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左起）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
    
    去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今年，是俄国“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据说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其实是送来了列宁主义，后来，实际影响更大的是斯大林主义。
    
    “十月革命”之前，“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形成临时政府与苏维埃并存的局面。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进入临时政府，各社会主义党派在立宪会议中占据多数。即使在这样的形势下，温和社会主义者认为，俄国尚未准备好社会主义革命。
    
    然而，列宁认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有立宪会议的普通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他和托洛茨基联手，领导武装工人和士兵起义，推翻了临时政府，夺取了政权。此后两个月，就解散了立宪会议。
    
    考茨基严厉批评此举，他指出，“立宪会议可以为了工人的利益做一切可以实现的事情，而且比布尔什维克单独地干要做得更为合理，取得更大的成功。但是，这样就得要求布尔什维克只能站在平等的地位来干，不能作为一个专政的党，从上面来发号施令。”
    
    “十月革命”号称“社会主义革命”，但它的一党专政趋向显露出来，走向了反面。
    
    ■从“四月提纲”到《国家与革命》
    
    二月革命后，列宁回到俄国。他发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提出著名的“四月提纲”。
    
    在这个提纲里，列宁态度鲜明：
    
    ──“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
    
    ──“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
    
    ──“把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
    
    随后，列宁写了一本当时未能出版的小册子《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对“四月提纲”再做较详细的说明，可以说它是小册子版的“四月提纲”。在这本小册子里，列宁断言，俄国革命中出现的苏维埃，是"一种新的国家类型"，即“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
    
    七月事变，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组织武装示威，迫使苏维埃夺取政权，预演“十月革命”，结果失败。形势一度更不利于布尔什维克，于是列宁认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口号过时。再度转入地下之时，他倾注心血写作《国家与革命》，到“十月革命”后，才发表与出版。这部著作详细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可以说是上升到理论著作版的“四月提纲”。
    
    这三个文献，实际上构成为“十月革命”的政治理论和策略的基础。
    
    尽管列宁在宣传中主张以立宪会议解决国家问题，看上去十分重视立宪会议，但他的革命纲领已明白无误地宣称“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他在《国家与革命》中论述马克思学说的国家理论，强调巴黎公社的经验，即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公社式的新型组织──它不是传统意义的国家，由此而论述“国家消亡”。
    
    列宁强调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革命时所说的，打碎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他强词夺理，试图造成一种印象，议会制共和国在巴黎公社式的新型组织出现之后，就已过时，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
    
    但是，在欧洲，巴黎公社失败后，议会制共和国仍在现实政治中发展，工人政党也参与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就此指责工人政党“背叛”巴黎公社原则，相反，特别是恩格斯，为工人政党参与议会、参与政党政治，做了理论的总结，明确否定了“不断革命”。
    
    俄国在社会发展中较欧美落后，就更不可能毕成功于一次革命，而列宁却在出现革命形势之际，匆忙地对马克思学说做出他自己的论述，为革命设定“不要议会制共和国”的框架，对建立公社式新型组织赋予无限的期望。
    
    议会制仍有成长空间，而公社式新型组织在发展中会经历挫折和失败，在此背后的现实就是，国家消亡的基础要经历长期的发展过程，才能逐渐地形成。列宁要以他的革命一步跨过去，以苏维埃取代议会制共和国，但是，他在书里论述国家消亡，现实中的国家却不能消亡，于是，“十月革命”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回避议会制发展而步入一党专政的歧途。
    
    列宁的锋芒所向，直指对他和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观念持反对意见的普列汉诺夫和第二国际考茨基等领导人──这些反对意见的依据，正是马克思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认定的，“经济发展的状况”对于是否“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意义。列宁以嘲笑对待基于这种观念的批评。他此时已经同托洛茨基站到一起，主张立即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即托洛茨基所谓“不断革命”。
    
    ■基于“不断革命论”的错误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以考茨基的判断为依据，即在“德国和英国，无产阶级甚至在现时也几乎拥有夺取国家政权的足够的力量，而经济条件则使无产阶级能够利用国家政权来排除资本主义生产而代之以社会生产。”这样，在托洛茨基看来，就意味着，欧洲的经济与社会已经“成熟”，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么，落后的俄国发生革命，也就纳入其中了。
    
