休，刘海贵接任副院长一职。黄旦著《新闻传播学》（修订本）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张骏德、刘海贵著《新闻心理学》（修订本）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刘海贵著《当代新闻采访》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陆晔著《电视时代：中国电视新闻传播》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周胜林著《高级新闻写作》和《高级新闻写作》（修订本）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丁法章主编，张骏德、程士安、曾建雄博士著《新闻评论学》（第二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竹内郁郎著、张国良译《大众传播社会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8年

2月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3月黄瑚著《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5月宁树藩、丁淦林、秦绍德任中国新闻史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副会长。张骏德任中国新闻心理学会副会长。

10月我院95、96级本科大学生在校园陈望道铜像前举行提倡“绿色新闻”、加强新闻职业道德的宣誓仪式，有15家新闻单位播发此新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龚学平收到我院95、96级学生实习汇报后，给同学撰写题为《塑造高尚人格，提倡创业精神》的长篇回信。

是年设立传播学博士点。张国良任副院长。上海证券报社在本校设立新闻教育奖学金。李良荣撰写的论文《十五年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获教育部第二届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论文三等奖。吕新雨撰写的论文《人类生存之镜——论记录片的本体理论与美学风格》获上海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二等奖。丁淦林著《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获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李良荣著《西方新闻事业概论》获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三等奖。刘海贵著《当代新闻采访》获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三等奖。张国良著《现代大众传播学》获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三等奖。张骏德著《现代广播电视新闻学》获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三等奖。周胜林撰写的《提高正面报道的宣传艺术》获得首届上海新闻论文奖二等奖。陆晔的电视作品《中国基因抢夺战》获第七届上海新闻奖（1997年度）一等奖、第八届中国新闻奖（1997年度）电视评论三等奖。黄瑚著《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丁淦林等著《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刘海贵主编的《知名记者新闻业务讲稿》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9年

1月14日全球最大的公共关系专业顾问公司——博雅公共关系有限公司创始董事长、被誉为“现代公共关系之父”的哈罗德·博森先生一行与王生洪校长举行“博雅复旦新闻教育奖学金”的签约仪式。

3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成立，为我国第一个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丁淦林任站长。袁蓉芳、周胜林著《新闻采访写作学》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5月在原有的电子排版实验室的基础上建成电子采编实验室，为国内首创，可实现网上信息采集、写稿、编稿、排版到输出报纸大样的电子化。张子让任学院党总支书记。

6月14日为纪念著名新闻教育家、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创办者顾执中先生，北京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出资15万元，在新闻学院设立顾执中新闻教育奖学基金。

8月黄瑚著《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11月复旦大学新闻教育七十周年庆典暨首届京沪新闻学术研讨会、第六届全国传播学术研讨会召开。7日，举行新闻学院建系七十周年庆祝活动，来自全国各地新闻界、教育界、学术界的系友及新闻学院1000余人参加了庆祝活动。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金炳华、全国记协党组书记兼常务副主席郑梦熊等出席会议。陈桂兰主编《薪继火传——复旦大学新闻传播论文集（1929-1999）》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是年陈桂兰、张骏德、赵民合作撰写的论文《试论我国电视业的法制化管理》获第9届中国新闻奖优秀论文二等奖。姚福申撰写的论文《论新闻舆论的引导方式》获第九届中国新闻奖论文三等奖。张子让撰写的论文《国际互联网对西方新闻圈的影响》获第二届上海新闻论文奖二等奖。周胜林著《当代新闻写作》获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三等奖。陈桂兰、章平撰写的论文《试析经济体制改革与报业经营》获“新中国成立50周年百篇优秀新闻论文奖”，该文发表在《新闻界》1999年第二期。童兵、展江、郭青青著《新闻传播学原理》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李良荣著《新闻学导论》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童兵主编《中西新闻比较论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2000年

5月22日新闻传播学博士点成为国内首批具有一级学科授予权的博士点。

8月燕爽任学院党总支书记。

9月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新闻学专业(本科)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12月黄芝晓任新闻学院院长。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成立，由新闻学院代管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改建而成，由张国良任中心主任。翌年初，该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为当时全国高校中唯一的传播学研究基地。

