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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川习见证 签2535亿经贸大单




2017年11月10日

    
    

    美国总统川普(左)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发表共同声明前，两人伸出手准备互握。(路透)
    
    
    
    影片来源：YouTube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日举行双边会谈，川普在会后举行的共同记者会表示，双方将共同采取具体措施解决美中贸易问题，同时与中方关系对美国重要；川普说，只要看到大型企业签署令人难以置信、创造庞大工作机会的合作协议，“我们有了很好的开始。”
    
    川普总统9日在北京表示，美中贸易逆差是一面倒和不公平的，但他对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他不会责怪中国。美、中两国元首9日上午在大范围会谈结束后，共同会见了随团访中的美国商界及企业家代表，并见证美中代表之间15份经贸合作文件的签署仪式，最大一份涉及837亿美元，总金额高达2535亿美元。
    
    美中签署协议活动之后，川普与习近平随即举行共同记者会，双方皆未提及台湾问题，但习近平提出，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
    
    习近平则表示，中国经济正在升级转型，今年前三季经济增长6.9%，有条件、基础、动力继续向好。他说，中美经济互补性大于竞争性，有巨大合作空间，愿意扩大进口液化天然气等能源及农产品，并会继续加强开放市场。
    
    习近平说，中美两国贸易难免会出现摩擦，但本着平等互利共赢精神，透过对话协商处理，相信未来在共同努力下，中美经贸合作将有更大利益。
    
    川普致辞时指出，希望与中方有公平与互惠的经贸关系，今天与习近平讨论，未来双方将采取具体措施解决目前问题；美方承诺保护企业的智慧财产，保障其劳工。
    
    川普接着说，“但同时间，与中国的关系对美国而言重要。”光是看到刚才令人难以置信、创造庞大工作机会的签署合作协议仪式，就知道双方有很好开始。
    
    至于北韩问题，习近平重申北韩无核化的目标，双方全面实践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在北韩议题上继续沟通与合作。
    
    川普则说，双方承诺达成北韩无核化，必须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同意全面实践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透过经济施压，制止北韩继续其鲁莽的道路。
    
    川习两人也同意在阿富汗问题、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共同合作。
    
    川习各自发表谈话后，便结束记者会，并未接受提问。
    来源：世界新闻网

第三次接见100万红卫兵
   
   随着“大串连”浪潮的高涨，来京串联，要求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从四面八方涌进了首都，来势之猛，人数之多，再加上衣食住行全部免费，使首都接待红卫兵的工作实在是到了难以应付的地步了。党政机关又遭到冲击，难以行使职权。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周总理只好将首都工作组的重心，转入组织接见红卫兵上。
   
   
   依据需要，首都工作组组建了八个联合指挥所，简称八大联指。由军兵种、驻京部队、军事院校等单位的领导任各联指指挥员，并以这些单位的人员为主，吸收中直、国务院、北京市系统的有关人员参加，分别组成每一个联指，分片负责接待红卫兵和组织红卫兵参加接见。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主任郑维山秉承总理的旨意，统管八大联指的工作，部队组办公室副主任蔡洪江、参谋王政成、王日升和我等参与组织指挥的具体工作。
   
   进入9月份后，首都接待红卫兵工作开始处于饱和状态，吃住发生了困难，不少接待单位叫苦连天，有些接待指标分配不下去了。有的单位拒绝接受。周总理不断地像战争动员那样进行动员。在一次动员会议上总理说：“困难再大，也必须把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接待好。我在中南海接待一万红卫兵，由在邢台抗震的187师派人来负责。”这个“激将法”一使，谁也不敢再叫苦、说难了，只好挖掘最大潜力接受接待任务。
   　　
   进入9月中旬，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安排70万红卫兵参加接见。因发生了一个歹徒劫车撞死了卫戍区清河哨卡哨兵，抢走了他的手枪的事件，为保证主席的安全，总理决定破案后再接见。14日破了案，15日安排接见。由于推迟了几天，参加接见的红卫兵则增加到了100万。
   　　
   第三次接见，仍沿用第二次接见的方法，9月15日17时15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乘五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先接见在广场和长安大街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次大会由康生主持，18时开会，林彪、周恩来讲话后，毛主席开始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这次有300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了毛主席的直接接见。
   
