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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碑/幫中共往死裏整人的吳晗文革中一家三口被整死
發佈時間: 11/4/2017 11:07:24 PM 被閲覽數: 169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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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碑》普希金(俄羅斯)


我爲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紀念碑,
在人們走向那兒的路上,青草不再生長
它擡起那顆不肯屈服的頭顱
高聳在亞曆山大的紀念石柱之上。



不,我不會完全死亡——我的靈魂在聖潔的詩歌中,
將比我的灰燼活得更久長,並逃避了腐朽滅亡,——
我將永遠光榮,即使還只有一個詩人
活在月光下的世界上。
 
我的名聲將傳遍整個偉大的俄羅斯,
它所有的人民,都會講著我的名字,
無論是驕傲的斯拉夫人的子孫,是芬蘭人,
以及現在還是野蠻的通古斯人,
和草原上的朋友——卡爾美克人。
 
我所以永遠能和人民親近,
是因爲我曾用我的詩歌,喚起人們的善心,
在這殘酷的世紀,我歌頌過自由,
並且還爲那些倒下去的死者,祈求過憐憫同情。





幫中共往死裏整人的吳晗文革中一家三口被整死



        2017-10-21 21:32:34

文革中被打倒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挨批鬥的場景

文革中被打倒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挨批鬥的場景

幫中共往死裏整人的吳晗文革中一家三口被整死


1957年7月7日,反右運動中,吳晗在中共全國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作了《我憤恨,我控訴!》的長篇發言。他說:“章伯鈞、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是一貫的,是有組織、有部署、有計劃、有策略、有最終目的的,並且還有各方面反動分子的配合,異曲同工,互相呼應……他們一夥是人民的凶惡敵人!”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吳晗受到猛烈批鬥,最後,慘死獄中,死因不明,骨灰下落不明。吳晗的妻子袁震也被整死。他們的女兒吳小彥先被逼瘋,之後被捕入獄,最後服毒自殺!


吳晗在《朱元璋傳》中有一段生動的描寫:“網絡布置好了,包圍圈逐漸縮小了。蒼鷹在天上盤旋,獵犬在追逐,一片號角聲,呐喊聲,呼鷹喚狗聲,已入網的文人一個個斷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


1966年5月16日,毛澤東發動了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


當時,吳晗是一個文化人——明史專家,同時又是一名中共高官——北京市副市長。毛澤東要搞文化大革命,吳晗首當其沖,在劫難逃。


1969年10月11日,吳晗慘死獄中,死因不明,骨灰下落不明。吳晗遭難後,他的妻子袁震也被關進“勞改隊”,1969年3月18日被折磨致死。他們的女兒吳小彥在殘酷的迫害下于1973年神經錯亂,1975秋天,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被捕入獄,1976年9月23日服毒自殺身亡。


吳晗,浙江金華義烏人,1931年考入清華大學史學系,1934年畢業後留校任教,專講明史。1937年起,先後任雲南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清華大學教授。1943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後,逐漸從一名曆史學家變成社會活動家,在中共支持下,積極投身各種反蔣活動,態度越來越尖銳,對國民政府的批判越來越激烈。查吳晗的著作年表,自此以後,他再也沒寫出一部像樣的曆史學著作。1949年1月,中共軍隊進入北平後,吳晗參加了接管北大、清華的工作,曾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文學院院長、曆史系主任等,同時擔任民盟北京支部的主任委員。1949年11月,被任命爲北京市副市長。1953年,任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副主席。此後還擔任過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北京市政協副主席等。


1949年10月1日,中共顛覆中華民國後,毛澤東發動了多次整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每次吳晗都是緊跟毛澤東。1957年3月,吳晗公開加入中共。1957年6月,毛澤東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反右派運動,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次大劫難。章伯鈞是毛澤東“欽點”的全國第一大右派,羅隆基是第二大右派,儲安平是第三大右派。1957年7月,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彙報的資産階級方向必須批判》一文,提出“羅隆基—浦熙修—文彙報編輯部”是一個民盟右派系統,說中國民主同盟在整風中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絕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翻滾,其源蓋出于章羅聯盟。”


毛澤東發話後,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民盟中央副主席羅隆基,民盟盟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等受到嚴厲批判。1957年6月11日,在吳晗主持下,民盟《光明日報》支部率先召開批判儲安平的會議。會上,吳晗厲聲說:“過去國民黨確實是‘黨天下’,儲安平現在說共産黨是‘黨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實,而且用意惡毒。”並指出儲安平之所以有勇氣,是由于後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光明日報》的盟員都必須和儲安平徹底劃清界限。


