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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从四五到六四为宪政民主而奋斗的知识群体/问答王希哲/
發佈時間: 9/8/2017 6:53:45 PM 被閲覽數: 18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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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从四五到六四为宪政民主而奋斗的知识群体




2007年9月07日



从四五到六四为宪政民主而奋斗的知识群体

——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复所和“改造与建设”网站开通
     (博讯 boxun.com)

                       
     
     
     从57年反右到89年民主运动,中国一代接一代的知识分子走上政治舞台,虽然有主动和被动之分,结果都被中共一党专制的政权残酷镇压,但其作用都是推进中国的民主和宪政。2004年1月,在“六四”之后被当局打散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简称社经所)复所。当时鉴于该所创始人原所长陈子明还处于“剥夺政治权利”期间,恢复后的“社经所”实行学术委员领导制,主任是八十有一的何家栋,陈子明担任秘书。二月一日,“社经所”信息中心网站“改造与建设”(经济学周报电子版)开通,网址WWW.BJSJS.NET.该网站很快成为中国知识界思想表达的主要平台,主办者理性、宽容的思想凝聚力产生了相当影响,因此被中共查封。2006年10月何家栋先生病逝,陈子明完全恢复公民权,今年4月,陈子明担任主任,借国外服务器恢复了“改造与建设”网站。今年是反右50周年和六四18周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更激起我们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社经所”代表的团队,正好是57和89两代之间承上启下的一代,是中国宪政民主的重要力量。
    
    ▲ “反右”与“四五”
    