   　　
   第四次接见150万红卫兵
   
   1966年10月1日，是建国17周年庆典的日子。这天，150万首都人民和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大会，也称毛主席第四次接见150万红卫兵。
   　　
   上午10时，《东方红》乐曲响彻整个广场上空，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民主人士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林彪、周恩来讲话后，游行方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
   　　
   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焰火晚会。晚上7点多钟，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大会堂
   西门外登车出发，当主席的车到达南长街南口时，被红卫兵拦住了，一窝蜂似的涌上来，都争着要看毛主席。主席的车一停，后面的车队全堵住了，顷刻间被包围在人海之中，任凭周总理和中央警卫局的同志怎么疏导也不管用。
   　　
   林彪下车高喊：“我是国防部长，让我们的车到天安门参加晚会。”可是穿着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副统帅”竟然指挥不动眼前的这些“红小兵”。要看毛主席的人，洪水般地涌过来了，毛主席被挤伤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在这十分危险的关头，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带领警卫团的部队赶到了，北京卫戍区的机动部队也赶到了，在周总理的统一指挥下，两支部队硬是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才使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安全地驶进天安门。
   　　
   为了保证毛主席从中南海到大会堂、到天安门路线畅通，行驶安全，周总理指示首都工作组着力加强这两条路线的警卫部署。郑维山、傅崇碧商量后，经报请总理同意把这一重任交给了警卫三师。按照周总理的旨意，警卫三师在大会堂西侧、南长街、北长街部署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以部分兵力执勤，主力作为预备队，以应付突发事件。为便于指挥，在南长街南口开设了师指挥所，师长邱巍高坐镇，忠诚、坚决、认真地执行了周总理的指示，保证了主席尔后行车的畅通和安全，邱巍高因此在周总理的脑海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五次接见150万红卫兵
   
   1966年10月15日凌晨1时多，周总理在大会堂福建厅召集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和联指有关人员开碰头会，研究布置准备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工作。
   　　
   周总理撑着疲倦的身躯，焦虑不安地说：“主席日理万机，本来就够累了，又在43天中连续四次接见红卫兵，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主席实在是太累了。我不忍心让主席再这样受累了。我想用夹道欢迎的方法接见红卫兵。”
   
   接着他问道：“北三环通到哪里了？”蔡洪江回答：“通到友谊宾馆了”，并问我带图了没有？
   我即从挎包里取出丝绸印制的，一万分之一大比例尺的北京市地图展开在总理（坐沙发）面前的地毯上。具有高超识图用图艺术的周总理，立即把目光投向天安门广场，尔后沿着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北三环路一段一段地观察，分析两边的建筑物分布情况。
   
   尔后，他手指着地图说：就沿这条路线两边摆红卫兵。今天上午你们到沿线看一下，按照实地情况计算一下能摆多少红卫兵，实行这个方案的最大问题是保证主席的安全问题，你们要制定一个万无一失的接见方案和警卫方案，明晚11时拿到这里研究。
   　　
   16日午夜，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负责人郑维山、部队组办公室副主任蔡洪江、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在福建厅向周总理汇报了接见方案和警卫方案。总理认真审查后，认为这两个方案可行 ，当即决定按方案立即进行准备，18日12时左右实施接见。
   　　
   按照总理审定的方案，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公安局和各个联指，立即投入了紧张组织准备工作。
   　　
   为保障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50里长的接见路线上的安全，采取了全方位的警卫措施，北京卫戍区采用了军、警，民（民兵、治保组织）三结合的警卫布势，武装哨与便衣哨结合，地面警卫与立体（控制制高点）警卫结合，对沿路两边的建筑物、住户、临街危险窗口、制高点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警卫、监控，卫戍区4个师中的机动兵力全用上还不够，又从驻京军兵
   种中借用了部分力量。
   　　
   17日晚11时，郑维山、傅崇碧、蔡洪江等在福建厅向总理汇报了接见方案、警卫方案准备工作的落实情况。总理对周密的接见部署、严密的警卫措施，完全赞同，又一再强调在实施中要“万无一失”。
   　　
   18日上午，离实施接见不到1个小时了，周总理又从大会堂来到了首都工作组设在天安门城楼的指挥所。他问郑维山、蔡洪江：“你们想过没有，若是红卫兵没有思想准备，主席的车通过时，他们没看清主席，要求再次参加接见怎么办？要立即写个广播通知，交给宣传车，在主席车出发进入通道前五分钟开始广播，过早了容易泄密。”接着，你一言他一语地议论《通知 》的内容，我在小本上边记边整理。议论后总理叫我把《通知》稿念给他听。总理听后说： “ 就这样，马上交给宣传车，并告诉广播员，一定要在主席车出发前5分钟开始在沿线上逐步向前广播。”
   　　
   12时45分，宣传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开始广播接见《通知》，12时50分，《东方红》乐曲响彻广场上空、接见开始了。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各乘一辆敞篷吉普车，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六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在12辆敞篷车开道、警卫车的引导护卫下，首先接见广场的红卫兵，尔后沿着东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路、北三环路缓缓地驶进。红卫兵都按广播《通知》的要求办了，都在原地、原位预有准备地、秩序井然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接见。只用了一个小时，接见完了50里巨龙似的150万红卫兵。
   　　
   接见完后出现了意外险情，当主席的车西进到大钟寺东侧时，与外地刚来京的红卫兵相遇。这些红卫兵看到毛主席后，蜂拥而上拦住了主席的车，整个车队顿时被三四百红卫兵围住了 ，周总理、主席的警卫人员、警卫处长毕庶畅等急忙下车疏导也不管用。
   　　
   一个男红卫兵跳上了蔡洪江与杨成武、傅崇碧同乘的敞篷车（在主席左后侧），他想通过此车再跳上毛主席的车，蔡洪江手疾眼快一下子把他拽住了。他极力挣脱，并说：“我是毛主席家乡的人，我要上车看毛主席。”他极力挣脱，把蔡洪江的衣袖都拽破了，蔡洪江则死死拽着他不放。这时围观圈越压越小，就在主席有被冲撞挤伤的情况下，卫戍区在北太平庄的4个机动连，天兵天将似的出现在现场，在总理、蔡洪江、毕庶畅的指挥下，迅速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才使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安全地脱离了险境。
   
