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列宁竟然是历史上最大的恐怖分子
列宁竟然是历史上最大的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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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老百姓一直都认为：十月革命，是列宁领导苏联的尔什维克和劳动人民进行的一场革命，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代表了苏联劳动人民的利益，打败了当时反动的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开始实现“当家作主”的美好愿望。随着信息的开放和前苏联一些秘密档案的解密，许多问题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现在俄罗斯史学界认为，十月革命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搞乱了整个俄国，破坏了俄国人民的正常生活;如果不是十月革命，俄国人民就不会经历如此多的苦难。”
所谓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自称是代表了工人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革命政权，但从夺权到建政，在上边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们没有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在下边虽然很多参与者出身工农，但绝大多数都是为钱，是拿钱雇来的，并不是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战斗。1910年的时候，有一个名叫罗曼诺夫•马林诺夫斯基的工人加入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在当时，主张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内没有一个来自工人的领导人，他的加入使列宁欣喜万分，列宁说：“不管有多么巨大的困难，只要有这样的人就可以缔造工人阶级的政党。”列宁是把马林诺夫斯基当成了一块金字招牌，其最主要的优点就是无产阶级出身，而这样的人正是布尔什维克所没有的。列宁说有了他“就可以缔造工人阶级的政党”，其实说得很不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有了他就可以冒充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是让列宁白白高兴了一场，马林诺夫斯基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而是一个打入布尔什维克的沙皇间谍，早在1914年，孟什维克的一个领导人就说：“我们都相信，他毫无疑问是个奸细，能否证明这一点就是另一码事了。”可是列宁不愿面对这个事实，因为如果一旦没有了马林诺夫斯基，列宁领导的这个夺权帮就真的是清一色的“剥削阶级”了，他指责这“绝对的一派胡言。”
二月革命后，在“暗探局”的秘密档案里发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真实记录，证实了他确实就是个奸细。1918年在莫斯科被枪决。赖利是英国的一个很著名的间谍，在1918年，曾致力于推翻列宁所建立的的共产主义制度。他说莫斯科的士兵“都是些外国雇佣军，而外国雇佣军为的就是钱，谁出钱多，他们就跟谁走。”
只要对当时的一些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所谓的十月革命就是一些野心家争权夺利的政变，而绝不是什么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运动。
而十月革命领导者列宁等是一些恐怖分子。19世纪末，正是恐怖活动大行其道的年代，政治谋杀的浪潮席卷整个世界，仅在几年的时间里，死于恐怖活动的各国政要就有：法国总统卡尔诺、西班牙首相卡斯基略、奥匈帝国皇后伊丽莎白、意大利国王温伯德、美国总统麦金利。除此而外，还有一连串的俄国政治活动家，其中有教育部长博戈列夫、内务部长西皮亚金和接替他职位的普列韦、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大、总理兼内务部长斯托雷平。列宁成长于这个时代的环境中，深受恐怖风气的影响，一贯坚持搞恐怖活动的路线，甚至把恐怖活动的革命方法推广到了亚洲，20世纪之初，亚洲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的暗杀活动非常盛行，同列宁党的影响或暗中操作有一定关系。
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是民意党敢死队员，1887年涉嫌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要案而被处以死刑。民意党是80年代革命民粹主义的主要组织，该组织把恐怖手段视为最重要的“斗争形式和生命力”。在党纲明确写有“破坏与恐怖活动”的必要性，指出要实现任何途经的变革，都离不开“独立革命的成果和借助于密谋取得的成果”。列宁当年深受其兄的影响，对民粹派的集中、秘密、纪律、限制等组织模式十分欣赏，指出“民意党”是“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模范的出色的组织”。
列宁出身于贵族家庭，是当时上层社会的一分子，因其兄涉嫌刺杀沙皇而被从上层社会驱逐出来，因而他对俄国的上层社会充满着怨恨。列宁的革命，从来不是基于对劳苦的工农大众的同情，而是基于一种对权力的欲望和无边的仇恨。1891年--1892年伏尔加流域闹饥荒，当地知识分子主张对饥饿的农民施以救济，列宁坚决反对，他认为饥荒有进步作用，它可以毁掉古老的农民经济。一些曾和列宁一起工作过的人说：“列宁性格最大的特点就是仇视一切，……一切都是从仇恨出发。”列宁的这个思想对20世纪的政治影响很大。蒋介石在分析这个问题时说：“以恨为动机的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民族性。因为动机既然是恨，行动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这完全和中国的民族性相反。……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迭次失败，使帝制复活，就是因为过于残酷，使社会全体发生反感。这种残酷手段，适用于残酷的民族都遭失败，那里能适用于和平的中国民族。”