    为纪念六四18周年,我今年写了《从反右到六四——89是57的儿子》的纪念文字,四五一代与这两代人同样有说不尽的话题。
    
    何家栋先生为陈子明(喻希来)二○○一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专著《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中国历史、文化及现代化论纲》所作的序文中把1919-1989年间登上中国思想政治舞台的佼佼者分为四代:“五四一代”、“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和世纪末一代(也可以称“八九”一代)。十分凑巧,这四代人都是以天安门广场作为自己登台亮相的地点。(陈子明语)本来在“一二九”和“四五”一代之间,应该再插入一代人,也就是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前期出生的人,但是他们在50年代没有获得过天安门广场独立表达政治见解的机会,更由于“反右派”、“大跃进”和“文革”摧毁了这一代人的思想创造力。其中有独立思想的寥寥者,何家栋把他们或者上并到“一二九”一代,或下并到“四五”一代
    何家栋提出人们往往习惯于从孙中山(或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个“政统”角度解析二十世纪的中国,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增补有思想家所构成的“道统”。何家栋确认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新道统的主链是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他们共同的理论框架是自由主义,他们的现代化目标是宪政民主。因此,从现代化的意义上说,二十世纪中国的新道统重要性还在政统之上。
    孙中山之后,中国的新道统一直遭遇政统残酷无情地打击。五七年被确立的“章罗联盟”所代表的中国大知识分子群体,是中国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经历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属于“五四”一代的自由民主主义硕果群。这批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有着完整的现代化建国理念的大知识分子们,解放后虽然被抛弃了新民主主义的毛泽东作为贵宾封官加爵,纳入中共专制体制内,但是他们把毛泽东全盘苏化的共产体制与当年蒋介石的“法东斯主义”作比较,更多抛弃了他们思想理论框架中的“社会”成份,更多增加了“自由”成份。他们中了毛泽东的“阳谋”,真诚帮助共产党“整风”,参加大鸣大放,事实上掀起了中共建国后,知识分子第一次要求宪政民主的高潮。目前对“反右”的历史研究,对右派言论的思想价值肯定不够。。
    “反右”结果,使中国一党专制政体更加巩固,中国政坛从此再没有真正意义的民主党派。第二年毛泽东便宣称自己是“马克思+秦始皇”。
    “反右”之后的十年直到“文革”初期,又从肉体上结束了章罗等一代大知识分子的生命,使他们像秋后的枯叶一样飘零。中国一时失去了一批大思想家兼为政治家、学问家(何家栋认为思想家能一身三任,政治家则不能。)中共政权下的新道统,从西方引入民主传统表现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面临断链。
    正应了白居易《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毛泽东在政治上打倒章罗这一批民主党派的大知识分子的同时,“反右”还重创了中共党内一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随之毛又搞大跃进,庐山会议继续倒行逆施,使得“一二九”一代发生分裂,一批最优秀的人物如顾准、田家英、李锐、李慎之陆续离毛而去。这批人“文革”中均经历了残酷的磨难,有的死于非命。但劫后余生的“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一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便和以胡乔木为代表的已经官化的“延安知识分子群”思想政治上的分歧有了更深刻的发展,几乎在他们曾经追求的所有目标上都分道扬镳。特别是对待自由主义的态度上:是和自由主义结盟,还是当做主要敌人,构成了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思想政治斗争的丰富内容。斗争结果是“延安知识分子群”理论枯竭,影响消失;“一二九知识分子群理论思维不断更新,充满活力”(何家栋语),“文化大革命”还成长起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四五”一代,他们自发领导了“四五”这场社会基础特别广阔和深厚的国民运动,在天安门广场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四五”运动这场被中共政权镇压两年后又获得平反的国民运动,是中共主政后,中国人的宪政民主运动第二波。
    ▲“四五”一代
    “四五”运动发生已经超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但是对这场运动,对这代人的研究方兴未艾。“四五”一代的中间分子一般都具有三段经历:1,“老三届”-1966至1968届高、初中毕业生,或者再延伸1969-1970两届初中毕业生(实际是小学毕业)。“文革”中断学业,当了红卫兵。2,“上山下乡”――插队知青、兵团战士、农村教师、赤脚医生,以及做工、当兵。3,“新六级”-“文革”结束后1977至1982级大学本科生或研究生(有些人直接读研,有些人1982年本科毕业接着读研。)他们之中多数人的思想转折,发生在无所依傍,只能偷学自学的上山下乡阶段。极个别人是在上山下乡之前,也有一些人是在上山下乡之后。
    “四五”一代被称为“怀疑”的一代和“独立思考的一代”。陈子明和胡平两人撰写的回忆文章里,不约而同认为一个是“文革”中惨无人道的现象引起他们内心深处极度厌恶和强烈怀疑;一个是中国社会的现实引起他们对当时强迫全中国人唯一接受的理性知识——毛泽东思想的怀疑。在“破四旧”中,陈子明亲眼目睹北京八中“老红卫兵”用木枪捅死“地主婆”,已使他怀疑毛泽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造反有理”这些文革最高指示。下乡插队之后,农村贫困的现实,使他感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完全不符合中国社会现实。当陈子明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读“六本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说他已是带着批判毛泽东思想的明确目的从中寻找理论武器的。他否定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林彪“折戟沉沙”和据说是毛泽东致江青一封信的发表,使陈子明和一大批青年人彻底丧失了对毛的信仰。陈子明很快发现了新的思想资源,在远离其他人家的蒙古包里,两三个知青可以不受妨碍地收听“敌台”广播。基辛格、尼克松访华,使他读到了《选择的必要》与《六次危机》,此后他开始有意识地寻找各种“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从当代政治家的著作引致现代理论家的著作,又从后者引至世界文明主流的思想源头,一直从当代、现代回溯到近代、古代,逐步确立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政治立场。陈子明说:“1970年代末,我开始从期刊文章接触到波普思想,波普的《试错论》让我放弃了对科学真理的寻觅,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来拥抱各种各样有助于解决中国问题的主义和学说。”
    胡适和毛泽东都承认,他们的思想曾深受梁启超等上一代的影响。“一二九”一代思想更是长期被“五四”一代思想笼罩,胡乔木、艾思奇、胡绳等人的创造力只是用来诠释毛泽东思想,而“四五”一代却是没有直接师承的一代。『陈子明、胡平、杨小楷、秦晖的思想探索与顾准、李慎之的思想探索是同步和并行的。』何家栋有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判断。
    “四五”一代吸取的精神营养的范围远远超过了“一二九”一代,他们的觉醒意味着历史的转折。扭转了二十世纪以来几代中国人越来越左倾化的历史。中国二十世纪前七十五年基本是一个日益激进化、左倾化的历史,先是“以日为师”,然后是“以俄为师”,最后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中国”。与威尔逊十四点计划,罗斯福“四大自由”所代表的二十世纪世界文明主流愈行愈远。“四五”运动是中国体制内外两股力量自觉配合,共同推动的。一支是体制内包括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主张“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力量,一支是体制外主张“五个现代化”(增加政治民主化)的力量。而且自由民主主义者是“四五”运动中最积极最勇敢的先锋力量,他们代表性口号是“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当四月五日这天陈子明、刘迪、孙庆祝几个“小平头”领导群众冲破军队封锁线,向纪念碑献上新的花圈时,一个新时代已经在母腹中躁动。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和毛泽东离开政治舞台,是带有根本性的转折,中共此后的历史进程,本质上是一种拨乱反正、一种向主流文明的回归。
    ▲民主墙、民刊和高校竞选运动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一九七八年开始的。这一年恢复高考,使得“文革”成长中的一大批人,通过平等竞争升入高等院校。另外胡耀邦力主平反中共历史上的各种冤假错案,使得被毛专制主义冰冻多年的中国社会进入了解冻时期,像春风吹皱一池春水,中国社会开始泛起活力,正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还自发的出现了两个来自民间的试验:一个是在穷困的安徽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签字画押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个是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掀起的民主墙,民刊和高校竞选运动。前者被胡赵体制肯定和支持,通过1981年第一个“一号文件”推广到全国,掀起了全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者先有邓小平支持、利用,后又镇压中止,至今不得平反。后者是“四五一代”进行的公民政治试验,也是中共建国后民主运动的第三波。
    早在一九七七年一月初,李盛平、严江征、郑晓龙、李冬民等人就在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贴出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平反的大标语和大字报,中旬,陈子明在天安门广场的木板墙上贴出《四五运动亲历记》长篇小字报。后来他们把大字报的揭露批判矛头直指仍在台上的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和公安局长刘传新。1978年11月16日吕林以真名和联系地址贴出《致宗福先和于光声,,<于无声处>剧组公开信》,使得民主墙运动进入高潮。深夜匿名贴大字报的作者们得以取得联系,开始结社。就在11月,中共政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邓小平早期的支持者,使得这场公民政治试验推向广度和深度。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说:“写大字报是正常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写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法贸易协定签字仪式上又说:“大字报运动会继续,因为那是件好事。”邓小平接见一个外国记者团时,还公开点到“西单民主墙”,他说:“你们要了解中国的民主吗?你们到西单去,那里有一个民主墙。”邓小平的这些肯定,掀起更高的政治参与热潮,北京发生了两万人的政治集会,上海政治集会规模最多时达到15万。笔者曾亲耳听王军涛讲述那晚在西单民主墙的经历。被邓小平接见的外国记者结束了和邓的访谈,随即来到西单民主墙,他们是把邓小平上述话讲给人群最外一层,站在自行车上的人听的,就由这层人墙一层一层向里传递,一直传到最里层,顿时一片欢呼,随后自发组织起游行,外国记者也参加了,经过天安门广场,到达正义路。当时集会群众强烈要求肃清极左路线流毒,大力推进民主改革,随后自发结社和民办刊物大量涌现,最多时全国有六十多份。影响最大的有任畹町最早建立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同盟》主办的《中国人权》;魏京生主办的提出中国民主化是“第五个现代化”和反对“邓小平独裁”而闻名的《探索》;还有第一个张贴到西单民主墙上的民刊徐文立、刘青、吕朴的《四五论坛》;还有善洪、胡平的《沃土》;周眉英的《今天》和四五英雄为主体的《北京之春》。《北京之春》有选择地支持改革派发表《破除“现代迷信”的勇士——胡耀邦》,揭批凡是派,与中共理论务虚会议上的党内民主派内呼外应。陈子明、王军涛后期起了主要作用。