    托洛茨基认为，“世界经济就其整体来说，已经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这样，即使在俄国也可以“不断革命”，使其革命迅速转为社会主义革命：“一个国家不仅在成熟到进行独立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前，而且在成熟到采取影响深远的社会化措施以前，就可以'成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没有做这样的一番分析，他实际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这一理论。在革命形势中，他放下了他与托洛茨基的分歧，在“不断革命”上达成共识，举手迎接所谓“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他立刻就迎头撞上严峻的现实：现实中的俄国，其“经济发展的状况”远未“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而民主政治，仍有其发展空间。
    
    列宁正视现实，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实行“新经济政策”，实际转向市场经济，但是，他丝毫也没有意识到，在政治上也要做相应的转变。他讲话、写文章，提出建议，这些建议被人视为他的“政治遗嘱”，其内容基本上是对布尔什维克党一党专政修修补补，未能反思他“不要议会制共和国”的轻率与错误。
    
    在《国家与革命》里，列宁专门写了一章，“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他写道，“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目前已经在令人难以置信地阻碍”“在现代已经达到的技术水平的基础上”的生产力蓬勃发展，“因此我们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
    
    这样的论述，在理论上，似乎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在现实中，却是另一番光景。
    
    当时，在欧美及俄国，资本主义已经或正在进入其长期发展阶段。资本家作为企业家，面前还有数十年或上百年乃至数百年的路程。他们尚未失去其现实性或合理性，他们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远未结束。这时剥夺资本家，可能有短期的好处，主要是政治的好处，而就长期而言，这样的政治行为，会打乱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和秩序，而关闭民主政治的发展之路，一定会阻碍而不是推动“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在俄国的落后的现实中，就更是如此。
    
    很快，列宁就意识到，不能不请那些所谓“资产阶级专家”，来帮助布尔什维克管理他们的军队，管理他们的工厂或企业，他为此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但成效不大。
    
    列宁的论述，无异于断言资本主义当时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主要是阻碍而不是推动，或者基本是阻碍而难以推动，就和他断言帝国主义乃“垂死的”资本主义一样。这样的判断，看似正确，其实犯了历史性的错误。
    
    ■理论与现实之间
    
    “十月革命”之际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了两个政府机构，一是人民委员会，以列宁为首，成员都是布尔什维克，一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占到60％以上。随后不久，立宪会议被解散，政权似乎归于苏维埃，但实权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政府机构手里。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大讲“打碎”旧国家机器，强调马克思之所说，那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然而，在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中，只有议会制随着立宪会议解散而确定被取消，至于其它的，全都走了样，流于形式──
    
    普选制和随时撤换公仆，实际逐渐恢复为官僚体制；
    
    常备军，先是被红军和工人赤卫队取代，逐渐仍然恢复为国家的常备军，而中共的军队则干脆就是它自己的党军；
    
    而“组织起民族的统一”，也逐渐恢复为帝国对各统治民族的压迫；
    
    ······
    
    而这一切，都罩在“社会主义”光环之中，罩在共产党专政的光环之中。
    
    有意思的是，列宁高度评价苏维埃时，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处于少数地位，他似乎已超乎党派利益之上，但苏维埃的状况更不利时，他就视其为反动机关，宣布“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口号过时。尔后，情况再变化，布尔什维克成为多数，“全部权力归苏维埃”也再度高昂起来，而夺取政权的政变一旦成功，权力并没有真正落在苏维埃手中。这样来看，苏维埃即使被视为“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其实也未必可靠，它与议会相比，因为失去政党政治的内涵，其命运是沦为橡皮图章。
    
    同样有意思的是，斯大林等其他多数领导人一度与列宁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漫长的资产阶级性质的中产阶级民主政府时期已经开始，无产阶级专政是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这与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观点很相近。这不奇怪，因为在当时，这是有其权威的主流观念。不过，斯大林很快转变，站到列宁的一边。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看到它所谓“新型国家”实际上败絮其中，才力图补救。
    