是年张国良撰写的论文《面向21世纪的上海市民与媒介文化》获上海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二等奖、上海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殷晓蓉著《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经验主义和批判学派的视域及其比较》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童兵著《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1年

3月张国良主编的《新闻媒介与社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黄瑚著《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4月21日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殷一璀、副市长周慕尧等来校调研，听取学校教学科研和重大工程建设情况的汇报，并就复旦大学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共建新闻学院一事进行商谈。

6月新建广告学系和广播电视学系。李良荣被聘为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海贵、张国良被聘为委员。

12月19日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行，此后该论坛每年举行一次，是我国传播学较高规格的学术研讨活动。

12月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签订协议共建新闻学院，成立由市委宣传部领导、上海市各主要媒体负责人及复旦大学有关院系负责人组成的院务委员会，王仲伟担任院务委员会主任。黄瑚著《新闻伦理学》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是年传播学专业被教育部评定为国家重点学科。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点建立。萧思健担任新闻学院党总支书记。李良荣等撰写的论文《关于中国新闻媒介总体格局的探索》获中国新闻奖优秀论文三等奖。张国良、廖圣清撰写的论文《上海市民接触大众传媒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获中国新闻奖优秀论文三等奖。张子让撰写的论文《版面的隐性信息》获第三届上海新闻论文奖三等奖。童兵、林涵著《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李良荣著《新闻学概论》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张骏德主编《当代广播电视新闻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张海鹰、滕谦编写的《网络传播概论》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2年

1月黄旦任新闻学系主任、孟建任广播电视学系主任、程士安任广告学系主任、俞振伟任传播学系主任、黄瑚任新闻研究所所长。丁淦林、黄瑚、周伟明主编《中国新闻图史》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2月新闻学院院务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讨论改进本科生招生办法、举办新闻管理硕士班、细化学生教学实习体制、学院与新闻界的双向交流、课程设置与学制改革等议题。赵凯、赵腓罗主编的《市场经济与广播电视管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4月英国文化委员会、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英语与媒介研究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大众传媒与社会进步”中英合作学术研讨会在本院举行。

8月丁淦林著《中国新闻事业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

9月经教育部批准，新建传播学专业并招收首批本科生，传播学系同时成立。

是年顾铮撰写的《在现实与记忆之间》获2001年度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二等奖。张骏德获首届“全国优秀自学考试工作者”荣誉称号，由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与华夏大地教育网联合颁发。殷晓蓉著《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经验主义和批判学派的视域及其比较》获上海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三等奖。张国良、廖圣清撰写的《上海市民与媒介生态》获上海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三等奖、上海人文社会科学奖三等奖。颜志刚著《摄影技艺教程》（第四版）获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丁淦林主编的《扫描与聚焦——20世纪新闻思想》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张国良、黄芝晓主编《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文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陆晔、赵民主编《当代广播电视概论》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孟建主编《E时代精神》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孟建、祁林著《网络文化论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童兵著《比较新闻传播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李良荣著《当代世界新闻事业》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童兵著《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姚福申主编《新时期新中国传播评述》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刘海贵主编《中国现当代新闻业务史导论》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刘海贵著《新闻采访教程》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3年

3月孟建、黄瑚、俞振伟任新闻学院副院长。

5月新建广播电视新闻学博士点、广告学硕士点。

6月童兵教授被聘请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并担任新闻传播学组召集人。谢静任新闻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9月张骏德出任教育部全国新闻类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黄瑚主编的《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10月以“新闻传媒与社会进步”为主题的首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在本校举行。孟建任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常务副会长。

是年承担国家211工程“媒介发展与社会进步”、国家985工程一期的科研攻关任务。殷晓蓉撰写的论文《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经验主义和批判学派的视域及其比较》获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二等奖。张子让等撰写的论文《党报面临的一项战略性课题》获第十四届中国新闻奖新闻论文三等奖。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张国良、黄芝晓主编《信息化进程中的传媒教育与研究（第二届中国传播学论坛文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李良荣、林晖、谢静著《当代西方新闻媒体》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周葆华、李晓静主编《新经济时代的网络传播与媒介产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第一、二届研究生学术年会论文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4年