1891年以后列宁迁到首都圣彼得堡，在那里以律师的身份作掩护搞革命工作。当地的那些社会民主主义者都觉得这个新来的人不象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倒很象个民意党的信徒，因为他主张以恐怖活动作为主要的斗争手段，公开宣传民意党的那一套革命策略----以恶的手段实现善的目的。
十月革命前列宁就一直从事着恐怖活动，沙皇的暗探局掌握着很详尽的有关列宁从事恐怖活动的资料，二月革命后所保存下来的只是那些档案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些文献中记载了斯大林在1909年曾经批评过列宁所搞的恐怖活动，认为这些恐怖活动是“失算”和“不正确的组织政策”。但在实际中，斯大林也执行恐怖活动的路线，据沃尔科戈诺夫所著《斯大林》记载，斯大林为给布尔什维克党筹集经费，经常参加武装抢劫。例如，1907年斯大林在梯弗利斯对护送一车卢布的哥萨克押送队进行袭击，抢劫了将近30万卢布。在斯大林的一生中有许多“强盗性的事迹”，关于这一点，斯大林自己也不否认。
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前基本上是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要维持这样一个组织的存在需要好多钱，为解决经费问题，列宁经常组织抢劫银行和骗取捐款。
20世纪初，俄国出现了两次革命，一个是1905年的革命，一个是1917年的“二月革命”。1905年的革命虽然被镇压下去了，可以说是失败了。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它又可以说没有失败，因为在革命被镇压后，沙皇迫于形势，实行了一些改良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消了政治犯，革命的党派也可以自由发展了。到1907年，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人数都有所增加，两个党的人数合在一起达到了八万四千多人。列宁利用了沙皇政府的宽容。二月革命中，沙皇可以下令镇压，但是他没有，而是和平退位。正因为如此，沙皇尼古拉二世，被人们称为“赤诚的爱国者”。后来列宁得势以后，却下令谋杀了沙皇的全家。
二月革命发生时，列宁正流亡瑞士。一听到二月革命的消息，马上打电话给他那些在国内的同志，要他们不要信任临时政府，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不要和那些社会政党结盟，要指出它的任何诺言全都是谎话，要进行揭露;要把工人们武装起来，准备进行暴力革命。列宁热血沸腾，急着回国领导这场革命，夺取权力。孟什维克和列宁党徒中的大部分人，原想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政体，但是列宁急于建立一个由他主持的独裁政权。1917年的7月，他发起了一次武装起义，临时政府的情报部门把所获得的有关列宁同德国人勾结，颠覆俄国政府甘当卖国贼的案情公布了一部分，这场起义就被平复了。
被宣扬得神乎其神的十月革命其实没有经过武装战斗，也没有所谓的“一声炮响”，那些所谓“‘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轰击冬宫的炮声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是人为地编造出来的，一切都进行的非常顺利，没有遇到抵抗，几乎是不发一枪一弹就把首都的机要部门都占领了。列宁说：“在俄国夺取政权轻而易举，就象举一根羽毛一样。”这是因为临时政府不想发动一场战争，他们很乐意和平地交权，他们对权力也不象共产党看的那么重要。万没想到，列宁把俄国拉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临时政府的国家要员们也为自己的妥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十月革命后由列宁掌权建立起来的人民委员会，打着“苏维埃”政权的招牌，其实是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把原来的一切司法章程、法律法规全部废除，把司法工作交给革命法庭和新成立的秘密警察机关去处理。而那些所谓的革命法庭，主持者都是不懂法律，没有教养，没有知识，只有革命热情的人，秘密警察机关专搞特务统治。列宁政权一开始就实行恐怖统治，1917年的12月，列宁赞成由“人民群众”自己组织法庭(街道法庭)审判那些“投机分子”，他千方百计地鼓动对“阶级敌人”实行恐怖行动，“毫不手软地保卫革命”。“我们不是在对个别人作战，而是在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灭。”列宁和苏共的上层领导们实行残暴的恐怖统治，搞群体灭绝。他给专政下了一个定义，说无产阶级的专政就是不受任何约束，不受法律条文限制，没有规章制度制约，完全是以暴力为基础的。列宁就是以恐怖的手段来消灭政敌和恐吓劳苦民众。
1918年2月人民委员会开会时，其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列宁提出一项法令草案，标题是《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殆中》，其中有一条，要求把一大批犯人不经过审判即“就在正法”。这批犯人范围很广，只是粗略地划为“敌特、投机商、盗贼、流氓、无赖、反革命煽动者、以及德国奸细等。”
1922年5月，列宁曾写道：“法律不能代替恐怖，否则就是自欺欺人和蒙蔽人。”根据1922年公布的法令，国家政治保卫局获得了枪杀反革命分子、“暴徒”、以及个另类型的刑事罪犯的权力，也就是他们有草菅人命的权力。
整个国家陷于一片恐怖之中。
列宁党把自由市场看成资本主义的温床加以消灭，故意制造通货膨胀，滥发纸币，消灭人们的存款，纸币泛滥成灾，物价飞涨，及至1923年，苏俄的物价较之1917年的物价已经涨了一万万倍。破坏经济的最严重后果是粮食减产，人为制造了大饥荒，政府和民众抢粮食。莫斯科方面把那些城市游民武装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征粮队，分派到各地去征收所谓“剩余粮食”。农民中有许多人是服过兵役的退伍军人，有战斗经验。于是结果，各地的农民便与征粮队发生了你死我活的恶战。大部分的乡区都沦为内战的战场，只要是抗拒苏维埃政权的农民，列宁就称之为“富农”，号召进行大规模的屠杀。这次由一场旱灾引发的饥荒，使五百二十多万人活活饿死，仅次于后来斯大林制造的大饥荒。如果没有美国救济总署的接济，还不知道将饿死多少人。