    列宁力主实行“新经济政策”，从“战时共产主义”向市场经济“倒退”，严厉警告布尔什维克，不要玩花样、耍聪明。现实则是，共产党人非常喜欢玩花样、耍聪明，他们对人民许下极其漂亮的诺言，但很少兑现。
    
    “十月革命”展现出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某种希望，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1922年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现实是，列宁死后，斯大林即着手创立他的所谓“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从此，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面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直到它们一个个地崩溃。
    
    列宁看到了苏维埃俄国国家机器的实际状态。他写道，“在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方面，我们已经瞎忙了五年，但只不过是瞎忙而已。五年来已经证明这是无用的，徒劳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他建议，“我们党有理由要求工人阶级出50～100个中央委员，而又不致使工人阶级太费力。”他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他们也应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他直接求助于工人，以及农民，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使我们机关成为旧机关”，可以避免“我们机关照现在这样保留着革命前的糟糕透顶的状态”。
    
    这种建议，后来在中国也有反响。先是大革命失败后把向忠发选为中共总书记，后来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把一些工人、农民党员选拔到中央来工作，所谓“工人造反派”领袖王洪文甚至一度作为毛的接班人来培养。
    
    但是，列宁的这些努力，为时已晚。
    
    ■“十月革命”在“通常的历史顺序”面前黯然失色
    
    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不断革命”，是以他们的经济学研究为基础。马克思正视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进入其长期发展阶段。在他看来，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额头上写着的公式，即“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这是一种异化的状态，然而只有在这样的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这是市场经济的现实性，或合理性，是市场经济的辩证法。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是在这里栽倒的。
    
    列宁争辩说，“十月革命”开创所谓“社会主义”实践，其实只是“通常的历史顺序”发生变化。通常的顺序是，文明发展到一临界点，导致政治变化，即“十月革命”的批评者之所谓“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文明”。列宁则认为，“十月革命”是“为文明创造前提”，即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而建立新政权。
    
    要命的是，新政权在发展工商业文明或市场经济方面，一直受阻于它自己的“计划经济”实践，相应地，披着巴黎公社式新型国家组织外衣的共产党专政，则阻碍民主政治的发展。
    
    列宁对马克思学说也有很深的造诣，然而，他是一个理论家，更是一个政治家、革命家，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脉络，他的把握和理解，有重大的缺陷。在革命形势出现之际，列宁与普列汉诺夫不同，明显地倾向于忽略经济发展程度的决定意义，低估资本主义进入其长期发展阶段的现实性，断然否定议会制民主的发展潜力，片面强调不可以从苏维埃向议会制“倒退”，从而为走向一党专政开辟了道路。他强调所谓“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指责批评者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而他的灵活性，恰恰表现他在思想理论方面的缺陷，对苏俄的实践造成严重的影响。
    
    20世纪后期，“通常的历史顺序”终究显示出它的决定性。
    
    东欧国家出现政治变化，苏联共产党试图以政变阻止苏联的变革，终于被人民抛弃，苏联随之解体。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得以发展，这些国家进入到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之中。
    
    不过，列宁写作《国家与革命》，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学说关于国家消亡的观念，是做出了贡献的。
    
    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写了一篇导言，其中，他指出，“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列宁大段引用了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认为恩格斯的告诫“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直接对”那些东方国家的某些人的“教训”，因为他们“正好表现出对国家的迷信和盲目崇拜”。
    
    不幸的是，所有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而实践“社会主义”的国家中，都有着浓厚的这种“对国家的迷信和盲目崇拜”，甚至把国家所有，或国有体制，奉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中国出了个怪胎
    
    “十月革命”后不到四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个新生的党成立不久，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国民党合作，且其党员加入后者。但是，共产国际谋求以中共取代国民党，加上中共的激进，致使合作破裂。国民党“清党”，中共武装反抗，着手建立自己的军队，共和与议会制都被撇到一边。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做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时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不过，他实际坚持的则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真把民主主义放在眼里。取得政权后，他就宣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断民主政治发展而改行一党专政，与苏俄“十月革命”的趋向一致，而其显露出的对马克思学说的虚伪态度，更为明显。
    