1月新闻学院主办的“中国传播学论坛暨CAC/CCA传播”学术研讨会召开。博士生朱春阳著《传媒营销管理》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3月新闻学院和管理学院合作推出的传媒管理方向EMBA项目正式启动。周胜林、尹德刚、梅懿著《当代新闻写作》（第二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4月秦绍德、黄瑚任中国新闻史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副会长。

5月29日—30日新闻学院主办的“全球化——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中国首届视觉文化传播”国际研讨会召开。

6月22日文新联合报业集团党委书记兼社长赵凯应聘担任新闻学院院长、教授。

6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改组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丁淦林教授被聘为委员。

9月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与新闻学院合作开办的首届传媒管理方向EMBA项目开学。学员为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媒体、政府主管部门及相关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

12月21日新闻学院举行七十五周年校庆暨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共建新闻学院三周年纪念大会。新闻学院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上海文广传媒集团、人民日报华东分社、新华通讯社上海分社、中国新闻社上海分社6个重要新闻单位建立教学实习基地。

12月经教育部批准，由国家985二期工程资助的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建立，童兵任主任。

是年张骏德获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授予的第二届“中国广播电视‘百优’理论工作者”荣誉称号。黄旦撰写的《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建构——对三个新闻定义的解读》获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该文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1期。童兵撰写的《从政治文明高度解读舆论监督的时代意义》获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上海市第十三届上海新闻奖三等奖。童兵著《比较新闻传播学》获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三等奖。吕新雨著《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获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李良荣著《新闻学概论》（第二版）获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殷晓蓉撰写的《生于冷战、超出冷战的因特网》获上海市第五届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2002-2003）论文类二等奖。黄芝晓撰写的论文《报业改革：党报改革的必由之路》获上海市新闻论文奖二等奖。纪华强著《广告学科建设》获福建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张国良、黄芝晓主编《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华人传播研究：力量汇集与学术创新——2003年中国传播学论坛文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罗亚、章文峰主编《中国传媒改革与社会进步》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张志安、柳剑能著《媒介营销案例分析》由华夏出版社出版。赵曙光、张志安著《媒介资本市场案例分析》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章平著《战略传媒：分析框架与经典案例》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姚福申著《中国编辑史（修订本）》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童兵著《童兵自选集——新闻科学：观察与思考》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李良荣著《李良荣自选集——新闻改革的探索》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赵凯主编《王中文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5年

1月新闻学院迁入国定路400号新院区。新院区占地50余亩，图书楼、办公楼和教学楼总建筑面积为9300平方米。屠海鸣图书楼在新闻学院新院区竣工落成。新闻学院工程奠基仪式在新院区举行。除已经启用的图书楼、教学楼和办公楼外，将新建上海市委宣传文化干部培训中心、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演播中心。

3月俞振伟任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

5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被聘为复旦大学名誉教授。颜志刚著《数码摄影教材》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朱春阳著《现代传媒产品创新理论与策略》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7月纪念复旦大学百年华诞“媒介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新闻学院新院区举行，近百位来自国内外的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精英与会进行学术成果交流。陈建云著《中国当代新闻传播法制史论》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8月复旦大学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暑期讲习班在新闻学院举办，为国内新闻传播教育领域首个研究生暑期学校。讲习班是为了有效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由国家教育部主办、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和新闻学院联合承办。黄瑚、李新丽著《简明中国新闻事业史》由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陈建云主编的《中外新闻学名著导读》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9月23日复旦大学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全球媒介与传播双硕士学位项目”谅解备忘录举行签署仪式，复旦大学副校长周鲁卫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院长萨拉·沃斯顿（Sarah Worthington）分别代表两校签字。该项目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媒介与传播系合作举办，主要面向海外学生，学制两年，旨在培养高素质的国际化新闻与传播人才。