    1979年一月六日,邓小平的态度发生转变,他说:“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要求司法部门从重处理。魏京生、刘青、任畹町、徐文立、王希哲被判刑,成为民主墙和大部分民刊终结的标志。宪法取消“四大权利”。
    邓小平1980年“八一八讲话”仍然表达了政治改革的意向,80年是县区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年,邓小平的这个讲话鼓舞高校竞选运动接踵而起。绝大部分已经成为高校学生的《北京之春》、《沃土》等民刊编辑部成员立即投入这一运动。胡平、王军涛两位北京大学的竞选人是北京高校竞选活动最耀眼的两颗明星,而陈子明则是这次民主演练的主要倡议人和策划者。高校竞选成为建国后第一个以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为目标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一部分参与者以胡平为代表,始终将目标直指政治民主化,尤其时民主化的首要环节——言论自由。一部分运动参加者以王军涛为代表提出了包括政治民主化和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内的全面改革纲领。二十多年后再回顾,王军涛当年提出的与企业法人相伴随的市场经济、股份制等经济改革纲领已经基本完成,某些方面甚至超额完成,但是他提出的政治改革目标甚至还没有离开起跑线。
    早在1978年为“四五”运动平反后,团中央从被捕者中挑选了四名团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周为民、韩志雄、贺延光、王军涛。还选择几百名“四五英雄”参加群英会师大会,想把这些人组织成几个宣讲团,到全国各地演讲。会师大会自发地演变成要求公审“四人帮”的动员大会,议决下个星期日到天安门广场集合,集体游行到最高人民法院递交请愿书。当局立即取消了拟议的宣讲活动,并中止对“四五英雄”的宣传。“四五”一代不再是中共能按照既定的模子可塑造的一代人,这就是邓小平利用之后终要抛弃他们的原因。
    高校竞选的结局与“民主墙”一样,官方刻意阻挠陈子明当选为海淀区人大常委会委员。胡平一批当选的学生代表行使了三年人民代表权利,反而成为专政机关监控的对象,被视为“不安定因素”、“新三种人”,毕业后长期不分配工作,有的还被开除学籍。
    民主墙、民刊、高校竞选被统称为“北京之春”运动,它积极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人大制度建设,从思想和经验上再一次锻炼了“四五”一代,使他们的中坚分子成长为中国的一批民主政治新秀,它的意义超过“四五”运动,它是以“四五”一代与中共分手为结局的。这使得“北京之春”运动成为另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
    “四五”英雄没有一人被中共政权吸纳。『没有政治上和思想上新生力的注入,无可避免地导致中共从兴盛走向衰败,从一个革新的政党转变成一个保守政党。』(陈子明语)。
    ▲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
    198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9号文件下发,该文件称:“处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总方针是: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联,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这意味中共体制外的民运团体无法继续生存。新的民主运动只能在体制边缘地带孕育和产生。
    1983年以前有三个挂靠国家机构,由“四五”一代(成员当时都是国家干部编制)发起成立的经济、政治、文化组织,相当出。,这就是陈一谘、何维凌领导的“农村组”,包遵信、金观涛任主编的《走向未来》编委会,和善洪、陈子明发起的“就业组”(后改称“国情组”)。1984年之后,这三个团体便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道路。“农村组”演变为中共决策层的“智囊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正式成为党政编制内的机构,它对现行体制起着潜移默化的和平演变作用,对经济改革的决策和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发挥了重要影响。另一个是《走向未来》编委会和甘阳主持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走了一条改造文化之路,他们从国家出版社获得经费,编好的图书再到到出版社印刷发行。他们编辑的多种丛书、丛刊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一起成为知识界的主流和公共舆论的领袖。第三个是陈子明领导的“就业组”,后扩大为“国情组”,所选择的是区别于前两者的第三条路,用陈子明的话概括:『在民间社会扎根,促进某些社会阶层成长。』『某些社会阶层,主要指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政治中立的公务员阶层,和民间企业家阶层。带有公民社会成长点的性质,向着民间思想库的目标发展。』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清除“精神污染”,上级挂靠单位中国社科院青少年所在强大压力下,解除了”国情组”的挂靠,发展势头正旺的“国情组”只得结束。
    1984年城市改革兴起,陈子明与朋友多方努力无果,最后只能动员妻子王之虹放弃仕途下海办公司。王之虹当时是北京市钟表公司的团委书记,已接到北京市市团市委的任命通知,上调担任团市委的政策研究室主任。经当时的团市委副书记孟学农批准王之虹成立了北京市第一家团办企业——北京自强实业有限公司。后又成立北方书刊发行公司,该公司与官方学会,研究机构合办北京财贸金融函授学院和中国行政函授大学,聘请何家栋担任校长,陈子明担任常务副校长,在全国各省市设立三十余所分校,第一届招生23万。一举成为全国最大的民办函授学院,积累了可观的资金。可惜只办一年,就被勒令停办。
    1986年被称为政治体制改革年。早在邓小平6月10日提出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之前,年初陈子明挂靠在中国行政函授大学下面成立了《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中心》,随后挂靠国家科委人才开发中心,又成立《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鉴于以往的教训,陈子明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调动到国家科委下面的人才交流中心担任副主任,以巩固挂靠关系。研究所在陈子明妻子王之虹和妹妹陈子华之后,闵琦又为团体的发展牺牲“铁饭碗”,成为专职人员。中心和研究所为政治体制改革造势,于年初策划了《政治体制改革座谈会》,5月10日举行。成为80年代以来第一次由民间发起的以政治改革为主题的讨论会,成为该年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热点的起点。会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公室将与会者严家其、郭道晖,苏绍智、龚瑞祥、梁治平请去座谈,征询意见:今年改革从何入手。5月16日—17日,陈子明、闵琦、王志刚运作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第二次座谈会。5月28日中办秘书局派人取走了会议综述,中宣部理论局据此发出第18期《理论工作动态》,题目是《北京青年理论工作者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在邓小平6月10日发表讲话之后,研究所不到半年时间里又举行了涉及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国际外交、军事、政党十多个学术讨论会,出席者多则上百人,少则几十人。经传媒报道,影响颇大。政改宣传高潮时,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团委联合发起成立《青年政治研究会》。由知名青年政治学者组成的筹备会,推举陈子明、余量为召集人,闵琦为秘书长。
    1986年底学潮发生,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1987年2月27日国家科委人才开发服务中心发文,决定与《中国政治与行政研究所》“脱钩”。该所被迫摘牌。
    1987年挂靠国家科委人才中心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社经所)和李盛平主持的《北京社会科学技术研究所》(社科所)开始运作。行政所全班人马分流下来。陈子明也辞去公职担任社经所所长。他与王军涛成为该所的灵魂,只发展了一年多,社经所就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民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说它是民办社会科学院的雏形也不为过。它有专职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49人,兼职研究人员一百多人,它的宗旨是提倡知识分子的良知,客观性、公正性和历史感,维护学术的尊严和信誉,它的目标是通过具有独创性、超前性、批判性和实证性的科研活动,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
    该所共展开包括“人民代表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中国公民政治心理”、“政党体制比较”在内的二十九项学术课题研究,举办了包括具有全国影响的《首届现代化理论研讨会》等九个大中型学术讨论会。社经所编辑出版了社科著作和译作一百余种。在国内外学术界、舆论界赢得一定的好评。《社经所》下设两个独立的法人单位,《中国民意调查中心》、《北京市人才评定考试中心”,前者经过严格抽样和培训调查员,拥有可用十年的全国性调查网和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后者从事国内唯一从政策层而推进到操作层面和技术层面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研究,为国家劳动部、人事部和中国农村信托公司等多家企业承担了人才评定和人力资源开发服务
    《社经所》80年代出现其意义还不完全在该所本身,围绕《社经所》形成了的范围广泛的思想——文化——政治团体,其中《经济学周报》是这个团体精彩的华章。一九八八年三月,《社经所》接手社科院主管,于光远、冯兰瑞领导的《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主办的《经济学周报》成立了由何家栋、陈子明、王军涛组成的领导班子。这也是“一二九”一代与“四五”一代合作的典范。不过几个月,《经济学周报》就变成舆论重镇,与《世界经济导报》一南一北,成为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改革派经济学的两面旗帜。
    从《就业组》(国情组)到《社经所》团体经过了二十年的艰难发展,其主要领导人陈子明、王军涛一直处于警察机关的严密监控之下,团体的演变,主要是因为官方的围堵和封杀。如果没有陈子明百折不挠的意志和杰出的领导和组织才能,这样一个团体在中共极权体制下是无论如何也发展不起来的。陈子明二十年里扎根民间社会,致力于独立知识分子阶层,政治中立的公务员阶层和民营企业家阶层的成长,其中他最心仪、认为最关键的是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1987年3月,在社经所成立的会议上,陈子明将团体的性质概括为“我们是一个以政治为灵魂,以文化为形态,以经营为后盾,有独立意识和既定目标的自觉团体”。“政治为灵魂”就是以在中国实现党政民主为目标,以民间立场独立的社会团体定位。陈子明认为中国的民主化需要最广泛社会基础,需要有80年代后期那种从鲍彤、李锐到任畹町连绵的阵线,形成一种改革社会合力,这种合力的形成最需要彻底抛弃“唯我独左”,“以我划线”的共产文化。
    