1957年7月7日,吳晗在中共全國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作了《我憤恨,我控訴!》的長篇發言,猛烈攻擊所謂的章羅聯盟。他說:“章伯鈞、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是一貫的,是有組織、有部署、有計劃、有策略、有最終目的的,並且還有各方面反動分子的配合,異曲同工,互相呼應……他們一夥是人民的凶惡敵人!”他的發言博得了“長時間的鼓掌”。吳晗揭發章伯鈞說,章曾在天安門城樓上對他說:只要我們兩人合作,什麽事都好辦。因爲當時吳是民盟北京支部的主任委員,章是民盟中央副主席。本來吳晗應該對民盟中央負責。但是,吳晗卻從不把民盟中央當一回事,口口聲聲北京民盟只接受北京市委的領導。作爲上級的章對作爲下級的吳說這樣的話,沒有錯。但是,到了1957年反右時,吳晗竟然以此批判章伯鈞,說他要對中共進行“政治訛詐”,“以幫助之名,行篡奪之實”!


1957年8月10日,民盟中央在北京南河沿大街政協文化俱樂部召開批判羅隆基大會。吳晗第一個發言,他登台便罵羅隆基是“撒謊大家”,“從腐朽的英美資産階級那裏學會一套撒謊學和詭辯術,無恥到極點”。接著,他用大量篇幅揭發羅隆基的“反共”老底,說羅“早在20年前就像日本帝國主義獻計,企圖聯合反共了”。



吳晗揭發說,1949年他從上海到中共統治區時,羅隆基托他帶封信給沈鈞儒(反右時的民盟主席),要求沈“代表民盟向中共中央提出以下幾個條件:(1)不要向蘇聯一邊倒,實行協和外交;(2)民盟成員和中共黨員彼此不要交叉;(3)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綱領,據此與中共訂立協議,如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聯合政府,成爲在野黨。” 吳晗說:“我當即覺得信中主張十分荒謬,也就沒有將信交出。”(後來證明,此信是張瀾、黃炎培等人在羅隆基的病房裏商量好,由羅執筆的)吳晗還揭發說,1949年政協召開前夕,羅隆基到達北平,周恩來與之見面。周說,民主黨派代表民族資産階級和小資産階級,中共代表無産階級。羅當即表示不能接受周的意見,說:“你是南開出身,毛澤東是北大出身,我是清華出身。爲什麽你們能代表無産階級,而要我代表資産階級和小資産階級呢?我們成立人民陣線,你們代表一部分人民,我們代表另一部分人民,這樣來共同協商合作組織聯合政府”。吳晗批判說:“羅隆基的這一段話十分露骨的表示,他不願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狂妄的自封爲代表一部分人民,共産黨面對面講價錢。”


曾任《文彙報》高級記者的黃裳認爲:“這一揭發給羅以最沈重的打擊,也是人們認爲吳晗整人手段狠辣的一例。”在毛澤東的授意和吳晗等人的猛烈批判下,“章羅聯盟”成了全國右派組織上的“統帥”,民盟中央成了右派的“大本營”。民盟的不少負責人被打成“軍師”、“謀士”、“代理人”、“骨幹”、“急先鋒”等,民盟有6000多人被劃成右派,占當時全部盟員的20%。這些右派分子從此陷入悲劇的泥潭,一直到文革結束,在政治上、生活上受盡摧殘折磨。羅隆基死于1965年,章伯鈞死于1969年,儲安平至今活不見人、死不見屍!而反右派的急先鋒、中共黨員吳晗,在打倒民盟兩位副主席後,當上了民盟中央副主席!


1959年4月,毛澤東突然提出要學習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剛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吳晗立即聞風而動,寫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等文章發表。當時,毛澤東對這些作品大加贊許,並贈送自己親筆簽名的《毛澤東選集》給吳晗。京劇演員馬連良看了吳晗的《論海瑞》後,請他寫一個海瑞的戲。經過近一年的寫作,吳晗完成了這部劇本。1961年11月,京劇《海瑞罷官》公演,贏得一片叫好,毛澤東還把飾演海瑞的馬連良請到家裏吃飯,稱贊戲演的好。吳晗只顧緊跟,卻不知道毛澤東是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的主子。剛才,他可以誇獎吳晗寫海瑞寫的好,馬連良演海瑞演的好;轉眼間,他卻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1957年,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把全國知識分子都整趴下了。1959年,毛澤東發動反對彭德懷反黨集團的運動,把整人重心從黨外轉向黨內。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在這之後,到1965年,毛澤東就開始謀劃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搞一場更大規模的疾風暴雨似的階級鬥爭——文化大革命。