9月24日陈望道、范长江、邹韬奋纪念铜像揭幕仪式举行。新闻学院系友向学院赠送“光华鼎”仪式举行。

9月赵凯、丁法章、黄芝晓主编的《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1月5-6日 2005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在复旦大学成功举行。本次活动由新闻学院主办，新闻学院研究生团学联承办。11月6日下午，作为本届学术年会的新亮点的“Web2.0时代的网络传播论坛”召开。

11月30日-12月2日复旦大学—金融时报—瑞士信贷联合主办的财经新闻课程在新闻学院举办。该课程包括11个讲座，旨在通过企业视角探讨新闻资讯对一国财经行业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媒体与业界的关系，并对中国宏观经济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做出分析和前瞻。

12月李良荣被教育部聘任为2006-2010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黄瑚为委员兼秘书长。

是年黄旦任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颜志刚获“中国摄影金像奖提名奖”。李良荣著《新闻学概论》获上海市教委、上海市人事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童兵撰写的论文《大众传媒的使用与驾驭》获上海市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殷晓蓉撰写的《试论传媒业的个人色彩和魅力》获第十四届上海新闻奖三等奖。纪华强著《20年磨一剑——中国广告人才培养模式的创建与推广》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丁淦林的文章合集而成的《丁淦林文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丁淦林和方厚枢主编的《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新闻学传播学出版学》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丁淦林、商娜红主编的《聚焦与扫描：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张国良主编的《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一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黄旦著《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倪祖敏、张骏德著《报刊发行学概论》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谢静著《美国新闻媒介批评解读》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6年

3月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韬文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申报，受聘为教育部第七批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为国内第一位新闻传播学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

6月23日 “复旦大学国际出版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媒介素养研究中心”以及“复旦新闻—伦敦金匠纪录影像研究中心”的成立仪式在新闻学院举行。4家新研究中心的建立，旨在搭建一个平台，以促进对经济全球化和高新技术条件下的新的传播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开拓新的人才培养和输送空间，建设集研究者智库、调研平台和资源于一体的学术实体，整合提升研究水平。

7月由国家教育部主办、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和新闻学院共同承办的“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暑期学校”（第2期）在新闻学院举办。

7月张骏德著《中国新闻改革论》和《新闻传播实务研究》由台北市秀威出版社出版。

9月14日复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全球媒介与传播双硕士学位项目”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正式签约。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燕爽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院长萨拉·沃斯顿（Sarah Worthington）分别代表两校签字。该项目学制两年，第一年在LSE学习，加强国际新闻与传播理论和实务的训练；第二年在复旦学习，主要学习中国新闻传媒理论与实践，增强对中国社会、文化和传媒实践的深入了解。达到双方教学要求的学生，可获得LSE国际传播硕士学位（理科硕士）和复旦大学国际传播硕士学位（文学硕士）。该项目开我国新闻传媒双学位合作教育之先河。

9月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和新闻学院联合举办的“媒体进课堂”项目启动。至11月，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严格选拔的7名业务骨干走进新闻学院课堂，介绍媒体前沿的发展趋势，阐明了媒体在经营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和解决办法。

10月11日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闭幕消息发布后，随即对上海市民进行随机抽样的电话调查。这是该中心成立以来所做的第一次正式的电话调查，启用了全套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系统（CATI），实行严格的电脑随机抽样的方式，调查的市民覆盖全市19个区县。调查所形成的报告呈交上海市委宣传部作决策参考，缩略版交由新华网上海频道和传媒学术网等网络媒体刊布。

10月黄瑚、范书杰的论文《新发现的欧洲第一份华文报刊〈飞龙报篇〉考》获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第五届上海新闻论文奖二等奖。该论文发表在《新闻大学》2004年春季号（总第79期）。黄瑚、邹军、徐剑著《网络传播法规与伦理教程》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12月7—8日由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共同主办的“结构·规模·质量：中国社会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高层圆桌会议在新闻学院举行，大会形成《关于我国新闻传播学科未来发展的建议》的报告，呈送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高教司。

12月21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培训中心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SMG演播中心竣工验收。该项目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上海精文投资公司出资建造。