    ▲“六四”伟大精神的代表
    八九“六四”是中共政权下爆发的一场规模最宏大,影响最深远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宪政民主运动的第四波。『这场伟大的运动不是争取个别社会阶层利益的社会运动,而是争取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利这种公共物品,即使由于农民的缺席而不能成为全民参加的运动,至少也是全民利益为诉求的运动。』(陈子明语)。当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提出争取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政治要求后,立刻获得广大市民的同情和支持。因为自由民主不是知识阶层的奢侈品,工人和普通市民同样是它们的消费者和追求者,他们同样期盼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和新闻自由,以便充分表达自己的不满和要求。知识分子以规模宏大的示威游行直接介入,与学生站在一起,是因为知识分子将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作为主要关注点,不是因为自身特殊利益的驱使,而是因为认识到它是争取其他自由民主的前提条件,是反腐败,反特权,维护社会弱势群体权益,争取社会公正的基础手段。
    中共政府屠城之后,对陈子明,王军涛通缉逮捕,最后判以十三年重刑,正是对这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镇压的一部分。要说运动的“黑手”,确实有,但绝不是陈子明和王军涛,而正是邓小平,李鹏代表的中共政权中的强硬派。87年对胡耀邦不公正的处理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是把学生引到天安门广场的直接原因。邓小平为运动定性的“四.二六社论”,一夜间就将几百万人驱向街头。而李鹏一而再,再而三的丑恶表演终将学生逼到绝食的境地。
    邓、李对“六四”的镇压,使中国再次发生大的转折,改革派下台,“六四”中被学生反对的腐败的代表人物上台。只不过十年,“市场经济+精英联盟+权威政治”的权贵资本主义已经确立,“三个代表”应运出笼。其恶果是贪污腐败成风,社会断裂、贫富悬殊,工农阶层失去八十年代的改革成果,走向贫困化。而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发生向左,向右的大分化,自由民主派始终在进行自身艰苦卓绝的思想和队伍整合。其中最具号召力的是李慎之于90年代破门而出,高举自由主义旗帜,为知识分子重新找回二十世纪之初宪政民主的平台。
    《社经所》六四之后人员被扫地出门,财产全部没收。但团队的精神依然,在陈子明、王军涛的带领下发扬光大。自90年开始,该所的理论课题成果相继面世。王军涛被迫流放之后,陈子明“划地自狱”,在与社会完全封闭的情况下,全身心投入学术思想的建树,他以喻希来,王思睿为笔名,以变通方式,相继有《今日中国思潮评析》《21世纪的世界和中国》《世纪之交战略性思考——中国历史文化及现代化论纲》、《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研究——历史、现状与改革模式》等重要著述问世。在思想理论界引起颇大反响。
    《社经所》团体从来是中国知识阶层坚持稳健、公允、平实、持久的思想路线和政治态度的一个团体。早在1989年3月,当连续几波知识分子“签名运动”成为体制外民主运动重新起步的标志时,我对陈子明、王军涛等五位核心人物进行访谈,以《将民主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为题目,表达了他们“圆桌会议”的宪政理想。当时陈子明说:『西方民主程序给予权威比政绩给予的权威更具可靠性。』宪政民主是寻求国家长治久安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邓小平作为独裁者从专制的心理出发将推进宪政民主的知识分子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之敌进行镇压,相继给国家发展进程带来几次大的逆转,这个教训是必须接受的。
    陈子明近年著作《共同底线和宪政平台——兼评洗岩的“左中右”划分》中,批判了将中国言论界划为“左”——“新左派”,“中”——权威主义,“右”——自由主义,三个阵营的三分法。陈子明以五分法取代三分法,除去极左派和极右派之外,左派:普罗情结——平等优先;中派:人权准则,程序正义;右派:精英主义,发展至上。陈子明将自己信奉的自由民主主义归为中派,将康晓光的『十年不变、市场经济、精英联盟、权威政治』作为右派代表。陈子明认为以上三派都是80—90年代中期才浮出水面的“新思潮”不同于传统的极右的和极左的极权主义、全能主义。左派对于大部分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均不反对,他们只是对一部分经济自由表示质疑。右派虽然对“镇制力量”有所偏爱,但也知道是缺乏“政治合法性”的,民主化是迟早要到来的。陈子明认为以公正和宪政的共同底线为基础,形成左、中、右的连线或联盟则能达成三方都认可的大宪章。这需要中派承担更大的责任,对左右做出让步。但中国社会还存在两个极端的政治思想派别,极左派彻底否定合作经济条件下实现大众民主的可能性,要的是底层翻身,无产阶级专政。极右派彻底否定自由,人权的优先性,眼里只有国家的主权,军事实力和镇制工具。这两个极端的政治派别反民主、反自由,因而不可能认同中间三派可能达成的大宪章。
    