孙文三民主义是对林肯东施效颦
谢选骏：孙文三民主义是对林肯东施效颦
1917年2月21日，孙文在为其《民权初步》一书作序时，序中表示：“何为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谓民国也。”，后于1919年，孙文在《三民主义》文言本中表示：“林肯氏曰：“为民而有，为民而治，为民而享”者，斯乃人民之政府也。有如此之政府，而民者始真为一国之主也。”，1921年6月，孙文演说《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时说，“这句话的中文意思，没有适当的译文，兄弟就把它译作：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就是民有，by the people就是民治，for the people就是民享。林肯所主张的这民有、民治和民享主义，就是兄弟所主张的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而在1924年演讲《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第二讲末端表示：“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
徐道邻在中译这篇演说时，将"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译成“民有、民治、民享”，应是根据孙文的中译而来的；他又加以题解：“其论民主政治之真谛，以三介词阐发无剩义，尤为神来之笔。他人千言万语，徒为词费矣。”不过，钱歌川在《英文疑难详解》一书中，曾对这样的中译方式提出疑问。虽然如此，但孙文将“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翻译成“民有、民治、民享”，随孙文思想的阐扬，已为普遍大众所采纳。因为，孙文中山在林肯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英语：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Three People's Principles），又被称为“孙学”（Sunology）、“国父思想”、“总理遗教”，是由中华民国及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所提出，为中国国民党的基本理论，在中华民国宪法前言以“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称呼，并被纳入《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内容。孙中山提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基本原理来自中国文化传统、西方政治学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再加上孙中山个人的理解与想像。孙中山表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此纲领在历年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多次对三民主义所作的表述，皆有所改变和发展。而中国国民党领导人与党员、学者，对三民主义也有不同的解读。
最早出现于1905年《民报》的三大主义（三民主义的前身）
三民主义，是随著孙中山为中国国民革命的推展而产生，并且因为中国时局变化而有所增补。三民主义的雏形，是由于孙中山在经历伦敦蒙难一事之后（伦敦蒙难记），利用在滞英期间[5]，拜访大英图书馆研读相关书籍，并且参访英国当地建筑、知名人士学者、展览、文化风俗，而有所启发。1905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中阐明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主张同时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推翻清朝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尔后，《民报》发刊，孙中山为其著发刊时，认为欧陆列强的发达，为民族、民权、民生循序实践而成。而中国要跟进，则需吸收宣扬最进步理想的知识于人心并且实行，这就是民报的职责。同年12月香港‘民国日报’代售‘民报’广告，该报社社长、革命党员冯自由，认为广告上载‘提倡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一语为冗长不便，则以‘三民主义’代称。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理念是于1906年12月2日在在日本东京民报一周年纪念会发表“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为题的演讲，内容提及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的雏形，但当时三民主义是以“三大主义”称呼。1924年1月至8月，鉴于中国国民党改组时“亟需三民主义之奥义，五权宪法之要旨”（《自序》），孙中山在广州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演讲三民主义十六讲，每周演讲一次，为三民主义提供最后的见解。
民族主义
初期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一是要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政府；二是追求中国人民政治自主独立，建立“民族国家”。
后来孙中山主张以提倡国内各族团结一致，在平等基础上把汉、满、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满族不再是要被驱逐的对象，而是要团结的对象。所有的中华民族组成一个民族国家，并且恢复中国民族固有道德，去恢复中国民族固有能力，然后结成家族，联成宗族，才能治理中国，才能恢复中国民族精神与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济弱扶倾，成一个大同之治。