    中共的事情其实相对简单。它基本上不理会什么巴黎公社的实践或原则，因为它听命于共产国际，接受的基本上是从苏俄传过来的列宁主义，而这个主义，再经过斯大林主义的加工，马克思学说在其中已所剩无几，列宁本人的思想也经过滤，变了模样。中共没有普列汉诺夫那样的理论家，它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东方色彩极其浓厚，很适于毛泽东之类的共产党人掌握，也很容易对它“中国化”。
    
    不过，“文革”开始时，毛泽东要打倒“走资派”，要改造“走资派”控制的国家机器，突发奇想，搬出了巴黎公社原则来为自己所用。“十六条”援引了巴黎公社原则，后来为了对付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又先是纪念列宁百年诞辰，再纪念巴黎公社的百年，算是让巴黎公社原则在中国也有了些回声。
    
    然而，毛泽东以“继续革命”召唤“不断革命”的幽灵，惨遭失败。
    
    中共手中的“社会主义”旗帜不倒，因为它吸取教训，艰难曲折地接受了市场经济。在此过程中，党内保守派击败开明的改革派，阻止了政治改革进程，而党专政的体制无法抑制权力与资本之间的交易，于是党专政得到经济增长的支撑，孕育出新型权贵阶层，致使中共全面向右翼政党蜕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徒具一副空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完全背离马克思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背离科学社会主义。
    
    成长中的市民社会立即被权力崇拜与金钱诱惑所包围，公民社会的自然生长趋向则在党专政的严厉压制下被窒息。这样，党国在蜕变之中，腐败愈益猖獗，以其难以遏制之势，铺天盖地般地向全社会蔓延，同时，民族主义狂热伴随着经济崛起而来，中国复兴的梦想中萦绕着古老帝国的幽灵。
    
    习近平掌权之际，全面的腐败已经对党专政本身构成威胁。他一面铁腕反腐败，在选择性地打击腐败势力的同时，不懈地维护腐败之温床，维持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和红色权贵的垄断地位，一面复兴红色意识形态，压制公民社会，抑制民间反腐败的自发努力。
    
    具讽刺意味的是，习近平反腐败的铁腕难以阻止他领导的这个专政党本身蜕变和腐烂的趋向。他要将他的红色帝国向全球扩张，难以依靠市场力量的自发蔓延，而需要以行政计划强力推动，运用资本与各国权力相结合，从而不可避免地，与二战后自由市场经济及其全球化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相冲突。
    
    习近平曾斥责苏联共产党在苏联解体时“竟无一人是男儿”，其实表现的是他本人的无知与狂妄。
    
    斯大林反复清洗布尔什维克党，列宁时代的“老近卫军”几乎全都遭其毒手，而苏联共产党则匍匐于他一人脚下，早就丧失了男儿气概。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壮起胆子反斯大林，反个人崇拜，苏共才又有了一些人气，再几经周折，才迎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他领导苏共，居然以男儿气概放弃了它的政治垄断地位，并着手重新塑造苏联。无奈，苏共暮气已深，保守派悍然发动政变，遭到反击而失败，终于走到了亡党、继而苏联解体的地步。
    
    毛泽东痛恨赫鲁晓夫，他的所谓“接班人六项条件”，每一条都申明“决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如何如何，而他领导下的中共，与斯大林领导的苏共一样，匍匐于毛泽东脚下。即使毛氏集团已丧尽人心、党心，叶剑英等人也深怀恐惧，声言“投鼠忌器”，到毛泽东死后才发动政变。
    
    然而，民间尚有男儿气概，反对毛泽东专制之声此起彼伏。丙辰清明抗议活动，此后演变出“北京之春”民主运动，以及后来的学潮和八九民主运动，一再表现出中华儿女的浩然正气和向往民主自由而英勇不屈的精神。
    
    在民众感召之下，中共开明派决心改革开放，但他们在政治上终究脆弱，不敌一再发起攻击的保守派，终于面对“六四”之际的政变和镇压而一败涂地。中共再度逐渐恢复匍匐于一人或几个寡头脚下的姿态，而习近平，看似呼唤“男儿”，其实他敌视真男儿气概，恐惧真男儿血性，喜欢山呼万岁或“主席好”的党卫军或习家军，喜欢他自己一言堂。
    