    黑奴工、社会各界维权、农民工以生命讨血汗钱、矿难、江湖土地污染、计划生育、食品安全等一系列社会事件的频繁发生,证明中国已进入一个社会结构和利益明显分化的社会,构造以权利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容纳各种利益的表达,是中国社会发展刻不容缓的需要,何家栋、孙立平几年前已提倡“宪政下的合作主义”和“合作的宪政体制”,可惜被拒绝政治改革的中共当局不容纳。
    
    曾读过美国朱学渊先生对章怡和女士第一本书《往事并不如烟》对她父辈朋友回忆的评论:“如一群仙鹤飞过,惊起了健忘的人们的注目。”心绪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这群早就在西天净水边栖息的仙鹤飞回东方的故土,会看见一批年富力强、受尽磨难而不悔的晚辈,像填海的精卫、奔日的夸父,为建设现代化的中国正在努力。 (博讯记者:蔡楚)







问答王希哲,顺便讲几个王军涛的趣闻

2016-8-23 06:30| 发布者: 子_云||原作者: 子云|来自: 转发

摘要: 王希哲在一个跟贴中就我的文章提出一些问题,我略作回答。以下黑体字是王希哲的原文。

Saturday, July 2, 2011

王希哲在一个跟贴中就我的文章提出一些问题,我略作回答。以下黑体字是王希哲的原文。

哦。误会印象来自:
1、那时军涛搞的什么圈子名字都有你;


是,是有几个机构有我的名字。首先,战略研究所有我的名字,那是我还在监狱里的时候,王军涛就将我的名字加入到战略研究所理事会了,有很多坐牢的人名都这样被绑架了。我如何能知道?其次,王军涛曾经让我担任宪政协进会主席。宪进会那时有几万美金,都被用来支持王军涛和陈小平。我立即提出应该给香港卢四清捐款。为此事军涛竟拉着我跟老马开会讨论了三四次,最后做出决定可以给卢四清捐款500美金,但必须得由我担保卢四清以后一切听命于宪进会。我立即指出他们是胡搅蛮缠。如何能用500美元买别人的灵魂?我随即声明我绝对不就任宪进会主席,不参加他们的什么宪政协进会。可见,我从来就不曾同意加入这个宪政协进会,不应该将我算成是宪政协进会的成员吧?以后,王军涛让众多人劝我加入宪政协进会,特别是吴仁华,跟我反反复复纠缠,逼的我没办法,我不得不告诉吴仁华:“你不好使。今后不得将我的名字跟你们列在一起,否则,一旦我发现,我就会公开抗议。”

请你再给我指出来,王军涛还有哪个机构中有我的名字?我一定会让他将我的名字去掉。

另外,你也可帮我指出来还有其他什么民运组织有我的名字?我一定抗议他们未经我同意冒用我的名字。

2、我在纽约见军涛好像也常有你在;

我记得我同你一共有过两次交往。一次是你刚来时,你跟王湘到我在哥大的宿舍,你只是打了几个中国长途,然后我们一道拜访陈破空。另有一次我同你,军涛,老马去美国国务院。

能告诉还有哪一次我们一起见过军涛?何来你见军涛时常有我在?你是否记错人了?

3、我与军涛和你曾一起赴DC搞过一次游说活动

这确实有。那么如果因此就说我跟军涛是鞍前马后,那么你自己是否也跟军涛是鞍前马后?

4、再加军涛含糊说的

军涛也多次跟我含糊说你王希哲如何如何听他军涛的。我怎么就不相信王军涛哪?