1965年,毛澤東的妻子、自稱是“毛澤東的一條狗”的江青跑到上海,與張春橋密謀策劃,由姚文元執筆寫作,由毛澤東審閱修改,炮制了《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把吳晗的這部戲打成爲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鳴冤叫屈、爲彭德懷翻案、鼓吹“單幹風”、複辟資本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此文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彙報》首先發表,不久就在全國掀起大批判浪潮。


毛澤東以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爲導火索,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1966年5月文革開始後,《海瑞罷官》的作者吳晗被正式揪出來爲長達十年的文革開刀祭旗。吳晗被扣上“攻擊黨中央毛主席”、“爲彭德懷翻案”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大帽子,幾乎每天都要挨批鬥。當時8歲的兒子吳彰後來回憶說:“我永遠忘不了他們把爸爸跪綁在烈日下的枯樹幹上,往他脖子裏灌曬得滾燙的沙子。他們掄起皮帶抽他,揪他的頭發,擰他的耳朵,用各種想得出來的法子侮辱他。爸爸三天兩頭被拉去遊鬥,學校要鬥,區裏要鬥,縣裏要鬥,這裏要鬥,那裏也要鬥。”


有時,紅衛兵直接闖入吳晗家中,在院子裏批鬥他。他的家門口和院子裏貼滿了大標語、大字報。他多年積攢收藏的珍本古籍全部被抄走,書稿和抄錄的卡片也被視爲黑材料,一頁不剩全被抄走。家裏的東西包括一些外國友人贈送的禮品以及電視機等都被當作“四舊”砸的稀爛,他收藏的女兒從3歲起畫的畫全部被付之一炬。有時候深更半夜,紅衛兵破門而入,把他從床上拉起來批鬥。


1967年初,吳晗全家被掃地出門,被勒令遷往北京永定門外一座偏僻的居民樓裏。吳家搬到南郊成了永定門外居民區的一大新聞,圍觀的人群絡繹不絕,吳晗被勒令站在陽台的凳子上,一天數次“請罪”。1967年秋天,吳晗等人被集中到中共北京市委黨校,參加勞動改造,篩爐渣,掃垃圾。每星期只許回家一次。吳晗到勞改隊不久就被打傷,舊創未好又添新傷,沒過多長時間,就被打得口吐鮮血。


有一次,一群暴徒往吳晗家扔石頭,辱罵吳晗,他的妻子袁震實在氣不過就說:“你們簡直比對待敵人還厲害,吳晗也不是敵人”。就因爲這幾句話,袁震也被送進勞改隊,住在一個破舊的浴池裏。袁震本來長期有病,體質極爲虛弱,即使大熱天也要穿棉袍。她在勞改隊裏艱難的熬過了一個酷暑和一個嚴冬,雙腿癱瘓了,得不到最起碼的救治。14歲的養女吳小彥不得不每天從城南騎自行車往返30多裏去護理她。1969年3月17日,袁震病得實在不行了,才獲准回家看病,第二天便死在醫院裏了。袁震臨終前,對看管人員的要求只有兩個:一是想喝碗粥,二是想看吳晗一眼,可惜都沒能實現!


1968年3月,吳晗被扣上“叛徒”、“特務”等罪名,被公安部正式逮捕。經過長期批鬥,吳晗的身體也垮了。在關押期間,他的頭發被拔光,胸部被打得積血,最後死于非命。1969年10月11日,突然有人來接吳晗的孩子吳小彥、吳彰去看他。當姐弟倆被領進醫院的監護病房時,一個專案組的人說:“你們的爸爸今天早上死了。”猶如晴天霹雳,兩個孩子都驚呆了,過了一會兒,才嚎啕大哭起來。他倆再三請求看一眼死去的爸爸。但是,專案組人員喝斥道:“如果你們不和他劃清界限,對你們沒好處!”兩個孩子嚇得渾身發抖。他們終究沒有看到吳晗的遺體,只取回了吳晗血迹斑斑的褲子和抽剩的幾支香煙。吳晗的屍骨至今下落不明!


吳晗死後,女兒吳小彥一度精神失常。1975年8月,爲了給父親討說法,吳小彥給中央專案組寫信,提出三點要求:(1)給吳晗作結論;(2)要吳晗的骨灰;(3)發還抄家抄去的書籍。幾天後,吳小彥被逮捕,專案組給她戴上腳鐐,爲防止她哭,就給她注射冬眠靈,她的門牙被打掉,額頭被打開口子。吳小彥精神病複發,被關進精神病院後,監禁她的人竟然跑到醫院對她進行審訊。1976年9月23日,在弟弟吳彰年滿18歲的那一天,吳小彥服毒自殺,年僅2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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