    很可能，习近平根本不懂“十月革命”故土上发生的事情，他至今还在先前那“北方吹来十月的风”中陶醉，迷迷糊糊地梦游呢。
    
    ＊＊＊
    
    社会主义尚未成熟。“社会主义”的实践千奇百怪，最终要么失败，要么蜕变，回归到市场经济及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之中。
    
    这一实践，没有如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的那样，出现在欧美社会，而是出现在俄国与中国这样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如马克思所说，出现在那些"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的国家。尽管一度兴盛，形成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但难以持续，“通常的历史顺序”恢复其势头，计划经济也终于失败。
    
    这不奇怪。“十月革命”，标志着共产党“社会主义”实践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它们背离马克思学说。最具讽刺意味的就是，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宣传马克思学说对“国家消亡”的判断，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实践则完全缺乏社会经济基础，结果，从被迫到自觉，越来越倚重政权的力量，完全把马克思学说抛到一边，将国有体制奉为“社会主义原则”。
    
    中国“社会主义”屹立不倒，甚至渐渐地再度显现“东风”要压倒“西风”之势。这其实也不奇怪。“十月革命”开启的“社会主义”实践曾经试图御资本主义与国门之外，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已经走在融合资本主义与其自身的路上，其“社会主义”现在只是中共一党专政的代名词而已。
    
    然而，社会主义有可能正在成熟。以互联网为代表，生产力在其发展中展现出新的特性、新的态势，而各种社会矛盾，也在展现新的面貌。
    
    “十月革命”百年之际，人类社会更为复杂、多元。或许人们以为还难以分辨“世界潮流”之“浩浩荡荡”，却显而易见，新的大变局就在眼前。
    
    来源：新世纪

中國共産党成立前後鲜爲人知的曆史

　　1921年7月1日在中共党成立之前，俄共远東局已派出一批特工人员潜入中國，在華活動一年多，取得豐硕成果，在中國一些地方建立起共産主義小組，並 已于1920年8月建立了臨时中共中央。列甯認爲在中國正式成立共産党的條件已經成熟。于是由共産國際远東書記處派尼柯爾斯基、馬林到中國組織成立中共。 尼柯爾斯基對馬林说：伊爾庫茨克共産國際給他的指示是，中共的會議必須要有他參加。

　　尼柯爾斯基生于一八九八年，曾是赤塔商學院的一位學生，来華时僅二十三歲。就是這樣一個小青年，操縱成立中國共産党。馬林爲荷兰人，生于一九八三年，来華时三十八歲。這两個人在上海曾與李達、李漢俊秘密商谈，後又到北京與李大钊、张國焘等人秘密會谈。

　　據包惠僧说。在廣州「有一天，陳獨秀召集我們在谭植棠家會見尼柯爾斯基，说接到上海李漢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國際和赤色职工國際派了两個代表到上海， 要召開中國共産党的發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請廣州派两個人出席；还寄来二百元路費。」（《包惠僧回憶录》，轉引自叶永烈著：《中共之初》第299页）。

　　中共後来说：由于中國工人隊伍壮大，工人覺悟提高，具備了成立共産党的條件，才成立共産党。這純是胡说八道。包惠僧的回憶，说得 清 清楚楚，是 共産國際派人来主導成立共産党；與中國工人階级如何，毫無幹系。资本主義國家社會工人階级更强大，也没急于成立共産党啊！而恰恰在成立中共的代表中，一個 工人階级的代表也没有。

　　爲召開中共「一大」，馬林帶来活動經費。「一大」每位代表都收到上海發起組寄的一百元現大洋。臨回去时，每位代表再發“旅差費”五十元。 很可能是怕這些「一大」代表，在上海十裏洋場胡亂花錢，對他們不放心，擔心他們回程时没有路費，困在大上海。所以没有把一百五十元，一次全發給他們。

　　這一百五十元現大洋，對個人来说不算少。現时一百五十元人民幣只能買几個漢堡包，还不夠買一條褲子。可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一百五十元現大洋，那就值 錢多喽！例如二、三十年代一小职员每月工资十五元，就可以勉强維持四口之家一個月的生活。不至于饑腸辘辘，衣不蔽體。這也就是说，当时的一百五十元現大 洋，可以每餐有四個豐盛菜肴一個汤。大米白飯，花卷饅头，隨便吃。一百五十元現大洋，可以供應五十個學生吃一個月的夥食；也可以供應一個學生吃五十個月的 夥食。這就是当时一百五十元的價值。所以说，一百五十元現大洋，在当时不算少。