5、你若历来与军涛没有大矛盾大分歧,自然也就不必澄清什么。但若如你现在一样,有大矛盾大分歧,那就只要像我一样,那时就敢公开批评他,别等到今天,自然也就“澄清”,不会有太大误会了。

除了在8964后的逃亡过程中,我跟军涛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合作。六四期间,起初是我对他不了解,高看了他。一周后,发现他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尤其是在任命柴玲为总指挥的问题上,我跟军涛几乎发生公开冲突。我立即跟子明建议让子明介入,军涛退出。这有许多人的回忆录作证。我相信其他人是没人能够提出这种建议的。

我在美国一直忙于学习和工作。在学校读书时,我甚至将电话都切断,避免民运人士给我打电话和开什么研讨会。你该知道,我跟几乎所有那些民运大佬都没有什么来往。并非不跟你来往,我就一定跟其他人来往。

至于澄清,从我拒绝参加军涛的机构和各种研讨会来看,我不是在用我的方式在不断澄清吗?只是你看不出来就是了。我之所以这次公开澄清,那是因为在这次茉莉花行动上,我多次试图跟王军涛沟通,但军涛摆出要将无耻进行到底的架势,我也只好不客气了。

我一向是不轻易出手。这一次扫荡一大片,主要是因应国内形势需要。我相信丁子霖王军涛这些人会再一次跳出来谴责暴力、谴责动乱。王军涛的茉莉花行动发起者网站上已经几次谴责墨镜哥的视频是宣扬暴力,这我有截屏为证。墨镜哥不久就被销声匿迹,我相信是从我家被绑架走了。

6、我与军涛“闹翻”,不过是前年他拉山头称“民主党共同主席”开始。但过去与他好朋友时期,他参与的错误东西,我还是多次公开批评的,如你提的“谴责”王炳章事件和反对施明德红衫军运动,为绿党站台事件,和台湾陈水扁政府“二王专案”事件等。我都公开批评的。

那些事情同我无关。我有权对这些事不发表意见。

7、但这里也对你说句实话,我不赞成你对你前妻的态度。无论你揭发她的情节真假,毕竟一场夫妻,还有孩子。总有恩情,怎能如此铁心?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不过,这毕竟是你的私事。顺便说句而已。再谢, 希哲

你应该比我更了解王炳章、张宏堡、彭明的经历。如果我不在网上公开揭露出这一切,我早就跟王炳章、张宏堡、彭明一样的下场了。都是那个女共军在进攻我,我所做的不过是将她对我所做的(还远远不是一切)在网上公开一下。如何就说我铁心?难道我只有任她宰割,再象王炳章那样任他们绑架车祸,我才算得上你所说的百日恩吗?

纠正一下,那不是我前妻,是我现在的妻子。我跟她在一年多前就完全分居,不能相互联络,而且我们都向法庭递交了离婚申请,都为此请了几个律师了。可她就是想尽各种办法拖延离婚程序。拒不向法庭出示她必须出示的各种银行账单。你大概不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我必须得用钱去推动我的律师逼迫对方出示必要的文件。否则,两方律师都愿意看到拖延不办,而他们都可以坐收更多的律师费。但如果双方都配合,当然早就办好离婚手续了。她是将我套牢了拴住了往死里打。

过些时日,你会知道,这不仅仅是我的私事。我这里写出这一切,是让中共共军看的。你是否理解,我不在意。

记得当年我们同在波士顿时,我未能前往给您庆贺50 大寿,十分抱歉。我们曾同住一城,竟无缘相见。想必你我之间缺少缘分。但也请谅解,因为我自己就从来不过生日。偶尔有几次参加别人的生日庆典,那也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感谢你的回应和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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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再说几个王军涛的趣事。注意,下面所提的几件事都是在我刚到美国的一两个月内发生的。当时我对美国是人生地不熟,只好被王军涛牵着走。王军涛给我介绍一些曾经关心帮助过我的朋友,我自然愿意见他们,以便对他们当面表示感谢。

有一次王军涛跟我说国务院和国会的人要见我。我们一道坐火车从波士顿去华盛顿。到了纽约时,王军涛说要到纽约参加一个活动,让我一道去。我问到底是什么活动,被我一再追问,王军涛才告诉我说是去参加李路的毕业典礼。我立即告诉王军涛,我不会去参加。王军涛说已经告诉那边我会去参加,不去是不守信用。我说我不曾答应,何来我不守信用?结果是王军涛只身前往,我那天在火车站等了他一夜。

我刚来美国时,王军涛经常这样做事。有一次,王军涛说要带我见两个华侨富商,他们愿意出钱帮助我。等我一见面,我才发现那两个人的真实身份是台湾军情局官员。我立即回避。

还有一次,也是我们路过纽约,他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也是在我反复追问下,他才告诉我是新华社记者,并说那人表面身份是记者,实则是中共国安局派到北美的最大的头子。我立即拒绝前往见面。结果是,我只好在一个餐馆里等了他几个小时。

我刚到美国的一个月内,经常有美国记者采访。有一天美国CNN记者联系好了要采访我,一帮摄像记者都已经先到了,将摄影灯光等器材都摆放好了。就要开始采访时,王军涛立即拉上我,说我们必须得离开。结果让那些记者白白忙活了大半天。后来有几次大的采访计划,都是这样给搅黄了。几年后我才发现,这些不遵守承诺的事,都严重损害了我的信誉。那些新闻媒体都认为我是言而无信!

大概是1996年5月的一天,是我刚到美国一个礼拜,有波士顿环球报的一个女记者约我要作一个单访。王军涛后来给安排成一道采访柴玲、沈彤。我坚决拒绝。王军涛一再跟我解释说,这些人常年不能在新闻媒体上露面,这次可借助我的媒体热点效应,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也在媒体上一同露个面,王军涛苦口婆心地劝我,让我同情他们。我最后告诉王军涛,我是绝对不会同柴玲和沈彤一道上镜。后来那个女记者来采访,我坚决回避。第二天的报纸上的报道出来了。柴玲抱着一个波斯猫的照片占了头版头条的将近半个版面,沈彤站在自家网球场前的照片也有十厘米高,而王军涛的照片是在后面一版上,比护照照片还小,绝对没有柴玲怀抱的波斯猫大,比波斯猫的眼睛也大不了多少。我看到这些照片后,我就讽刺王军涛说,这篇报道的标题应该叫作中国民运的贵族和丐帮!我还挖苦王军涛说,你为什么就要给这些人去当陪衬?为什么要给他们站台抬轿子?