   　　
   第六次接见200万红卫兵
   
   第五次接见方式最省时间，最能减少主席的劳累，但周总理考虑到主席的安全，不敢在50里长的路线上重复使用上次的方式，于是他决定，以红卫兵乘车通过天安门的方式进行第六次接见。
   　　
   搭载200万红卫兵通过天安门，至少需要6000辆卡车。当时驻京部队的卡车为数不多，要在3天内运筹6000辆卡车难度极大。首都工作组报请总理同意，连夜从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和军兵种中抽调，火速云集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编队。
   　　
   当时北京能通卡车的大街不多，二环路、三环路尚未沟通。6000辆卡车的编队，登车点的确定和各路卡车纵队通过出发点、天安门的时间，以及疏散出口的规定等等，都必须作出科学的计算，准确的规定，密切的协同，进出路线都不能交叉运行。
   
   首都工作组把制定这一科学规划的任务交给了卫戍区参谋长刘光谱。他对摩托化部队的集结 、开进、疏散有经验。他和科长胡自成、参谋刘广文、朱海英等，日以继夜，通宵达旦制定出一份蜘蛛网式的地图注记式的行车计划。周总理在福建厅听取了刘光谱、邱巍高的汇报后 ，又亲自审查这个计划，并指示按这个计划组织一次演习。
   　　
   1966年11月1日，首都工作组在天安门城楼组织6000辆卡车进行了一次模拟演习，首都工作组没有邀请周总理观看演习，因为考虑到：这时的周总理既要把日益混乱的国家管理好，又要把混乱局面的外交办好，必须把红卫兵当作“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接待好，这个外交内政的“大管家”实在是太难当了。
   　　
   接见红卫兵以来，周总理一昼夜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为了让他多休息儿一会，我们没有惊动他，可是总理极为重视这次演习，他未让首都工作组知道，独自在大会堂的二楼观看了演习的全过程，并在演习结束后，又召集首都工作组、卫戍区领导在福建厅开会，研究解决演习中发现的问题，又重新规定了六路车的车速、车距和间距。

   11月3日上午10时10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大会开始。林彪讲话后，10时20分搭载红卫兵的6路卡车开始缓缓地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
   
   结果事与愿违：这种接见方式很不理想。搭载红卫兵的6路卡车，未能像演习那样顺利地通过天安门。因为，当卡车进到金水桥时，车上的红卫兵都争着要看清毛主席，车厢南面人拼命地往车厢北边挤，任凭广播员怎么劝说，他们也不听。这样，卡车载重失去平衡，时有翻车的危险，司机只好再放慢速度，不能按计划驶进，致使整个接见时间延长，直到下午3时才结束。
   
