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夏崇源

　　中共十九大前夕，政法系统加大肃清周永康余毒的力度，继公安部前常务副部长杨焕宁、重庆公安局前局长何挺被查之后，又传出副部级的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夏崇源以及公安部警衞局局长张智文被拿下。习近平在调理完枪桿子之后，腾出手来修理刀把子。

　　夏崇源是江西人，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长期在中央组织部任职，曾任干部三局副局长、干部四局局长，一三年转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而张智文曾任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警衞秘书，其主政的公安部警衞局负责对国家领导人及访华要人的安保工作。

　　当局虽然没有公布两人的"罪状"，但值得注意的是，曾庆红曾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是夏崇源的老上司，曾庆红的家乡江西吉安，与夏崇源的老家十分接近。此外，现任公安部部长郭声琨是江西兴国人，这三人同为老乡，当中的关系让人联想。

　　消肿去臃 垂直领导

　　从目前情况看，公安部现在清理的不仅仅是周永康余毒，还开始清除周永康的毒源。众所周知，周永康仕途一路顺风顺水，背后一直有人"罩着"，当中曾庆红是周永康的"老大"。周永康当初从国土资源部到四川，再回到公安部，一路上都是由曾庆红提携，而曾庆红也通过周永康牢牢地控制了政法系统。但现在看来，这个格局已不适应习近平的政治要求了。

　　习近平要实现君临天下，必须把枪桿子、刀把子、笔桿子的权力统统抓在手上，不管是老领导也好，新领导也罢，都不能挡道佔位，"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所以杨焕宁这个老公安因"大是大非问题没有站稳立场"而被清理，夏崇源这个"老乡亲信"也被调查，张智文则因掌握重权但立场不稳而被撤换。

　　事实上，此前公安和情治系统已进行过一轮大换血，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王小洪调任国安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白少康调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原公安部副部长陈智敏退休，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侍俊接任，地方公安厅局长也进行新一轮调整。而国安系统的全面改革也即将展开，实行全面垂直领导体制，进一步增强中央事权，同时内陆地区国安机构进行大幅裁撤，并将其并入公安的国保系统，以此消肿去臃。届时，国安系统将成为对外的尖刀，人事垂直于中央。

　　在胡温时代，政法情治系统刀把子机构臃肿，政出多门，不仅低效，而且沦为周永康等人的私人工具，不是为国家利益奋斗，而是为私人利益拼杀，习近平为此从机构到人事都进行改组，将权力全部集中到国安委，由自己亲自统率，如此一来，无人可以挑战其权威。不过，凡事兴一利必起一弊，具体效果还要观察。

江泽民悄悄地改变了中国 而习近平则正在慢慢地改回去

美国之音

政府与商人关系将有改变的征兆其实早已显现，但许多人是在肖建华被秘密押回北京、吴小晖失去自由之后，才愿意正视这一事实。就算是先知先觉的王健林，几年前虽预感到大事不妙，但也未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

资本大鳄被斥为“野蛮人、害人精”

习近平接任之后，面对私企富豪坐大之势，一直在考虑如何用“混合所有制”将私企中的优质资本吸纳进国企，将国企做大做强做“混”。

混合所有制的提法，在2014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与《关于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布以后，就为社会熟悉。但民企对此毫无热情。我在《国企改革：官方民企各有盘算》（VOA，2014年9月7日）中，指出当时民企普遍视“混合所有制”为陷阱，认为如果混合，民企又拿不到控股权，进去后很可能被“招安”，最坏的可能是被“关门打狗”。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接受新浪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要混合，一定是民营企业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对控股”，“如果国企控股，不等于我拿钱帮国企吗？那我不是有毛病吗？不能干这个事。”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公布之后，民企虽然普遍视混合为“陷阱”，但并不认为会出现“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情景。当时许多海外评论者不看相关文件，以为要推行国企私有化了。针对这类看法，我在《“国企改革方案”的风，姓私还是姓公？》（VOA，2015年9月20日）一文中，逐条剖析，指出该方案的目的是通过让私企优质资本进入国企、但又不占主导地位，将国企做大做强做“混”。

嗅出危险气味的人开始跑路。从2014年开始，王健林、吴小晖都走上了海外扩张之路，二者的方式略有不同，万达系是通过国内举债筹资，安邦系则是发行各种保险理财产品筹资；但二者本质相同，都是通过国内高负债走“金蝉脱壳”之路。二人 公司的高负债情况，我在此前评述二人的文章中都提过，不再复述。

中国当局也不是吃素的，早就看出这些把戏，只是投鼠忌器。2015年股灾之后，刘士余被任命为证监会主席。面对满目疮痍的股市，刘士余说过不少让富豪们惊心的话语，比如：2016年12月3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刘士余称，“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用来路不当的钱从事杠杆收购，行为上从门口的陌生人变成野蛮人，最后变成行业的强盗，这是不可以的！”刘士余警告说：“挑战了国家法规的底线，也挑战了做人的底线，当你挑战刑法的时候，等待你的就是开启的牢狱大门”。

业界当时普遍认为，刘士余针对的是以恒大系、宝能系、安邦系为代表的举牌最为活跃的保险系资金。还有大胆一些投资界人士，则批评刘士余的言论不当，妨碍金融改革，但并未想到中国政府要重新厘定政府与商界的关系。

中国政商关系之结在哪里？

对商人阶层的崛起，中国政府相当在意，江泽民用“三个代表”理论将新富阶层与专业人士纳入社会基础之后，有过不少官方调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在2010年第4期封面文章《中国新富家族》中曾透露：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亿。进入总榜单的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21057亿，平均财富值2亿元。