民权主义
孙中山主张用“人民来做皇帝”，并引用三国演义中的阿斗与诸葛亮来形容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国家主权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活动制度之流弊。孙中山并在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第六讲中，所提倡八德中强调“忠民”之美德，为民国强盛之基础。在此思想前提之下，孙中山主张人民必定要有直接行使之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支配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管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与五权宪法之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服务人民，人民则拥有政权支配政府。
孙中山认为西方代议民主中的国会权力太大，是一种国会独裁或议会专制，所以提出将监察权从国会中分立出来、成为五权政府的一个独立分支，并提出中央政府五院（其中的立法院就相当于西方国家行使立法权的国会）对代表人民行使民权的国民大会负责。进而提出权能区分，以形成有能政府，为人民谋福利，同时人民可以通过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民权管理政府[。“治权”的对称，孙中山提倡人民管理国事的权力，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在中央层级，由国民大会代表人民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
民生主义
孙文给民生主义下的定义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民众的生命。他在1924年发表的三民主义演讲中开宗明意地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8]演讲从实业革命以后生产力增长带来的众多社会问题谈起，进而阐述西欧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潮、流派。并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政策确定为一是“平均地权”，二是“节制资本”。还要发展国家资本，振兴实业，第一是交通事业，第二是矿业，第三是工业。要用国家的力量振兴工业。接着，孙中山谈到吃饭问题，并强调这是民生主义的第一个问题。他认为中国人不够饭吃最大的原因是农业不进步，其次是受外国经济的压迫。在目前来说，应该赶快用政府和法律的力量解放农民，否则民生问题就没法解决。民生主义的目的在于以养民为目标，中国的粮食才能很充足。关于穿衣问题，孙中山认为人类生活的程度可分为需要、安适和奢侈三级。目前解决民生问题，是要解决需要问题，使四万万人都丰衣足食。孙提出，由于当年中国的社会实业经济程度尚不发达，中国祇可“师马克思之意”，而不可“用马克思之法”[21]。而中国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和外国的目标相同。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产。所以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
平均地权是民生主义中最早具体成形的思想，孙文并坚持将之列入同盟会誓词当中。孙文平均地权的主张主要受到两个人的启发：其中涨价归公主张是承袭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五卷第二章第28节中就提到对土地价格的增值加以课税，因为地价上升是由地主改良及社会改良所致。扣除地主自行改良所增值的部分后，应该归还给社会。而孙文照价征税的主张则是源自于亨利·乔治。后者主张应以地价税（地租）作为政府单一收入，而停止征收其他杂税。孙文曾指出“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 。”并曾在多次演讲与民生主义第二讲中提倡以地价税作为政府主要税收。亨利乔治的主张发展迄今，一直受到当代主流经济学家推崇与支持。而英国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其房地产持有税占政府整体税收的比例，亦高居OECD国家之冠。
1953年11月14日中国国民党七届三中全会，总裁蒋中正发表历史重要文献“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完成三民主义体系。此外、在民生主义中提到的人民的六大基本需求“食、衣、住、行、育、乐”现已成为中文圈中泛指生活所需一切的代名词。
十六讲及其演化
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的书稿在1922年陈炯明的部队进攻广州大总统府时失落，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的是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最晚近的是他在1924年以“三民主义”为题所作的16次讲演的纪录。
后在俄国十月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事实确定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于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三民主义[3]:52。孙中山指出：“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他从1月到同年8月，在广州高等师范学院，透过演讲的方式，每星期一次，有系统地介绍三民主义，作了16次讲演（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未完成，原计划讲六讲）），由黄昌谷全程速记、翻译。这是他一生宣讲三民主义的最后、也是最有系统、最详尽的篇章。