是年吕新雨著《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获教育部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孟建撰写的《2008年奥运会中国对外形象传播战略研究》获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黄旦著《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获上海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张殿元撰写的论文《国际广告：一场区域间失衡的权力游戏》获得上海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张骏德撰写的论文《从当前中国电视新闻革新看新闻报道理念的变化》获上海市新闻工作协会颁发的第五届上海新闻论文奖三等奖。该论文发表在《新闻大学》2004年春季号（总第79期）。张骏德指导的黎明洁博士的论文《叙事学视角下的新闻写作改革研究》和熊忠辉博士的论文《中国省级卫视发展战略研究》同时获得上海市教委颁发的优秀博士论文奖“导师奖”。周胜林著《高级新闻采访与写作》（第三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曹晋主编并撰写总序和译者序的“媒介与社会性别”译丛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曹晋主编并写总序的“当代女学者论丛”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曹晋与周宪联合主编并写总序的“新世纪传播译丛”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7年

1月张骏德著《学苑新迹——张骏德新闻传播学论文集》由珠海出版社出版。

4月童兵、李双龙、周葆华等合作完成的《上海市民对重大时事认知与反应的舆情调查——以党的十六届全会和长征胜利70周年为例》荣获第六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三等奖。

5月俞振伟任新闻学院党总支书记。张殿元著《中国报业传媒体制创新》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7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培训中心建成并投入试运营。培训中心由一栋21层主体建筑和5层裙房组成，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可以为新闻宣传行业培训、国际学术交流、新闻陈列展示提供一流的现代化设施。

8月新闻学专业、传播学专业双双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复旦大学从而成为全国仅有的两所拥有新闻学和传播学国家重点学科的高校之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SMG演播中心建成并投入试运营。演播中心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包括多个播演厅、导控室和编辑机房，不仅可以24小时进行电视节目直播，还可以为学生提供专业新技术的实习基地。上海文广传媒集团“东方购物”公司进驻演播中心，为新闻学院学生提供实践机会。

8月张殿元著《广告视觉文化批判》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9月复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合作的“全球媒介与传播双硕士学位项目”开学。该项目全英语授课，学制2年。首期招收11名来自9个国家的国际学生。

10月2—11日新闻学院近120名师生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师生共同志愿参与2007年国际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网站视频报道工作。经过共同努力，近400个小时的素材被拍摄，共7000多个30秒的视频短片被制作完成并上传至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网站。该项目被上海市精神文明办公室评为2007年世界夏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志愿者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11月17日 “纪念延安整风运动暨《解放日报》改版65周年”论坛在复旦大学举行，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新闻学院共同举办，来自全国十几所高校、研究机构与政府部门的30多名学者参加会议，从新闻传播学、史学、政治学、文学等不同层面探讨这一历史事件及其意义。

12月1—2日中国新闻史学会理事会全会暨第三次地方新闻史志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由中国新闻史学会、韬奋基金会、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电视史研究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举办。

12月首届“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在复旦大学举行，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协办。张殿元等著《转型期大众传播媒介的伦理道德研究》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曹晋翻译并写译者序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曹晋翻译并写译者序的《批判的传播理论：权力、媒介、社会性别和科技》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曹晋与赵月枝联合主编并写总序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英文读本》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黄瑚著《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获上海市优秀教材三等奖。新闻学院和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全年共进行10余次重要电话调查，相关调查报告报送上海市委宣传部、中宣部等部门，部分统计结果被新华网等重要媒体采纳。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获上海市委宣传部颁发的“2007年度舆情工作先进单位”称号。姚福申、管志华编著的《中国报刊副刊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8年

5月根据复委（2007）16号文件精神，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总支改置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分党委。分党委委员由原党总支委员构成，俞振伟任分党委书记、谢静任副书记。张殿元撰写的论文《政治经济学批判：广告传播研究的另类视角》获中国广告协会“首届中国广告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二等奖。

6月由教育部系统从事新闻传播研究的8个国家级研究机构联合举办、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办的“技术与制度：中国传媒改革开放三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张骏德著《新闻报道改革与创新》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举办“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系列学术讲座，至12月共举办了近10场，报告人为国际传媒一流人物和国内著名学者。