该文总结了中国“新富家族”的构成： “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头顶红帽”。这篇文章以苏南商人为红帽商人的代表，但“九二派”商人也应该归于此类。“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有趣的是，该文对前两类商人都列举了代表人物，但对第三类商人却未提及一个名字，只是指出：“在国外，富豪家族一般呈现几个特点，一是草根商人占绝大多数，二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商人家族占大多数。对比这两个领域，中国商人家族的构成，存在很多隐忧。近年来日益被诟病的权力资本，权钱的联姻，为中国商人家族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篇文章再次将中国政商关系的明暗两个层面摆上桌面：表面上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实质上是官员与企业家、商人的关系。这两层粘在一起的关系，注定了中国政商关系有两重制度诅咒。

中国政商关系的两重诅咒及未能成行的破解

第一重制度诅咒：官员们“家国一体”之利益输送机制。

中共政治就是极权政治，以“三个垄断”著称，即政治垄断、经济（资源垄断）与舆论垄断。这种三个垄断格局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已经形成，但那时有权力无市场，大小掌权者最多是房子住大一些，享受特供与子女就业特权。到了改革开放时代，政府官员掌握的权力可以通过市场变现，即我讲的“权力市场化”。这一点，注定了中国的官员必然会有寻租冲动。如果家人不够能干，就充当权力掮客，官商勾结；如果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中有能人，就自办企业，因为向别人寻租远不如自家人开办企业安全可靠。这就是近几年反腐当中，一个贪腐官员落马，往往导致家庭成员及朋友圈同赴监狱现象的原因。

为了让官员们能够祛除这重诅咒，前些年国内很认真地讨论过如何“以有条件特赦贪官推动政改”。这类讨论从本世纪初就一直存在，但以2012年那轮讨论最为认真，而且加入讨论的有一些颇有名望之人。我曾在《“特赦贪官推动政改”为何不可行？》（VOA，2012年8月3日）一文中分析过此论的来龙去脉。

第二重制度诅咒，则是企业家的原罪问题。

由于中国政府掌握资源分配大权，政府对企业的关系是种“赐予”的关系。所谓“权力市场化”，其特点是“权力”要变现，必须依靠“市场”，两端紧密结合操作。也因此，掌握资源分配大权的官员成了“造就国王的人”，这是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家不得不背靠官场的原因。即使是高科技行业的富豪，也不敢说自己可以不依靠官府，因为市场准入、税收、企业年检，每道关卡都可以让商界难过。商界人士都知道，经营好政商关系，意味着掌握了“重要资源”。

从2005年开始，中国商界、学界曾兴起一波关于企业家原罪的讨论，主要观点汇集于《原罪：转型期中国企业家原罪的反思及救赎》（2007年出版）一书当中。该书将“原罪”归咎于三大原因，即制度不完善和社会转型的先天不足、政策和法律的后天失调以及滋生原罪的社会环境，并列举了对此的三种声音——追究派、反对派和折中派。

这两重制度诅咒，江泽民有心也想破除，美国高盛前董事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以《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作为全书标题，很传神地道出了这一点。但江泽民在推出“三个代表“理论之后，没来得及破除这两重制度诅咒，就已经退休。胡锦涛虽然萧规曹随，在两会代表中增加不少富翁，但根本不愿意着力破除这两重制度诅咒。然后，中国迎来了习近平。

并非说笑：江泽民“改变了中国”，习近平正在慢慢改回去

自2013年习王反腐以来，不少省部级高官纷纷倒下，依附他们的商界朋友也纷纷入狱。今年以来，炮口对准了中国富豪的极品——资本大鳄。

在中国三类新富家族中，对付草根型、红帽型，当局不讲客气，均镇以雷霆之威。对付红色家族则只能采取“春风化雨”的柔软手段，在习近平的压力下，他的姐夫和姐姐、朱镕基之子朱云来、温家宝之子温云松都相继退出金融界。对中共前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则将其从中国电力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之位，调到中国大唐集团任副总经理，目前，在该集团领导层中，李小琳排名第4位。

外逃贪官则有猎狐行动。上榜“狐狸”已经被猎回不少，暂时没被猎回的，不少人因应付官司而耗尽财产，正在体验“海外居 ，大不易”。

中纪委本来在中央机关中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从王岐山任书记之后，对贪官及其朋友圈杀伤力特别大，“宁见阎王，不见老王”，成了中国官场流行语。郭氏推特文革中，参与者就有一些贪官家属与情人。

上述权倾一时的官场大人物及商界富豪，目前正在书写不知道结局的《红楼梦》，只有那些前几年就定居海外的富人与官员家属，他们的“财富故事”可能会有个相对平安的结局。

但如果以为中国的富豪劫来自于王岐山，或者是习王联盟，则是对中共政治制度缺乏深层认识的皮相之谈。一党专制政治最大的特点是不容他人分享权力。美国政治学大师亨廷顿曾有一个理论假设，他认为对于一党制政权来讲，主要威胁之一在于“控制自主性经济权力来源的新兴社会集团的兴起，也就是说一个独立的、富有的工商业精英阶层的发展，导致了精英的分化”。

商界精英们考量自身与中共政权的关系时，必须好好领会亨廷顿这一观点。江泽民确实用“三个代表”理论改变了中国，但习近平正在把被江泽民改变的中国慢慢改回去。

王沪宁历经江胡习三朝，是中共重要的理论化妆师，他曾经用“三个代表“取代了三个革命阶级（工农兵），他今后的重大政治使命，我猜想就是如何悄然抹去“三个代表”，为中共寻找新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