孙中山为黄埔军校所写训词开宗明义确立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
孙中山在多次讲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领导的政党和运动须达到三个目的：进行民族革命以实现民族主义，进行政治革命以实现民权主义，进行社会革命以实现民生主义，他又认为最后一个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实现，而避免一次革命。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于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中，以三民主义为纲，对该校师生之训词，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国歌。
孙中山1925年1月1日抵北京后即病发，住进协和医院治疗，经西医诊断为肝癌末期，同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享年59岁，对三民主义之阐述从此划上休止符。
虽然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但国民党内对于三民主义的阐扬与实践，仍有国民党员实行。戴传贤以“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开出三民主义理论研究第一响。胡汉民则以“三民主义的连环性”一书，研究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关系。蒋中正则以“国父遗教概要”阐述对三民主义体系的认识，“中国之命运”阐扬对于三民主义在清末革命影响到中国对日抗战及其以后国策上的发挥，“中国经济学说”阐扬其对于民生主义的认识。并于1953年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试图为三民主义作补充总结。陈立夫则撰写“唯生论”，将孙文学说与民生史观做中国哲学讲读。
1929年，在南京完工的中山陵，处在山顶最高峰的祭堂，有3个拱门，分别书写着“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也是中国国民党自1919年改组成立以来，所一直奉行的中心思想。
后历经多次战争，三民主义最终于1946年，被“制宪国民大会”列入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规范了中华民国的宪政基础。1949年后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据此彰显三民主义主权在民的中华民国宪法实施至今。
在中华民国地位
三民主义被列入中华民国宪法总纲第一条，且中华民国宪法外，在各类教育规章、课程目标都有贯彻三民主义一类文字。早期国内各高级中学及大学课程中曾列有三民主义，极力推展反共教育，部分大学及中央研究院在当时都设有“三民主义研究所”，并以“三民主义”、“国父思想”等不同名称，曾列为大学联考与国家考试的必考科目。在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境内的地名、路名乃至各级学校校歌经常能见到三民、民权、民生、民族等用语。然而随著民主化的开展，2000年（民国89年）起大学联考不再考三民主义，至今中华民国各大学之中已无名为“三民主义研究所”者。
三民主义是中国国民党、新党、亲民党、民国党政治主张之一。
文化成果
中国大陆学者陈铁健、黄道炫认为，三民主义理论是产生于近现代中国之伟大思想文化成果。在长期实践之革命活动中，孙中山和同志们代表著当时之进步潮流，创立此影响深远之理论思想。三民主义之核心是要顺应时代潮流，建立一套能满足多数人意愿之民主主义理论。在政治上，要求民族独立，实现人民民主权利，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主张发展中国社会经济，提高人民生活和文化教育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三民主义固然是中国社会及中国文化发展之伟大成果，但随著时代发展，它必将被更先进、更切合当时社会之理论所取代。作为后来者，对三民主义应该采取批判、继承、发展之态度。从文化角度看，三民主义是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在现代取向中之结晶，是中国近、现代新文化发展之一个极重要里程，但不可能终结中国新文化之发展。对三民主义作不可移易之崇拜，给以传统之语义诠释，接上中国古代正统思想传承之“道统”，只能是对三民主义之扭曲和背离。
海内外中国大陆民主人士中，以辛灏年、封从德为代表的“民国派”认同三民主义，主张中国大陆重归中华民国、重新施行《中华民国宪法》。民国派的丁毅认为孙中山晚年著述所定格的三民主义是中华民国宪法的基础但不是羁绊，中华民国宪法在这一基础上有创新和发展，孙中山身后各种流派的三民主义诠释和发展（包括国民党主流理论）都不能称作中华民国宪法的基础。
“新三民主义”
苏联、中国共产党则认为：自1924年后，孙中山将三民主义重新解释，进入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如果没有联俄政策，那就必然是联帝政策；如不联共，就是反共。近代学界认为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并非出自孙中山之手，这些都只是苏联、中国共产党片面的自我诠释，不符史实。
谢选骏指出：不论这些群狗如何撕咬掰扯孙文的三民主义，来自“兄弟”所译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就是三民主义的精子殆无疑义——of the people就是民有（民族），by the people就是民治（民权），for the people就是民享（民生）。不论这些群狗如何撕咬，孙文的三民主义还是对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东施效颦，而后或才加上了三大政策（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的作料和面具。如此下“三”滥的孙文学说，祸害中国百年。事实证明，下三滥主义的道路是通往共产主义地狱的不二法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