又有一天,王军涛说吴方城杜智富邀请我到肯塔基去参加他们的两党联合大会。我拒绝前往。王军涛就跟我说在这次会议上我可以看到我的许多老朋友,比如张伦等,还说万润南也希望有机会见到我,说这些人都曾经为我呼吁过,我也应该去面谢他们。随后王军涛就给了我一张往返飞机票,说是吴方城给我买的。既然如此,我想我也就再辛苦一次,那就去吧。我同王军涛同机前往。会上,见到万润南等人。万润南同他的团队主要成员还专门跟我谈话,力邀我加入他的组织,说他推荐我竞选主席。我一口回绝,我无意参加他们的任何组织。会议闭幕前一天,王军涛离开了,吴方城就让我支付一千多美元的飞机票钱。我问不是他们请我来,他们支付我飞机票钱吗?吴方城先是跟我哭穷,随后跟我说这是组织规定。无奈,我给他开了支票。这分明是在合伙对我抢劫诈骗嘛!等我离开房间时,王军涛的房门钥匙没有交给旅馆,我又代王军涛交了30美金钥匙钱。要知道,我那时是刚刚到美国,一共就有几千美元的捐款,被这些人骗了几次后,就所剩无几了。

此后,我拒绝王军涛给我安排的任何活动,安心在哈佛上英语课。

我随后接到了哈佛、MIT、伯克利、斯坦福等美国常青藤大学的录取通知。我立即决定去MIT经济系。王军涛和太太侯晓天以及我们的共同朋友陈孝京贾莉夫妇便决定去租房子,由我们三家合住。他们租了一个家庭住房的一层,有两居室一个客厅,还有一个装垃圾的偏房,房租共1000美元。他们将客厅隔开,使得每个卧房有半个客厅,他们两家每家住一个卧房和半个客厅,他们两对夫妇各缴纳350美元房租,让我住那个垃圾偏房,我交300美金。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是我们的好朋友。她开车带我去看王军涛给我租的偏房。她一见到后,就告诉我说,这太不公平。我也只是摇摇头。我看了房子后,立即决定我不在波斯顿了。我当时还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尽管奖学金只有一年,远比哈佛和MIT给的少,但我立即放弃了哈佛和MIT的录取,选择去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从此我远离了王军涛。

关于王军涛侯晓天夫妇及陈孝京贾莉夫妇的故事我在其它文章中已经讲过了。其实,在当年的11月份,我又去了一次波斯顿,到王军涛家拜访,这时的那两个家庭已经打成一锅粥,原本租给我的那个偏房又出租给了一个印度人,那个印度人对我和图书馆馆长说,他不知道他的两家中国夫妇同屋究竟谁跟谁是夫妻。再后来,两对夫妇都离婚了。因为这个丑闻,陈孝京和贾莉都远走他乡,失踪了。可见我当时不去同他们合住,那该是一个多么英明的决定!

1997年,王军涛也只身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1988年,我开始到位于新泽西的贝尔实验室工作。大概是1999年,王军涛跟他现在的太太订婚。我专程去他家送给他300美元红包表示祝贺。王军涛的太太立即跟我说他们的结婚戒指就是王丹给买的,又说老马等人都给他们送礼上千美元。我问戒指是多少钱,他们不告诉我,只是模模糊糊地说按规定至少得一个月的工资,王军涛未婚妻还一定要我讲出我当时的月工资是多少。

我当然明白,他们认为我拿三百美金是不够哥们义气,如果够义气,我至少也得出一个月的工资钱。我那会儿工资不高,但一个月也有六千多美金。我当然不干。我反问军涛,如何能让别人给你买订婚戒指?那到底是谁订婚?我真的不相信这订婚戒指是王丹给买的。

老马是在美国居住50多年的老华侨,他太太是香港米王之后,是美国的著名华侨领袖,很有影响。他们还共同发起成立天安门纪念基金会,募集到很多钱。老马太太无数次跟我抱怨说,这些钱大多都用来资助王军涛夫妇的学费和生活费了,她更加抱怨王军涛太太侯晓天。老马家原本是一个非常和睦幸福的家庭,但在他们都六七十岁时,他们离婚了。老马太太说就是因为王军涛和侯晓天使得老马一家没法继续生活在一起。因为那时我跟老马同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我对老马太太所讲的一些事是耳闻目睹的。老马是那时支持王军涛夫妇最有力的一位华侨。王军涛的饭局,只要有我或者老马在,通常都是由我们两人结帐。

我前妻一向是大方。每次一道跟人吃饭,那她是一定要将别的食客都按住不许掏钱,都得让我付账。

在王军涛结婚的前几天,王军涛约我和老马去帮他们一道采购婚礼服。我带我前妻,老马一道去纽约面见王军涛。在我们午餐时,王军涛让他的未婚妻和我前妻一道去买婚礼服。临走前,我特意叮嘱我前妻,绝对不能为别人的婚纱婚礼服付账。我前妻一再跟我说,我们就给付了罢,我就只好不让她去。王军涛未婚妻就拉上了另一位中国大陆来美旅游的女士去买婚礼服。她们转了一圈后,什么都没买,要让我们吃完饭一道去。随后,我们一行六人去了几家店,最后又来到一个裁缝店,王军涛未婚妻就让裁缝量体裁衣,预订一身旗袍。价钱是八百多美金。

要交钱时,新娘子就喊王军涛。王军涛和我们都离交钱柜台远远的,王军涛就是不过去交钱,反倒是两眼轮番看着我和老马,老马不是低头就是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不抬眼正视军涛。军涛无奈,用乞求的目光盯着我看。

“这个婚礼服你可一定要给新娘子买哟。”我笑着对军涛说。

“我真的没有钱哪。”军涛十分尴尬而又为难地说。

我们几个就是这样僵持在那里,谁都不去付钱。新娘子急得要哭了。我前妻几次要过去付钱,都被我拦住。如此僵持好久,那位中国大陆来的女士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她过去将钱交了。至今我都不知道那位女士的姓名。

又过了几天,王军涛给我打电话,我们的对话大概内容如下。这里,我将新娘子的名字都用“新娘子”来代替,是为了不露出她的名字。

王:“刘刚,我还是有点事求你。”

刘:“又怎么了?那套婚礼服拿到了吗?”

王:“嗨,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事。现在新娘子正在为这事大哭呢。"

刘:“到底怎么了?”