　　但是，從另一方面说，這一百五十元又不算多。曹锟賄選，向豬仔議员買一张選票，就用五千元大洋。而俄國人、列甯僅只用一百五十元，就收買了中共「一 大」代表的良心和靈魂。真是廉價動物，一批賤貨。说明俄國人、列甯也很摳門；很會打算盤，非常唯利是图，十分吝啬。俄國人這個小小的投资，以後竟獲得了無 法估計的大利，确实是很有眼光，是最劃算的投资。只是中共代表的身價，低得太可憐了！恐怕這些「無産階级的先進份子」中，很可能都是對赵公元帥見錢眼開， 没有一個代表會覺悟到想一想：「俄國人給他們這個錢是爲了甚么？是要他們幹甚么？」，「俄國人會隨便花這筆錢嗎？」，「難道俄國人用大把鈔票撒給中華大 地，是来替天行道嗎？」

　　據陳獨秀在獄中對人透露：「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據他说，全部代表爲十三人），我因事在廣東，没有參加。所以叫我当上總書記，是第三國際根據列甯的意 見，派一個叫維經斯基的到中國来轉達的。说是「中國無産階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總書記一职，要找一個有名望的人，號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 我。」（文若：《陳獨秀的獄中生活》，載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報》）

　　據美國『世界日報』一九九一年七月三日社論指出：「当时通過的「中國共産党綱領」也是莫斯科交下来「著令通過」的俄、英两種文本，後来才由中共譯成中文本。」

　　中共「一大」通過的党綱，明确標明要「聯合第三國際」。在大會決意中，还規定每月應向第三國際呈送報告一份；必要时，應派代表去伊爾庫茨克远東書記處，與远東各國共産党代表，商討聯合階级鬥爭之事。

　　所以，在中國成立的這個共産党，实際就是蘇共在中國産下的「怪胎」，或者说是蘇共的「兒子党」。（關于中共是蘇共「兒子党」的问題，中共自己長期一直 是默認的。直到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也就是在中共建党四十多年之後，「兒子党」才要造「老子党」的反。這就是中共的所谓「批修」。）

　　怎樣看待成立的這個中國共産党？

　　陳獨秀認爲是「曆史的誤會」。他認识到，就当时的曆史情況说，中國是患「贫」，而不是患「不均」；中國無産「可共」。如主张要实行共産主義，必先实行 资本主義。他認爲列甯的十月革命是「走在曆史的前面，背離曆史的軌道」。（石灰：「曆史的誤會」，1991年9月8日《世界日報》）

　　參加中共的「一大」代表周佛海，在一九四一年回憶说：「現在回顧起来，真如做夢一樣。当时萬萬想不到我們几個年輕的學生，會鬧出這樣的大亂子。二十年 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燒了多少村莊，損失多少元氣，都是我們几個青年學生種下的禍根。我現在想起来，真對不住國家，對不住人民。國家弄到現在這樣 危險惡劣的情形，我們不能單責軍閥和官僚，当时在嘉兴南湖的小船中的几個青年，也要負很大的責任。」（叶永烈著《中共之初》第430页）

　　瞿秋白在臨刑前，知道自己已經必死，他还是说出多余的话，承認自己參加共産党是誤入歧途，是曆史的誤會。他認识到：共産主義，「它違背曆史發展的規律性」。

　　作爲共産党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不管他們後来個人的結局如何，在他們生前能對自己過去的行爲做一個交代，這總还算是好的。比那些「死不改悔」的頑固派要好的多。

　　自中共成立之後，一直有代表常駐蘇聯；蘇聯也一直有代表常駐中共党內。出谋劃策，互通信息，保持聯絡，不斷指揮。


參考资料：
包惠僧：《包惠僧回憶录》
叶永烈：《中共之初》
石灰：「曆史的誤會」，1991年9月8日《世界日報》
文若：《陳獨秀的獄中生活》，載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報》
瞿秋白：《多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