7月朱春阳著《现代传媒集团成长理论与策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9月周笑著《重构中的媒介价值》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周胜林、吕继红编写的《新闻采访实用实训教程》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10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东生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新闻学院院长宋超陪同来到学院和师生代表座谈，探讨如何加强主流媒体舆论影响力、增强辐射力和感染力，并结合今年以来我国新闻宣传领域的重大事件进行深入探讨。

10月22日新一届新闻学院院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举行。新一届院务委员会由上海市主要新闻媒体和市府新闻办、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相关领导，复旦大学及新闻学院相关领导和教师代表共20位组成，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王仲伟继续担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宋超和新闻学院院长赵凯担任副主任。

10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奥地利中心和奥地利媒介与传播设计集团三方联合举办为期两周的“中奥媒介与营销管理培训项目”。张骏德的专著《中国新闻改革论》获第9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三等奖（由上海市委宣传部与邓小平理论研究基金会颁奖）。朱春阳撰写的论文《权益分割的技巧与市场延展的边界——电视剧产制模式与国际竞争力关系的比较研究》荣获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三等奖。

11月周葆华著《效果研究：人类传受观念与行为的变迁》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12月9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宋超应聘担任新闻学院院长、教授。

12月丁淦林教授被聘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第二届委员，任期五年。陈建云著《大变局中的民间报人与报刊》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张骏德、王晶红、朱金玉编著的《广播电视新闻实务教程》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是年赵凯、丁法章、黄芝晓著《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获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沈国麟著《控制沟通：美国政府的媒体宣传》获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吕新雨撰写的论文《"孽债"：大众传媒与外来妹的上海故事》获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二等奖。孙玮撰写的论文《以大众的名义——当前大众传媒的文化民粹主义倾向分析》获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二等奖。曹晋撰写的《中国大陆的另类媒介生产：以〈朋友通信〉为例》获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三等奖。朱春阳撰写的论文《权益分割的技巧与市场延展的边界——电视剧产制模式与国际竞争力关系的比较研究》获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三等奖。张骏德著《中国新闻改革论》获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三等奖。马凌著《.共和与自由：美国近代新闻史研究》获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三等奖。童兵撰写的论文《加入世贸组织三年中国传媒格局的变与前瞻》获第六届上海新闻论文奖二等奖。孟建撰写的论文《中国新闻发布制度理论探析》获上海市新闻奖论文类三等奖。曹晋著《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理论与实例》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曹晋著《屈原与司马迁的人格悲剧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曹晋主编并写总序的“新概念出版译丛”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9年

1月李良荣著《新闻学概论》（第三版）和黄瑚著《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均为教育部评审、确定的“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月27日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童兵领衔的“985（二期）工程”项目接受校内专家验收。专家们对我院985基地自2006年来所取得的建设成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名单，黄旦被选聘为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成员。

3月6日我院李良荣领衔的“211工程”课题组成员举行“开工仪式”，项目课题“全国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及趋势调查”正式启动。

3月10日新闻学院全体教职工党员举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动员大会，按照学校要求，对我院按照学校会议精神，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行了动员和部署。作为我院“学实活动”的特色内容，院长办公会议拟定了2009年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5个共建项目方案，将着重调查研究“资深记者进校园系统开设课程”、“学生教学实习科目化”、“新闻学院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模式”、“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教育”、“奖项评选”等课题。

3月30日 “人民网奖学金”项目启动仪式举行。人民网将向我院每年提供36000元，为期三年。

3月自2009年起，新闻学院以“新闻传播学大类”方式统一招收本科生。陆晔入选2008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伍静译著《传播概念・Information（中英双语）》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5月为加强高水平国际新闻、对外报道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开设硕士学位“国际新闻传播”专业，并立即启动招生工作。中国日报社和湖北日报社相继与我院签署了教学实习基地协议。

6月新闻传播实验中心被评定为“上海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秦绍德、黄瑚任中国新闻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

7月周葆华、陆晔合作完成的论文《受众的媒介信息处理能力》荣获第十八届上海新闻奖三等奖。

9月新闻传播实验中心被评定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0月新闻学院校友会成立，王仲伟、龚学平、秦绍德、宋超担任名誉会长，周瑞金担任首届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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