   
   　　
   第七次接见200万红卫兵
   
   进入1966年11月份以来，北京的天气逐步变冷。周总理考虑到，立冬后再接见红卫兵，保障娃娃们的衣食住行将遇到极大的困难。
   　　
   他力图说服毛主席尽早结束接见红卫兵的活动，经请示毛主席同意，11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署发出了一个紧急《通知》，规定红卫兵和师生“暂停来京和到各地串连”。可是，这个最高权威的红头文件，这时对红卫兵已没有约束力了，来京的势头不但未减反而更猛了。
   　　
   为了早接见、早回去，周总理在第六次接见后的第七天，又安排了第七次接见200万红卫兵。
   这次接见因人数太多，周总理安排分两批接见。
   　　
   11月10日上午10时开始，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第一批150万红卫兵。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这次接见，进行得非常迟缓。红卫兵为了多看一会儿毛主席，走到金水桥时，或是放慢脚步，或是打旋涡来回翻滚。
   　　
   毛主席为引导红卫兵西进，不断地沿着检阅台往西走，手挥军帽，示意不要在天安门前停留 。周总理不断地叫我们打电话告诉邱巍高组织部队疏导。这种打旋涡翻滚渐进式的接见，直到下午4时才结束，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6个小时，实在是太累了。
   　　
   11日，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批接见。把50万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留出通道）东、西长安街上，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乘9辆敞篷吉普车进行了接见。
   
   　　
   第八次接见250万红卫兵
   
   进入1966年11月下旬，上次接见过的红卫兵还未走完，新来京的红卫兵又达到250万，两项之和，在京的红卫兵将近400万。
   　　
   “小雪”过后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可是这400万红卫兵或是离家过早，或是从南方来，他们绝大多数都穿着单衣，没有御寒衣物。这时，周总理遇到的最大困难，最大压力是给这些衣食住行全免费的“客人”解决御寒被服，防止冻伤的问题。
   
   北京市的库存物资全部拿出来了也无济于事，经报请毛主席同意，周总理像进行战争动员那样在工商系统和北京市进行了全面动员，号召工商部门、工厂、商店、仓库，把棉被、棉衣 、毯子、绒衣、球衣等御寒物品全部拿出来。几经动员，同舟共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周总理的高超指挥艺术，在这个关头，使林彪、江青一伙找不到茬儿。
   　　
   这时，毛主席已经不太情愿接见红卫兵了。“小雪”已过，周总理设想在25、26两天中全部接见完在京的250万红卫兵，当周总理把这个设想报告毛主席时，主席说：“不是停止串连，要回原地闹革命嘛。”
   　　
   总理说:“已经来了，天又渐冷，北京市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让他们快回去”，“你不见，他们不走呵。”主席说:“这些红卫兵娃娃来了，你不见，他们不走，天冷了，了不得” ， “这是逼上梁山呀!”
   　　
   主席同意总理的建议，把第八次接见作为最后一次接见。因为人数太多，周总理为减轻毛主席的劳累，决定把250万红卫兵分两批进行接见。1966年11月25日接见150万，26日接见100万。两批接见均把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西郊机场，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乘9辆敞篷吉普车进行接见。
   　　
   25日接见完广场、东西长安大街的红卫兵后，周总理请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到大会堂休息一会儿，尔后一起出发去西郊机场。不多一会儿，主席催着要出发，总理怕西郊机场未准备好，去早了怕主席在野外受冻的时间长，打电话询问又怕不准确，便叫蔡洪江坐他的“吉斯 ”专车亲自去看一下。一路绿灯放行，蔡洪江很快疾驶到机场，仅用了几分钟，就用总理车上的无线电话向总理报告:“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出发了。”
   　　
   总理这才放心地让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出发，到机场后，一点时间也未耽搁，开始得很是顺利。
   　　
   26日下午，在西郊机场进行了最后一次接见。接见后发生了两个意外的事故。一是又冷又饿的红卫兵，还未等主席换车，就“撒鸭子”了，把机场大门堵得水泄不通，主席的车无法回中南海，只好返回走人行道，从机场东北侧的一个小门改去玉泉山。蔡洪江等步行协助毛主席的警卫人员把主席护送到了玉泉山。二是散场时红卫兵拥挤不堪，将机场外的一座罗锅桥压断，踩死了几个人，伤了十几个人。
   　　
   在1966年70天的时间里，毛主席8次10批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接见完后，周总理叫首都工作组写总结报告给主席。蔡洪江让我起草。我撰写了一个很长的总结报告，经蔡洪江修改后，由郑维山签发报周总理转报主席。
   　　
   接见红卫兵真是累坏了周总理。未亲历其境者，是难以理解周总理当时的处境和付出多大的心血的，他的辛劳真的达到了极限。接见1200万红卫兵，消耗的财力、物力无计其数。
   
   文革为何阴魂不散？因为毛尸阴魂已经通过“目光接触”附着在这些不幸的“活死人—红卫兵—丧尸”身上了。只有等到这些丧尸被淘汰干净，他们的余毒也已肃清——中国才可能出现一个真正的“非毛化”时代，一个超越了“僵尸时代”、“活死人时代”的第三中国！
   
(文革为何阴魂不散，因为“红卫兵—活死人”还在 全文完博