王:“这事还真不好意思开口说。"

刘:“能有多大个事啊?这么吞吞吐吐的。”

王:“这样吧,我跟你说,你可千万不要跟老马去说。"

刘:“你就放心大胆去说吧,我保证不跟老马说。”

王:“是这样,那天订做的婚礼服,我们今天刚刚取到。"

刘:“那是好事啊,有什么不能说的?”

王:“可是,我们把那个旗袍给丢在地铁上了。"

刘:“啊,是这样啊。那就不穿旗袍呗。”

王:“那不行啊。新娘子就为这事在伤心难过呢。"

刘:“那你好好劝她,就跟她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是这老天爷不让你们在婚礼上穿旗袍。”

王:“不行,她说这事不吉利,她一定要再订做那同样的一套。"

刘:“那你就再去给她订做一套嘛。”

王:“可我没钱哪,我真的没钱。"

刘:“那怎么办?你给我打电话,也不能就立即有钱了。”他跟我耍无赖,我也就跟他癫憨装糊涂。

王:“所以,所以,"王军涛所以了好一会儿,最后才说:“所以我不让你跟老马讲嘛。”

刘:“你放心,我保证不跟老马讲。”

我真的遵守承诺,我一直没有跟老马提起这件事,不仅如此,直到今天以前,我都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我知道,王军涛一再告诫不让我跟老马讲,就是为了让我去跟老马说,好让老马难堪,再出钱给王军涛买一套婚礼服。

我猜想,王军涛在当天也一定给老马打了同样的电话,并嘱咐老马不要跟我提起这事。进一步让我以小人之心度一回君子之腹,我猜想那套婚礼旗袍甚至根本就不曾丢失过!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王军涛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搞募捐的。同一个名目,可以反反复复去要人付账,而且还得将人弄得很难堪,很为难,很没面子,很不仗义。

王军涛每当有喜庆之事,只要我知道,我都会给他至少二百美元。他订婚、结婚、生孩子、50大寿,我都给拿三百美元红包。

我刚来美国时,王军涛带我去国会,说是要穿西装,我那时哪里有钱买西装啊。后来吴宏达先生跟王军涛承诺,说他拿西装钱,这才带我去买了一套一百多美金的廉价西装。从此后,侯晓天每次见到我都会让我去跟吴先生索要那套西装钱。吴先生是说给他们钱,让他们给我去买西装,又没有跟我说,我如何跟吴先生要西装钱?我也绝不会为一百美金去跟吴先生追着要钱。这是王军涛给我的最大礼物了。我来美国后很快就发福了,那套西装几个月后就不能穿了。王有才一到美国,我就将那套西装转送给王有才了。如果王有才还保留那套西装,希望能将它再还给我,没准哪天民主党执政了,那套西装就会成为一个历史文物了。

侯晓天几次要送给我一台电脑,那是他们从路旁捡回来的,电脑主机不工作,荧光屏不亮,但侯晓天说键盘还工作,让我用这个电脑练习打字。我没有要。

1998年,我到波斯顿工作,王军涛听说我新婚,要送给我一个新婚礼物。他让哈佛的那位图书馆馆长给我用车拉来了一个旧电视机,是黑白的,荧光屏虽然只有九寸大小,可是机身却是不小。我从来没有打开过那个电视机,我真的不知道那个电视机能否工作。我当时就提出让王军涛将这个电视机带回去,我前妻不愿意让王军涛难堪,就一再说这个电视机是多么好,一再感谢王军涛。

我说这些,一定有人不信。王丹等人到我家聚会时,我曾经向他们展示过王军涛给我的这个新婚礼物。王丹立即说:“啊,这个礼物可值钱!王军涛是从哪里搞到这么个古董呀?现在保证能送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去。”

是,那是个在我儿时就早已被淘汰的黑白电视机,我没有按照王丹的建议将它送到博物馆,我最终还是将它扔到垃圾站了。送到垃圾箱时,我在深更半夜里,象做贼一样,生怕我邻居看到我还有这样一个垃圾电视机。

我第二次订婚时,王军涛做订婚证人,感谢他给我买了一束花。

我结婚的录像想必大家都看到了。王军涛是第一伴郎。婚礼后,女军官新娘子查收礼品,就独缺王军涛的。那女军官跟我大闹,逼着我给王军涛打电话询问是送的什么礼物。我跟女军官说肯定是现金,或者是我们自己给弄丢了。女军官一向是办事军事化,不可能丢失礼品,非逼我打电话,说只要能看到军涛写的一个贺卡也行。无奈,我打电话问军涛。军涛跟我说,他来参加婚礼时实在是太匆忙,买好的礼品不知道放到哪里,找不到了。说以后找到后,再给我拿来。三年过去了,军涛早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说实话,我是不喜欢别人给我送礼的。所以,军涛也习惯这样,来我家参加聚会,多是两手空空。但这女军官太太那可是悍妇,那能容忍别人不礼尚往来。

只有在我女儿周岁生日时,军涛太太送来了一套婴儿装,终于让我在女军官面前找回些面子。

以上,就是军涛同我的礼尚往来,我对此并不在意,因为我确实不喜欢这一切送礼的繁琐。但是,无论如何不要往我这里送垃圾呀。

自2010年底,钱云会事件发生后,我几次给军涛打电话,想跟他一道发起中国茉莉花行动。军涛说我是恶搞,说他没时间没兴趣参加恶搞。后来茉莉花行动初见成效后,王军涛就开始自称是发起人,是幕后发起人的幕后黑手。我一直想跟王军涛沟通,打电话时说不上几句,他就说没时间讨论这事。记得是今年三月的一天,我去民主党全委会办公室找军涛,王军涛正在忙。我便等,后来等晚上再去,王军涛已经离开了。那天太晚了,我没有车返回新泽西的家了,便同赵岩在民主党全委会的办公室里过了一夜。此后不久,民主党全委会那天值班的小伙就被民主党给开除了,就因为他让我们进入了办公室。从此以后,我跟王军涛就没有任何沟通。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王军涛,虽然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我又有何必要如此迁就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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